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命运的历史遇合
[法]程抱一/钱林森 　　程抱一先生(Mr．Franrois Cheng)系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资深教授，法籍华人知名学者、杰出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史家，著作甚丰，在海内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1998年是程抱一先生创作的丰收年，他的著作《石涛，生命世界之真味》(Shitao，la saveur du monde)和小说《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分别荣膺法国马尔罗艺术奖和费米娜文学奖。为表彰他对中法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贡献，法国总统特授予他最高荣誉勋章。1999年元月和2月我在巴黎会见抱一先生时，正值他忙于参加国内外学术机构为他举办的各种活动。旧友重逢，百忙中他还是腾出时间和我两次晤谈，内容所及，由其获奖小说《天一言》引发出中法文化、艺术、哲学、思想交融的广泛话题。下面的文字根据我和他两次晤谈的手记整理而成(钱林森，1999年8月26日)。钱林森(以下简称钱)：程先生我们已十几年不见了(程抱一先生插话：我们上次见面是1984年你在巴黎东方语院执教时，已经十五年了)，这十五年中我几次来巴黎想见您都未能如愿，今天见到您非常高兴。近十余年来中法文化交流发展的势头很快，中欧跨文化对话日趋频繁，为适应这种发展势头，为提供中外学者讨论、交流的论坛，中国学人在国内创立了有影响的读物，如上海的《跨文化对话》和北京的《世界汉学》等。前者是由中国文化书院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合办的不定期的双语读物，法文在巴黎出。您是留法学人直接跻身当代法国精英文化之列的、为数不多的杰出学者，是长期致力于中法(中欧)文学和文化对话、成就斐然的身体力行者。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和经验。今年是您在著作上大获丰收的一年，您的小说《天一言》荣膺法国最高文学奖之一费米娜奖，您的另一本著作《石涛，生命世界之真味》获得马尔罗艺术奖。与此同时，您的另一本诗集《双歌》(Double chant)以线装艺术本发行，成为法国读者竞相阅读的“抢手本”，我看法国媒体介绍，这一年是您诗、画、小说全面丰收的一年。您为我们的祖国争了光，成了法国和欧洲文化界的名人，我向您祝贺!程抱一(以下简称程)：谢谢。今年不知怎么回事，都碰在一起了，但这几本书的写作时间都很长，有的确实需要一生的时间，一生的思考和酝酿。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患病卧床，不能行动。这期间许多从国内来的朋友，包括一些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教授来看我，他们跟我谈到他们自己和他们身边的同事在极左的政治运动和“文革”期间所受到的苦难，这些故事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难以平静，加上我自己的生平经验及内心历程，我于是产生了创作冲动，开始构思，尝试用小说的形式表达我对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思考。我那时肠出血，医生诊断，必须开刀抢救，让我卧床休息，我躺在床上口授我的腹稿，由我的法国妻子打出来，再读给我听，修改充实，经过十个春秋与生命搏斗，在开刀前终于写出了初稿。开刀后我活了下来，又继续修改、润色，前后历经十二年，写成了小说《天一言》。小说在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读书界的好评，但我始终未敢奢望，会获得费米娜这样有影响的文学大奖。你大约知道，法国的文学大奖龚古尔、费米娜等，通常总是由GalligraseuiI包揽，即由GaHimad，Grasset和Seuil巴黎三大出版社出的作品轮流瓜分，我这个华裔作者的“新人”(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怎能奢望呢?去年的费米娜小说奖由十二位作家组成评委会，先从全国参评的六百多部小说中预选出三四十部，第二次筛选为十六部，第三次为六部，最后由评委投票决定。这六部小说中有一部是Grasset送评的小说，我的《天一言》也有幸列入其中，不过我不抱奢望。去年11月6日，十二位评委集会投票，我被选中。午间一点法国新闻广播公布，晚间新闻八点半重播，法国人吃惊了，他们向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怎么能把这样一个文学大奖奖给一个远方来的中国人呢?我随即被出版社接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午夜，爱丽舍宫信使给我送来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亲笔贺信。《天一言》出版后，已经买出二十万本，外文翻译版权签约的有七个，各种媒体报导评介的文章，汇在一起厚厚的一大本，平均每天要收到三到五封读者的来信，反响之强烈，是始料未及的。钱：《天一言》写的是艺术家天一的悲剧命运，整部小说以天一青少年时代的苦难与追求，飘泊巴黎的孤独与辛酸，重返故土后所经受的磨难与痛苦这三段人生经历为中心，结合他与浩朗、玉梅之间的生死相依的友谊与爱情的描写，结撰了天一这一代飘泊者文化历险、生命历险的故事，饱含您的血泪真情，读了之后非常感动。我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想到作者您，想到了熊秉明先生及许许多多飘离故乡的飘泊者。在天一身上，无疑投进了您的影子，是吗?从这个意义上，能否说《天一言》就是您的自传体小说呢?程：你说得对，天一身上确实有我的影子。上面提到，国内许多知识界朋友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不公平的遭遇是激起我创作的最初的动因。但是，我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提炼的。展示个人和群体的命运是我创作的初衷。天一的命运也是一代中国知识者的命运。我本人属于二十世纪苦难的中国人，在战难中颠沛流离，受到艰难时代的考验，饱尝东西文化碰撞与交汇所引起的冲击，生命中处处面临无数的挑战，天一形象注进了我的血肉。但，这部小说既不是自传，也不是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的“见证”，而是一部真纯的文学作品。在此，我愿意强调说明一点：此小说情节发生在于1930和1980年之间，所以，不可避免地，其中诸人物之遭遇和客观历史事件有不可解地牵连，然而，请千万注意：不要把这部文学作品和普通那些“亲身经历”的见证性报导或“借题发挥”的政治性评论混同起来。此小说的深层境界是对人类命运及生命意义的探索。在二十世纪社会剧变和文化交错的大背景中，一些定型人物之间所滋生的恋情和激情，由于外界条件所迫，被推到绝域极限，最终突破极限而转化为精神追求。那些绝望的人物——和我们多么亲切!——尝试以更高的交会或倾心的创造去超越“生离死别”，去超越一切人为造成的邪恶和悲剧。钱：我认为，天一的悲剧命运，概括了脚踏东西文化一代中国知识者的命运。不少西方评论家也说，《天一言》是一部充满生命之爱的书，是艺术交汇的书，精神探索的书，这种评价是到位的，它道出了您的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内在原因。您通过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塑造，着重表现的是天一对生命的寻觅，对艺术的追求，对精神的探索。在我看来，您创作《天一言》和天一这个人物，刻意追求的，是形而上的精神思考，是生命根底的挖掘和人类命运的哲学层次的沉思，诸如：有限和无限、永恒与瞬间、圆满与残缺、悲与喜、善与恶、灵与肉、生与死、阴与阳等人类所共有的哲学命运的沉思，从而使这部小说和小说中的主人公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意蕴，具备了哲学的穿透力、超越性。超越通常意义上的“生离死别”的主题、“悲欢离合”的命运描写，超越民族、地区和文化的差异、时空的阻隔，为不同肤色的读者所阅读、欣赏和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天一言》与其说写的是一个东方知识者个人的悲剧命运，不如说写的是一个时代中西方哲学命运的历史遇合。这就是您历经十余载惨淡经营，刻意追求的一种超越性和穿透力，一种艺术魅力。我想，《天一言》之所以如此征服西方读者，大约就在于这种穿透力、这种魅力吧?程：您对《天一言》的这种解读真是理解到作者的初衷，我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确实在自觉地追求一种超越和突破。中国人讲究圆满，讲究完善，讲究和谐，相信天人合一，相信生命的最高最美的境界就是圆满、和谐；西方人关注残缺，注意突破，重视恶的存在，始终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那么和谐，极复杂，毫不犹豫地把人间的残酷昭示出来，耶稣就被活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东西方不同的哲学追求和不同的审美标向所使然。反映到文学艺术的创造上，中国重视圆浑，和谐，追求中和，追求圆浑中而致雄放的境界，就像司空图、钟嵘所倡导的那样；西方追求突破，讲究提升性，如希腊悲剧就具有一种破釜沉舟，另辟天地的突破性。中国许多小说停留在见证性，停留在人情的描写上，当然《红楼梦》例外，缺乏必要的哲学深度。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普鲁斯特就挖得深，但丁、波德莱尔、莎士比亚，也具有提升性，开掘得很深。中国戏剧多数写冤写怨写人生惨烈，有的写到了生命的真处实处，所以感人，有生命力，有的没有。我在创作《天一言》时，融汇了中外文学创作的经验，致力于超越和突破，通过天一大痛大悲的生命绝境的开掘，挖出了人性的真价值，写到了人性的深处和实处，这大约是打动西方读者、受到较高评价的根由。法兰西民族是个热爱文化、热爱真东西的民族。我在一次读者购书签字聚会中，见到一位女读者，她对我说：“您挖出了我们每个读者的灵魂，您把我们心灵深处最亲密、最神秘、最难以传达的部分传达出来了。”她当场挽着我的手哭了起来……。有个深思绝症的读者写信给我，说医生断定，他只能存活数年，他要做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度过自己的余生。他读了《天一言》，为主人公与命运搏斗，向生命的高度攀登的精神深感振奋。他在信中写道：“天一在那样人生大惨痛中，生命几乎陷于绝境，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希冀和追求，他的心还充满幻想，他的生命依然在燃烧!这是怎样一颗高贵的灵魂!您的书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你可以想象，见到这样的读者，读到这样的信，我是怎样的感动啊!钱：当然，这对您来说，对付出心血(甚至是毕生心血)的作者来说，无疑是最高的精神补偿。《天一言》作为中西方哲学精神相交汇的著作，天一作为中法(中西)文化相碰撞、相交融的人物，受到西方读者的喜爱和赞赏是不难理解的，我看，法国人显然是把您的作品视为中法文化相容的珍品和果实而加以接受和欣赏的，所以，著名的法国作家和汉学家克洛德—罗阿读过您的作品这样认为：“吉卜林说过，东方与西方永远也不能相遇，您用自己的行为活生生地驳倒了他的断言。”“以你的翻译与创作，你对法国人民了解中国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虽然法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同的评判角度，但这个事实本身却有力地证明了，您的作品确实揭示出了人类相通的东西，写出了人的共性，而且提到哲学的高度加以思考和审视。读您的小说，明显地感觉到，它凝结了您一生的思考，调动了您一生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您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熟谙西方文化，这在作品中处处表现了出来。比如，您对中国哲学命运、宇宙精神的阐述，对中国诗、画和书法三为一体的艺术精髓的体悟、以及气韵、虚实相协、阴阳相调的中国艺术真谛的体悟，对西方文学、艺术、哲学的深刻了解和把握，以及对法语那种纯熟的驾驭能力，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没有丰富的中外文化的积累，没有对自家文化的热爱、对异域文化的吸收和烛照，是不可能写出这部小说的。我想知道，您是怎样融汇这两种文化精神的?程：我是1948年旅居法国的，在法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我生性酷爱艺术，像天一似的，我也经历了少年时代颠沛流离的战争苦难，青年时代飘零他乡的寂寞。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在异乡一如天际的浮云，无根飘泊，历尽艰辛。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忘记养育我的土地和文化，一部法文小说《天一言》，便是我对我遥远的祖国、遥远的文化深情的呼唤和刻骨铭心的依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在法兰西文化的沃土上，曾进行过艰苦的生命跋涉和精神求索。我所探索的成果得到了世人的承认，获取了如此的殊荣，这首先得归功于生育我的中国土地和文化，也得感谢收养我的法国和文化，法兰西文化，那是我的精神家园!法国人是个祟尚文化的民族，但有偏见。偏见产生于误解，产生于受蒙蔽，一旦发现真东西，就可以克服偏见，表现出真爱来。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受到了深刻的熏陶和启发，渐渐地学会了用包容的精神和中国西方双重的眼光来收纳、审视东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用双重的眼光来观察，不仅可以了解他人的价值和接受标准，而且，还能返观自身，在对方的眼光下作更严格、更明确的价值界定，从而有勇气去掉不正确的部分，去掉旁枝树叶，保留主干。西方人的批判眼光，可以不断更新文明层次的追求。西方人很会欣赏中国的诗和画，他们用分析的眼光来观赏，对生命的感应具有突破性和提升性，往往具有形而上的切肤领会，因而在艺术探求上，总希望达到彼方，不停留在生命境界的此方。他们用分析的眼光，对中国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本质部分有新的发现。他们看到中华民族是个苦难的民族，但不是悲哀的民族。他们在我创作的人物身上看到了，中国人即使被命运推到了绝域极限，仍然怀抱着希望，怀抱着信念。他们从我的作品里，发现到多层次的内涵：从女性的主题到器官性的感觉，从感情的描写到心理分析，从艺术创造的思考到生命的沉思，直至对命运的质疑，这是我从中国人追求圆满和谐，向西方人逼近，追求突破、提升，而得以在小说中表现出的一种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正是我用两种眼光来观察，用包容的精神来收纳他国文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天一言》确实是中法文化相交汇的果实。钱：您能创造出中西方人共享的果实，得益于您有深厚的中外文化根底。您长期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执教，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您用西方结构主义解读中国唐诗的著作《唐诗语言研究》，被法国汉学界誉为“二十世纪法国汉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和美国、日本广泛传播，成为国外汉学界研究和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必读读物。您的关于中国绘画艺术的著作《虚与实》被译成英、德、西、意、罗马尼亚、日、韩、葡等文字，饮誉欧美学界和艺术界，是外国人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和艺术的重要著作。您不仅写诗，也写小说，您驾驭法文文字的能力，得到西方学界的一致称道，您是法籍华人作者中最能熟练运用法语言文化思考和写作的作家。我想问，您是怎样获得这种能力的?程：五十——六十年代我开始学法文，读法国文学，用母语写作、翻译。从1971年起，我因和巴黎Seuil出版社签约，写一部中国诗语言研究的著作，开始用法文写作和思考。1975年写成，1977年正式出版，1979年又在同一出版社出版画评《虚与实》，但这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汉学著作，我不是纯粹的学者，不是经院式的汉学家，桀溺(J-P Dieny)教授、于连(Francois Jullien)教授、我女儿程艾兰(Anne Cheng)教授才是地道的汉学家，他们的著作如程艾兰的《中国思想史》才是真正的汉学著作，我属于开创性的研究者，追求融汇和超越。我的两本著作后来还出了袖珍本，在巴黎文化界几乎是人手一册。我参加西班牙著名画家达别思(Tapies)的鸡尾酒会时，他拉着我说：“您是个神话，因为很少人见过你，但我在世界上旅行，遇见很多艺术家，只要提到你的名字，大家都会心微笑。”七十年代我开始用法文写诗，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出了几本诗集。诗、画和小说，表现的是同一个激情，上乘之作都能抓住生命本质。不过写小说却是我最高的欲望，因为，小说有诗画、理论著作不可替代的容量。《天一言》是我尝试的第一部小说，想不到会取得这么成功，更使我吃惊的，竟然赞美《天一言》法文的“纯净”，其实，我并没有刻意的追求，我只是用最朴实、最真实、最切肤的方式，说出我心中想说的话而已。自从七十年代使用法语写作以来，经过二十余载的磨砺，已经熟练地运用它，驾驭它，以致慢慢地放弃母语写作，这对我来说是“失”，也是“得”，因为法文是十分精粹、高度诗意的文字，用法文写作，使我的所思所感得到相当程度的结晶，以避开花哨的文体，使文字精纯简洁，也有助于我对人类命运、东西方哲学命运的反思。钱：法国许多评论家把您称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信使”，游弋于东西两岸，载运他山之石的“艄公”、“摆渡人”，这是十分贴切的，您不愧为当代中法文化汇通的杰出的“信使”，沟通中西最称职的“艄公”。对此，您有何看法?程：把我说成“信使”和“艄公”，我受之有愧。事实上，我作的全部工作，我一生所做的工作，就是信使和艄公的工作，把法国优秀文化介绍到中国，把中国好的东西带到法国来，把两国的文化精品运过来，运出去，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交流。我翻译过老舍的《骆驼样子》等中国现当代小说，但更多的翻译、诠释中国的古诗，唐诗宋词，这是中国的文学精髓；介绍过中国的绘画、书法等传统艺术，对西方人最具诱惑力的艺术。我还把法国的优秀作家介绍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我翻译、解读过波德莱尔、拉福格、兰波、阿波利奈尔、夏尔和米修等法国诗人的作品(钱插话：您的介绍是国内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必读的资料)。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实践，使我深刻的认识到，翻译是沟通的重要手段，我不能说自己是个“翻译家”，但我体会到，要准确无误地介绍移植文化的本来面貌，不仅要真正精通母语和移植语言，还得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学会用双重的目光来审视，来挑选。钱：据我所知，您在七十年代向法国学生讲解中国古诗、中国绘画时，已经在自觉地运用西方结构主义等方法论来观照了，您那时这门课，很叫座，听的人最多。从您的学术生涯来看，这是您与西方主流文化对接的时期，您已经深深地卷进了结构主义运动，您和当今西方最知名的学者斯特劳斯、福柯、罗兰—巴特和拉康等都有来往，您与他们进行跨文化对话，从中提取当代西方文化精髓。我个人认为这是您学术生涯最辉煌的时期，用您的话说，是“提升”、“突破”的时期。我想知道，您从这些对话中获得了什么?程：七十年代始，我被卷进了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中去，和“四大金刚”对话，试图与当代西方精英对接。我跟其中的拉康、罗兰—巴特和斯特劳斯过从尤密，和拉康的晤谈从未按约定的时间进行，他整日沉溺于思考，一旦头脑中有个什么问题，他就打电话给我，约会探讨。我与外国人交往，有一个不变的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和中国人平等对话。福柯西方中心主义，不能跟东方对话，我认为就低一个层次。克罗岱有那么大的偏见，他也有伟大的地方：跟东方对话。西方许多艺术批评家也跟我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对话是双向的，收益也是双方的。我跟这些大师级的学者对话，从中吸取了西方文化滋养，充实了自己，我学会了用双重的目光来审视西方文化，观察东方文化，在精神领域有一种新的提升。这些大师级的人物也通过我的中介，提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拉康在他主持的著名的讲座里，让所有读精神病学的学生，读我的《虚与实》和《唐诗语言研究》两本著作，要学生思考、分析、讨论。他的精神分析学，也熔铸了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思考。钱：人类正处于新旧交替、世纪之交的时期，您作为从事中西交流而成绩卓著的知名学者，对二十一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何见解和展望？程：二十一世纪中法和中欧文化交流期待着新的突进和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东西方文化对话，正像中外许多有识之士所倡导的。要推进东西方文化对话，一要平等的态度，二要包容的精神，三要开放的胸怀，求同存异，承认差异，保留自己的文化特性。历史上的中国曾被西方人想象为一块封闭得如顽石般的国家，然而，就是在这国土上汇聚着人类所有重要的精神流派：儒家、道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中国其实是有包容的精神和开放的胸怀的。中国是封闭的，也是开放的，她有过对外开放，和异域文化对话的经验。公元六世纪，中国和印度文化相遇，引进佛教文化，用了八个世纪来消化。十九世纪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对话，是在完全不平等、甚至是非常不幸的条件下进行的，毫无信赖，毫无诚意，缺乏互惠的条件。二十一世纪中西方的对话，应有全新的姿态、全新的格局、全新的内容，应在平等互利、突破自我、共存互补的条件下进行。对话的内容应当广泛，就像你们的《跨文化对话》所提倡的，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包括科学、技术、艺术、文学、哲学和所有人类精神领域，在更高的层次上广泛对话，共建二十一世纪人类精神文明。钱：十分感谢您抽出时间和我两次畅谈，我从中得到很多教益。希望您永远健康，在新世纪里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新贡献。程：谢谢!我也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启发。说真的，和您交谈后，我有一种回归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