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的交往：书和书店

[法]让-吕克•南希

lightwhite 译

Jean-Luc Nancy, On the Commerce of Thinking On books & Bookstores

目录

论思的交往：书和书店

书的理念与品格

书的自我终结

书的子民

无尽的阅读

不公开者的出版

打开又闭合的书

书店的气味

思的交往

书的质料

电子附录，二进制重奏，数码复调

与书本的交往，即我要谈的第三种交往，要可靠得多，并更多地取决于我们自己。这种交往也许没有前面两种的诸多优点，但稳定和方便是它独有的长处。与书本的交往伴随着我的一生，并处处给我以帮助。它是我的老境和孤独中的安慰。它解除我的闲愁和烦恼，并随时帮我摆脱令人生厌的伙伴。它能磨钝疼痛的芒刺，如果这疼痛不是达到极点和压倒一切的话。为了派遣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唯一的办法是求助于书籍，书很快将我吸引过去，帮我躲开了那个念头。然而书籍毫不因为我只在得不到其他更实在、更鲜活、更自然的享受时才去找它们而气恼，它们总是以始终如一的可亲面容接待我。

——蒙田，《随笔集》，第三卷（《论三种交往》）[1]

 
书店：书店，作为生意的一种，是值得思考的，假如任何一个从事的人都拥有它所要求的智力和启蒙。这个职业要被视为最崇高的、最与众不同的一种。书的生意是已知最古老的贸易之一；早在创世纪1816年，世界就见证了一座著名的图书馆在埃及的第三位国王的主持下建成。

——达朗拜和狄德罗，《百科全书》

 
那里出现了一些罕见的人，他们永远值得在印刷和书信的历史上为我们所注意，那些人，受到一种艺术的激情的驱使和其秉异的天赋的激励，充满了崇高而勇敢的自信——就职业而言是印刷者，但他们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学的敏锐感，能够立刻面对所有的困难——发展起了最大胆的事业。

——狄德罗，《写给一位管理书籍贸易的地方官的历史和政治书信》

 

论思的交往：书和书店

        书[2]：在树皮和树木之间，在木皮和木质之间，在裸露的思想和棘手[3]的亲密之间出现的
        膜[4]，在外部和内部之间的界面，其本身既不是外部也不是内部，翻向内部正如翻向外
        部，从外部翻到内部，从内部翻回外部。尽管书可以变得数字化、非物质化和虚拟化，同
        样也可以被套上皮革，镶上金边，但不论它变得如何地苗条，它只能通过“为这个读者保
        持纯透明的阻塞”，[5]而被生产出来，由此，我们获得的不过是我们自己，有的人获得了
        别的东西，但每个人都获得了难解的文字（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

书的真正属性，其运作的德性（virtus operativa）或魔力（vis magica），或者我们不得不称之为其书性（librarity）的东西，不会在任何地方被找到，除了在它建立并维持的、介于其打开和闭合之间的关系里。和通常所说的门相反，一本书无法被打开或闭合：它总是介于两者之间，总是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

这样一个持续不断、了无止尽的可逆的转变（因为一本打开的书闭合正如一本闭合的书打开一样）源于一个事实：书既不能被直接地当作“容器”，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内容”。它不是一个可以被弃置在架子上或放到桌子上的客体，它也不是页面上印着的文本。它从一者转向另一者，或者驻留于两者之间的张力。它生产张力，它激发张力，并且在全部的页面中，它都不停止维持张力。但它也释放并缓和张力，把张力托付给它的卷本（volume，册本）[6]，就像托付给一个宝库。

在张力、期待和诱惑的方面，我们发现，书总流露出一种狂热的意向。没有一本书是从一个源头产生的：不像写信，写回忆录，或写小册子（libelle），[7]一个人并不写一本书。相反，一个人规划一种事业，它思考自身，每一次，都没有例子或参照物。一个人面对交付（livrer）[8]，自我交付，作为一种自我完满或自足的思想，而不是沟通、再现或想象的一种简单形式。一本书诞生于骚动和焦虑，诞生于一种形式的发酵，这种形式在探寻自我，在探寻对其焦躁的调度和平息。

在休止的方面，书提出了它的构成。后者不应该总被单一地理解为组织或结构，或者一般地讲，被理解成一本书的统一理应暗含或表达的系统化或综合。用一种更加适当和经验的方式说，我们必须通过认识书的物质整一性（oneness）所表达的装配来开始。书的装订和缝合创造了它的卷本：如果在“书”这个概念的先验或原型的意义上，它是一本“书”，即，如果它回应了在“书”的纯粹理念（Idea）内被思考的东西，那么，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并且只有通过一种阅读才能得到解释。

页面依次出现并以这样一个理念的名义把一页同另一页连接起来，就已经足够了。它假定了，连接不简单地是逻辑的连接，也不是一种叙事或阐释的连接。不论一个人在什么地方从事一种对证明，对历史，对描述，或对分析的呈现或接收，口头话语的形式，教导（其命名）的形式，将同样适应，甚至更合于书的形式。

进而，对那些教导者，言说的专家们而言，这就是本质的，如果不算独特的存在之理由了。只要他们是专家，他们就是言说的存在者。如果他们写书，那并不在同一种能力上。一个人可以说相同的事情，并且以一种严格地平行的方式来说，画家，机械师，律师，泥瓦匠，医生，等等。每个人，作为一种专业的一员，可以说，通过姿态，词语，或一个人的作为整体的行动，来自述。但他们应该撰写一本书吗，并且，那本书该不该不只是关于被讲述的知识的一个“手册”？那么，我们会得到另一个主体，另一个角色，的确，另一个人，确切地说，不亚于一个人，一个成为了所谓的一本书之作者的人。

手册（manual）的概念说的很清楚：一本手册，以一种可以被把持、被掌控[9]的形式和格式，包含了一套和既定的理论或实践规训的操作相关的指示。一本手册既不是书，也不是教导。它不过是我们所谓的“专述”（treatise），展示了一具知识的或思考的身体的完整性。正如手册是用来把持或操控的，专述也被用于允许对数据或概念一个领域，一种地理学或一种宇宙生成论进行检索和纵览。那种出版物构成了作品（works）：它们从运作的意向和管理中发展出来，并为其他可能的运作敞开道路。很简单，它们是通往在自身外部，在理论或实践活动的世界当中的目的的手段。所有产生了影响，所有从事于某种事业，所有担负着要求的作品——宣言，檄文，大字报，小册子，廉价杂志，讽刺诗——也都属于这个范畴。

书完全是某种别的东西。它不构成一种手段，并且，相伴地，它也很难被放入目的的范畴。因为它在自身外部没有目的，并且自身也绝不是任何运作的目的。

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在这里或那里，在书里，至少是在某些书里，发现手册或专述的元素，发现百科全书或教条录的方面，发现使用的指示或规训的洞察，甚至格言、建议、忠告、声明或讲道词。相对地，我们也无法否认，专述、手册或好斗的讽刺文章能够包含专业知识的某些层面，或者和某些重点发生了共鸣，从而让这些出版物置身于书的行列。然而，本质的问题在于别处：在这里必得我们之关注的书，不能被确认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对象，或对象的一个特定阶层。它远不是其刊印的卷本可以同化的，即便它把某种最显著的价值赋予了卷本，包括，首要地，理念的价值，折叠于自身并从自身拆解的理念，[10]通过理念，我们才真正地确认了一本“书”，如果我们用“书”这个词恰恰是为了把它同卷本或作品区别开来。进而，这就是拉丁语liber一词如何追溯其现代的命运的，从“刊印的书”变为纯粹的“书”，绝对意义上的书，绝对的书，如果不是书一般的绝对者。

书的理念与品格

如果理念（Idea），根据柏拉图赋予它的意思，规定了这样一个事物或现实的真正的、可理解的、在其本质中得以完成的形式[From]（人的理念，石头的理念，蜥蜴的理念），那么，书的理念，就可以用来指示一种理念的交付。一本书交付（un livre livrer）[11]——它交付，释放，暴露，呈现，显明，揭示——某个纯粹的、本质的并且独一的、无可比拟的、非经验的形式。如果我说《神曲》（The Divine Comedy）或《红与白》（Lucien Leuwen），《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或《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地狱一季》（A Season in Hell）或《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我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式。

很显然，事实上，通过（在数百万其他的书中间）分别说出这些书的题目，我们首先并没有唤起任何一种（叙事的、思辨的、想象的）内容的再现，而是在表象秩序的这一边或另一边，唤起了一个轮廓，一个框架，一个明显而确切的摹图的形式，虽然这种形式还不服从一个确定的构型，即文雅的理念本身。一本书的题目恰恰是承担这一套特异品质的东西，它构成了书所关注的形式：既不是形象，也不是绘图，封面或纲要，而是一种风度或特别的转向，蕴含了理念：《丛林猛兽》（The Beast in the Jungle）或《维吉尔之死》（The Death of Virgil）。

因为在这里，“理念”和“身体”之间不能有任何的分离，正如一种“理念性”和一种“物质性”之间没有分离。书的理念性存在于其卷本的身体，存在于把页面聚集在一起的东西，页面的连续和数目（不论多少）绝不源于一种尺寸或数量的秩序，而是相反地，源于承担了我所谓之“理念”的这个统一体的多样化的、被明确表达的身体。

或许，把这种承担和具体的理念性称为书的品格（character），不会如此地糟糕：其与众不同的标记，关于有时被称作一种“声音”的东西的特殊的，或者更好地，本原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想重新激活某种唤起天才[genius]的概念，却还被允许使用“原创的/本原的”[original]一词的话）印记。

为了让书刊印一种声音的品格，为了让书构成一种声音调制，简言之，一种言说的印刷或印刷术，书，并非无意外地，走近了口头的诵读或教导，而更早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把两者区分开来。

的确，经由一道深刻于内部的、几乎不可见的裂痕，专家的、专业的或专述的言说之词被分成了两半。一方面，那种言说自述着，并在那些词语中指向了传递，沟通。但另一方面，它自身又能够对这样一种传递保持，可以说，外在的和异域的。这就允许柏拉图嘲笑那些重述者，那些背诵诗歌的吟游诗人，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他们背诵的内容。但在这一点上，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柏拉图的焦虑显而易见：事实上，他担忧他自己，担忧他在何种程度上知道自己正确地理解了真理，因为他要交付对这种真理的忠实诵读。

柏拉图著书的事实无疑和他是我们中间最早制书的人之一的情形不无关系，这些书的品格，作为既成的文章，通常被柏拉图以多种方式成功地标记了：他展示它们的书写和创作，还有一个被指控从图书馆里拿了卷本的奴隶对它们的阅读。

柏拉图很清楚，理念没有自身的交付就一无所为：它希望自己被揭露，被打开，它必须采取对它而言是必要的承担，因而，它必须允许对这种承担的翻转、扭曲、描摹和迂回，使承担得以刊印。理念要求它的品格。

所以，对于言说之词的并不自述的一面，对于调制和塑造的一面（简言之，它描绘了形成[form]理念的一面——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和表明对它之关注的一面区别开来），就有必要将自我宣告并揭露为一本书，一种极其深刻且紧迫的必要。

柏拉图的书是一种对话。人们一般会说，它采取了一种对话的形式，仿佛对话是其他形式或风格中间可以利用的一种。但实际上，对话或对话学（dialogy）提供了书的本质，或者，其理念的理念。在本质上，书对谈（speak to），它被表述，它表述自我，它命定自我，它转向一个对话者，这个对话者因此就是一个读者。书并不谈及（speak of），它对谈，或者，更确切地，它不对谈就无法谈及，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那种表述变得和被谈“到”或被写“到”的东西不可分离了，本质地不可分开。

书是一种对话：它把一种对话的品格赋予了理念。就这点而言，书的理念并不先于那种品格而存在：理念本身就是一种表述的特殊印记。在这里，理念和形式十分准确地指定了表述的形式，更确切地说，作为表述的形式。

一本书是一种表述或一种呼吁。在它歌唱的旋律谱线下，无间断地吟咏着持续的低音，它的邀请，它的请求，命令，或者祈祷：“读我！读我！”（并且这样的祈祷一直低吟着，哪怕作者宣称“不要读我！”或“把我的书扔到一边去！”）

书的自我终结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本书被刊印，其印象（impression）的本质就在于一种声音，一种不可化约的口述性的沟通，共鸣和传播——弥散，变形和重释的所有方式：一种声调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为什么不把书设想成处于其独一的口述状态的荷马文集，它印刻在吟游诗人的记忆中，并通过他们的游历和诵读，得到了出版，每次都在更新？在逻各斯（logos）里不可还原地，诚然是不可压抑地存在着的神话（mythos），拥有的——假定没有神圣启示的残余——恰恰是一种诵读的语调，一种表述的反思，凭借着它，并且只有凭借那种方式，被首要地交付出去的，不是意义，而是真理：一种可能性的宣告，一种对意义和思考之可能的宣告。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的神圣书籍中，最能够宣称拥有“书”的题目和名称的，是《可兰经》，它宣布了一种口头的启示：其成文的委任，只承继于其诵读之后（诵读就是可兰[koran]的意思），而被委任的语言的所谓完美，不过是口述声音的完美。

事实上，一本书的理念就是一种完美的理念，一种自我完成的理念。通过这种方式，每一本书都否认圣典是独特的，相反，每一本书都肯定自身是一种圣徒的实践，只要作为圣徒意味着让自己陷入意义之疯狂（insensée[非意义]）的可能。或许，每一次，在一个卷本的卷动中，在一个手记的捆绑中，都有一种意义的爆发，它闪耀又黯淡，就这样渐行渐远，从书到书——书（ta biblia[圣经]）总是从一本到另一本地回响着，无限地，每次都独一无二的。[12]

那么，我们能不认为，书不是唯一地，诚然也完全不是，沟通的一个载体或支撑吗？书不是一个媒介（medium）：它本身，直接地，首要地，是自己同自己的沟通和交往。不论谁真正地阅读书，他进入的无非是同书的交往。这无疑是书和“讽刺册子”或“专述”的区别所在。后面的一类文档传递一种信息，而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自己沟通自己。

书将它的终结置于自身之内，把自己作为一种对内在性的包封。一种统一性和一种独一性就蕴含于其中——尽管问题不是揭露它们，正如问题不是表达一个“人”的“灵魂”——这种蕴含变得越发地肯定，并要求拒绝解释或让解释有限（两者最终是一样的）。打开/闭合的书将自我宣告为一个拓扑，关于一种不断地被翻向外部的内部：每一本书都是一条莫比乌斯带，因而，它自身既有限又无限，在所有的方面都无限地有限着，每一页上都打开了一个新的边缘[13]，变得更宽的边缘，意义和秘密的一种不断变大的容量。

书的子民

“读我！”“读我！”——这个命令或请求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了一个主要的位置，因为我们是那些在我们的神圣书籍中，将自我标定为书的子民（people of the Book）的人。[14]“读！”是先知在那同一本书中被责令去做的事情。进而，“拿起来读！”的命令，[15]被赋予了不止一个的承载了神性调解的特征。“读”或“吃掉！咽下！”给予你的书。我们从不停止（谈论）吞食书，不论它们是苦的还是甜的，不论它们是蜜还是毒。

读的命令指示了什么？这是一个模糊的命令，因为它既可以责成我们严格地遵守文本的律法，也可以责成我们解释文本的意义。不管人们怎样忽视这点，我们还是很快地看到，这两个指示是既不平等、也不对称地包含在要求我们去读的命令里的。如果一个人要遵守律法，他就只能说出文本；而为了解释文本，一个人不得不破译它。但事实上，差异延展得更广或开始得更早：律法和文本并不源自同一种阅读，即便有一个文本或一本书被指定为是关于律法的。更确切地说，一旦律法把自身提供给解释，或趋向于解释，它便超越了律法的严格的语域。律法并不成为一本书，对它的阅读也不是通过其自身的方式，作为一种破译而被生产出来的。书呈现了如下的差异：首先，它外在于律法，它不回答任何的司法权力，除了它自己提出的。其次，可以说，在我们的传统中，还没有律法是在我们的一切阅读开始前不存在的（这是律法的至高一面，它使律法成为了其他规则或原则的一个例外，并将律法确立为一个真理），但同时，又没有律法保持着对一种解释，一种说明或启封的附属（所以，解释，说明或启封，是文本的经过塑造或调制的一面，它回答了意义而非真理的可能性——虽然是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对一般律法的双重而本质的假定，作为我们有关律法的一切书籍的原则而存在着，不管是立法者、法学家或选民的书，还是被我们的宗教供奉为“圣典”的书。

一般而言，书的神圣性存在于一个事实，即书一方面把自己摆置并强制为一个既定的，完全成形的，完整而不可更变的实体，另一方面又在字面上使自己向阅读敞开，不断地把自己敞得更宽和更深，赋予它一千种意义或一千个秘密，最终，以一千种方式，重写它。

读的命令包含了对书的内在律法进行一种必要解释的原则，它必定也构成了阅读的律法。内在的律法无非是我前面所说的“品格”。阅读存在于对书的固有品格的辨别，相反地，一本书存在于对一种品格的塑造或调制。品格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被指出：例如，通过一位作者的名字；或者，通过一个融合了一种流派之提示的题目；或者，再一次，通过一种风格，一道压印（frappe），一种言说方式，一个程序，或我说话的“声音”；不然，就通过一种所谓的魔力或魅力，一种力量或强度。但这些潜在指示的合成或合一的现实，恰恰是被称为一本书的东西。

一本书是一道印记——我是这么称呼它的——因此，印刷不是书之历史的一个偶然的部分。曾被铭刻和印刻的品格如今在移动载体的无数复制品当中重复着，就像它们之前的那些品格，被人们用一把刻刀来描绘，被无数次地复制到皮革，树皮，或丝绸上，包括印记，使一本书变得又大又沉的受精和孕育，而它的卷本，事实上，不过是它的子宫和妊娠。

然而，从中没有诞生。卷本的生殖作为一次无尽的孕育而发展着。它从不诞生一个类似于品格特点的形象。品格不知疲倦地在自身内部保持字型（type），风格（poinçon），或其首字母。这是因为，事实上，型式（type）[16]不是固定于某处或提前给定的。不像刻有律法的石碑，神圣君权（教会）并不创立或组建卷本。型式不是铅印（typé）或模刻出来的。书，伟大的书，是对其品格的自我铭刻。而这种铭刻是游移的，易变的，不定的。作者，流派，风格，或能量，都不允许自己被这种铭刻所决定：书写本质地移置并驱逐每一个被委任了的认别，每一种被限定了的认同。

书的品格，或者，更确切地说，书所是的品格，只存在于自身的描摹，而这种描摹只能通过再一次采取自身的开始而结束。从头重复（da capo）就是书之音乐的一般语域。对书的阅读是无尽的，是被无尽地引荐的，是被重奏和更新的，因为书写寻求的无非是其自身的重复，它的生成副歌，它的永恒轮回。其特点不是一种类型学（typology），甚至也不是一种印刷术（typography）；它只是康德意义上的一个“符徵”（typic）：一个图式或运动的脆弱的拟似，一张想象的草图，关于创造一组具有变动特点，具有复杂纹路的首字花体，一种神秘的装饰性书法，[17]不断地滑向不定的边界，就像一条狭窄的山道，其紧密的曲线总是临近深渊。因为装饰，在这里，是一个有关必要性，有关紧迫和警戒的问题。

阅读可归结为那条道路上的行驶，它不偏离道路，但也从不忘记或回避它时刻都服从的眩晕。“解释”或“破译”文本并不意味着让文字回归意义，而是相反的，重写密码，重写文字的所有符号与编码。这不是把意义从其包封中抽出的问题——因为如果那样，它将很快只适合于丢弃——而是发展包封本身的问题：通过自己不断地重新折叠任何被拆解了的东西，而延展包封。

无尽的阅读

因此，绘画，在其历史上，把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赋予了书和阅读的主体。阅读的男人，阅读的女人，男性或女性的书虫，诵读者，或朗读者（la liseuse, la lectrice ou le lecteur），他们本身也是典型的（印刻的[typic]）人物，因为他们的型式（type）就是通过阅读对书进行塑造和调制的型式，是通过书对阅读进行塑造和调制的型式。一个阅读的场景呈现了什么？一种专注于卷本的凝视，一个为这种凝视敞开并由这种凝视敞开的卷本，一种相互的吸引和渗透。或许，画家可以在这里发现他自己认为的凝视的一个模型或理念：不是客体的遥远幻影，而是事物的引人注意的召唤，本质之前的守夜，对急迫的监守。

读者迎来的是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开始和读者允许自己栖息于其中的世界之复多（复数[plurality]）相混合。阅读就是世界的一场混战（mêlée），一种在其起源或毁灭当中的宇宙生成论（cosmogony），对一种自始至终的叠合（congruence）的潜在的，指数的，但总是渐进的描述；它发生在书的内部，发生在书和其时间的宇宙结构学（cosmography）之间，不管那时间是其书写的时间，还是其阅读的时间（次数），一旦书“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正如我们说的——就出现的如此众多且不同的时间（次数）。因而，柏拉图，蒙田，弥尔顿或卢坎，詹姆斯或卡夫卡的读者，从来都无法通过他们的名字和题目——《随笔集》（Essays）《城堡》（Castle）《学徒》（Pupil）《法沙利亚》（Pharsalus）或《失乐园》（Paradise）——来完成对形态迥异又千变万化的图式的重新描绘，暴雨或热病的不同的出现（剩余），陷入麻木或悲哀，确切的或转瞬即逝的侧影，一个星系的全部纹章，每每都被放回游戏，被再造，被改变。

人们常说，世界本身就是一本大书：那并不意味着它的命运被封印在某种卡巴拉的涂写当中；相反，那表明，一个人总是，一再地，不得不篡改它的编码，重组它的文字，并最终重写它。然而，它的历史充满了声音和暴怒——正如被写在一本书里，接着，再一次，被写到了另一本书的封面上——那种声音和暴怒是我们用来关注我们自己的，而它们的音调和特点，它们的笔迹学（graphology），可以说，或它们的文字学（grammatology），恰恰是我们必须认别的。

对于书的子民，我们所是的子民——乌合之众（engeances），世代，民族，大众——意义还未被给予。那些被给予了意义的人，被给予了一个一致且完整的世界，一个拥有诸神及其力量的自然的人，是颂歌或石碑的子民，是象形文字或印章的子民。对我们而言，还没有什么从那些形象的一个或另一个当中，被给予我们。书不是那样的一种形象。事实上，每一个这样的形象，从一开始便拥有了一种高度和高音，尺度和权威。相比之下，书没有确保的形式，除了一种被埋葬的，或许是不可发掘的特点，不是隐秘的，而是散布的，难懂的，不可认别的。每一本书都梦想着成为象形文字或颂歌，石碑或印章。每一本书都渴望将自己对自己呈现为一种如尼（字母），一口装满稀有硬币的棺材。但这个欲望本身是模糊的，不定的，并且，如果一本书要变成一块石碑或一个金库，它就不再是一本书。

给予我们的，不是意义，而是读的命令，不是为了发现对我们隐藏起来或拒绝我们的意义，而是为了进入，以一种极其不同的模式，进入一个理念的空间，这个空间无非是既定意义之缺席的真正而本质的形式。每一本书都形成或构设那个理念，每一本书都描绘或重述再一次打开其摹图的努力——曲折的，不定的，线性的，但其本身又是不连贯的，碎片的，即兴的，多元的，一如它蜷曲于自我，在每一个情形里都无限地如此。

这无论如何都持续着，或更确切地，愈发强烈地出现了：所有的书都是象形文字的编整，是神圣品格的聚集，是图形和符号的集合，承诺了一种排列复杂的密码，而每个读者都反过来要重写对谜底的使用，关于一个不同的编码，一个被重新创造的神话学。图书馆和书店就是这些密藏的宝库，储存和橱窗，而它们的锁，必须在它们被一道新的门闩再一次闭合前，被强行地打开。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罗塞塔石碑的破译者，是一个书贩的儿子。他教自己如何阅读，并且，在一家书店里工作，他开始了他的事业。

不公开者的出版

作为一个原则的问题，书是难读的，并且，它以这种难读性（illegibility）的名义召唤或命令阅读。难读性不是关于不成形的，被划除的，潦草地涂写的东西：难读的是在书的敞开中依旧闭合的东西，是在页面的滑动中，一直陷入，粘接，缝合在装帧之中的东西，或者是作为旁注，被费力地草草记下的东西，它试图捕获秘密，开始了另一本书的书写。难读的东西完全不针对阅读，但只有从它开始，某种东西才将自身呈献给阅读。

书本身是未经触摸的，被封印的（sealed）；它开始并终结于那种封印；它总是自己的墓志铭：在这躺着一个难读者。在每一本打开的书中间，总有一本闭合的、不可亵渎的书，翻转页面的双手展开了它，但双手的每一次运动，从正面（recto）到反面（verso）的每一次翻转，都一再地无法实现对它的破译，对其意义的阐明。

因此，每一本书，只要它是一本书，都是不公开的，[18]即便它单个地重复并重奏着——正如每一本书所做的——成千上万本在其内部，如一个单子里的诸世界那样反射着的其他的书。书是不公开的（inédit），但出版者（éditeur）出版的正是这个不公开者。出版者（editor[拉丁语]）[19]是一个带来白昼的光，向外暴露，提供（edo）视野和知识的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书一旦被出版，就不再是不公开的了；相反，它依旧是不公开的，甚至变得越来越不公开。在白昼的彻底的光照当中，在全完的易读性当中，它提供了其难读性的引人注意的摹图。

“编辑”（edit）一本书，在“编辑”这个词的英文意义上，意味着准备一份手稿，建立其文本的一个确定的版本，设计它的外表——准备、阅读、编审、版面设计的复杂工作——守护着其身份，其得体，其闭合，同样还有其敞开的显现。更确切地说，它意味着打开，诞生，移交书本身的闭合：其回撤，其隐秘，其难读，不会被暴露的，对出版本身而言是命定的东西。

出版者已经读过这种难读：作为文本里隐藏的染色体组型（idiogram）的读者，他读过的只有这个。出版者是一个和作者，而不是书，相联系的人，联系着他或她，事实上，是书写和思考的一种趋向书的运动已经承载或夺取的东西，而作者并不怎么知道这种运动到底是什么。出版者伴随着这种漂移，给它一个出口，捕获它，同时又让它走向“大众”：先前就存在的，而非随后才来的大众；没有大众，就不会有表述的姿态，或书写的摹图。

一个人为大众（the public）出版（publish）。“出版”并不意味着暴露，它也不是通俗化的一个情形。它意味着掀开封印，一种想象的亲密性的封印，书的一种私密性或排他性的封印。最后，它意味着真正地给予阅读。印刷格式和页面布局，刊印，缝合或装订，包装，橱窗、书架或书桌展览，这些构成了思之交往的入口。其中，具有充分的理由受到法律保护的交换价值，并不化约为一种货币的等价，却不暗示自己是一个价值本身的问题：有所值（valoir），所值是某物而非自身，思（thingking）的所值本质地是另一者，只是另一者，通过另一者，并在另一者当中，有所值。

书店（bookstore）占据了这种交往的位址，而它又被一种过渡完全地占据：从一者到另一者的过渡，从作者到读者，从出版者到作者和读者，从一个作者到另一个作者，从书商到书，从书到读者，甚至更远地，到那些不曾阅读，但无论如何不知不觉地，一天又一天地被词语，被措辞的转动，被言说和思考的方式所触及的人；在这里，言说和思考的方式发现自己得到了公开和交往，发现自己被出售和购买，被引荐和选择，被面对，被冒犯，被忽视，被遗忘，每一个都在其易（难）读性当中闭合又显露。

以前，一个“书商”就是全部：出版者，印刷者和销售者，作者、作品或读者的秘密精灵。这三重的精灵依旧萦绕着书，变幻着它，揭示着它，无限地折叠和拆解它，在它本身之中，也在世界上。

打开又闭合的书

这就是为什么一本书打开又闭合，为什么它作为书的存在，其不定而眩目的真理，蕴含于那外在的连接和分离的交替：它在一种独特的品格上打开又闭合，它包含了这品格的摹图。因此，它呈现了两个密切地相互依存的方面：它被缝合并装订，它作为一个身体而聚集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卷本（这就是古代“卷本”[volumen]的意思：可以围绕一个木制或金属，象牙，芦苇，或骨头的核心，被卷起来或展开的卷轴），但同时，它是不连续的，是一捆叶子，是被装订之页面的册本（codex），其一致性只能由一根线来维持。[20]在卷本中已经有册本，正如册本中存留着某种卷本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书拥有两种姿势和两个方面：收起的卷本和打开的卷本。一方面，书通过封皮的背脊，通过其页面的被紧凑压缩的薄薄一片，被人留意；另一方面，在打开的书上，页面被轻微地抬起，而一根手指不时地滑动着，准备翻往下一页。这两本书是同一本，又不是同一本。一旦我们打开了它，第一本书就失去了其紧凑的一致性和垂直的姿态的近乎沉默的担保。它再也不能独自地站立，再也不能像其他的书那样，拥有一列（一排，一队，或一大堆）被鲜活地切割好的砖块的外表。它失去了一个封面的宏伟而简明的高度，封面似乎讲述了它的全部，或更好地，把它转变成一个独特的、同质的并且不可分析的实体。

实体，附从（subordinate）[21]，或主体，这就是闭合的书，也就是被完成的，被出版的，被暴露的，可以沟通的，准备出售或阅读的书：封面，装帧，标题，作者，出版者；在那里，我们得到了一个主体，一个特别的代理。《巴马修道院》（La Charteuse de Parme），司汤达著，格勒诺布尔：Éditions transalpines。缝合和装订的模式，纸张的质量——色彩，厚度，纹理——也属于这种实体性，正如封面设计，其颜色，基调，某种想象的东西，外部的和内部的排印样式，卷首的设计和大小，其开本，构成，书眉，正面，对排印错误的纠正，如此之多的分散（谨慎）的特点，其整体的来源无非是一种理念（Idea）或品格（Character），一种典型形式（Typic Form），包括了这个卷本的出版所暗含的一切印刷术、类型学和性格学。这个附从，由出版者、模式设计者、文字编辑和印刷者调制并改造的附从，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每每选择了书的理念本身，选择了不朽的《圣经》，金边的《可兰经》，马拉美的原版文卷，同样还有书架上卷本的时常严格、时常多样的排列——文集，丛书，根据作者、流派、时期进行的分类，一个图书馆或书店的普遍理念——以及，用一种普遍性本身的方式说，每一个无限的并且无限扩张的集合——借以组织，如果不是再现自身的全部分类学。
 

因为正是在这些书架上，书第一次实际地遭到了暴露。在这些书架或陈列柜上，在这些展示的小桌或橱窗上，在这些展窗，这些书柜上，这些高级的家具，我们的凝视只能辨别其顶格的标题。图书馆或书店——我们知道，它们曾经是一样的——不过是作为被暴露的实体，作为展示和呈现自身的主体的书的理念。在这里，书宣布了它的“我思故我在”（ego sum, ego existo），及其最终的“我思”（cogito）。它是自身的实体，其全部的本质就在于它与自身的关系，在于它对自身律法的服从，对它所固有的律法（其品格，理念，形式，风格，运动，情感......）的服从。

由此可见，书店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通过一种极其特别的方式，被散发，甚或被强化的，是展示（monstration），展览（montre）或陈列[22]的体制或氛围，是在一家所谓的店铺（magasin）里普遍地进行的展露或明示（ostention）[23]，也就是说，一个用来布置这种对创造性劳动（labeur ingénieux）之产品的展示或陈列的地方。每一件商品都在自身当中（作为它的外观，形态，色泽），承载着由其产品的主体构成的绝对价值的真正不可商谈且不可交换的价格。这种“拜物教”的光辉（借用马克思的话）并不经常或必然地，或从不，或几乎从不唯一地，是一种欺骗性的光彩，一种“消费”的幻想（不管这种包括了书籍领域的幻想的不可否认的重要性和程度）：原则上，它同样保持着某种关于其所从出的理念的东西，不论是瓜的理念，鲱的理念，笔的理念，柜的理念，还是书的理念。但在书店里，理念恰恰依赖于这一点，即商品的消费——对书的吞食[24]——依旧是和一种对其亲密性的渗透不可分离的，并且，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姿态又回到了诞生书的姿态。正如我说过的，阅读是每一次重新描绘书之品格的东西。我们可以说，阅读再版了书：它每一次都重新捆绑（relie）了书，重新阅读（relit）了书，并包含了新的耗费（à nouveaux frais），新的赌注，新的意义或失去的意义。
 

这就是被要求去打开一本书的东西。打开和闭合之游戏的运动和摇摆，必定是书—主体获得其真实力量的唯一方式：通过成为一个阅读的主体。但敞开还没有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发生，只有当任何一个获得了书的人回到了家，进入书房或工作室，或购买者开始剪切书中折叠的页面（回想一个今天已然十分罕见的场景）时。一旦出版者把书交给售书者，书的敞开就开始了，不论那样的交递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一个自动的分送过程，各式各样的信息，来自出版者的宣传资料，报纸上的书评，特别的公告，流言或传播。目录，介绍，阅读的建议，恳求，已被提供。好奇，欲望，期待，被唤醒了。承诺，邀请，劝告，被注意到了。售书者是一个先验的读者：她为她的顾客提供了阅读之可能的条件。一个售书者的顾客既是阅读（reading）的读者，也是他们所买的书（book）的读者。售书者的阅读并不仅仅或简单地在于破译每一本书的所有页面；它同样是一种作为挑选（electio）的诵读（lectio），一种对来自书的观念的选择，筛选，或收集，这些观念（ideas）被视为书商所持有的，关于书和阅读，关于读者和出版者的理念（Idea）的一种功用。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用法并不把售书者称作一个书商，因而把我方才所说的关于商品的一切撇在了一边。让我们更为确切地说，售书者是一个交付书的人（un livreur de livres）：他带来了书，并暴露它们，给它们扮演其主体角色的好处。

但同时，售书者立刻第二次打开了它们。正如书已经在一种关于展示、阐明、邀请的选择的语境里为他或由他打开了一样，通过这个过程，他发起了那些拜访书店的形象对书的打开。售书者作为一台行动的物质机器，作为独具匠心的灵魂，而采取的筛选和呈现，论辩、修辞和百科全书的装置，都引向了一个未来的读者将要做出的姿态。

书店的气味

        书柜（librarium）：储藏卷本的箱子或匣子。

        抄书人（librarius）：受过教育的奴隶负责大声念出或复制书籍，并保持图书馆的整洁有
        序。

一旦被打开，书就揭示了它是如何地非实体的。实体，附从，或主体，并没有真地消失，只是被拆解和分散了，尽管它继续聚集着，得益于粘合和缝纫，得益于书脊。至于腹部，腹部或胸腔被分开了，允许自己被人查看，在页面之间，一页接一页，或一张接一张，随意地从一张到另一张，纯粹地翻看。这就叫浏览。在一家书店里，读者并不阅读，或者很少阅读，他浏览，通过摸索他的道路而视察着，几乎是在黑暗中。他不吞食，而是品尝，呼吸，嗅闻，舔舐实体。

书店是一个香水店，烤肉店，糕点店：一个气味和风味的药房，透过它，书的芬香和韵味就被预言、假定和感知了。正是在那里，一个人给予自己（或发现）书之理念的一个观念，一幅草图，一个隐喻，一个暗示。或许，它谈论着我们正在寻找，正在渴望的东西。或许，它遵守着其标题（《追忆似水年华》[Lost Time]《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弗拉卡斯船长》[Captain Fracasse]），或作者的名字（狄德罗，阿约金•德•弗罗尔，海明威，简•奥斯丁），或再一次，出版者或丛书的名字（Calican, Calmy-Cohen, Enseignes, Portulans, le Typographe），所做的承诺。或许，更好地，它遵守着未知者、出乎意料者（《入侵者》《论豌豆和熏肉》《通过一家伟大书店的旅程》）的谨慎的承诺，或许，它没有任何的承诺，并因此避免了违背任何承诺的危险，它仅仅确认自身的严肃，它的胜任（《我一生的真实故事》《德意志起源》《特里斯坦和伊希斯》）。

书店为读者打开了一般的空间，关于各种各样的敞开，私下的一瞥，光照或启示的短暂洒落，穿透，勘探，过滤，仔细搜查，或总结。它总是一个解开将卷本聚齐起来的纽带并让卷本短暂地呼吸、展开的问题，也总是一个让卷本充分地丧失有效性和一致性，以便它能够在翻动页面的手指的热忱或冷漠中被找到的问题。

但目光的一瞥同样扫视书架和桌子，驻留在这里和那里，从颜色跃向格式，经受轮廓、图像、各种符号的引导。它让自己被引诱，被乞求，被迷住。它掂量厚度，翻阅封底的护封，或许还有小册子（prière d'insérer）。[25]一瞥就是被要求把某种欲望，好奇，总在背后的想象，“嵌入”[26]书籍的东西，正是这些欲望、好奇和想象让它一直等待着世界、叙事、满足和知识。

甚至对书的触摸，也向读者传达了特殊的印象：重量，纹理，或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借此辨别一种声音的回响或一颗心脏的跳动的柔韧性。

在书的所有这些变化和分解中，其理念的不确定的轮廓正在颤动：不再是实体，而是意义，不再是主体，而是可塑的、柔软的、流动的，偶尔气态的东西，不稳定的，混同了其他所有书的浮质，散播到空气里。理念本身从其原初的轨道上分离，蒸发；它被重画，变得尚未完结，松开了它在其他漩涡、其他草图、其他轮廓的描摹方式上的停泊，而这些漩涡、草图和轮廓会成为别出心裁的、梦幻的、好问的，或粗心大意的阅读之特征，这取决于每一个读者，也依赖于每一本书能够对那个读者做什么，或反对她，不知不觉地，或就在她的眼前。

因为最终，书的理念，从它的第一个概念起，将总已经是其阅读的理念，并且，通过那种阅读，将总已经是另一本书的理念，以最初的形式继续的另一种书写的理念。并不必然地是另一本书的书写，但至少也是思的另一幅摹图，另一道曲线、螺旋的书写，或再现、沉思、模仿或创造的曲径的书写。书的理念就是：这个理念没有终结，它包含的正是其自身的增殖、多元、散布，并且，在某个时刻，在某个方面或另一方面，总有一个来自书本的沉默的或意味深长的提议，要把它扔到一边，要抛弃它。事实上，阅读并不引发更多的阅读，而是某种别的东西，是有时被称为行动，有时被称为体验的东西，我们便在那里偶然地遇见了难读的真实。

尽管如此，只有通过总是再一次的阅读，我们才能一本接一本地抛弃书。不是把它们抛入火堆或湮没，而是把它们更遥远、更深刻地发射到一个应有理由称之为灵魂之书店的地方，一个吞噬纯粹理念并由纯粹理念来吞噬的自由空间，书的迷宫：被阅读，被草草地做着记录，被遗忘，被尘埃覆盖的书，被心灵学习并遗忘的书，页面边缘的折皱，它们的图像总会归来，因为它们包含了某些宝贵的词语。

思的交往

但书被抛入这样一个书店的深渊，被抛入痕迹、印记、回忆的仓库——它的影像是大街上的店铺，总之，不过是一种颠倒的反射，就像在一座四面环水的宫殿里出现的那样——书就这样被遣送入记忆和平庸的重复，被遣送入低声的诵读，亦在那秘密的回想中，发觉了一次进入自由空气的飞行的轻盈与广阔。

因为书总是并只是从理念到理念，而它的敞开，其活跃且松散的页面，从右边到左边，从顶端到底部，或以相反的方向并遵从一切可能的结合，其耐心而审慎的阅读，贪婪而匆忙的阅读，它的研究，评论，注释，分析，抄袭和戏仿，只能甚至更加广泛，甚至更加无以感触地，传播其理念的实体；理念的实体，终将发觉自己形变，转世，重生为其他的书，不计其数的卷本，小册子，讽刺文章，散文，短论，小作品也再一次变成了卷本本身，对开本、四开本、八开本，变成了无限增生的刊物，散入空气，散入意义的尘埃，理念的灰烬；一个理念处于灰烬之中，不是因为它被置于火堆（火刑[auto-da-fés]的烟，其名字是如此地矛盾，呈现了书的正反面，堆起营火恰恰是一个毁灭书店及其架柜的形象），而是因为它真正地散入了无边的宇宙，由此便闪烁着理念的流星雨。一本书就是一颗流星，它分解为成千上万的陨石，其随机的进程激起了天赋的碰撞和冲击，让新书，品格的不公开的摹图，扩充的、修订的、校正的版本，突然结晶：一场巨大的星际循环。

一本书总是梦想着成为一颗燃烧的陨石，一颗彗星，它火焰的鬃毛把理念烧成荣耀的尘埃和无限的体验。书店打开了这体验的自由空气，这一瞥的冒险和可能，去一瞥那无法被目睹的，在理念当中超越了一切形式和一切品格的东西。书店总在其深处保存着某种有关书之贩卖者的记忆，那个背负着小小的十二开本和十六开本的高大的家伙，小册子从他的袋子里掉出，又滑进他的衣摆或帽子，他不仅老练地售卖书籍，还善于替它们做广告，如果有必要，他会凭记忆从头到尾地背诵它们——《曼侬•莱斯科》（Manon Lescaut）《少年维特之烦恼》（Young Werther）《天方夜谭》（Sheherazade）——流浪的店主和讲故事者，行走的吟游诗人，挨家挨户地兜售廉价版本的闲荡的商人（marchand marcheur et dé-marcheur），在田野、海滨和大路的阳光和风雨下的书店。一家书店总是在一条大道的边缘被发现，这条道路不通往任何的地方，除了从书到书，被交付给自身的书，遵从其理念之轨迹的书，被逐字逐句地重新刊印的书，伴随着这动人而精妙的思的交往，一条大道从不停止，因为在这条道路上，被恢复并被消耗的，正是我们所谓的书的纯粹且总是新奇的形式。

书的质料

或许，我们命名的只是名字和理念，它的理想，它的理想性，一种被墨水和页面的紧扣所封印的、可以通达的真理的纯粹稿本（scription）。或许，在其交付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一本单独的书。或许，书本总是扼杀书写，或许，书写谋杀了声音。或许，只有报告和研究，解释和编辑，幻想和奉承。但无论如何，我们思想的交往，我们藉以被聚集起来（不管是怎样轻率或槽糕的聚集）的交往，始终依赖于一种货币的流通，这种货币的不可计量的单位就叫“书”。

不是一种意义的单位，而是一种承载思之诺言的质料（matter）。通过一种和liber，德语的Baum与Buch，英语的book的特殊的联系，树和书具有了相同的根，源于被铭刻的木头。蜡，木，纸莎草，羊皮纸，牛皮纸，发光的屏幕——涉及的总是敏感的质料，一种柔韧的、可塑的厚度，将自身用于切割或印刻，能够接受并保持标记，而不从中拿走其短暂的品格，其潜在的抹除：一种收集或聚集（recueil），一种虔诚的沉思（recueillement），[27]以及一种易逝，一种遗忘，一种脆弱。

书既沉重又轻盈，它们一本接一本地到来，它们用一本取代另一本，即便在图书馆庄严的书架上，它们依旧固定不动。它们只是书（bouquins），只是如初版和古版一般难读的晦涩之语。它们容易点燃，却难以消耗。它们是我们思考的质料，严肃又难懂，可以通达却秘而不宣，在我们中间被顽固地分享着，作为这种交往本身的诺言。

电子附录，二进制重奏，数码复调

        书：在树皮和树木之间，在木皮和木质之间，在裸露的思想和棘手的亲密之间出现的膜，
        在外部和内部之间的界面，其本身既不是外部也不是内部，翻向内部正如翻向外部，从外
        部翻到内部，从内部翻回外部。尽管书可以变得数字化、非物质化和虚拟化，同样也可以
        被套上皮革，镶上金边，但不论它变得如何地苗条，它只能通过“为这个读者保持纯透明
        的阻塞”，而被生产出来，由此，我们获得的不过是我们自己，有的人获得了别的东西，
        但每个人都获得了难解的文字。

纯透明的阻塞的阅读器屏幕，在屏幕的界面前，反射着摇晃不定的白色的微光，虚拟书籍的符号从中浮现并消失：相同的，相同的；符号陷入了这个他世（other-world）的光辉，他世性（otherworldliness）将它们从阅读中移除并呈之于捕获......

        没有一本书是从一个源头产生的：不像写信，写回忆录，或写小册子，一个人并不写一本书。
        相反，一个人规划一种事业，它思考自身，每一次，都没有例子或参照物。一个人面对交
        付，自我交付，作为一种自我完满或自足的思想，而不是沟通、再现或想象的一种简单形
        式。一本书诞生于骚动和焦虑，诞生于一种形式的发酵，这种形式在探寻自我，在探寻对
        其焦躁的调度和平息。

在屏幕上，不耐烦以数字运作，捕获，消除，剪切-粘贴，转移，变形的速度增长——字体，大小，颜色，底纹，格式，缩排，着重号，段落——某种精神错乱的狂热掌控了所有这些同时打开的窗口，在这些窗口内，为什么不写上十个同步的文本，或者一个由向四处飞散的碎片组成的文本？

        那么，我们能不认为，书不是唯一地，诚然也完全不是，沟通的一个载体或支撑吗？书不
        是一个媒介：它本身，直接地，首要地，是自己同自己的沟通和交往。不论谁真正地阅读
        书，他进入的无非是同书的交往。

屏幕既不是一个媒介，也不是一个讯息，而是一条银河，确切地说，是白色溪流的发光的姊妹，不再是迦南的那些溪流，而是一道精妙而柔软的电流，在一个文本里宣传着一种连续的兴奋，或许，它最终说的只是，它因自身的宣传而兴奋。

        一本书是一道印记——我是这么称呼它的——因此，印刷不是书之历史的一个偶然的部
        分。曾被铭刻和印刻的品格如今在移动载体的无数复制品当中重复着，就像它们之前的那
        些品格，被人们用一把刻刀来描绘，被无数次地复制到皮革，树皮，或丝绸上，包括印
        记，使一本书变得又大又沉的受精和孕育，而它的卷本，事实上，不过是它的子宫和妊
        娠。

印记无论如何总是出现在屏幕上的品格，伴随着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节奏和速度，就像敲击一架钢琴，大键琴，管风琴，小风琴，甚至木琴或电颤琴，诚然是电子音乐，没错，文本正变得越来越音乐，越来越刺耳，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具有穿透性，越来越快速地逃逸，散入空气；在被按键所敲击的屏幕的表面，文本蒸发了。

        因此，绘画，在其历史上，把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赋予了书和阅读的主体。阅读的男人，
        阅读的女人，男性或女性的书虫，诵读者，或朗读者，他们本身也是典型的人物，因为他
        们的型式就是通过阅读对书进行塑造和调制的型式，是通过书对阅读进行塑造和调制的型
        式。一个阅读的场景呈现了什么？一种专注于卷本的凝视，一个为这种凝视敞开并由这种
        凝视敞开的卷本，一种相互的吸引和渗透。

她正在读她正在读的东西？我们不会知道，并且，她正在读对我们而言并不好读的东西，但她正在读，或许，她是一个知道假装去读的人，好把她自己呈现给我们的凝视。

我们很容易明白，她喜欢我们看着她，并以为我们可以破解她的灵魂，而不是她的书。

        人们常说，世界本身就是一本大书：那并不意味着它的命运被封印在某种卡巴拉的涂写当
        中；相反，那表明，一个人总是，一再地，不得不篡改它的编码，重组它的文字，并最终
        重写它。

        每一本书都梦想着成为象形文字或颂歌，石碑或印章。每一本书都渴望将自己对自己呈现
        为一种如尼（字母），一口装满稀有硬币的棺材。但这个欲望本身是模糊的，不定的，并
        且，如果一本书要变成一块石碑或一个金库，它就不再是一本书。

如果它变成了一个屏幕，不再是木板，石头或盒子，而是等离子，框格，透明的，玻璃窗，透照（diaphany），显现（epiphany），萤火虫，一种新的韵律学的萤火虫。

        实体，附从，或主体，这就是闭合的书，也就是被完成的，被出版的，被暴露的，可以沟
        通的，准备出售或阅读的书：封面，装帧，标题，作者，出版者；在那里，我们得到了一
        个主体，一个特别的代理。《巴马修道院》，司汤达著，格勒诺布尔：Éditions
        transalpines。缝合和装订的模式，纸张的质量——色彩，厚度，纹理——也属于这种实体
        性，正如封面设计，其颜色，基调，某种想象的东西，外部的和内部的排印样式，卷首的
        设计和大小，其开本，构成，书眉，正面，对排印错误的纠正，如此之多的分散（谨慎）
        的特点，其整体的来源无非是一种理念或品格，一种典型形式，包括了这个卷本的出版所
        暗含的一切印刷术、类型学和性格学。这个附从，由出版者、模式设计者、文字编辑和印
        刷者调制并改造的附从，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每每选择了书的理念本身，选择了不朽
        的《圣经》，金边的《可兰经》，马拉美的原版文卷，同样还有书架上卷本的时常严格、
        时常多样的排列——文集，丛书，根据作者、流派、时期进行的分类，一个图书馆或书店
        的普遍理念——以及，用一种普遍性本身的方式说，每一个无限的并且无限扩张的集合借
        以组织，如果不是再现自身的全部分类学。

无限的扩张，在所有的意义和所有的方向上，虚拟页面的内在的、无形的增殖，屏幕吞咽并回弹它们，随心所欲地吸收并反刍，而它们到哪里去，隐藏，压缩，蒸发，还原为气态和液态，以便从存储中回弹出来，闪烁着，准备再一次的印刷，因为古腾堡作为一台快速的激光打印机而归来，油印机的爆发，变成油墨盒或黑色粉末的木块，但总是归来的是压印，冲压，墨迹，没有了这清澈的天空中间闪闪发亮的油墨，如何是好？

        尽管如此，只有通过总是再一次的阅读，我们才能一本接一本地抛弃书。不是把它们抛入
        火堆或湮没，而是把它们更遥远、更深刻地发射到一个应有理由称之为灵魂之书店的地
        方，一个吞噬纯粹理念并由纯粹理念来吞噬的自由空间，书的迷宫：被阅读，被草草地做
        着记录，被遗忘，被尘埃覆盖的书，被心灵学习并遗忘的书，页面边缘的折皱，它们的图
        像总会归来，因为它们包含了某些宝贵的词语。

一些昂贵的词语：屏幕，图符，捕获，冲击，指令，鼠标，表格，平板电脑，控制，文件夹，页面，菜单，磁盘......

        不是一种意义的单位，而是一种承载思之诺言的质料。通过一种和liber，德语的Baum与
        Buch，英语的book的特殊的联系，树和书具有了相同的根，源于被铭刻的木头。蜡，木，
        纸莎草，羊皮纸，牛皮纸，发光的屏幕——涉及的总是敏感的质料，一种柔韧的、可塑的
        厚度，将自身用于切割或印刻，能够接受并保持标记，而不从中拿走其短暂的品格，其潜
        在的抹除：一种收集或聚集，一种虔诚的沉思，以及一种易逝，一种遗忘，一种脆弱。

        书既沉重又轻盈，它们一本接一本地到来，它们用一本取代另一本，即便在图书馆庄严的
        书架上，它们依旧固定不动。它们只是书，只是如初版和古版一般难读的晦涩之语。它们
        容易点燃，却难以消耗。它们是我们思考的质料，严肃又难懂，可以通达却秘而不宣，在
        我们中间被顽固地分享着，作为这种交往本身的诺言。

既没有卷本，也没有册本，或翻转的页面，而是屏幕上的或保存的页面，爆发成水、冰、棉花、绒毛、虚拟的天鹅的界面，更新着或淹没了这持续不断的交往，无非是我们自己总是更多地变成了自己，变成了他人，无价的相互交换的交往，或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一群乳白色的、晶莹的、昆虫一般的像素，在这月光下独自做蠓虫的舞蹈，最终被抛弃，甚或被释放，从每一本书和每一个符号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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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Jean-Luc Nancy, On the Commerce of Thinking: Of Books & Bookstores, trans. David Will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1] 译文选自《蒙田随笔全集（下）》，潘丽珍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44-45页。

[2] Liber（书）：在拉丁语里有自由的意思，也指植物的韧皮（一棵树的外皮和木头之间的薄皮）。“一本书用树皮制成：某些树皮在拉丁文中被称为libri，按热罗姆的说法，书正是从这里取了名字。”（L. Bertalot, Cincius Romanus und seine Briefe, dans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aus italienische Archiven und Bibblotheken, XXI, 1929-1930, p. 222-225. 转引自《书籍的历史》，巴比耶著，刘阳等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 棘手（knotty）：原指树木的多节/结。

[4] 膜（membrane）：也有纸的意思。

[5] Étienne Mallarmé, Notes en vue du Livre,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irs: Gallimard, 1998), I: 970: “et le livre est pour ce lecteur bloc pur-transparent.”

[6] 《书籍的历史》：“书从起源上与最后的词义‘卷’（volumen）相关”（第3页）“在古典文明中，书籍只是狭义的指卷轴（volumina），也就是指卷状书籍”（第18页）。

[7] 特指讽刺性的短文。

[8] 《书籍的历史》：“原则上，一旦文本被赠送或托付给别人——朋友、同事、书商、个人等等，它就差不多完全地脱离了作者。”（第23页）

[9] 这里的把持（handle）和掌控（manipulate）突出的是用“手”的实施。

[10] 这里的“折叠”（enfold）和“拆解”（unravel）既指纸张的折叠与拆开，也指理念的自我拥有和揭示。

[11] 注意书（livre）和交付（livrer）在构词上的相似。

[12] 《圣经》（Biblia）的原希腊文是Ta Biblia，意即“书集”（复数），而Biblia作为拉丁文阴性单数名词，指的是“唯一的书”。

[13] 边缘（margin）：页面的空白。

[14] “书的子民”中的“书”原特指《圣经》。

[15] 奥古斯丁曾在米兰的花园里听到童谣的歌声“拿起来！”（tole!）“读！”（lege!）。

[16] 型式（type）：既指印刻/印刷的字体或形式，也指一般的特点或类型。

[17] 《书籍的历史》：“首字花体是指文章或文章一部分的开头字母采用花体，这样做既有助于阅读（对主要的首步划分做标记）也起到装饰作用。”（第51页）

[18] 未公开的（inédit）：“新奇的”“原创的”。（英译注）

[19] 这个词是阳性的，和其他的一些词一样（绝对用法中的印刷者[imprimeur]，一般用法中的校对者[correcteur]），但我们知道，这些职业在何种程度上是由女人从事的，又有多少书，一般而言，是属于女人的。进而，读者（lecteur）不完全是一个普通的名词，因为显然，并且不是偶然地，女性读者（lectrice, liseuse）是特殊的形象，在她们身上，阅读等同于一种特别的强度。名词“书商”（libraire），就自身而言，在我们每个人的习惯中，具有被两性化的好处。（原注）

[20] 《书籍的历史》：“册子本，或称折叠精装书，其制作材料是羊皮纸，拉丁语‘codex’可上溯好几个世纪，已知的第一次出现是公元58年，马尔西亚笔下。最初是指一片小木板（拉丁文：caudx），随后引申为用绳子捆绑固定的几片小木板的集合。”（第35页）“最早的书页是由装订线和皮带构成的双蓬线（注：指用于把书装订成册的一种细线）缝拢的。”（第71页）

[21] 南希在这里和别处使用的词是suppôt，这个少见的词通常专指一个“走卒”或“帮凶”意义上的“人”，如un suppôt de Satan（撒旦的走狗）。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经常在他有关主体性之重写的语境里使用这个词。它源自拉丁语supponere，“置于下方”，因此，它和“实体”[substance]（“处于下方”，一般在一个对象的物质性意义上被理解）和“主体”[subject]（“被抛下去”，和人有关的传统哲学概念）产生了共鸣，并介于两者之间。（英译注）

[22] Monstrance（陈列）：特指圣体或圣物的陈列。

[23] Ostension（明示）：源于拉丁语“ostendere”（展示），指口头交往中人们用替代性的动作来表达的行为。

[24] Devour（吞食）：专注/贪婪地阅读。

[25] 嵌在护封里的小册子。

[26] 原文是“pray insert”，意指像嵌入小册子（prière d'insérer）一样嵌入。

[27] 思的聚集。

[28] Jean Luc-Nancy, “Supplément électronique, reprise numérique, contrepoint digital,” in Jean-Noel Blanc, ed., 363000 Signes, la chaîne graphique (Saint-Etienne: Éditions des Cahiers intempestifs, 2006). 南希标题中的numérique等于高科技用语中的“数码的”（digital）；通过使用“二进制的”（binary）一词，我试图让人联想到计算机技术并保持同“数”的语法联系。（英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