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学科疆界
2007-03-29
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学科疆界
作者：弗兰克•韦伯斯特著/李萍译
导论
37年前，理查德•霍格特（Richard Hoggart）在伯明翰大学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1 他是作为一名现代英国文学教授来发表演说的，担任这一职位他问心无愧，早在10年前他就已经出版了一部研究诗人W. H. 奥登（W. H. Auden）的专著。2 但是，很显然，甚至在1963年为听众们做那场演说之前，霍格特教授就不符合正统的文学学者模式。霍格特才40出头就成果斐然，然而令他声名远扬的主要还不是这本关于奥登的书，而是他的其他成就，这些成就标志着他游弋于文学批评的疆界之外。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三项：
1)、1960年末，企鹅丛书因为出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而受到指控（根据的是当时刚刚通过的《淫秽出版法案》，Obscence Publications Act），在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案件中，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审判过程中，法庭不无敌意地针对小说中的明显带有性描写的段落一再审查。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霍格特慷慨陈词，替D. H.劳伦斯 (D. H. Lawrance) 辩护，说他是“英国的不尊奉国教的清教徒”，他所关切的是深刻的“体面的问题”。这个辩护被人们普遍认为对企鹅丛书的无罪开释起了关键作用。3 霍格特态度诚恳、不卑不亢，面对原告的指控，他做出了有条不紊、充满理性的回答，从而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被告辩护人（他把《失乐园》中的性描写跟《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进行对比，由此引起的法庭辩论可圈可点）。
2)大约与此同时，霍格特已经作为一名成员效力于皮尔金顿协会（Pilkington Committee），即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独立电视台（ITV）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录音带进行审查的皇家广播委员会，而在把新的第三频道拨给英国广播公司的过程中，这家机构起了关键作用。4 大家都承认，为了促成这个里程碑式的报告（在我看来，这份报告标志着公益广播的制高点），霍格特立下了汗马功劳。5 那些熟悉霍格特的写作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在报告定稿中有好几个部分都出自他独特的手笔，尤其表现出他对广告的批评和对商务电视声称电视应该“观众想要什么都给他们什么”的说法的抵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个小的花絮也说明了霍格特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皮尔金顿协会结束使命一、两年之后，曾经给皇家委员会提供证据的T. S. 艾略特 (T. S. Eliot)指出，在所有的协会成员中，他只记得霍格特和“眼镜制造商（glass manufacturer）。”霍格特早就蜚声于文学之外的领域。
3)、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1957年，在潜心钻研了近十年之后，霍格特出版了《识字能力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ubl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s）。 这本书至今仍然在重版。许多人都撰写了书评，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很难——实际上不可能——把它划归任何领域。霍格特本人回忆道“我认识的许多英语院系内部的人对这本书缄默不语，好像从隔壁的委员会的屋子跑出来一只脏兮兮的猫，把一个奇怪的——甚至是发臭的——东西带到办公室来。” 6 社会学家们意识到这本书写出了他们的兴趣范围内的东西，但是觉得他非法闯入了自己的领地，而且对其中带有自传色彩的强调他们还感到怀疑。
《识字能力的用途》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利兹i以及附近地区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其中有很重的亲身经历和个人色彩。第二部分则对各种新现象展开攻击，其中包括投币式自动唱机、流行音乐、“下流”杂志，还有被说成是严重影响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的色情和暴力小说。在这本社会学练习式的书中几乎看不到什么正统的社会学色彩，因为其中许多叙述都是对霍格特本人的亲身经历和记忆的追溯和重构，并且经过了带有很明显的评判色彩的框架的过滤——然而，毫无疑问，像这整本书一样，这个主题本身涉及的是社会学的内容。（附带说一下，这不是什么叫人吃惊的事，霍格特早年就父母双亡，由祖母扶养成人，即便如此，他对20世纪30年代汉斯莱特（Hunslet）地区的工人阶级的生活中的家庭生活和女性问题的关心还是令当时的社会学家们感到意外，也许今天的社会学家们不会有这种感觉。要是我们把《识字能力的用途》同比霍格特的著作早一年出版的社会学经典相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个特征十分明显。在《煤炭就是我们生活：约克郡煤炭社区分析报告》（Coal is Our Life: An Analysis of a Yorkshire Mining Community）这本书中，男性倾向无疑要明显得多——研究对象依次是煤坑、俱乐部、工会和家庭。而且，这部经典之作描写的是离霍格特的汉斯莱特不足十英里的费瑟斯通（Featherstone）的生活。）
《识字能力的用途》毫无疑问仍然是文学批评的产物，然而它的主题涉及到比小说要广泛得多的事物，有工人阶级的特征、大众媒体、消费主义、青年问题等等。我认为，要是我们不能把它归类于任何现成的学科的话，就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它已经从文学出发、突破文学的疆界而进入新的领域，进入到那些对战后英国的日常生活起到了明显作用的领域之中。尽管如此，尽管它显然紧扣社会变革（这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范围），《识字能力的用途》也不是社会学研究。它至少不是合格的社会学研究，表现为缺乏理论，而且它的研究方法显然不适用于社会学。（然而，这里我想要引述我初为人师时教过的一个优秀的学生的话。那还是在1975年。弗兰克•麦克纳（Frank McKenna）刚刚离开牛津大学拉斯金学院(Ruskin College)的劳工运动教育中心，他从15岁就开始在铁路上工作，四十五、六岁进入这个学院学习。后来他以自己在拉斯金学院的学习为蓝本写了一本了不起的著作《铁路工人》（The Railway Workers）。7 我当时在跟弗兰克谈论工人阶级的生活，就对于我们来说如此贴近的社会学研究的话题交换看法。谈话中提到了霍格特的名字，还有他的《能力识字的用途》。弗兰克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身体向前倾，用手窝起耳朵作倾听状，一面对我说，霍格特嘛，“你听得见的”，你能够听见血肉丰满的人们的各种声音，并且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你能够和他们在一起，而可悲的是，这一点绝大多数社会学研究都没能做到。）
考虑到霍格特的这几个方面——作为僵化的图书审查制度的开诚不公的反对者、公益广播的倡导者、二战前后工人阶级生活的分析者——他在伯明翰大学的就职演说中“罗列出”他作为教授想要做的事情，而他这样做并不是要在严格的英国文学范围内谋划他的事业，这些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理查德•霍格特所设想的是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实际上，他称之为“文学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其意图不言而喻），而且他强调，这个研究中心是研究“流行艺术”的场所，包括流行歌曲、摄影、时装、广告和电视节目（对于那些怀旧的人来说，他的例子包括电视节目《不怀偏见的照相机》（Candid Camera）、《Z汽车》(Z Cars)和《这就是你的生活》(This is Your Life)。
然而，还应该注意到，在这个阶段，该中心还带有明显的文学色彩。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将从文学中脱颖而出，因为如霍格特所说的那样，他“目的在于扩大大学中所赋予的英语文学的疆界”8，而不是要抛弃这些疆界。从这个方面来看，有意思的是霍格特的就职演说被发表在他的散文集《交谈》（Speaking to Each Other）的第二卷中，这一卷的名字令人深思，就叫做《关于文学》(About Literature)。9 该中心即将成立的消息不胫而走，后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1964年春天成立，当时只有两个成员，理查德•霍格特和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这是个伟大的组合，霍尔本人也是英语系毕业生，来自牙买加，在牛津大学学习过，他先是做关于亨利•詹姆斯的博士论文，后来由于更加喜欢编辑《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而放弃。（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把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领向高峰，而即使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文学遗产色彩。听过4号电台2000年2月18号的“荒岛之碟”（Desert Island Discs）节目的人就会知道，如果只让他选择一本书带到荒岛上，他会选择亨利•詹姆斯的《一个贵妇人的肖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20世纪70年后期米歇尔•格林（Michael Green）加入的他们的二人组合，至今格林还和我们一起呆在这个中心，而他也出身于文学，曾经在剑桥研究文学。
我要强调说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想要扩大文学批评的范围的这种理想。理查德•霍格特之所以说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项事业（the CCCS enterprise）中文学构成了“最重要的”10因素，是基于至少两个原因。首先，人们在文学和文学方法中方能找到“对经验的细节的潜心关注”：在文学中人们能够透过表面、超越浮浅而进入到生活的丰富的本质之中，就像被实际经历一样。霍格特在196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不是文学起到了它该起到的作用的话，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能够有多大程度的理解呢？对这种复杂性的表达就更不必谈了。我并不是说我们都需要读遍最好的书籍；而是好书的确被人阅读，而且它们的见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对我们对于自己的经历的理解起了作用，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该作何解释呢？”11其次，当我们努力把握当代文化表现形式的各种意义时，我们可以在文学批评方法中，在我们也许会称之为文学敏感性的东西中，找到像“有意义的”和“有启迪作用的”等关键术语的用途。
听到他这么说许多人并不感到很吃惊。批评家F. R.利维斯（ F. R. Leavis）（以及他的妻子奎尼[Queenie12]）对当时的霍格特有很明显的影响，这两位批评家非常重要，但是他们一生都受到围攻（故去后就被人遗忘了，即使偶尔被人们回忆起来，也会被说成是天真、教条并且专制13）。 诚然，人们通常称霍格特（就像早期的雷蒙德•威廉斯一样）为“利维斯主义左派”（Left-Leavisite），来强调他们在作品中对文本细读的关注，因为他假设文学有某些特殊的途径可以让我们来了解我们在如何生活、我们能够怎样更好地理解生活，还因为他愿意对我们审视的东西进行判断，不是匆匆忙忙或者不假思索便下结论，而是把它当成一种严肃的不可逃避的责任。
如果霍格特想要把文学搬到当代文化研究之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文学方法的某些重要方面的话，他意识到了这对于社会学领域是一个僭越。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承认 “社会学的东西”对于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他觉得社会学领域的价值很有限。为了确保起见，霍格特感到需要研究听众、研究作者的情况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一些社会学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当他考察当时对于文化和文学的社会学适用的成果时，他总结指出，对于文学来说，社会学是还原性的、外在的，因而对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来说是沉闷科学I ，没有多大的益处。
我之所以回顾霍格特的这些想法和特点，是为了给我个人的评论提供一个语境。接下来，我想要更多地反思霍格特――以及他的后继者们——从文学到文化研究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与社会学的联系。更加具体说来，我还是想要评论一下几点，尽管不一定严格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
i)社会和文化分析这项事业中的评估和判断问题。
ii)英国近来的社会学历史的各个方面。
iii)文化研究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从它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的角度来看。
iv)学术领域的特征及其所预示的边界的关闭（和开放）
前提：区分的必要性
现在我想要从我个人的角度进行评论。我们都知道，在人文科学中作者的声音常常被辨别出来，这样的例子太普遍了。所以我会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尽管我会尽量地把自己的这些想法置于一个更大的语境之中。我的第一个学位是社会学，紧接着我就读了一个社会历史硕士学位，但是后来我又转到文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Literature），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一直诧异于自己为什么要换专业，而使我尤其百思不得其解、痛苦不堪的还是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个毋庸置疑的原因是，我学习的社会学集中关注文学——对于小说的痴迷，影响了我对社会关系的想象，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因为我是个利维斯主义者，从中学时代起我就成为利维斯主义者，当时我的老师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利维斯主义者，虽然他没有公开宣称他的立场。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被文学吸引，因为文学似乎在向我讲述我生活于其中的并且渴望更好地了解的社会，因为我被对细读式的文本分析的强调所吸引，而且因为这种评论还为文化著作中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敏感性。
1974年并不是一个见习期的社会学家走向文学研究的好时机，对一个有利维斯主义倾向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时的社会学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当时被滥用，而相隔这么多年，在太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如此)。因此，对于当时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的文学社会学的思想模式来说，任何关于文学的任何经验主义的材料方面的研究（如销售额、成本、读者数量、识字率等）都不重要。有人可能会提出，文学批评家们也不例外，因为他们也不太看重这些事情。但是，与此相反，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与社会学对枯燥的经验主义的反对相伴随的是理论高于一切的召唤。在此基础之上，受到冷落的人不仅仅是经验主义社会学家；还有反理论（atheoretical）的文学批评家——显然包括F. R.利维斯 (F. R. Leavis)和他的众门徒——他们都会被抛弃。众所周知，利维斯不愿意，兴许也不擅长把一切理论化（我们当时觉得他的反问式的宣言“就是这样的，不是吗？”多么可笑），他被不由分说地归结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不可能给我们这些擅长理论的人以任何东西。
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似乎理论就是一切，大家根本不去研究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不管是文学的文本还是甚至是像读者的喜好之类的平凡的事情。我们转到叫人头晕目眩的乔治•卢卡契（Georg Lukacs）、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的麾下，而更重要的是刘易斯•阿尔都塞（Lious Althusser），他的“理论实践”(theoretical practice)对文学社会学很有吸引力（而且远远超出了文学社会学）。于是人们把一切都理论化，什么都做，就是不讨论作品本身（那样做太缺乏社会经验了，似乎人们能够郑重其事地假定理论上的纯洁性）。我还可以加上一点，“理论转向”的一个重要的始作俑者、在《新左派评论》担任编辑多年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他本人就对利维斯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安德森一方面批评英国知识分子文化缺乏理论深度，另一方面却又宣称“作为批评家，利维斯个人成就十分杰出，他凭活力和智慧建立了区分的各种新标准。”14问题在于我们中的许多人一味地追求理论优先：我们忽视了安德森字里行间的含义，我们急于理论化，而且不假思索地把利维斯和他的同僚们一并抛弃。
在我看来，那是社会学的一个特别萧索的时期。就我个人来说，我在1977年末拿到了博士学位，却不是文学的博士学位，是理论的博士学位。而今天这种理论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它总是那么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正确”而“优越”，时刻准备着挑出那些也许对约瑟夫•康拉德或者查尔斯•狄更斯进行了具体描写的思想家的潜在的或者默而未宣的理论，而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理论化而嘲笑他们“过于简单”。
这里有人也许还会注意到，理论的最普通的目标是“还原主义。”我们一再说，把一个文本还原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简直是愚蠢。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理论本身是带有复仇色彩的还原主义者，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从理论中“读出来的”。这是最糟糕的理论化：理论成了分析的全部，一起都要听从理论。15
回顾往事，我觉得自己当年要是能够坚决地更加靠近利维斯该多好啊（当然这跟赞成利维斯主义的计划不同——我并不想重新恢复这个计划）。这里原因有几个，包括：
i)基于对仔细关注具体的东西（对于文本和课题）的考虑，这样能够对理论化提出有力的反驳（这一点下面还有详细探讨）
ii)在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物中——尤其是在大学里——应该优先考虑“我们是什么，我们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人文学者们来说是一项大胆而根本的任务，利维斯也再三提出这个问题。16我认为，时时记住这个问题、追问这个问题是各所大学的基本任务，在我们陷入学科边界难题时，能够给我们提供不可估量的帮助（这个问题下面将要展开讨论）。
iii)对研究对象进行区分（discriminate）是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里我想再谈谈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近期以来评价已经被贬低为偏见的表达，最后这一点似乎是一个在近期很难高扬的原则。首先，我想说的是，前面我谈到过我本人从文学社会学转向理论化的历程，有这种经历的并不只有我一个。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跟我从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系里毕业，跟我走过的道路差不多，而且，尽管我们都远离了伯明翰大学，很明显，在这个方面我们都受到了许多类似的影响。米歇尔后来去了苏萨克斯大学，读了一个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博士学位。在她最近出版的一本重要的书《理论方面的想象》（Imagination in Theory,1998）17中，米歇尔——她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英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际级的英国社会学家之一18——记录了她在写关于二十世纪的英国最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之一的论文时遇到的困难。她经常感到不满的是社会学不能涉及关于艺术、美学和想象力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跟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紧密相关）。米歇尔认为社会学仍然必须跟这些的不可避免地跟评价问题相关联问题相适应。对于文化研究的兴起她基本上是拥护的，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她进而看出文化研究同样不能处理价值（value）与鉴赏(discrimination)的问题。我跟米歇尔•巴雷特的观点一致。最近巴雷特教授辞去了她的社会学主席的职位而到另外一所大学的人文学系跟莉萨•贾丁(Lisa Jardine)一起工作，在我看来这是明智之举，我怀疑她因为社会学仍然不能够应对艺术和想象力的问题而感到绝望。
人们当然能够列举出避免评价的理由。在某些社会学圈子里，可能强调的是不要做出评价，因为不作评价被看作是坚持恰当的科学态度必须做到的价值中立所要求的。当然，为此辩护之辞数不胜数，而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19比我能够说的要好得多。20我毫不犹豫地赞成这个观点，做社会学研究必须超脱，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社会学不应该对它的研究对象提出严肃的问题，而且其中应该有质的问题。再次，想要囊括一切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冲动也会使我们避免做出评价。霍格特在别的地方提出了在这方面 “没有天赋的出租车司机”21的问题。他想要强调的是，当在一般情况下被排除在外的人——例如出租车司机——进入了严格限制的领域——也许是文学或者学者的圈子内（尽管这种局面叫人高兴，至少好心肠的人会喜欢），不能因为对门户的开放感到欣喜而忽视他们在这些圈子里的产品的质量问题。更为普遍的是，有人执拗地坚持说评价完全基于性情，在后现代时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情”。其必然结果是导致在学术领域内外都屡见不鲜的根深蒂固的相对主义。
然而，我的确感觉到，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忽视评判的问题是一种不足之处。我不希望看到社会学或者文化研究一个接一个地宣告他们找到了有关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一个真理性的方法”，但是我坚持认为我们应该（以逻辑和证据为基础）努力地展开有理有据的论辩来探讨孰优孰劣。我必须指出，这看上去也很像是构成批判性（critical）作品的一个关键部分，批判性作品的确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就某个具体的方法或者现象提出问题，而是应该朝着辨别优劣的方向迈进。在这方面，能够引用下面的具有权威性的一段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p86
最终我们••••••回到以对单个作品的批判性评价为基础的定性的定义。这些判断常常被贬为“主观”或者“凭印象”；但是在模糊的意见和以详细分析为基础、能够参与对所研究作品的“有根有据”的辩论或者讨论的深思熟虑的看法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22
如今避免对严肃与琐碎、有价值和没有价值、永恒和瞬时、美与丑进行区分就像避免对这些两极之间的某个位置进行必要的区分一样十分普遍。我认为这项工作十分艰巨，而如今想要忽视区分的责任却要容易得多——要普遍得多。然而我并不认为应该避开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生活中的任务，确实是思考者的职责。于是这也是任何一个大学的中心职责，因为作为一所大学，就有责任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进行特别认真的思考。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不应该仅仅是我们在自己家里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做的事情（尽管，可悲的是，事实常常如此），然而在公共场合，我们很容易满足于倡导“人各有趣味。”评价要是做得不明智的话，可能显得瞧不起人，但是不做任何评价也是一种特别隐秘的蔑视――我想，在这里，那些标榜“你喜欢《奥普雷•温弗里访谈(Oprah Winfrey Show)》i，我喜欢《晚间新闻》（Newsnight）ii；他们虽然不同但也是平等的。”23在此方面，我只好对杰拉德•拉特纳（Gerald Ratner）先生的坦白提出表扬， 1991年他在一个商人大会上合盘托出，宣布他的公司之所以赚钱靠的是把“垃圾”卖给没有品味的顾客。对拉特纳先生的商业行为我并不能够宽恕，但是他的直率和真诚定会叫今天的很少或者从来不把自己所标榜的东西付诸实践的相对主义者们脸红。
最近的社会学史
现在我想直接回到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即社会学，来考察它在近几十年来的历史进程。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的社会学开始摆脱对美国学者的依附――采用的形式是常常与这个学科伴随的结构主义功能学家的理论和定量分析的方法24――在至少二十年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鲜明。很明显，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攻击影响了这个发展过程，尽管应该说更多的跃跃欲试的互相冲突的理论家们已经开始为从欧洲的思维传统中汲取营养而辩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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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是在英国的社会学中出现了两个主要的范式对峙的局面，即韦伯式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对峙。当然，两派进行了密切的交流，但是，我认为，从广泛意义上讲，如今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在英国社会学中存在一种普遍共识，即认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关于阶级（紧跟其次的是工作和生产）。那时在这个领域统领一切的考虑就是这些，大多数的人都回归对阶级、工作和生产的写作之中。在英国社会学中阶级分析取得了至关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获得了霸权――，而且，尽管定义千差万别，（从职业等级，即由拥有财产的多少决定的位置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位置），似乎人们一致认为阶级分析是社会学家们的首要考虑的问题。当时，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说“在每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内心中似乎都有一个韦伯主义者挣扎着要逃出来，”26 他的幽默暗示着在普遍的共识之下常常有激烈的争辩。碰巧，值得加上一点，当时的阶级分析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仅仅是针对男性而言的（对于社会学家们来说，阶级是典型的男人的特征、从男人中得来的特征），而且在社会学家们中间存在着广泛的“左派” 27的共识，认为阶级不平等是一件坏事（在20世纪80年代新右派让英国的社会学家们吃了一惊，他们声称阶级不平等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基本上是正当的）。28
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阶级是社会学家们在诸如受教育机会、投票行为、休闲娱乐以及社会流动机会等问题中抓住的主要关系，也许这样说过于简化了。他们所提供的是对英国社会的记录，其中，各种现象显然都是从人们的社会阶级来“读解”出来的。回顾起来，似乎任何重要的东西都能够通过 “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虽然社会学家们观察最多的还是后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巨大的简化）来理解。机会不垂青于工人阶级，他们的婚姻关系、政治倾向和休闲习惯等都表现出阶级特点，而且甚至他们对饮食和娱乐的品味都被归结于他们的阶级。
我们能够看到，围绕阶级分析的这种共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实际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各种概念上的批评而遭到抨击。这种攻击在上一代人中一直持续下来，高潮表现为1989年雷•帕尔（Ray Pahl）断言“阶级作为一个概念在社会学中不再有任何用处。”29我们来看看与此有关的几个方面：
•由于传统工业迅速衰退，职业结构变化越来越明显。这种发展变化没有任何“自然性”，而且应该记住矿工在20世纪80年代的消失是英国二十世纪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由于撒切尔夫人和有组织的国家力量的攻击而带来的后果。30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 31 而当我们听到评论者们把一种“演化”说成是“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他的话是一种有益的提醒。但是男性的、体力劳动的职位减少以及相应的服务性行业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平等和其他的各种感觉和经历的产生。今天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职位都在服务部门，而分层系统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尽管，跟一些假设不同的是，存在着更大程度的不平等的极端现象）。随着工作不断地朝着白领和以信息为基础的方向发展，不夸张地说，继续沿用阶级分析的现有形式出现了困难。至少，把人草草分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了事的老方法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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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经常有人探讨的就业大军女性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加上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给对那些想要抱着阶级分析的范畴不放的人提出了重大的难题。
•出现了不断增加的对与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密切相关的必然后果――消费――的研究。自从1970年开始，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平均提高了100％，而其结果在我们周围都十分明显――大规模拥有汽车，家庭中的娱乐设施、家庭中的家具和用具、服装的样式和种类发生改观••••••这种消费的扩张加在一起形成了对曾经占据中心位置的生产和工作分析（以及假设中的由此产生的不同阶级）的对抗。
•与此相关，出现了媒体的爆炸性增长，特别是电视，当然还有电视游戏、个人电脑和电子文本。
•这跟象征性领域(symbolic realm)的巨大扩张以及不断继续的“符号”（sign）的引入紧密相关。如今电视是二十四小时不断播出，出现了许多的频道，而且还有音乐、时装和样式以及设计（从训练器材到电子茶壶、从T恤衫到手机）以及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增加。
•在此之上我们还需要加上休闲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交通费用下降，人们的休息时间增加、旅游更加便利，这有助于把旅游业推到许多领域的用人大户的地位。32
•被我们笨拙而不安地称为文化的各种现象的增加以及对它们的体验，表现为诸如各种青年文化的发展、以及通过移民、便利的旅行和全球化而形成的多种文化。这些现象在饮食、超市、街头谈话和时装或者英国足球俱乐部的足球队等等方面都随处可见。
•与阶级关系的联系不甚明确的新的社会运动和被称为生活方式或者身份政治（动物权利、环境抗议、女性主义）方面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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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各不相同，但是它们一起提高了文化的重要意义，随着文化本身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出现了齐声唱反调的局面，它们都否认文化能够用社会学的主要概念即阶级来解释。而且，当然，阶级分析对社会学的控制开始放松，许多社会学家逐渐被说服，他们开始相信阶级分析对于这些复杂的新的关系形式无法做出合理的评价。33 值得一提的是纳菲尔德大学的社会学家们为了保住阶级分析起到了后卫的作用，而且他们还凭借一丝不苟的概念思考和经验数据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果。34 他们的研究坚持认为，在二十世纪没有或者很少有相对的社会变动机会。不过他们坚持这一点只是因为他们衡量的不在今天最明显的不平等之处（即其整体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仅仅是人们从一个社会范畴进入另一个社会范畴的相对的机会（即他们表明身世仍然跟人有关，对人的生活中的机会有重大的影响）。简而言之，纳菲尔德大学的研究说明并且强调，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跟那些来自上层的孩子比较起来生活要艰难得多，不过他们贬低――但是并非否认――社会整体形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的价值。我不赞成两位后现代社会学家们的观点，他们声称我们已经见证到了“阶级的死亡，” 35 但是我的确觉得很难对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的阶级一统天下的局面的看法说不。阶级分析在阐述诸如性别、身份、生活方式的选择、种族和民族等重大问题时的确有很大的困难，在讨论在一个彻底的媒介化的世界里的日常关系的行为时也是如此。36
文化研究的出现
从社会学内部表达出大量的针对阶级分析的不满情绪，随着文化研究的出现，这种不满得到了回应。诚然，这有一个复杂而涉及范围很广的起源，不过，文学的社会学的老调重谈――认为把艺术还原成阶级关系应该受到唾弃――跟作为文化研究的兴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反还原主义的强烈要求汇合在一起。霍格特的遗产对此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位置无疑属于斯图尔特•霍尔和20世纪70年代云集于伯明翰大学的一群了不起的研究生。
在这里对此我不该多说。完全能够看出来伯明翰学派很看重文化，例如他们在青年、种族、民族和性别问题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除了霍尔，这里特别还要提到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安杰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迪克•赫布迪基（Dick Hebdige）、戴维•莫利（David Morley）、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等的名字，不过还有一些别的人也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伯明翰学派赋予了媒体研究重大的意义。无独有偶，莱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学者们尤其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当《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于1978年出现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把英国的政治、种族和媒体运作的详细描述等问题整合在了一起。伯明翰学派还坚持认为在政治中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由此发散出评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权威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的有影响的作品，这种作品拒绝“在政治中迅速读出阶级”，即把政治还原成阶级。37 如斯图尔特•霍尔所坚持认为的那样，38 意识形态必须被视为权力自身，在市民社会中为观念而进行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序曲。这里我们的确把意识形态领域看得很重――而且，霍尔在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取得选举胜利之前就开始思考撒切尔主义的现象，谁能不承认他的预知能力呢？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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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伯明翰学派做出的成绩远不止这些，而事后当然很容易看出他们进入了一些学术上的死胡同。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不由得感到与阿尔杜塞主义的调情就是这样一个死胡同，无论它看起来似乎曾经在使伯明翰的学者们反思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层面的问题上起了多么大的作用。40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文化转向”的重要意义和伯明翰学派在那个转向中的占据的核心位置。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为文化研究本身的兴起贡献了力量（而且这个领域在美国尤其得到了蓬勃发展，在那里它不同的、更加合适的环境作出了响应），还给社会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通过《理论、文化和社会》（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杂志和伯明翰学派成员们的努力渗透到了许多主流研究之中。“文化研究”帮助添补了英国社会学的空白。我乐于认为这已经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学研究人员的认可。1979年给予斯图尔特•霍尔本人社会学主席的职位、他在一本最近出版的教科书中被作为“重要的社会学家” 41收录以及最近光荣当选为英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
我将回到“文学转向”对社会学的影响问题，不过这里还要进一步谈谈文化研究最近的历史。这成为一个杂交的领域，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过它从文学中汲取了很多东西，不过与此同时，它也愉快地掠夺任何能够帮助其更好地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的东西，并且也为它们做出贡献。如霍尔所说的，文化研究的许多长处来源于它是“跨学科研究的焦点。” 42 有关这一点，甚至有关把文化研究当成有意识的反领域，有关不断地工作在更多的混合的领域的前线，有关作为米切尔•格林称之为“坚定的‘不纯’ 43，可以说的还有很多。 但是，成功的代价，特别是在美国，44 是文化研究机构化而且――其必然结果――领域疆界的形成，这给它带来了与之伴随的风险。在这个形成过程中，经典的文本得到被挑选出来（霍格特、威廉斯、霍尔等等），核心的概念和方法渐渐作为经典的一部分而传授。这里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出现了危险，对此许多批评家都抓住不放（尽管应该注意到伯明翰学者们本人似乎清醒地注意到了45）。这些包括：
•冒着反还原主义变成没有任何解放或者评价成分的对多样性（差别）不加评论的赞颂的风险。在此方面，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方法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对物质因素以及结构性不平等的考虑可能会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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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讴歌人们的创造性是文化研究的反还原主义热情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带来了风险，使人低估对参与者（actors）进行限制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对于代理（agency）的强调常常跟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快乐”的咒符（mantra)相联系，“快乐”这个词很容易滑入对于文化产品的最浮浅的不加思考、不加区分的赞颂。46
•由霍尔和他在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的同事们建立的“文化循环”的概念有很多可称道之处。生产、再现和接受三阶段说出现在研究文化研究何处去的诸多叙述之中。我很喜欢把所有这些因素都整合在一起的这个不言而喻的概念――某种整体性的概念――要是我们想要理解世界的话就需要这种概念。然而很明显，在文化研究中，为了突出“文化循环”的余下的两个因素，生产的环节似乎还需要被减弱、降级。47
•过度强调理论有使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风靡的那种理论主义重新燎原的风险。文化研究已经被机构化了，于是出现了理论泛滥、过度沉湎于理论的倾向。48 我已经说过，社会学本身已经是理论滥觞，尤其表现在过于关注认识论以及认为理论优先于实际的研究。这里我想所说政治经济与积极的听众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争论得无论多久都不会有任何的解决办法。在此背后存在着客观与主观的老问题，这简直都被理论化到了令人厌烦的地步。的确，我们需要超越这些老的争论和二元论，也许应该像凯斯特尔那样，考虑一下“可以任意处理的理论” 49 ，当一个理论无法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时，我们就可以把它抛弃，而且――这里我赞成安德鲁•托多（Andrew Tudor）50的观点――也许我们会承认托尼•吉登斯（Tony Giddens）51做得很成功，他克服了二元论而继续向前发展。
社会学领域
我已经评论过文化研究影响社会学的几种方式。我认为，在这里已经重点提到过的社会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教训是知识本身是谈判（negotiation）的结果。我们尊敬的权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在那里，而是传达出可以改变的优先性和考虑。从一个层面上来讲，这一点很容易考虑：毕竟，社会学的开路先锋的“神圣的三位一体”即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Durkheim）都是比较晚近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之前，马克思只不过是个虚幻的存在而已，而涂尔干只不过是比他早一些年才声名雀起52。对经典的商讨至今还在延续——我的同事戴维•帕克（David Parker）在最近还有尖锐地指出（在《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杂志中），“干吗要谈涂尔干?”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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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言之，尽管学术领域十分重要，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工具、思考的概念以及方向点（points of direction），却不可能像镶嵌在肉冻中一般纹丝不动。它们是文化本身的错综复杂而不可避免的产物，而这本身并不能赋予它们理所当然的、一成不变的存在的权利。54
这一点可能很容易得到知识分子的承认，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在资源的分配和学术身份的定位方面学科是个强有力的因素（稍微考虑一下英国政府的“研究评估练习（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的影响就可以了）。由此，考虑一下该如何回答――我经常碰到这个问题――有关社会学中的“文化转向”的问题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文化研究的问题。这把对文化的兴趣，特别是当提到“后现代”这个字眼时，当成是对成为社会学教授（以及与之相联的值得尊重的东西）的威胁，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只是应该研究“可以证实的猜想”和“可以测试的假设，”这个学科的一个关键的要求是要具备从事“社会算术”和处理记录的线形分析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确保让社会学为从经验上可以测试的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55 从这个观点看，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乌尔里克•贝克(Ulrich Beck)、霍尔，甚至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我看来是自从赫伯特•斯宾塞以来英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等人所从事的几乎算不上是合格的社会学研究（也许像是冥思性的、不可测试的、甚至是新闻性的），而文化研究本身则偏离了专业化的更加重要的任务。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人企图为一个有着严格监控的边界的社会学学科奠定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该学科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就是理性选择的理论，不客气地说，有点古典思想家的味道，另外还有严格的技术训练，尤其是量化分析方面的训练。我不怀疑这为那些寻求建立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学科的人提供了群体身份认同。我也不怀疑，这样毫不手软地把那些胆敢非法进入社会学或者甚至是声称自己在做社会学研究的人排斥在外。56 在实践中，提倡强有力的核心的只占次要地位，因为大部分的社会学系在知识的传递方面都更加实际，至少表现在他们的本科生课程安排上，在他们的课程中只有一个“弱小的核心”――一些古典的理论、一系列的方法以及一些实体分析（substantive analysis）。这也是对最近出版的《社会学标准》（Benchmark Statement for Sociology）的欢迎和推荐。57
然而，想到文化研究，我想对那些努力建立社会学的边界的人，对那些想让我们认清可能会由委派的职业机构来巡逻的学科边界的人提出一些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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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敦促社会学家们出于对其他院系的同事们的尊敬而“变得口气缓和”。人们常常会听到一些排斥性的话――“他们甚至都不会对‘x’进行多元分析，”“零假设即使跳到他们面前他们都认不出来”――这些话说出来很伤人，特别是在有意为之的时候。
第二，我要提醒学科审查官们，政府鼓励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个缺点。我承认，跟和我们类似的人谈话时我们常常感觉最舒服，但是事实上――想想看，人文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其基本目的在于理解并且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现实是复杂的、跨学科的。理解现实不是哪个单一学科的特权，甚至也不是这个学科的某种变体的特权。倘若要寻找例证的话，我认为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的《信息时代》（The Information Age）三部曲是彻头彻尾的跨学科研究，却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58
第三，社会学向来是一个特别“模糊” 59的学科，常常很容易被其他专业的人进入（特别是历史学家，但是还有许多别的人），并且对于那些合适于这个学科的海**家业的人的贡献还欣然吸纳。说到这里叫人不禁想起，许多古典社会学家拒绝了社会学家的头衔（尤其叫人想起马克思，而韦伯本人――这位一致公认的“大师”――受到的是法律方面的训练，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古企业组织的法律框架）。确切地说，人们可以坚持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早于学科的形成（这个说法几乎没有说服力），而我的回答是，一些最有成就的当代社会学家们都来自其他的领域（例如，霍尔来自文学，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和米切尔•曼（Michael Mann）来自――或者跟曼一起可能转到――历史，加里•朗西曼和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来自古典研究）。更有甚者，一些对社会学最有趣的贡献来自那些在这个学科之外工作的人。例子有很多，我只是集中说一下我最喜欢的两个――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对社会学领域内的对从阶级分析和概念化到变化的原因和特点等一些问题辩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巴林顿•莫尔 (Barrington Moore)（另一个古典主义者）的《独裁和民族的社会起源：在现代社会形成中的领主和农民》(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1966）在社会学家们对在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农民所起的作用方面的思考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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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想通过古本根委员会（Gulbenkian Commission）的重建社会科学报告(Report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来鼓励我们坚持强调开放性的社会学概念。这个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60为主席的委员会的报告在1996年以《开放社会科学》(Open the Social Sciences)为题出版，分析知识的发展，并且倡导社会科学的新方向。简而言之，这个报告所说的是，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知识有三个分支，一个是自然科学，另一个是人文科学，还有――介于“这两个文化”之间的是社会科学，尽管社会科学倾向于效仿自然科学的模式（因为这样做使学科获得信任）。但是，从那时以来，来自不同方向的发展使这些疆界变得不那么清楚。一方面来说，在自然科学中，对可能会称之为牛顿假定的牛顿物理学的攻击方兴未艾，原因在于老的科学理论在解决更加复杂、更不稳定的现象时碰到了困难。结果是越来越强调非线性、混沌理论和复杂的系统分析。与之相关，出现了来自社会结构主义者们的对自然科学的不断质疑，我认为他们一方面挑起“科学战争”的强烈反应（“Science Wars” backlash），另一方面成功地提出了有关自然科学实践的各种严肃的问题。61 另一个方面，这个委员会建议，文化研究已经把人文科学拉进了社会科学，尤其在美国，这明显表现在，例如，开始研究一度被排出在外的如性别、性行为和民族以及非欧洲中心等问题，更不必说（在人们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强项的）各种知识都成为问题的问题。作为回应，在美国我们曾经有过充满活力的“文化大战，”然而，从人文科学的社会学化中回归到“文学就是文学”的年代已经没有可能性了，这一点几乎没有人否认。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我们都在泥泞的中间地带相遇。根本不是这样的，我要跟沃勒斯坦一起为从固定的边界中挣脱出来的知识生产的真实成果而欢呼。要是要找一个例证的话，爱德华•赛义德精彩的著作《东方主义：西方对东方的概念》就是一个，该著作不可能用任何既定的学科来归类，然而对那些寻求理解我们今天如何生活的人们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具体说来，我要在此赞扬古本根委员会推荐的两项内容――鼓励穿越传统的学科边界研究项目以及为跨系别的学人必须进行的合作而努力（在此方面值得提到的是卡斯特尔斯，前面提到过，说他是一位无可争辩的对20世纪晚期文明做出最为透彻的分析的作者，他在伯克利大学长期担任社会学和计划教授（Professor of Sociology and Planning））。
因而，显而易见，我被开放的社会学概念深深吸引住了。有关这一点我还可以多说几句，但是，通过提及沃勒斯坦使我可以说更具有纲领性的另外一点。《古本根报告》强调指出，要想理解今天这个互相联系的世界、这个前所未有的迁徙的时代、这个多文化的杂交的时代，社会科学家们必须具备更强的语言学方面的能力。沃勒斯坦一本正经地提出建议说62，我们的毕业生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话（对于母语是英语的人来说他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他们的语言就是世界上的通用媒介），他们应该熟练地掌握五门或者六门当今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这个建议也许会叫人震惊（我就感到十分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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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建议该作何解释我没有多大的把握，但是它的确让人们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社会学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即讲英语的国家和西方出版业中心），而文化研究更是如此。此言一出，讽刺之言辈出，但是仅仅意识到这些还远远不够。我认为我们需要做不遗余力地扩展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有选择地、敏感地推进到先前备受冷落的、通常比美国做得更好的领域之中。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是我们存在语言学上的不足，二是资源从中国、印度和非洲这些地方传出来的可能性不大。正因为如此，使得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这样的地方虽然小却有这样的专业人才――有同行在研究（他们也常常来自）拉丁美洲、北部非洲、印度和中国－－显得尤其令人欣慰，这真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
我还要加上一点，对于英国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来说，进一步深入欧洲大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身居英国的人，作为一个民族，与我们的邻邦比较起来，蒙受了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所描述的“半隔离”状态63之苦。戴维斯把波兰置于他所撰写的欧洲历史的中心位置，其中华沙、布拉格和基辅都跟巴黎、伦敦和罗马一样显赫。去年我读了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的轰动之作《黑暗大陆：欧洲的20世纪》（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64 我要把这本书推荐给任何一位有可能错误地相信既然“民族”和“文明”在这个舞台上已见雏形，于是知识分子可以从他们的审慎中删去一个已经 “安顿得”服服帖帖的区域，而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显然更加“有麻烦”或者甚至更加“刺激”的领域的人。可是，这个舞台――欧洲――是20世纪的各种最大的冲突展开的地方，在这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互相对峙并且走向极限，在这里意识形态家们之间以前所未有的令人恐怖而血腥的方式互相攻击，在这里种族灭绝的想法被酝酿进而被付诸实施。至今在这里，在欧洲，也许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还有一些问题要求文化研究和社会学家们马上注意到――民族仇恨、法西斯主义重新抬头、政治整合、可改变的各种身份、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被迫和非被迫的移民、“模糊”的国家意识（这里采用的是朱迪•巴特(Judy Batt)的贴切的术语）。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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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请允许我重申我的观点，我坚信社会学各项活动的展开应该考虑到“文化转向”，对于文化研究的出现应该采取欢迎而不是抵制的态度。我对那些感觉到被文化研究抛弃的社会学家们不抱什么同情，对那些要把文化研究从学术中驱逐出去的人更是毫不同情。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社会科学当前是到了好时候，而社会学更是如此。当然，资源还很困难，不过社会学家们应该记住20世纪80年代的冷战时期，当时存在着来自掌权者的漫骂攻击（还记得基思•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i以及他对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CR）的憎恶吗，他在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指控这个委员会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偏见”，还大骂社会学起了“分解” 作用。65 ）今天，社会学处在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辩论的核心，而诸如“信息社会”、“可选择的家庭”（families of choice）、社会包容和排斥(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全球化”、“身份”、“福利”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等概念和问题被认识到了社会研究的价值的影响力广泛的不同阶层接受。伯明翰大学社会学主席的职位在20世纪60年代被取消，如今却已经被恢复了！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我要敦促社会学不要拒绝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已经对社会学思想做出了太多的贡献，而且还将做出更多的贡献，值得我们对它关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社会学需要抵制学科封闭以及与这种行动相伴随的学科排斥的诱惑。当然，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建立确立一些边界，但是需要牢记的是，这些常常都处于变化之中，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开放这些边界。保持与文化研究的联系是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需要坚持“说出真相”是人文科学的首要任务，也是人文科学集体努力要达到的目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谁都没有特权。早在1963年当时他宣布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的时候，霍格特就设定了打破学科边界的模式。霍尔和他的同事们继承了这个传统，沿着这个方向，他们开放了各个领域，并且提出了许多社会学似乎根本不能够提出的问题。但是伯明翰大学并非是唯一欢迎“文化转向”的地方。约翰•厄里从另一路杀出，从1971年起他就是兰卡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许久以来是英国两个仅有的五星级的社会学系之一的领头人。早在1981年，厄里66就提倡把社会学当成一个“寄生虫式”的学科，欢迎来自诸如女性主义、环境主义等各种运动的信息，对其他领域的贡献采取开放的态度。这是一种没有核心的社会学，或者至少说来，即使有核的话也是一个腐烂之核。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兰卡斯特大学把英国社会学引到了向“文化转向”开放的道路上来。布丁好坏，不尝不知。怀疑主义者们也许想要回顾该系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作品――对旅游业、遗产工业、诸如大湖区等地方的文化、对标志和空间经济学以及对“无组织的资本主义”（disorganized capitalism）的发展的前沿研究。67
文化研究也可以向社会学学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抵制未加思索就对流行之物欢呼，也还要有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批评性地提出问题。
最后，我希望，两个学科能够回到对价值的关怀（a concern with evaluation）上来。我毫不怀疑这是一项重任务，既要在精英主义的丧失（elitist dismissal）和陈腐的流行主义之间危险地移动，又要保持对于好的学术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中立的态度，同时还要愿意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批评和区分。不管怎么说，我相信这会成为21世纪人文科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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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感谢Ann Gray、David Jary和Liz Chapman为本章第一稿，即我在伯明翰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就职典礼上做的演讲所做的评论。
2. Richare Hoggart(1951), Auden: An Introductory Essa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3. C. H. Rolph (1961), The Trial of Lady Chatterley: Regina v. Penguin Books Limit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pp. 91-104.
4. Postmaster-General (1962),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Broadcasting, 1960, Cmnd 1753, London: HMSO [Pilkington Report].
5. 参见Michael Tracey (1983), A Variety of Lives: A Biography of Sir Hugh Greene, London: Bodley Head, p. 189; Anthony Smith (ed.) (1974), British Broadcasting, Newton Abbot: David and Charles, p.117.
6. Richard Hoggart (1990), A Sort of Clowning, Life and Times, 1940-1959,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p.147.
7. Frank McKenna (1980), The Railway Workers, 1840-1970, London: Faber and Faber.
8. Richard Hoggart (1992), An Imagined Life, Life and Times 1959-1991,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p. 93.
9. Richard Hoggart (1970), Speaking to Each Other, vol. 2, About Literatur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0. 同上。第255页。
11. 同上。第249页。
12. 她1932年出版的著作《小说与广大读者》（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5）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文化研究中心早期所研究的问题的先驱。
13. David Hamilton eddy (1992), “A Forgotten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April 24, p.15.
14. Perry Anderson (1992),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1968], i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p. 97.
15. 那些还能回忆起E. P. Thompson摧毁阿尔杜塞式的理论大厦的著名文章“理论的贫困”【（1978）The Poverty of Theory, London: Merlin】的人可能会喜欢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6. F. R. Leavis (1943), English and the Universit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9), English Literature in Our Time and the Universit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7. Michele Berrett (1998), Imagination in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18.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于1995写道“英国的社会学•••能够为一些个人带来世界性的名声，例如John Goldthorpe, Steven Lukes, Stuart Hall, Michele Barrett, Ray Pahl, Janet Wolff and Michael Mann”；”In Defence of Sociology,”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April 7, p. 19.
19. Max Weber (1949) [1917], “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and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And ed. E. A. Shils and H. A. Finch. New York: Free Press.
20. 还可参见阿尔文•故尔德纳（Alvin Gouldner）持相反意见的文章“反米诺陶：价值无涉的社会学”（Anti- Minotaur: The Myth of a Value-Free Sociology）和“有党见的社会学家：社会学和福利国家”（The Sociologist as Partisan: Sociology and the Welfare State）,见A. W. Gouldner (1973), For Sociology: Renewal and Critique in Sociology, London: Allen Lane, pp. 3-68.
21. Richard Hoggart (1980), “The Crisis of Relativism,” New Universities Quarterly 34 (1): 21-32.
22. Stuart hall and paddy Whannel (1964), The Popular Arts, London: Hutchinson, pp. 35-6.
23. Richard Hoggart (1995), The Way We Live Now,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4. 尽管这有些过分简化之嫌。见Jennifer Platt (1996),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America, 192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 例如，John Rex (1961), Key Problem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Ralph Dahrendorf (1968), Out of Utopi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26. Frank Parkin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p. 25.
27. 约翰•雷克斯（John Rex）所说的“在英国几乎完全没有•••系统的保守的社会学”（第1007页）对这一派有贡献，那种不满于马克斯•韦伯亲资本主义的和保守的倾向的解释也有这种效果。
28. 见David Marsland (1988), Seeds of Bankruptcy: Sociological Bias against Business and Freedom, London: Claridge Press; Peter Saunders (1990), Social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Capitalism, A Social Audit,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Peter Berger (1987),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London: Gower.
29. Ray Pahl (1989), “Is the Emperor Naked? Some Questions on the Adequacy of Sociological Theory in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3 (4) Dec.: 709-20.
30. 见Seuman Milne (1994), The Enemy Within: The Secret War Against the Miners, London: Verso.
31. Ralph Miliband (1980), “Class War Conservatism,” New Society 19 June, pp.278-80.
32. 见John Urry (1990),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Sage.
33. 参见Harriet Bradley (1996), Fractured Identities: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34. 参见Gordon Marshall (1997),Repositioning Class: Social Inequa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 Sage.
35. Jan Pakulski and Malcolm waters (1996), The Death of Class, London: Sage.
36. 虽然可以参看下面这篇很有见地的文章：David B. Grunsky and Jesper B. Sorenson (1998), “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5) March: 1187-234。
37. 尽管牛津大学的阶级分析家们用他们一贯的气势磅礴的论辩和经验主义的证据来对这种（或那种）说法做出了深思熟虑的回答。见Anthony Heath, R. Jowell, and J. Curtice (1985), How Britain Votes. Oxford: Pergamon.
38. Stuart Hall (1988), “The Toad in the Garden: Thatcherism among the Theorists,”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Basingstoke: Macmillan, pp. 35-73.
39. Stuart hall (1979),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Marxism Today, Jan., pp. 14-20.
40. Stuart Hall (1986),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in N. Garnham et al. (ed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Sage, pp. 33-48.参见E. P. Thompson (1981), “The Politics of Theory,” in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pp. 396-408.
41. Rob Stones (ed.), (1998), Key Thinkers in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42. Stuart Hall, “Rac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Looking Backward and Forward at Cultural Studies,” Rethinking Marxism 5 (1): 11-18.
43. Michael Green (1996),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 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rnold, p. 53.
44. Rick Maxwell (2000), “Cultural Studies,” in Gary Browning, Abigail Halchi, and Frank Webster (eds.),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ories of the Present, London: Sage, pp. 281-95.
45. 见David Morley (1998), “So-called Cultural Studies: Dead Ends and Reinvented Wheel,” Cultural Studies 12 (4): 476-97.
46. 见Angela McRobbie (1991), “New Times in Cultural Studies,” New Formations (13) Spring: 1-18.
47. 见Jim McGuigan (1992), Cultural Populism, London: Routledge.
48. 特里•伊格尔顿指出斯图尔特•霍尔本人常常反对抽象的理论化，但是他又说，这有些好玩，鉴于霍尔多年来与阿尔杜塞、葛兰西、解构主义这些主要的理论若即若离。见Terry Eagleton (1996), “The Hippes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March 7, pp. 3-5.
49. Mauel Castells (2000), “Materials for an Exploratory Theor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1) Jan. / March: 5-24.
50. Andrew Tudor (1999), Decoding Culture: Theory and Method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51. Anthony Giddens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52. R. W. Connell (1997), “Why is Classical Theory Classic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60 May: 1511-57.
53. David parker (1997), “Why Bother with Durkheim” Teaching Sociology in the 1990s,” Sociological Review 45(1) Feb.: 122-46.
54. 见Steven Seidman (1998),Contested Knowledge: Social Theory in the postmodern Era, Oxford: Blackwell.
55. 引言出自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现任领头人戈登•马歇尔（Gordon Marshall）和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社会学系的老前辈A. H.哈斯利(A. H. Hasley)。
56. 琼•休伯（Joan Huber）在纪念《美国社会学杂志》诞辰一百周年特辑中撰文指出要把那些对社会学的学科中心造成威胁的“非理性主义者们”（后现代主义者、结构主义者之类的人）从这个学科中驱逐出去。见Joan Huber (1995),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 July: 194-216.
57. Quality Assessment Agency (2000), Benchmark Statement for Sociology, Bristol, HEFCE, Jan.
58. Manuel Castells (1996-8), The Information Age, 3 vols., Oxford: Blackwell.
59. T. Becher (1989),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60. Gulbenkian Commission (1996),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1. 有关这一点的文献很多。我最喜欢的有Donald McKenizie (1990), Inventing Accuracy: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Nuclear Missile Guida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Knowing Machin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62. Immanuel Wallerstein（2000）， “From Sociology to Historical Science: Prospects and Obstacl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1) Jan. –March: 25-35.
63. Norman Davies (1996), Europe: A History, London: Pimlico, p. 13.
64. Mark Mazower (1998), 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65. Irving L. Horowitz (1993), The Decomposition of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6. John Urry (1981), “Sociology as a Parasite: Some Virtues and Vices,” in Philip Abrams et al. (eds.), Practice and Progress, London: Allen and Unwin.重印于 John Urry (1995), Consuming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pp. 33-45.
67. 可以查阅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网站：http://www. Comp.lancs.ac.uk/sociology/以及John Urry (1990),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Sage; (2000),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Toutledge; 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London: Sage;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Phil Macnaughten and John Urry (1998), Contested Natures, London: 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