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思想片断
......现在，我想再谈谈我对于发展的看法。未来是开放性的，因此我们肩负一个沉重的责任，并且几乎一无所知。我们能够积极地从事什么？我们能否做任何事情，来避免类似发生在远东的那些可怕事件？我所指的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牺牲者、伊朗阿亚图拉（Ayatollah）的牺牲者，苏联在阿富汗造成的牺牲者。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避免这类不堪评述的事件？我们能做些什么吗？能避免任何事件吗？

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我们有许多事可做。我所说的我们，指的是知识分子——对思想感兴趣，所以进行阅读或者写作的人们。我之所以认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起一定作用，只是因为我们已经造成了最可怕的破坏。以一种思想、一门学说、一条理论的名义进行的大灭绝，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即知识分子的发明。假如我们不再煽动人们彼此反对——往往带着最善意的目的——仅仅这一做法本身就足以带来巨大益处。我们完全可能做到这一点。

十诫中最重要的一则是：汝不可杀戮！它几乎包容了道德的全部意义。例如，叔本华正是对这则重要训诫进行拓展，构筑了他的伦理观。叔本华的伦理观言简意赅。它宣称：不要伤害或损害任何人，而要尽力帮助别人。

但是，摩西（Moses）带着十诫石碑初下西奈山后，在宣布十诚之前，发生了什么呢？他发现一种应当以死惩戒的异教——对金牛犊的异教崇拜。于是，他忘记了“汝不可杀戮”的训诫，高声道：

"谁站在主一边？到我这里来！”……“主，即以色列的上帝如是说。你们每个人，把剑取在身边。……杀了你们的兄弟，你们的朋友，以及你们的邻居！”……那天大约有3000人被杀死。（出埃及记32:32）
也许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可以肯定的是这类事例绵延不断，在圣地发生过，然后在西方的这里也出现了，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尤其如此。以维护正教为名进行的宗教迫害堪称一段可怕的历史。之后，尤其在17和18世纪，其他思想主题和信仰——国家、种族或阶级思想；政治或者宗教的异端邪说——相继问世，为迫害、残暴和恐怖正名。

正教和异端思想中孕含着种种小的恶习，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尤其容易沾染的小恶习，比如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卖弄学问、自命不凡等等。它们都是较轻的恶习，程度不及残暴严重。但是，即便残暴也不是与我们知识分子完全无缘。我们在这个方面也插有一手。我们只需要想想那些纳粹博士，他们在奥斯维辛之前就已经在杀戮年老病弱者；或者也不妨想想对犹太问题所谓的“最终解决”。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每每出于懦弱、专横或者骄傲而干下最可怕的事情。正如法国思想家朱利安•邦达（Julien Benda）所言，我们这些对未受教育者承担特殊责任的人乃是思想的叛徒。他指出，我们发明并且散布了民族主义；我们遵循着最愚蠢的风尚；我们喜欢标榜自己，说些晦涩难懂的语言，以便一鸣惊人；我们使用着从黑格尔老师那里学来的人造学者语言，它维系着所有黑格尔主义者。这就是语言的腐朽，也是德语的败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互相竞争。正是这种腐朽使得与知识分子进行理性的对话成为不可能，也正是它阻止我们意识到自己经常说着蠢话，浑水摸鱼。

我们曾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危害。而拥有说、写一切的自由后，我们是否也许已经变得更加负责？

一度，我在提及柏拉图的乌托邦时写过，每个试图在地球上创造天堂的人，带来的都不过是地狱。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对希特勒的地狱都激情满怀。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Karl Gustav Jung）将希特勒的地狱诠释为德国精神的涌现。他生活在瑞士，无须过多忌讳。但是，希特勒死后，他忘记了自己写过的东西，开始谈及在德国精神中深深扎根的邪恶。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制定“大西洋公约”之后，在年轻飞行员们于1940年和1941年不列颠之战中打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世界，这些飞行员们曾九死一生，甚至为我们牺牲生命。自从打败希特勒以来，西欧不再在他的地狱中忍受煎熬，而是在史无前例的最美好、最公平的世界上享受着欧洲和平的天堂。如果斯大林（Stalin）将力量与我们合并，今天我们拥有的——多亏了联合国——将不仅限于欧洲和北大西洋的和平；而且马歇尔计划也本应已在世界范围内实现。

但是就在新的健康体刚刚问世、西方诸事顺利发展之时，巨大的动荡又开始了，知识分子对我们邪恶的时代、社会、文化和我们美丽的世界发出诅咒。各种可怕的说法纷纷涌现，夸大其词地贬斥我们在寻求利润过程中可能导致的邪恶和破坏，尽其可能低毁着一个一度是如此美丽的世界。诚然，所有的生命都面对危险。我认为人终有一死。生命自开始以来，就不免要面对危险，环境亦然。

从我们的太阳系成形之初起，自然科学、技术和工业就赋予了我们改善环境的能力，所有的科学家和技术员都怀着这个目的辛勤工作着。但是，现在他们被冠以毁坏自然的恶名。然而同时，数年以来，美丽的苏黎世湖，以及依傍芝加哥城的大密歇根湖都被悄无声息地安全保存着。在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帮助下，这些湖里的生物得以拯救，维持着太初即有的生命组合。

统治世界实非易事。每种动物、每种植物、每种细菌均影响着某种物种的生长环境。也许我们的影响较过去要大。但是一种新的病毒、一种新的病毒性或细菌性传染病都仍旧能够在几年之内将我们灭绝殆尽。

自然是不易被控制的。民主同样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如我已经提及的，丘吉尔说过，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如果不算所有其他政府形式的话。但是，我想要补充一点丘吉尔没有解释清楚的事情：对政府本身而言，民主远远是最麻烦、最困难的一种形式，因为它使得政府永远处于被推翻的危险中。政府必须向你我呈交一份自我报告。这种做法固然不无益处，却也使政府的工作显得勉为其难。我们组成陪审团，充任陪审官，然而不时得到广泛信奉的、敌视宗教的思想却可能误导我们。黑格尔推出了一贯危险的“时代精神”，即那种质朴的（并且几乎总是愚蠢的）意识形态，将真理转变为谬误，哪怕真理其实就在眼前，这一切误导着我们这些作为陪审团成员的陪审官们。

同我一样，希特勒发现了牢牢扎根于得意洋洋的教授们灵魂深处的思想：世界将被德国精神拯救，德国，德国高于一切，高于一切（原文为德文）。阿道夫相信这种观点，与他持有共同信仰的还有其他许多贫困的年轻人，以及成百万丧命于两场争夺欧洲霸权战争中的德国英勇青年，与之同殒沙场的还有更多数不胜数的勇敢对手们。这些对手们以无上的勇气为维护自由与和平而战，而年轻的德国士兵们为德国的领袖，即他们的最高统帅、大独裁者、元首，也同样浴血奋战。

今天，我们能够，也应当明鉴真相。如同伟大勇敢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希尔（Fritz Fisher）所揭示的，德国的意识形态就是一场幻梦。更干脆地说，它是个骗局；而西方意识形态——尽管它受到各种诋毁，甚至无端凌辱——正是真理所在。自从人类有史以来，欧洲便不断荒废于战乱，终于，西方在这片土地上成功地争取到和平，几乎所有其他西欧人施加过影响的地域情况也同样如此。

但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只在我们的西方世界中寻找邪恶。他们开创一门新的宗教，声称我们的世界是不公平的，难逃灭亡的命运。利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他们开始了教唆，因为他们指望独树一帜，试图显得有根有据。他们不仅成功地颠倒了事实，还颠覆了客观真理。

但是，我不想继续斥责知识分子。我想请求他们承担起对人类、对真理的责任。我们的自由允许他们畅所欲言，甚至将自由世界污蔑为邪恶的世界。那完全是他们的权利，但是那并非真相。散布谎言是不道德的，即便一个人有权如此也不应该。至于危害丘吉尔和罗斯福、战斗英雄们和马歇尔计划取得的伟大成就，那就不仅仅是不道德的问题，而是不负责的行为——我指的是那种挑起对他们的怀疑、颠倒是非的行为。

我想提醒读者，当今的苏联也正开始承认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和平，并且承认更广泛的和平不再是乌托邦的幻想，而是有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集中我们的一切能量，确保这种实现的可能不被有关天堂与地狱的错误言论所破坏。

在西方，我们生活在天堂里；当然，只是一重天罢了，还没有达到七重天。我们的天堂可以得到巨大的改进；我们的世界远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好，尤其是对欧洲而言，所以我们应当停止对它的污蔑或者诽谤。真相是我们对于已经完成的改革不甚满意，但是我们的情况并不会比美国逊色。

我们是怀有良好愿望、善于克制的人。前线双方的士兵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拥有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但是，苏联应当与我们合并力量，这也是一条必要的和平条件。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不仅在欧洲，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梦想。

自二战以来，苏联第一次似乎真的准备合作了！萨哈罗夫这位伟大勇敢却孤军奋战的人物认为，我们不应当信任独裁者戈尔巴乔夫，因为后者势力仍旧过于强大。萨哈罗夫还认为，苏联行将崩溃。但是，我们不应当期待这样一个崩溃，因为它可能给苏联带来巨大困难，对和平也可能造成很大的威胁。它也许会导致军事独裁，即对世界上最庞大（也许不是最优秀的）的陆、海、空三军的独裁。那将毁灭和平的希望。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此人非常熟悉苏联，尽管不及萨哈罗夫——在《纽约书评》一篇主要文章中分析了所有这些危险。但是，他认为，苏联的确希望寻求与西方的合作。苏联人比我们还要清楚何处是天堂，何处为地狱。

为了使这样的合作成为可能，我们应当首先在思想中明确我们已经取得的，以及我们所揭示的，在自由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成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总结经验，在苏联愿意削减武装部队的条件下为他们提供帮助，同时作好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这些可能性是我们能够争取到的。它们需要我们知识分子最终能够看到客观事实，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反复动摇。

我们应当明白，我们一无所知，或者几乎一无所知；也应当明白戈尔巴乔夫同我们一样。为了与和平更接近一步，我们必须放弃许多想法，尤其是单边裁军的想法，因为它对和平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我们应当像蟑螂一样，谨慎地探索前进的道路，努力获知最本质的真理。我们应当停止扮演无所不知的预言家。但是，这意味着我们自身必须作出改变。

（殷杲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