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卫政治

本文节选自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莱特·米尔斯 著     

周晓虹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内容概述

在20世纪的美国，新中产阶级，也就是白领阶层的崛起，提高了市场生产效率，还稳定住了社会秩序，成为美国成为20世纪的世界强国的重要推手之一。大多数人对白领阶层夸赞不已，认为这代表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文明有序的时代。然而米尔斯却认为，白领阶层的一些特质，代表了美国精神的衰落，代表了现代性对于人类天性的压抑。

米尔斯认为，这种压抑的根源就是“科层制”的建立，科层制将会成为社会精英操纵白领的工具。

《白领》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描述，认为科层制已经碾压了中产阶级工人，剥夺了他们的独立思想，将其变为近乎半自动化的、受压迫的但是又很快乐的人。米尔斯认为在工作场合有三种权力：强制或者说身体暴力、权威和操纵。在这部著作中，米尔斯的思想与韦伯不谋而合，都认为西方社会陷入了科层制理性的“铁笼”之中，这将导致社会更关注理性而不是合理（reason）。米尔斯担心中产阶级正在“政治上被阉割、文化上被愚弄”，这将导致权力从中产阶级转移到强大的社会精英的手中。中产阶级工人获得了足够的薪资，但是已经与世界异化，因为他们无力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

作者简介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年8月28日—1962年3月20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他以《权力精英》、《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等著作而知名。米尔斯关注二战之后知识分子的责任，倡导公共和政治参与而不是冷漠的观察。米尔斯的传记作家丹尼尔·盖里（Daniel Geary）认为，米尔斯的著作在1960年代新左翼社会运动中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米尔斯1916年8月28日生于德克萨斯州韦科，大学先在德克萨斯州A&M大学就读了一年，随后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社会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2年米尔斯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A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Pragmatism: An Essay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在被评审后米尔斯拒绝修改，最后他的论文在没有获得评审的情况下被通过。当他得知自己获得马里兰大学学院市分校社会学教职后，就立即离开了威斯康星。 

米尔斯强烈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尤其是乔治·贺伯特·米德、约翰·杜威、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和威廉·詹姆士。米尔斯著作中社会结构的部分主要受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的影响。米尔斯自称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影响，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是社会学必须教授的内容。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米尔斯是一个哲学狂人，他激进的思想、平等主义民主是受到托斯丹·范伯伦、乔治·贺伯特·米德和约翰·杜威等人思想的直接结果。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米尔斯受到一位来自德国的社会学家汉斯·葛斯的巨大影响。通过葛斯，米尔斯了解到欧洲的社会理论。

任何社会阶层的政治心理都会受到其成员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建立的或未能建立的各种关系的影响；他们接触过的所有主客观因素都会在其政治心理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因为他们是由非常广泛的处在中间状态的职业群体构成的，所以中产阶级尤其容易受到许多交叉压力的影响，同时也容易受到那些或多或少决定着现代社会的结构和氛围的较大势力的影响。

要理解白领心理的政治形式和内容，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政治意识以及政治意识的缺乏意味着什么；要了解政治意识是怎样塑造的，我们必须研究在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历史结构、政治制度和传统对它有怎样的影响。

01意识的模式

我们最熟悉的一种政治意识模式是自由主义，它以个体公民为中心，欲图扩大其政治权利，增加其参与政治活动、保持政治热情的正式机会。自由主义认定，一旦个体公民被赋予了这些权利，他自然会产生政治敏感并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行动。他可能会要求接受更多的教育，但是教育是自由主义为之奋斗的普遍的权利之一。

1920年代初，沃尔特·李普曼就尖锐地指岀，自由主义关于公民政治敏锐性的假设是行不通的。他认为公民是不可能了解政治走势、思考政治真相并依此理性行事的。一面是个人，另一面是政治事件和权力决策，两者之间宛若鸿沟；这条鸿沟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连接的。后者企图将大量的沟通压缩成简化的标语口号，它缔造了一个由种种刻板印象组成的虚假环境（pseudo-environment）。在其后是看不见的政治世界，而公民正是对这个虚假环境做出自己的反应的。在这个庞大的社会里，公民没有时间研究事情，他与他人以及传播媒介之间的有效的政治联系被限定在每天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这些因素，加上人为的书报检查制度，以及人们不敢直面的可能扰乱其日常生活的现实，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自由主义理论所要求公民具备的政治觉悟是建立在一种可悲的乌托邦的理性心理之上的。在低水平的民主社会里这种心理可能会起作用，但在现代社会里却是行不通的。至今，还没有哪位自由主义者能够驳倒李普曼的分析。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

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种人们所熟悉的政治意识模式，其中心是阶级而不是个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富于独创性的模式，它从以财产为基础的总的物质条件出发，探讨具有相同的阶级地位的人的内在意识。阶级意识一向被理解为人们对自己的合理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相对立的其他阶级的利益的政治意识。经济的潜能成了政治的现实：“自在阶级”成了“自为阶级”。因此，就阶级意识而言，它应当包括：（1）一个人对本阶级利益的合理认识和认同；（2）对其他阶级的非法利益的认识及反对；（3）对运用集体政治手段达到集体政治目的以实现自我利益的认识及与此相关的行动准备。

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派别中，上述三点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依托。比如，同先前的领袖人物相比，列宁和托洛茨基更为重视党内的激进分子，他们善于表达理性意识，对群众政治意识的发展尤为重要。然而，借用路易斯·克莱尔的话所说，在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的背后，总是有一种“逐步意识到内在潜力的”的政治心理学。就其心理假设来说，这种主张正好像自由主义一样是理性主义的。因为相互竞争的双方在斗争过程中对无法调和的物质利益有着理性的认识；通过权衡利弊，可以将物质现实与利益意识结合起来考虑。一如凡勃伦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是功利主义的，它同边沁的联系要紧于同黑格尔的联系。

当然，马克思想到了“虚假意识”，即对利益的错误估计。他将其解释为一种理性主义的错误，原因是无知，如果更多地考虑主观因素的话，也可归咎为缺乏正确的无产阶级宣传。虚假意识是一种导源于传统的心理滞后，它不再符合当下的利益；虚假意识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它不以一种促进有效行动的方式去揭示真实世界，而是将其真实面目隐藏起来。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釆取了理性主义假设，认为人一旦获得了机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和自己及自己所在阶级利益相关的政治意识。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更为关注如何增加个人扮演政治角色的机会，而不太关心人们不愿或不能这样做的心理原因。因为有关各社会阶层政治状况的问题与答案都是以上述一种或另一种阶级意识模式为基础的，所以各种现代理论通常不同意一个阶层可能没有政治倾向的说法，只是说这个阶层政治上比较消极。然而这种政治上的冷漠既是自由主义步入穷途末路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理想坍塌的征兆，同时还是我们时代的政治不适的核心所在。

政治冷漠，就是对所有政治迹象漠然视之，与政治这个体现忠诚、要求和希望的世界保持距离。政治冷漠的人超然于主导的政治符号之上，对其相反的政治符号也没有什么攀附。无论他们有什么不安、要求和希望，都与政治无涉，他们的个人渴求和焦虑同政治符号和政治权力也没有关联。无论是客观事件还是内心压力都无法建构他们的政治意识。

政治上的冷漠并不必然涉及政治期望的坍塌；也不一定是走到了希望—忍耐—绝望—冷漠这条标尺的终点；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路线，一种可能的意义。政治上的冷漠也不一定是非理性的；事实上，它可能是一种理性的玩世不恭，这种犬儒哲学不相信现实的政治忠诚和期望，认为这一切都是缺乏成熟的表现。政治冷漠也可能是人们对可能的机会进行超理性思考的结果，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政治冷漠的人认定，在一个毫无意义的政治世界里他们没有信仰一样能够生活，一样能够进行超然的智力活动。对那些缺乏洞察力、阶级地位不太稳定的人来说，冷漠往往与对没有意义的工作不愿牺牲自己和时间有关；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冷漠则是因为对那些能够直接满足感官刺激、欲望和娱乐的活动过于迷恋所致。

无论是抱有忠诚还是反抗的意识，有政治意识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的不安和渴望具有政治意义，都会将自己视为一种要求在不断升腾的政治力量。不管这种力量多么渺小，它总能增添实现理想的希望。而政治上冷漠的人则认为自己的生活及自己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没有什么

政治意义，他们回避政治上的失望或满足。如此，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失去了有效的行动动力作用，也不能成为政治机构存在的合法理由。

02政治冷漠

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中上阶级中，当然会有人赞同自由主义的公民观；但也有一些人尤其是一部分上层阶级，包括一部分出身于上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具有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觉悟。还有不少人具备了保持政治忠诚的所有必要条件，其中有些达到了造反的要求。

但是，有关美国政治的最切合实际的判断，莫过于大众普遍冷漠这一事实，如今这是比忠诚和造反都更具意义的现实。

在我们的政治文献里，很少有人去解释政治冷漠这一事实，原因可能是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中心问题。然而，我们现在却面临这样一种情境，许多人摆脱了流行信仰的束缚，却没有获得新的信仰，因而对任何政治问题既无所适从也漠不关心。他们是政治的局外人。他们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动派；他们是逍遥派，是置之度外的人。如果我们同意希腊人的定义，认为白痴就是独善其身者，那我们只能获得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公民基本上是由白痴组成的。

我们的这一想法比我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严密论证都更可靠。这种说法的首要依据在于，作为具有政治意识的人，我们注意到公共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与人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大多数敏感的观察家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件非常奇怪的非现实事件。男人们走出家门，在世界各地浴血奋战；妇女们则干着战时希望她们干的一切；人们拼命工作，没日没夜，购买战争债券；所有的人都信赖美国，信赖她的事业；没有任何反抗。然而，这一切似乎是一种漫无目标的效率。似乎有一种麻木感阻止了人们对发生着的事件的广度和深度的体察；既无美梦，也就无所谓噩梦；如果说有什么愤怒、恐惧、仇恨的话，那就有吧，情绪和信仰的心弦仍然未被深深地打动。人们在换班的间歇中坐到电影院里，用冷淡的甚至完全冷漠的眼光，看着躲在欧洲城市的狭小地下室里受着“饱和轰炸”的孩子。人成了目标；在人们把另一些人作为目标而体验着它的壮观场面时，他们也感到了无能为力，感到自己处在更大的势力的掌控下，而他们和那些超出了直接的日常需要和满足的事情无关。那是一个梦游的时代。

这并不是说人人都成了麻木的不会抱怨的傻子，而是说在那种就事论事的效率中，在绝望或激情中无法释放感情的能量；也没有人以反叛的态度抱怨全球性牺牲和暴力的政治意义。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民都冷漠愚钝；恰恰相反，他们常常心怀光明的希望，但在政治方面从未如此，那些过去被称为最深沉的信念的东西，变得像流水一样转瞬即逝。

摄影师的专业取景角度和电台评论员训练有素的夸张声音，似乎没有为“说大话”留下什么余地。耳朵好像成了敏感的录音带，眼睛成了精密的摄影机，体验则成了话筒和镜头之间极为精确的配合，由此机器本身便具备了体验的能力。因为这个经验世界凭借机器而变得生动了100倍，个人自然就成了旁观者，而不是通过其欲为而获得其所得的亲历者。没有什么明确的反叛目标；冷漠的都市气息早已侵入到没有抵御能力的人心中，他们沉迷于自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郁郁寡欢，一劳永逸。

许多观察家注意到，在50年前的美国四处洋溢着的对未来的信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忧心忡忡、悲观失望、紧张不安，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精神上的幻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民主已经失去了普遍的信赖，不再是社会的可靠感情，成了一种官方宣传的工具。既然是官方的，当然就是老套的。劳埃德·莫里斯写道，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人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自由、强大、充裕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颂扬，但是他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却大不如前了”。巨大的进步和微弱的失望并行不悖。

受到广泛质疑的不是正式的民主本身，而是它的发展之路。一位佚名作者在评论奥登的诗时写道：“联邦政府各部和各机构门中的所有的委员会，以及各州、县、市、镇、村的雇员们，都是我们的雇员，他们在我们的授意下处理我们的事务。所有的法官、警察，都是我们授权来主持正义的人，这个正义不是他们发明或创作的，而是我们几个世纪以来的东西……我们有自己的管理员，他们……不能把我们推下人行道去。他们不能忘记我们，因为我们能使他们失去工作。……毫无疑问，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但是我们总在想自己不过是一出戏的观众而已有权看那些来来往往的演员（管理人员），有权叫好，也有权喝倒彩，甚至有权再加些演员。但是，我们无权更换剧本。剧本像是已经定了终身——当然不是我们定的。”

“令人震惊的是，管理员也没有一个人是剧本的作者……困扰我们的不是（两次世界大战）强压给了我们；而是它们是从我们的意志无法影响的某个角落降落到我们身上的。大战的降临既不顺应也未违背我们的意志。我们指定的管理员各就各位；两次大战却像海上飘过来的大雾将他们吞没了。……令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是，我们的管理员能控制什么？没有他们，就会出现混乱。有了他们，却又不时会岀现这样一种感觉，不是他们离我们渐行渐远，而是他们掌控的那些生死之事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控制。”

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内在的政治敏锐性标准太高，只有在危机时期才能企及。但是，这并未触及问题的真实层面，“危机”的概念也不充分。危机一向涉及选择尤其是被迫性选择的公开性。但是，如果权力部门面临选择时背着大家进行会怎么样呢？在我们这样的权力如此集中的体制中，只有当某些事情恶化了，才会有旧时意义上的“危机”出现；与此同时，那些重要的决策却是背着我们做岀的。只有弄清危机的含义，才有希望认定是否只有在危机状态下，政治疏离才会被政治敏感所替代。因为现在存在着许多不公开让大众做出政治决策的危机，但是它们的后果却远远大于以往公开发生的许多危机。

基于我们的信念，我们现在普遍感到，政治疏离现象在美国既广泛存在又十分严重。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浅表甚至被认为是比较准确的标志，比如投票的意义和程度。参加投票并不必然表明关心政治；但不参加投票也不一定就是政治疏离。可能有高达80%的参加投票的人认为，他们投票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沿袭着家庭的投票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投票表明的不是对某些原则甚至某种始终如一的政党立场的传统忠诚，而是对附着在这种或那种政党标签上的家庭传统的忠诚。投票并不特别地意味着对出现重大事件怀有什么政治期待，这类要求只涉及一种形式，通常和个人的麻烦并不相干。那些有法定选举权的人只有一半多点参加投票，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既是一个靠选举产生的政府，也是一个靠弃权产生的政府：在决定结果方面.不投票的那5000万人起的作用不亚于那些投票的人。

工联主义大约囊括了1/3左右的在业人员，其运动的高涨或许可以被视为某种初始形态的政治反抗的象征。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工联主义并没有对流行的政治符号提出疑问，也没有特别提岀自己的反向符号。它通常的要求不过是在现有的收益中求得更大的一份，而它的有意识的期待也不过是对即刻的物质改善的短期性期待，而不是工作和生活体制本身的变化。

因此，就其现有的形态和动机而言，无论是对政党还是对工会的支持，其动机都不是广泛的政治意识，这里既没有深厚的忠诚，也没有有意的反抗。

白领人士的政治疏离可能与其他规模较大的阶层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根据可以获得的数据判断，他们似乎居于其间。比如，他们中间有41%的人说自己“非常关注”1948年的总统选举，相比之下，实业界和专业领域中有59%的人、雇佣劳动者中有33%的人“非常关注”此事。在这个问题上，白领的比例和全国的平均数大致相当。参加投票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所有可以得到的数据都表明，他们确实处在中间状态，处在实业界和劳工之间。

如果我们确信——不论正确与否——工人阶级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阵营，那么就可以断言，白领人士在精神上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在中产阶级概念和情感的大厦已经坍塌之际，他们发现自己无门可入工人阶级之中。但是，不管人们以为工人阶级在建造什么样的大厦，这大厦至今还未开工。如今，不存在任何稳定而又一致的认同中心。政治上的疏离和精神上的无家园感司空见惯。

这种政治的冷漠感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着今日美国的政治疏离状态呢？除非我们解释清楚为什么今日美国所有阶层的人都多多少少存在着政治冷漠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新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在欲图解释这一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关注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内容和功能；其次应该关注构成了美国政治领域之特征的社会历史结构的特点；再次应该关注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的那些显著特征。

03大众媒介

如果我们相信“人们的阶级冲突意识及为之战斗的意识形态”单单是由“物质矛盾”决定的话，那就忽视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积极作用。如果说人的意识不能决定人的存在，那么人的物质存在也不能决定人的意识。在意识和存在之间横插着沟通，它影响着人们对自己存在的那种意识。人确实会“进入独立于自己的意志之外的确定而又必需的关系之中”，但是沟通的介入，却能够改变那些以不同方式和人们发生联系的那些关系的意义。政治意识的形式最终可能和生产方式有关，但是一开始它和沟通媒介的内容有关。

在马克思的时代，没有收音机，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有的只是印刷品。马克思几次谈及印刷品，认为这种媒介形态使得任何有魄力的人都能创办一份报纸或杂志。当大众媒介的说服效力有限，但同时却广泛易得之时，尽管存在政治性的检查制度，竞争却依然普遍之际，人们很容易忽视或低估它的作用。

爱德华·罗斯有关习俗的论述也适用于今天的大众媒介：它们的主要支柱是“自我解体的恐惧。因为，如果放弃习俗（或是大众媒介的规则），一个人的自我就会发生异化，就会撕破保护着我们的本体的盔甲”。商业性爵士乐、肥皂剧、黄se小说、连环画以及电影，制定了城市大众的形象、行为、标准和目标。无论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这些文化机器面前人人平等；像技术本身一样，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几乎是普遍的。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设定大众情感的模具。

爱德华·罗斯（Edward Ross，1866-1951），美国社会学家

在这些大众艺术中，程式取代了形式；它们不能给人“以终极启示”，一旦显现即刻凋零。就像密尔顿·克朗斯基注意到的那样，“正是因为在大众艺术和当代生活之间不存在什么差异，它们才如此密切地相互反映，一个特点呼应着一个特点，几乎无法分清谁是影像，谁是本源。这两者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神话……”这个神话中的假想英雄是“大众努力遵从的原型，是人们塑造自己行为的模具”。我们在大众媒介制造的景象中淹没得是那样的深，以致无法清晰地了解它们，更不用说它们所可能代表的客体了。因为当代的大众媒介已经组织化，事实上它们遮蔽了我们的视野。

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景象本身，还有关于景象的描述，以及对景象的反应。处在景象和反应之间的，是大众媒介赋予的描述。在每周日常生活的狭窄景象之外的事件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它们几乎不为人所知晓，除非在大众媒介中进行了省略、删改和报道。美国的大众传播系统不是自主的：它反映社会，但是有选择的；它通过概括某些特点来强化它们，经由选择和强化，创造了一个世界；人们只得生活在一个他们无法直接触及的世界之中。

不涉足这个由大众媒介创造和维持的世界，就难以了解政治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及其阙如。源于结构地位和历史变迁的剥夺感和不稳定感，如果没有在适当的场景下由这些媒介加以报道，并因此赋予它们普遍的、可以传授的意义，就不可能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例如，阶级意识的有无，不仅涉及个人在某种客观的阶级情境中的经历，而且和他所接触的大众传播有关。一个人对各种事件的全方位的了解，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他所体验的环境的函数，是他与他人直接接触的函数，也是他所接触到的大众媒介的函数。而往往正是后者，赋予他现实的标准、体验的标准。

大众媒介的内容现在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体验、情感、信仰和向往的公分母。它们不仅贯穿于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之中，而且还影响到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远在达到承诺年龄之前，在没有形成清晰的意识之时，他们就已经接受了那一切。大众媒介传播的内容潜入我们的自我形象，成为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如此难以觉察，又是如此真实可感，以致要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就会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人的体验和性格。

大众媒介创造的世界很少讨论政治意义，更不要说对它进行生动的表现，提出尖锐的要求或期望了。相反，论及政治层面的活动时，媒介呈现的是简短的新闻片断、大字标题的专栏或摘要.以及十分鲜见的讨论和社论。在这些报道中，大众媒介推崇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符号和政治人物；但在将那些传统的联系强加到这些报道的过程中，大众媒介的标准化过程和反复宣传使它们成了陈词滥调，人们只是出于习惯性反应而和它们联系在一起，就像服装和某种品牌的联系一样。在这些陈词滥调背后，是市场上的刀光剑影；政治被塞进了几条公式之中.一遍遍重复再重复；用广告宣传册上的话来说，你要“建立联系，引发兴趣，形成偏好，具体洽谈，最后签单”。这种“广告运动”的目的是建立一支兜售美国体制的“别动队”，它的头等大事是“强调自由企业的目的”，“告诉美国人民，资方、劳工和其他社会各界一致同意，美国式体制应该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一基本目标做出贡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主流符号的呈现方式像一本矫揉造作、空洞浮夸的公民手册，再不就打着虚伪的人权幌子，结果将生动活泼的参与和发自内心的忠诚排除在外。

大众媒介将占统治地位的忠诚和要求弄得枯燥乏味，与此同时，它们又从不宣传和它们意见相反的忠诚和要求。它们温文尔雅，在忍辱负重和宽宏大量背后隐藏着令人作呕的冷漠；它们支持那些对“意见不同者”持反对态度的人。它们将所有的一切都琐碎化，说成是个人争执，而不使之人性化，强调事件对你我的意义。通过将那些虚伪的陈词滥调变为行事的准则，它们保持了与主流政治符号的一致性；当它们“严肃”的时候，只不过是为了获得同一件事件的更多的细节，而不是为了弄清政治事件和政治决策对人们的意义。除了那些已经有兴趣的人以外，大概不会有人对它们的详细报道感兴趣；那些有偏见的材料也只有为那些已经认同偏见的人所接受。它们强化兴趣和偏见，但却不通过真正的交锋引发人们的兴趣。在大众媒介中，占统治地位的符号如此泛滥，意识形态方面的提速如此之快，以致那些表面上分量不断增加的政治符号，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受到普遍的怀疑。大众媒介垄断着僵死的意识形态，起劲编造空虚的政治记录。它们一方面使主流符号陈腐不堪，另一方面又压制相反的政治符号；尤为重要的是，它们拼命转移人们对公开的政治问题的兴趣，通过与其他利益集团的比较使得“政治”变得既枯燥又陈腐——这就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现状，它既反映了又强化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现实。

在大众媒介经营的时间和版面中，公开的政治内容毕竟只占极小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虽然不忍卒读，但还必须在不受信任的市场环境中和整架娱乐机器搏斗。技术最为娴熟的媒介从业者和收入最高的那些天才们，都全心全意地扑在体育和闲暇这些光怪陆离的世界里。这些充满竞争的领域不过30年的历史，它们通过神话般的人物和变化万千的形象持续不断地吸引大众，转移他们对政治的注意。在小业主的世界里，当政治不怎么重要的时代，人们往往要长途跋涉去参加老式的政治聚会；而在现在这个新世界中，在政治客观上变得十分重要的社会里，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仪式取代了传统的集会，人们既不用移动身体也不用开动脑筋就能参与其间。

出现在矩形银幕上的形象支配着灰暗的大众，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收音机在用造作、色情、神秘和滑稽的声音向你倾诉；随意编造的谋杀故事刺激着你的神经，使你轻松愉快。在我们的生活情境中，这一切都令人神魂颠倒。它们的影响是深刻的：流行文化贴着的不是“宣传”而是娱乐的标签；人们和它接触之际，往往是大脑最放松而身体最疲惫之时；这种文化的特点在于它很容易向你提供认同的目标，很容易向你提供刻板化的个人问题的答案。

成功者的形象及其个性化的心理是大众文化最生动的部分，也是最远离政治的一部分。事实上，所有大众文化描写的形象都涉及个人，尤其是用个人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个人目标的那些独特的个人。小说与非小说、电影与广播——几乎当代大众传播的所有方面——都将视野聚焦于个人成功之上。人们所做的一切凭借的都是个人努力，即使有某个群体参与其中，它也是追随着某个非凡领袖。大众媒介根本不反映集体的政治行动，及通过集体的政治行动改变地位的活动，它所表现的只是个人的成功，个人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单枪匹马去实现个人的经济和爱情目标。

大众艺术的表现也一直关注社会生活的人格特点，即使充分描述这一比例还有赖于可靠的统计数字。不过，被大众媒介作为一种典型标准加以捕捉、放大并普遍化的，常常不是大众事实，而是个人特例。关于一个报童是如何靠个人品德“成功”的霍雷肖·阿尔杰的故事，对无情的大萧条时代的牺牲品们来说可能早就过时了；然而，米老鼠和超人却受到成千上万人的顶礼膜拜。在霍雷肖和米老鼠之间存在着某种鲜明的联系，他们都是靠争当第一的勇气杀出一条通往顶峰道路的“小人物”——他们是美妙的个人成功庆典上才能够看到的图腾般的人物，凭着幸运战胜了巨大的艰难险阻。但是.现代的成功英雄们已经变得更为狡诈；他们不仅靠计谋取胜，而且还常常背后捅刀子；他们的争斗，比霍雷肖们更加肮脏。

家喻户晓的米老鼠形象

牛仔和侦探，这些标准的流行文化人物，也在拼命争当第一，虽然他们为了美化暴力手段，常常会将自己的动机和更为远大的目的联系起来。但是，他们是自主的人：他们常说，“我想成为自己的主人，我，做就做。”

对个人成功的轻松认同也产生了积极的一面，冈纳·迈代尔注意到：“这使得美国极为缺乏那种自发的、自律的和有组织的人民运动”。大众媒介关注的焦点，通常既不是集体斗争，甚至也不是关注自我的幻想，而是他人的个人成功。在对这些成功者的轻松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了对成功的过于浪漫的看法，毫无疑问，它减轻了经济不平等的心理压力，否则这种压力就可能会通过以财产和权利更加平等的社会理想为目标的政治行动来宣泄。

在电影里，只有极少的几个主角在追求某种社会目标，大多数人关心的都是自己眼前的事。列奥·洛温塔尔评论道，通常“对个人的兴趣已经成了一种大众话题”。但是，这一兴趣及其产生和满足方式与18世纪和19世纪小说中的描写已经迥然不同。通俗性传记所选择的对象早已不是人们鼓励自我树立严肃的个人志向的典范；相反，是追求闲暇和消费的偶像，它所关心的是私生活、有用的朋友、个人爱好和消费方式-是人们获取成功必备的“心理道具”。洛温塔尔总结道，在他们的举手投足中，“推销的语言已经取代了说教的语言，少的只是价格标签”。他们是在不严肃的生活领域登台亮相的伪个体。他们的“问题”，皆因个人的恶行而生，又因个人的美德而息；他们所引发的嫉妒也与个人而不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有关。他们个人成功的光芒所引发的不是个人嫉恨或集体愤怒，而是崇拜和敬畏。

人们往往将大众媒介的内容归咎为公众在政治的无知。确实，只有21%的人“对什么是《人权法案》有着比较准确的认识”；大约只有半数左右的人表示，知道什么叫政治说客（lobbyist），而这些人中相当多数根本回想不起哪些集团雇用过政治说客，如此等等。然而，在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没有垄断政治敏感，更不用说政治反抗了。况且，联系到大众媒介的政治状况，人们不禁会问，大众传播的声势如此浩大，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口增长得如此之快，为什么人民还会如此无知？

美国《权利法案》

将教育制度视为另一种大众媒介最适当不过了，它是专门以年轻的年龄群体为对象的、公众有保障的一种狭窄的大众媒介。在最自由的情况下，教育机构的政治内容往往也缺乏想象力，它在为其他大众媒介的成功的娱乐活动以及将政治的琐碎、零散和混乱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打着基础。凭借僵死的意识形态和令人沉闷的公民教育课程，学校当然无法和流行文化及其光彩夺目的偶像竞争。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开始模仿这类流行文化及其表现方式，将自己的科目搞得过于琐碎，结果还是少不了枯燥无味。大众化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可能最缺乏政治兴趣，因为他们主要是通过公民手册的内容接触政治的。填鸭式地接受美国政治的传统偶像早已使他们大倒胃口。流行文化渗透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之中，但是，也许仅仅是因为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它对白领姑娘和黑衣男子的影响最大。大众媒介的主要目标是具有高中文化的人，而前述白领姑娘和黑衣男子正是这一文化的中心；作为新的下层中产阶级，他们形成了一个迫切需要粗俗产品的市场。

那么，为什么大众传播机构会经久不衰地囊括这些非政治或是伪政治的内容呢？当然，这些机构为一小撮人所拥有和指挥，为了他们的利益，大众传播机构才去表现个人成功的故事及其他消遣性的节目，而不去宣传现实的集体成功与集体悲剧。

但是，这些机构是既定的利益集团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它们的宣传内容。虽然说消费者的品位和感觉能“左右”它们的产品是假话，但显然如果有足够多的个人感到有能力去抵制这类节目，电影制片人、广告人和人事部门就会以某种方式寻求改变自己的政策。另外，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正如那些偏僻、贫困的人因从未亲眼所见而不知道何为宽敞住房一样，大多数电影观众和广播听众也不知道电影和广播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接受甚至喜欢现有的内容，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可能；他们非常倾向于去看、去听、去读别人训练他们去看、去听、去读的东西。然而，我们不应对诱惑他们盲目接受的社会基础视而不见。

要想理解人们对现代大众媒介内容持续不断的热情，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冷漠和无知的个人心理，以及大众传播机构的既得利益。大众媒介确实有所创造，但他们也在强化现存的各种倾向，迎合现有的需求。他们确实在鼓励和关注眼前的冲动和需要。在媒介和公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互作用，它既在灌输需要，同时又在满足这些需要。要想理解公众接受的基础以及媒介的内容，我们就必须超越这些媒介，考察美国政治世界本身的社会—历史背景。

04社会结构

要探讨像政治异化这样深刻的主题，必须考虑延绵几代人的一些因素。因为这个问题导源于不同的总体社会形态，必须从所谓的时代的时间跨度中发生的转变去理解。

我们已经考察过许多和中产阶级的转型有关的心理倾向，正是这些倾向造成了冷漠这种主流政治基调。今日美国社会结构的有代表性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系统地形成了并维系着对社会和自我的异化。我们只有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才有希望理解使这些倾向在政治领域获得集中体现的那些特殊因素。

美国一向是以实际收入的迅速增长为历史特征的，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这一特征曾经广泛断裂过一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摆脱了萧条后，实际收入又达到了新高。首先是边疆的拓展，然后是工业的巨大发展，孕育了这一趋势。就战争而言，美国人的幸运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经历了这样一种物质满足不断增长并且未曾中断的历史的人，不太可能产生经济上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很可能会将他们的政治制度转变为意识形态冲突的手段，或将他们的头脑转变为政治的论坛。

对任何群体来说，需求和满足上的差异都还没有广泛和持久到足以彻底影响美国人生活基调的地步。至少对数目可观的少数人来说，升迁的可能性一直是真实的，而低收入阶层和职业阶层的政治要求也因为经济和社会流动被降到了最低程度。随着小企业不断破产，白领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即使只多拿一点，也被认为要强于农场和雇佣劳动。这些事实促成了人们对社会分层的接受，人们从不将社会分层视为一种永久的和令人沮丧的制度安排，而是某种自然和公平的选择。假如真像卡尔·曼海姆所指出的那样，一场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到来不过是匮乏时代的一种反映的话，那么，由于长期的物质丰裕，在美国没有人持这样的观点。

除了经济丰裕的事实、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之外，在不断上升的地位市场上，还有一整套相对灵活的尊敬制度。在1920年前的那几十年里，3500万移民来到美国时，那一拨人一开始总是进入美国社会结构的最底层或几乎是最底层，他们起码有一段时间干最苦的工作、地位也最低，因此抬高了他们之上的所有阶层的地位。那些捷足先登者看不起后来者了。而且，在这些移民的期望中，赖以衡量他们满足与否的尺度，并不是美国社会的上限，而是美国社会与自己祖国的比较；他们的标准是国家之间的，不是阶级之间的。在标准方面，他们的祖国比不上美国：对欧洲来的数百万人来说，无论他们在美国的地位如何低，美国仍然是充满希望的伟大国度。此外，由于移民数量庞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发现新来乍到者或与自己不同的移民。他们歧视后者，又将其视为危险的竞争。因此，蛰伏在个人攀升的想法和形象之后的，是和阶级平等的思想相对立的民族主义的伟大力量。美国化的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成了最重要的心理事实。而且，教育机会的增加——它以免费的教育机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为基础——被视为美国文化水平提高的象征，它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地位平等感。

对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分散的国家来说，移民使得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异质性更加明显。而对低阶层的人来说，这种差异往往比他们共同的阶级和职业水平更重要。这对低层阶级的心理凝聚力就是沉重的一击，更不用说政治凝聚力了。此外，一定还要记得，美国还广泛地存在着地区、行业和工作方面的极端流动性。不同职业环境的对比，以及从一种职业环境到另一种职业环境的流动，造成了物质条件的多样化甚至碎片化，连带着也影响到潜在团结的基础。埃德蒙·威尔逊注意到，地位意识和政治意愿很可能是地域性的和偶发性的，你不能够说“裂隙一般的社会分裂横贯于整个人民中间……”

以大范围内的技术进步为基础的迅猛变迁，形成了极大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传统已经无法使人“定居”一地或故步自封，如此也造成了人们与自己的社会出身的疏离。毫无疑问，地位恐慌和销售保护加剧了这种不稳定过程，从而使个体进一步远离政治要求和政治行动，同时也更加远离自我。在社会学家看来，政治冷漠问题实际上是自我异化和社会无意义这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缺乏坚固的合法性，因而也缺乏对角色扮演的公认和长期的褒奖——而个人往往又要持续地、有时甚至是被迫地遵守这些角色规范。

虽然许多历史因素和历史潮流现在已经走到了历史性的转折关头，甚至行将完结，但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不总是和历史同步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秩序本身一向就不鼓励、现在仍然不鼓励对新的现实保持敏锐的政治意识。

05后卫

政治，无论其如何重要，也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个方面，而后者完全没有必要靠政治忠诚来维系。在美国这样一个个人标准、金钱标准和个人活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冷漠原本应该是一个意想之中的心理事实。这是一个由个体化的人组成的科层社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可能它仍将沿着这个方向阔步前进。

老式中产阶级的衰落并不意味着美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崩溃。但是它确实意味着这一制度旧有的合法性不再能够打动人心，意味着我们生存其间的机构、我们现有的构架不再具有活力。回过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处在一个杂乱无章、颓废沦丧的情境之中，虽然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道德危机的时代。但是，道德或意识形态的协调并不是某种社会秩序的唯一基础。在一个权力并未完全或稳固地合法化的体制中，权术和传统的网络也能通过高度舒适的物质标准将一个社会整合起来。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建立在老式中产阶级基础之上的）民主概念；即使人们的脑袋里没有斗争，他们意识不到的斗争依然故我；我们的科层制度的社会有着自己的矛盾和危机，其中那些推动美国社会不断前行的关键因素可能变得更加难以组织和分布。

中产阶级的转型已经使它们分崩离析，如此没有什么“中产阶级的政策”再可能存在，即使对中产阶级来说成为一种现实的运动的权力和机会仍然存在。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参与其间的各个集团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治舞台上不存在旗帜鲜明的中产阶级运动。因为这些阶级的社会形态迥异、物质利益矛盾、意识形态不一；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运动的同质基础。

农场主要求更高的保护性关税和更高的价格补贴；白领职员则要求消费品价格低廉。政府雇员要求加薪；小店主则要求税收降低。在工资和社会政策方面，新中产阶级逐渐认同了雇佣劳动者的态度，而老式中产阶级却仍然坚持雇主的立场。如果说老式中产阶级一向打着小产业的旗号反对垄断的大公司，那么新中产阶级则依赖垄断的大公司获得安定的工作，并通过对公司的忠诚体现出这种心理事实。小商人，尤其是那些零售商，反对“连锁店”、政府以及大企业卵翼下的工会。白领工人，即使他们在斗争中组织了起来，他们加入的工会总体上也会受到雇佣劳动者的影响。因此，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无论是新中产阶级还是老中产阶级都是其他权力更大、声势更盛的压力集团的别动队。

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其新老两翼，中产阶级都无法在忠诚、要求和希望方面形成共同的符号象征，其不同的部分加入到现存的集团中去，在党和国家内部通过压力相互竞争。他们各自凭借的手段差异还未大到允许他们、更不用说鼓励他们投身任何特定的政治斗争的地步。

在白领人士直接的职业生涯中，同样没有什么因素能够推动他们形成自发的政治组织。即使有生发这类运动的社会动机，它也不会产生于这些阶层之中。列宁认为一个阶层的政治意识不可能导源于“工人和雇主关系的领域”，这一论断对白领雇员来说千真万确。政治消极就是他们的职业意识形态；除了在极为分散和零散的意义上，他们从未参加过任何经济斗争；他们甚至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缺乏最起码的意识：他们没有感到自己面临了任何尖锐的危机。不能向他们提出诸如政党、工会和阶级关系这类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的阶级；他们也没有大面积加入工会；没有任何主要政党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也没有谁想过他们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政党。

只要政治势力依靠有组织的经济力量，白领工人就只能从“资方”或者“劳方”中汲取自己的政治力量。在整个权力结构中，他们是因变量。因此，对他们的政治倾向的估计，必须取决于对劳资双方斗争形式和斗争结果的更大范围内的预测。只有当“劳工”明显地“胜出”的时候，下层白领雇员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地支持工会；而如果大公司集团支持的互为妥协的委员会囊括了劳工领袖的话，白领群体就更有可能加入这类组织。

那些提岀白领人士的权力将崛起的理论，主要依赖于他们人数的增长和在大众社会的科层制度与分配运作中的不可或缺性。但是，除非你假定纯粹和自动的民主是建立在人数多寡之上的，否则一个阶层单纯的人数增长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增长。再者，除非你假定职业功能能够奇迹般地转变为政治权力，否则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也不意味着一个阶层拥有权力。

当一个人按照美国生活的视角来谈论这些大问题的时候，就会清楚地发现，从人数的增长和功能的重要性跳跃到政治权力的增长，起码需要政治意识和政治组织。在这两方面，白领工人都未达到充分的程度。而且，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地位的上升并不能带来更多的自由和理性。就白领人士而言，他们的幻想多于理智，令人苦恼的现代焦虑多于对自由的向往。他们晦暗的社会生活方式显然不会给个人或社会带来什么自由和理性。

当然，这些推测只是学术性的；新中产阶级没有形成、创立、领导任何政治运动的任何可能。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持续的不满，也不会因其进行任何有责任感的斗争。因为这种不满需要想象力，甚至还要有些幻想；而有责任感的斗争则需要领袖人物。

新中产阶级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最可能跟在哪个集团或运动的尾巴后面跑？而答案是，似乎最有可能取胜的集团和运动。

因为美国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无产者二因为不存在什么中产阶级的政策或构成，而他们在经济上也无法保持这样一种地位，他们同样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缺乏团结也没有机会，他们无法作为独立的集团或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因为他们不能在某个集团稳操胜券之前投身其中，只是在大局已定之后才做出选择，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平衡木”。

因为没有公共地位，他们的个人地位作为一种个人因素就决定着各自的发展方向；但是，作为个人，他们又不知道往何处去。所以，他们现在摇摆不定。他们思想上犹豫、迷惘、彷徨，行动上漫无目的、缺乏持久性。他们忧虑、怀疑，但是和很多人一样，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忧虑和怀疑什么。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容易激动，但却缺乏政治热情。他们是合唱队，因为胆怯而不敢张口，遇到掌声又会歇斯底里。他们是一群后卫。短期内，他们会惶恐不安地追求声望；但从长远看来，他们会追逐权力，因为说到底，声望是由权力决定的。与此同时，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市场上，新中产阶级正在高声叫卖自己；任何看上去足够体面、足够强大的人都可能占有他们。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认真岀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