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的书写（节选）
             Ecriture du desastre  （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布朗肖
         
   夏可君 译 
   （一个原初场景？）后来你活下来，接近一颗不再跳动的心，假设，假设这样的情形：那孩子——他七岁大，或者也许八岁？站在窗前，拉开窗帘，透过窗玻璃，看着。他所看见的：庭院、冬树、房子的墙壁。不过，他无疑以孩子的方式看着，看着他游戏的空间，他渐渐疲倦并慢慢抬起头注视那普通的天空，带着云朵、灰白光线的天空——苍白的白昼没有深度。
    接着发生的天空，同样的天空，突然打开了，绝对的黑暗与绝对的空无，显示（似乎窗玻璃已经被打破）出这样一个缺场，所有那些曾经一直有过的并且在那里永远丧失的——如此地失去以致于在那里被肯定着，而且消融了令人眩晕的知识，不会再有什么了，并且首先没有什么超越。这个场景中出乎意料的部分（它的无终止的特征）是幸福的感受，这感受直接就淹没了那孩子，那毁容的欢乐，他只能靠泪水来承受见证，泪水无尽地涌流着。都认为他遭受了一个孩子气的悲伤；做了很多努力来安慰他。他不说什么。他将因此活在秘密之中。他将不再哭泣。

    他不相信灾异。没有人能相信它，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没有信念与它相当，而且同时无私的那一种，与灾异分离了。黑夜；白色的，失眠的黑夜——这是灾异：黑夜缺乏黑暗，但并不被光线照亮。
   
    涉及到灾异我们是被动的（passifs）——但灾异也许是被动性，而且就逝去着，总是在逝去，甚至是在过去，甚至始终逝去着(passe)。
   
    灾异是礼物；它给出灾异：似乎它不考虑存在与非存在。它不降临（这是专属于那要到来的）：它不发生。而且这样我就不能产生这样的思想，除了不知道，不具有任何知识。抑或，它是不发生的某物的降临，那到来的却不到达，在存在之外，而且似乎漂离了？遗言式的灾异？
    
     灾异并不是凄惨的；它把我们从一切中解脱出来，如果它还与某人有一个关系的话；我们在语言的光芒中和一个有着快乐的知识的语言的闪亮中知道它。
但灾异是不可知的；它是不可知的名字，为了在思想中劝离我们对它的思想，离开我们，通过对它的接近，孤独地。孤独，就这样暴露给灾异的思想，灾异打断孤独，而且溢出思想的每一个变样，作为张力，对外面沉默和灾异般的肯定。

耐心完全打开我，所有通向被动性的道路都是在彻底被动的pas（有“步子”和“不”的双重含义），而且因此离弃了生命的层面，在这层面上被动还与主动相对立。

在与它者与我的关系中，似乎一切颠倒着自身当它者把我压碎得彻底陌生，我的关系还是一个与它者的关系吗？这难道不是与一个主人的”我”，与一个绝对自我的力量，与一个主宰着的以及最终融进了审讯的指控力量的主宰者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至少有两种语言，或者两个要求（exigence）：一个辨证的，另一个则不是；一个把否定作为它的任务，另一个用中性保持分离，既切开了存在也切开了非存在。

我不再恳求任何伦理，任何经验，任何实践，不管什么样的——除了那些反生命的，即是说一种非实践的，或者一种书写的言语。这样一个人不得不转向某种从未被写出的语言——这个语言从未被铭写过，而且总是将要被写出——以便这个不可理解的语词在它的灾异性的重量中被理解，而且在它召唤我们转向灾异却又并不或者理解它或者承受它。这就是为什么责任自身是灾异。
而且，对最远距离的接近，相对最没有重量的压力，与并没有到达我们的事物的接触——它是在友谊中我能作出回应，一个不可共享的友谊，没有互惠性，友谊属于那已经逝去没有留下踪迹的友谊。这是对不知的不-在场之被动的回应。

在柏拉图的洞穴里，并没有言辞来标记死亡，也没有梦想或者意象模仿它的不可说。死在那里，在洞穴里，作为超越，而且遗忘式的；它从外面到达哲学家的世界，以便诱导他向沉默前行；或者，它更好地进入他，使他漂移在不死的假象的无益之中，使他成为纯然的阴影，阴影的持存。死被独一地命名为必然杀死那些已经使他们得到自由的人——已经接近了光明——返回并且启示，因此打乱了秩序，搅乱了庇护所的安宁，而且就不再保护了。死是杀死的行为，而且哲学家是那实行最高暴力者。但他也召唤它，因为他承受的真理和他经由返回所讲述的是一种暴力的形式。

“已经”或“总是已经”标记着灾异，它在历史的外面，但也是历史性的：在遭受它之前我们（谁不被包括在这个我们里？）将遭受它。它是一个出神，不动的僭越，超出的通道的被动性。

不可知的名字，陌异于命名。
大屠杀，绝对的历史事件——在历史中的一个日期——整全-焚毁之处所有历史都着了火，意义的运动被吞噬，礼物，不知道什么宽恕或应允，粉碎却不给予，任何事物能肯定，能被否定的位置——正是被动的礼物，不能被给予的礼物。任何它能被保存，甚至被思想？当在大屠杀里，一切都丧失了，也包括守护着的思想，思想如何能成为大屠杀的保持者？
在必死的加强中，无数叫喊的飞驰的沉默。

唤醒是陌异化•••事物警视着，事物坚持着警视•••灾异警视着•••无人警视着。警视并不是保持警视的权能——以第一人称；它不是一种权能，在思想弃绝了警惕的活力，放弃世界性的澄明的看视，清晰的宰制，为了递交自身给失眠的无尽的延宕，唤醒并不唤醒，夜晚的强烈。

我们感到不可能有任何灾异的经验，哪怕是我们把灾异理解为界限的经验。这是它的特征之一：它使所有经验贫乏，从所有本真的经验撤离；它保持它的警戒仅仅当黑夜不警视任何东西的警视着。

如果有人发出这个单词，灾感，我们感到它并不是一个语词，它没有命名任何东西；确实，我们感到那里从没有一个分离的，名称的，主导的名字，但总是一个完全的结，或者是简单的句子，在这里语言的不定性——语言在它的未完成的历史和它的非封闭的体系中——寻求着让它自身被一个动词句处置，而且同时寻求着，在从未解决的名词与动词的张力中，去落下，似乎要不动，在语言之外——然而并不停止属于它。
灾异：打破所有星体，打破总体的所有形式。

集中营，灭绝营，象征着不可见已经使它自身永远可见了。一个文明所有清晰的形象被显示或这者被裸露（“工作自由”，“用工作来再定居”——奥斯维辛的题词）。工作，在社会里，的确，作为唯物主义者的进程它是有很高价值的，工人因此可以获得权力，在这里竟成为最终的惩罚：不再仅是剥削或剩余价值的事情；劳动成为一个所有价值达到片段和“生产者”的地步，至少远不是生产他的劳动力，甚至不再是他的生命的生产者。因为工作已经停止是生命的方式而且已成为他死亡的方式。
    我们时代的受难：一个废人，屈着头，佝偻着肩膀，不思，熄灭着的凝视。
   
    我想到奥斯维辛的那个年轻的囚犯（他遭受了最糟糕的事情，带领他的家庭到焚尸炉，吊死了他自己；在最一刻被救下来——如何能说是：救起？——他是特挑出来处理死者的身体，但当SS射击某个人时，他被迫去扶正被杀者的头以便子弹更容易打进脖子里）。当被问及他如何能忍受这样时，据说他回答说“观察人在死时的举止”。我不会相信它。就象勒文塔，他的埋在焚尸炉附近的笔记被发现了，写到：“真实的情况一直更恐怖，比所说的更悲惨。” 在最后时刻被救起来，我所说的年轻人被迫活着，一再持续那个瞬间，而且每一次再活一遍，每一次被他自己的死阻止。还要每一次为所有死者交换它。他的回答（“我观察人死时的举止•••”）并不是回答；他不能回应。在这种情形下剩下我们要去认识的是他面对一个不可能的问题，他找不到其它的口实，除了寻求知识，所谓的知识的尊严：我们相信这是我们一致于知识的最后的品质。但是，事实上，一个人如何能接受不去知道？我们读着有关奥斯维辛的书籍。所有的愿望，在集中营里，最后的愿望：知道什么发生了，不要遗忘，而且同时你将永不知道。

纯粹的差异，时间的消逝，没有桥梁的间隔，被穿越，经由任何穿越（是不可能去穿越的，就其已经被穿越）的不可能性的特性而成为无界限的。

卡夫卡所给予我们的——我们并不接受的礼物——是为了文学向文学的战斗：这个斗争是——同时也被逃避了——由其目的所致。它是不同于我们通过“战斗”这名字或任何其它名字所知道的东西，甚至“不知”也不足以使它对我们成为可感触的，既然它熟悉于我们就象陌异于我们一样。

    如果弥赛亚与乞丐和麻风病人一道站在罗马的门槛上，有人会认为他的隐藏身份保护着或者阻止着他的来临，但是，实际上，他被认出来了；有些人，被一个问题所纠缠而且不能释怀，就去问他：“你什么时候来？”他在这里了，那么，就没有来的问题。与弥赛亚一道，在那里，召唤必须一直响起来：“来，来”。他的在场并不是保证。既在将来也在过去（据说，至少曾经，弥赛亚已经来过），他的到来并不回应任何在场•••而且应该会碰到那个问题，“你的到来何时发生？”弥赛亚回应道：“就是今天”，答案确实让人印象深刻：是的，就是今天！就是现在而且总是现在。没有等待，虽然有责任去等待。但现在是何时？当现在并不属于日常时间•••并不保持反而使时间不稳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