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伊拉克战争的政治、经济、道德和外交评论已应有尽有并为人所熟知。因此，我将集中探讨为这场战争——以一切可能形式进行的战争，不管是否采取公然入侵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或其他地方的军事部署——设定界限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文明之间的战争”。

即便这个命题已在大量书文中得到讨论和谨慎的学术研究，它多多少少仍与取决于公众舆论的观念印象一致。此命题亦真亦假。时至今日，与西方文明霸权相关的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永恒的战争——就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而言——这一论述，是正确的。这场永恒的战争延续了所谓的冷战。它表明，自1914年的全面冲突以来，独一(one)且唯一(only)的西方世界是如何发现自身处在持续的内战状态之中的，而这场战争，不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传统战争。

一百多年前，世界还臣服于“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此前正是后者，予世界以秩序。正是从这个世界内部，发展出一种普遍化了的内部混乱，这种混乱，在打破权力平衡的同时，意图消灭一切差异，正如西方在其全球化进程中做的那样。

在此条件下，人们不应谈论“文明之间的战争”，就好像西方文明与他者的阿拉伯-东方文明对抗一样。在西方文明的内部，这一进程早就开始了。文明先在自身内部创造出使旧欧洲差异部分动荡的形势，接着把自己撕裂。其后果，一方面，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则是欧洲产生严重的认同危机。这里，文明不可否认地暴露出它理性的普世性宣称（比如说，科学和民主）与由它自己的霸权造成的明显的不公正局面之间的矛盾。

当然，前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或等级会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他们在殖民财政收入上的利益。同时，由于科技和经济上的变化，他们还增加了新的税种（尤其是燃油税）。与之相应地，这一举措引起不平等和经济文化差异的出现，后者又导致寡头、家族及黑社会性质的权力。这些统治者坚持所谓的（自我-）治理权的信仰，实际上则只是以此掩饰其独裁统治，这样一来，人民就受到了伤害。

这种现象甚至揭露了西方文明在其他方面作为上的无能，比如说，辩证地调解以下双方：一方，是西方文明的霸权；另一方，则是其理想和规范——这一切使它在扩张上无能至极。事实上，这样的文明正显露出自己作为文明在扩张上的无能。它（只）扩张自身的闭塞（implosion）。同样，作为一种牵强的比附，我们可以说，在其治下的和平时期(pax romana)，罗马帝国的混乱和内部动乱就已经为瓦解和冲突撒下了种子。

对于这种事态来说，没有一个概念比宗教更能抓住其征候的了。一方面，对伊斯兰教的嘲讽蔚然兴起，其中（由整个地中海区域历史发展而来的）传统在狭隘和幼稚方面的特征，已经僵硬到痉挛的程度。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同样幼稚的信念：通过奉行“我们信仰上帝”之箴言——此箴言对自由统治是必需的——来回应事态的道德需要。在此，“同一性(sameness)”遭遇“同一(the same)”。毋庸置疑，在以色列问题上，使形势一切自我解构的事件具体化的那场辩论，三大古老一神教的介入丝毫不让人感到奇怪。一神教表现出文明在对自己的战争中所具有的单一性(unity)和内在矛盾。

事实上，一神教是文明这种精神分裂症的绝佳代表，因为它也以自身的内在权限为条件——即使一神教必定同时也唤起对自身的质疑。这种权力作为对普世性的要求，必然伴随着对权力和归一化的意志——而只要这一要求不回返指向自身深处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不是别的，正是全体(the Universal)无法以在场的形式被给予。当“独一(one)且唯一(only)的神”作为在场（于命名、教义、权力中）被给予，神同时也就既不是“独一且唯一的”，也不是“神”。这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不同一神教传统中的每一个伟大思想都展示了这点。至少，伟大的神秘主义者、神学家、哲学家们都认为，这个真理，亦即关于真理的真理，是不可被同化或代表的。

这个真理甚至与对确认(identify)普世性实例的任何声称相矛盾。而这样的声称一旦做出，就会同时成为战争的支柱。而且，只要人们试图识别全体(identify the universal)，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这样的声称了。我们整个文明的模棱两可就在辨认(identification)的热望和对此种愿望极端不可能性的认识之间。只在一点上，这种矛盾情感能够自我终结，这里，全体以不具名的等价形式表现自己，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即价值的货币形式。在一神教的战争之中，只要战争除无限增殖自身外别无目的，“价值”是内在固有的。战争差不多就是在马克思认为可能——如果还不是必须的话——发生革命的地方发生的，也就是说，战争正好发生在抽象价值发生反转之处。

人们也许会说我在推测战争的危险可能性上走得太远。然而，我相信，战争是文明在其边界上必然遭遇的命运。战争只可能终结于文明的转变(transformation)。这种转变可能有三种形式：要么转移文明的极点(pole)（其他的极点可能出现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要么强化相关认同，无论国家主义的、种族的、宗教的，还是在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的家族认同。（第二种形式可以伴随第一种形式出现，作为其黑暗面或过去的残余。）要么，这个同一(same)的世界可以创造一种与价值、绝对(the Absolute)或真理的新关系，一种成功注意到价值观——内容可能是人民、理性、法律、科学、神、历史等等——的崩溃并重新把握住普世(universal)主题的新关系。而要使这个进程停止对自身的对抗，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即变成自身之外的“他者”。

[注]这篇论文最初刊于《法兰克福评论》（2003年1月30日）

译自《文化批评》第57期（2004年春季号）第104-107页，由Mirko M. Hall英译，该杂志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

[法]让-吕克•南希 著 王立秋 试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