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历史重演?

[匈] 阿格妮斯·赫勒

原文选自《历史理论》

维柯正确地评论说，每一种理论都必须从它所涉及问题出现的一个点开始。因此，历史理论必须从大写的历史出现的地方开始；概言之，在18世纪末开始。历史——大写的历史——是现代文明的一个谋划。它表达了这一文明的生活-经验：它的希望与绝望、它的奋斗、它的胜利与失败；它的憎恨与喜爱、怀疑与信仰、尊严与屈辱、紧张与矛盾；它的灾难与克服灾难之能力；它的罪恶与惩罚、英雄主义与卑鄙龌龊、诗歌与散文，以及它们的价值。

“大写的历史”本身因此不是人类之历史。转化为包含过去、当下与未来的人类之历史的“大写的历史”只是我们历史的心理建构，是存在及其历史之现代形式的心理建构。

“当下之过去”与历史之过去之间的区分是非常不固定的。它主要依赖于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兴趣——我们是将一个事件或结构理解为属于我们的当下之过去还是属于历史之过去的理论和实践兴趣。单一事件和偶然事件比制度更快地被转化为“过去的”事件，而制度通常比时期和年代更快地被转化为过去。我主张大写的历史乃是现代文明的心理建构；大写的历史是整个时期的心理建构，在作为这一时期的表达，并因此作为其构成成分的能力的意义上。这就是人们也许会重复这一陈述的原因：大写的历史并不是我们的过去之历史，而是我们当下的过去之历史，并因而是我们的当下之历史。当下总是包含了当下之未来；因此，“大写的历史”在同样的程度上包含了我们的当下之未来。但是大写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未来之历史(对此我们一无所知)，这一陈述并不能得到合理的支持。

作为人类之历史，“大写的历史”(过去、当下和未来)被描述为我们当下的过去之心理建构和我们的当下相对于当下之未来的谋划。作为我们当下之未来的大写的历史包含了并仍然包含着我们对之一无所知的历史之未来的谋划。

因此，正是大写的历史——我们当下的过去和未来——建构和谋划了过去、当下和未来之大写的历史。这曾经是且仍然是历史存在的意识。它是真实意识，因为它表达了其存在-历史，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虚假意识，因为它以历史的过去替代了当下之过去，以历史的未来替代了当下之未来。(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大写的历史的建构和谋划是由那些表达了和表达着历史的现代精神的人们所采取的典型的(康德式)超越(transcensus)。现代的生活-经验认为形而上学的需要从宇宙转向了历史。大写的历史本身即是历史的时代的形而上学。对这种形而上学的精确需要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存在，并且我们无法摆脱这种需要。我们只能反思它。

我把诞生于200年左右之前的大写的历史(这种现代的存在形式)设置为历史的出发点，并且指出，大写的历史的概念表达和共同建构了先前历史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必须不能忘记的是，历史是西欧文明的产物，在其开端处它仅仅包括几个国家。我们地球上的大多数民族生活在其自身的历史中，并且试图在自身中保持。“大写的历史的前进”对他们而言仅仅意味着将要毁灭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军队的前进。在他们那里，他们远不是急于将这种必要性视为他们的“自由”，视为相对于据说其所属的较低历史阶段的发展成果。然而，历史确实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开始将其自身文化理解为世界-历史过程的目标和结果的同样一些民族，以及以武力“教化”其他民族的民族，同时也是首先将全部人类文化理解为平等的人类文化的民族。“野蛮人”和“异教徒”对他们而言变成了公正的利益对象。我们文明的优越感的观念与其自卑感的观念是相伴而生的。卢卡奇正确地描绘了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和库柏(Cooper)都是世界-历史意识首要的文学表达者。

赫勒

大写的历史被理解为现代的生存形式。然而，“现代”是一个极为模糊的表达，为了阐明其内容，必须列举其基本的组成成分，这种成分有三种：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和工业。大写的历史的起源是它的三种成分的发展。至少在这一历史理论的框架内，这三种成分中何种成分推动了其他成分的发展，这一问题必须悬而不决。这一问题遗留给了历史编纂学，并且人们必须假定，完全不同的解释可以被证明为同样正确。历史理论在大写的历史开始出现之处的历史重建开端；即是说，在三种因素相结合的时期：大约相当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工业革命的时期。一经出现之后，社会的基本范畴(用马克思的话说，“存在形式”)就实际上具有了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换言之，他们拥有其趋向于自我展开的自身动力机制。在时代的意识中，正是这一内在逻辑(这种动力机制)被归纳为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的内在逻辑。意识是存在的意识，这就是说，生活-经验被理解为在这同一生活-经验中的共同建构。它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并且是我们生活-经验的构成成分。当我们谈及大写的历史时，我们所表达的正是这一动力机制，并且因此强化了其存在。

社会系统自身范畴(如我们所知，它是“存在形式”)的内在逻辑(动力机制)是每一社会的特征。(这一普遍化的陈述并不意味着重新陷入了历史哲学。我已经提及了诸如“每一社会都在变化”这样的断言乃是陈腐之见，它们本身并不能构成历史哲学。)然而，大写的历史(我们的历史)的内在逻辑与先前历史的各种内在逻辑不同。在历史中，社会的内在逻辑(动力机制)基本上是同质的：它们按照这一逻辑展开或崩溃。由于外在的原因，即使保持其内在机制的展开，它们也可能崩溃(即使当尚未穷尽其可能性时)，但是，这绝不是必然性。然而，现代社会的基本存在形式并不是同质性的。事实上，它们是矛盾性的。在此，内在的并非单一的逻辑——单一的动力机制，而是多种逻辑(动力机制)。现代社会以选择性为标志。这些选择是由这个历史的行动者所承担的。我们经常指出的是，马克思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普遍陈述错失了要点，因为(在马克思的精确意义上)资本主义是被建构为阶级的唯一社会。在我看来，应该予以强调的是另一个区别：现代的(市民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乃是唯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相互冲突的社会政治群体(不仅仅是阶级)可能——通常确实发生——赋形相同社会制度的选择性逻辑。在现代社会中，当下之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下的行动者，因为他们加强了社会的一个与另一个所对立的逻辑，反之亦然。异质性逻辑之间的内在矛盾最终得以“解决”，但只是为了在不同层次上和在不同的亚制度中重现。这恰恰就是现代历史(大写的历史)以否定之否定为特征的原因。

在此，篇幅所限，不允许我们对现代的全部主要矛盾进行分析：在此我只能提示一些基本要点。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自在地具有两种内在逻辑(双重动力机制)的存在形式。它保证了私有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它的逻辑之一就是市场的普遍化，私有财产排他性特征的普遍化，统治与不平等增长的普遍化。与此同时，它确立了个体否定性的，但却平等的自由，由此，它的第二个逻辑即在权力的民主化、平等化和去中心化过程中(人类权力的)自由的展开和实施。同时，工业的发展和增长暗含了在愈来愈广的范围上的第三个逻辑：通过国家资源配置而进行中心化的市场的限制。矛盾的重复“解决”可能趋向于这一或那一逻辑。

社会主义(或者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的不同类型)一方面代表了解决上述矛盾的理论提议；另一方面，它也是推动现代社会的可能逻辑之一进化的一种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同的运动。(更好的说法是：它们推动了其中一些，并排除了其他。)直截了当地说，社会主义属于现代社会：它属于“大写的历史”，因为它赋形了大写的历史的几种可能逻辑之一种。因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和运动)只能与我们的大写的历史，与大写的历史，与我们当下之未来的结束，与世界的结束，与为我们的世界(world-for-us)的结束一起消失。社会主义的结束只能被视作大写的历史的终结；当然，不是作为所有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不是作为人类的终结。

伴随前述而来的就是，把未来的社会主义与作为一个社会的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应该而且能够通过胜利的政治革命或通过一个灾难而突然引入——对比是不可行的。只有当人们像马克思那样假定，工业化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的逻辑组成了唯一的、自在的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并且前者是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并且具有消灭后者的力量，这种结果听起来才是可信的。然而，马克思的假定理论是没有结论的。尽管他把社会主义转型的承担者界定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但他从未将工业化的意识归诸它，而是归诸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意识，这一意识是对市民社会的第二逻辑的表达。因此，社会主义转型的主体意识就是推进市民社会的第二逻辑，而社会的客观矛盾则被定位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如果我们严肃地接受了第一个意见，我们就不能这样来对待第二个意见。并且，如果我们严肃地接受了第一个提议，如我那样，我们就不得不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是一种运动，它推进了与市民社会的第一逻辑相反的第二逻辑。这只能被看作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二逻辑日益变得具有决定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哲学的悲哀是，一种总是宣扬对突然的和整体的转型而言，此地就是时机，宣扬“现在时机已经到来”的哲学，变得完全过时了。时机就是“此地”，并且它“已经到来”，因为它总是此地，且总是存在一个要到来的“此时”。它不仅是“此地”且还未到来的只是当下的“此时”，并且它还是当下的过去的“此地”和“此时”，并且它将是当下之未来的“此地”和“此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乃是大写的历史；因为它的几个逻辑是矛盾的；因为行动者可以按照这些逻辑中的一个或另一个行动；因为结果是他们对替代性的未来有所贡献。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时机是同样的此地”或者是“此时”在所有既定的时刻在相同的程度上到来。在一定的矛盾暂时解决了的阶段(在不同的层次上也再创造出来)，“此时”和“此地”的宣传的动人言辞总是比其他时刻更为强烈，但是它之所以出现仅仅因为它是当下。每一个共同性都必须了解它自己的“此地”和“此时”，因为这个时刻是它的责任，并且不是因为它是唯一的“此地”且已经到来的“此时”的时刻。如果社会主义概念化为结论，如同市民社会第二逻辑的进化(这意味着自由和通过民主化、平等化和权力的去中心化达到的人权的加强)，那么社会主义的转型不意味着单一的“转折点”，而意味着从较少的社会主义向较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意味着从统治的社会向自我管理的社会、向参与民主的社会发展，这个发展并不排除几个转折点的可能性。如我所提及的，这个逻辑只是我们社会的几个逻辑之一，没有任何必然性保证它战胜其他逻辑逐渐获得地盘。让我重复一下：我们只能对未来做出一种真实的陈述(恰恰因为它也是关于当下的陈述)；只要我们的历史存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念，或运动，或二者兼有——就将也存在。

此外，人们应该记住，在20世纪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出现了，它与到此为止所讨论的社会完全不同。这种社会形式现在在苏联基本稳定了(通过尝试和错误)并且近来在某些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也确立了。在这种形式内，不存在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它不包含可能引向或者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这两种相互竞争的社会制度所分享的唯一逻辑(动力机制)是工业化的逻辑，尽管人们甚至还不能猜测在这种新社会中将发展到多远——这里还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它很可能被看作“理性的狡计”，因为正是这种宣称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排除了可能导向社会主义的逻辑。关于这种社会，完整和突兀的转折点(作为政治革命或其他形式)的视角可以被看作重要的建议。在这里，为了解放市民社会及其内在逻辑，国家必须被打破。

为这种新社会的建立和伴随这种建立而摧毁的在我们的历史中合并的价值，而责难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自身(作为一种理念和作为一种运动)，是必须被质疑的片面观点。人们不如说普遍化(大写的历史中迫近的一种趋势)在世界的许多政权中被阻碍了，这些国家的政权与西方国家至少部分地具有不同的历史。市民社会的第二逻辑的动力机制还没有被启动，即使第一逻辑偶然地被“进口”过。但是一定社会主义的理念和运动(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的责任不能被断然否定，因为普遍化的理念已经被社会主义的理念和运动植入到这个新社会肌体中。由于这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朝向普遍化的趋势不再是仅仅被阻碍了，而是被颠覆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被固定化为以自由为假象的非自由。然而，特定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念责任的程度有多大，则是不能由任何历史理论所决定的问题，而是由历史编纂学所详细说明的。但是，下述建议可以合理地做出，即在历史哲学内被转换为独立变量的马克思主义生产范式，为市民社会第一个(尽管是脆弱的)开端的征服充当了意识形态的杠杆。我已经简短地提到过这一事实，即马克思理论地设定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转型的承担者)的意识与市民社会的第一逻辑的和谐：人类解放替代了政治解放。尽管可以对无市场社会模式的可行性提出严肃质疑，但是人们不能怀疑马克思随着国家的消亡市场将消失的预言的欲望。国家所决定的、社会向国家的屈服所决定的市场消亡，在他的理论视域中从未出现过。但是，与历史哲学的紧迫性一致，当马克思归属于生产范式而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建构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时，他也开启了以生产力意识替代市民社会的具体逻辑的道路。生产力意识是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意识，是已经为圣西门所提出的计划的精英意识。马克思可能本来从没有把新的技术治国的精英接受为社会变革的承担者。尽管如此，如果在现代社会基本矛盾可以定位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那么只有一种计划精英可以成为这种转变的承担者。因此，将所有生产力置于掌控中并主张科学地塑造社会的统治精英的确立，可以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而巩固不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即使具有很大的神秘性。

由于在其不同内在逻辑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现代社会的平衡是不稳定的。不稳定性不是这个社会的功能失调，而是它的生命要素之一。根据现代美国人类学(就是说，满足社会紧迫性的个性特征)，“社会特征”也是不稳定的。共同体的连续不断的消失(除家庭之外)——它绝不是市民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的结果——来自于这种增长不稳定性并为这种不稳定性所激发。一切传统都受到了挑战，一切传统生活方式都解体了。《共产党宣言》中所强调描述的“资本的革命化满足效果对这种前所未有的结构变化给出了真实的描述。在本书的框架内对整个革命的复杂性不能进行说明。我们只能简要列举一下它的某些方面。

在意识形式发展的现象学描述中(第一部分第一章)，我对在特殊性中经过反思的一般性的意识进行了简单分析。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我头脑中所想的是历史的前历史的意识。在这一时期，酝酿中的文化的不同方面和价值被一般化为最好的(par excellence)“人类的”；“自由”和“理性”本身的基本构成要素。没有不稳定性归诸这个将要确立的新国家(和社会)——这个新社会被想象为和设计为实现了的稳定性；作为永恒的普遍的真和善的体现，最终完成了。只有在它的三个成分(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被综合起来这一突破之后，不稳定平衡的社会才认识到自身是这样的，并带来了不和谐的效果。“一般人类的”变得被认为是普遍的。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相同观念的动态概念。成为普遍意味着被普遍化了。“普遍的”是一般的，但同时也是尚未一般的，因为它必须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变成一般。普遍是声称要建构人类的一般。它是领队船长(Captain Forward)。在它必须再生产的框架中，稳定的平衡有其限度。不稳定的平衡没有这种限度。它的同一性保存在其非同一中；事实上，它的同一性只能被其非同一性保存。并且恰恰是这个普遍化过程，这个不断的自我超越，这个通过自我超越进行的自我保存，是普遍的进步或普遍的倒退(依赖于我们的观点)。

在不稳定平衡的世界中，命运之剑并未悬在生物们的头上；它存在于相信其无限可能性的行动者手中。拿破仑是世界精神的体现：自我创造的世界产生了代表性的自我创造的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明天可以成为重要人物——是个人还是阶级，这无关紧要。今天有所成就的人，个体或阶级的，明天可以啥也不是。所有这一切不是由于命运的变化无常或全能者的愤怒，而是由于个人或阶级没有能够抓住时机、巨大的机遇。

领队船长是双面的。它的右面反映了世界-剧场的迷人魅力，左面反映了平凡世界的灰尘；右边是丰富性，左边是生活的空洞；右边是对自由的挑战，左边映射了必然性的重负；右边是自我实现的标志，左边是安全性和个性的失落。但是无论我们看哪一面，共同体的失去和限制(包括自我限制)的缺乏遗留下的只有作为衡量人类成就尺度的成功。一些基本价值被普遍化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被剥去了其具体内容。相同价值的再阐释和再定义，以及它们价值的再强化，要求高层次的反思。价值的形式化同时开启了通向各种前启蒙的原教旨主义的复活之路。特殊的非理性主义被具体的价值-理性主义所取代。历史哲学超越善与恶的趋势，事实上深深地根植于大写的历史中，并由历史进行表达。

然而，存在着一些一般的重要价值可以被描述为大写的历史专属的价值。所有它们都属于市民社会的第二逻辑；例如，自由阐释为个性的自由，或平等阐释为同等享有的理性，或公民的勇敢，甚或是所谓的人类行为的“文明性”。这些价值在道德上是有约束力的，并且充当对成功与善的通常的同一化的坚固，但通常并非很有效的反平衡。

不稳定平衡的社会是未来导向的。当下被理解为必须取代、超越和消除的一系列事物：领队船长是朝向未来的，永远不会上岸。未来不仅被设计和概念化为一个不再是当下的世界，而且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当下的世界：它是未知事物。然而，作为未知事物，它动员我们想知道它。未知事物或“将要知道的事物”显然不是一个特殊事件或事业(人类的长期关注)的结果，而是未来自身的结果，是作为冒险的未来的结果。应该知道的不是这个特殊的战争是胜利还是失败，而是未来是否有战争；不是这个特定的人在某个特定的交易中能否管好自己的财富，而是这个人是成为一个富翁还是乞丐。对大写的历史的行动者来说，在过去的历史中被认为是未来的东西不再是未来。曾经有这样的世界，在那里年轻人意欲结婚、生子，承继其父辈的职业：这是他们的未来并且是真实的未来。今天的年轻人，如果面临着相似的前景，他们会说他们根本没有未来，因为“没有任何新东西在他们那里发生”。变化的框架本身必须被改变。前所未有的事物必须发生，因为只有这种不可预见的东西才被接受为真正的未来。新奇的、前所未有的、一切变化的框架的改变捕获了幻想并引起了热情。但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历史，在那里人们很少关心他们自己的和他们世界的在当下的-未来。这还不足为怪。当下的未来被剥离了内容。那些关心它的人变成了空洞的。

我们历史的第四维度是时间。“时间不是一个容器”，黑格尔评论说，在相对论之前很早就挑战了牛顿的时间学说。在其历史哲学中，时间总是第四个维度，因为大写的历史是四维的。并且，恰恰因为时间不再是一个容器(如它曾是的那样)，因为历史是四维的，所有当下之未来——在稳定框架中的未来——失去了其重要性变成了空洞的。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的概念表达了在原初是四维世界中的人类存在，一旦第四维度失去之后的情况。只要时间是一个“容器”，单是当下之未来便建构了人的个性之深度。结果改变之后，它不再能建构这一深度了。

历史哲学以两面的方式来反思其情境。一方面，它认识到“现代世界”不同于所有以前的世界。另一方面，它把现代世界的范畴(“存在形式”)应用于人类的一切历史。我重复一下：没有任何历史哲学把历史理解应用于当下和未来，也许为什么这样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哲学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历史化了人类，因为它们历史化的范畴系统对它们历史化的历史是不合适的，而只适用于在它们所历史化的当下历史背景下的当下的历史。

历史哲学建构了应该并从是中推出应该。历史哲学作为历史意识，既历史化了应该也历史化了是。历史化的应该必须从历史化的是中推出来。这种推理能够做出，如果(1)应该作为大写的历史被理解，作为当下和未来的历史理解，或作为人类与两者的关系理解；(2)是同样也被理解为大写的历史(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历史);以及(3)暂时化的应该被理解为以肯定或否定方式来暂时化的是的结果。(是的发展产生了应该，或者是的发展阻碍了应该。在后一种情况下推理是由是的否定性的暂时化来达到的。)

当然，任何哲学都不能使应该变成复数。类型的最大的让步就是区分不同层次的应该。应该的矛盾的版本是无意义的(它们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大写的历史的)现代社会的动力是矛盾的。实际上这就是它是大写的历史(不稳定的平衡)的原因。但是，因为没有哲学的应该在性质上是复数的，并且因为它必须从是推理出来，没有历史哲学可能虑及了全部现代社会的逻辑，至少不是作为同样重要的逻辑。来自许多逻辑中的一个必须选择出来作为唯一的，或甚至是本质的逻辑。正是这一程序促发了关于历史的未来的真实陈述。未知事物假装为作为可预测的(由于必然性)是已知的现代逻辑的结论。在这个方面，这个逻辑被认为是在灾难还是救赎中终结则是无用的。为了证明我们历史中只有一个逻辑，或者为了保证对“历史的未来”做出真实的陈述，我们的社会只有一个逻辑是本质的，我们的历史的这个单一逻辑在心理上必须转化成整个人类历史的“逻辑”。简言之，(按照价值)被选择为唯一的这个逻辑，必须被证明为唯一的。

人类的历史(尽管有所不同)因此变成了当下历史的前历史，按照当下的逻辑本身来排队和安排，历史哲学家想要证明这个当下的逻辑是决定性的。

正是这一程序被历史理论所拒斥。后者不取消历史主义，而是想要使其成为结论性的。它遇到了历史地反思我们历史的挑战，并提出了关于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的答案。这就是它必须通过重构我们历史的矛盾逻辑来开始的原因。单是这个出发点就具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含义。其中一个含义是大写的历史观念的重新构型。

我们的当下不再是单一文化的当下，而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的当下。在现实中而不仅仅在我们的想象中，它变成了我们人类的当下。现在，“共同性”是住在地球上的一切人的“共同性”。它包含了具有各种过去和各种过去历史的各种文化和各种社会结构。我们都享有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空间。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是靠经济和政治的纽带，而且靠道德责任的纽带。当下的未来依赖于当下的一切社会和文化，无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未来。前面我所描述的作为大写的历史的社会结构自身是许多文化中的一个。如先前我论述的，这个历史具有一系列矛盾的动力，并且至少其中之一可能导向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证据来使我们相信同样的逻辑根植在我们分享共同性的其他文化中，然而如果我们承诺去促使这个特殊的逻辑(潜在的导向社会主义的逻辑)，我们必须意愿与我们分享共同性的一切不同的文化应该发展出相同的逻辑。因此，历史变成了一个谋划，一个人类未来的理念。不用说，对那些所有致力于现代社会的另一个逻辑的人而言，大写的历史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代表了谋划。为了实现我的承诺，我将从市民社会第二逻辑的观点出发代表历史的谋划一方。

以这种方式，历史理论把大写的历史视作从其基本逻辑之一的经过反思的立场出发的谋划。但是，这并不是说——如历史哲学所做的——大写历史是过去所谓大写的历史的必然结果；它也不是断言整个历史“拥有”一个必然引向不稳定平衡社会的单一逻辑。它也不是说人类的未来只能想象为我们文化的继续，尽管应该如此乃是它内在的意图。因此，大写的历史的谋划并不意味着对作为历史的过去的过去的重构。恰恰相反：历史理论拒斥大写的历史的本体论建构。如果大写的历史只是一个谋划，它就不能建构为事实上的发展。

历史哲学总是涉及当下：历史的本体论化是当下的被归诸的意识。它提出警告，承诺权力。历史理论等同于哲学，尽管是不完整的哲学。它在相同的程度上处置当下，但是它意识到了它。这种知晓不过是历史性向其自己的理论提议的应用。它必须说明如果没有在历史哲学中体验的通常的过度决定，它的承诺和警告是什么。

历史理论可以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什么？如果它意识到它对当下的处置，并意识到它是当下的被归诸的意识，它是否能够告诉关于过去的任何事情呢(除了关于当下的过去)？

如果大写的历史理论把大写的历史投射进未来，它必须承认人类的统一性。我必须再次回到对历史意识发展阶段的分析。经过反思的一般性的意识(现在被确定为历史理论)以某种方式变成在特殊性中经过反思的一般性意识，并且其基本信条是人类生而平等和人的天赋理性。但是因为它是作为对我们的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的答案而阐述的，历史理论就必定要历史化这种信条。人类的起源必须被理解为人类的“大写的历史”；大写的历史。

因此，过去的“大写的历史”的建构并没有完全废除。它等同于人类的(homo sapiens)发展和人类的第一个生命宣言。在超过其历史的90%的时间内，所有人类的祖先都会狩猎和群居的。把这种历史看作某种在事实中被分享的事物是合理的。一切人类的能力、动力、情感——推理能力和争取自由的能力——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的。这是并且唯有这才是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共同分享历史的前景的基础；我们可能再次“分享”历史，不是以无意识的形式而是以有意识的形式。只有这种共同起源才能使我们思考市民社会的第一逻辑；指向自由和理性的逻辑也建立了基础，尽管不是以任何历史形成的必然进化的形式，而是以由所有人类的类型所分享的人类的质的形式。

如果这被接受的话，我们可以得出把过去建构为“大写的历史”的整个程序——在本体论上。原初“大写的历史”——无意识地存在的历史：无历史意识的历史——从新石器革命时期划分成了不同的历史，这是一个合理的断言。自在的“大写的历史”是起源。自为的“大写的历史”可能是未来，但是在历史中没有事实上会如此的任何保证。同样在历史中也没有这种保证，即如果情况事实上如此的话，“自为的大写的历史”将遵循这些思想的作者所承诺的市民社会的唯一逻辑。说得粗陋些，无论是起源还是分离的历史都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它们甚至不能保证植根在我们的历史中的社会主义理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持久性。我们最有资格说的就是他们并不排除社会主义理念和社会主义运动，而由于我承诺了后者，我也必须相信很可能会如此。

如果人们以历史(复数的)(除了起源和我们当下的过去)来取代“大写的历史”，历史哲学的整个大厦就坍塌了。

过去的历史无疑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安排”。如已经说明的，历史编纂学——真正处置过去的唯一真正的知识——如果不应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组织原则，就不能应对它的任务。各种历史哲学可能或提出不同的组织原则(与它们特殊的价值体系相一致)，尽管它们根本不一定这样做。然而，人们不能按照它们公认的“内在发展逻辑”“连接”历史形式，通过“必然性”概念的帮助从前一个形式推出后一个形式；人们从其他之中也不能合法地选择一个“世界-历史序列”。“大写的历史”不应该被想象为进步或退步的链条，也不能被理解为永恒重复的链条。因此，“进步的指标”必须消除，正如整个历史过程的共同的“独立变量”必须消除一样。哲学不应该将自身强加给历史。没有一种有力的论证能够使我们相信：一切社会的发展遵循恰恰相同的模式；一切社会中改变的发生是由于在它们之中发展了相同的成分；以及一切社会的崩溃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特定的社会为什么发展以及以何种方式发展，什么是其兴盛和衰亡的基本因素；这些是在每一种情况下由历史编纂学(只有历史编纂学)在有意义的理论的帮助下所解决的问题。

不是把我们自己看作“大写的历史”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大写的历史”看作我们的目的。不是作为一切以前年代的人们被认为的在同一个黑暗隧道中前行的观众——其结局被认为是揭示给我们自己的——我们将第一次把他们思考为被拘禁在不同监狱中的、在不同战场战斗的、在绿洲中偶尔享受某些应得休息的。

我们已经指出，如果历史学家接受了历史哲学作为其“更高的”理论，那么他总是在其研究中纠正它，即使某人应用个人的历史哲学，这一点也是正确的。限制在例证说明一种特殊历史哲学的真理的历史编纂学著作总是过分简单的，并且不能达到类型的期望。历史哲学在建构过去中的真正贡献的原因在于它回答了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存在问题引向了选择并指向对一个特定黑暗之处意义之光束的追寻。这一任务也可以由不同的历史理论来完成。对现代社会的几种逻辑之一强调，理解它的方式，价值与之联系的方式，被阐释了；所有这些都指向这个选择并且可以以与历史哲学的做法(modus operandi)完全相同的方式指向对意义追寻的光束。很显然，包含在导向原则的应用中的普遍化的句子的应用和隐藏的类比以及一切其他程序，都根本不是限于历史哲学中的。在历史哲学出现很久之前，它们就是历史编纂学中的因素了。不存在像称之为“大写的历史”的同质性发展而只存在不同的历史这样的臆断，并未从研究范围中排除类比、对比、类型学的应用。不同文化(社会结构)的产生、繁荣和衰退不能用相同模式来描述，这一声称根本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相似的模式可能在不同的独特的文化中出现或再现。一切社会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决人类共存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人类，是社会的、历史的存在。如果人们宣称在所有社会中，至少在生存的层面上，生产是社会的必要性，人们就不必同时说生产力的发展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是独立的变量。如果人们宣称儿童的生殖和社会化在每个社会中都必须被规范，就不必要求人们说在同样的情况下，家庭的发展贯穿整个历史都是独立变量。如果人们宣称一切社会都以有意义的世界观来表达自己，人们并不是承诺按照在时代精神中的重复变化解释所有的社会。如果人们接受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或宗教领导人在不同文化中所做的贡献，人们并不一定把他们看作最高的历史主体，看作贯穿历史的所有变化的动力。所有这一切也可以应用于集体作者。如果人们做出了这样的普遍的陈述，即“如果权力不受法律制约，政治统治形式将通常会退化为专制”，人们并不一定把这个陈述作为“大写的历史规律”提出来。

在此我必须重新思考前面的陈述，它指出一切历史(历史的过去)都同样地接近人类。在这种表述中，“人类”的观念被阐释为自在的人类。所有历史享有共同的起源，并因而体现了我们人类的不同的可能性；它们同样体现了这个类的一个可能性。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把“大写的历史建构为一个谋划，因此建构为人类自为的理念，我们应该绝不接受——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主题，即一切历史都同样地接近人类。我们对过去的各种历史进行评价的决定性标准是我们所选择的我们社会的逻辑之一的情况，以及我们如何评价它。我们从许多中选择我们的历史(或多个历史)。在与我们的承诺相联系的我们的理论框架内，被选择的这些历史会更为接近人类。

不同的历史理论会选择不同的过去的历史。在下面的论述中，我必须把自己限制在那些历史理论的可能的选择中，这些理论与市民社会的第二逻辑相一致来谋划“大写的历史”,这个市民社会的第二逻辑我认为是社会主义的。

经过反思的一般性的意识历史化了在特殊性中经过反思的一般性意识的基本陈述：即人类生而自由并被赋予理性。所有现代性的哲学都把自由接受为最高价值，尽管它们对这同一个理念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阐释。某些哲学(不是所有的)认为理性是自由的一部分。然而，理性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阐释，基本上说就是或者解释为价值理性或解释为目的理性或者解释为二者兼有。目的理性自身可以被阐释为单纯的工具理性或作为目的理性自身，或者二者兼有。作为经过反思的一般性的被归诸的意识的历史理论，必须接受理性是内在于自由中的。很显然，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每一个逻辑都隐含了在这种或那种世界观中的理性。这就是理性的阐释在自由的阐释中成为决定性的原因。如果“大写的历史”的谋划是与市民社会的第二逻辑一致的、被说明的(激进民主、自我管理的社会等同于社会主义)，价值理性在理性的阐释中必须具有首要性，并且，因此自由的概念必须包含道德承诺。

正因如此，历史的选择必须更倾向于那些与这个谋划更接近的人——至少就他们接受的某些价值来说——而不是其他人。在不同的历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可以强调不同的价值，并且根本的选择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人们可以以最大的个人自由来选择历史；具有最小量的人的受苦的历史；不是由少数人统治的历史。但是，每一种历史理论都必须做出选择；并且没有一种历史理论把从“遥远”到“更近”的时期的导向接受为“大写的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尽管存在着数不胜数的人受苦，为何一个亚洲的专制制度比展示了人的尊严的和平的氏族社会更接近我们的内心呢？前者“更为复杂”，或者它发展了更高的生产力，又或者它是成熟政治结构的标志，难道这就是足够的理由吗？历史理论拒斥以“尽管”为基础的逻辑的论证。完全了解现代社会的矛盾逻辑，它承认只在现代社会中的辩证法。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理论必须完全拒斥倒退和退化的哲学，而只是有条件地拒斥进步的哲学。

下一章我将详细地分析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要强调历史理论并不考虑与前面的文明相比对我们的文明轻蔑对待。因为历史理论采用了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的一个特定逻辑的立场，它必须尖锐地批评植根于它之中的其他逻辑，但是并不选择任何被剥夺了其立场已经被接受的逻辑的其他历史。“大写的历史”的谋划和人类的共同历史(起源)的结构是我们社会的产物、我们历史的产物，正如是历史哲学的产物一样。但是，在一方面它比某些历史哲学更为接近它的出生地的核心问题。如果克尔凯戈尔赞扬与唐·奥大维欧(Don Ottavio)的“渺小”相比较的唐·乔凡尼(Don Giovanni)的伟大，因为唐·奥大维欧不愿意把公正把握在手中，而是使罪犯服从法律，历史理论将不会分享他的赞扬和蔑视。我们社会的任何批评都不应使我们去选择个人复仇而不是合法公正或法律执行，选择群众的饥饿和群众恐怖而不是精致管理。在我的头脑中，我分享C.怀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选择，他提及雅典和耶路撒冷作为我们最为受惠的历史象征。理由很简单：市民社会的第二逻辑(导向我所致力于的那种进化)的“前历史”(具有所有这个概念的必要资格)在这两个历史地点是最可辨认的。这不是一个新的选择。它在我们的历史中重复出现，并且它甚至被几种历史哲学所接受(尽管不是公开宣布的)。这两个历史的选择(也许还有其他的一些)与“直线前进”的文化毫无关系。它们的例证性的特征并不意味着我们文化在过去的2500年或2000年中是“倒退的”。这个选择不是本体论化的。它是一个价值选择，并且也被如此理解。

除了从“大写的历史”谋划的视角所做的历史选择，历史理论也导致历史理论化的一般的和无所不包的标准。自由的价值——它被阐释为个性的自由和每个赋予理性的人的价值理性的承诺——作为不同历史的评价标准发挥功能，并界定了理解一切历史的方式。如果被剥夺了“历史前进”的图景，被剥夺了文化的“直线前进”，或被剥夺了“尽管如此”的论证，为自由的偏见将在为那些被剥夺了自由和曾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偏见中终结。偏见正是为那些受苦最多的人的。如果到达了这一点，到达了为那些受苦最多的人的偏见，历史理论就不再选择了。它是对所有的受苦的偏见。一旦采用了这种方式，一切历史再次同样地接近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