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知覺與思維的模式——论维希留

 朱元鴻（台灣）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I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孫子》 

本書的法文標題 Stratégie de la déception與英譯本標題 Strategy of Deception，還原為精確的中譯，即《孫子》所謂的：詭道。作者維希留(Paul Virilio)在用此為書名之前，曾經用作《戰爭與電影》1 第一章的標題：〈兵者，詭道也〉( Military Force Is Based Upon Deception )，並註其出處為《孫子》。 

當代思想界，少有人如維希留這般全神貫注在科技的進展如何改變戰爭形態的問題上。他創造了許多撼動思維的新概念，然而古文明的韜略兵法，並未因一日千里的嶄新科技而過時。維希留評述戰爭的深度，來自其融會新科技的社會意涵、各文明的經典韜略，以及科學訓練，特別是天體物理學的背景。2《孫子》是維希留熟悉的典籍，有幾處受到他較深入的發揮。以下三節，我用他曾引述的句子來闡釋他思考的一些背景。 

II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維希留在引述「兵之情主速」的同時，引進了一個希臘字源的新詞彙「速學」"Dromology"。3 "Dromos"在希臘字的意思是「競速」、「快速運動」。維希留將「速度」視為時間政略的關鍵變項，動靜、加速、減速、機發、疾徐、勁疲、節奏。速度是戰爭科技的重要面向，從數千年來侷限於生物代謝的人體運動、步旅、騎兵，到過去一兩個世紀出現機械相對速度的火車、飛航，再進展到電磁波的絕對速度。廿世紀四０年代，海軍打擊力的速度，仍然用「節」（knots，海里/小時）來計算，六０年代則用「馬赫」（machs，物體速度/音速），亦即每小時數千公里來度量；而依據高能研究的進展，不久將會出現光速的雷射武器。換言之，兩個世紀之內，戰爭的速度從生物的運動，發展到機械的運輸(transportation)，再發展到電磁的傳導(transmission)。知覺的哲學問題，不再是在什麼「時空距離」之下認知事物的真實性，而是在什麼「速度」之下認知事物的真實性。速度不是現象，而是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是構成現象之關係的相對性。今日，《孫子》所謂戰爭的「詭道」，已屬於電磁環境裡的戰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由光電速度決定的「潛在-實現」(virtual-actual)區間，取代了真偽判斷的相干性。 

「兵之情主速」結合了另個概念，意外（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維希留的「速學」也重新思考速度與「意外」(accident)的科技意涵。他認為「意外」經常被當作科技的代罪羔羊，但其實是科技的診斷書。4 我們從沈的船比浮的船學到更多，從摔的飛機比飛的飛機學到更多。正如發明了火車的同時也發明了出軌，發明了船艦的同時也發明了船難，發明了飛機的同時也發明了空難，發明了核電廠的同時也發明了核災變，那麼如今的科技已足以令人臆測許多「潛在意外」(virtual accidents)，包括了大斷電，核生化災變，大壩高樓災變，生態災難或金融風暴。以兵法韜略而言，所有「潛在意外」都可能成為戰略經營的手段。然而已進入全球電磁層的科技環境，「意外」不再如以往火車出軌或船難那樣限於在地，而可能以電磁影像傳導的速度成為全球幅距的總體意外(general accident)5，而其鍊鎖反應的速度可能排除了任何戰略認知與政治行動所需的審思區間。這種在劇變性事件的即時 (real time) 中取消政治行動的可能性，即所謂的「緊急國家」（State of Emergency）。6 維希留認為全球金融風暴的例子可以說透露了些端倪，但我們對於「潛在意外」威力的理解仍然遠不足夠。我們還不知如何設想在資訊科技的電磁環境下，各種戰略的或客觀的「潛在意外」。 

III 

兵者，不祥之器也。(Weapons are tools of ill omen.) 

維希留引述這句並註其出《孫子》7，其實原出老子《道德經》，當然《孫子》中多處表達類似精神。維希留將這句話作了細緻的解析。兵，軍武，遠在其被使用之前，就被當作令人害怕與恐懼的威脅。「不祥」或「兇」的特徵可分為三層。 

其先，在其被發明與生產的時刻，武器的功效就已經是種威脅； 

其次，武器被用來針對敵人進行威脅； 

其三，武器在使用中發揮致命與摧毀的效果。 

嚇阻與軍備競賽（特別是核武競賽）的邏輯，即表現於這三個層次的相互鍊鎖。為了壓制實際用武的恐怖，必須以軍武來威脅敵人，而若要持續保有軍武的威脅與嚇阻戰略的效力，必須持續發展新武器並增進其效能，亦即不斷發展日趨複雜精緻的戰爭手段，尋求地緣戰略的突破，科技與後勤操作的突破。8 古代的嚇阻是「止戈為武」，但今日的嚇阻，軍事工業階段所謂「恐怖平衡」的幻覺，反令各方不敢停止軍備競賽，使得軍武的數量與毀滅性效能皆呈指數性的增長。我們已經證實不僅沒有能力銷毀任何已生產出來的武器，更無能遏止不祥之器無限增生且不斷升級的威脅，這情境亦即維希留所謂「最惡劣的（無）政治」(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9 

台灣認為所面對的五百枚飛彈是敵方針對性的威脅。數量上的象徵性經常被誇張宣傳。然而技術上導彈只是載具。中國大陸擁有各種毀滅性彈頭，我們卻像是置之度外。其實若要實際發揮武器致命與摧毀性的效用，兩三枚特殊彈頭的導彈即已綽綽有餘。五百枚是不相干的數量，除了讓台灣虛構起參與美國為首的TMD區域飛彈防禦體系的軍購升級假象。事實上，地緣戰略與軍武科技競賽的真正參局者是美國與中國；核武的擁有，其針對性不明的部署儘管超乎台灣的戰略認知，卻是真正參局者的戰略關切。台灣想像其自身是與中國大陸對抗的參局者，卻比較像是代理戰略的棋子，或受指示分擔鉅額軍稅的納貢（受保護）者。從軍武應購的型錄、被禁止自行研發或被禁制購得的武器，到軍事戰略與情報的依賴，乃至先制性軍事行動的剝除，都說明了台灣軍事主權的空洞。維希留批判「非自願地被拖入嚇阻賽局是毫無榮譽的奴役」。台灣當局卻以政治興趣的公投來布置虛幻的軍購認知，或企圖以錢坑般的軍購（貢）換得象徵性防禦體系，並奉之為吉祥之器。若維希留對科索夫戰爭的評論有所啟發，那麼值得我們設想的情節，與其說是TMD飛彈防禦網四處捕接五百枚飛彈的奇觀（那成功率可低著呢），不如說更可能的是各種突發的戰略性意外事故，例如持續發生全島電力癱瘓之類的情節。 

IV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攻心為上… 

維希留指出，從馬基維利到邱吉爾，任何一位戰爭史上關鍵時期的軍事理論家都強調：「軍事力量不在於赤裸的武力而在於精神的力量」。沒有任何戰爭可以無須表徵的力量，沒有任何精密武器可以不藉由心理上的迷惑來發揮其效應。10 戰爭與備戰，都是爭取精神優勢的鬥爭。 

武器不僅是摧毀的工具，也是知覺的工具，是透過化學與神經過程而令感覺器官與中樞神經接收的刺激物，影響人類反應以及對於事物的知覺識別與區辨。例如，二戰期間德國的JU87-Stuka俯衝轟炸機，向目標俯衝時刺耳的尖叫聲，即設計來驚嚇癱瘓敵人的。又例如1945年八月六日與九日分別在廣島與長崎投下的原子彈，不僅是個完美執行的科技驚嚇，也是個令敵人心智潰縮的道德震驚，使得先前的地毯式戰略轟炸頓然失色。11 

恐怖主義是另一種攻心的戰略。愛爾蘭、巴斯克、赤軍旅等地下激進組織，都曾用令人髮指的殘酷手段，謀殺或虐刑人質並以之宣傳，將影像傳播於國際媒體，使得宰殺犧牲與死亡掙扎的景象成為世界注目的畫面，以達成攻心的震撼12。 近日我們熟悉的，在伊拉克與聯軍交戰的地下組織，綁架美國商人，斬斷其手足，將毀屍遊街示眾的影片全球播送，並以限時殺害被綁架的各國人質來威脅各國自伊撤軍。這種恐怖手段足以困擾各國的政治決策，特別是引發了日本國內龐大的撤軍呼聲，說明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攻心效果。另一方面，恐怖主義的操作喚回了古老宗教與部落祭獻的景象，也令人憶起戰爭如何在集體出神、血腥與眾聲齊呼的操作下表現狂熱症候的景象，犧牲與行刑，在充滿著暗示與幻覺之中企求亢奮信徒的心理、鼓舞戰鬥的刺激效果。 

戰爭永遠無法與魔法景象切離，因為戰爭的目的即在於製造魔法景象。在俘虜敵人之前，先惑其魂魄、亂其心智，在實際死亡之前，先灌注死亡的恐懼。詭道也…亂而取之。 

V 

維希留在觀察科技的進展如何改變戰爭形態的問題上，總是關連著深遠的社會政治意涵，例如戰爭與媒介科技如何改變公共領域以及政治體制。德希達等歐洲知識分子在後冷戰時**始思考歐洲的政治幽靈如何從疆界限定的地緣政治轉變為全球化電磁媒介無疆弗界的作祟政治(hauntology)13，維希留卻早在其《碉堡考古學》(1975)14即已指出：歐洲的未來不會是由各國的外交部長來決定，也不會是在戰場上決定，而是在資訊的電磁頻譜上，由說服與勸阻的攝控戰(cybernetic wars)來決定。他預見了日趨複雜的當代虛擬實境：由似真的實況新聞和詐偽的軍事行動交織而成突發性「媒介演出的戰略事件」（media-staged strategic events），且用這概念來評論1991年波灣戰爭（而我們卻聯想這是否也是台灣三一九事件的精確評論）。當軍事戰略家與智庫蛋頭還搞不定用網路戰還是資訊戰來命名一種無需交戰的新型戰爭時，維希留卻已提出了「數據突擊」或「資訊政變」(data coup d'etat)的概念，來指稱透過媒介複合體(media complex)製造困惑，不戰而癱瘓敵人的手段，15 甚至預言一種藉著媒介複合體的綜效而合成的「整合性意外事故」(integral accident)（例如台灣三一九事件，由SNG實況轉播、國際媒體記者會、國安熱線、錄影帶、地下電台等媒介複合體的綜效而合成，事件關鍵不在於迄今動機不明、破案無期的槍擊，而在於媒體記者會上總統府秘書長傳達「子彈在總統身上」，這件資訊構成「整合性意外事故」的操作張力）。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曾指出，藉由超真實的擬仿，政治已然迪斯奈化了：由於無法找到真相，而且受到擬仿的誘惑，我們失去了區辨腳本模型與真實的能力。16 維希留則指出，特別在戰爭（選戰？）期間，政治的大舞台裝置(mises en scène) 以及國家宣傳轉化為「活人扮演的畫面」(tableaux vivants)，實現了電影的夢想。此所以大戰期間的法西斯政權，從頭到尾以好萊塢為競爭對手；另方面，當美國決定參戰時，好萊塢所有人都感到愛國的狂熱，因為電影的虛構世界終於要跨越到戰爭的實境。17 

早在六０年代，狄玻爾(Guy Debord)即已指出：生活中任何面向都由表徵的景象取代，影象受到拜物化的《奇觀的社會》18；據此他預見了法國六八年五月傳統政治的失靈。維希留更清楚的預示，當資訊高速公路、即時、電影技術、全球性、電腦與網路等虛擬體系進一步連結，其負面效應會是我們與他人、與世界的關係將喪失方向感，處於情境不明(non-situation)的境地，也因此將對社會與民主帶來深刻的危機。19 台灣後三一九的社會，數週來仍停留在瞠目奇觀、情境不明的出神狀態，傳統的政治，以及檢調司法監察近乎全面失靈，我們才剛開始體會某種社會的與民主的危機！ 

VI 

傅柯以全景敞視(panopticism)來說明控制的政治技術系譜，也洞察現代政治與戰爭的同步進展。他指出，思想史家理解十八世紀對於完美社會的夢想，其屬性不僅來自哲學與法理，也來自社會的軍事夢想：如同機器零件般精細嚴密的組合，持續的強制力，先進的訓練形式，自動的馴順。20 然而，傅柯所解析的規訓社會，權力技術的主要面向是圈閉：監獄、醫院、學校、工廠、軍營、家庭。維希留卻認為當代權力的操作對象是速度、時間、運動。在「速學」的感受性下，他指出現代政治權力的組織，特別是警察的監控，並非一般認為是針對階級鬥爭的動態而出現，卻是為了控制街頭群眾的運動而形成，其後才由一個階級收編來壓迫另個階級。現代國家的權力技術，主要表現於透過各種觀察監控的機器與制度，來警察(policing)速度以及人員物資的流動。 

維希留新創了個詞彙：知覺的後勤( logistics of perception)。最原初的形式是戰場上的高地，瞭望塔，城堡的碉樓。然後隨著光學與電學的發展，出現望遠鏡，高空攝影、軌道衛星，以及所有偵測敵人運動、虛實、速度，感應、辨識與追蹤的技術複合體。反過來，欺敵、偽裝、誘餌、煙幕、隱形、匿蹤、不被辨識、不遭破解、主控表象、迴避偵測的技術，也是自古以來軍事投資的重點。在戰爭中，往往被察覺到就已經是輸了，就如在野戰場上，往往被發現就等於死定了。戰場，也就是知覺的場域，軍事操作的劇場。隨著光電、傳導、電腦、多媒體與衛星等科技的發展，戰場的知覺後勤，也從局部地方的，發展為全球的乃至環球太空層的場域。1991年波灣戰爭已經可以說是一場碎形戰爭(fractal war)：亦即同時是地方的與全球的。戰場在波灣，是地方性的。但軍事目標的取得以及行動指令的遙控卻藉由美國衛星的追蹤能力；此外，媒體層次上呈現戰爭的即時性，也是全球的。在本書，維希留評述1999年的科索夫戰爭，透露了美國在知覺後勤上的長足進展，包括了組織龐大、利用衛星網路、監聽範圍涵蓋全球的梯隊(Echelon)系統。 

VII 

本書四篇論文，撰寫於1999年的科索夫戰爭期間。這場戰爭，除了做為戰略與軍事科技展示的又一場景之外，有什麼意思？我認為有幾個值得我們關切的興趣脈絡。一方面，科索夫的衝突牽涉了歐洲統合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歐洲公民的涵蓋性與排他性，以及軍事歐洲的展望。另方面，軍事歐洲的展望又相對地分別牽涉了國際共同體的虛弱權威（北約、聯合國），以及藉軍事行動實現其自身利益的現實強權（美國）。 

歐洲的知識分子對科索夫戰爭的認知與判斷是分歧的。有些人，基於各種不同理由，譴責北約的干預。有些人，也基於各種不同理由，發覺難以選邊。有些人不能接受歐洲如此顯明地屈從於美國這個外來的霸權。有些人則認為歐洲國家為了歐陸自身目的而善用了美國這個外籍傭兵的武力。而戰爭發生的時刻，又正是歐洲統合即將跨越門檻的關鍵時刻，也就是統合的歐元即將登場，共同體的經濟與社會政策即將要履行「歐洲公民」形式要素的時刻，軍事歐洲的認知也方才略見端倪。巴爾幹半島上持續發生的「族群清算」，聽任在其政治體制歷史下的人民自決權已是難以設想的立場，某種干預似乎已勢所難免。然而，歐盟卻無力、無能、也拒絕提出政治解決的方案，無能也無力為巴爾幹半島的人民開啟發展的可能性，無能也無力承擔起對人權侵害的有效制裁。終於導致了戰爭前夕令人窒息的僵局。這是何以巴力巴(Etienne Balibar)認為歐洲的主要強國應該為此後的災難性發展以及綿延至今的後遺症負責。他並且質疑：若巴爾幹戰爭凸顯了歐洲統合的僵局或不可能性，那麼需要何種條件歐洲統合才再度可能？又有何種潛力展望一個不同的未來？21 

再者，前南斯拉夫，或整個巴爾幹區域，包括阿爾巴尼亞、馬其頓、保加利亞，究竟是歐洲的內部還是外部？這個曖昧的問題牽涉了這場戰爭的定位，究竟是歐洲的內戰？還是北約師出無名的外部干預？還是在美國外籍兵團協助之下的歐洲內部殖民？這暴露了所謂內部、外部，及其疆界領土與主權的表徵，都如同經歷一場地震一樣形貌難辨。又例如原屬世仇國家，希臘與土耳其，也各自懷疑到底誰更屬於政治歐洲的內部，又誰將納入軍事歐洲的整合？22 這當然也暴露了歐盟核心與邊緣的同心圓差等層次。 

最後，是美國與歐盟間的關係。科索夫的族群清算與大規模遣送出境，發生在地理歐洲之內，被認為是無法容忍不可接受的。美國的軍事武力被邀來進行干預。其結果卻不幸引發了多起原本企圖阻止發生的族群屠殺，轟炸摧毀了塞爾維亞人民的財產卻轟不下其獨裁者。然而這些都比不上另個政治後效：北約或聯合國等國際共同體與美國，在軍事行動與指揮能力上有著巨大鴻溝，預示了科索夫戰爭之後，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反恐戰爭，逐漸清楚呈現美國甩脫聯合國與北約盟友，依據其自身利益，遂行單邊軍事行動的趨向。這個趨向，特別是2003年美英聯軍入侵伊拉克，引起了歐陸知識分子如哈柏瑪斯與德希達等人的關切與批評。23 然而本書中，維希留卻已經在科索夫戰爭察覺了肇端。 

VIII 

維希留其人，有多樣的身份：哲學家、城市計畫師、軍事史學家、文化理論家、和平運動者、影評人、策展評議人。但我最喜歡的是他自稱的「戰爭嬰兒」(war baby)。他生於1932年，與法西斯主義一起長大。童年時，他是這麼經歷德軍「閃電戰」的科技洗禮的：有天，他在居住的南特聽到收音機廣播「德軍已抵奧良」，十分鐘之後，他便聽到窗外街上嘈雜的德軍坦克，「他們到了，我們被佔領了」。他童年居住的南特成為德國海軍的港口，於是又遭受英美盟軍的轟炸而摧毀。他說：「一個城市，在小孩眼中，就如同阿爾卑斯山一樣地永恆，我卻看著它在一次轟炸中就被夷為平地。這些創傷經驗的事件形塑了我的思想，戰爭是我的大學」24。無疑的，「閃電戰」的科技洗禮使得「速學」成為貫越他作品的一個向度。青年時被徵召參與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應該也是他生涯中烙下的另一記戰爭印象。 

或許我們的讀者，縱令服過兵役，已經很少有機會在生涯中親炙戰爭。默想維希留，覺得感慨之處，在於這七十年的生涯時距所絜度的戰爭形態變化，從「知覺後勤」的科技與媒介複合體、速度、太空的戰略縱深、全球化的時空壓縮、即時、潛在意外，單極軍事霸權所警察的世界新秩序，同樣受西方訓練且善於運用武器與媒介科技的恐怖組織，戰爭與恐怖事件的社會意涵，對政治體制的衝擊... 這些都是複雜而令人驚歎的深遠變化，也是不斷形成的問題。我們能夠理解多少？又在乎多少？或許由於台灣在軍事主權上的空洞，政治人物僅僅善於對戰略思考最無裨益的情緒撥弄（公投軍購議題的幼稚假仙足為明證），公民們不具有真實抉擇的嚴肅責任，青年們自然不傾向於深入的辯論與思考。寧願我的印象是錯的。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這開宗明義，我們可有廿一世紀的知覺與思維？ 


-------------------------------------------------------------------------------- 

註釋： 

Paul Virilio (1989) 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London: Verso.

他曾評及布希亞的短處在於欠缺科學的正式訓練，見James Der Derian (ed.) (1998) The Virilio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7. 

Virilio (1986) Speed and Politics, New York: Semiotext(e).

Virilio (1997) "Continental Drift," Open Sky, London: Verso.
Ibid., p.67. 

Virilio (1986) "The State of Emergency," Speed and Politics, New York: Semiotext(e). 

Ibid., 133. 

Ibid., pp. 146-7. 

Virilio (1999) 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 New York: Semiotext(e).

Virilio, "Military Force Is Based upon Deception," War and Cinema, pp5-6.


Ibid., p.5.

Jacques Derrida (1994) Specters of Marx, translated by P. Kamuf, London: Routledge, pp50-51.

Virilio, (1994) [1975] Bunker Archeology, translated by G. Collins,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Virilio (1995) "The Data Coup D'état," The Art of the Motor,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Jean Baudrillard (1983)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Paul Virilio (1989) War and Cinema, translated by P. Camiller, London: Verso, p.52.

Guy Debord (1983)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and Red, p.1.

"Speed and Information: Cyberspace Alarm!" translated by P Riemens, Ctheory, 27 September 1995.  

Michel Foucault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p.169.

Étienne Balibar (2004) We, the People of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 p.3.

Ibid., pp.4-5. 

參閱Giovanna Borradori (ed.)(2003) 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Dialogues with Jü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r Derian (1998) "Is the Author Dead: An Interview with Paul Virilio. Virilio Reader, p.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