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者
            让－吕克•南希
             郭建玲  译

事实上，没有比这个叫做心脏的器官更卑鄙、更无用、更多余的东西了，它是人所发明的最可耻的手段，砰砰砰地将生命注入我体内。
——Antonin Artaud【注释1：In 84, no.5-6(1948):103.】
1．
闯入者凭武力进入，或出人意料，或诡计多端。不论哪种闯入，都是不正当的、而且没有事先征得同意的进入。【注释2：因为闯入者这个名词很奇特，为了尽可能地保留它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奇特性，我们仍然使用法语的l’intrus。Harrap的《新标准法英词典》是这样解释的：“闯入者”、“闯入”、“擅自闯入者”、“不受限制的”[…]“侵犯他人者”。法文（Galilee,2000）的页码标在方括号里，以便提供参照。——英译者注】一定是陌生人身上有什么东西闯入了，否则，陌生人就先失去了陌生性：如果他已经获得进入并留下来的权利，如果他是我们所等候的，是为我们所接受的，没有什么地方不合人意、不受欢迎的，那么，他便不再是闯入者，也不再是陌生人。将外来的陌生人的光临视为闯入，一概排除，在逻辑上不可接受，在伦理上也是不许可的。
陌生人到达后，如果他还是陌生的，只要他仍是陌生的——而不是简单的“被归化适应”——那么，他的到来便尚未停止；在某些方面，他的到来仍是一种闯入：也就是说，只要陌生人的到来是不正当的、不亲近的、不熟悉的、不习惯的，那它便依然是对亲密关系的一种打扰与干涉。
因此，这是一件需要思考，而且需要练习实践的事情——否则，陌生人刚一跨进门槛，我们就接受了他的陌生，陌生性便避免了经受考验的危险。于是，接受陌生人必须连带着承受他的闯入。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闯入者的用意，在本质上，是对我们道德正确性的侵犯（它在政治上甚至是正确性的卓越典范）。因此，闯入者的用意与陌生人的真实面目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道德正确性假设，如果我们是因为抹杀了陌生人在门槛前的陌生性而接受他的话，我们事实上并未接受他。但陌生人固执地闯了进来。这是我们所不乐于接受的，也是未曾想到的……

2．
我有——谁？——这个“我”的确是一个问题，一个老问题：这个说话的主体是什么？它总是与那个说话的主体无关；它必然地闯了进来；而它的发动机、变换机，它的心脏，却已万劫不复——所以，我接受了另一个心脏，至今已有十年。那是一个移植手术，一个嫁接。我自己的心脏（你已经猜到，它完全是一个“合适”与否的问题，成为“自己的”心脏——否则，它便不合适；说得更恰当一些，一切都清清楚楚，无需理解，没有秘密，甚至没有问题：或者，像医生们所说的，很简单，你必须做移植手术）——因为明摆着，我自己的心脏实际上已经破损了，不能用了，为了活命，我必须接受另一个人的心脏，另一颗心脏。
（但是，既然这样的话，别人的程序如何进入我自己的生理程序呢？近二十年前，那时没有移植手术，当然不能借助于环孢灵素cyclosporine，使植入的器官不受排斥。二十年后，移植手术的类型不同了，手段也不一样了。通过移植，一个人的偶然性与另一个人的偶然性在科技的历史中相遇了。如果我生活在更早的时候，我就只有死路一条；而现在，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存活了下来。但是，我总是发现自己被围困在科技可能性的城墙与壕沟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目睹了一场论争的展开：有些人认为心脏移植是一场形而上的冒险；有些人则把它看作一个科技的成就；但争论是徒劳的，因为二者皆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我得知我必须接受心脏移植时，从那一刻起，每一个征兆都让我举棋不定，每一个迹象都让我改变主意：当然，我没有深思熟虑，甚至都没察觉到细微的动作或变化。这只是一种生理感觉，伴随着一阵呼吸的暂停,我感觉到胸腔被打开了一个洞，在那里,没有东西,没有任何东西,直至今日,使我能够将纠结在一起的器官的、象征的、想象的，连续而非间断的各种感觉解开来——感觉好像一口气息，穿过一个不易觉察却早已半开的奇怪洞穴；好像参加一次展示，感觉走过一座小桥，却仍留在桥上。
如果我的心脏停止了工作，离我而去，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我的”器官，我“自己专有的”器官？几年前，我就知道自己得了心率不齐，有心悸——没有什么比这意义更为重大的了（它们是衡量我的机体的标准，就像“排泄出的碎片”，我喜欢这个名字）：它不是一个器官，也不是一个暗红色的肌肉块，上面布满了突起的血管；现在，我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描绘它的模样。那跳个不停的不是“我的心脏”，它已经离开我，只剩下我的两条腿孤零零地行走。
它成了一个与我无关的陌生东西，它带着沮丧——如果不是沮丧，那差不多是拒绝——闯了进来。我把这颗心脏挂在嘴唇边，挂在舌头边，好像一道不合口味的菜……一种轻微的消化不良。一阵渐渐的滑动将我与自己分开。我在那儿：那是夏天，我不得不等待，仿佛有什么东西离我而去，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向我走来，其实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恰当地专门的”沉浸到“我自己”之中，那个既不是躯体，更不是心脏的“我自己”，那个突然牵挂、关注自己的“我自己”。后来，比如说，爬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每一次不连贯的多余的心跳紧缩都好像一块小石子掉入了井底。你如何凭借自己独立地描绘自己？——一段蒙太奇，或是一个功能的组合？那平淡无奇地汇聚在一起的有力证据将消失于何处？
我的心脏正成为我自己的陌生人——正因为它居于我之中，它成了陌生人。但这种陌生只能来自外部，因为它最初是由内部而生的。突然，我的胸腔，我的灵魂（二者实为一物）被打开了一个洞——这时，有个声音对我说：“你必须进行心脏移植……”于是，我的大脑跑入了一个不存在（non-existent）的物体中——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解，什么也感觉不到：我闯入了一个与思想无关的身体的思想中。这种空白状态将一直伴随着我，就像思想和无知一直伴随着我一样。
这颗半是心、半不是心的心脏只有一半是我的。我早已不在我自己之中。我早已从别处来，我不再向哪里去。陌生在最熟悉的“心脏中”泄漏了自己——但熟悉说明不了太多什么：陌生性在从不将自己标识为“心脏”的心之中。直到不久前，因为没有知觉，它仍是与我无关的，外来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但是，刚刚它惊了一下，使我重新想起我自己：“我”存在，因为我病了（用“病”这个词并不恰当：我的心脏并没被感染——它僵硬，梗塞，生了锈。）然而取代它的是另一颗心脏，我的心脏。从今以后，它闯入了我，我只有被它闯入。

3．
无疑，这只能在征得同意、而且有人陪伴我的前提下才能发生。我说的“有人”，指的是那些与我亲近的人，也包括医生，最后，我发现自己比以往的那个我更厚实、更丰富了。在不同情况下动机不同的每个人，突然一下子都觉得，延长我的生命是值得的。不难想象，这一堆介入“我”最为私密的领域中的陌生人有多么不同。姑且不说与我亲近的那些人，还有我自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以往那个我的两倍；一阵奇怪的判断力丧失，使我呈现为正在死去——没有反抗，没有诱惑；你感到心脏离开了，你认为自己就要死了，你觉得你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但是医生们——在这儿，他们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出乎我所料地介入了进来：他们必须先估计一下你是否适合做心脏移植手术，然后提出建议，而不是硬将移植器官强加给你（那时，他们告诉我，还有一项强制性的“后续工作”，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向我保证什么呢？八年中，我经历了一系列别的困难，因为这次治疗，我很可能患上癌症——但直到今天，我还活着：谁还能说“干嘛多此一举呢？”这是什么样的“多此一举”呢？）
但是，我渐渐得知，医生们也需要决定是否将我的名字登记在等候名单上（就我的情况而言，医生们会认真考虑我只能在夏末动手术的请求，这似乎暗示着他们对我的心脏的维持能力还有一定的信心）。而且，这个等候名单预示着我还有选择余地：比如，医生告诉我，另外一个心脏移植候选人因为身体太虚弱，无法承受后续治疗，尤其是药物治疗。我还知道，我只能接受O＋型血的心脏，这样，可能的选择范围又小了一些。我从来不问：如果只有一个心脏，却有不止一个的可能接受者，那么，怎么来决定？谁来决定？大家都知道供不应求。从一开始，那个交织着陌生人和陌生的复杂过程便记录了我的生死存活。
在最后的决定中，什么是我们必须一致同意的？事关生死的决定不能刻板地按照必要性来考虑：既然这样，那么，你在哪里找到你自己？而且，是什么东西迫使我继续活下去？这后一个问题又引出了许多其他问题：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一般地说，要活下去？“活下去”意味着什么？在这里用这个词是否还恰当？从哪个方面来衡量一个健康生命的长短？我已经年届五十：但是与20世纪末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比起来，五十岁还算年轻……二三百年前，五十而死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为什么会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突然想起“不光彩”这个词？为什么，又是如何，我们，生活在公元2000年的发达国家里的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候来结束生命（八十岁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年龄难道不会继续增高吗？）当有一天，医生们放弃给我的心肌诊疗（cardiamyophathy）寻找起因时，有一个医生对我说:“你的心脏程序只能工作到五十岁。”但是，这个既不能使我从中领悟天意，也不能使我从中了解命运的程序是什么？它不过是普遍缺乏规划的长段中短短的一小段程序序列。
在这些选择与决定中，哪里是正确的尺度和公正性？谁来衡量它们？又由谁来宣布？在这件事情中，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别处、从外部获得的——就像我的心脏和躯体“在”我的别处一样。
我不想不屑一顾地对待数量不足问题，也不会声称自己对“质量问题”毫不介意；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如何认真地对待生命的长度。我完全理解，“但总比没有的好!”这样的话有更深层的含义。生命只能驱使生命向前；然而，生命也一点点地向死亡迈进。为什么我的生命要听从这颗心脏的限制继续向前呢？为什么它就不能不听从呢？
让死亡远离生命——不让它们彼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不让它们互相闯入对方的核心地带——这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
八年来，我经历了这些磨难，无数次听到别人、听到自己一遍遍地重复：“要不然，你已经不在这儿了！”一旦失去，便会使世界成为别样的、少数人的世界，对这种东西所具有的必要性或理想品格，我们该如何看待？以痛苦为代价吗？当然。然而，为什么我们总是要重新回到没有痛苦的渐近线？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我们至今远未理解的高度。
至少从笛卡儿时代开始的现代人类，把生存和长生不老的愿望看作“人性的统治权和占有欲”的普遍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这样，人类的“本性”便显得越来越陌生。死亡和不朽这一对绝对陌生的不解之谜又苏醒了。过去人们求助于宗教，现代人则依靠科技的力量来延缓任何意义上的世界的结束。科技在延缓生命结束时揭示了生命终点的缺席：哪个人的生命是应该延长的？延长到哪里结束？因此，延缓死亡的同时，也是展示死亡，强调死亡。
我们只能说，人类从来没有准备好应对死亡这个问题，人类对死亡的毫无准备不过是死亡自身对不公正的打击。

4．
因此，闯入我生命（我这虚弱而喘不过气来的生命，它有时不知不觉地陷入抑郁，抑郁到几乎要令人吃惊地离我而去）的这个多重的陌生人就是死亡——或者说，是生命/死亡：是存在之河的悬浮于中止，是诗歌节奏的停顿与间歇，而在那里，“我”毫无用处。拒绝与接受都与这种处境无关。可是，什么都是外来的，陌生的。首先，生存的手段本身就是陌生的：换一个心脏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我没有能力描述。（打开整个胸腔，使植入的器官保持良好的状态，使血液在体外循环，把血管缝合起来……我完全理解，医生们为什么要声明这最后关头的重要性：搭桥嫁接中的血管太细了。……但是，关系不大：通过器官移植，我获得了这样的意象：一条通向虚无的通道；一次对没有本体、毫不亲切的空间的进入——或者，恰恰相反，是这个空间闯入了我：管子、钳子、缝线、探针。）

5．
这个被“救活”的“安适”的生命究竟是什么？至少它表明了，它根本不居住在“我”的体内；它不在任何地方，甚至不在这个早已确立了象征性声誉的器官，心脏之中。
你也许会说：还有大脑呢。当然，移植大脑这个想法有时会制造生动的新闻。毫无疑问，人类在将来的某一天还会对此津津乐道。目前，人们还是同意，大脑脱离了身体的其他部分无法存活。另一方面，差开去一会儿，大脑如果连同整个身体一起移植，或许能够存活……）
一个“安适”的生命不居于任何器官中，但脱离这些器官，它又什么都不是。生命不仅依赖于，而且至今安适地生活在陌生人/外来者的三重控制中：决定的控制、器官的控制、移植效果的控制。

6．
起先，移植手术呈现为一种restitutio ad integrum：找到一颗砰砰跳动的心。在这个意义上，他者的馈赠所具有的值得怀疑的象征意义——一种同谋，一种我自己与他者之间虚幻而神秘的亲密关系——立刻土崩瓦解；而且，情况似乎是，我几年前接受手术时，心脏移植还是声名远扬；现在，接受心脏移植的人渐渐感觉不到它有什么用处：对器官移植的描述已有相当的历史。人们为了鼓励器官捐赠，过分强调了“捐献者”与接受者之间那种类似兄弟般的团结一致。大家都相信，捐献器官是人类的一项基本义务（这里的人类有两层意思）；相信除了血型的匹配之外，不受任何限制（尤其是不受性别、民族的限制：我接受的可能是一个黑人妇女的心脏）的器官捐献，可能在我们中间营造一个网络，一个生/死平均分配的网络，一个誓不两立的生与死在其中相互交流、互相衔接的网络。
但是，很快，那个外来的零件显出了它的面目：那个他者，不是什么女人或黑人，也不是年轻人或巴斯克人；而是免疫系统的他者——是不可替代、只能合为一体的他者。这叫做“排斥”；我的免疫系统排斥他者的心脏。（这意味着“我有”两个免疫系统体……）有人相信，器官排斥实际上就是把心脏呕吐出来，然后吐掉：毕竟，选择“排斥”这个词似乎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这不是关键之所在：问题是，这个闯入者的闯入是不可容忍的——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快会致命。
排斥的可能性构成了一种双重的陌生：一方面，移植的心脏是陌生的，因为它是外来的，主体识别出它，并攻击它；另一方面，药物治疗为了保证移植的心脏不受排斥，降低了主体的免疫能力，以便使他的身体更好地接受外来器官，从而在主体中产生了陌生状态。医学操作使接受移植心脏的主体成了自己的陌生人：免疫系统好像是他的生理签名，而他自己成了不认识这个签名的陌生人。
闯入者闯入了我，我成了自己的外来者，如果排斥非常剧烈，我就必须接受治疗，使我能够抵抗产生排斥的人体防卫机制（他们给我注射一种从兔子身上提取出来的免疫球蛋白，就像药剂调理实验室的说明书上写的那样，这种东西原本是用来“防御－人类”的；我记得，这种药有一种很奇怪的效果，会产生痉挛性的颤抖）。
然而，成为自己的外来者并没使我与闯入者协调起来。相反，我似乎看到一个闯入的普遍规律：根本不存在合为一体。一旦闯入发生，它便不断地复制、扩散，通过不断地更新内在差异来显现自己。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熟悉了带状疱疹和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陌生人/外来者总是潜伏在我之中，现在，它突然一下子醒了过来，起来反抗我，通过免疫系统的无力来抵抗我。

7．
至少，这就是心脏移植的含义：本体等同于免疫性，两者对等。削弱其中一个就是对另一个的削弱。陌生越来越成为平常之事，每天发生，通过不断地自我外在化而呈现出来：我必须接受监控、测试、评估。我们武装了许多告诫性的建议，来抵抗外界的世界（人群、商店、游泳池、有病的小孩子）。然而，最有力的敌人在内部：那潜伏在我的免疫系统的阴影里的老病毒，那终身陪伴我的闯入者，一直在那里。
既然这样，那就没有任何可能的防御措施。但是，还是有治疗方法不停地将你驱赶到陌生中去：使你疲惫不堪，摧毁你的腹部，引起带状疱疹，产生令人嚎叫的疼痛……经受过这一切，是哪个自己在沿着轨道，又是沿着那条轨道前进？

8．
多么生疏、多么奇怪的一个自己啊！
奇怪的不是他们将我打开，给我换心脏；奇怪的是，这个打开的切口再也合不拢了（而且，每一次X光透视都告诉我：我的胸骨是用绕在一起的线缝合的）。我被合上了，却敞开着。事实上，那儿有一个开口，有一股连续的陌生从中穿过：免疫功能抑制剂；用来抵抗所谓的副作用（比如肾衰竭）的别的什么药，其实谁也不知道怎么抵抗；重复的监控和观察；一个完整的存在被彻彻底底地清除了，被登记在一个崭新的花名册上；生命在各种各样的指数下被审视、报告，每一个指数都记录着死亡的其他可能。
于是，在所有这些结合又对立的方式中，我的自己成了我自己的闯入者。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它的闯入；它比感觉更强烈：尽管不是我自己本体的陌生，但我却总是发现，它那么强烈、那么尖锐地触摸着我。无疑，“我”成了无法查实又感觉不到的连接系统的正规指数。在我自己与我之间，一直有一个时—空的缺口：但是现在，那里是切割的伤口，是免疫系统的开口，它与它自己争执不休，永远背道而驰，不可调和。

9．
然后，我得了癌症：我在无意中看到一份环孢灵素的说明时，才注意到自己可能长了一个淋巴瘤（当然，这不是必然的：接受心脏移植的人很少得这种病）。癌症是由免疫能力下降引起的；它就像一个筋疲力尽、衣冠不整、饱经风霜的闯入者。我对它很陌生，同时，我自己，也与自己疏远了。我该怎样来描述呢？（但是，人们对癌症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性质至今意见不一。）
在此，治疗以一种尽管不同的方式要求粗暴的闯入，其中包括一大堆化疗和放射线治疗的陌生。当淋巴瘤咬啮着、消耗着我的身体的时候，化学药品和放射线也在攻击它，使它承受各种各样的痛苦：这种痛苦是闯入与拒绝的关系。即使吗啡，它一方面缓解痛苦，另一方面又引起其他痛苦：眩晕、神志不清。
最复杂的疗法是叫做“本体固有”移植，又叫做“干细胞移植”：先用“生长素”提高白细胞的繁殖能力，连续五天以后，将白细胞取出（这时，我的全部血液在体外循环，并将白细胞取出），然后冷冻起来；接着，我在一间无菌病房里待三个星期，在那里，我要接受一种非常剧烈的化疗，它破坏我的骨髓繁殖能力，然后将取出来的干细胞注入，使它重新工作（注射过程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大蒜味……）免疫力下降——降至极底水平——会引发高烧、霉菌病、全身失调，直到淋巴细胞的繁殖恢复控制。
经过这次艰难的征程之后，你迷失了自己。你不再认识自己：但是，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很快，你成了一个松松垮垮、飘浮不定的陌生，悬浮在难以辨明的状态之间，悬浮在痛苦、无力、过失之间。要与这样的一个自己建立联系已经成为一个难题，一个看不清的困难：只有经历痛苦与恐惧，任何东西都不再是直接的——协调把人折磨得筋疲力尽。
“我在痛苦中”意味着有两个“我”，它们相互接触，却彼此陌生，当我这样说的时候，那个本体空洞的“我”无法再在“我”=“我”这个简单的等式中居留。“我在狂喜中”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说明，这两局话在语用学中分别是如何表达的）：在“我在痛苦中”，一个“我”排斥另一个“我”；而在“我在狂喜中”，一个“我”超越另一个“我”。无疑，这两个“我”好像两个水滴，非常相似。

10．
“我”的结束/死去，不过是一根脆弱的线——从痛苦到痛苦，从陌生到陌生。不断地有闯入发生，不断地有治疗，除了一天几次地服药，到医院接受监控，还有因放射线治疗而引起的牙病、没有唾液，还有营养监控，监控可能引起感染的接触，肌肉无力，肾虚，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下降，阅读医学分析，还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觉得再也摆脱不了一整套的评估、观察，摆脱不了一整个化学的、制度的、象征的关系网络，它们就像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网络一样，不容许对它们的忽视。但是这些关系却不断故意地使生活警觉到它们的在场和监督。我无法摆脱各种各样的分裂。
虚弱而年迈的生命，多多少少，总是这样的：但确切地说，我既不年迈，也不虚弱。治疗我的，正是感染我的，影响我的；使我生存下来的，正使我过早地衰老。我的心脏比我年轻二十岁，比我身体的其他部分至少年轻十二岁。因此，我变年轻了，同时也变老了，我不再有一个准确的年龄，准确地说，我不再是我自己的年龄。就像虽然我还没有退休，却没有了职业，我不再是我应该成为的人（丈夫、父亲、祖父、朋友），除非我继续容忍闯入者的所有条件，包容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在别人对我的描述中，随时取代我的位置出现的不同的闯入者。
在单独的一次运动中，那个最恰当的“我”退到了无限遥远的地方（它要去哪里？要消失在哪个我还能说这是我的身体的点上？），沉浸到一种比内部世界更深刻的亲近关系中（我就是从那个固若金汤的深处说“我”的）；但是，我知道，我的胸腔揭开了空，布满了洞；我知道坠入了感觉不到痛苦与恐惧的麻醉般的无意识中。这一切都恰恰说明，在死亡之神的完整形态中，主体的真相是它的外部性和多余性：主体无限地展示、暴露。闯入者过度地暴露了我。它闯了进来，劫掠东西，据为己有：我是疾病，我是药物干涉，我是爱细胞，我是移植器官，我是免疫能力抑制剂，我是镇痛剂，我是缝合胸骨的一段段线，我是你锁骨下面一直疼痛的注射位置，我是你臀部上早有的螺丝钉，我是你腹股沟里的托盘。就像我的小儿子有一天对我说的，我好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机器人，一半是死的，一半是活的。
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和我的同仁们【注释3：我想起了几位朋友的思想：Alex用德语的“un-eins”形容艾滋病，来说明其统一性在于与自己的分裂与分歧的一种存在；Giorgio用希腊语的中相当于生命“zoe”的 “bios”来形容只是简单地维持生命的一种生命形式。引自Alex Garcis-Duttmann，Uneins mit Aids(Frankfurt:Fischer,1993)；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I (Turin: Einaudi,1995),(        Paris: Le Seuil, 1997)。我还想起了 Sylvie Blocher的一幅画，《带着女人心的让－吕克•南希》。——作者注】开始了一场物种突变：人类重新开始不断地超越自身（这或许是“死亡之神”的所有含义中最永恒的意义）。人类就是这个样子：正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二千五百年前所描绘的，他是最恐怖、最喜欢制造麻烦的技师。他破坏本性，又提供本性；他重新创造创世纪，他从无中生有，或许，又将有变为无。他有能力生，有能力死。

11．
闯入者不是别的，它就是我，就是我自己；就是人类自己；是那个永远不变的自己的同一体。它既是锋利的，也是钝蚀的；它既一丝不挂，又全副武装；它闯入世界，也闯入自身：它迸发出令人不安的陌生，促生着无止境的肿瘤【注释4：本文最初是受Abdelwahab Meddeb之邀，以《闯入者的到来》为题，发表在《Dedale》杂志（no.9-10,1999）。(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闯入者》也以书出版（Paris: Galilee,2000）。——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