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以著作的翻译和研究现状为中心

作者：[韩国]郑文吉

　　　　　　　　　　　　　　　　　                翻译：彭曦

（一）

要想理解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他们的著作的翻译状况，首先要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韩国社会所具有的总体意义。

朝鲜社会在进入20世纪以后，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在持续了30多年之后，殖民地的状况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告终。但是，以盟国的胜利而告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给朝鲜带来解放，美国和苏联对朝鲜半岛进行了分割占领。其结果是使南北朝鲜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在冷战体制的最前线相互对峙。而且，这样的对立具体归结为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思想始祖的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的对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在朝鲜半岛的北面受到尊敬和礼拜，而在南面则遭到排斥和禁止，被人们敬而远之。

南北朝鲜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发展为1950年的朝鲜战争，那样的对立即便在1989年拆除“柏林之墙”、1991年苏联解体，资本主义获得全胜，以及在“世界警察”美国主导的当今的世界秩序之下也依然没有消除。结果，是以38线为界的南北朝鲜之间一触即发的军事对峙的状态直至现在也没有克服。所以，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南北朝鲜的知识分子要想获得思想和研究的自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北朝鲜，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被强制进行彻底的教条主义解释；而在韩国，从一开始就对接触以及研究这种思想的行为进行了彻底的禁止。换一句话说，在朝鲜战争以后的30多年中，在韩国，独裁右翼政权以战后重建和经济开发为国家目标，在源头上对就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所展开的探讨进行了封锁；而在北朝鲜，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马克思主义只能被强制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主义的解释。再加上从196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朝鲜化的名目下，在就各种思想进行论述时，金日成主席的“主体思想”占中心地位，所以马克思主义只能起到一种装饰品的作用（本文以概观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为目的，因此北朝鲜在这方面情况不在介绍的范围之内）。

韩国社会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探讨的梗塞状态，在进入1980年代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被打破。特别是韩国在几个社会指标上针对北朝鲜处于相对优势，思想自由和求知欲望作为反体制运动的一个环节，越过法律的蔽障而爆发出来了。在进入1990年代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共产主义体制圈的“全面解体”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实际上不再受到什么制约，因而得以广泛展开。但是，在规定以称赞、鼓舞反国家团体“为目的的出版、进口、复制、持有、搬运、颁布、销售以及获得文件或图书”将受到处罚的“国家保安法”依然存在的现实中，不得不说，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呈现出的仍然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

（二）

朝鲜人对共产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初的兴趣关注与朝鲜的独立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居住在俄国以及日本的朝鲜人试图通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理念以及苏联的援助来实现祖国的独立，或者通过在日本国内的激进运动来表示对日本民族的不满。但是，直到1945年，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关注和接触方面，可以说韩国国内的知识分子与那个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总而言之，殖民地时代的激进朝鲜知识分子的学术关注与日本激进知识分子是一脉相通的。但是，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学术探讨之中，最终包含着他们对祖国朝鲜独立实践的关注。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朝鲜的解放政局下广泛开展的左翼运动以及在分裂之后去了北朝鲜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关注与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激进分子运动对实践的关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在1945年北朝鲜和南朝鲜各自成立自己的政府以后，在韩国彻底禁止谈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1950年，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发生了长达3年之久的内战。在从那个时候起，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不是停战而是休战的状态之下，将探讨研究这些著作以及思想的做法本身视为对敌方有利的行为的“麦克阿瑟主义”得以蔓延。因此，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只能为各级学校的反共教育服务。因为，大学里的讲义也是政治教育的一环，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上的歪曲甚为严重。原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就缺乏精通这个领域的专家，而这样的倾向又使得本来就所剩无几的潜在研究人员沦落为反共教育的中坚人物。再加上对被定为禁书的“理念书籍”的各种资料的彻底管理，在源头上封锁了学者接触第一手、第二手资料的可能性，所以剩下的少数学者要不借助能够利用的极少的资料来编写反共教材，要不就要不满足于编写图式化地列举政府的教条性主张的小册子。

因此，在1980年以前的这种学术上的不毛之地上出版的梁好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批判篇）》（1963年）、郑文吉的《异化论研究》（1978年）以及林元泽的《第二资本论》等等特别值得关注。梁好民的著作是在以反共主义的立场来谈论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之风蔓延的时期，在客观学术的立场上进行研究的难得的著作，成了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学术财产。而郑文吉和林元泽的著作，前者是对马克思的初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者是对《资本论》进行专题研究的韩国最初的理论专著。

（三）

可以说在1980年代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著作出版迎来了一个转机。直到1970年代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反体制运动圈只能通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从属理论，以及周边资本主义论来迂回地接近马克思主义。但在1980年初，以政府的极其象征性的措施，即公开解禁在那以前被归定为“左倾”理念书籍以及一部分外国书籍为契机，迈出了克服以往社会禁忌的第一步。

在1982—1983年，从理念书籍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的一部分书籍被翻译出版。同时，在1984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研究论文集《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和变迁》得以出版。由李洪九主编的这本此书，分为“接受”、“改造”以及“在现代的展开”三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收录了对青年黑格尔派（郑文吉，1984年a、b）、历史唯物主义和分工（秦锡用，1984年）以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论（卢在凤，1984年）、政治理论（李洪九，1984年）、技术经济论（朴宇熙，1984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金弘明，1989年）等等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韩国最初的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集，不仅是因为其成果很出色，还因为从中能够确认，自1950年代以来成为狂热的麦克阿瑟主义牺牲品的、针对主流学界的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差不多在经历了一代人的潜伏期之后，勉强保住了最小限度的命脉。

但是，在20世纪1980年代的韩国，掌握了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以及研究主导权的人，与其说是作为学界主流的大学教授，还不如说是“反体制运动圈”。在主流学界维护既得的研究优势，通过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共产主义现实国家圈进行研究，满足于逐步积累学术研究成果的时候，以反体制运动圈的以研究会为中心，左派知识分子们致力于翻译共产主义书籍并就之展开理论探讨。

20世纪1970年代的高压维新政权，将许多不顺应体制的知识分子从体制中彻底清除，把他们驱赶到反体制一方，并使他们孤立。因此，除了屈辱性地投降以外别无其方式与体制妥协的那些反体制知识分子，在进入198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成为反体制运动以及激进研究会的核心，引导了进步的社会运动和学术活动。特别是当他们看到1980年的“首尔之春”和光州***件成为建立另一个独裁政权的借口的时候，他们对缺乏合法性的新独裁政权从正面进行了挑战，作为其活动的理论基础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因此，这些进步势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是独自展开的，在那里，包含着对政治、社会现实的变革这样的革命情绪。

因此，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的这些反体制运动圈所接受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革命教条路线的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北朝鲜的主体思想。在运动圈中，一方面与这些路线相关的许多书籍、论文、小册子等被翻译、复制并流通；另一方面，人们热心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著作。不过，只在反体制圈内流通的这些经典著作的译本得以公开出版，是在1987年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以市民的胜利而告终的“六.二九宣言”以后的事情。因此，在1987年以后的几年中，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版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这只有在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才能理解。

（四）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韩译本，除了《共产党宣言》（1945年），《雇佣劳动与资本》（1946年），“经济学批判序言”（1947年），《反杜林论》（摘译，1948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46年）、《资本论》（摘译，1948年）等等那些在独立后出版的少数著作（大部头的著作则是摘译）以外，其它基本上集中在南北分裂40年后1987年之后的3、4年中。但是，这样集中在1987年以后几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韩文版翻译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翻译对象的选定是根据运动圈的实践需要而随意进行的。成为翻译对象的著作与其说是为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整体形成，不如说是出于理解运动圈的理论以及教条理论的现实必要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4种），《共产党宣言》（12种）、《雇佣劳动与资本》（6种）、《法兰西阶级斗争》（5种）、《“1850年3月致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4种）、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5种）、《“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5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5种）、《工资、价格和利润》（7种）、《法兰西内战》（6种）、《哥达纲领批判》（包括相关文献，9种）；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5种）、《德国农民战争》（5种）《哥达纲领批判》（包括相关文献，9种）、《反杜林论》（4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7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4种）等等，可以说是代表性的事例。

第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底本和译者所具有的特征。首先，相当部分译本没有说明是从什么底本翻译过来的。译者根据需要，列举了德文原文（主要是从原东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Engels, Werke(MEW)，以下简称MEW）以及英文版（莫斯科的进步出版社等）。但估计，在不少情况下，参照了日译本。在这种状况下的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不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而是根据眼前的需要和一时的方便。另外，译者也不是专门的学者，而只是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程度的运动圈内的理论家，可以确认参加翻译工作的是一些个人或小组。所以，译文质量因为译者水平高低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可以说，这是韩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大特点。

第三，在从这样的脉络来看的时候，在韩国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史上划时代成果之一的《资本论》全3卷（1989—1990年）作为翻译底本所使用的不是德文版，而是以本·福凯斯（Ben Fowkes）的英译本为底本，并参照了日译本。

第四，在韩国没有韩国人自己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专集、选集。基于一定的主题以及观点来编辑涵盖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的专集、选集，需要对他们的著作以及思想有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眼光。因此，如果对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史进行考察的话，像这样缺乏专集、选集的现状或许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在理解以及眼力方面的这种缺陷，也从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随意摘录的做法中如实地体现出来了。

许教真编辑的《法国革命三部曲》（1987年，。1991年，又出版了林志弦、李钟勋的译本）、金浩均编辑的《经济学笔记》（1988年）、赵金安编辑的《女性解放论》（1988）、韩哲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党》（1989年）、松树编辑部的《无产阶级的党纲领》（1989年）、讲座编辑委员会的《劳农问题和农民问题》（1989年）和《武装起义》（1989年）、金正洙编辑的《住宅、土地论》（1990年）、金成汉编辑的《农业论》等便是这样的例子。那些译者估计是根据需要，从MEW以及英文版、日文版中选择一些文章翻译过来的。因此，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只能依靠外国人编辑的不同主题的专集、选集。在这一点上，权明植翻译的日本广松涉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论》（1988年）、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的《殖民地论》（1989年）、原苏联科学院的《马克思恩格斯教育论》等等在一段时期，其有效性得到了认可。

进入1990年代20世纪90年代之后，原东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卷本，以《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作选集》（1991—1997年）为之书名于1991—1997年翻译出版，这在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事情。正如在前文中指出过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以市民针对军事独裁进行抗争取得胜利的1987年为起点而如雨后春笋般地问世出版的。因此，他们的主要著作除了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论文及其准备笔记、为了撰写《资本论》的研究笔记和书信集以及各种摘录笔记以外，其它的主要著作的相当部分都被翻译过来了。那时候，在没有韩文版全集以及整体性选集的情况下，学者和读者难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貌。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这一《著作选集》的出版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样的关联中，在此要指出的是，郑文吉发表了介绍20世纪192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献版（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出版的历史事实，以及MEGA2《全集》的具体编辑方式和内容的论文（郑文吉，1991年b，1992年）。这两篇论文，对1850年赫尔曼・贝卡（Herman Backer）以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集》出版史从整体上进行了眺望，不仅对旧MEGA1、MEW以及新MEGA2版的出版经过，而且还对在1989年东欧瓦解以后，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 IMES）为核心的新MEGA2MEGA版继续出版事业进行了介绍。这两篇论文先驱性地介绍了这个领域的学术活动的情况。

（五）

1998年，正值《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韩国的报纸以及杂志，对在法国、德国举行的国际性纪念活动进行了报道。但是，韩国的进步阵营以及杂志未能准备任何纪念这一历史性大事的活动和专辑，那一年就过去了。只有一个进步研究小组翻译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并以《〈共产党宣言〉宣言150年之后》的书名出版。

我们从迎来《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韩国学界的进步阵营没有主办任何学术活动这样的现状，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实际能力。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成果，自198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各种学术杂志和人文社会科学相关杂志上发表，。但是，其中高举激进派旗帜的甚少。，在19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创刊的《产业社会研究》（不定期，1986年）、《经济与社会》（季刊，1988年，现在已经发行了37期）、《现实与科学》（1988—1991年，已发行10集）、《社会经济评论》（1988年创刊，一开始是年刊，从1999年起改为半年刊，截至2000年4月，已发行18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理论》（季刊，1992年创刊，截至1997年夏季已发行17期）当中，一部份刊物在1990年代20世纪90年代因为围绕运动的方向而产生意见分歧以及经费上的原因而废刊，或者陷入发行困难的状态。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或讨论的良好平台的《创作与批评》（在1985年连载了关于社会构成体的论争，在1988—1989年连载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争）、《文学与社会》（1991—1996年连载了郑文吉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以及一年发行两期的《社会评论》（1991年发行了“分析性马克思主义”特辑）等等刊物，在近几年相关，这一类主题的论文日趋冷清。，没有发行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这一历史性大事的专辑，这些可以说是显示韩国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降温的事例。

当然，这些杂志的发行中断以及编辑对这类主题的关注度的降温，虽然也意味着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关注的降温，但这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那显示了韩国的研究水准本身的极限。换一句话说，这是关系到韩国学术界是否确保了能汇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的论文，并将之以特定杂志专辑或者单行本发行出版的客观的学者的根本问题。这是因为自198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运动圈内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基本上都是与对政治、社会现实的革命变革这样的实践课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学术探讨总之是薄弱的。通过这样的事实，我们足以确认198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余年间在韩国展开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多么缺乏底气（在只以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翻译为对象的本文中，为了方便，笔者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撰写年代顺序进行整理。另外，单独对与《资本论》以及研究笔记相关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叙述）。

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方面，作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初期著作以及思想相关的研究，韩国学者一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青年黑格尔派在思想史上的联系进行了探讨（郑文吉，1980年，1981年a，1997年），致力于通过与施蒂纳和鲍威尔的关联来把握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关联（郑文吉，1981年b，1982年，1984年a，1984年b）；另一方面，还有最近对马克思的学位博士论文给予关注的青年学者的成果也受到了人们的瞩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以康德的要求思维方法论（Postulats Denkmethode）来探索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金辰的《卡尔・马克思和希腊哲学》（1990年），从共同体的人类观和伦理的政治理念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朴珠媛的论文（1997年），以及从阿尔都塞和德勒兹出发，对反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整理的高炳权的论文“马克思和伊壁鸠鲁”（1997年）等等。另外，自1932年在MEGA1旧MEGAⅠ/3第一次公开之后，成为马克思对人类主义和异化论进行论述焦点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韩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广为研究、引用。通过对手稿进行考证，从文本批评的观点对撰写顺序和撰写时期（Datum der Fassung）问题的最近论证争进行论述的郑文吉的论文（郑文吉，1987年a）是韩国最初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研究的成果。

众所周知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共同撰写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他们青年期的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具体化了。郑文吉从1990年起对该书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的形成成立史从进行了深入的文献学研究，并一直持续到现在（郑文吉，1990年，1991年a，1993年，1994年，1996年b，1996年c，1998年，2001年）。但是，《共产党宣言》虽然有多种韩译本，在这方面却没有形成真正的积累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与对三月革命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基本上没有展开具体研究这样的状况也是有关联的。不过，在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在迎来《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的第二年即1999年，在《进步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的崔甲寿的论文“《共产党宣言》的现代意义”（1999年），该论文阐明了撰写《共产党宣言》当时的德国的落后现实和在未来应该到来的革命的特征。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被集中翻译、介绍的有关于法国革命的3篇论文：“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法兰西内战”（1871年）以及与德国革命相关的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1852年）等，显然，与革命相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引人注目。这样的情况表明，这些著作的翻译、介绍与当时的韩国激进主义者的运动倾向紧密相关。不过，对于那些革命史的学术研究却极少。同时，还有将马克思关于“土地国有化”问题的短论文（Über die Nationalisierung des Grunds und Bodens, 1872）和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的论文（Zur Wohnungsfrage, 1872-1873）以《住宅、土地问题》这样的专集出版。，《哥达纲领批判》也有多种译本，但却完全没有对这一文本那些进行详尽解说和学术研究。可以说，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体现了激进运动所关注的方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那些运动的急功近利性。在这里，我们只提及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行了详尽解说的崔章集的“独裁主义的展望和理论”（1990年）。另外一方面，恩格斯的后期著作在19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都被译成了韩文。例如有《反杜林论》（1876—1878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等等。但是，在对这些著作的扎实研究以及恩格斯的学术成就、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等方面，除了金弘明的研究（1984年，1993年a）以外，可以说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

下面要介绍的，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某部著作，而是以他们的思想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在韩国，最受关注的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民族问题的内容。

首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20世纪1980年代以后，在进步学界被广泛论述，并成为论争的主题。特别是1988—1989年由季刊杂志《创作与批评》所主导的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论争，这也是1985年由登载在《创作与批评》复刊号上的朴玄埰和李大根之间的论争所触发的关于社会构成体论证的延续。那场论争，在扩大和加深韩国社会对马克思理论理解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柳在建，1988年a，1988年b；金光铉，1988年；李青山，1988年；具承喜，1989年；李基弘，1989年）。而且，在这一论争的延长线上所展开的林志弦（1988年）、秦锡用（1991年）、柳在建（1993年）、姜声湖（1993年）等人的研究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重要成果（尹亨植，1994年；李世永，1994年）。

另一方面其次，面临南北分裂现实的韩国激进知识分子希望克服这种状态以实现统一，他们试图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中找到解决办法。因为《共产党宣言》中有“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这句话，所以有人认为马克思将阶级置于民族之上。但是，阶级和民族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把握历史时有机的构成部分。因此，基于他们的理论来解决民族问题，对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韩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脉络中，朴鲁英所提出的问题（1988年）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论述的研究（1990年，1992年，1994年）可以说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除了这些主题以外，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中体现出来的财产问题（金弘明，1993年b）、平等（朴虎声，1994年）、阶级问题（徐宽模，1992年），以人性论为中心的各种哲学论题（金在基，1992年；金昌镐，1991年；梁承兑，2000年）、政治理论（崔亨益，1999年；朴珠媛，2001年）、国家论（金世均，1992年；金弘明，1993年c）、文化理论（郑楠泳，1992年；李春吉，1993年；朴雪虎，1995年）等，展开了多种多样的论述。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大概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出高水平的成果，因为在欧美各国接受了训练的青年学者以及在国内获得学位的研究人员，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推进在上述各方面的扎实研究。特别是在考虑到前面所列举的韩国学界的成果大部分是青年学者的学位论文这一事实的时候，可以说那样的可能性很高。

最后，我们要对与《资本论》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在韩国社会，《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是将理念书籍分类为禁书的马其诺（Maginot）防线。1987年，出版社不顾违反“国家保安法”，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的第1分册。但该书马上被禁止销售，而且发展为出版社经营者被立案拘捕的政治事件。但是，以这次事件为契机，1989年以来，《资本论》不再属于禁书，变得可以自由出版了。正如在前文中提及过的那样，以福克斯英译本为底本的《资本论》全3卷由金秀行翻译（1989—1990年），基于MEW译本的第一卷由金永敏，第二、第三卷由姜信俊翻译（1987—1990年）；，而且，金浩均在2000年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全3册）；，相当于《资本论》第4卷的《剩余价值理论》，则影印了1966年在北朝鲜发行的版本，第一、第二部在1989年出版。而且，由斯卡姆巴克斯（Hamnes Skambarks）编辑的《关于资本论的书信集》于1990年出版。因此，进入199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即便在韩国，学习、研究《资本论》的客观土壤也已经形成了。

但是，真正研究《资本论》的学者却非常有限，我们能够列举的研究成果很少。在这样的状态下，在19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韩神大学研究经济学科的教授为中心的韩神经济学研究所的《经济学讨论》是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进入1990年代20世纪90年代之后，难得的是，发表了一些与《资本论》相关的研究成果（金秀行，1993年，1994年；金成九，1994年；郑相敦，1996年），在199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韩国社会经济学会为了摸索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出版了《价值理论论争》（1995年）（柳东民，1995年a；朴光锡，1995年，李采彦，1995年；赵元熙，1995年；洪勋，1995年），季刊杂志《理论》发行了特辑“资本在今天的意义”，研究者呈现增多的势头（金成九，1994年；金秀行，1996年、1997年；赵铉洙，1996年、1997年）。但是，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与其他国家为数众多的情况相比，我们只能列举金秀行的《资本论研究》（1988年）以及他的《资本论现代的意义》（2000年）、郑云暎的《劳动价值理论研究》（1993年）、洪勋的《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构造和局限》（1994年）等等最近的研究成果。不过，韩国的《资本论》研究只以论文以及论争的形式体现出来，以系统的专著的形式加以具体化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那些学者大部分都是在欧美以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而获得学位的人，在国内接受训练的学者在1990年代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才出现。

而且，就韩国的《资本论》研究，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与计划在2006年完成刊行的MEGA2新MEGA的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工作）相关的研究成果完全没有出现。实际上，由德、俄、日的学者编辑的MEGA2新MEGA部分出版了《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撰写该著作而做的大量准备工作（Vorarbeiten），另外也根据这些资料陆续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但韩国学者现在仍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和研究成果。

像这样，对新发掘出来的资料以及具体文本缺乏关注并不只限于研究《资本论》的学者。可以说，这种状态说明韩国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以及思想的研究现在仍然集中在宏观方面，而没有获得理论的严谨性。

（六）

正如在前文中指出过的那样，韩国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对他们的思想研究是1980年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最近的事情。而且，最近翻译以及研究与其说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还不如说是与政治、社会的现实变革这样的实践的，而且是党派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期待在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进行系统编辑和完美翻译还为时尚早。而且，关于他们的著作以及思想的学术的、客观的研究成果估计在不久的将来还难以出现。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在共产主义国家的瓦解以及意识形态的降温明显体现出来的现实状况下，这样的事实会更加显而易见。尽管如此，在韩国，这个领域的研究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另外研究成果也会由积累，理由有以下两点：

第一，1945年二战结束后，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虽然是国际政治的产物，但在背后有由来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尺度在起作用。因此，韩国知识分子要想正确理解分裂50多年的历史，进了为了准备应对统一后的政治、社会的现实，不可避免地要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

第二，是学者自身的问题。在19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运动圈势力的核心，积极地参与理念书籍的翻译和学习的许多人成为这样的学者的潜在的供给源。因为，对1960年代以来的韩国社会的开发独裁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深化进行抵抗的运动圈知识分子以及通过在国外留学来对那些矛盾进行学术探讨的一群知识分子现在成了韩国学界的中坚力量。当然，我们也看到，因为东欧共产圈的没落所带来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对这些出身运动圈的知识分子正起着消极作用这一事实。但是，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重要成果大部分是青年学者的学位论文，或者是在国外接受了这个领域专业训练的学者的钻研成果，从这一点来看，在确保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方面并非全都是消极因素。

最后，要谈一谈改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的研究环境的问题。限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而言，在“国家保安法”依然存在的韩国社会，对于这一研究的法律上的制约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因为共产圈的瓦解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对立的钝化，以及在南北朝鲜各项指标的比较中韩国呈现优势，使得体制方面以及保守派产生了一种自信，觉得即便在这个领域公开进行讨论、研究，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这在客观上使研究环境得到了决定性改善。特别是在金大中政权所推行的对北朝鲜的“阳光政策”，以及和2000年6月在平壤公布的金大中与金正日的“南北共同声明”明确了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的研究在今后不存在任何障碍这一点。因此，因为全球化时代的信息实时共享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韩国学者今后将不再会在接触研究特定资料以及发表成果方面受到制约。这样的事实使我们对今后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充满期待。进而要指出的是，现在面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不断蔓延的现实，我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将被人们刮目相待也充满了期待。

但是，在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现在致命的弱点是应该结集、统合这个领域的学者和资料的组织以及研究机构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对此，韩国的政治现实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不过，这个领域的学者必须建构横向的网络，通过相关文献数据库来实现资源共享，以开展比较多样化的深入研究。

附录：韩国马克思学研究引用的研究成果文献目录

姜南勋：1986年，“关于转型问题的重新探讨”，韩神经济科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第860号。收录于韩神经济科学研究所编《经济和社会》第1号第51—75页。

姜声湖：1993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和变迁论的研究》（高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4年由〈首尔〉真韩出版社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论》的书名出版）。

庆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2000年，《马克思的方法论和价值论》，（首尔）HANUI出版社。

高炳权：1999年，“马克思和伊壁鸠鲁：反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进步评论》创刊号，第318—339页。

具承喜：1989年，“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论批判——以金光铉、李青山的论文为中心”，《创作与批评》第17卷3号，第266—287页。

金光铉：1988年，“历史规律和自由主义——读柳在建先生的‘历史规律论和历史学’”，《创作与批评》第16卷2号，第222—244页。

金成九：1994年，“关于《资本论》中的垄断的理解”，《理论》第10号，第6—30页。

金世均：1992年，“国家、大众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第1号，第63—98页。

金秀行：1986年a，“利润率的降低的规律和恐慌”，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集》第8603号。收录于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编《经济和社会》第1号，1986年，第79—99页。

金秀行：1986年b，“关于特别剩余价值”，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集》第8604号。收录于《边衡允博士花甲纪念论集》，1987年。

金秀行：1986年d，“剩余价值、利润以及平均利润”，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集》第8605号。

金秀行：1986年e，“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集》第8610号。

金秀行：1988年，《资本论研究Ⅰ》，（首尔）HANGIL出版社。

金秀行：1993年，“《资本论》为什么不全面？”，《理论》第3号，第173—195页。

金秀行：1994年，“《国富论》和《资本论》之间的理论继承和断裂”，《理论》第9号，第170—195页。

金秀行：1996年，1997年，“《资本论》的货金币和现在的中央银行券”，《理论》第16号，第33—44页。

金秀行：2000年，《〈资本论〉的现代解释》，（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

金秀行、申贞完编：2002年，《现代马克思经济学的诸争论点》，（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

金在基：1992年，“哲学、科学、阶级斗争”，《理论》第2号，第8—41页。

金辰：1990年，“卡尔・马克思和希腊哲学”，韩国神学研究所。

金昌镐：1991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性论》（首尔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以同一书名由竹山出版社出版）。

金弘明：1984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收录于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和变迁》（〈首尔〉文学与知性出版社，1984年）第175—196页。

金弘明：1993年a，《资本制时代的思想》，（首尔）创作与批评出版社。

金弘明：1993年b，“恩格斯和唯物辩证法”，收录于金弘明1993年a，第274—294页。

金弘明：1993年c，“卢梭和马克思的所有权”，收录于金弘明1993年a，第248—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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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在凤：1984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论”，收录于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和变迁》（〈首尔〉文学与知性出版社，1984年）第113—126页。

柳东民：1994年，“关于价值理论的整合性和分析意义的研究”（首尔大学博士论文）。

柳东民：1995年a，“关于资本储蓄和雇用的价值理论分析”，《经济学研究》第43卷第1号。

柳东民：1995年b，“劳动市场分析的微观构造”，收录于韩国社会经济学会编《价值理论论争——为了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首尔〉草色出版社，1995年）第285—316页。

柳东民：2000年，“马克思价值论的理论构造和现代意义”，庆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0年，第93—112页。

柳东民：2001年，“价值和价格的微观联系——新解释的观点”，《社会经济评论》第17辑。

柳东民：2002年，“价值和价格”，收录于金秀行、申贞完编《现代马克思经济学的诸争论点》（〈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2002年）第155—178页。

朴观锡：1994年，“通过区分价值概念对马克思价值以及货币理论重新进行考察”，《社会评论》第7辑。

朴观锡：1995年，“通过还原问题问题看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双重性”，韩国经济学会，1995年，第131—201页。

朴鲁英：1988年，“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阶级和民族”，《文学与社会》第2号，第466—488页。

朴雪虎：1995年，“济金根论争研究”，《理论》第12号，第107—129页。

朴宇熙：1984年，“马克思的技术经济观”，收录于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和变迁》（〈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年）第154—174页。

朴珠媛：1997年，“马克思的共同体的人类观和伦理的政治理念——以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1840—1841年）》为中心”，《政治批评》第2号。

朴珠媛：2001年a，“关于马克思在自由主义批判的研究”（梨花女子大学博士论文）。

朴珠媛：2001年b，“马克思思想中的生产和政治的概念——以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

的批判为中心”，《韩国政治学会报》第35卷3号，第85—105页。

朴虎声：1994年，《平等论》，（首尔）创作与批评社。

安铉镐：2002年，“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收录于金秀行、申贞完编《现代马克思经济学的诸争论点》（〈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2002年）第47—69页。

梁承兑：1996年。“对马克思的人类论本性重新考察”，《韩国政治学会报》第30辑第4号，第99—116页。

梁好民：1963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理论）》，（首尔）内外文化社。

柳在建：1988年a，“历史规律论和历史学——关于最近被介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创作与批评》第16卷第1号287—311页。

柳在建： 1988年b，“再论历史规律论——针对历史规律和自由主义的答辩”，《创作与批评》：第16卷第3号244—272页。

柳在建  1993年，《马克思的历史观研究》（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尹亨植：1994年，“作为总体的实践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4号好，第48—68页。

李基弘：1989年，“为了科学的历史认识——对历史规律论争的反省”，《创作与批评》第17卷4号，228—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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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永：1994年，“马克思和历史——时代划分问题和亚洲生产方式理论”，《理论》第9号，第6—35页。

李采彦：1990，“三个抽象问题reducation and tran sformantion”（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李采彦：1992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现在社会科学研究》第3辑，金南大学。

李采彦：1993年，“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剑桥经济学报（G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第17卷。

李采彦：1994年，“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几个争论点”，《经济和社会》第24辑。

李采彦：1995年，“关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重新解释”，收录于韩国社会经济学会编《价值理论论争——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草色出版社，1995年）第97—115页。

李青山：1988年，“社会构成体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有什么作用”，《现实和科学》第1号，收录于金昌镐编《韩国社会变革和哲学论争》（〈首尔〉四季节出版社，1989年）第219—247页。

李春吉：1993年，“作为文化学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4号，第69—112页。

李洪九编：1984年，《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以及变迁》，（首尔）文学与知性社。

李洪九：1984年a，“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同上书，第127—152页。

林元泽：1978年，《第二资本论》，（首尔）一潮阁。

林志弦：1988年，“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问题”（西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0年由〈首尔〉探求堂以同名出版）。

林志弦：1990年，“马克思的后期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单线论的阶段论的批判性考察”，《历史学报》第126号，第165—208页。

林志弦：1992年，“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和爱尔兰的民族问题”，《科学和社会》第56卷第2号，第61—78页。

郑楠泳：199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理论”，《理论》第2号，第61—78页。

郑文吉：1978年，“异化论研究”（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同年以由文学与知性社以同名出版）。

郑文吉：1980年，“青年黑格尔派研究序论——科学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其主导人物”，《法律行政论集》第18辑，第214—244页。收录于《追随者的时代——青年黑格尔派和卡尔・马克思》（〈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7年）第11—37页。

郑文吉：1981年a，“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史的意义——以批判理论的展开为中心”，《韩国政治学会报》第15辑，第13—36页。收录于郑文吉《追随者的时代》第38—68页。

郑文吉：1981年b，“麦克斯・施蒂纳的生涯和著作”，《法律行政论集》第19辑，第311—348页。收录于郑文吉《追随者的时代》

郑文吉：1982年，“施蒂纳和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思想的展开和异化论的解释的可能性的探讨”，《世界的文学》第7卷第4号，第115—154页。收录于郑文吉《追随者的时代》第104—154页五。

郑文吉：1984年a，“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初期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布鲁诺・鲍威尔和马克思的学术联系：1837—1843年”，收录于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以及变迁》（1984年）第31—53页。收录于郑文吉《追随者的时代》第140—160页。

郑文吉：1984年b，“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初期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布鲁诺・鲍威尔和马克思的论争”，收录于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五义百年——思想以及变迁》（1984年）第54—84页。收录于郑文吉《追随者的时代》第161—五187页。

郑文吉：1987年，《追随者的时代——青年黑格尔派和卡尔・马克思》，（首尔），文学与知性社。

郑文吉：1987年a，“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批评——以关于撰写顺序和日期问题的最近的论述为中心”，《省谷论丛》第18辑，第1—69页。收录于郑文吉《追随者的时代》第191—266页。

郑文吉：1990年，“通过编纂史看《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2新MEGAⅠ/5（作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刊行的期待）”，《文学与社会》第11号，第168—223页。收录于郑文吉《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初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究》（〈首尔〉文学与知性社）第71—126页。

郑文吉：1991年a，“《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的重构——关于梁赞诺夫版以来的各种版本的比较研究”，《世界的文学》第59号（春季号），第315—344页；第60号（夏季号），第259—286页。收录于郑文吉《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初期著作》第185—248页。

郑文吉：1991年b，“未完成的梦想——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文学与知性》第14号（夏季号），第638—697页；第15号（秋季号），第1082—1118页。收录于郑文吉《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初期著作》第323—420页。

郑文吉：1992年，“转型期的景象——共产圈瓦解以后的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继续刊行事业”，《文学与社会》第18号（夏季号），第584—617页。收录于郑文吉《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初期著作》第421—456页。

郑文吉：1993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作为向季刊的投稿而撰写的吗？——以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成立史的最近的论述为中心”，《文学与社会》第22号（夏季号），第624—678页。收录于郑文吉《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初期著作》第127—184页。

郑文吉：1994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初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研究》，（首尔）文学与知性社。

郑文吉：1994年a，“1960年代和197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学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论争——作为理解日本马克思学的一个具体事例”，《文学与社会》第25号（春季号），第327—398页。收录于郑文吉《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初期著作》第294—320页。

郑文吉：1996年a，“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文本编辑问题”，《文学与社会》第33号，第402—227页。

郑文吉：1996年b，”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die Papiere der Spezialkonferenz Die konstitution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Trier ,24-26, Oktober 1996。

郑文吉：1996年c，“新MEGA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构成——参加《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专家会议的报告”，《韩国政治学会报》第30—34辑，第461—482页。

郑文吉：1997年，“19世纪初的德国知识分子的运动——以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轨迹为中心”，《韩国政治研究》第7号，第139—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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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吉：2001年，”Zur Neuausgabe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in Japa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wue Folge.2001:285-292.

郑相敦：1996年，“对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的批判性考察——以在《资本论》中体现出的方法论为关联”，《韩国政治学会报》第30卷第4号，第153—172页。

郑镇相：2000年，“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和实践”，庆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9—40页。

郑云暎：1985年a，“商品和价值——单纯商品生产中的价值形成”，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集》第8507号。收录于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编《价值理论》（〈首尔〉，喜鹊出版社）第13—54页。

郑云暎：1986年，“再生产公式的理论和构造”，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集》第8613号。

郑云暎：1992年，“重新确认价值理论的根本前提”，《理论》第2号，第79—102页。

郑云暎：1993年，《劳动价值理论》，（首尔），喜鹊出版社。

赵元熙：1989年，“从价值理论的视角看动态竞争、垄断资本和国家”（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郑云暎：1995年，“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哲学的、理论的基础的重新探讨”，《韩国社会经济学会》，1995年，第21—68页。

赵铉洙：1996—1997年，“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资本论》”，《理论》第16号，第45—69页。

秦锡用：1984年，“历史唯物主义和分工”，收录于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和变迁》第85—112页。

秦锡用：1991年，“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2年由文学与知性社以同名出版）。

崔章集：1990年，“独裁主义的展望和理论”，收录于崔章集编《马克思》（〈首尔〉高丽大学出版部）第185—225页。

崔亨益：1999年，“卡尔・马克思的权利的政治理论——以劳动和社会的时间策划的活力为中心”（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韩国社会经济学会编：1995年，《价值理论论争——为了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首尔）青林出版社。

韩神经济科学研究所编：1986年，《价值理论》，（首尔），草色出版社。

洪勋：1991年a，“马克思经济学的两个轴心——劳动价值学说和内在理论”，《现象和认识》秋季号，第9—49页。

洪勋：1991年b，“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和斯拉法价格体系的理论出发点”，《产业和经营》5月号。

洪勋：1994年a，《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的构造和局限》，（首尔）HANUI出版社。

洪勋：1994年b，“关于价值形态论中存在的一个异质性的”，《延世经济研究》第1卷，第39—71号。

洪勋：1995年，“价值和经济的自律性”，韩国社会经济学会，1995年，第237—271页。

洪勋：1997年，“关于马克思的批判方法的研究——以对斯密和李嘉图的批判为中心”，《经济学研究》第45卷第4号，第303—330页。

洪勋：1998年，“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中现在还留有什么？”，《经济学的历史和思想》。

洪勋：2001年，《马克思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大宇学术丛书。

洪勋：2002年，“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和哈耶克的规则”，《剑桥经济学报》（G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第26卷第5号，第613—6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