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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访华侧记

■编者按

  5月21日至31日,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在中国走了一圈。在鲜花、掌声、交流、拥抱之外,这位“桂冠作家”在访问过程中的种种“不靠谱”也着实令接待者手忙脚乱。本文展现的是“个性”层面的帕慕克,对于诺奖美丽的光环、对其作品中体现出的意识,是一个参照。


  ■自我中心的帕慕克

  应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于5月21日至31日来中国访问。而我是帕慕克访华活动日程安排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事先,我们把日程给他过目,并多次征求他的意见,请他对行程安排有什么意见或要求都可以提出来,但他什么要求也没提。联系采访的媒体得知此事都感叹说:帕慕克这么好说话啊,没有什么架子啊。的确,我们几位负责人也曾经一度如此认为。

  然而,大约在帕慕克来访前一周,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他忽然提出不参加5月23日的“帕慕克作品研讨会”。作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我们邀请他来访的主要目的就是与他本人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作品研讨会是我们的重头戏,我们为此已经做了大半年的准备工作并已全部就绪,他怎么能忽然提出来不参加呢!我们副所长陆建德为此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阐述我方立场,希望他参加。帕慕克没作回复,也没再说不参加之类的话。但是23日早晨,在我和同事宗笑飞从饭店接他到研讨会会场的路上,他忽然说,他会“消失”。果然,在研讨会现场,他作了一番大约20分钟的即兴演说之后,撂下我们恭恭敬敬请来的学者、作家,以及众多的听众,“消失”了,现场顿时哗然。有人一再喃喃而语:“他怎么就走了呢,他真的就这么走了?”谁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然而,帕慕克真的就是这样毫不顾及别人感受地扬长而去了!我们为研讨会租来的昂贵的同声翻译设备顿时成为摆设;译员为他一个人把所有发言稿翻译成英文,这其中耗费的大量心血也瞬间付之东流。

  接下来的日子里,帕慕克的自我中心主义暴露得淋漓尽致。24日的日程安排是上午在北大附中演讲,下午在北大演讲。23日下午,帕慕克提出晚餐时间6点太早,不符合他的习惯。我赶紧通知北大有关负责人把晚餐时间改在7点半之后,而其他的活动也得随之更改。北大那边把一切事项重新更改妥当之后不久,帕慕克又提出:还是6点用晚餐吧!他随随便便一句话,给筹备工作带来的又是一番忙乱!而且,23日晚上他忽然提出,24日上午北大附中的演讲要从9点改为10点半,那可是一千多孩子啊,如何去通知?!好在北大附中沉着应对,为早晨8点20分就到校的孩子们放了一场电影,并把与文学社师生的座谈和演讲合二为一。从帕慕克下榻的国际饭店到北大附中路程较远,我们建议9点半出发,以保证10点半能准时到场,但帕慕克讨价还价到9点40分出发。然而,24日早晨9点40分,他并没有准时出现,往房间打电话也没人接,我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快10点时,这位大爷终于出现了,丝毫没有抱歉的表示,也丝毫没有想到有一千多孩子在翘首等待着他的身影光临。

  这时,我已经预感到,目中无人的帕慕克在25日签字售书时大约也不会把他的热心读者们放在眼中。果然,面对已经在西单图书大厦地下室苦苦排队了3个多小时的最后二三十位读者,帕慕克撂挑子拒签了!对读者的愤怒,以及他的出版商世纪文景和我们的恳求置若罔闻,甚至咆哮:若让我签了最后这些读者,我就取消上海的签售!世纪文景的老总施宏俊回答:我们可以取消上海的签售,但你现在必须给最后这些排队的读者把书签了。最后,陪同他来访的基兰·德赛女士出面相劝,他才同意了给最后二三十位读者签名,但每人限签一本。那叫什么签名啊,简直就是鬼画桃符!

鉴于帕慕克的这些表现,我们与他坐下来重新确认上海的签售、游杭州西湖以及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与上海文化界人士的座谈等日程,他都一一首肯了,并且还一再叮咛,游西湖要一艘古香古色的画舫,即使没有空调也没关系。然而,29日在杭州临游西湖之时,帕慕克再次爽约,说不想游西湖了。陪同他在外地游览的我的同事钟志清愤怒了,告诉他我们专门为他包租了一艘画舫,数千元租金已经付了。没想到,帕慕克轻描淡写地说:“小事一桩,回头我把钱补偿给你们就行了。”


  接下来,一到上海,帕慕克又想把经他再次确认过的签字售书和上外的座谈会取消,想撒欢玩儿,但在我方人员的顽强坚持之下,这两项活动总算较为圆满地举办了。

  我不由得想起他对中国某报记者谈起的一件事。诺贝尔奖颁奖晚宴按规定未满18周岁者不能参加,但他未满18周岁的女儿破例被允许参加,为此帕慕克十分得意地说:“他们无法拒绝我!”的确,一句“他们无法拒绝我”,把他因诺奖得主身份而有恃无恐的傲慢而浅薄的心态表露无遗。

  ■争当“第一”的帕慕克

  在帕慕克的访华行程中,绍兴大约是时间最紧张的一天。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车流拥挤的城际道路上,绍兴接待方安排了警车开道。鉴于帕慕克在北京散漫兼傲慢的表现,我一度认为他大约不会喜欢警车开道这种事,没想到,他听到绍兴有警车开道,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连连说:“Thankyou,thankyou”。诺奖得主帕慕克原来是这么爱慕虚荣啊!怪不得,21日下午,走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的帕慕克,在对新航站楼的壮观表示一番感叹之后,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新闻发布会有多少媒体参加?”我回答,大约有50-80家媒体。他那因与我们初次见面而略显矜持的脸上立刻绽开了孩子般灿烂的笑容:“哦,你们弄了个很大的新闻发布会!”怪不得,在新闻发布会上,帕慕克毫不掩饰地大谈他获得诺奖时的兴奋之情。帕慕克还非常在意对他的专访播出时间的长短或是所占版面的多少,稍不如意就给脸色,后来他取消了中国国际电台土耳其语部的采访,理由是:“电台广播又没人看得到我!”

  24日上午,帕慕克一踏进北大附中的演讲大厅,全场一千多学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这时的帕慕克是一脸幸福满足的笑容。我不知道,对他延误出发时间而致迟到,让一千多孩子痴痴等待,在他内心深处是否闪过一丝的歉疚?中午,从北大附中前往北京大学的路上,他问我,下午北大将会有多少学生听他演讲。我一时口误说成:“三千。”他高兴得叫起来:“啊哦,三千?!”我赶紧改正说:“不是,是三百。”他的情绪立马就萎靡下去了。

  不过,当帕慕克后来听到是让他作为世界文学“冠军”在北大的冠军讲坛上演讲,顿时又来了情绪。可以说,帕慕克在北京的三场演讲中,在北大讲坛上最为激情飞扬。当天的晚宴安排在北大勺园七号楼二层贵宾厅。走进一层大厅,电子屏立刻显示出“热烈欢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的中文字样,随行人员翻译给他听了,并说中英文交替显示。电梯到了,我请帕慕克进电梯,但他拿着相机站在原地不动,我有些不解。这时,电子显示屏上显示出英文的“热烈欢迎……”字样,帕慕克立刻亮出他的招牌自拍动作,用相机给他自己和电子显示屏拍了个合影。晚宴时,服务生端上三种白酒,都是中国名酒,让帕慕克挑选。北大的吴志攀教授指着茅台介绍说:

  “Thefirst(第一种)……”话还没说完,帕慕克就迫不及待接口道:“Iwantthefirst,Iwantthefirst(我要第一,我要第一)。”在场的人全都大笑起来。的确,帕慕克是个凡事都争第一的主儿。当晚,帕慕克兴致特别高昂,对处处让他成为“第一”的北大接待人员的签名与合影要求表现出了十分难得的耐心,真的是百签不厌,百照不烦啊!而我们邀请方的工作人员请他签名还得看他的脸色!

■勤奋钻研的帕慕克

  通过他的作品,我们了解到帕慕克在绘画与建筑两个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为此,我们出具公函给故宫博物院,安排帕慕克以特殊身份参观一些普通旅游者看不到的殿堂。22日下午,帕慕克还在武英殿观看了“中国历代绘画艺术珍品展”,听了故宫专家针对几幅画讲了中国南北画派各自的特征之后,帕慕克就能准确说出其他画是南派画法还是北派画法,并指着其中一幅说:“这幅图兼具南北画派特征。”让故宫专家连连称奇。当天下午,帕慕克在故宫流连忘返,直到闭馆。


  25日上午参观雍和宫和孔庙。在雍和宫,他似乎对佛教佛像并不怎么感兴趣,每到一座大殿,他总是先站在大殿外很远的地方观看整体建筑。进到殿堂里,第一个动作往往是抬起头来看顶部建筑结构。但是在**殿里,他冲着黄教领袖宗喀巴的塑像站了很久很久也不动窝儿。我觉得很奇怪,便走近了抬起头看过去。我差点脱口惊呼:啊,宗喀巴塑像上方建筑顶部的藻井里有壁画!当时的我真的是被帕慕克感动了,也深为叹服。

  对孔庙,帕慕克最感兴趣的是大成殿内的建筑结构。一向喜欢自拍而不喜欢让别人给他拍照的帕慕克,把我们陪同人员和几个游人赶到一边,然后他站在空旷的大成殿中央,摆着各种姿势,让基兰·德塞从各个角度给他拍了很多张照片。

  26日上午参观天坛,帕慕克被祈年殿那华美、宏伟、庄严的建筑结构深深吸引,绕着大殿转圈想要进去。在故宫获得过“特殊身份”的帕慕克,发现在天坛作为普通旅游者的他进不去祈年殿内部,便气急败坏起来,我们几位陪同人员赶紧躲得远远的。发了一通脾气之后,他沉静下来,在游人较少的祈年殿北侧埋头奋笔疾书,写了很长时间。站在远处的我和同事宗笑飞,看着这一切,既感动,又有些不落忍,还有些歉意,觉得此时的帕慕克就像是站在游乐园外面而不被允许进去玩的孩子。帕慕克起初对琉璃厂之名大约不太了解。从天坛出来之后,他想去王府井外文书店买书,但因途经琉璃厂,我们建议他还是下车看看,他说:“好吧,看看就走。”我的天,孩子进了游乐园还能看看就走?他把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琉璃厂中国书店里,挑选了大量中国古典绘画图册,全都是沉甸甸的大厚本,其中有《故宫藏历代画像图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画》、《清代宫廷绘画》、《唐伯虎画集》、《中国山水通鉴》、《南京博物馆藏明清花鸟画集》、《南京博物馆藏明代山水画集》、《中国历代山水画》、《中国历代仕女画》、《石涛书画全集》、《明四家画集》、《南宋四家画集》、《五代宋元山水名画》、《元四家画集》等,共计71种,装了六个大纸箱,让书店给他邮运回伊斯坦布尔。

  我发现,帕慕克对现当代中国画并不感兴趣,即使是荣宝斋里的名家之作,而是倾心于中国古典绘画,即使是仿制品。后来,有家画店把他们存放在后室的一批仿古画轴展示给我们看。帕慕克如同阿里巴巴进了四十大盗的宝库,眼睛放着绿光,反复说着一个词儿:“Anymore,anymore(还有吗,还有吗)?”一口气买了20余轴画。图册加画轴共计人民币25000余元,帕慕克把身上带的所有的钱全掏出来也不够付账,便让店员跟随我们一起到饭店取钱。路上,帕慕克说:“别看我今天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书和画,明天我写一本关于这些的小说,轻而易举就把钱捞回来了。”可以说,当天下午诺奖得主帕慕克把他的时间、金钱、情感和创作的未来全交给了琉璃厂。

 由于种种原因,27日下午到颐和园已是3点50分。5点钟是已经定好的新浪网视频现场直播时间,我们被告知4点半之前必须从颐和园出来赶往直播现场,也就是说,帕慕克游览颐和园的时间只有30-40分钟。天哪,我们几乎不敢把这一残酷现实告诉帕慕克。颐和园里,我们可以带着他避开建筑区,只从昆明湖边走马观花往前赶,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带他避开长廊,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他的乐园。果然,一到长廊,帕慕克就脱口而出:“这就是长廊吧。”刚看了没几幅画,帕慕克就说:“这些画已经受到西方画法的侵袭。”颐和园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重建的,时间是在19世纪后期,那时西方绘画在清宫廷中已是一种时尚。我不禁对帕慕克眼光的敏锐深为叹服。实在是没有时间了,我买了本《颐和园长廊图册》塞在帕慕克手里,然后我们连哄带骗、生拉活拽地把恼羞成怒的帕慕克弄出了颐和园。就如同把一个沉浸在游乐园里的孩子强拉出来,然后塞给他一个游乐园的模型。


  帕慕克对从中国经蒙古传入波斯、又传入奥斯曼土耳其的绘画传统深为关注,他来中国仿佛是在追寻奥斯曼绘画的源头。尽管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他提到了中国绘画对波斯细密画的影响,但并未涉及具体实例。我相信,帕慕克的下一部作品倘若涉及绘画,必将会出现中国绘画的具体实例。

  ■无所适从的帕慕克

  21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帕慕克他认为自己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他回答:“Bothofthem(二者都是)。”的确,他身上兼具了东西方人的一些性格特征,比如西亚人的散漫、随意、不守时、不重规则,欧洲人的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和傲慢。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二者都是”,那就是“二者都不是”。帕慕克缺少西亚人最珍贵的一项品质,那就是谦和、友善,也没有西方人的严谨、守时、重规则,更没有对他人的尊重。我的一个同事说他是得了诺奖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言语固然有些刻薄,但也不无道理。

  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帕慕克来说,也许更多的是一种被西方接纳的标志与象征。不少欧洲作家在听到获得诺奖的消息时,往往并不领瑞典文学院的情,而帕慕克却为诺奖得主身份所累。他那自由散漫的性格更适合以一个普通旅游者的身份来华旅行,若以诺奖得主身份被邀请而来就不得不履行义务。然而,帕慕克可以“忍受某些无聊的会议,那些我出于义务或是礼貌而参加的会议”(《别样色彩》),但绝不能忍受他的诺奖得主身份得不到关注。因此,首度访问中国大陆的帕慕克,绝不会选择以普通旅游者身份而来。

  而中国社科院的邀请,更能显示出他身份的重要性。22日上午在中国社科院大厅演讲完之后,当土耳其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时,面对摄像镜头已经说了一段话的帕慕克,忽然停下来,伸手把放在主席台桌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的证书抓过去抱在胸前,说他对此项荣誉感到很荣幸。我相信,那是他的真实心态,因为他很在意这种名分。

  访华行程中帕慕克的确是在努力地“忍受”尽义务,尽管不停地与我们讨价还价,也有因忍受不了而爆发的时候。他曾对我说“来中国是为了享受视觉的盛宴”,但为声名所累他又不得不为尽义务而“工作”。“享受”与“工作”成了帕慕克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无所适从的帕慕克与邀请方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争执皆因此而生。其实,这样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只要诺奖得主帕慕克放下自己的“身份”意识,能够忍受得住没有媒体关注的寂寞;只要邀请方不是把邀请他来做的“工作”局限在演讲和学术交流,而是长远地放在中国文化因素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上。


  帕慕克曾说:“欣赏伊斯坦布尔美景的最佳地点,既不在西岸,也不在东岸,而是在连接东西岸的博斯普鲁斯大桥上。”对此,他向我解释说:“文化上,特别是在文学上,我更是一个西方人。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在我的城市,我更是一个东方人。但我想保持自己的距离。当我说桥上的风景更好时,我的意思是大桥不属于任何大陆。”


  这段话刚好可以和帕慕克说的“二者都是”两相对照。在作品中,帕慕克一直都在追寻土耳其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在生活中,帕慕克也在寻找他自己的身份认同。在作品中,帕慕克认为既不被西方接纳也不被东方认同的土耳其民族“既找不到回头的路,也永远找不到通往新生活的入口”(《黑书》)。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二者都是”或“二者都不是”的帕慕克呢?(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东方室主任、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