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理直面权力
2007-05-27
以真理直面权力
——（1985）
埃利•威塞尔著 林猛译
——（1985）
埃利•威塞尔著 林猛译
按：埃利•威塞尔，著名美籍犹太裔作家、纳粹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埃利•威塞尔1928年出生于罗马尼亚锡盖特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母都在集中营遇难，他自己也曾先后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盟军解放了布痕瓦尔德，他才幸免于难。
亲历过劫难的威塞尔，战后一直投身于捍卫犹太人生存权利的事业，在以色列立国后，更是为各地犹太人移民自己的历史家园而不遗余力。作为一位知名作家，他并以自己的笔提醒人们时刻不要二十世纪发生的这幕惨剧，可以说，他是帮助人们记忆这段历史的最重要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也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主要作品包括《夜晚》《黎明》《白昼》等。
他不仅关注本民族的生存，也同样关注其他弱小民族的生存。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他为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不幸而奔走，呼吁人们关注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发生的对人权的侵犯。
他一生曾获得多项荣誉和奖励。1986年，鉴于他在维护犹太民族权益、促进世界和平方面的努力和贡献，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其后，他和妻子设立了埃利•威塞尔人文基金，以促进人权和和平事业。
这篇演讲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事前有很多朋友提出了劝告，他仍然毫不退让，对里根总统计划中的比特堡军人公墓之行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因为公墓里埋有四十七名纳粹党卫军士兵的遗骸，所以，在他看来，这样一种行为正代表了一种忘却，而这种忘却正是他一直与之斗争的东西。他同时也是在实践他所说的“以真理面对权力”。
埃利•威塞尔1928年出生于罗马尼亚锡盖特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母都在集中营遇难，他自己也曾先后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盟军解放了布痕瓦尔德，他才幸免于难。
亲历过劫难的威塞尔，战后一直投身于捍卫犹太人生存权利的事业，在以色列立国后，更是为各地犹太人移民自己的历史家园而不遗余力。作为一位知名作家，他并以自己的笔提醒人们时刻不要二十世纪发生的这幕惨剧，可以说，他是帮助人们记忆这段历史的最重要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也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主要作品包括《夜晚》《黎明》《白昼》等。
他不仅关注本民族的生存，也同样关注其他弱小民族的生存。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他为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不幸而奔走，呼吁人们关注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发生的对人权的侵犯。
他一生曾获得多项荣誉和奖励。1986年，鉴于他在维护犹太民族权益、促进世界和平方面的努力和贡献，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其后，他和妻子设立了埃利•威塞尔人文基金，以促进人权和和平事业。
这篇演讲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事前有很多朋友提出了劝告，他仍然毫不退让，对里根总统计划中的比特堡军人公墓之行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因为公墓里埋有四十七名纳粹党卫军士兵的遗骸，所以，在他看来，这样一种行为正代表了一种忘却，而这种忘却正是他一直与之斗争的东西。他同时也是在实践他所说的“以真理面对权力”。
总统先生，
说到和解，我非常满意的是，这之前我们已经会过面，我们之间已经经历了一个和解的过程。而那以后，我们就再不是站在对立的两方，而是站在同一阵线。我们始终站在正义一边，站在记忆一边，反对纳粹党卫军、以及它所代表的东西。
和您的交谈是积极的，我也很感激您授予我这个奖章。可是，奖章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所有记住了纳粹对受害者的暴行的人们。
美国人民给予我这项荣誉，是因为我所写作、所传播的东西，是因为我对犯罪的指证。每次，在写作的时候，我都感到冥冥中我的那些老师就站在身后，他们也在看我的文字，在判断它们是否诚实。我的责任不仅仅在于生者，对于死者我有同样的责任。他们的记忆都已经进入了我的记忆之中。
四十年前，一位青年醒来看到自己成了孤儿，置身在一个制造孤儿的世界中。四十年过去了，我学到了什么？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我懂得了语言的危害，还有沉默的危害；我懂得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即当人的生命和尊严遭到践踏时，保持中立本身就是有罪的；它是在和凶犯合谋，而不是给受害者援手。我还懂得了什么是孤独，总统先生，没有其他人，完全没有任何人和我们在一起。
今天是四月十九日，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波兰犹太人聚居区爆发了武装起义，抵抗纳粹的屠戮。他们人数少之又少，都是些孩子，在孤身战斗，没有谁来帮助他们。他们要抵抗的，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武装。当时，所有的地下抵抗运动都得到过帮助，而犹太人没有。他们继续战斗、抵抗，一次次打退纳粹和他们帮凶的进攻，坚持了六个星期。而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总统先生，他们知道发生的一切，却做得很少，至少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行动，来帮助这些犹太孩子，避免他们的牺牲。您也谈到了犹太孩子，总统先生，一百万犹太儿童离开了这个世界，要念出他们的名字，我即使用整个一生，也不能完成这项工作。
总统先生，我看到过孩子，看到过他们活的生命被投进了火焰中。所有的语言，它们都在我唇边死去了。由此我知道，我知道了人生存境况的脆弱。
我想到了一位写作道德劝喻文章的伟大作家，性情温和而语言雄辩的亚伯•罗森塔尔，他去过奥斯维辛，他写过一篇非常出色的报道，描述对犹太人的迫害。他写道：“不要饶恕他们，天父，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现在知道，大屠杀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对犹太人来说独一无二的事件，虽然它也有更普遍的内涵。受害人并不都是犹太人，但，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受害人。我现在知道，冷漠所包含的危险，和罪行。我现在知道，在爱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犹太人是死在敌人的手里，但出卖他们的是他们的所谓盟友；这些盟友用各种政治上的理由为自己的冷漠、无所作为辩解。
现在，我也知道，苦难并不能带来特权，它取决于人们用它做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你所提到的幸存者，总统先生，他们要努力告诉人们如何在废墟之中开始建设，如何在一无所有之中寻找希望，如何向看到了信仰的沦丧破灭的一代宣告信仰的存在。我相信，我们相信，记忆才是答案，或许是惟一的答案。
几天以前，在解放布痕瓦尔德的周年纪念上，我们大家，所有的美国人，在失望和愤怒中目睹了苏联、东德在歪曲过去和现在的历史。
总统先生，当时我就在那里，在解放我们的美国士兵到来的时候，我就在布痕瓦尔德。他们把生命重新给予了我们。当时他们给我的感受，到我的晚年都一直在鼓舞着我，以后仍将如此。您能想到当时我们想把他们怎么样吗？我们当时极度虚弱，连自己都站不住，我们却想举起他们欢呼胜利。
总统先生，我们非常感激美国军队解救了我们，我们感激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这个有崇高道德品质的民族，全世界景仰的中心。我们尤其要感激的，是这个国家给予了我们一个苦难的庇护所，感激它的领导人对以色列所表示的友好态度。
总统先生，您知道吗？我的一位朋友，一位交往多年的朋友，现在坐在您身边的以色列大使，他也是一名幸存者？如果您了解了过去三十年我们共同为之斗争的各项事业，您会为他感到更加骄傲。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
当然，我们也感激以色列。我们永远感激以色列，感激它的存在。在一九四八年的时候，我们需要它，正如我们现在需要它一样。我们还感激国会始终信守的人道主义哲学和对被剥夺者的同情。
还有您，总统先生，我们感激您愿意做犹太民族的朋友，感激您向苏联境内的犹太人伸出援手。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援助夏兰斯基、亚伯•斯朵拉。约瑟夫•贝甘、萨哈罗夫，以及其他渴望自由的异议分子。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您对以色列犹太国家的支持。
可是，总统先生，如果我不将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留给我心底的悲伤告诉您，那么，我将不再是我，不再是您所尊重的那个人。而且，我相信，您也为同样的事情感到悲伤。
我能做什么？我属于受过创伤的一代。对于我们，一如对于您，符号是重要的。而且，按照我们古代的传统，——现在，我们要说的是犹太民族的精神遗产，——我们的传统要求我们，要“以真理直面权力”。
现在，总统先生，可以允许我以尊敬的心情，向您提一提发生过的事情吗？
我们已经谈过四五次了。每次离去的时候我都受到了鼓舞，因为我知道您是信奉人道精神的。
因此我也相信您在此前的谈话中告诉我们的，您并没有意识到在比特堡公墓中会有党卫军士兵的遗骸。过去您确实不知道，可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我可以恳求您，总统先生，如果有一丝可能，做点别的，想个办法，想个别的办法，找个别的地方吗？那里，总统先生，不属于您。属于您的，应该是党卫军受害人所在的地方。
我们知道，您有政治的、战略的考虑，然而，这个问题，一如其他所有关系到那一事件、那一应该引起我们敬畏的事件一样，它超越了政治与外交。
这个问题关系的不是政治，是善与恶。我们永远不能分不清两者的界限。
因为我目睹过党卫军的行为；我也看到过受害者。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是我的父母。
总统先生，发生在纳粹集中营中的苦难、孤独，它的程度是对我们想象力的挑战。完全与世隔绝，没有任何躲避之处，孩子无助地看着父亲遭到殴打最后致死，母亲看着小孩在饥饿中离开人世。然后，还有门格尔（纳粹医生——译者注）和他的各种方式。恐怖、惊惧、孤单、折磨，毒气室，焚尸炉的火光，一直燃烧到天空的火光。
然而，总统先生，不仅是我，我们都知道，都理解，您寻求和解。我也在这么做，我们都在这么做。我也希望和德国人民实现真正的和解。我不相信集体的罪恶，不相信集体的责任。只有凶手是有罪的，他们的子女无罪。
而且，我也认为，总统先生，我们能够、而且我们必须和他们、和所有的人们共同努力，我们必须努力让和平和理解降临到这个存在着痛苦的、同时如您所知仍在等待救赎的世界。
谢谢您，总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