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观点：美国的缺点还是布鲁姆的缺点？　　

希瑟·麦克唐纳 著 吴万伟 译

　　当一九八七年阿兰·布鲁姆的《美国思想的封闭》出版的时候，大学如果和当今的学术界奇形怪状的表演场相比看起来就像人文科学的修道院。重点大学的课程目录和重点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清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证据。但是对于现在来说一个小小的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的了：今年八月份我从加州大学欧文图书馆的倒架的小车上碰巧得到的一本书。书名是《妖艳女郎：女性色情》，是由只求获利而不可靠的出版社出版的女同性恋者淫秽作品的文集。单单一页（Ana Slutsky Peril）的故事的结论和我要提出的结论类似，这样的杂志根本就不应该印刷这些东西。施虐受虐性行为总是西村（West Village）的阴暗角落密切相关就已经足够了，常常把叙述者变成她说的“不睁眼不说话的性玩偶”。形形色色的色情作家的勒口上认为该文集对女同性恋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展现了女/女成对的同性恋的生活而不同通常的（男（冒充男人的女子）/女）女同性恋者的俗套类型。

　　《妖艳女郎》肯定不是加利福尼亚的纳税人心中想象的东西，当他们为大学的新书支付账单的时候，一个鲜艳的橘黄色标签贴在书脊上欢快地宣称《妖艳女郎》代表的东西。这肯定也不是阿兰布鲁姆在写到学习的“爱欲”的时候心中所想的东西。让人心碎的是，加州大学欧文图书馆尽职地用铅笔在封皮内标注了目录分类，非常认真地拼写正确，就像对待新出版的《神曲》一般。但是《妖艳女郎》并没有就像新的《神曲》（Divine Comedy）可能出现的那样在书架上落满灰尘，显然它是经常被人借阅的。不管对于当今的大学图书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管多么让人恶心，《妖艳女郎》在加州大学的文学课程和过去十五年里全国人文科学的趋势的大背景下仍然是有充足理由的。加州大学的本科生今年秋季开学后可以选修“拉丁裔/酷尔性行为”。该课程简介上说“采取批评性的途径探讨性塑造作为权力，快乐和政治的场所”。全国各地的文学系里真正色情的仔细阅读现在补充了仅仅性化的文本，解构主义的理论家曾经满足于描述“文本性”。

　　对于垃圾装模作样的对待表现了布鲁姆最先见之明的观察之一。当大学拒绝“思考文科教育的内容，外部世界的所有庸俗的东西就会潮水般涌进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保罗巴特勒（Paul Butler）在《斯坦福法学评论》上提出“嘻嘻哈哈惩罚的理论（Hip-Hop Theory of Punishment），根据康德的见解作为杰伊·Z的标准:“如果你射杀我的狗，我就杀死你的猫，这就是说唱音乐的不成文法。”哈佛大学已经忏悔地引诱回来一个说唱音乐的学者，此人在劳伦斯·萨莫斯校长的失败的任期怒冲冲地逃往斯坦福”。

　　虽然大学自从《美国思想的封闭》出版以来已经进一步衰落，它通过把布鲁姆描述的灾难进一步推向极端而这么做。布鲁姆嘲笑美国人“我们从过去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的意识，可以肯定的是，当今学术痴迷的最突出特点是赞美时间的短暂，尤其是（那些密切配合身份政治的自恋主张的人）。教授创造出整个学科从自己自我生活的肤浅材料，根据单一的轴心，比如“同性恋”“黑人”“性别”或者有时候这些特征的组合。

　　布鲁姆对当代学术界的报告在敏锐和智慧方面是惊人的。他对八十年代学生的文化空虚的描述和六十年代校园抗议者荒唐可笑的武装冲突的描述显示他是水平高超的社会批评家。 他对这些未来的学生革命家做的“牺牲的部分清单”，随便吸毒、随便性交、课程几乎没有一个优应该进一步撕掉“革命”的上年纪名人英雄壮举的假面。他毁灭性地写到“罗马帝国末期的实践被推动，在早期基督教的道德狂热和罗伯斯比尔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激励。”布鲁姆特别严厉地谴责，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性革命对于浪漫爱情、文学的接受、滋养知识本身追求的潜在的性欲冲动的毁灭性伤害。他对于各个不同社会科学之间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让人痛苦的沽名钓誉的分析是让人大开眼界的揭露内情。虽然那些头发灰白的老青年继续猛烈攻击他对摇滚音乐的抽取精华，他们不能批驳他的观察，即摇滚乐成为年轻人文化的核心角色，如今在成为直呼其名的文化。最后，布鲁姆的预测纠正歧视的优惠措施成为种族关系“长期恶化”源头实在太有先见之明了。

　　但是本书在解释大学为什么陷入堕落的哲学部分是另外一回事。这部分晦涩难懂、庄重严肃、无疑有深刻思想，但没有达到清晰和连贯的高标准要求。他重新构造传统经典的处方是充满幻想的。请允许我简要说明《美国思想的封闭》中的一些缺陷。

　　布鲁姆提出了美国文明“危机”的若干其他原因。该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后启蒙德国思想的破坏性影响，首先是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美国人心理的影响。对于欧洲人来说（在布鲁姆看来，他们天生世故聪明），新德国哲学语言仍然“开辟了通向哲学的道路”，美国人的肤浅让我们处于没有防守的境地，陷入相对主义和自我迷恋的深渊。“我们接受了德国思想家的结果，却没有获得导致这些结果的智慧经验。这是欧洲大陆和我们的真正的差别。这里哲学语言仅仅是一些术语而已。”德国激发的相对主义“消灭了教育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真正动机。”

　　但是约翰·洛克好像也成为《美国思想的封闭》中的罪魁祸首。在有些时候，该书把当今的危机追溯到现代自由思想本身，彻底回避德国人。六十年代学生接管康乃尔大学背后的似是而非的道德是“简单地来自现代民主思想绝对化和激进化的主要观点。”洛克放在公民社会基石上的自我利益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满足”和自我关注，这正是布鲁姆认为美国人最讨厌的地方。甚至连尼采也从来没有看真理基础下面的东西，他建议美国的大学教授在学生成为野蛮人之前可能就被压垮了，仅仅因为他们继承了美国民主的信念“从自由思想的最初根源起，就有一个倾向，朝向不加分别的自由。最后只有当完全不存在道德或者政治知识的时候，才可以获得全部的自由。”所以是民主而不是相对主义把哲学赶下“神坛”。

　　如果美国的衰落的根源还不清楚，那么它的年代学同样不清楚。前面刚说美国大学在五十年代取得惊人的成功，不久就接着说大学陡然的衰落。布鲁姆写到，如果三十年代的美国大学消失，那么“一般意义的学习和积累将不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赖以获得“哲学、历史和文学的知识”的欧洲移民定居在美国大学以后，大学才超越了“本土的民粹主义和庸俗化”。

　　最后，这里有些具体的东西。大学在五十年代崛起和后来的衰落的故事只是《美国思想的封闭》的众多矛盾叙述的一个。布鲁姆还指控了六十年代学生疯狂者放弃“美国学习的伟大自由传统”虽然我们刚刚了解到美国只是到了五十年代欧洲人移民才给大学带来了繁荣。布鲁姆说哲学家“模范”被“没有哲学经验的人吞没，大学衰落了或者被毁灭了”时，观点模糊不清， 到底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布鲁姆说直到六十年代美国学者才有了哲学家的模范？那吞没那些模范的“那些人”到底是谁呢？

　　人们可能认为至少布鲁姆的理性立场是牢固的，正如他说的理性是哲学的基石，但未必如此。洛克对理性的使用导致他创造了权利，布鲁姆认为哲学场景中的闯入者在“经典政治哲学”中没有对应物，它让人怀疑的地位是不可靠的。理性看来并不是真理的保证。布鲁姆的隐晦观点反而来自灵感。“理性已经成为我们的偏见。理性转变成为偏见是偏见的最糟糕的形式，在理性时代，大学最重要功能是保护理性免于理性的伤害”。这样不做解释的矛盾说法暗示斯特劳斯式的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自我放任的文字游戏。

　　如果理性处在能够适当运用理性的少数哲学朋友外的人手中的话，或许是危险的。在任何情况下，声称自己是理性思考的代表的美国工程是个谬误。布鲁姆暗示这一点，但从来没有公开表达出来。在说到平等的时候，他同样狡猾。布鲁姆对于美国的平等理想只是口头上赞同，但是因为平等像权利一样是后古典的发明，也是建立在晃动的哲学根基上的。实际上，布鲁姆认为我们应该“检验我们自己的偏见，质问我们是否真正平等或者那个观点不过是民主的偏见而已。”

　　有时候明显的对立和矛盾连续出现，让人惊讶。“自我”在民主社会中是太顺从了还是太傲慢自负了呢？两者都是。“在平等社会中，实际上没有人有真正的个人观点。”两页后，我们了解到在民主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能防止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布鲁姆好不含糊抨击的目标之一是“历史主义”，他定义为“认为所有思想都根本上和自己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不能超越自己时代的观念”。在布鲁姆看来，“哲学在当代的两大对手”是自然科学和历史主义。（如果被布鲁姆强迫要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做出选择，我将是选择后者的唯一读者，虽然我会感到遗憾，因为科学提高生命的发现带来的奇迹般的，充满爱的奖赏。）布鲁姆把“历史主义”当作当代美国文化的疾病之一，因为其浅薄地没有判断的立场和不愿意承认形而上学真理。实际上，正如布鲁姆确定历史主义一样，他是至少怀疑它们的主张的，这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推向极端，它将让阅读过去的文本毫无意义，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

　　布鲁姆的反历史主义（anti-historicism）很快演变成为反历史（anti-history），一个更加有争议的立场。在《美国思想的封闭》中没有历史，甚至没有对历史的明显兴趣。(除了布鲁姆自己的声音外，也没有任何声音：他反对的哲学家的声音一点也没有)人们能认可布鲁姆挑衅的欲望，但仍会觉得他对事件对思想的影响的漠视实在太过分了。按照布鲁姆的说法，“我们现代人认为比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相对来说微小的变化肯定产生新思想”是古代人避免的错误。现在或许一些希腊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得到了最终的真理，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要求我们批评性地重新访问他们的结论。（在这里，布鲁姆哲学的“雅典”就像犹太教基督教信仰的耶路撒冷）或许不是，或许现实历史背景中的实际人实行的事件也反映真理，也能影响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过去。具体的人类事件或许在意义上和哲学一样丰富。

　　说明问题的是，布鲁姆的理想大学或许甚至不包含历史学科，或者最起码，不强调它。民主社会的大学“必须集中在哲学、神学、文学经典以及像牛顿、笛卡儿、莱布尼茨等科学家他们拥有他们做的事情和整个世界秩序之间关系的认识。”但是，学生对于历史的无知就像他们对于神学或者有人敢说对于哲学的无知同样让人哀叹。

　　布鲁姆回避哲学强调了他把哲学家表述为本体论范畴，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保持不变。“哲学家热爱真理，如果实施欺骗，那是生存的条件，他不反对。所以哲学家从事一种更巧妙的欺骗艺术。”他在说什么时代，说的是谁呢？是否所有的哲学家都面临被处决的危险，因而需要用神秘主义哲学对待呢？同样让人困惑的是布鲁姆扫除整个哲学全景的做法:他写到“哲学求助于君子几乎两千年了。当他们统治的时候，哲学的气候就或多或少地有益于健康的；但当群众、恶魔统治的时候，宗教极端主义或者庸俗的功利主义让哲学变得讨厌。” “群众”什么时候统治了？他是在说被烧死的修道士萨伏那罗拉（Savonarola）吗?神圣罗马帝国下德国农民的战争吗？佛罗伦萨羊毛工人（the Ciompi in Florence）的叛乱吗？我们只能这样猜测。布鲁姆声称哲学家是和其他人不同的人，他相信“两者之间的鸿沟是无法填补的”同样缺乏历史例子支撑。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奥斯汀（J. L. Austin）、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些思想家真地感到和其他人疏远吗？

　　最后，布鲁姆在哲学内确认形而上学统一性的主张是引起争议的。他写到“柏拉图、西塞罗、阿尔法拉比（Farabi）、迈蒙尼德（Maimonides）的内在教导或许对所有人来说在内容和目的上是一样的。”很难相信这些思想家生活的不同年代和世界会对他们的著作没有任何影响。无论如何，学术研究在发现“共同性”的同时恐怕也需要发现著作的独特贡献以及把著作和所在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吧。

　　布鲁姆对于哲学致命危险的描述对于信徒来说当然是闪闪发光的，但是我觉得它毫无根据。必然的结论只有“聪明的读者”才能穿透哲学家隐藏自己意思的面纱，讽刺性地类似于解构主义的温室氛围。保尔·德·曼（Paul de Man）雅各·德里达等人的启示录拥有让人振奋的意识，他们私下了解一些秘密知识。而那些没有得到指导的人仍然相信语言可靠地传达了作者或者说话者的意义，聪明的实践解构理论的人知道每个文本都可以拆散成为无法确定性的死胡同。布鲁姆的哲学家隐藏的不让天真的读者了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们并不清楚。有时候大秘密似乎是希腊诸神并不存在。但是同样可能的是哲学家们必须隐瞒的真理至少在现在，是那种认为平等是虚幻的主张吧。

　　布鲁姆对于哲学教导内在统一性的祈祷和他拥抱自然法思考有关。这种思维的特殊性在于他为大学问题开的处方没有多大说服力。他主张返回到前启蒙时代的自然观，当时自然被看作是“每个物种都竭力生存的自足的整体。”在布鲁姆看来，它是自然科学家思想肤浅的标志，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目的论是‘荒谬透顶的东西’”实际上，对于科学目的来说，确实如此。 关于癌症基因成分的研究并不会因为思考最终根源而得到帮助。虽然歌德和康德取得了巨大成就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但他们的科学受到“思考存在、自由和美的学科的指导和教育”的事实并没有对当今模式有多大指导意义。如果歌德和康德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细胞的分子运动过程或者通过哈伯望远镜观察宇宙的外形结构，他们或许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像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那样用实证工具扩展知识的边界。即使 “永久性问题”曾经确实存在过，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很难说因为这个变化我们就糟糕了多少。这并不是说伦理学和哲学对于告诉我们科学应该怎样来使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它们对于科学家如何搞科学确实没有多少关系。

　　布鲁姆似乎对于没有为他们确定唯一“真正的”研究课题“存在或者善”的学术科目感到恼火。他把哲学贬低为“粗俗下流的专业”特别怪异，考虑到他对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理所应当的羡慕。哲学或许不关心布鲁姆对于“自然状态下的经典书籍”的途径。但是没有哲学来重构文本最初的完整，经典书籍的自然状态就更少确定性了。

　　多数保守主义者会同意布鲁姆的观点人文科学的前提是“真理的追求”，我不敢肯定我赞同这个观点，至少，如果真理的定义是存在一个和人所处的适当社会形式对应的单一的“人性”或者对于复杂的交流行动或者历史事件只有唯一正确的解释。暂且不论文学批评家连看来简单的一首诗比如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昏沉的睡意蒙蔽了我的心灵”的意义就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文本的多数其他类别（比祝酒词使用手册更复杂的文本）同样拒绝静态平衡。国会应该“管理几个国家间的贸易，不应该创立宗教制定法律”，这样清晰语言却能生产看起来无穷尽的系列相互冲突的理解，正如宪法学历史显示的那样。只有教条主义者才宣称这些解释的其中一部分，不管是主流意见还是异端邪说和其他内容发生冲突的作为是欺骗人的。如果关于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只有一种真正的理解，那么我们肯定已经得到它了。

　　至于说社会规范的真理，美国缔造者是正确的吗？选举权应该限制在有财产者和男性，或者我们的观点选举权应该扩展到每个人？如果我们是正确的，缔造者对他们的原则怎么能如此错误呢？或许这里是个领域，我们应该对于他们（我们）的行为采取历史的眼光来理解。而且，莫扎特和画家提埃波罗（Tiepolo）使用的艺术语言创造的世界不可能全是错误的，虽然它可能和《独立宣言》存在许多冲突。朝廷和贵族传统创造了难以匹敌的崇高的艺术成就，视觉艺术和音乐上的巴洛克风格和古典风格反映了他们当时社会尊重的贵族的价值和优雅。如果美国缔造者的原则代表了唯一真正的“人性”，那就很难解释像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欧洲这样背离真理和人性的世界竟然能够创造这样多的美。

　　布鲁姆和许多保守派谴责“相对主义”是当今学术界堕落的罪魁祸首。但是种族和性别主义正统观念的执行者们很难说是相对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知道西方历史的伟大真理，决心把这些东西灌输到本科生的脑袋瓜里。恰恰是因为存在关于人性经验的可能视角的多样性我们才应该寻求经典，阅读它们以便了解如果不阅读就无法了解的世界的情况。认为人不断创造知识而不是简单的发现知识并不是虚无主义的态度，这样的观点来自意义的众多和不是意义的缺乏。

　　人们可能放弃绝对真理的主张（自然科学之外）同时仍然发现充足的空间把大学重新塑造成为人文科学学习的地方。在相信真理是临时性的同时，充满热情地追求它是可能的。美丽和庄重以及单一的真理迫使我们去研究伟大思想家和艺术家。比如本·琼生（Ben Jonson）的宫廷戏剧和弥尔顿的阿卡狄亚林荫大道提供了语言华丽的经验，这是在我们当今世界根本无法得到的感受，我们有绝对的义务保持这样的工作长久存在。虽然我们决希望夸耀舒伯特（Schubert）和巴赫 （Bach）给予我们的灵感和安慰，但我们可以让他们的音乐永存以部分地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虽然布鲁姆雄辩滔滔地描述爱和奉献的教育者的使命，我仍然感到纳闷他关于美国的致命缺陷的根源的观点，虽然我热烈赞同下面的说法：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人性仍然存在或者曾经存在的事实，我们仍然能用伸出的手指头接触到它们，让我们已经无法忍受的不完美人性变得可以容忍。这些伟大著作中的客观的美仍然存在，我们必须在学生不怎么友好的灵魂的土壤上培养和保护娇嫩的根须去接触这些经典。

　　Another view: America’s flaw or Bloom’s? by Heather Mac Dona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