保罗·维利里奥：《从公路权利到国家权利》
2016-05-25
保罗·维利里奥：《从公路权利到国家权利》
保罗·维利里奥 译者 郑兴
译者按：本文系保罗·维利里奥著作《速度与政治》（Speed and Politics）的第二章。《速度与政治》法文第一版出版于1977年，系维利里奥早期最重要的著作，其理论核心概念“竞速学”（Dromology）即于焉生成。）
随着摧毁性机器的发明，进攻被改变。
——艾拉德(Errard)，也即人们所知的巴勒杜克(Bar le Duc)。
甫一掌权，纳粹政府就将运动与运输（Sport And Transport）提供给德国无产者。不再有骚乱，不再需要很多镇压；为了清空街道，将道路许诺给每个人即已足够。这是“大众”汽车（Volkwagen）的“政治”目标，一个名副其实的全民公决，因为在还没有一辆“大众”汽车上架的情况下，希特勒已经说服170000公民去买“大众”汽车。“NSKK”（National Socialistisches Kraftfahr Korps：国家社会主义汽车部队）在当地根据私人汽车的分类被组织起来。它迅速地集合了50万的司机，并训练他们在任何一种地形上驾驶，去训练他们边开车边射击，等等。因而，在这样的训练中，这些“运动”俱乐部的每一个成员都回归到了博诺特（Bonnot）和爱尔卡朋(AL Capone)的载具罪行（Vehicular Crimes）的前驱性技术之中。但是，如果下述情况属实——即在1941年的《阿图罗乌依的可抵抗崛起》（The Resistable Ascent Of Arturo Ui ）中，布莱希特乐于使一个黑帮分子成为双倍的希特勒，那么，这种相似性却已超出了简单戏仿的范围。就像法西斯的悲剧或者博诺特在1911年的历险，美国移民奔向权力之竞速（race），和运输革命（Revolution In Transportation）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样，美国的匪徒行径的大人物都是起步于街道，在那里他们像乞丐、像外国人一样逡巡。著名的“钻石吉姆”（Jim Colosimo）就是从做一个扫地工开始，而且，就像他的很多同胞一样，作为一个选举代理，作为一个挨家挨户的推销员，很自然地越过了政治商店的门槛。
然后，市民们仍然处于“救世军”（S.A.）的“褐色军团”的影响之下，因其绑架、枪击、街斗和装甲汽车的疯狂追逐，20世纪20年代仍然存在着的汽车崇拜（Automobile Apotheosis）只是一个技术插曲——在针对城市及其财富的“竞速政治攻击”（Dromocratic Assault）中的技术插曲，而这种攻击在发展成针对美国这一国家自身的攻击之前，由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移民群众所发动。不过，爱尔卡朋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被民主党所支持吗？难道他没有把他的“训练”归功于他在美国军队中的志愿服役？
这些匪徒的无名军团将在意大利解放时期的最后一次战争中更受瞩目，这些人被视为是“优秀的美国公民”。
在另一个层次上，我们也明白了美国政府是如何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复苏，且是如何治好民众所面临的“街道的诱惑”。同样的，这里的“歹徒—竞速统治者（gangster-dromocrats）”的经验也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天才的举动将存在于废除了对骚乱的直接压制，以及通过解释政治话语的本质，废除了政治话语自身：由汽车的大众化生产（Mass Production）（1914年由“福特”所创）所带来的运输能力（Transportation Capacity）能成为一种社会攻击（Social Assault），成为一种革命，这一革命通过转换所有消费者的需求，通过将起初连400公里公路都付之阙如的领土彻底重塑（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再次被提醒吗？），将足以、并且能够去修改公民的生活方式。
赫尔穆特·克洛兹(Helmut Klotz)博士在1937年写道：“国家社会党的汽车军团是这样一种组织，即在严格的疆界范围内，它能够立刻对德国军队的机动化（motorization）有所裨益”。如果说他认为这种机动化只是在远距离上呈现出有限的好处，他其实也承认，在短距离上，这一机动化有能力使得进攻力量（Assault Force）的强度得到极大程度的增加。
在路对面的海滩上，大众化生产的美国汽车的野蛮审美的持续转换，它的形体和装饰的刺激性的过剩，显示了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朝向“美国生活方式”的进程）的恒久性。但是，与此同时，这样的大型汽车的形体已经被阉割了，它的抓地力是有缺陷的，它的动力发动机则被限制了。就像针对速度限制的法律一样，我们在谈论的是政府的行动，换句话说，我们谈论的是针对公路的政治控制，这一控制的目的就在于,限制由大众机动化(Motorization Of The Masses)所创造的、“非比寻常的进攻能量”。
这一挫折被施加于驾驶者（他被剥夺了“高速”中的“高”，当他喝醉的时候），这一载具禁令（Vehicular Prohibition）也是由一个新彼岸国家所进行的构造：“毫不夸张地说有数百万的年轻人，他们会开汽车，也能修理汽车，能够自己组装收音机设备，而且能够像‘火腿’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在越野摩托和流通的领域是专家）”，整整一代人都是能干的、足智多谋的机械师和电工，”万·布什（V.Bush）在1949年的《现代武器和自由人》（Modern Arms and Free Men）中评论到。“每一个角落的车库，每一个无线电俱乐部，都是一种训练中心，这种训练能在短期内被轻易转换，当考验来临，这种训练就会被转换成一种能力，一种能够操作复杂战争工具的能力”。
这是对无知大众的运动倾向（aptitude for movement）进行持续的利用，它被作为一种社会解决方案，而这一利用并不是工业化国家所独有的。在汽车的问题之前，民用工业已经面临着由大众军队所带来的鞋子的问题。在1792年，“后勤部队”（Supply Corps）能够用200双鞋装备光脚的军队，可当时他们需要的是80000双。即便如此，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因为“即便在军事介入之外，行走也是一种战略工具”，这样一种攻击（Assault），最初是为针对时间（Time）而发起，也能在理论上被实现（即使物质手段匮乏）。
现在，反对党们正在为工人的“运输时间”（Transportation Time）而战斗。再一次的，这又是一个“时间节省”（Time saved）的问题，而且，我们回归到了社会“蜕变”(Metamorphosis)的起源。我们这里处于“三个八小时革命”（Revolution Of Three Eights）的层次上，这对1848年的人来说很亲切——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休闲。更可瞩目的事实是，这样的要求一旦被提出，从一开始就会在所有党派间、在每一场革命运动中、在无论是在温和的人还是极端的人之中，有着创造统一性（Creating Unity）的独特优点。这样的由工人发动的“时间战争”（Time War）“有着所有革命需求的优点，没有任何缺陷”。因此，苏联共和国在1917年的秋季也决定将其引进，而德意志共和国则在1918年将其引进。
法兰西共和国，在战争的结束，面临着一个流血“五一节”（May 1）的恐惧。而且，事实上，在1919年的那一天，一场巨大的游行再一次被组织，且政府知道，唯一的口号将是“八小时”。但是，社会党的头目们难道不是已经在权力责任（Responsibilities Of Power）中将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了吗？他们中不是已经有人领导着武器部门（Ministry of Weapons）了吗？因而，同意“八小时”，就是“维护一个明确的印章，使战争时期中已然存在的东西——神圣连接（Sacred Bond）——在和平时期继续保存”。
在1919年的5月1日，无产阶级再一次地被遣散了；它刚刚离开了战壕的斜坡，却又一次发现自己在城市街道斜坡上“直面死亡”。经历过初期的拥抱和亲吻后，人们所认为的平民的对于前线的“忘恩负义”，只是一种向常态的回归，向市民的某种态度的回归——游方僧(Gyrovagues)们再度获得了运动的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而市民对多数的游方僧是采取基本不信任的态度和蔑视的态度的——这样的回归能够再度为政治战斗所用。
1936年，这些“八小时休闲”的真实性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被揭示了：休闲意味着带薪休假，而带薪休假则意味着旅行——即使是“最后旅行”，如一首著名的、来自于所谓的、愉快的“人民战线”（Popular Front）的歌曲中所怪异地强调的那样。一场在运输中、而不是在快乐中的革命，朝向营地、青年旅社/营房；到处是军营，领土的大型军营。但是，西班牙内战不是将要被宣布了吗？而且法国的不干涉将要成为“人民阵线”的坟墓，“人民阵线”因拒绝这一最后旅行的“彼岸”，突然停止？
竞速政治话语（Dromocratic Discourse）被政治资产阶级中的人滥用式操纵，这一点应该在很久以前，就他们的真实的革命意图，已经对我们做出了警告。
1789年的事件宣称要成为一个对抗屈从（Subjection）的反叛，也即，对抗的是对固定性的限制（constraint to immobility），古代封建农奴制即象征着这种限制（这一农奴制在某些地区被进一步强化）——一场对抗专制性限制和强制居住某地的反叛。但是，没有人怀疑过，“对来去之自由的掌控”（蒙田对此很熟悉）可能经由巧妙的手法，变成一种对移动性的强制(obligation to mobility)。1793的群众起义是是第一种运动专政（dictatorship of movement）的建立，它微妙地替换了革命初期的运动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
在这第一个现代的国家，权力的现实是作为运动的积累（accumulation of movement）而出现，它在暴力的积累(accumulation of violence)之外出现。简而言之，在1789年的7月14日，就巴黎的部分人民来说，占领巴士底狱就是一个真正的福柯式错误（Foucaldian error）:这一监禁的著名象征已经成了一个空荡荡的城堡，暴动者们惊讶地发现，在令人畏惧的高墙背后，没有留下任何一个需要“解放”的人。
这种革命的战略模式（Strategic Schema）将特定的无产者分予两种统治阶层：大众军队的军事无产者（military proletariat），他们已经被派出去，处于“公路领土”上，他们组成了“行军中的国度”；另一种是工业无产者（industrial proletariat），就像它的称呼——“工人军队”，它维持一种封闭的状态，封闭在国家领土（national territory）的巨大营地(vast camp)内。因此，我们能够清晰地区分出两种功能——如是这般被动员起来的无产者根基的两种功能（function）（或者说，两种运作(functioning)）,无产阶级化的术语从未像1793年2月代表大会法令中那样激进地被设定：“年轻人将要去参战”，而“已婚的男性、女性和儿童将要被要求从事生产制造的工作”，（比如武器、服装、帐篷、绷带等等）——简而言之，后勤学供应（Logistical Provisions）。然后我们会看到，商业资产阶级试图,通过积聚工业无产者的生产性运动（Productive Movement）（行动）（吉伦特派资产阶级和战争供应商，瑞士银行及芝柏表制造商等等），去丰富自身；军事阶层则积聚移动群众的毁灭性行动（Destructive Act），而且，这种毁灭的生产（Production Of Destruction）经由无产者的攻击能量(power of assault)所达成。
历史表明，封闭的资产阶级的腐朽必然标志着生产性大众的衰退，以及标志着在国家（State）之内的、军事无产化（Military Proletarianizaiton）之手段的兴起。例如，在其所作所为中，马克思主义国家（Marxist State）作为一种机动功能专政（Dictatorship Of Motor Functions）第一次出现，这是一种非常认真地编排并开掘群众运动（Mass Movement）的每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据少数目击者说，金边陷落以后，柬埔寨成为了“巨大的兵营”（vast camp），他们抱怨马克思和苏联人，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和苏联人是“古拉格的发明者”——但其实那只是军事无产化（Military Proletarianization）运动的一次爆发。事实上，根据他们自己的表述，红色高棉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平民百姓、将几百万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视为“战争囚犯”。柬埔寨新领导人将一本乔森潘25年前留下的回忆录——似乎完全是——用于索邦大学。因此，我们知道了正在蹂躏这个不幸国家的病毒来自哪里了：柬埔寨革命的乌托邦架构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对立面。柬埔寨将大城市居民从城市中残忍地清空，这些居民或是被屠杀，或是被驱逐到乡野；部分邻近地区被彻底夷平，为稻田所取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存在沟通；无人城市的唯一居民就是一些步兵的部队、高棉领导人和一些外交官。这不仅是一个革命了，这是围攻公共要塞的悲剧性终结，最终为进攻者所淹没。
在“被解放的”的越南，他们发现了其他种类的无产者动员(proletarian mobilization)：西贡陷落后，革命军队的一个主要关心的事就是，将“无价值因素”，比如妓女或者南部大城市的懒惰黑市商人，去投入到后勤学修复（战略要道、铁路和大桥）的工作中。但是，它还将教育它的年轻一辈，让他们去穿上新制服，以“默剧”的方式表演出被解放的欢欣——也就是教给他们一种权力的简化，这种权力归根结底就是对身体的限制与入侵。在这里，无产者专政只是运动的（行动的）专政，后者在大型极权主义节日（以其巨量的动力学人群）中被揭示出来。在东欧集团国家，运动会和体育庆典经常被给予荣耀的地位，就像他们当年在法西斯治下一样：这样的同步化将成千上万的个人整合进一个总体，就像曾有一段时间，军事演习广场所做的那样。人群的活力成为一种千变万化的装饰，自动形成标语或者党的领导人的肖像，使得革命激进分子在片刻间成为毛ZD和斯大林身体的一部分。
更有趣的是，在中国人之后，越南人显然对其康复营（Rehabilitation Camps）引以为豪，因为据说，他们要将血腥镇压和残忍惩罚从体系内消除。他们把人不加判断地送到这些康复营，而这些康复营以其非常医学化的命名警告我们：康复必须与——对病弱身体、残疾身体的机械化编排（mechanical programming）——相联系；此种康复声称要修复（Repair）他们。意识形态的失职者（Delinquent）或者异见者（Dissident）不再被视为政治对手；他不被允许优先进行精神分析治疗，而俄国人和美国人会给他们的知识分子进行这种治疗。物质主义臻于其纯粹形式，因为即便是重视反对思想（对一个不同的概念）的可能性已经完全被消除了。异见者是一个身体，他的异见（Dissidence）则是姿势（Gesture）的罪行——比如说，他的怠惰（Indolence），他的淫猥（Lasciviousness）。表面上看来，几乎不会再有意见（Opinion）的罪行，只有姿势的罪行。忏悔（Confession）被取代了：身体有罪，是因为它从同步（Synch）中逸出，它们必须按照演习中的全体人群的速度，被放回党派线（Party line）,对它们来说，每一件事都是公共体育锻炼的机会，无论是从经典的处理武器还是到放松与体操（在大街上，在军营里，在工厂里，在集体运动和舞蹈中，地球与生态的防卫职责等等。）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经常看到，在数百万挥舞着红宝书的、像机器人一样的人群前，毛ZD和周EL的脸上会有一种尴尬。诗人所渴望的文化革命难道就这样降格为群体操，而这样的群体操又因北京的墙上进行的群众谴责运动而增倍，就像一百年前的巴黎公社一样（一个警察国度，克鲁赛利特（Cluseret）如是称呼它），或者像柬埔寨革命中的儿童警察（kang-Chhlop）一样？社会主义将要降格为“情报”（Intelligence）的社会化？
下述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政治（Political）革命以一种警察功能（权力）的再分配而告终，这种再分配是要分予所有的激进分子，仿佛他们就是为数众多的军事化公路巡警（Military Highway Patrol）的代理人，为旧制度（Ancien Régime）所用，用以建立社会透明性，用以发现不屈服于社会性全体的姿势与运动——也是用以发现领土身体，就像在地球监测（Telluric Surveillance）中那般；一种生态学警察（Ecological Police），复兴了城市控制，看起来这是为了权力，一种将要成为未来的解决方案的权力。
卡斯特罗穿着他的凌乱的游击队服装，交易来匹诺切特的制服，勃列日涅夫穿得像一个元帅，世界上每一个社会主义看台上的、过度装饰之军事领导者的大量存在告诉我们：生产活动的最终极的获利者，运动的真正的独裁者——是他们。正是因为他们，而不是因为含糊其辞的哲学家或者理论家，运动中的国家这一政治观念才在1789年诞生——新的军事化无产者成为发射物（Projectiles），以其工业火炮的胜利和机器战的扩展，射向十九世纪中期。“重型火炮”，托洛斯基在1914年写到，“给工人阶层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当你无法绕过一个障碍，你仍然可以打碎并穿越它。其后他们的心理上的静态相位（static phase）便让位于动态相位(dynamic phase)”。
在列宁之后，当对能量来源的征服越发重要，毛泽东将宣称人民群众有资格成为“历史的推动力”。政治隐喻紧跟着后勤学进程之后，以致于它声称在历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军事科学，就像历史学一样，只是一个对消失身体的动力学的持续知觉；与此相反，身体可以作为历史的载具而出现，作为它的动态矢量。拿破仑三世声称：“对战争中的人来说，记忆的能力就是科学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