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译者前言
2009-08-29
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译者前言
邢冬梅
皮克林的“冲撞”一词，是指科学实践中、目标指向的以及目标修正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他认为这是科学实践的一般特征。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概念是真实时间中的瞬间突现（temporally non-emergent），既纯粹的偶然性的异质性要素构成性地融入我们所理解和把握的实践的冲撞中，并且这种构成性融入完全可以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他对筑型过程目标形成的解释，它表现出一种力量的舞蹈，阻抗与适应的辨证运动在力量舞蹈的过程中得以实现。这种冲撞模式无休止地重复自身，阻抗与适应的力量持续地、不可预期地在实践中突现。另一个概念是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既对物质力量的强调。在皮克林的冲撞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以相互作用和突现的方式相互交织。它们各自的轮廓在实践的瞬间突现，在实践的时间性中彼此界定、彼此支撑。对科学实践的动机结构而言，现存的文化构成突现的表面，同时这种实践成为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相互调节的内在组成，并且调节本身可以重构人类动机。这种过程的结果就是科学文化的重构和扩展——新仪器设备的建造及相互作用式的稳定，而受制约的人类操作活动及相对应的社会关系始终伴其左右。
要理解皮克林的思想，必须回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与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要理解皮克林的思想，必须回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与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一 冲撞与《科学革命的结构》
库恩著名的《科学革命结构》对皮克林的思想影响很大。据皮克林教授回忆，他是在1976年刚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的科学元勘研究所攻读社会学博士时，读了库恩《科学革命结构》一书。刚开始时，他并不喜欢这本书，原因在于他对库恩把所有有趣的科学活动都归结为科学革命这一点而感到困惑。然而，当他开始研究粒子物理学的历史时，他注意到了库恩两个不同的主题：常规科学与不可通约性。皮克林的工作，几乎可以说，就是对这两个概念的批判性发展。
皮克林在爱丁堡的第一项科学史研究工作是三个有争议的案例：两个经验案例：科学家所声称的一个具有磁性的孤立电荷和自由夸克的发现、一个理论的争论：即所发现的新粒子是否就是“色”夸克或“粲”夸克。通过这些案例的研究，他开始理解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同样也正是从这些研究中，他开始意识到了库恩思想的局限性。在夸克理论中，他发现两位主角费尔班克与莫柏哥，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这两位物理学分别发现自由夸克的存在与不存在，那种能够被解释为相互矛盾的证据。然而，皮克林发现这种不可通约性并不是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即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而是指不同物质世界的操作活动，也就是说，费尔班克的仪器能够真实地提供自由夸克存在的证据，而莫柏哥的仪器却能够提供夸克不存在的证据。
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意识到科学的物质基础——其实践仪器的作用，而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东西长期被人们所忽视。
除了不可通约性外，他还发现库恩常规科学概念的意义，这种常规科学的概念引导皮克林注意到科学实践。在《科学革命结构》之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科学哲学家都忽视了科学实践中的时间性的问题。科学发现生活在一种无时间的世界之中，仿佛只是依靠某些先天的认识论标准来确定。库恩的伟在贡献之一就是把时间引入的范式之中，把常规科学看作是某种动态的东西，在时间与历史中变化的东西。
皮克林在粒子物理学史的案例的研究中，意识到了这种时间变化的重要性。如在“色”夸克或“粲”夸克的争论中，争论的双方都可以使自己的假设在任何时刻适合实验数据，无论数据如何变化。从实验的统计上来看，两种理论无所谓谁优谁劣。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粲”夸克模型总是能够明白下一步的有趣工作，而“色”夸克模型总是面临着大量的反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库恩对范式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解释，而是对范式作一种“模式”的说明。因此，皮克林概括出，“粲”夸克理论战胜“色”夸克理论，从动态上来说，是根源于不断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而不是在静态的实验与数据之间的非时间关系（atemporalised relations ），这种动态性工作最好能够通过把库恩的“范式“作为一种模型（models）来理解。这样他就提出了筑型（modelling.）的概念。同时他也认识到库恩的实践的瞬时性（temporality）的观念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
这是他首次意识到库恩常规科学与不可通约性的重要性。在对粒子物理学的整个历史的考察中，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作《建构夸克》，在本书中皮克林认为历史必须根据一组动态发展的与相互联系的理论与实验传统来决定。在理论上，夸克传统开始代替在强子水平上的原子与核子物理学，类似地，在物质方面，实验室中的气泡室（bubble-chamber）开始代替了云室（cloud-chamber）。同时他相信库恩对常规科学的分析有许多工需要扩展。
在《建构夸克》一书中，皮克林再次发现那种库恩式的旧的，前标准的物理学与新的标准理论之间的错误分界。因此皮克林对这种不连续性的历史理解完全与库恩的理解不同。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到不可通约性问题。在分析旧的物理学与新的物理学之间的区别时，皮克林并没有发现库恩从汉森那里借用过来的格式塔转变。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对他来说，仿佛不像格式塔转换，鸭子与兔子那样不可通约。皮克林更为强调的是这种不可通约性物质性维度。旧物理学把特殊仪器集中在一起，探测特殊的物质现象，这同样符合新物理学那些仪器领域与现象。只是从物质仪器角度来看，新物理学与旧物理学完全不同。由此引申出来不同的物质操作概念。这就是新物理学家与旧物理学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的意义。也是皮克林与库恩不同之处。
另一个问题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概念。在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史中，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格式塔式的转变。旧物理学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慢慢地消失，并没有明显的内部危机。新物理学也不是从旧物理学的废墟中产生出来的新凤凰。新物理学最初是作为旧物理学的一个边缘分支，随后逐渐取得统治地位。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一系列实验的结果（测量、强中性流（强中子流？）与“粲”夸克），随着这些实验结果，原来占边缘的传统就进入一种与旧传统的共生阶段，构成了相互竞争的不同范式。
从基本粒子物理学史中，皮克林概括出：（1）库恩的反常-危机革命的科学模式是站不住脚的；（2）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必须同时考虑科学的物质与概念层次。
在完成了《建构夸克》以后，皮克林受巴恩斯《库恩与社会科学》一书的影响，强调“筑型化”（modelling）——扩展范式——过程是一个开放性终结过程。牛顿原理成为所有科学家寻求理解自然界的基础，然而，牛顿原理自身却没有表明它是如何扩展到新的领域。对皮克林来说，其最主要的意义在于除了模式自身而外，必须解释各种终结（closure ），也就是必须选择出筑型化过程的特殊发展维度。在科学的哲学与历史过程中，标准的答案是为了理解筑型化过程，必须借助于某些固定的和不变的东西来终结开放的空间。这些固定个不变的东西，在哲学就是通常谈论的方法，认识论标准等等，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则借助于社会利益与结构。但在皮克林对科学实践的研究中，他逐步探索出了另一种答案。
他意识到了两件事情，首先，如果你试图分析任何实验的细节，你必须面临着文化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科学家在同一时刻，会遭遇多种模型和多重文化源泉，而基于多种模型和多重文化源泉的实验观察则又能够作为对终结的新分析基础。任何给定模型的扩展一种开放式终结，但几种模型的扩展却是非确定性的复杂的（nontrivial）的事件，1840年哈密尔顿的数学工作就是这种思想展开的一个杰出的案例分析。在哈密尔顿时期的数学，复数与几何之间在平面上的元素与运算一一对应已经确立，哈密尔顿最初的动机是扩展到三维空间，结果是他以这种方式扩展了代数，但以另一种方式扩展了几何，它们未能相互适应。正如皮克林所说的那样，在他的实践中出现了阻抗，他所有（在三元代数与三维几何之间）适应的试图都碰到了这样的阻抗，直到他把非交换性观念进入他的代数，确立了四维而不是三维的空间，问题才得以解决。这意味着科学家的实践发展的线索不是通过事先存在于他的实践前的任何事件中，而是根据在其真实时间的实践中突现出来的特殊阻抗，由实践中的特殊冲撞来确定的。由此皮克林相信，实践具有一种重要的真实时间结构，也即那种他称之为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的冲撞。这种思想在许多方面也可以追溯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一书之中。
（1）《科学革命结构》基本的思想是一个大的统一范式，这种范式统治着相关科学共同体的解题实践。每一共同体只有一个范式。把实践纳入多重文化的领域的冲撞的基本思想显然动摇了这种思想。因为人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解题只是一种科学实践中的突现结果，并没有库恩所认为的必然性。
（2）人们认为《科学革命结构》一书打开了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社会学（internal sociology）的大门，然而，皮克林指出：说范式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共同体，这是指文化的多重性。皮克林认为这将导致一种真实的和富有成效的进入科学社会学的方式，正如科学实践是一种连续的概念结构与物质操作共同作用的过程，它同样也是各种社会因素：目的、利益、社会结构等共同作用的过程。如在粒子物理学历史研究表明的那样，不要把社会作为某些统一范式集合中的东西，而是作为多重文化的另一个层次，它自身便是在科学实践中能够被理解为科学的物质与观念的层次的东西。这种思想显然扩展了库恩常规科学实践的内容。
（3）在《科学革命结构》中。每一个共同体都有一个确定科学的范式，这很容易使人们想起科学是一个自足的自我完备的体系。而对科学文化的多重性的重视表明这种范式的界线是有问题的，相应的，与范式相联系的自发的社会、物质与观念的封闭性的意义在科学文化多重性重便不复存在。从另一方面来看，科学内部与外部的划界问题也成为一个历史研究而不是一种先验的哲学框架。
（4）社会学传统对理论变化的解释的根据是某些不变的标准，如利益、权力或类似的东西。皮克林称之为时间的非突现性，是根据某些不变的东西来解释变化。这种时间的非突现性的解释在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而在皮克林的冲撞之中，在真实时间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中，每一件事是联系着其它的事情，每一件事都不会占据着一种固定的解释中心。从这种真实时间的突现性来看，他发现《科学革命结构》结构的某些矛盾。如库恩对常规科学的解释采用了一种非突现的形式。库恩认为筑型的开放过程是通过某些通常的哲学标准：理论的经验合适性、简单性、美等来实现的。但他对革命的解释则完全不同。库恩坚持认为在科学革命期间，通常的不变的标准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不仅科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些标准同样也是与范式的封闭性发生了冲突。因此，对库恩来说，革命是一种具有时间性的瞬时突现现象。这显然是一个矛盾。
（5）《科学革命结构》一书认识到瞬间突现性，但是，在所有的其它方面，它却是非常传统的。《科学革命结构》一书中所有的有趣的历史活动都是强调科学实践中的人的建构活动，皮克林称之为人类主义（humanism）。相反，皮克林在对不可通约性的解释中所强调的机器与仪器的物质维度在科学实践中与人类的共同作用，使他转向对科学实践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分析。那种在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被人们所忽视的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皮克林的冲撞中，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这种解释这使他认为他能很好地解决长期困惑着人们的许多哲学与社会学问题，如最典型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的问题。
总之，对分析科学实践的持续关注是《建构夸克》到《实践的冲撞》主要发展线索。在《建构夸克》一书中，皮克林根据他称之为“科学实践的动力学” （thedynamics of scientific practice），也就是“语境机会主义”（'opportunism in context.'）这种模式来分析科学实践。随后在《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与《实践的冲撞》二本书中，皮克林分析了在知识制造过程中的物质世界的角色，也就是他称之为的“力量的舞蹈” “dance of agency”，其目的一方面是想引起人们对物质世界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想摆脱SSK的人类主义传统。而所有这一切都与库恩的思想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皮克林在爱丁堡的第一项科学史研究工作是三个有争议的案例：两个经验案例：科学家所声称的一个具有磁性的孤立电荷和自由夸克的发现、一个理论的争论：即所发现的新粒子是否就是“色”夸克或“粲”夸克。通过这些案例的研究，他开始理解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同样也正是从这些研究中，他开始意识到了库恩思想的局限性。在夸克理论中，他发现两位主角费尔班克与莫柏哥，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这两位物理学分别发现自由夸克的存在与不存在，那种能够被解释为相互矛盾的证据。然而，皮克林发现这种不可通约性并不是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即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而是指不同物质世界的操作活动，也就是说，费尔班克的仪器能够真实地提供自由夸克存在的证据，而莫柏哥的仪器却能够提供夸克不存在的证据。
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意识到科学的物质基础——其实践仪器的作用，而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东西长期被人们所忽视。
除了不可通约性外，他还发现库恩常规科学概念的意义，这种常规科学的概念引导皮克林注意到科学实践。在《科学革命结构》之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科学哲学家都忽视了科学实践中的时间性的问题。科学发现生活在一种无时间的世界之中，仿佛只是依靠某些先天的认识论标准来确定。库恩的伟在贡献之一就是把时间引入的范式之中，把常规科学看作是某种动态的东西，在时间与历史中变化的东西。
皮克林在粒子物理学史的案例的研究中，意识到了这种时间变化的重要性。如在“色”夸克或“粲”夸克的争论中，争论的双方都可以使自己的假设在任何时刻适合实验数据，无论数据如何变化。从实验的统计上来看，两种理论无所谓谁优谁劣。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粲”夸克模型总是能够明白下一步的有趣工作，而“色”夸克模型总是面临着大量的反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库恩对范式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解释，而是对范式作一种“模式”的说明。因此，皮克林概括出，“粲”夸克理论战胜“色”夸克理论，从动态上来说，是根源于不断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而不是在静态的实验与数据之间的非时间关系（atemporalised relations ），这种动态性工作最好能够通过把库恩的“范式“作为一种模型（models）来理解。这样他就提出了筑型（modelling.）的概念。同时他也认识到库恩的实践的瞬时性（temporality）的观念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
这是他首次意识到库恩常规科学与不可通约性的重要性。在对粒子物理学的整个历史的考察中，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作《建构夸克》，在本书中皮克林认为历史必须根据一组动态发展的与相互联系的理论与实验传统来决定。在理论上，夸克传统开始代替在强子水平上的原子与核子物理学，类似地，在物质方面，实验室中的气泡室（bubble-chamber）开始代替了云室（cloud-chamber）。同时他相信库恩对常规科学的分析有许多工需要扩展。
在《建构夸克》一书中，皮克林再次发现那种库恩式的旧的，前标准的物理学与新的标准理论之间的错误分界。因此皮克林对这种不连续性的历史理解完全与库恩的理解不同。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到不可通约性问题。在分析旧的物理学与新的物理学之间的区别时，皮克林并没有发现库恩从汉森那里借用过来的格式塔转变。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对他来说，仿佛不像格式塔转换，鸭子与兔子那样不可通约。皮克林更为强调的是这种不可通约性物质性维度。旧物理学把特殊仪器集中在一起，探测特殊的物质现象，这同样符合新物理学那些仪器领域与现象。只是从物质仪器角度来看，新物理学与旧物理学完全不同。由此引申出来不同的物质操作概念。这就是新物理学家与旧物理学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的意义。也是皮克林与库恩不同之处。
另一个问题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概念。在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史中，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格式塔式的转变。旧物理学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慢慢地消失，并没有明显的内部危机。新物理学也不是从旧物理学的废墟中产生出来的新凤凰。新物理学最初是作为旧物理学的一个边缘分支，随后逐渐取得统治地位。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一系列实验的结果（测量、强中性流（强中子流？）与“粲”夸克），随着这些实验结果，原来占边缘的传统就进入一种与旧传统的共生阶段，构成了相互竞争的不同范式。
从基本粒子物理学史中，皮克林概括出：（1）库恩的反常-危机革命的科学模式是站不住脚的；（2）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必须同时考虑科学的物质与概念层次。
在完成了《建构夸克》以后，皮克林受巴恩斯《库恩与社会科学》一书的影响，强调“筑型化”（modelling）——扩展范式——过程是一个开放性终结过程。牛顿原理成为所有科学家寻求理解自然界的基础，然而，牛顿原理自身却没有表明它是如何扩展到新的领域。对皮克林来说，其最主要的意义在于除了模式自身而外，必须解释各种终结（closure ），也就是必须选择出筑型化过程的特殊发展维度。在科学的哲学与历史过程中，标准的答案是为了理解筑型化过程，必须借助于某些固定的和不变的东西来终结开放的空间。这些固定个不变的东西，在哲学就是通常谈论的方法，认识论标准等等，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则借助于社会利益与结构。但在皮克林对科学实践的研究中，他逐步探索出了另一种答案。
他意识到了两件事情，首先，如果你试图分析任何实验的细节，你必须面临着文化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科学家在同一时刻，会遭遇多种模型和多重文化源泉，而基于多种模型和多重文化源泉的实验观察则又能够作为对终结的新分析基础。任何给定模型的扩展一种开放式终结，但几种模型的扩展却是非确定性的复杂的（nontrivial）的事件，1840年哈密尔顿的数学工作就是这种思想展开的一个杰出的案例分析。在哈密尔顿时期的数学，复数与几何之间在平面上的元素与运算一一对应已经确立，哈密尔顿最初的动机是扩展到三维空间，结果是他以这种方式扩展了代数，但以另一种方式扩展了几何，它们未能相互适应。正如皮克林所说的那样，在他的实践中出现了阻抗，他所有（在三元代数与三维几何之间）适应的试图都碰到了这样的阻抗，直到他把非交换性观念进入他的代数，确立了四维而不是三维的空间，问题才得以解决。这意味着科学家的实践发展的线索不是通过事先存在于他的实践前的任何事件中，而是根据在其真实时间的实践中突现出来的特殊阻抗，由实践中的特殊冲撞来确定的。由此皮克林相信，实践具有一种重要的真实时间结构，也即那种他称之为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的冲撞。这种思想在许多方面也可以追溯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一书之中。
（1）《科学革命结构》基本的思想是一个大的统一范式，这种范式统治着相关科学共同体的解题实践。每一共同体只有一个范式。把实践纳入多重文化的领域的冲撞的基本思想显然动摇了这种思想。因为人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解题只是一种科学实践中的突现结果，并没有库恩所认为的必然性。
（2）人们认为《科学革命结构》一书打开了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社会学（internal sociology）的大门，然而，皮克林指出：说范式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共同体，这是指文化的多重性。皮克林认为这将导致一种真实的和富有成效的进入科学社会学的方式，正如科学实践是一种连续的概念结构与物质操作共同作用的过程，它同样也是各种社会因素：目的、利益、社会结构等共同作用的过程。如在粒子物理学历史研究表明的那样，不要把社会作为某些统一范式集合中的东西，而是作为多重文化的另一个层次，它自身便是在科学实践中能够被理解为科学的物质与观念的层次的东西。这种思想显然扩展了库恩常规科学实践的内容。
（3）在《科学革命结构》中。每一个共同体都有一个确定科学的范式，这很容易使人们想起科学是一个自足的自我完备的体系。而对科学文化的多重性的重视表明这种范式的界线是有问题的，相应的，与范式相联系的自发的社会、物质与观念的封闭性的意义在科学文化多重性重便不复存在。从另一方面来看，科学内部与外部的划界问题也成为一个历史研究而不是一种先验的哲学框架。
（4）社会学传统对理论变化的解释的根据是某些不变的标准，如利益、权力或类似的东西。皮克林称之为时间的非突现性，是根据某些不变的东西来解释变化。这种时间的非突现性的解释在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而在皮克林的冲撞之中，在真实时间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中，每一件事是联系着其它的事情，每一件事都不会占据着一种固定的解释中心。从这种真实时间的突现性来看，他发现《科学革命结构》结构的某些矛盾。如库恩对常规科学的解释采用了一种非突现的形式。库恩认为筑型的开放过程是通过某些通常的哲学标准：理论的经验合适性、简单性、美等来实现的。但他对革命的解释则完全不同。库恩坚持认为在科学革命期间，通常的不变的标准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不仅科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些标准同样也是与范式的封闭性发生了冲突。因此，对库恩来说，革命是一种具有时间性的瞬时突现现象。这显然是一个矛盾。
（5）《科学革命结构》一书认识到瞬间突现性，但是，在所有的其它方面，它却是非常传统的。《科学革命结构》一书中所有的有趣的历史活动都是强调科学实践中的人的建构活动，皮克林称之为人类主义（humanism）。相反，皮克林在对不可通约性的解释中所强调的机器与仪器的物质维度在科学实践中与人类的共同作用，使他转向对科学实践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分析。那种在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被人们所忽视的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皮克林的冲撞中，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这种解释这使他认为他能很好地解决长期困惑着人们的许多哲学与社会学问题，如最典型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的问题。
总之，对分析科学实践的持续关注是《建构夸克》到《实践的冲撞》主要发展线索。在《建构夸克》一书中，皮克林根据他称之为“科学实践的动力学” （thedynamics of scientific practice），也就是“语境机会主义”（'opportunism in context.'）这种模式来分析科学实践。随后在《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与《实践的冲撞》二本书中，皮克林分析了在知识制造过程中的物质世界的角色，也就是他称之为的“力量的舞蹈” “dance of agency”，其目的一方面是想引起人们对物质世界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想摆脱SSK的人类主义传统。而所有这一切都与库恩的思想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二 冲撞，强纲领“SSK”与后现代思想
在后人类主义与瞬间突现这一点上，皮克林脱离了强纲领“SSK”。
从70年代末期开始，SSK方向的研究工作开始日渐强调科学知识的人类的和社会性的创造的重要性。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这些要素都被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以极为重要和有意义的方式与科学有机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科学的人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维度置于首要位置。也就是说，SSK使科学中的人类力量主题化。SSK汹涌澎湃、硕果累累。它不可逆转地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积极进展。然而，尽管SSK研究一直主要关注知识，但是SSK的实证研究和社会研究却长期忽视当代科学的物质维度——在科学研究中仪器、设备、实验组织体系——的作用。认为科学只不过是“被制造的事物”（made thing）。因此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研究也阻碍了对科学的最充分的操作性理解。问题就是：SSK研究未能严肃认真地对待物质力量。SSK着力于科学活动中的人类力量而无视物质力量。虽然某些SSK学者非常热衷于讨论作为科学知识的构成要素的物质力量，但他们却始终坚持，物质力量要素同其它的科学知识构成要素一样，应该归并于人类力量的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分析。SSK的问题永远是质问：为什么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总是要独立于物质领域理解物质力量？于是，任何显示物质力量和科学的操作性的答案在一开始便被清除掉。针对这一点，皮克林强调对科学的一种操作性语言描述。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强调科学实践的过程，强调科学实践的异质性要素在真实时间中构成性的融合，强调科学文化的开放式终结的扩展。认为SSK意义上的科学，充其量具有半操作性特征，相应的物质力量和人类力量在SSK那里具有极强的非对称性。皮克林认为SSK那里的这种鲜明的非对称性产生的部分原因是，SSK未经反思地接受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实际上传统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反映论与非反映论哲学争论的翻版，而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绝对独立于人的活动而存在的客观世界与客观真理的存在，是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的预设前提。更深层次部分原因是，SSK领域内部的争论，很难同时承认物质力量和人类力量的作用、从而转向对科学的完全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变得相当艰难，这种过度扩展了的人类力量，造成了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对称性的破缺
皮克林对科学的基本理解是：科学是操作性的，在其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各种操作居于显著位置。科学家是他们借助于机器奋力捕获的物质力量领域的行动者。冲撞不仅仅整合了各种力量空间，使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在同一时间中共现，而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坚持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相互交织与相互界定。皮克林所寻求的对科学活动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瓦解了人类主义者与反人类主义者之间截然分明的界限，进而转向后人类主义者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类活动者依旧存在，但他们与非人类力量内在有机地相互缠绕，人类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主体和行动中心。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从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来看，科学实践是通过在多元的文化要素之间建立或破坏某种联系而被组织起来的，特别是，科学事实的产生紧紧依赖于在机器操作的异质性王国和知识表征之间建立的各种联结，这种联结过程具体显示二者之间的突现式冲撞和相互作用式稳定。在包含了已经捕获了物质力量的人工构架的形成过程中，在精确的知识与机器的操作二者之间相互调节。
总之，皮克林的后人类主义认为在科学实践中人类力量与社会力量并不具有首要性，而是随着科学实践中物质与概念因素在时间中不断地发展。在对科学的理解中，强纲领SSK寻求一种预定的（pre-existing），也就是非突现性的解释，而皮克林却强调在瞬时的突现中，物质与概念力量的共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认为强纲领SSK属于现代性范畴，而他的《冲撞》属于后现代范畴。
福柯的著作《规训与惩罚》对 《冲撞》一书也有影响，因为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描述了制造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各式各样的物质与概念工具（如监狱、学校等），这一点对皮克林强调科学实践中的物质力量的维度有所启示。不过皮克林的思想更为接近德勒兹（Deleuze），这可以从《冲撞》中对德勒兹的大量引言中看出。如德勒兹的“聚集”（assemblages）一词指的就是人与物的后人类结合，而“飞行的线索”（line of flight）却引起皮克林注意到了“突现”的概念。
另外，皮克林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有机论），特别是朱熹的思想，有着许多类似之处。美国杜克大学的中国医学史专家施科德(Scheid)称他为“当代朱熹”。
可以认为：时间性，操作性、突现性，物质力量与社会力量共生促进特性，刻画了皮克林科学图景的描述特征，也刻画了他同SSK以及传统科学哲学家对科学图景描述的区别。就像他自己所声称的：科学是客观的、相对的、历史的过程。
从70年代末期开始，SSK方向的研究工作开始日渐强调科学知识的人类的和社会性的创造的重要性。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这些要素都被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以极为重要和有意义的方式与科学有机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科学的人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维度置于首要位置。也就是说，SSK使科学中的人类力量主题化。SSK汹涌澎湃、硕果累累。它不可逆转地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积极进展。然而，尽管SSK研究一直主要关注知识，但是SSK的实证研究和社会研究却长期忽视当代科学的物质维度——在科学研究中仪器、设备、实验组织体系——的作用。认为科学只不过是“被制造的事物”（made thing）。因此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研究也阻碍了对科学的最充分的操作性理解。问题就是：SSK研究未能严肃认真地对待物质力量。SSK着力于科学活动中的人类力量而无视物质力量。虽然某些SSK学者非常热衷于讨论作为科学知识的构成要素的物质力量，但他们却始终坚持，物质力量要素同其它的科学知识构成要素一样，应该归并于人类力量的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分析。SSK的问题永远是质问：为什么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总是要独立于物质领域理解物质力量？于是，任何显示物质力量和科学的操作性的答案在一开始便被清除掉。针对这一点，皮克林强调对科学的一种操作性语言描述。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强调科学实践的过程，强调科学实践的异质性要素在真实时间中构成性的融合，强调科学文化的开放式终结的扩展。认为SSK意义上的科学，充其量具有半操作性特征，相应的物质力量和人类力量在SSK那里具有极强的非对称性。皮克林认为SSK那里的这种鲜明的非对称性产生的部分原因是，SSK未经反思地接受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实际上传统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反映论与非反映论哲学争论的翻版，而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绝对独立于人的活动而存在的客观世界与客观真理的存在，是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的预设前提。更深层次部分原因是，SSK领域内部的争论，很难同时承认物质力量和人类力量的作用、从而转向对科学的完全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变得相当艰难，这种过度扩展了的人类力量，造成了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对称性的破缺
皮克林对科学的基本理解是：科学是操作性的，在其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各种操作居于显著位置。科学家是他们借助于机器奋力捕获的物质力量领域的行动者。冲撞不仅仅整合了各种力量空间，使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在同一时间中共现，而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坚持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相互交织与相互界定。皮克林所寻求的对科学活动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瓦解了人类主义者与反人类主义者之间截然分明的界限，进而转向后人类主义者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类活动者依旧存在，但他们与非人类力量内在有机地相互缠绕，人类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主体和行动中心。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从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来看，科学实践是通过在多元的文化要素之间建立或破坏某种联系而被组织起来的，特别是，科学事实的产生紧紧依赖于在机器操作的异质性王国和知识表征之间建立的各种联结，这种联结过程具体显示二者之间的突现式冲撞和相互作用式稳定。在包含了已经捕获了物质力量的人工构架的形成过程中，在精确的知识与机器的操作二者之间相互调节。
总之，皮克林的后人类主义认为在科学实践中人类力量与社会力量并不具有首要性，而是随着科学实践中物质与概念因素在时间中不断地发展。在对科学的理解中，强纲领SSK寻求一种预定的（pre-existing），也就是非突现性的解释，而皮克林却强调在瞬时的突现中，物质与概念力量的共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认为强纲领SSK属于现代性范畴，而他的《冲撞》属于后现代范畴。
福柯的著作《规训与惩罚》对 《冲撞》一书也有影响，因为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描述了制造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各式各样的物质与概念工具（如监狱、学校等），这一点对皮克林强调科学实践中的物质力量的维度有所启示。不过皮克林的思想更为接近德勒兹（Deleuze），这可以从《冲撞》中对德勒兹的大量引言中看出。如德勒兹的“聚集”（assemblages）一词指的就是人与物的后人类结合，而“飞行的线索”（line of flight）却引起皮克林注意到了“突现”的概念。
另外，皮克林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有机论），特别是朱熹的思想，有着许多类似之处。美国杜克大学的中国医学史专家施科德(Scheid)称他为“当代朱熹”。
可以认为：时间性，操作性、突现性，物质力量与社会力量共生促进特性，刻画了皮克林科学图景的描述特征，也刻画了他同SSK以及传统科学哲学家对科学图景描述的区别。就像他自己所声称的：科学是客观的、相对的、历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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