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论的时代

高桥哲哉

［生年］1956年出生于福岛市

［所属］东京大学

［专业］哲学

［著作］《记忆伦理学》（岩波书店）、《逆光的逻各斯》（未来社）、《德里达》 （讲坛社）。

［三言两语］别的国家也有政治家的失言和妄语。但是，在持有与大屠杀否定论如出一辙的观点的“知识分子”带领下，大量“文化界人士”“ 财经界人士”开始要求“国家的正史”，可见我生活在一个多么可怕的国家啊。为了保持正气，需要一些非同寻常的狂气。

《超越民族与历史》

丛书: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推荐指数 :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一、大屠杀否定论与日本版否定论

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大屠杀否定论(holocaust denial)。这种否定论认为，大屠杀即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肆屠杀事件未曾发生过，所谓在奥斯威辛（波兰南部城市）等灭绝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对犹太民族进行种族灭绝一事是谎言，纯属无稽之谈。学术界没有认同这一否定论的学术意义，而且认为它是恶意的谎言，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各国，这一论点与反犹太主义联系在一起，被视为煽动种族仇视的犯罪而成为刑事处罚的对象。然而，自战后不久一部分人开始提倡这种否定论以来，它在欧美各国生根，现在以美国的“历史研究所”(IHR)为中心，构建了国际性的网络，进行着宣传活动。根据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维达那克的观点，大屠杀否定论的主张大致有以下6点①。

1.没有发生过大屠杀事件。种族灭绝战的象征——灭绝集中营的毒气室也从未存在过。

2.所谓纳粹的“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手段”不是种族灭绝，只是将犹太人转移至东方或驱逐出境。

3.死于纳粹主义的犹太人，其人数并非600万或者500万，而是远远低于这个数字，比如 20 万、 100 万，而且那还不是虐杀的牺牲者，只不过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牺牲者而已。

４.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负任何责任。如果说德国有责任的话，那么犹太人也有责任。

５.30年代、40年代人类的首要敌人不是纳粹德国，而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

６.大屠杀是由联军，主要是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而编造出来的。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剧照

与否认大屠杀或者犹太人灭绝政策 （Shoah） 这一基本“事实”的第 一、二、三、六条不同，第四、五条未必需要否认大屠杀。实际上1986年，在当时的西德发生的历史学家争论(Historikerstreit)中，厄恩斯特·诺尔特的观点立足于大屠杀的基本“事实” ，将纳粹主义视为与“亚洲野蛮人”的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相对抗的防御性举措，他着眼于德国的战争责任和大屠杀犯罪性的相对化”，因此包含与第四、五条相近的要素②。但是，诺尔特随后也表现出否定论的倾向，在否定论与广义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m)之间并没有发生绝对的决裂③。虽然战争责任的相对化与否认事件本身并不相同，但两者也总是同时出现。

①P·维达那克著，石田靖夫译：《记忆的暗杀者》，人文书院，1995年，第39页以下。

②参照J．哈贝马斯、E. 诺尔特等著，三岛宪一、德永恂等译：《过不去的过去——纳粹主义与德国历史家争论》（人文书院．1995年） 。

③D.E．利普施塔特著，滝川义人译：《犹太人大屠杀的真相下，恒友出版，1995 年，第179页以下。

于是，在日本，否定论的时代也到来了。时值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五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的1995年1月，文艺春秋社发行的杂志《马可波罗》中登载了声称“战后世界史最大的禁忌——纳粹‘ 毒气室 ’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的报道。从犹太人各团体的抗议开始，发展到杂志的回收、主编的被解雇、杂志本身的停刊、文艺春秋社社长的更替，这个所谓的“马可波罗事件”在通过知名出版社的杂志广为流传开来之后，可以说开启了全新的局面，而该出版社也因宣传以IHR为主导的欧美否定论的主张而广为人知。有历史学家表示，如果这种言论盛行的话，那么在广岛、长崎遭受轰炸的人全部离世的某一天，出现“向广岛投下原子弹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的“爆炸性新闻”也将不足为怪。同时他们还表明了这样一种担心，即若没有对纳粹时代及原子弹爆炸等知识的准确积累，人们的记忆渐渐变得模糊的话，“不久的将来，以‘ 报道、出版自由 ’为挡箭牌的媒体也许会逐渐宣传‘ 修正派 ’等人的言论”①。

但是，“马可波罗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序幕。日本的否定论时代，应该说不是通过大屠杀否定论，而是以日本的侵略战争和关乎殖民地统治的真正的否定论的登场而拉开序幕的，它在主办“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藤冈信胜的论坛上的出现是在1996年。大约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以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问题为中心开始了激烈的“自虐史观”批判，12月，以西尾干二为会长、藤冈本人为副会长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如果只把这一连串的动向视为战后在日本一直受到压制的“健全的民族主义”的复权的话，这样的认识是并不充分的。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在“健全的民族主义”的名义下，“不健全”的否定论是如何与大屠杀否定论一样，与时而露骨时而隐蔽的人权主义（民族、 种族歧视）、特征性的性别主义（女性歧视）一起登场的。诚然，一直以来藤冈一方面在“自由主义史观”中排除“东京审判史观”及“共产国际史观”，另一方面又反复鼓吹“自由主义史观”在“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上也站不住脚的观点。然而，实质上，他的观点压倒性地以对“自虐史观”的批判为主，包含以史料和证言为根据的对再构成的基本性“事实”的否认，这是与大屠杀否定论同等恶劣的修正主义，对这一点不能无视。

让我们来具体地看一看吧。以合集《国民的麻痹》为代表的著作中出现的藤冈、西尾等人的观点包含以下主张②。

1.未曾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作为性奴隶制度(sexual slavery)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没有存在过。

2.所谓“从军慰安妇”不是性奴隶，只不过是“纯粹的商业行为” 、“卖淫妇” 。

3.“南京事件”中的中国人牺牲人数，既不是中国方面所说的30万，也不是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所采用的10多万到20万，“最多为1万人＂，即使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全部正确＂，普通市民的死难者人数也不过“47人” 。

4.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地化及日中战争不负任何责任。责任不如说在于对俄国及欧美的威胁缺乏危机意识、现代化进程缓慢的朝鲜以及中国方面。

5.在日本挺进亚洲的时代，对东亚各国来说真正的威胁不是日本，而是俄国（苏联）及欧美列强。

6.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问题是由 “国内外的反日势力”宣传编造出来的。

与维达那克整理的大屠杀否定论的内容对比着来看的话，两者有着怎样的相似之处则是一目了然的。

上述的观点中，如果除去“从军慰安妇”的相关问题，并没有什么能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包括“自虐史观”的措辞在内，都只不过是些对于之前就存在于“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中的观点的重复而已。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于70年代初期在杂志《文艺春秋》及《诸君!》(两者都与《马可波罗》同样由文艺春秋社发行)上登场,并且受到广泛宣传,但是随着在那之后的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否定屠杀事件的本身已经变得不可能了。那些否定论者坚守这样一种战略,即降低对牺牲人数的估算,而让人们觉得“大屠杀”好像是捏造出来的故事③。在“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立以后,滕冈在对待“从军慰安妇”的问题上准备拿出重大的举措之前，首先将火力集中在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讨论上,但是这一讨论只不过是重提在这之前否定论者业已被击破的“论点”而已④。曾经是左派的时候,他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罪孽深重”的前提出发,“在读到的和听到的数字当中我决定相信最大的数字”,即他相信屠杀50万人说,现在他却摇身一变,坦然地采用否定论者的诸般说法,并无视诸多研究成果,只去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他的否定论者的嘴脸昭然若揭。他一方面指责从 10多万到20万,乃至于中国方面主张的30万的死难者人数“乱七八糟”且“没有任何根据”,另一方面又轻描淡写地写下“波尔布特杀害了二三百万人”。(是200万呢还是300万呢?这个数字的“根据”又在哪里?)“从军慰安妇”问题、“三光政策”、马来半岛的屠杀都被他一并断定为“胡编乱造”。

他确信在“胡编乱造”的背后普遍存在着“阴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其观点与大屠杀否定论的类似之处。藤冈及西尾认为,“阴谋”的主体是由“憎恨日本繁荣的各国”即原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美国为首的西欧列强、中国及朝鲜等主导的针对日本的“三股敌意”,还有通过历史教科书,向国外的这些“间接侵略”势力伸出援助之手的“反日的日本人”,他们由“共产国际左翼和“市民派左翼”尤其是“日本的反日传媒”组成。藤冈认为“正是由于‘慰安妇问题’ ，国内外的反日势力才会给予日本国以精神解体的决定性打击。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与国际势力相互勾结的强大的消灭日本的阴谋。“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及“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一抬头，＂针对新动向的反动势力，包括各种诡计也会来得更加猛烈。他们毫无疑问在与国外势力相互勾结，一个接一个地策划出毁灭日本的阴谋。如果这种风潮占据上风的话，那么在21世纪，日本就将不复存在了吧”⑤。“犹太人的阴谋”说也好，“反日势力的阴谋”说也罢，普遍阴谋论的特征在于无法判定那是被害妄想还是试探性的谣言。无论是哪种情况，起着主导作用的无非是颠倒的受害者意识和对他者的不信任及恶意的投射。

免除德国的战争责任，将其转嫁给犹太人的大屠杀否定论的颠倒，在日本版的否定论当中，以不承认殖民地统治责任及战争责任在于加害国日本，而是将责任强加给被害国朝鲜及中国的这种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朝鲜半岛放置不管的话，就会变为俄国及欧美列强的牧场， 这是使日本的安全受到威胁的“对日本而言长期摆在眼前的凶器”。“因此朝鲜在指责日本之前，首先应当反省自己在当时是不是一个不给他者添麻烦、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强大的现代化国家。”⑥遇到“麻烦”的不是朝鲜而是日本，所以应该“反省”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鲜。日本在殖民地实行了善政，所以应该被感谢而不是应该道歉。“所谓的‘ 一视同仁’ （不区别亲疏关系，而是同等地施以仁爱）在现在变成了贬义词， 总之，这是想将殖民地人们的待遇提升至日本人平均水准的做法。也就是说，这是老好人的做法。所以，虽说是日本的殖民统治，但基本上不能与欧洲同日而语。那是想将殖民地人民的待遇提升至日本人平均水准的做法。如果说欧洲人想把世界变成欧洲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日本人也想把自己的统治能力所及的范围全部变成日本人的社会，就是这么一回事。”⑦

①Ｔ．巴斯蒂安著，石田勇治等编译：《奥斯威辛与奥斯威辛的谎言》，白水社，1995年．第169页以下。

②西尾干二 、藤冈信胜：《国民的麻痹》，PHP 研究所，1996 年。

③参照藤原彰的“南京事件研究的战后史(松岛荣一、城丸章夫编：“自由主义史观”的病理》，大月书店，1997年，第130页之下等)。

④参照笠原十九司的“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是什么(藤原彰、森田俊男编:《近现代史的真相是什么》,大月书店,1996年,第70页之下等)。

⑤藤冈信胜：《“自虐史观”的病理》文艺春秋社，1997 年，第 78、41页等。 

⑥西尾干二 、藤冈信胜：《国民的麻痹》．PHP 研究所，1996 年．第 85页等。

⑦藤冈信胜、涛川荣太：《历史的实话》，扶桑社， 1997 年，第 234 页以下。

让殖民地化的朝鲜半岛的其他地区“全部变成日本人的社会” ，将这种行为当作“施行仁爱” ，当作从日本人的“平等愿望”及“老好人”思想中产生的善政，这无疑是无底线的自我陶醉。这种将其他民族变成“全部日本人的社会”的行为完全是种族抹杀、文化灭绝（种族灭绝）的行为，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种族歧视主义。这与推行“皇民化政策”的当时的统治阶级出自完全相同的心理。他在说了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欧洲完全不一样”之后紧接着又说“如果欧洲人想要把世界变成欧洲的话，日本人也想要把自己的势力所及的范围全部变成日本人的社会” ,这就是毫无顾忌的逻辑混乱。所谓“在制度上没有差别”的说法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对众说纷纭的殖民地统治的基本知识的欠缺，那么就不得不认为是应当令人感到恐惧的谣言了。

日本版否定论与视殖民地统治为“想将殖民地人民的待遇提升至日本人平均水准的做法”的日本版东方主义，以及打着“文明”的旗号否定他者的做法是相同的。否定论者现在仍然在宣扬所谓的日本即文明、中国与朝鲜即野蛮的图式。按照西尾的观点，“从西欧的标准来看， 中国和朝鲜依然不存在文明，与一百五十年前一样，仍是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以“冷战结束后的东亚，渐渐回到了日清战争①以前的状况。“因为传统大国是野蛮的、不存在文明的，而且拥有武力、渐渐地不听话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日本也开始面临如何才能自立自存的重大局面。”“日本不得不孤独地面对一切野蛮。”②在今后的21世纪里已经能看到“历史将会成为国际政治的最大斗争”的端倪，“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会长事实上正在号召＂准备新的日清战争”。在“冷战结束后” 的旧南斯拉夫，权力、广告媒体、知识分子合为一体”使人们的目光转向美化了的民族历史”、“过去的改写”（Ivan Chorovitchii），为种族净化战争做好了准备,这一点绝非偶然③。针对“本国史”——民族 、历史——的“负面记忆”的净化，对非日本人及“反日的日本人”的双重他者的“日本人”本身的种族净化,试图由这些“净化所推行的日本版否定论，带着对其危险性的警戒,我想暂且称之为“种族净化史观”。

①即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译注．

②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国民的麻痹》，PHP 研究所，1996 年，第 236 页以后。

③I.乔洛维奇的“过去的改写”（N.斯特凡诺夫、M.威尔兹编，佐久间穆译：《波斯尼亚战争与欧洲》，朝日新闻社，1997年、第78页以下）。

二、否认、证词、沉默

大屠杀否定论者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维达那克在第一条里列举了如下言论①：

由犹太人所带来的直接的证词全部都是谎言或者编造的故事。

完全否定犹太人幸存者证言的“全盘否定论” (blanket denial)，是自否定主义者的“鼻祖”保尔·拉西尼叶(P. Rassinier)，以来的常用手段。多数情况下，犹太人幸存者被攻击为“以金钱为目的”在作伪证，其背后有着企图从德国勒索无限赔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或者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阴谋②。

针对原“ 从军慰安妇＂的证词，日本版否定论者的观点也完全如出一辙：

由原“ 慰安妇 ”所带来的直接证词全部都是谎言或者编造的故事。

这样的全盘否定，在将“慰安妇”问题指责为“沙滩上的楼阁＂的藤冈信胜等人的观点中隐约可见。他们不顾原“慰安妇”们挺身而出的契机在于日本政府声称的“强征慰安妇是由民间业者所为，是与军方毫无瓜葛”的“谎言”，并断定她们的证言是“以金钱为目的”的“谎言”，认为在其背后存在着“国内外的反日势力”特别是“反日的日本人”的阴谋。“日本的活动家煽动朝鲜的女性，告诉她们通过审判打赢官司的话就能赚钱，以此利用了原来的妓女们，我认为这就是事实的真相。……正是用那种甜言蜜语引那些老太太们上钩，甚至让她们作伪证，使她们成为自己正义感获得满足的工具。那种证词是不着边际的谎言，由于太过夸张，连辩护律师都承认了。日本人的活动导致朝鲜人编造谎言，这段历史将会留到未来，这难道不是难以容忍的犯罪行为吗？”③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对自己的说辞有利的日本人的证词，他们则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有一位自称过去曾经是“朝鲜总督府的工作人员的日本人来稿，讲述“那种‘ 强征慰安妇 ’ 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闻所未闻”。“也就是说，那种事实是捏造的 ”④（强调符为引用者所加）。一边将受害者的证言全部断定为“谎言”，一边又立即接受加害者方面的证词，断定“强征”是“不可能的” ，或者“已经为事实所否定”。

①p．维达那克著，石田靖夫译：《记忆的暗杀者》，人文书院，1995年，第45页． 

②D. E．利普施塔特著，滝川义人译：《犹太人大屠杀的真相》上，恒友出版．1995 年，第132、 224页。

③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国民的麻痹》，PHP研究所，1996年．第202 页以下。

④同上，第201 页。

藤冈等否定论者将“强征”的意思别有用心地进行狭义化限定，并且主张因为“由军部、警察进行的强征”不存在物理性暴力，所以“慰安妇”不是性奴隶，日军没有责任。然而，在战后不久的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旧称）审判(1948年判决）及荷兰政府的调查报告(1994年）等文件当中，却确认了在占领地存在那种狭义的强征，并且还有史料显示，即使在内地，以军部为后台的拐卖事件也屡屡发生。在韩国，有真名实姓的绝大部分受害者（大约有七成）属于被骗而成为“慰安妇”的情况，有通过谎称介绍就业及人身买卖强征“以卖淫为目的”的女性，这种行为依据当时的刑法以及日本加入的国际条约也是违法的①。就连连ICJ（国际法律家委员会）的调查报告(1994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库马拉斯瓦米报告(1996 年）、 ILO（国际劳动机构）专家委员会倡议 (1996 年）里，都质疑了慰安所里的强迫的性服务、性奴隶状态，其共通的前提是征召女性时的形式多样化。“慰安妇”问题的本质在于日军有组织的性暴力，而不在于征召形式是不是狭义的强征。否定论者之所以试图将话题限定在诸如“随意抓人”的强征上，是出于一种战略，即以没有部队的官方命令文书为理由，以此来达到消解受害者证言的目的。这就好比被告人一方无视原告人的诉状，以自己随意写下的诉状来给自己下达无罪判决。

藤冈发表过如下言论：“如果日军强征了朝鲜女性的话，肯定会留下那种命令文书。但是，像那样的文书连一份也没有发现。”②大屠杀否定论者发表过如下言论：“如果纳粹对犹太民族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的话，那么肯定会留下希特勒的命令文书。但是，像那样的文书连一份也没有发现。”没有发现希特勒的命令文书，这是所有专家都知道的，一 点也不值得像否定论者所说的那样大惊小怪。明知“强征”是违法的，军部及警察还在文书上特意留下记录，这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在战败时为了湮灭证据，对大规模的正式文书进行了销毁——攻击原“慰安妇”的急先锋奥野诚亮众议院议员承认自己是这种行为的负责人之一，从 这个事实来看的话，“肯定会留下命令文件”的假设是极不现实的。在认定战争罪犯时，不会存在将加害者一方犯罪记录的有无作为金科玉律而作出黑白颠倒的事情吧。

“全盘否定”原“慰安妇”证言的藤冈，以此为理由，反复列举在证词的内容中存在“与事实不符”的、“没有在伪证罪能够问罪条件下的证词”的内容。上述的这些言论都能看出与大屠杀否定论完全对应的东西，这是否定论者既定的论法。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中，可能存在误解、不合逻辑、动摇、夸张、润色等成分，这是常识，不能说因为有部分的瑕疵就斥责其全部的证词，这种理由是不成立的，批判地看待证词，关注有更高信用度的在多次证言中也固定不变的、与其他人的证词相一致的部分，这才是应该采取的研究方法。在强制集中营中经历过异常体验的情况下，过于客观、过于详尽、过于完整的证词，反而会让人产生怀疑，认为那是故意重新编制或者是相互串通好的③。原“慰安妇”的情况也是如此，无视其证词是面向谁的、在什么情况下述说的、那个人最想控告什么、现在承受着怎么的“精神性外伤和社会性歧视”（铃子裕子），仅仅对证词内容细微之处的偏差进行争论也是毫无意义的④。

说到底，认为原“慰安妇”的证词里面有很多“出入”、缺乏“一贯性”、“极其含糊”的这种主张，和认为她们的证言是“为了欺骗日本人而上演的大规模的戏剧”的所谓的藤冈的“确信”，怎么都有些冲突。如果真的是“以金钱为目的”而上演了骗人的“大戏”的话，那么为什么没有为了不在证词里出现“出入”而事先串通好呢？假设“煽动”她们的是 “日本的活动家”及“律师”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不事先商量好，使对方不管攻击哪里也不会出现麻烦，并准备出一个具有“一贯性”的故事呢？如果是“国内外的反日势力”倾其全力而谋划出来的“ 阴谋”的“决定性一击”的话，为什么他们不仅要原封不动地发表或者报道“极为含糊”的证词，而且坦率地承认在她们的证词里面也包含不能直接采用的内容，为什么偏要这样故意去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呢？普遍的阴谋论与对症词的瑕疵的追究自相矛盾，这一点对于大屠杀否定论来说也是一样的。

①参照吉见义明、渡边春巳等人编著的《如何认定并教习历史的事实》（教育史料出版会， 1997 年）第 170 页以下等。

②藤冈信胜：《“自虐史观”的病理》，文艺春秋社， 1997 年，第 20 页。

③参照福尔热的观点，即否定论者在攻击电影《SHOAH》时必定会将其作为标靶的亚伯拉罕·邦巴的毒气室目击证言，其主观的歪曲反而证明了其真实性。福尔热：《关于奥斯威辛的教育，历史与记忆》，ESF, 1997 年第97 页。(Forges, J.-F.,Éduquer contre Auschwitz,histoire et memoire, ESF, 1997, p. 97.) 

④上野千鹤子的“记忆的政治学——国民、个人、自我”(《冲击》第102号，第154页以下）一文对此有详细叙述（只是，说吉见义明及铃木裕子作为实证史家对受害者证词的'证据能力进行否认”，这可能是上野的误解吧）。

大屠杀否定论者认为在纽伦堡（德国南部都市）审判等战后的纳粹审判当中，伪证被放任自流了，所以认为证词不能相信。然而，“没有伪证罪能够问罪条件下的证词”的事实，立刻否定了那些证词，将其断定为“谎言”的理由是不可能成立的。而且，如果说不能采用伪证罪能够问罪条件下的证词的话，藤冈自己的说辞中那些作为有利的东西拿出来的证词也一样不能采用。比如前面出现的原“朝鲜总督府的工作人员”的证词，也只是一篇投稿，当然不是“伪证罪能够问罪条件下的证词 ”。尽管如此，为何他能够马上从那里面得出这是 “事实” 的结论呢？①

一边过度要求受害者证词的精密度，并企图降低其信用度，另一边又对自己人的主张极为宽容，这就是否定论的特征。藤冈认为，原“ 慰安妇”的证词“对时间和地点没有进行特定”所以很可疑，”说到底，那些老太太们确实是慰安妇的证据到底在哪里呢？”但是，对被自己定性为“极难宽恕的犯罪行为”的“事实真相”，则完全不“特别指定时间和地点”，而且也不能特别指定。说“ 日本的活动家煽动朝鲜的女性，告诉她们通过审判获得胜诉的话就能赚钱”，那么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什么人、对什么人进行了“煽动”？说“用甜言蜜语钓那些老太太们上钩”，那么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什么人、将什么人”用甜言蜜语钓上钩＂的？在这个“犯罪性”事实面前，有什么样的“证据” 、有什么样的“目击证人”？说“慰安妇”问题是由“国内外的反日势力”策划的“消灭日本的“共同合谋”，“确凿的证据”在哪里？

藤冈在对原“慰安妇”们的证词进行“全盘否定”之余，还起劲地宣称“所以她们在 ‘ 提起诉讼的审判中＇ 败诉是毫无疑问的”。在外国人受害者提起诉讼的日本战后赔偿诉讼案中，迄今为止没有原告胜诉的案例，“慰安妇”受害者和韩国支援团体的控告书、检举信被东京地方检察院以“国内尚无适合该项的法律”等为由拒绝受理(1994年2月7日）， 从这一点来考虑的话，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可能都难对日本的法院寄予厚望。正因为如此，受害者和支援团体才按照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倡议，与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PCA)的审理相呼应，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要求，但日本政府一如既往地对此予以否决②。现在日本的国内法律，甚至没有考虑过与国际人道法的不适用时效原则相接轨。这种对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正如德国对犹太人受害者的补偿、美国对日籍美国人受害者的补偿所显示的那样，没有“法律的”的创造性发挥，新的立法措施以及对外国籍受害者的范围扩大等其他方面，是不可能实现的。

法国哲学家J. -F．利奥塔，非常关注灭绝集中营的生还者，对于那些声明自己遭受非法的伤害但无论如何都无法立证的极限事例，他称之为“牺牲者”。可以证明自己受到伤害的人是“控告人”，故此所谓否定论者也就成了要将“控告人”逼到“牺牲者”位置上去的人③。即使在原“慰安妇”不隐瞒自己的姓名站出来的情况下，她们对于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也无法加以立证，对诸如此类的事例可以进行极限性的考虑。所谓否定论的时代，是指加害者企图让受害者陷入“忘却的洞穴”（汉娜·哈伦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仅仅会有对犯罪痕迹的抹杀及对证人的灭口，还会有让幸存的证人保持沉默，或者无视不隐瞒姓名站出来的证人的证词④。否定论的时代的构想力，也必须挑战对利奥塔所言意义上的“牺牲者”进行法律援助的难题。

①向日本提出控诉的韩国 、 在日韩国人、菲律宾 、 中国的原“慰安妇”们”，在加害当事国法庭的原告本人寻问当中陈述了各自的受害情况。不用说，能在公判法庭上“陈述”的只不过是受害经历中极小的一部分，这才真正是问题之所在。参照 ④注。

②这其中的经纬，请参照铃木裕子《战争责任与性——“ 自由主义史观”与日军“慰安妇”问题）（未来社，1997年）第2章。

③J.-F．利奥塔著，陆井四郎等译：《文的抗争》，政法大学出版局，1989年，第11 页以下。

④对否定论时代下的＂记忆＂的拷问、“无法作证的证词”等问题，如能参照拙著 《记忆的伦理学——战争、哲学、奥斯威辛》（岩波书店，1995年）的话将不胜荣幸。

法律援助是不可或缺的，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不能说因为受害行为没能获得法律认定，就说深深刻在受害者的身心上的创伤记忆属于“谎言”，也不能说受害者的证词不具倾听的意义。大屠杀受害者及“慰安妇”受害者自报姓名站出来所提供的证词里，在要求法律认定及历史“事实”认定的同时，还包含无法还原的更深入的根本性要求。受害者由于在犹太人区及集中营、“慰安所”等场所中的恐惧和屈辱的体验，被迫丧失了对自己与他者最基本的“人性”的信赖。他们的证词里面，有着诸如：快点承认我是受害者、快点承认我所遭受的迫害是事实这样的诉求，同时还包含着对一朝被破坏的“人性”的信赖进行恢复、对自我本身的“尊严”进行肯定、对他者的信赖进行恢复等诉求。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日本版否定论者现在还在加害者与受害者、民族与民族、性别与性别之间制造着更大的裂痕。他们非但没有尝试恢复已失去的信赖，反而一味地试图扩大不信任和敌意。他们的攻占集中在为东亚的“互信”开示了历史条件的原“慰安妇”们的证词上，也绝非偶然。每一个“日本人”如果都能理解受害者们的控诉，积极回应她们要求共有最基本的“历史认识”的呼吁，这才是曾经破坏了这一历史认识的国家的市民们，通过参与构建东亚“互信”关系、向着跨越“本国”及“本国史”——民族与历史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