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一词用法的24条笔记

阿兰·巴迪欧

九月虺译

1.       尽管我们可以再次并一直对法国大革命一开始提出的“我们在这里以人民的意愿”的口号致敬，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人民”一词，就其自身而言，绝不是一个代表进步主义的名词。当梅朗雄[1] （Mélenchon）宣告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今天来说，这不过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修辞而已。尽管“人民”一词十分近似于纳粹使用的德语“人民”（Volk）一词，但我们仍然认为，“人民”并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词汇。当我们谴责玛丽·勒庞[2] （Marie Le Pen）的“民粹主义”，这仅仅是加强了这种混淆。事实上，今天“人民”一词只是一个中性词，就像政治辞典中的其他词汇一样。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上下文的语境。于是，我们需要对之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2.       形容词“大众的”（populaire）含义更为丰富，也更为灵活。这只需要看看如下一些表达就够了：如“人民委员会”（comité populaire），“人民运动”（mouvement populaire），“人民法院”（tribunal populaire），“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人民力量”（pouvoir populair）等等，而在国家的层面上，则有“人民民主”（démocratie populaire），更不用说“人民解放军”（armée populaire de Libération）了，我们就会发现，形容词就是对名词的政治化，并赋予其一种灵韵（aura），这种灵韵将压迫与新集体生活的启蒙之间的裂缝弥合起来。当然，说一个歌唱家或政治家是“人民歌唱家”或“人民政治家”，这仅仅是一种国家主义标签，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但如果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某些事件中由同样这个阶级所进行的运动和起义，这就是解放的问题了。

3.       反过来看，一旦“人民”一词跟着一个形容词，尤其是这个形容词是带有身份或民族籍贯的形容词时，我们对这个词就不太信任了。

4.       当然，我们知道“越南人民解放战争的英雄”绝对是合法正当的表达，没有任何政治上值得质疑的地方。在殖民主义压迫的情况下，甚至是无法容忍的外族侵略的情况下，我们所说的“解放”，赋予了那个跟随在一个表示特殊民族的形容词之后的“人民”一词，具有了不可否认的解放的意蕴。 尤其是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营的立场上，他们宁愿说“部族”（peuplades）、“种族”（ethnies）、“部落”（tribus），而这些并非是“种族”或“野蛮人”的说法。“人民”一词只适用于强大的征服者，并被同样的征服者所颂扬：“法兰西人民”，“英国人民”，这些有……阿尔及利亚人民，越南人民，这些没有。知道今天，为了帮助以色列的统治，绝不能有“巴勒斯坦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时代，“形容词+人民”被神圣化了，这是由于经常需要武装斗争，“人民”一词的正当要求，而殖民者则宣称他们是唯一“真正的”人民，而拒绝了“人民”一词的这种用法。

5.       但在解放斗争的暴力过程之外，在将“人民”作为禁词的殖民运动之外，“形容词+人民”这种表达有什么用？这不算什么大事，让我们来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如此。因为在今天，势必会让马克思那句震耳发聩，同时也容易遭人遗忘的名言的真理成为必然，尽管在其作者那里至关重要：“无产阶级没有政党”。他们的境况甚至还不如过去的游牧民族——因为他们脱离了土地，远离了可怜的农民，加入到大资本的工厂里来——今天无产阶级比以往更甚。无产阶级不仅仅从农村到城市，也在从亚非到欧美，从喀麦隆到上海，从菲律宾到巴西。那么带国籍的形容词+人民属于哪里？今天，比对阶级的未来的伟大预言家马克思创立第一国家，比工人成为国际主义的鲜活的身体的时代更好，其唯一的领域就是，存在着叫做“无产阶级”的事物，这些事物可以作为共产主义的主观身体。

6.       我们必须摒弃诸如“法国人民”风格的表达，以及其他灌注了身份的“人民”的表述形式的反动命运。事实上，在那里，“法国人民”不再意味着：“国家赋予了那些说法语的人以权利的人的静态集合”。我们仅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这种集合，即身份事实上成为了进行中的政治进程，如阿尔及利亚反法战争中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抑或如在延安共产主义根据地时期所宣称的“中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这种“形容词+人民”只有极端对立于另一种“形容词+人民”才能获得其真实，那种“形容词+人民”的背后矗立着殖民者的军队，这些军队直接镇压“人民”一词之下的起义者，或者说，这就是反动国家的军队，它渴望消灭“反国家”暴乱。

7.       于是“形容词+人名”要么是一个国家的静态范畴（如今天在形形色色政客口中的“法国人民”），要么是一个与所谓的民族解放的情况有关的战争和政治进程的范畴。

8.       在著名的代议制民主制中，“人民”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权利范畴。通过投票的政治拟像，有人类原子的集合所组成的“人民”，赋予了一种假象以当选的合法性。这就是“人民主权”，更准确地说，是“法国人民”的主权。如果在卢梭那里，人民主权还是实际而活生生的人民的集合的话——记得卢梭认为英国议会就是诈骗——在今天，十分明显的是，这种人民主权，也就是有静态和原子化的意见所组成的多元，不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作为代议过程的司法参照物，“人民”仅仅代表着国家可以且必须在其存在中持续下去。

9.       那种存在？我们将会问道。于是，不用在这里详述此事，我们进一步提出，国家不仅仅在投票中，而且也在资本必然性的牢不可破的联盟上，在这种资本必然性不断需求的反人民的行径上，获得其真实性。这变得越来越公开，也变得越来越无耻。这就是我们的“民主”政府将他们声称所代表的人民，变成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化的实体。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一点，如果你们和圣托马斯一样只相信所看到的东西，那就看看荷兰吧。

10.   但“人民”真的不是形容词“人民的”进步的含义下的一个根本实在吗？“人民团体”难道就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民”的代表吗？这种意义是封闭的，国家的意义，他恢复了带国籍的形容词，和人民主权下的“民主的”司法化。

11.   再看看民族解放战争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人民”实际上代表着一种人民的存在，他们被拒绝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实指，这个国家不能作为国家所赋予的民族而在世界背景下存在。于是，在国家的非在（l’inexistence）的反作用力之下，“人民”可以参与到政治进程的设计之中，并由此而变成了一个政治范畴。一旦国家被建立起来，常规化，并成为“国际共同体”一部分，那么其所宣称的人民就不再是一个政治主体。这就是一种普遍的方式，无论其国家形式如何，它都是构成国家的被动的群众。

12.   不过，“人民”是否并不能在这些被动的群众中设定出一种独特性（singulaité）来？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例如在法国，1936年7月的工人大罢工和1968年5月的学生罢课，难道不是必须接受这样的说法，即人民——“工人人民”——相对于“法兰西人民”的表达所设定的宪政上的静态概念，作为一种内在的例外（exception immanente）而登场亮相吗？我们可以说是的，我们必须这样来说。还有斯达巴克斯及其伙伴们的起义，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和他的黑人白人兄弟的起义，我们就必须要说，在古罗马或者在海地殖民地，他们成为了真正的人民。

13.   由表国籍的形容词所限定的“人民”一词的惰性化的危险，完全可以同样用由国籍和权利的“人民”——尽管这是反常的说法——的内在冲击力来颠覆。当埃及的塔希尔广场上占领者们宣称“我们就是埃及人民”时，在“阿拉伯之春”的高度上，他们想说的是什么？他们的运动，他们特有的统一体，他们所属阶层的字眼，都刻画出一种不能以既定的惰性国籍身份来概括的埃及人民，这种埃及人民积极地主张重新获得带国籍形容词的人民的权利，因为他们所说的国家是即将来临的国度。因为这种人民只能存在于巨大政治运动的充满活力的形式之下。因为，在面对这种运动的时候，代表埃及的那个国家是不合法的，并且注定要消失。

14.   我们看道，在这里“人民”一词所具有的意思，意味着现存的国家的消失。此外，在国家的消失本身之外，政治决策是在聚集在广场上的新人民手中做出的，他们凝聚为在位置上（sur place）。这显示出，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而这就是马克思所宣称的革命政治的最高目标的潜在要求：国家的萎缩。

15.   我们可以说，在这些例子中，在选举过程的作为大多数人代表（représentation）的地方，在那里，通过国家合法性的司法角度，为这种人民的国家性惰性状态赋予了形式。但与这种对专制权威的半赞同，半自愿的顺从（soumission）不同，我们拥有一种少数人的派别（détachement），这个派别的态度激活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方向上的“人民”一词。“人民”可以决定新（nouveau）——在一种完全不同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境中——决定政治进步的主体。但这总是在少数派的形式之下，这些极少数人宣布，他们不代表人民，但他们就是人民，他们摧毁了特有的惰性状态，并创造了新政治的身体。

16.   我们注意到，少数人的派别并不能将构成了新政治的身体的少数人的宣言【“我们是人民，真正的人民”】发扬光大，超越其特有的连贯性根基，它总是不断地与通过成千上万的途径和行动来与大多数鲜活的群众联系起来。就是说，在上个世界，这些特别的和特殊化的派别被命名为“共产党”，毛泽东指出，党的合法性完全取决于所谓的“群众路线”，而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从始至终就是一种可能的某种政治的实在（réalité）。也就是说，这些作为激进派别的人民内部的例外，永远不会将其抱负建立在真正人民的临时性的身体之上，这个临时的身体不断在广大群众中矫正其抱负，在这样一个方向上展开其活动，这个方向即惰性状态的人民，依从于国家的架构，仍然回避着他们自己的政治能力。

17.   但是，有人会问，如果没有积极地凝聚在一个党派之下，也并不包含在按照国家构建的“顺民”（peuple souverain）的装置（dispositif）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难道就没有“人民”了吗？我们回答说：是的，没有了。说“人民之人”（gens du peuple）是有意义的，这种人民，就是在国家的外衣下，官方的人民坚持认为其不存在（inexistant）的人民。我们现在处在社会的、经济的和国家的客观性的边界上。多个世纪以来，“不存在”的大众就是贫穷的乡巴佬的大众，存在的社会团体会说，国家就是有世袭贵族和富有的新贵组成的混合体。今天，社会会自认为是“发达”社会，或“民主”社会，那些被视为不存在的大众的坚实内核组成了无产阶级最后的成员（我们称之为“移民”）。围绕着他们，那些临时性不定的工人，小雇员，失去地位的知识分子，在大城市周边被放逐和被隔离的青年人构成了无产阶级模糊的总体。如果这些人没有从国家的视角来看，成为官方正式的人民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合法地将这样一个集合称之为“人民”。

18.   我们评述一下，在我们的社会中，官方正式的人民成为了“中产阶级”的非常奇怪的名称。仿佛若是“中产阶级”，就会令人敬仰一样……这就是说，我们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意识形态。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明显的贵族主义色彩针锋相对，他认定处在最中间位置上的才是最优秀的。也正是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必定支持民主宪政。今天，为官方宣传的新闻界（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新闻记者），他们十分欢欣鼓舞看到，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热血沸腾地算计着——达到了5亿人，这5亿人会消费新产品，他们希望我们和平地进入到他们之中，这就是一种无意识地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们的结论同样是如此：在中国，民主派——中产阶级民主派——正日益凸显，对于他们来说，“人民”是一个由中产阶级的人们所组成的令人惬意的集合，他们组成了人民群众，对于他们来说，寡头制资本主义的当权者完全可以视为民主的合法政权。

19.   中产阶级就是寡头制资本主义的“人民”。

20.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里人、中国人、摩洛哥人、刚果人或者泰米尔人，我们拒绝让这些人正常化，拒绝给他们证件，他们构成了他们所是的人民的集合，并仅仅是对寡头制所缔造的连贯一致的人所组成的“人民”一词的剥离。剩下的就是为什么政治组织的进程就是围绕着证件问题展开的，在更为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围绕着无产阶级最后的成员而铲开的，这就是今天所有进步主义的政治的中心问题：他们构成了新人民，他们构成了官方正式人民的边缘，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剥离了作为政治字眼的“人民”一词。

21.   于是，我们拥有了“人民”一词的两个消极的含义。第一个含义，也是最明显的含义，终结作为种族类型和民族类型的封闭身份概念的人民——这种人民往往是虚构的。这样类型的“人民”的历史性存在，需要一个专制型国家的构建，它需要通过暴力的方式让其所奠基的虚构身份得以存在。第二个含义，却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在更大的范围内却更为有害——因为它维护了顺从性和一致性——这就是依从于一个国家的“人民”的认识，当这些“人民”——在这些“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指的是中产阶级——只要他们能自由地消费资本塞给他们的无用的产品，自由地言说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只要他们所说的对一般性机制运行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国家赋予这种“人民”以合法性和福利，并让他们成长。

22.   最后，我们也有“人民”一词的两个积极的含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在其历史存在的视野中来建构人民，这种视野被殖民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或者入侵者所否定。于是，“人民”是依照一个不存在的国家的未来前项（futur antérieur）。第二个意义，就是像这样从其最坚实的内核的立场上来自我宣布人民的存在，这种人民恰恰就是被国家官方从其所谓的“他的”合法人民中排斥出去的人。这样的人民，站在摒弃国家存在的战略高度上，在政治上肯定了其存在。

23.   所以，“人民”是一个政治范围，要么人民存在于国家存在之前，国家渴望用其权力来禁止人民的存在，要么在国家之后，那里会用拥有一批新的人民，这些新人民同时内在于和外在于官方正式人民，而官方正式人民注定要消亡。

24.“人民”一词，只有在国家可能尚不存在的层面上，才能获得积极的含义。要么我们渴望创造一个被禁绝的   国度，要么我们渴望那种官方正式的国家的消亡。“人民”是一个获得了其全部价值的词汇，它的价值要么   体现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短暂的希望之下，要么体现在明确的政治共产主义的希望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