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破碎
2007-03-27
文学理论的破碎
詹尼弗•霍华德 著；吴万伟 译
文学理论在人文科学横行将近40年，经受了最严酷的文化战争，但是使用的方式非常让人吃惊。
文学理论要么是死了，要么是不屈不挠的。全看你是在和谁讲话。去年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去世的时候，纽约时报宣称“大观点”时代的结束。2003年4月，泰晤士报曾刊登一篇文章关于芝加哥大学研究会议上关于理论状态的，大幅的标题是“最新的理论是理论无关紧要”。最近，11月17日网络杂志Slate的文章哀叹说“文学理论已经死亡。”
也有人说理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恶劣的活着。这些批评家坚持说为文学而研究文学已经不再可能了。
就在今年夏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理论帝国》）（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该书收集了30年来理论界关于理论的对立观点的争论，把理论变成大写字母T的理论，作为前提，这个观念“理论的说教成功地获得道德和政治的高地，那些质疑理论的人承担风险和后果。“
为了了解这些天来理论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过去几个月里《高等教育记事》研究了20多个大学著名英语系的文学课程表，采访了担任文学理论课程的几十个教授。那些研究报告显示理论并没有灭亡，但是理论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当今的理论是个松散的联盟有自由通行的边界，没有公认的宪法，和国际通用语不一样。看起来更像个超级大国，换句话说，更像个争吵不休的而且在不断扩大的欧盟。
艾默利大学（Emory University）英语教授和《理论帝国》撰稿人之一马克鲍德林（Mark Bauerlein）描述现在的情形是“完全自由的，理论没有物质上的连贯，只有态度。也就是说如果你宣称自己是理论家，你很少谈论你的利益或者材料是什么，只需要谈论你研究的途径。”他在电子邮件里说“我刚刚翻阅了《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的最新一期，发现谈论本土安全的问题，美国玩具工业的问题，显微电影技术，有线杂志（Wired magazine），好像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成为理论化的对象。”
他接着说“我认为60年代的理论家可能觉得这样的应用非常不严肃，但时代发生变化了，人们已经讨厌阅读哪怕一章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
1968年及其一切
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是理论最繁荣的是在过去一百年。如果当代的文学理论有英国入侵的时刻（或者法国入侵），那时发生在196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那里举行的关于《批评的语言和人的科学》（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会议上出现了所谓的理论踏上美国海岸。德里达宣读了一篇论文“人文科学文本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标志着解构时代的开始。根据诺顿出版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论文集>>的说法，如果解构有个清晰的开头的话。
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论是无法穿透的后现代主义东西，让喜欢攻击的学生神经过敏烦躁不安（heebie-jeebies），因为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1968年的智慧和政治动乱年代宣称作者已死。从那以后，一波又一波的批评浪潮席卷文学系，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学派等等。
有些进步分子放弃了街头暴力抗议进入大学殿堂，因而文学理论的某些思潮明显带有左翼政治的色彩。“身份政治”的词汇本身激起1980年代和1990年早期的文化战争，保守派指责后现代主义者把什么都说成相对的，破坏了炮弹/批评价值，也对总体上的文化造成破坏。
安默斯特（Amherst）麻萨诸塞大学巴西文学教授，《理论帝国》主编之一的达芬妮•帕泰（Daphne Patai）说，学术界追逐理论的趋势豢养了学生中崇尚假冒政治学（ersatz politics）的习气，对其文学教育产生持久的不良影响。“我们给学生讲授文学理论，谈论罗兰巴特阅读巴尔扎克的看法，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巴尔扎克是谁。他们没有文学的背景知识，因为没有人觉得任何东西是有价值的。”
说到她的学生，她说“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自己阅读的东西中的政治底线，这也是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寻找的东西，他们好像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阅读方式。”
你不必要是个坦率承认的理论反对者就可以公开评论过分的行为。正如霍布金斯大学英语系主任阿曼达安德森（Amanda Anderson）在她的新书《我们现在争论的方式》（The Way We Argue Now: A Study in the Cultures of Theory ）(2006年元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开头所说的，后结构主义和多元文化论已经让“批评距离critical distance的概念的名声被严重破坏”。
德里达访问霍普金斯后的40年中，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先爱上文学理论，接着和文学理论告别，最后再学会和理论友好相处。正如所有长期的关系一样，总有不断的重新评价重新审视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加州大学尔湾（Irvine）分校比较文学系主任莱特拉达（Rei Terada）说“60年代成为分水岭，我们可以更细致的区分和分类对时代关系密切的事情，人们开始整理这样的遗产。比如没有人相信所有的法国理论都是政治上进步的”。
在理论高潮过后的几十年里，继续把理论当作文学研究领域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来鞭打即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准确的。阿姆赫斯特（Amherst）学院英语系教授安德鲁帕克（Andrew Parker）说“人文科学的问题是资金，缺少了学院的经济资助，学生人数减少，教师数目萎缩，兼职打工的兴起。这才是真正的危机，而不是大理论还是小理论的问题。”
本文中采访的许多其他人也赞同这样的说法，耶鲁大学英语教授保罗弗莱（Paul H. Fry ）在电邮里说“《理论帝国》出版后我感到很吃惊，文学理论现在是个没有多少人感兴趣的话题，作为本身重要性来说，作为历史研究，感兴趣的人也不多，为什么继续把它当作全国性的威胁，到底是什么帝国？”
政治以外
不管人们把理论看做当今的威胁还是历史的遗产，对当今大学里进行的文学理论教育产生了两种观点。
首先，理论已经成为文学界的这么重要的一部分，你得熟悉一些主义，不管你到底最喜欢那个。
被贴上理论家的标签并不能像10年15年前对你的职业生涯大有好处，但是对文学理论的无知是无论哪个有进取心的教授都不敢承担的奢侈品。宾西法尼亚大学英语系主任詹姆斯恩格利希（James F. English）在电邮中说“虽然文学系聘用所谓纯粹的理论家的情况非常少见，但是过去40年的理论运动已经造成“这样一个智慧气候，所有的作家康德，黑格尔，拉康（Lacan）和克莉斯迪娃（Kristeva）都成为文学研究讨论的话题之一。”新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在求职的时候不了解一些结构主义或者莎士比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帕克先生说“这决不是通过外科手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比生物化学更加复杂的东西，是要从内部整个改变文学研究的DNA。”
另外一个问题是理论的破碎化。理论无处不在，但是没有一个理论是构成整体的部分，更不用说什么构成理论的共识，那个理论处于支配地位等。那些“主义”往往是混合的，交叉的，作为研究工具来用，或者用来从文本中抽取意义，或者只是诱导学生去读这些作品而已。在高雅理论向亲身实践的理论演化过程中，那些被看作死了的作者及其作品重新获得了课堂讨论中的地位。
在2005年现代语言学会会刊即将出版的一期上“理论的终结”一文中，俄克拉何马大学英语教授，《诺顿文学理论》主编雷契（Vincent B. Leitch）说当今框架下的理论至少有五六种不同的定义，每一种都有各自的接受历史和影响。”
但是雷契的定义最密切反映了讲授文学理论的人的观点：“理论被普遍看作工具箱，灵活的，有用的，偶然的工具，以他们的生产性和创新性来判断。”
雷契说这是“实用主义理论”，实行者也不断增多。
比如，帕克先生去年春天给本科生讲授“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时，说和“传统的维多利亚小说课程非常相似，六本小说，包括埃米利勃朗台的《呼啸山庄》，狄更斯的《董贝父子》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西比尔》（Sybil）。小说的选择不是极端的，但是“我对这些材料提出的问题不是传统的文学批评问题。”教授说。“虽然我做的奠基于文学形式，对小说中文学特殊性的敏感性，但是我也对维多利亚小说是关于什么的理论问题感兴趣。”
和西比尔相似，帕克的学生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1848年革命的“关于波兰的演说”，是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节选出来的，作为卡莱尔（Thomas Carlyle）宪章主义的一部分。
对于《董贝父子》，帕克集中探讨的是“如何看待狄更斯使用小说讨论政治问题，可以用别的写作方法。”他说“如果你把那些文章和小说一起阅读，读小说的经验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我在课堂上作的事情。后理论时代，不仅对我，对学生来说也是兴味盎然。”
这样一来，政治并不是挡在经典作品欣赏途中的障碍，而是积极因素。狄更斯时代的政治和当今的时代非常相似，上这个课的学生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接触文学理论。
帕克说“如果你不告诉他们这是理论，他们就不知道这是理论”。但是问题是从理论角度提出的，他们的快乐能够进一步放大通过对著作的批评的关系和迷恋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发生的事情。”
研究生层次的课程从本质上说理论性更强些，但是实用主义和适应性的问题也很突出。
范得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英语教授莱恩恩特林（Lynn Enterline）当她计划研究生课程的时候，倾向于“围绕文本和可能提出的问题组织课程，如果莎士比亚的《泰脱斯•安特洛尼格斯》（Titus Andronicus）属于课程内容，她就要提出诸如德里达或者女权主义心理分析批评家巴巴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和费修珊（Shoshana Felman）的“表现派理论”。
她说“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性别，性，和身体，我倾向于修辞和心理分析的理论。”
范得比尔特英语系的同行在教室里采用了类似的策略，她说，尽管他们的研究兴趣在题目和理论契合方面差异很大。“他们的理论素养都很深，但是他们对理论的选择取决于需要讨论的问题。”
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英语，文学，文化研究教授，《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编辑之一杰弗利威廉斯（Jeffrey J. Williams）说谈到教学，他是个以话题为中心的人。卡耐基梅隆有重视理论的传统，“学生常常找到我抱怨说他们并没有阅读任何文学作品。”
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讲授杂和的课程。比如在最近的课程“关于行业的叙事”中，他就结合了社会学和五六本小说中的关于职业理论，结合医药界的历史讲授安东尼特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索恩医生》（Dr. Thorne）。
冲突和解决办法
编辑《理论帝国》的达芬妮•帕泰，加州大学西班牙语文学副教授威尔卡洛（Will H. Corral）对诺顿之类理论选集及其编纂者所谓的主义接着主义的途径大为不满，人们可能猜测在理论入门课程里或许用得着。
正如几年前葛拉夫（Gerald Graff）评价的，“难怪讲授冲突”比实际上听起来好多了，因为你得做出决定，如何使用宝贵的时间。帕泰女士说“如果你花费所有的时间谈论康拉德是不是种族主义者，你就没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康拉德的作品了”。
但是被指控对学生讲授理论的人并不打算扔掉康拉德或者其他人。加州大学桑塔克鲁斯（Santa Cruz）分校在讨厌理论上并不有名，文学和历史教授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说但是就在这里理论“从来没有在脱离文学作品的情况下讲授，从来没有把理论当作福音书一样对待。”我们讲授的时候做的就是去神秘化。
“每个讲授文学理论概论课的人都要求本科生选择一个专业作为核心，不管是马克思主义，酷儿理论还是别的什么，然后让学生从自己的阅读中发现解释性策略的相关性。
弗吉尼亚大学英语教授莉塔法斯基（Rita Felski）每年都要对70名本科生讲授“当代文学理论”课程。她的课程大纲读起来就像对过去100年来理论的排行榜，又一两处最重大事件的支持者。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种族和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文化研究学派等。
但是法斯基女士的课程“假定学生对这些领域没有背景知识”，即是“具体的理论应用在文学例子中”。她的课程样本从(匈)卢卡奇（Georg Lukacs ）法兰克福派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的《美国杀人狂》（American Psycho）等。德里达可能衰落了，追逐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这个故事中，短篇小说《皮埃尔孟纳：唐吉诃德的作者》（Pierre Menard, Author of the Quixote）
“我怀疑多数本科生理论课和我的相似。”法斯基女士说，有人可能添加一节新历史主义的内容，或者关于对文学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家尼采或者海德格尔。研究生课程可能包含深层的阅读全文理论著作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别的麻烦》（Gender Trouble）福柯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德里达的《Of Grammatology和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在大学调查中笼统的后殖民主义，具体的萨义德的著作，仍然蓬勃有力，广受好评。宾汉顿（Binghamton）的纽约州立大学英语副教授约瑟夫凯斯（Joseph Keith）说“后殖民主义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同事莫尼卡麦塔（Monika Mehta）讲授“全球化和文学文化”，课堂上学生阅读阿兰塔蒂洛伊（Arundhati Roy）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和 and玛嘉•莎塔碧（Marjane Satrapi）的自传，同时批评性阅读全球资本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著作。
同时，加州伯克利分校的英语教授和系主任伊恩邓肯（Ian Duncan）通过电邮说“后殖民主义，国家／跨国，种族的，比较伦理学的研究正蓬勃开展”，新历史主义“不能像２０年前一样享受霸权，虽然我可以公平的说许多人接受了它，并保持了强烈的存在。”
安阿伯（Ann Arbor）的密执安大学英语教授约翰库奇（John Kucich），注意到“最近有一种形式主义的抬头。我认为实行这些的人并不会称自己为理论家，但是有新的兴趣做这些项目关心文本的形式动态，并与更广泛的主题性项目相联系。”
邓肯确认在他的系里存在“活跃的形式主义翅膀”同时老师们有强烈的心态，系里应该对本科生提出形式理论的要求。
写的东西
杜克大学文学教授陶丽•莫伊（Toril Moi）说“我们认为应该进行宽泛的思想训练，意思是学生应该了解一些理论，对吧？”用现实的说法，她注意到理论已经成为文化社会历史对话中的一部分了。
但是对话有个排除任何不能使用理论术语和复杂句子结构的人的糟糕的历史。 确实，莫伊女士所说的理论长期以来都是理论反对者攻击的靶子，也是学术界以外的世界嘲弄的对象。
《理论帝国》重新印刷了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英语和宗教学副教授迈尔斯（D.G. Myers）1999年在《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上批评学术界“糟糕的写作”的文章。他说“我们时代的学术写作表现出对写作风格的漠视，甚至对真理的漠视。”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挑出朱迪斯巴特勒的一句话，开头是这样的“结构主义账户上被看作形成相对同源的社会关系结构的资本的移动，权力关系被不断重复，合并，重新生成的霸权的观点使得结构的思想产生暂时性问题。”
宾汉顿的凯斯先生说“试图筹划安排理解的其他方法是非常困难和有挑战性的。”复杂的概念有时候需要复杂的术语，恶毒攻击理论理论因为“过分困难被用来作为排斥别人而不是邀请参与的策略。”
虽然如此，他在电邮里说“我觉得现在有点返回历史的味道，远离更加纯粹的文本解构的高峰期陷入修辞奇观和沉溺放任。”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历史转向和理论的普遍的退化是否能变为更加可以接近的著作。因为文学在理论课堂上重申自己，学术写作能够摆脱理论的编造和晦涩的术语吗？“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和编辑部主任和《理论帝国》编辑詹尼弗克鲁（Jennifer Crewe）说，看到了很多寄来希望出版的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她说最近在写作风格和表现方式上已经开始返回比较传统的，回归文学本身的倾向，而不再是单纯的理论。”
她说尽管“让人们不再使用术语非常困难，我觉得人们已经得到了这个信息术语必须有助于清除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你思路清晰，表达明白，就可能赢得更多的听众。”
也有迹象显示文学理论家也积极想办法重新定义其理论以便重新和大观点联系起来。
阿曼达的《我们现在争论的方式》现在突出显示，包括其他一些演变，她所看到的超过身份政治强加在上面的限制的推动。“当代理论已经在追求更少限制的第一人称经验的理解。这种经验的表达方式总是超过社会网络。这可以从许多人称赞的伦理学转向看出来，同样也可以从最近的理论形式上看出一种培养的性格特质或者性格学立场属于中间的，如果不是完全理论化的话。”
这不完全是笼统论者的说法，但是担忧伦理学的姿态是和文学理论界圈子以外的人一样的。
在突围扩大范围或者追逐新的目标理论面对失去力量和说服力的风险。雷契在《理论的终结》中提出了理论的最后一个定义“从历史上说是新的，后现代性的文本打破长期的界限，渗透文学批评，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分析，和政治。”他说结果是日益宽泛的文化研究旗帜下的跨学科大杂烩。
卡耐基梅隆大学46岁的威廉斯来自理论最高潮的时代。他这个年龄或更小一点的每个人都在从事文化研究，人人都说自己在搞文化研究。
他指出，这不是你父亲时代的文化研究，比如不是英国人1960年或者1970年代作的开创性的东西。甚至不是任何古典的或者严格智慧意义上的理论，我认为是普遍的做法，但是普遍的做法并不是理论。他看到的行为是“一种笼统地，模糊的文化历史，从文学批评中改编而成，就像文学文化史。我认为这就是许多人在做的事情。”
威廉斯指出因为大学失去资助，人文科学面临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更大的压力，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不是通过说我们做的这个称之为理论的高雅的研究，好像没有人关心的，而是要拿出像工程师的方法一样的有用的东西来。人们或许并不一定喜欢我们对文化上的言论，但是这是非常传统的，对人文科学和文学批评都是证明有效的模式。
所以理论的退化和破碎化可能是个生存的策略，是对新的大学现实的调整适应。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个转变更高贵，是从语言上的花拳绣腿和过时的意识形态转向更具人文关怀的精心策划的一着险棋。
莫伊女士表述这个演化至少是现实的，概念上聪明的。她注意到“采取更宽泛文化视野的倾向”，至少在她的研究生中间，一个新的值得注意的决心。她说“我们不需要成为忠实信徒的知识分子，我看到很多的论文试图改变我们对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后殖民主义或电影的理解。”她说，他们或许志大才疏，但是“这给了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有益健康的感觉。”
文学批评的风云变幻
• 1916：索绪尔以语言是符号（所指和能指）系统的观点产生语言学上的革命。《普通语言学教程》1913年死后出版的书，是他在日内瓦大学讲稿编写的。索绪尔的“符号学”开辟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道路，也为后来的语言学转向标志未来明星的著作文学界的德里达，罗兰巴特，人类学界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心理分析界的拉康（Jacques Lacan）。
• 1941：在《新批评》的论文集里，约翰•克娄•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提出了新批评背后的形式主义原则，强调对文本的封闭型阅读。
• 1957: 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挑战新批评学派强调原型，神话，文本类型在产生文学文本意义上的作用。
• 1963：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许多关于文化研究的著作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霍尔(Stuart Hall)和保罗吉洛伊（Paul Gilroy）等都出自1960和1970年代的该中心。
• 1966：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批评的语言和人的科学”学术会议标志着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美国学界的首次露面。德里达宣读的论文“人文科学文本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是解构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 1968：法国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在１９６８年5月巴黎暴乱背景下宣称“作者已死”的文章。
• 1969：福柯（Michel Foucault）供给文学研究的根本原则，个人产生文本，其文章“作者是什么？”
• 1973：耶鲁学派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出版了“影响的焦虑”，保罗曼（Paul de Man）在“符号学和修辞”中描述怎样解构性阅读。
• 1978：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提出后殖民主义。
• 1979：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 Gubar）“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标志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到来。
• 1982：新实用主义者斯蒂芬奈普（Stephen Knapp）和沃尔特迈克尔（Walter Benn Michaels）在文章“反对理论”中说文学批评的整个领域都被误导了，应该放弃。
• 1986：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现代语言学会主席，美国解构学派的关键人物在学术年会上发表演讲“理论的胜利”
• 1990：酷儿理论到来，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的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 2001：《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第一版出版，2524页，不包括注释和索引。
• 2004：德里达病逝
• 2005：提出现实是幻影的著名观点的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纽约时报说“没有人需要法国的理论”。
【译自：“The Fragment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by Howard, Jennifer,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