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栏外边注读书批注的意义及其出版问题

 ——关于写于MEGA² IV/32（先行版）的评述发刊之际

　　　　　　　　　　郑文吉（韩国高丽大学）　赵莉、方向红译

I.

关键词：读书批注；读书批注本；摘录；阅读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性批判性”全集》(Marx-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MEGA); CD-ROM

1967年，柏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Berlin: 以下简称为柏林IML)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1979年，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nstitut fr Marxismus-Leninismus/Moskau: 以下简称为莫斯科IML)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的俄语书》(Russkie knigi v bibliotekach K. Marksa i F. ngel'sa) 。而1999年底刊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以下简称MEGA) IV/32的先行版，则是继两者之后最为引人注目的藏书目录。这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20年代MEGA¹编辑组以德国社民党档案馆为中心，开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和藏书进行调查与复原，该工作进行了七八十年后所取得的成果，便是这一MEGA² IV/32先行版；先行版对所收录的藏书目录加以扩展，并且各藏书都有详细的说明，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可以借此来展望今后将要出版的MEGA² IV/32的最终定本，或MEGA²的整体编纂。

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藏图书进行调查和复原，并不是要将“科学共产主义的古典创始人”神化，而是想通过他们留在藏书上的阅读痕迹，来追踪其思想发展的过程。“著名作者的藏书及其对之的叙述，是研究作者毕生著述及其在同时代周围环境中的定位问题时所不可或缺的”。这样的表述，对于以实践来深入当时的政治、社会事件，并专事研究活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可谓一语中的。

1840年代初，马克思就已经开始拟定须购入或阅读的图书目录，并将读过的书籍加以概括或摘录，从而留下为数庞大的读书笔记。众所周知，他在写给恩格斯及友人的信中，经常提到他要读或已读书籍的信息及对之的评论。因此，研究者们若想系统地追踪两人著作和思想发展的过程，除他们的著作外，还应去探讨其书信、摘录笔记，以及个人藏书中的阅读痕迹，做到并重而不偏废。而事实上，当初MEGA²编辑组的编纂计划自与MEGA¹不同，他们打算除第I部和第II部著作以外，第III部收录书信，第IV部的第1编收入书摘笔记，第2编则以边注本的形式，再现二人藏书及其中的阅读痕迹。为了更好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可靠而充实的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MEGA²曾让许多研究者满怀期待。

然而，1989年以来，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瓦解，MEGA的编辑权也随之移交给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以下简称为IMES)。规模庞大的MEGA出版计划一蹶不振，不得不随客观条件而变化。尤其是德国统一之后，柏林和莫斯科的IML遭遇到财政上的冰封期，IMES必须提供财政上的支援，并确保更多的研究职位给以前的研究者。这样，由于IMES在财源上的限制与时间上的紧缩，之前的MEGA出版计划不得不被压缩。1992年后召开了数次国际会议，商榷修改编辑原则。在此基础上，1995年9月15日, IMES理事会最终通过了修改MEGA²整体编纂计划的基本原则。在修改编纂原则以缩减MEGA规模的过程中，当初计划为30卷的第IV部第2编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成为不同于其它部分的一个极端——被大大压缩，仅为1卷，即MEGA² IV/32。

II．

马克思和恩格斯藏书中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对于理解他们的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是极其重要的文件之一。对栏外边注读书批注的这种认识及评价，应该说是与梁赞诺夫(David Borisovic Rjazanov)的努力密不可分的。梁赞诺夫有体系地编纂并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据悉，1923年之后的数年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Institut: 以下简称为MEI)的苏联学者们进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出版的基础作业，调查并复制了德国社民党档案馆(Archiv der Sozialdemokratiscgen Partei Deutschlands:以下简称为社民党档案馆)所藏的两人的遗稿和藏书，并于1932年拟定了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的文献目录(Liste der Bücher aus den Bibliotheken von Marx und Engels)，作为其研究院的内部资料。梁赞诺夫便是在资料搜集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筹划MEGA¹的，他在1929年MEGA¹第I部第1卷第2分册(MEGA¹I/1.2)的序言(Einleitung)中提出以下值得我们注意的见解。

马克思是富有激情的读书家。这并不只意味着他阅读了为数庞大的书籍，还意味着他的阅读热情炽热而又旺盛。他这种精力旺盛的读书热情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他在读过的书上留下不计其数的下划线和侧划线、惊叹号和问号，以及栏外边注读书批注；二是他终其一生不断地作摘录。

与几近250卷的摘录笔记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个别著作的批判性历史研究而言，马克思所读书籍的自用本(die Handexemplare)是极其重要的资料典据。从这一角度来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如若不能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则不可不谓是马克思研究的巨大损失。

如上所引，梁赞诺夫提到1840-43年间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同时指出栏外边注读书批注的重要性。应该说，作为学者，梁赞诺夫第一个关注到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对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也就是说，梁赞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作为富有激情的博览主义者，其阅读痕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藏书中大量的下划线、侧划线以及各种符号与栏外边注读书批注，二是马克思终其一生所保管的并用于写作的摘录笔记；为了从源头上来考察马克思主义，批判地还原马克思个别著作的历史，就必须并行研究摘录笔记和藏书中的阅读痕迹。然而，尽管梁赞诺夫对于摘录笔记和藏书中的阅读痕迹的重要性有着自己明确的认识，但由于MEGA¹项目的过早中断，摘录笔记只出版了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便停下了。

作摘录笔记和栏外边注读书批注，这两项作业基本上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与研究过程，因此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上，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性。1983年曾发行过《MEGA第IV部，栏外边注读书批注：试编本》(MEGA² Vierte Abteilung. Marginalien·Probestücke)，其编者指出，两人所阅读的书籍若是个人所藏，则为了节约时间，自然要在书上划线，并加上边注。但若是从巴黎、布鲁塞尔、伦敦、曼彻斯特等公共图书馆所借的书，则基本上无法采用上面这种节省时间的方法。也就是说，对于后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采用下面的操作方法，即从所借书籍中将需要引用的部分笔录下来，做成摘录笔记。

这样，1970年代以前，一部分摘录、概要、笔记便得以公开，尽管这只是一部分；但是，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却未曾公开过。MEGA²第IV部计划将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另外加以再现，并已在MEGA²的构思阶段就付诸实施，这件事情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关注。虽然我们可从各个角度来讨论之所以在MEGA²构思阶段就强调栏外边注读书批注重要性的原因，但以笔者所见，认为首先从逻辑上看，梁赞诺夫就已注意到栏外边注读书批注与摘录笔记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之后的MEGA¹、MEGA²编辑组对栏外边注读书批注的重要性也有着学术眼光。也就是说，他们确信，随着全集编纂过程中摘录笔记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又与摘录笔记是同一水平上并行的，因而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是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业现场和创造过程的宝贵资料。同时，还有客观的情况不容我们忽视。1920年代后，即便是在二战时或战后的混乱时期，莫斯科和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也未放弃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藏书的复原工作。还有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故居等，在这些机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到了1960-70年代，复原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马克思的藏书目录始见于马克思1844-47年使用的笔记本上的记录；之后在1850年，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拟订了马克思的藏书目录；1881年，马克思本人制作了藏书一览表；还有1882年的藏书目录，以“我书架上的俄语书”(Russisches in my bookstall)为题。虽然马克思的藏书似乎保管得井井有条，但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承其藏书，因无法全部收纳，曾将其中部分藏书分散他处。恩格斯晚年向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劳拉和爱琳娜建议，将马克思及其本人的所有藏书留给德国社民党档案馆。因此他们拥有的所有藏书在恩格斯逝世后的1895年10月运抵柏林。然而，我们在此感到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未能完整编目。更令人惋惜的是，这些藏书没有被单独保管，而是混藏在社民党已有的藏书中，被阅览和借阅。这样，在这一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被分散或佚失，有许多藏书被社民党的干部赠送给第三者，或外借后未予归还。直到1920-30年代，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在对社民党档案馆所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进行整理和复制的过程中，拟定了一份藏书目录。1933年，在希特勒的专制统治下，社民党遭到了取缔(6月22日)。

社民党被取缔即意味着社民党档案馆被查封，其藏书被没收。收缴的17,500多册藏书并入普鲁士机密文件保管所(Preußische Geheimen Staatsarchiv in Berlin-Dahlem)。其中部分藏书被享有优先权的普鲁士国立图书馆(Preußische Staatsbibliothek)、国立研究院(Institut für Staatsforschung in Berlin-Wannsee)等用于填补图书缺本或扩充藏书量。然而，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1933-45年战争期间失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当一部分藏书，虽然战后苏军及东德政府付出了有体系的、集中的努力，但还是很难完全复原。

尽管客观情况十分艰难，但1967年，柏林IML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藏书(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共计504种，700册。1979年，莫斯科IML又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俄语藏书(Russikie knigi v bibliotekach K. Marksa i F. ngel'sa)》，共364种，526册。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史上有关二人藏书目录的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MEGA筹划阶段作出的一个决定——出版藏书目录的同时，出版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

III

MEGA编辑组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藏书中的阅读痕迹，与本子上的摘录笔记同样重要，并且是与摘录笔记并行的一种作业方式。MEGA²筹划阶段提出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出版设想便是从这一认识开始的。随着1983年《MEGA第IV部，栏外边注读书批注：试编本》的刊行，他们的这一设想得以具体实现。换言之，1980年代初，编辑组决定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藏书中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汇集成MEGA²第IV部的第2编。

MEGA编辑组首先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及“划线”大致分为以下三种。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本人著作进行修改时画上的下划线和侧划线，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在书籍或照片上的呈赠辞，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收到的呈赠辞。三是他人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和划线。

MEGA的编者们对于第一种情况，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包括《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第1卷在内的著作、文稿所作的修改及画出的下划线和侧划线等标记，当然是尤觉重要。经确认，这一类共有108种，1,687页。这些文件中出现的边注和划线基本上被放在MEGA第I部和第II部的著作部分。而第二类的资料，因其对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与当时人士的思想交流史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计划将之放在第III部中另卷出版。第三类情况则正好纳入我们所关注的MEGA第IV部第2编。1980年代初所确定的留有马克思恩格斯阅读痕迹的藏书共有655种，36,650页。若要完整再现，则需要18,000MEGA页(MEGA-Seiten)。柏林和莫斯科IML的MEGA编辑组估测，随着目前发掘工作的继续进行，资料不断增加，算上附在剪报上的备忘录和第三者文稿上留有的二人的校注，大约计25,000MEGA页，收录这些资料需30卷的MEGA。

另一方面，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究竟该以怎样的面貌问世，MEGA²编辑组对之似乎是煞费苦心的。于是，他们选择了5卷马克思使用的藏书、2卷恩格斯使用的藏书，以及1卷两人合用的藏书作为例子，编纂了《MEGA第IV部，栏外边注读书批注：试编本》，尝试对之加以再现的方法。

正如MEGA编辑组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们对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再现方法的设想，是以1979年开始出版的《伏尔泰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Corpus des notes maginales de Voltaire, T. 1-8. 1979ff.)为范本的。至今为止，栏外边注读书批注的再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著作文本和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并行，加以再现；2)不收入著作文本，单列边注；3)对边注加以记述。MEGA²编辑组认为，在“历史性批判性”全集——MEGA(Marx-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中，采用1)的方法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提出以下5条原则。

1.必须完美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

2.对于栏外边注读书批注的再现，因著作文本对于理解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必须与著作文本联系起来加以出版。

3.实际排列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时，较之视觉上忠实的位置变化，必须优先体现与著作文本的关系。

4.栏外边注读书批注中不同笔迹的材料(Schreibmaterialien)必须准确地予以报告。

5.表格形式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尤其是注的记号，其相异形态在印刷时虽有固定格式，但必须尽量以（原来）相同的面貌加以再现。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1990年代以后，随着MEGA的编辑权移交给IMES，MEGA的整体规模被缩减，这一过程中，栏外边注读书批注的再现不得不首当其冲地承受牺牲的命运。IMES在1991年编辑方针A.III.1.4.1中规定，“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全部网罗进[MEGA]各部的附录中。至于怎样从学术上来利用这些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则在规定的时期中再予决定。”随即，IMES决定“用第IV部中的一卷，来记述新发现的贴有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票的书中所包含的阅读痕迹”。换言之，当初预计出30卷的MEGA第IV部第2编，在MEGA²第IV部中被缩减为1卷。在再现方法上，也有悖于“历史性批判性”全集，将中心转移到对边注的“记述”上。这样，虽然在MEGA的编辑权移交给IMES的1990年代前期，MEGA²第IV部第2编(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的计划还不甚明确，但是到了1995年，IMES在最终修改制定MEGA出版计划的过程中，还是决定以一卷正规形式的MEGA² IV/32来刊行，而非在第IV部中另外立编。

然而，当初预计出30卷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却以仅只一卷、正规形式的MEGA来出版，这不可不谓是勉为其难。编纂计划的大幅缩减，实际上是强迫MEGA² IV/32编辑组对资料作出选择。但是，正如IMES新修订的编纂计划中所指出的：无法有一个普遍而又妥当的标准，来筛选资料、决定是否载入MEGA。这一缩小的MEGA——尤其是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的发行计划当然很难使所有严肃而执著的学者都感到满意。

于是，我们关注到1995年制定的MEGA出版修订计划的2.4.5.e)项：“该书[MEGA-Band IV/32]包含有目录，对新发现的贴有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票的书籍加有注释。该书以体系化的形式，网罗了藏书中出现的阅读痕迹。对于‘无字’边注(侧划线、下划线、注释记号)，会予以叙述；对于‘有字’边注(栏外注、惊叹号、问号)，则根据文脉的要求，采用恰当的形式进行编辑。”同时，我们也对MEGA² IV/32的出版寄予期望。也就是说，MEGA² IV/32除了加有注释的藏书目录以外，会以何种形态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来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痕迹？我们对此非常关心。

IV

正如标题《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藏书——调查到的图书加注目录》(Die Bibliothek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nnotiertes Verzeichnis des ermittelten Bestandes)所示，MEGA² IV/32的先行版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的加注目录。该先行版将收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阅读痕迹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Edition der Marginalien)排除在外，而是收录了分散在世界二十余处的马克思恩格斯藏书1,450种、2,100册的目录。这些目录复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藏书的2/3，体现出规模的宏大。

首先，该藏书加注目录按著者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若著者姓名不详，则利用书名或册名。其次，目录附有详细的注释，具体描述了个别藏书（完整并具体复原了著者姓名、著作名，卷号以及卷号上附加的标题、出版刊物、出版社、发行日期、页数等），然后叙及原本所藏处、图书馆藏书印、呈赠辞、马克思恩格斯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书页是否折角、文本是否受损、藏书人、标题标记、摘录、是否提及等。当然，正如海克所指出的那样，该先行版是在MEGA²还未完成的状态下出版的，在标题（Title）的摘录、标题(Title)的言及等项中，混杂着MEGA与MEW等；另外，早先已经介绍的资料也未加充分整理，有可能引起混淆。但从整体上来看，这些缺陷有望在最终的完本中得以修正。

然而，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应收入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即有字边注(sprechende Marginalien, Randnoten)的文本编该以何种形态出版？1997年，施佩尔曾就MEGA² IV/32的文本编中怎样编辑有字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提出过策略与范例。他在自己的编辑方针中指出，超过1,300种的目录(先行版中确定为1,450种)中，以有字、无字边注形态出现的阅读痕迹计40,000页，仅有字边注就达到300种、3,000页，若将之换算成MEGA版型的页数，则有1,000页；包括文本编的藏书目录，共计1,800页，因此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至少要以2卷的文本编出版，并在附录编中对无字边注加以全面的记述。

然而，这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1983年估算为25,000MEAG页的资料，到了1997年，却缩减为1,800MEGA页，这如何来说明呢？更何况1983年的《MEGA第IV部，栏外边注读书批注：试编本》提到，655种、共36,650页(1,800MEGA页)的阅读痕迹已经确认(按主题搜集到的报刊剪报及其中出现的笔迹、对第三者文稿的校注除外)。施佩尔也于1997年报告说，1,300种、40,000页上的有字、无字的阅读痕迹已经确认。他更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建议：查验300种、3,000页(1,000MEGA页)上的有字栏外边注读书批注，将之编辑为2册的文本编。可是，当编辑方针经历了以上变动，我们又怎样才能从现实上接受栏外边注读书批注的巨幅缩减呢？这使我们感到无措。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消除心中的疑问——MEGA作为“历史性批判性”全集，却以如此简拙的方式处理栏外边注读书批注，这能体现原来的编纂意图吗？能充分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吗？如果说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收纳的资料并非全部，而只是有限的一部分，那么选择的标准又该如何？是否会如IMES的MEGA²编辑组所担心的那样，在选择时采用权宜之计？再从MEGA² IV/32的结构来看，根据目前的作业准备过程推断，其结构——1册藏书加注目录、2册文本编构成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以及1册附录编——会异常窘迫。

笔者并不想在这里纠缠于IMES和MEGA编辑组对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采取的不自然的、过分紧缩的编辑方式，而是期待着是否能够率先推进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MEGA数据库作业。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BAW)MEGA工作组的赫勒斯曾经指出，1990年之后的MEGA面临内容、组织，以及同样重要的技术，这三方面结构调整的挑战。1990年代以来，电脑的使用得到普及，MEGA工作组不仅将电脑积极地引入编纂工作，而且对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1998-1999年间，同时发行了EDV支援下的MEGA版(die elektronische Datenverarbeitung-gesttzt Edition)。换言之，他们在1993年修订的编辑方针中已有所阐明，强调了以下原则：第IV部不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摘录笔记和各种摘抄、记录、备忘录，还要对印刷物和手稿中出现的二人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以及其中的划线，考虑利用现代技术的出版方式，采取恰当的方法予以网罗；同时报告说，1998至1999年正在进行电子化运用的先导研究。这也就是说，他们关注到整个MEGA的分主题综合编纂、综合目录、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书目的电子化，并正在着手准备。现在MEGA编辑组正在具体探讨的，不仅是1998年之后出版的MEGA，还有之前已出版的MEGA的CD-ROM化。但对于将电子化、数字化工作扩展到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的问题，却还未有提及。因此，笔者要在这里强力推举CD-ROM或DVD-ROM化的方法，来挽救MEGA第Ⅳ部第2编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的出版计划，其出版计划因数量的庞大和出版经费的过多而大幅缩减，已至形同虚设的地步。也就是说，既然MEGA第IV部第2编计划已经制定，而且目前已经进行了包括文字解读在内的相当程度的编纂工作，那么可以考虑采用CD-ROM，而非用正式印刷的MEGA来出版。从现在的技术水平来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而且从出版经费这一最大障碍来看，比起采用正式印刷的MEGA来，CD-ROM可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实现出版的可能。这一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若能以CD-ROM的方式完美地再现和出版，则不仅可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提供划时代的转机，而且也将为19世纪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作出重要的贡献。

笔者对于电脑技术问题，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这里，笔者以一个门外汉的身份，欲就目前正在准备完本的MEGA² IV/32的出版，提出以下几点愚见。

1.目前作为MEGA² IV/32的先行版出版的藏书加注目录应该做得更为详细、更为精确。对于各藏书，最好像《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1967)》那样，考虑链接栏外边注读书批注的方法。这是因为加注藏书目录在即将电子化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中，起到找寻二人阅读痕迹的向导作用。

2.目前MEGA工作组正在进行的IV/32的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作业仍然继续，该作业在结构编纂上最好以栏外边注读书批注本的CD-ROM化为前提。

3.提议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留有边注的所有藏书以CD-ROM或DVD-ROM方式制作。这样，我们可以准确查找到有字边注和无字边注的所在之处。且按照一系列顺序，点击特定处出现的边注，则出现编者对之的叙述或有文字的注释。

4.对于藏书中有字无字的划线或栏外边注读书批注超过一定标准的书页，可考虑附加照片版。

5.因那些留有二人阅读痕迹的藏书，如今都已成为珍稀本，无法阅读到，所以若采用CD-ROM来再现，将有可能为19世纪史或思想史的研究开辟出新的领域。

（译者工作单位：赵莉，博士，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师，210093）

关键词：栏外边注；栏外边注本；摘录；阅读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性批判性”全集》(Marx-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MEGA); CD-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