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作品（三）

规则与惩罚

    目录

    第一部分酷刑

    第一章犯人的肉体

    第二章断头台的场面

    第二部分惩罚

    第一章普遍的惩罚

    第二章惩罚的温和方式

    第三部分规训

    第一章驯顺的肉体

    第二章规训的手段

    第三章全景敞视主义

    第四部分监狱

    第一章彻底而严厉的制度

    第二章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

    第三章"监狱"

    参考书目

    译者后记

 福柯作品：疯癫与文明

    前言

    帕斯卡(Pascal)①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evsky)

    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撰写一部有关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因为人们出于这种疯癫，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我们有必要确定这种共谋的开端，即它在真理领域中永久确立起来之前，它被抗议的激情重新激发起来之前的确立时刻。我们必须从运动轨迹的起点来描述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这种形式把理性与疯癫断然分开，从此二者毫不相关，毫无交流，似乎对方已经死亡。

    无疑，这是一个不愉快的领域。为了探索这个领域，我们必须抛弃通常的各种终极真理，也绝不能被一般的疯癫知识牵着鼻子走。任何精神病理学概念都不能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模糊的回溯过程中尤其如此。建构性因素应该是那种将疯癫区分出来的行动，而不是在已经完成区分并恢复了平静后精心阐述的科学。作为起点的应该是造成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疏离的断裂，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强行使非理性不再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的真理。因此，我们在谈论那最初的争端时，不应设想有某种胜利或者设想有某种取得胜利的权利。我们在谈论那些重新置于历史之中加以考察的行动时，应该将一切可能被视为结论或躲在真理名下的东西置于一旁。我们在谈论这种造成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分裂、疏离和虚空的行为时，绝不应依据该行为所宣布的目标的实现情况。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疯癫的人与有理性的人正在相互疏远，但尚未判然分开的领域。在那个领域中，他们有一种原始的、粗糙的前科学语言来进行关于他们关系破裂的对话，用一种躲躲闪闪的方式来证明他们还在相互交流。此时，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它们不可分割的时候，正是它们尚不存在的时刻。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存在于交流之中，而交流使它们区分开。

    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这种理性就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共同语言根本不存在，或者说不再有共同语言了。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精神病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它仅仅是基于这种沉默才建立起来的。

    我的目的不是撰写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而论述那种沉默的考古学。

    古希腊人与他们称之为"张狂"的东西有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谴责关系。特拉西马库（Thrasy

    machus）与卡利克勒(Callicles)的存在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尽管他们的语言流传下来时已经被苏格拉底(Socrates)那令人放心的论辩包裹起来。然而，在古希腊的逻各斯中没有与之相反的命题。

    自中世纪初以来，欧洲人与他们不加区分地称之为疯癫、痴呆或精神错乱的东西有某种关系。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不清的存在，西方的理性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正如"张狂"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苏格拉底式理性者的"明智"。总之，理性一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在博斯(Hieronymus

    Bosch)②之前，它早已伴随着西方文化，而在尼采(Nietzsche)和阿尔托(Artaud)③之后仍将长久地与西方文化形影不离。

    那么，隐藏在理性的语言背后的这种对峙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是遵循理性的纵向发展历程，而是试图追溯那种使欧洲文化与此同时算做欧洲文化的东西相对照的不变分界，并用其自身的错乱来确定其范围，那么这种研究会把我们引向何处呢？我们所进往返领域既不是认识史，又不是历史本身，既不受真理目的论的支配，也不遵循理性的因果逻辑，因为只有在这种区分之外因果才有价值和意义。无疑，在这个领域中受到质疑的一种文化的界限，而不是文化本质。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领域呢？

    从威利斯（Willis）④到皮内尔(Pinel)⑤，从拉辛(Racine)⑥的《奥瑞斯忒斯》到萨德(Sade)⑦的《朱莉埃特》和戈雅(Goya)⑧的"聋人之家"的一系列疯癫形象，构成了古典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疯癫与理性之间的交流以一种激进撤离式改变了时代的语言。在这段疯癫史上，有两个事件异常清晰地表明了这种变化；一种是1657年（法国）总医院(Hopital

    Général，可译为"总收容院")建立和对穷人实行"大禁闭"；另一个是1794年解放比赛特尔收容院的带囚禁者。在这两个不寻常的而又前后呼应的事件之间发生了某种变化，其意义含混矛盾，令医学史专家困惑不解。有些人解释说，这是在一种专制制度下进行了盲目压抑。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透过科学院慈善事业逐步地发现疯癫的真正真相。实际上，在这两种相反意义的背后，有一种结构正在构成。这种结构不仅没有消除这种歧义性，反而决定了这种歧义性。正是这种结构导致了中世纪和人文主义的疯癫体验转变为我们今天的疯癫体验，即把精神错乱完全归结为精神疾病。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与疯癫的争执是一种戏剧性辩论，其中人所面对的是这个世界观的各种神秘力量，疯癫体验被各种意象笼罩着：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一切神奇秘密。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这种知识对疯癫已了如指掌，因而视若无睹。但是，从一种体验到另一种体验的转变，却由一个没有意象、没有正面人物的世界在一种宁静的透明状态中完成的。这种宁静的透明状态作为一种无声的机制，一种不加评注的行动，一种当下的知识，提示了一个庞大静止的结构。这个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

 福柯作品：必须保卫社会

    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授课记录的出版工作由本书开始。

    从1971年至1984年6月辞世，除了休假的1977年，米歇尔•福柯一直在法兰西学院讲课。教席的名称是：思想体系史。

    1969年11月30日，于勒•于伊曼（JulesVuillemin）提议，由法兰西学院教授委员会通过，以此教席替代去世的让•玻利特(Jean

    Hippolyte)教授的哲学思想史教席。1970年4月12日，这同一个委员会推选米歇尔•福柯为这个新教席的教授。①当时他43岁。

    1970年12月2日，米歇尔•福柯开讲第一门课②。

    法兰西学院的教学要遵守一些特别规定。每位教授每年至少教授26个小时（最多可以有一半课时是讨论课③），他们每年都必须讲述独创性的研究，每次都要更新讲课内容。听课和参加研讨课都是完全自由的，既无需注册，也无需文凭，教授们也不能发文凭。④人们常说，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没有学生，只有听众。

    福柯在每年1月初至3月底的星期三上课。听者甚众，包括大学生、教师、研究生、好奇的人，其中还有许多外国人，一共占据了学院的两个阶梯教室。福柯常常抱怨他和"听众"之间的距离太大，而且课堂的形式使他们之间交流很少。他向往研讨课，一种真正合作工作的场合，并为此做过多种尝试。最后几年里，讲课结束后，他用很多时间来回答听众的提问。

    1975年，《新观察家》记者热拉尔•帕迪让（GérardPetitjean）是这样描述课堂上的气氛的："福柯健步走进教室，好像某个人一头扎进水里，他穿越人群坐到讲台的椅子上，往前推一下麦克风，放下讲稿，脱下外套，打开台灯开始讲课，一秒钟也不耽搁，扩音器里就传出响亮的声音，这是大厅里唯一的工具，大厅里昏暗的灯光来自一个仿大理石的浅口盆。大厅有300个座位，但有500人挤在一起，水泄不通……他讲得清晰，言简意赅，没有一点儿即兴演说的迹象。福柯每年只有12个小时在公开课上讲解他上一年研究工作的意义。因此，他尽可能讲得精练一些，然后再加以补充，就像人们写信时写最后还意犹未尽。晚上7点15分，福柯结束讲课。学生冲向讲台，不是为了和他说话，而是为了关掉各自的录音机。没有人提问，拥挤的人群中，福柯是孤独的。"福柯对此评论道："应当对我的讲课进行讨论。有时，课讲得并不好，仅仅一个提问就能使它重来，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等到。在法国，团体的效果使一切真正的讨论变得不可能。由于没有反馈的渠道，讲课被戏剧化了。面对人群，我有点像个演员或者小丑。当我一结束讲话，就感到一种完全的孤独……"⑥

    米歇尔•福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教学：研究即将完成的著作，开拓问题化的领域，这更像是对未来的研究者发出的邀请。因此，法兰西学院的课上不讲授已出版的著作，虽然讲课和著作有些相同的概念，但它也并非著作的草稿。授课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属于福柯怕从事的整体"哲学行动"一部分的话语机制。他主要提出知识/权力关系谱系学的提纲，以此为依据，他从1970年开始反思他的工作——与以前他从事的话语形式的考古学相对立。⑦

    授课同时还有一种现实性意义。吸引听课者的不仅仅是每个星期建构起来的叙事；也不仅仅是鲜明有力的展示，而且还有对现实的看法。福柯的艺术是通过历史诊断现实，他可以讲述尼采或亚里士多德，19世纪的精神病学鉴定或基督教传教士守则，但听众总是能从中感到映射到现实和同时代事件的思想火花。福柯在课堂上独特的力量在于博学、个人的介入和对现实事件研究之间微妙的呼应。

    70年代，磁带录音技术获得了很大发展，变得更加完善，米歇尔•福柯的办公室也开始采用此项技术。授课和一些讨论课的内容得以保存下来。

    本次出版工作以米歇尔•福柯的公开授课内容为蓝本。我们尽最大可能逐字记录录音，⑧希望按照讲课的原样出版。但是从口头到文字的转换要求编者的介入，至少得加上标点符号和划分段落。总的原则是尽可能与课堂上的讲授保持一致。

    然而删除某些重复之外，重新连接上断开的句子，修改一些不正确的语法结构，这又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省略号表示此处的录音无法辨认，当句子含混不清时，在括号[]中加一些连接词和附加成分。

    页底的星号表示米歇尔•福柯使用的注和课上讲授的注有明显不同。

    所有的引用都经过核对，所涉及文章的具体参考部分也已指出。校勘仅仅局限于澄清含混之处，阐明暗示和确定校勘之处。

    为了方便阅读，每一课前都有一个由关键词组成的目录，指明其主旨。

    书后附有授课的概要，它曾发表于《法兰西学院年鉴》。米歇尔•福柯一般在6月，即授课结束一段时间以后进行撰写。对于他，这是一个追溯式地点明意图和对象的机会。在此，他的表达最为完美。

    每本书结束时都由编者负责指出"情境"，告知读者一些传记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背景，将本课置于已出版的著作的背景之中，并指出它在各种样本(corpus)之中的地位，以方便理解，避免因不知道授课的整体环境而导致的误解。

    将法兰西授课录音的整理出版使米歇尔•福柯工作的另一个新方面得以与世人见面。

    确切地说，这不是遗作的出版，因为这次出版的是米歇尔•福柯公开的讲话，不属于书写的范围，很有研究的价值。米歇尔•福柯笔记的拥有者达尼埃尔•德福尔允许编者查阅了笔记。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法兰西学院授课录音的整理出版获得了米歇尔•福柯继承人的允许，他们希望无论在法国还是国外，他们苛刻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其严肃性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努力不辜负他们给与的信任。

    弗朗索瓦•艾华德（FrancoisEwald）

    阿莱桑德罗•冯塔纳(AlessandroFontana)

    注释

    ①米歇尔•福柯按照候选程序提交了一本小册子《应当进行思想体系史的研究》，（《职衔与业绩》，载于《言与文》，1954-1988，D.德福尔(D.Defert)F.艾华德(F.Ewald)编，合作者J.拉格朗吉(J.Lagrange)巴黎，伽利出版社，1994，第一卷，846页）。

    ②1971年3月，由伽利玛出版社以《话语的秩序》(L'Ordredudiscours)作为书名出版。

    ③米歇尔•福柯的讨论课一直开到80年代初。

    ④在法兰西学院的范围内。

    ⑤在1976年，福柯希望（但是无效）减少听众人数，把上课时间从17点45分改为上午9点。参见本书第一课的开头（1976年1月7日）。

    ⑥热拉尔•帕迪让；《法国大学里伟大的布道者》，刊于《新观察家》，1975年4月7日。

    ⑦参见《尼采•谱系学•历史》，《言与文》第2卷，137页。

    ⑧主要采用吉尔贝尔•布尔莱（GilbertBurlet）和雅克•拉格朗吉(JacquesLagrange)的录音，同保存于法兰西学院和舒尔史瓦(Saulchoir)图书馆。

 福柯语录

    ●

    只要男人和男人的婚姻不被承认，就谈不上什么文明。

    ●

    对我来说，那种纯粹的完全的快乐是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我甚至希望有那种（笑）过量的快乐，我宁愿为它而死去。

    ●

    有一次我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撞了。我那时正在走路。有那么几秒钟我感觉自己正在死去，而那种快乐真是非常非常强烈。当时是夏天傍晚七点钟光景，天气很好，太阳正在落山，天空一片碧蓝。这是我迄今为止回忆中最美妙的情景。

    ●

    我不能给自己或是别人提供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的快乐。这种快乐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也不能围绕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

    性的严厉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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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知道得很清楚，阻止孩子手淫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手淫对人有害。我们起码可以说它是唯一的对人无害的乐趣，那么，为什么又要如此长期地禁止它呢？

    ●

    如果与一个男人的性爱使我感到快乐，为什么要拒绝这种快乐？我们拥有权力，我们不应该放弃。

    ●

    儿童的性活动成为困扰父母们的问题，令他们担心、焦虑，这一事实本身给父母和孩子双方都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对父母们来说，关心孩子的性活动不仅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还能带来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