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和非积累过程理论（二）

——原文选自《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

积累过程概念的普遍化

这里，我们没有研究扩大再生产发生作用的模式(在《资本论》中)，没有严密地分析积累过程中历史状况的历史性和多样性，没有描述积累变化的历史条件。我们知道，马克思并没有在整体上和多样性上表述这些积累条件。马克思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英格兰和英国的资本主义上(作为一种类型或一个极端的案例：先于国家形成和随后让国家作用最小化的自发过程)。这个最初的空白一直都没有被适当地填充上，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误解。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些人一直过分独断，把工业化的简单要求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残暴贪婪。现在，我们都知道，工业化带来了灾难，这些灾难的方式和性质可能不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避免这些灾难。

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约束在几个判断上，以便让我们在最宽泛的尺度上表达积累过程(积累引起增长的过程)的概念。一旦经济史学家考察了西欧原始积累的条件，他就会发现，中世纪期间，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不断增加。马克思提出过这个观点，他并不赞同进化论者和自由主义史学家有关“黑暗时代”的观点。随后，技术论者和历史学家的工作扩大了我们在这个主题上的认识。当我们考察早期的技术“资本化”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复杂的历史条件：城市生活的更新、商业交换的复苏、希腊科学的重新发现。商业交换的复苏是农业技术改进的结果，这次农业技术进步与东方人的到来紧密相关，他们原先一直都是游牧民族(他们在使用马、马具、犁、轮作等农业技术上先进一些)。中世纪的技术进步是若干功能贡献的结合，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与任何一个特殊发明相提并论。这些贡献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发明能力的更新呢？这些贡献的共同之处是这样一个时刻的出现，即思想正在重新发现它形成概念和做出抽象的能力。只有逻辑可以确定经验和反思型思维的一个“层次”，反思型思维可以使概念、抽象(数学的、物理的、生物的)认识和技术有效地积累起来和传播开来，远远超过使用例子或日复一日的阐述。只有逻辑可以确定在一个层次上的一致性，这个层次在自然、经验主义和自发稳定性之上，而且超出自然、经验主义和自发稳定性。在中世纪的经济“基础”和中世纪推进的那些希腊文化之间并没有自动的联系，但是，中世纪利用了重新发现的希腊文化，在一个与希腊类似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城市生活、增加了的交流和交换)上，能够重新考虑积累过程会采纳的形式。这种积累过程在经过若干世纪的暂停和减缓之后，重新获得了动力，进而在16世纪产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中断(不确切地称之为文艺复兴)。

这样，我们的积累过程观要宽泛很多。认识是一个积累过程，技术也一样。认识和技术一起预设了一种形式的阐释，认识和技术是一个特殊过程的一部分条件，这个过程是资本积累，即生产工具的积累，生产工具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内核。一开始，我们把积累过程看成某种统一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开始发现，积累过程由若干相关的过程构成。积累过程是一个捆。当我们分开这个捆时，这个捆的部分本身也表现为积累过程。例如，合理性就有一个积累特征。那些活动，一个综合过程中的分过程，可能包括知识、技术；包括生产和生产力，即经济；包括文化，即在文化这个词汇的公认意义上讲的那个文化(与合理性和知识相联系)；可能也包括政治行动，政治行动的基础是已经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官僚上层建筑，政治行动也会“滚雪球般迅速增大”。

每一个积累过程都可以用指数曲线表示(ax或ex，处在最快增长速率：这是一个时间函数，at或et)。这种指数增长只能是一种倾向，或者说，一般而言，这种指数增长仅仅是一种倾向。积累过程必然包括让积累过程减缓(或多或少深层次的和持续的饱和)的因素，在这种时候，指数曲线的形式要复杂得多，即所谓“逻辑斯蒂”曲线。[1]实际上，我们知道，历史事件和契机可以中断或打断任何种类的积累性过程。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判断描绘过去500年的历史。经济积累过程，推动、减缓或打断经济积累过程的契机和历史事件，一起决定过去500年的历史。经济积累过程构成了一个历史必然性的决定作用，围绕经济积累过程这个中轴线而展开的历史状况引入了机会、偶然事件、个人和群体的创造精神。

我们甚至可以使用经济积累过程推测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可以重新确定经济积累过程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用经济积累过程推测的历史分期如下。

第一个时期：非积累的社会。农业生产、地方手工业主导。物物交换或商业在这个社会的“毛孔”上发生。即刻的需要消费了或几乎消费了全部产品。人口增长缓慢或为零，瘟疫、饥荒和战争不时导致人口衰退。统治集团把动产(理论上能够投入生产的财富)转变成了不动产：财宝、标志性建筑、艺术作品。常常出现令人惊叹的认识，但是，没有积累成为知识(随着一个群体的消失，这些认识也会消失)。高水平的艺术。不加修饰的生活方式。优美与残暴之间对比显著。循环形式主导社会进程和时间标度。习俗主导着部落，成为部落的凝聚力。

第二个时期：积累的社会(或具有诗意地讲，普罗米修斯式的社会)。最初，经济积累过程的多种条件都是独立的，所以，特征模糊，过渡，不喧嚣。经济积累过程(以及推动这个过程向前的人们)和过去浮华的、森严的、脆弱的世界，在此二者之间存在苦涩的争斗。这种争斗带来了意识形态幻觉(“文艺复兴”)。经济积累过程以日趋猛烈的方式释放出来。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世界范围的扩张。线性时间替代了循环时间。工业生产取代了农业。法律而不是习俗主导着社会。社会的社会化。

第三个时期在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转变过程之后，从日常生活的转变开始(按照一个详细的和有意识的政策)。我们是否要进一步表明，“现代性”确切地代表了这个转变过程，我们是这个转变过程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对刚刚使用的“社会的社会化”这一术语做一个解释。在我们已经提出的模式中，经济和历史领域比较容易相互配合起来。随着积累过程，历史不是简单地改变方向。当历史丧失循环特征时，历史具有了新的感觉、方向和意义。我们不是在说历史丧失了暴力和血腥的特征，而是说历史有了新的表现。经济领域本身成为社会和社会历史的“基础”与“轴”。另外，旧社会的基本联系——血缘关系的联系、与土地的联系——模糊了或消失在巨大的社会之中。经济积累过程打碎和降服了抵制这个过程的力量：群体的、直接关系的、先前社会结构的限制。经济积累过程并非完全压制它们，因为家庭还要维系，而且在经济积累过程中，国家地位形成了。通过不断的经济积累，由血缘关系和疆域形成的原始群体成为经济积累过程的基础、工具和背景。

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继续巩固，让(或试图让)社会本身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社会通过国家机构的政策和效力，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日益深刻地影响它的元素和成员。因此，作为整体的社会让社会成员屈服于积累的要求(当然是按照统治阶级的目标、利益和角度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同时目睹了个人和个人生活、作为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的出现和巩固。在第一个历史时期，部落总是关照着个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讲的是个性)。部落保护他，同时也毫不犹豫地无情地牺牲他。在社会的积累时期，个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实际的和理论上的自主性。个人存在。但是，社会抛弃了他。他或者参与积累，或者自己管自己。就他作为一个“私”人存在而言，他自己管自己。从社会和法律角度讲，他依法拥有权利，首要的是他的基本财产权。这导致了实际现实和(法律的和政治的)虚构现实、理论和实践、活生生的和法律的、掩盖起来的真相和社会表面现象之间的根本冲突。冠冕堂皇地讲，社会尊重个人(一种表达为神圣的尊重)，但是，与过去别无二致，社会与他对立。在作为整体的(国家)社会层次上，国家的权力拥有各种必要的手段。原则上讲，在文明社会，经济积累过程的社会，不再有私刑，不再有大屠杀。每一个人可以对(知识、工具、社会资本，等等)积累做出贡献。然而，“需要”和积累的要求超出了其他所有的事情。

这个庞大的和异乎寻常的矛盾过程还有第三方面：经济积累过程造成了群体之间的分化，然后，经济积累过程把这些被分化的群体隔离开。从17世纪和18世纪起，横跨整个社会，我们发现了亚群体的出现，这些亚群体原先一直都在老部落之中，只是不那么确定罢了：儿童、年轻人、妇女、有思想的人，等等。此后，这些群体出现了它们本身的特殊性、精神和诉求。与此同时，社会分化走向极化，产生了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些阶级让事情显得更为复杂，这些阶级是“社会的社会化”以及社会的社会化方方面面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整合的力量，积累的社会效率越高，就越丧失对其自身因素的控制。积累的社会始终保持其社会内在的矛盾处于激活状态，而且，令人惊讶的是，积累的社会分割的成分与它统一的成分和个人化的成分一样多。积累的社会强调群体的特殊性，担当起特殊性(个体)和普遍性(社会整体尺度上的统一体和总体)之间的协调者。社会分割导致分析思维的介入，而社会分割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所以，社会分割可以归咎于劳动分工。分析思维把作为整体的事物打碎，把整体的各个部分分割开，把各个部分一分为二。分析思维不同于推理，推理是积累的一个函数，不过，推理的确要使用分析思维。随着资产阶级和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到来，分析思维可能到达了它的转折点，但是，分析思维不是资产阶级和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独占的思维模式，因为在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层次上，分析思维是所有积累的一个元素，分析思维是劳动分工的一个元素。分析思维积极地和有效地使用它自己，而且，现代社会和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分析思维的产物。这样，所有可以分立的、分开的和“自主化”的事物都已经相应做到了：劳动、社会功能、专项活动、技术、艺术、科学、年龄分组、性别、阶级、城市居住者的分类，当然，以及与那些不是日常生活的事物相联系的日常生活。所以，“社会的社会化”掩盖了一种辩证运动：整体性，或确切地讲，整体化、个体化(或“个人化”，个人化与个人主义一道，有一个先天不足的开始)和特殊化，在对群体和活动所做的极端有效的功能分析的手中，特殊化变成了隔离。这个三方面的辩证运动包括了许多矛盾。这个三方面的辩证运动与经济增长过程一道出现，经济增长过程“决定”了这个三方面的辩证运动(让这个辩证运动成为可能)。一方面，这个辩证运动依赖积累；另一方面，这个辩证运动依赖表达、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的和实际的合理功能：分析思维。[2]到此为止，我们所说的不过是开始解释和探索积累过程概念的结果与含义。现在，我们要强调积累过程的概念，否则，我们会背离我们手头的任务。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继续研究积累过程的。例如，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这个积累过程(以及积累过程的所有因素，这些因素各自有它们自己的过程)是否像人类的某种满载着希望和担心的奇迹，冲进“世界”和自然？这个积累过程可能在历史的某个时刻，起源于相互排斥的和没有联系的元素和元素之间的对峙吗？或者这个积累过程可能是深层必然性的延续吗？

我们可以在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设想，生命包含着积累的倾向，但是，与积累对立的元素，如饱和或障碍，会直接减缓和抑制这种积累倾向。动物的生长就是一例。物种的扩张如果没有包含自己的限度(它的否定)，那么，所有的物种就会无限地生长下去。事实上，每一个物种都是其他的物种的猎物。另外，每一个物种在成长的同时，也在改变它自己的环境，摧毁它正在捕食的物种。[3]

随着生命过程的展开，人的大脑(或者说，大脑皮层)似乎也有一种能够让经验变成资本或“资本化”的能力。大脑皮层维持和提高它的那种让经验“资本化”的能力，生命“物质”由于这种能力而强大和脆弱：一种在当下生存环境的抗争中保持过去痕迹的能力。巴甫洛夫学派所取得的成果帮助我们认识了大脑的积累功能，以及什么在妨碍着这种积累功能的发挥。人遗忘的与他记得的一样多。大脑皮层的运作产生了内部的抑制因素和滞后因素。大脑皮层很快“饱和”，情绪扰乱了它积累的但不完备的运作。自我控制从来就不是完美的，从来就没有允许把已经获得的经验完全“资本化”。对于所谓心理学功能——记忆本身、知觉、智力，情形同样如此。

仿佛积累过程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正在人、社会、历史和经济中出现，敌对“因素”让这种倾向在自然中遭受挫折。在自然中，循环节奏起源于一种返回它的出发点的处于萌芽水平的积累过程，我们应该这样认识吗？我们应该直接返回这种用几何级数和对数表达的物理增长过程吗？这些设想超出了我们的目标和能力。

非积累过程

我们刚刚对积累过程的概念做了普遍化，这种普遍化让我们接受了非积累过程的存在(不是第一次，但是，比较清晰地接受了非积累过程的存在)。非积累过程作为原因、效果、基础或结果存在。

人脑(大脑皮层、皮层下结构、植物性神经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似乎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单方面发生作用的。大脑包括层次、层次上的差异、不平衡和冲突。然而，远不止这些，人类的完美性中似乎与生俱来地就存在病变，即人与生俱来地就是不完美的。缺口、记忆失误和错误都是大脑运转的一个部分。人可以在没有误入歧途的情况下犯错误，而且可以纠正那些错误。人可以误入歧途，失去他们自己，然后再找到他们自己。人可以被异化，然后再去异化。未来会有更先进的机器，这些机器会模仿逻辑、推理、反思型思维。这些机器甚至可能在宽度和精确性上超过大脑。毫无疑问，它们绝不会有能力去遗忘。遗忘是有益的，因为遗忘让我们重新开始，当然，遗忘也是有害的，因为遗忘卷入了机械性的重复，在积累起来的经验中出现空当。这些机器可以复制情感、情感紊乱、同情、笑、烦闷、对死亡的担心、异化和去异化吗？这是可以怀疑的，除非我们同意科学幻想利用过去的神话探索什么是可能的这类玄学理论。

在大脑活动中，我们肯定看到了积累功能(基于区别和差异的析取，“资本化”这些分析)和非积累功能。这个想法可能会让我们重新考虑巴甫洛夫的那些表达，那些表达把许多事实联系在一起，通过一种忽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把它们转变成一个系统。[4]大脑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统一体，上述假定让我们在不打碎这个统一体的情况下，仔细研究针对层次、不平衡、差异和冲突的神经活动。

现在，让我们在我们设想展开探索的整个领域里，从生物学和生理学层次转到心理学层次。在历史发展中，在对个人的教育中，人的(感觉、知觉、行动)器官都在变化，我们没有证据否定这个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持这个论点)。劳动应该有可能改变了我们的眼睛、耳朵、手和感觉知觉的形式，所有这些器官都有它们的自然起源。但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了？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看看拉斯科和阿尔塔米拉壁画，了解进化论的幼稚，进化论试图把人体和器官通过劳动的发展比作意识和反思型思维通过抽象和理论化发生的转变。拉斯科和阿尔塔米拉壁画显示了一种敏锐的感觉、一种知觉的活跃性以及行动和姿态的创造性力量，20世纪的人们对此感到惊讶。如果毕加索的伟大之处不是他通过抽象性的世界，重新发现了某种关于我们起源的新鲜事物，他一定是疯了，他的作品一定是奇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即在社会和个人生活开始时，如原始时代的猎人、儿童，他们的感觉和他们的身体，更主动地在欣赏外部世界？我们一定可以这样看。劳动给最初的感觉带去了什么？数量繁多，首先，抽象和符号，然后，信号。但是，这些大量的获得是否伴随着一部分退化呢？当符号的抽象，以及首要的即信号的抽象，被重叠在感官感觉之上时，抽象的符号和信号构成了一个既是外部的又是抽象的“世界”，一个决定个人举动的现代性的世界。这个“世界”会妨碍新鲜感和积极性吗？这个“世界”肯定如此，特别是在现代世界里，加上让感觉更有效率的技术，信号典型地是积累的。所以，对比而言，古代物件、原始艺术、象征的威严和它们产生的奇妙，刺激了工业时代的人。

我们对感官感觉做出的判断也可以用于情绪和情感。情绪和情感并不显现出是积累的，这恰恰解释了它们围绕着矛盾持久性的象征而具体化的方式。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不说全部，大部分这类象征来自遥远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哲学家、富有想象力的人、诗人对它们做过详细解释，从而推进了它们的恢复，当然，没有在任何深度上改造它们。这些象征深深地起源于人与自然直接的和没有中介的关系，因此，这些象征依靠直接的“个人”生活孤岛而存活，这些直接的“个人”生活孤岛抵御着由商品、货币和技术作为中介的关系大潮的兴起。这类象征成为情绪和情感的核心。在不去使用、开采、消费它们的时候，当它们被吞噬的时候，它们遭到攻击，它们被掩盖了起来。当它们具体化(成为父亲、母亲、妇女、贞洁、爱、太阳、房子、水、土地、空气、火、炉子和家)，它们退化、被打破，成为碎片。它们继续留在积累过程之外。[5]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将把人的活动划分为两种类型的过程：积累的和非积累的。在这个分类中，我们识别类或种：减速的(饱和了的)、没有束缚的或加速的积累过程，稳定下来的循环过程，退化的或被打破的核心，等等。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分析实践的一个起点，以及对人类转变过程的一种表达。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积累活动一览，在非积累活动中，我们将包括感官感觉、感情、感觉性、自发性、一般艺术、道德(主观的，或起源于习俗，有别于取决于法律和国家的客观的道德性)，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文明(与文化相对)。非积累的也是非理性的。我们是在相对意义上使用非理性这个术语，因为我们不可能提出绝对的(本体论的)非理性。我们还可以说，积累与空间相联系，而非积累与时间相联系。当然，我们不可能把空间与时间分开。

我们也不可能把积累的过程和非积累的过程分开。这两种过程永远都是相互作用的，所以，当我们描述和分析这种相互作用时，我们感觉到了层次之间的许多空当、不平衡、差异和冲突。当我们对“现代性”的经验存在一种深刻的和日趋增加的难以捉摸的问题时，我们的概念会使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和方面，这也许能使我们在整体上揭示这个问题。

有疑问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的问题。日常生活处在含糊的、积累的和非积累的交叉边缘上。一方面，日常生活必须服从积累的需要，必须忍受积累的影响和后果。日常生活处于积累过程最不容忽视的条件和效果——凝聚、逻辑、语言、信号，信号放在最后，但并不意味着信号就不重要——的层次上。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发现它自己日益被积累过程“疏远”，积累过程与专门化和技术不相关联。在日常生活本身，它继续保持着与节奏、循环时间和象征的联系。

这些判断无非是把我们已经说过的换了一种说法而已。日常生活处在控制的部门(即由知识控制的部门)和没有控制的部门之间的边界上。这是一个模糊和危险的领域，尤其是因为，日常生活的象征给人一种控制了自发性自然的错误印象，而真正控制日常生活的技术却日益被隐藏了起来。

象征核心与抽象知识和技术的获得之间的极端不平衡，也就是两种过程之间的冲突关系，导致了难以捉摸的问题。这种不平衡本身具有许多方面和意义。情感核是“幸存者”(没有“基础”或“根基”就没有“幸存者”)。从一定的角度看，情感核似乎比所有经验和知识的累积还要美、珍贵和直接。从另一个严格相等和有根据的角度看，情感核是老式的、可笑的和落后的。相类似，从另一个角度看，积累是“现实”之上的唯一“真相”。单单积累就是重要的、关键的和创造性的，而日常生活明白日常生活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肤浅的和非本质的。但是，另外一个可以接受的观点是，日常生活是与人相关的唯一一件事。

就象征本身而言，象征依靠隐喻的语言、非常用的词汇或使用方式、文学或历史作品、赋予意义的物件和艺术作品维持着。象征的唯一“基础”是它们与自然、与其他事物、与它自己的不确定和“隐蔽”的社会关系。“现代性”的大潮卷走了这些依靠。经济落后和不发达(村庄、山岗、海洋、风景如画的旅游地、贫瘠的区域，等等)喂养着象征的这些“幸存者”，在没有给它们注入任何新生命的条件下维持着它们。仿佛积累过程的线性时间已经打断了循环时间，我们周围，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都是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循环时间。然而，符号象征、循环节奏、打碎的或降低等级的核心继续组织着日常生活，它们代表了日常生活的稳定中心，如果我们真的还能使用和谐这个词汇的话，那么，它们维持着预定的和谐的错觉。

结果是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上的一种无穷无尽的冲突，可能颗粒无收的冲突，可能发生病理学上的变异。在废话和咬文嚼字中，个人的日常生活哑然了，个人的日常生活降至一种朦胧的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无意识”地讲话，这样，个人的日常生活围绕象征建立起来，而公共生活、经济和政治实践、符号、信号和表意不断诋毁这些象征。个人生活在它自己可以支配的范围内，必须让它自己进入一种有意识的创造中，而且赋予它自己一个有意识的历史，所有现在都成了埋藏在个人心理生理生活秘密深处的那些核：审美和欲望(性爱、情欲、情感、抚育，等等)，或者更确切地讲，没有审美和欲望了。这就是公共生活怎样明显服从了积累过程，如何淹没了个人生活，怎样把日常生活归于无权力的、无意识的和不满意的。当公共生活试图与个人生活妥协时，事情甚至变得更糟糕：公共生活侵入了个人生活，吸收了个人生活(大众媒体)。无论如何，日常生活是被遗弃的领地，一座只剩下泪水和乏味的一般遗弃正常人的岛屿。被控制的(由知识和技术控制的，所以也是由积累控制的)部门和没有被控制的部门之间对峙的前沿，是一个无人之地，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生活在衰落的和分裂的自发性层次上。越多的人谈论适应、平衡和和谐，真正的适应、平衡和和谐就越少。(这些冲突不再是创造性的，如果不是这样，困扰意味着什么？)

在个人的内部，而且在这个人的意识和这个人不适当的生活的核心里，两个过程——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相对的)有意识的和(相对的)无意识的——并存，这一点是明显的。一方面，如果他不能积累财富，他可以积累经验，而且，如果他不能积累资本，他可以积累知识。即使经验和知识是分离的，但它们合在一起形成记忆。另一方面，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有某种更遥远、更脆弱的东西，他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些东西，它们是童年的和本能的东西，是他记忆中的一部分符号。然而，一般过程日益渗透到了这个不稳定的、个人的意识中，这个不稳定的、个人的意识被迫服从一般过程，然而，这个不稳定的、个人的意识正在日益增加“个人的”成分，越来越深陷日常生活之中，这个不稳定的、个人的意识难道不是受到干扰的现代生活的秘密之一吗？实际上，激进的批判一发现意识和生活所陷入的状况，它似乎就无法容忍，而且，我们问我们自己：为什么天灾人祸都没有现在意识和生活所陷入的状况那么具有破坏性呢？

教育学的和文化主义者的错觉

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跳出这种意识和生活状况。如何跳出来呢？通过在整体上恢复的革命实践。但是，还有别的跳出这种意识和生活状况的途径吗？跟着技术，追踪技术不尽如人意的一端，把技术重新投入已经被改变了的日常生活，而不仅仅是观察日常生活和技术之间的矛盾？发现新的时间表达，把这些表达(通过说服)加到我们通常生活的时间上？把日常生活提高到相应的技术水平，把技术投入日常生活？连根清除旧的符号象征，创造作为一种创造性成果的新符号象征、新生活形象？

但是，这是草率行事。让我们先来切断假出路。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学的和文化的想象与旧的法律、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幻想(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联合了起来。当那些旧的幻想如此虚弱，难以继续参赛时，新的幻想抓住了指挥棒。这些新的幻想由什么构成呢？这种积累的特征影响了易受伤害或影响的感情、情绪和情感。理论的或技术的知识通过经验、事实或表达的积累形成，与此相同，人们幻想这种积累的特征有可能“形成”易受伤害或影响的感情、情绪和情感，虽然这些幻想在个人和作为整体的社会中都是子虚乌有的。

显然，我们可以在艺术领域里最好地观察到这种错觉和它的结果。所谓艺术以积累的方式增长。在一般博物馆里，在图书、记录和电影的馆藏中，项目的数目一定是指数增加的。读者、观众和听众更容易和更频繁地接触所有年代的所有成果。人们设想，当多种知识来源以这种方式汇集到一起时，知识会推动我们的创造力，或者说，技术(以及最新发展总是最好的)会成为自发性的替代物。活动的两极，技术素养和创造力，会结合到一起。其实不然。杂乱地混在一起的成果、知识和技术与巨大的消费联合了起来，巨大的消费正在抢劫和吞噬着原先时代的所有财富，那些时代并没有做积累，那些时代以宝藏的形式把财富留给了我们。结果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社会现象：审美感(不能单独通过积累的特征引起和解释的审美感)和审美感的必然结果，所谓现代艺术的永恒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讲，有创造性这样一种事物，创造性是否来自直接或间接地对支撑过去年代的符号象征和神话的诉求？面对抽象文化和教育培养意识，创造性是否来自努力重新提起自发性呢？但是，符号象征不可避免的消散并没有留下空闲的位置。那些位置已经降至奇异的文化边缘：星相学和对科学的反科学解释、科学幻想、妇女和儿童的专门“世界”、细枝末节的迷信和礼仪，以及那样一些成果，我们不可能说清它们是在预言未来，还是在成功的每一个时刻它们都在衰老。

道德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道德的知识、历史、“价值”正在膨胀。如同在美学上的阐述一样，道德和道德价值上的阐述正在变得越来越肤浅。伦理学是个失意者，它不可能从道德知识里推论出一种实际的生活方式。

因此，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匮乏”的问题，正在损害更高的艺术、伦理、创造性领域和意识之间的理解……

注释

[1]生态学和现代人口学(尤其是在法国，以及Alfred Sauvy和Jacques Fourastié)一直在使用数学解释这个过程。按照A.Moles提交给Groupe D'etudes的一篇文章所说的，有可能研究一定数量涉及不同科学领域的公开出版物，确定积累(指数)增长的倾向，以及减缓和饱和的因素。

[2]这种由此产生的情境是混淆起来的，所以，在社会以整体形式出现的时刻，社会在世界尺度上的表达就变得模糊了，难以理解。社会学(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表现为一个替代物，替代不适当的意识，与此相伴的是，对“社会整体”的含糊表达，社会整体的确存在，但是，构成社会整体的群体和人都不能掌握这个社会整体。

[3]沃尔泰拉(Volterra)方程从数学上表达了这个过程。

[4]数字机器(在无限的不连续性基础上运行，规模和精确程度不断增加)和模拟机器(以连续的设定和模型为基础运行)之间的区别带给我们的假设一个技术上的判断。在大脑皮层活动的层次上，积累过程会与区分和断裂相联系，这种析取出现在语言上、算术上和逻辑上。

[5]在语义场理论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巴什拉的工作。巴什拉的几本书很著名，一一列举没有意义，这位非凡的哲学家揭示了符号象征(以及从火、水、土、气这些元素借来的象征)在诗歌、梦和语言中的作用。在巴什拉涉足的另外一个领域里，巴什拉对科学认识的概念做了辩证思考(参见Le nouvel esprit scientifique)。我们强调一个特殊的点。他的工作和思想这两部分之间存在一个断裂。为什么？因为哲学拒绝周而复始，回到原点，形成一个系统？是的，可能是的。但是，我们认为还有其他的原因。巴什拉的一部分工作涉及非积累的(象征和符号学象征，循环和宇宙节奏，在个人那里的原始情感核，在语言中和通过语言的社会化了的情绪……)。巴什拉的另一部分工作涉及积累的(现代技术和科学认识)。从我们研究的角度看，这个断裂并没有消失，而是变成了一个主题，这个断裂认为它自己本来如此，而且担当一个意义。

穆奇艾利(Mucchielli)就在最近强调，巴什拉在他的工作中，把符号象征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了：“皮亚杰(Piaget)和巴什拉从不同的方向揭示，对应于非常一般和非常古老的人类情境(失落、掩盖自己、装扮、失意、受到攻击、结伴、躲避，等等)的非常一般的情感—运动神经模式，构成了心理分析文献称之为无意识符号象征的基本部分，可以认为是一系列行为模式的动态‘形式’，按照时代和文化，以及梦境、神话和传说‘形象’的产生，这种行为模式是有差别的，这种‘形象’就是我们所说的‘象征’。”(Phiosophie de la médicine psycho-somatique,p.134)我们认为，穆奇艾利减少了符号象征的意义(尤其是它们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