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重批判中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态意蕴——保罗·伯克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评价

王鸽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基地)

本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7辑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保罗.伯克特将研究重点放在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并试图从中挖掘其生态思想。在批判与论战中，伯克特首先追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了卢卡奇与施密特，重释了马克思的自然观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态意蕴。然后，伯克特重点批判了以奥康纳和本顿为代表的第二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两类环境危机理论和生态价值形式理论。最后，伯克特反驳了以阿里尔、罗根和戴利为代表的生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生态批判，总结了《资本论》中的热力学思想，阐述了自然资本批判理论。他的这些理论不仅体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理论转向，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此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解。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左派理论里的一股新思潮，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部分。20世纪90年代末，该思潮的理论发展出现了前后对立的理论观点。美国学者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正处于这种异质性理论发展的时期与位置。他的理论不仅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理论转向，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此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解。伯克特将研究重点放在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并试图从中挖掘其生态思想，以回应对马克思的几种生态批判，即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贬低自然的贡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缺少自然条件维度等。伯克特主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生态经济学，在这三重批判中他回应了对马克思的生态质疑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态意蕴。

一、溯源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

20世纪下半叶一些生态理论家质疑马克思提出的生态观点，其中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二种理论形态的学者。对此，伯克特分析道，他们对马克思进行生态批判的理论渊源来自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端人物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施密特，其理论都呈现出对自然辩证法的排斥，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元分裂。由此造成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很长时间的误读，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只关注社会不重视自然、共产主义社会存在反生态性。

首先对自然辩证法质疑的是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指出了主体能动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反对经济自发总体，强调自觉主体的总体性。在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解上，青年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从而把马克思的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伯克特看来，卢卡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直接影响了后来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解，也导致了西方生态理论家和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生态缺陷。虽然卢卡奇后来在《尾巴主义与辩证法》(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中对《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了自我批评和辩护，但总体理论倾向上依然认同先前对辩证法的理解。对此，伯克特在分析《尾巴主义与辩证法》中指出:“尽管卢卡奇接受客观的自然辩证法，但他实际上仍然否认将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的可能性。后者的否定导致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元论视角，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换言之，卢卡奇承认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是认识自然的物质基础，但我们所获得的所有自然意识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由此，卢卡奇反对以布哈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太适合自然科学的研究。对此，伯克特批判道，卢卡奇忽视了“人及其劳动是自然的一部分”，进而在反对实证主义过程中走向了自然科学实践的唯心主义。由于卢卡奇将辩证法理解为只适用于人类历史上的“主观”现象，不适用于自然的“客观”现象，因此，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和自然过程中，表现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元论态度。换言之，卢卡奇假定自然科学实践不属于辩证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自然科学具有绝对的客观性。这在伯克特看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特别是在生态学领域，产生了悲剧性的影响”。

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在卢卡奇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二元论。法兰克福学派用工具理性批判取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批判，这意味着其在生态批判中所作的努力也沦为了文化主义的形式。这里，伯克特重点批判了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虽然施密特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方面作出了一些贡献，例如，他指出抽象劳动构成了漠视自然的商品交换价值的实质，但是，他的“部分非社会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阐释”导致了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施密特将马克思描述为非社会化工业主义者，并认为马克思所阐述的大自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除了作为工业生产和消费原材料，不会具有任何其他价值。社会主义社会恐怕对自然的统治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强、也更糟糕。施密特的这一观点直接成为后来学者批判马克思共产主义具有反生态性的理论渊源。另外，在施密特看来，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放弃了早期的自然主义，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只注重考察商品的价值形式。对此，伯克特评价道，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的严谨分析反而展现了他“对马克思观点的任意截断和歪曲”。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施密特将马克思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阐释为社会对自然的支配。第二，施密特将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相混淆，其实质是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处理视为一种自然法则。第三，施密特把对自然的非工具性评价都阐释为自然的形而上学化，这严重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

为了进一步反驳卢卡奇和施密特，重新确立自然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伯克特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自然观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态意蕴。伯克特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的自然观。一方面，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自然物质是基础和条件。自然对财富生产的贡献同劳动一样重要。即使是劳动活动本身，也需要依靠劳动力这个自然力。换言之，人的劳动力“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对象”，“马克思把自然产生的使用价值作为人类劳动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来对待”。另一方面，伯克特明确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存在从自然条件中分离并不意味着人的生产与自然物质之间的脱离，马克思真正的含义应该是人类的财富生产逐渐从自然中获得独立自治。由于自然和劳动在财富生产中共同发挥着作用，因此生产的自然要求和限制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直接由自然给予，而是由生产的社会关系所塑造。为更进一步说明，伯克特分析了劳动的自然基础，包括剩余劳动、劳动过程和劳动力。首先，关于剩余劳动，伯克特将其区分为一般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一般剩余劳动是指“超过劳动和生产劳动阶级现有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包括生产必要的生产资料所需的劳动)”。一般剩余劳动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自然基础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最首要的生活资料是否能够过剩。剩余价值则指的是“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在伯克特看来，马克思一直强调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提供的基本生活资料。可以说，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初始条件，这个自然基础会持续决定着剩余价值的数量，从而决定着资本积累的速度。其次，关于劳动过程，伯克特将其分为一般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伯克特强调，马克思所说的一般人类劳动过程对自然条件具有依赖性，而马克思对自然条件的理解应该是普遍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考虑到马克思使用经济范畴的顺序，伯克特分析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包含生态调节劳动，因为劳动与生产是非同一性的。最后，关于劳动力，伯克特指出，劳动一直被认为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新陈代谢的必要组成部分。人类生产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和自然物质特征共同构成的。从而，人的劳动和劳动力具有社会力和自然力的双重属性。劳动是社会中的劳动，也是人类展现自我的自然力量的过程，而劳动力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且在本质上是有生命的自然力量。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态意蕴，伯克特强调其并不是马克思直接讨论的主题。然而，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施密特所认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延伸。对此，伯克特反驳道，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和消费上是定性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以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的社会分离为前提，其目标是资本积累和价值扩张。共产主义社会则实行联合生产，工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消费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方式进行了定性批判。资本家为了销售商品而刺激工人消费，因而资本主义下的消费关系是极度商业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消费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消费数量的增长，而是在质量上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伯克特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理论家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之处在于“忽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定性批判和阶级关系批判”。依据伯克特的理解，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以牺牲大自然为代价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而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上采用联合生产。资本主义生态冲突需依靠集体解决，即工人社区对生产条件自我管理的共同生产。只有将自然财富置于公共占有和管理之中，才能应对资本对自然和劳动的剥削。二是政治上实施共有财产制度。非异化的共有财产制度指的是合作和共同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这种更发达的共同占有形式将有助于个人发展和对自然的生态管理，进而达成人与自然和自身的和解。三是文化上树立生态伦理观念。共产主义社会将增加工人的自由时间以学习生态知识，并鼓励工人在生产实践中应用生态知识。加强对生产者的生态伦理教育，以维持人类对生产的生态健全管理。

综上所述，针对青年卢卡奇历史本体论开创了对自然辩证法的质疑传统，伯克特重新阐释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然，并试图构建超越二元论与一元论的生态辩证法。这里，在我看来，伯克特强调自然与社会的协同进化具有一定合理性，也有力地反驳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观点，但构建自然界亲生态社会化却有理论倒退回施密特的嫌疑。在阐述马克思的自然观时，伯克特指出，财富是由自然和劳动共同作用形成，这一点符合马克思的原初语意。以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为重点分析对象，伯克特区分了跨历史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对劳动和生产的贡献。可以说，这种理论努力对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态思想具有一定理论意义，也开启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的理论转向，即转向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方法。

二、主体批判：第二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20世纪80、9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二种理论形态的学者们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并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生态质疑。以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泰德·本顿(Ted Benton)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第二代学者，试图用绿色理论来弥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缺陷。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批判缺少对自然和生产条件中的自然条件的深入分析，因此，他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双重矛盾”理论，以期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有效的客观批判。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已经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转而凸显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这意味着，“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会分别导致两种类型的生态危机，这两类生态危机相互并存。由于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作用，生态危机还会反过来引发经济危机。对此，伯克特评论道，奥康纳“双重矛盾”理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曾经占据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格局，影响着甚至误导着众多学者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解。

为了打破奥康纳的“双重矛盾”理论格局，伯克特首先指出了奥康纳理论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奥康纳直接人为地将生产条件与第一重矛盾分开，但事实上，他认为第一重矛盾的产生与剥削率上升密切相关，由此又怎么能与生产条件分开呢?关于第二重矛盾，伯克特认为，“资本利用自然和社会条件造成的‘外部成本》上升是否需要转化为资本整体的盈利问题”需要进一步商榷。总之，奥康纳的矛盾二分法是不恰当的、有问题的。他所说的双重矛盾应该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表征或症状。如果将这两重矛盾的内在一致性进行统一，就会发现改革派的绿色资本主义的展望是有局限性的。紧接着，伯克特阐述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生态危机的理解。依伯克特所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的分析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会形成全面历史危机的局面，这些危机都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所决定的。由此，伯克特总结道，资本主义的历史危机是根本矛盾激化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人格化的社会生产条件与真正的生产者之间的异化”。环境危机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危机里的一部分，也将成为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时的潜在推动力量。更进一步地，伯克特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条件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是相互冲突的。因此，有必要区分“两类环境危机”，即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和人类发展条件普遍恶化的环境危机。尽管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两类环境危机之间有质的区别，后者不一定就是前者。

本顿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和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经常被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绿色理论家引用，其文章影响力较大。本顿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自然条件限度的历史特殊性，这一点得到了伯克特的赞同。然而，本顿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作的生态批判却遭到伯克特的驳斥。依据本顿的指控，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是从自然稀缺对生产的所有物质影响中抽象出来。价值如果是一个社会范畴，那么价值就不可能是一个物质范畴。由此他把价值与使用价值割裂开来，使价值非物质化，也就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因素与社会因素分开。此处，在伯克特看来，本顿对马克思的解读存在“粗糙的唯物主义”与“社会/物质二分法”的方法论问题，其问题根源在于本顿将马尔萨斯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理论预设。伯克特进一步分析指出，本顿的价值非物质化还体现在他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分析上。依本顿所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再生产理论的分析主要是论述价值方面，因为价值的生产和流通可以从物质中分离出来。对此，伯克特批判道，“本顿的社会/物质二分法使他无法认识到，马克思第二卷图式的全部动机是同时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角度研究再生产”。在伯克特与本顿的一系列论战中，本顿反驳道，伯克特对他的文章内容存在误解。他一直致力于超越二元论思维，且不是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他虽然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可马尔萨斯。依本顿的判断，除了误解，他与伯克特之间主要存在以下几点理论分歧。一是马克思是不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者。二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否将劳动者的生产与再生产同化为生产其消费资料过程。三是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叙述是否忽视了自然条件限制。对此，伯克特作了一个说明，他并不是假设马克思是绝对正确的。马克思的价值分析可以为我们今天解决生态问题提供分析方法。由此出发，伯克特提出了生态价值形式理论，将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伯克特首先厘清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屈从于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共同在价值之下处于从属关系。交换价值是商品价值的一种体现形式。商品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财富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其自然物质基础之间的矛盾。由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成了“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与“自然形式”(或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其次，伯克特指出，商品的自然属性(使用价值)与社会属性(交换价值)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与自然之间同样存在矛盾，这也是生态价值形式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析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下不同的价值形式与自然之间存在不同的具体矛盾。所有商品都具有价值，它们在质量上同一、数量上不等。然而，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即价值的同质性与商品使用价值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个交换过程中，货币作为价值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成为必然趋势。货币本身的使用价值就是代表价值的载体，它是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在社会上货币强化了价值从自然和物质财富中抽象出来的形式，货币直接从自然的质的多样性、相互联系性、环境差异性、生态多样性中抽象简化出来，形成资本主义财富的本质和来源。只要价值和货币始终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资本积累仍是其目标，那么货币对自然的抽象同质化和扁平化的趋势就不可避免。价值与自然矛盾的另一种具体形式是，货币资本积累在数量上是无限的，然而，使用价值和自然物质却是有限的。“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形式所蕴含的无限扩张倾向，与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的一切限制因素相矛盾”，由此，资本为了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扩张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一切限制性因素相对抗，结果造成生态危机问题。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价值的普遍性、同质性和无限可分与自然的特殊性、多样性和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将一直存在。

综上所述，奥康纳与伯克特的区别在于，奥康纳把生态问题绕回到经济问题之中，而伯克特则将生态问题放置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之中，进而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以我的见解，伯克特从社会历史的角度阐述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生态危机，这一点比奥康纳更深刻。需要注意的是，伯克特用资本主义社会两类环境危机理论来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似乎过于凸显生态批判的变革作用。值得肯定的是，伯克特在与本顿等人的论战中提出生态价值形式理论，有助于结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第二代与第三代学者之间的争论，即马克思是否具有生态思想、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是否具有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伯克特从生态维度阐释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力地反驳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生态缺陷的观点，也极大地引领了21世纪西方左派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生态思想的理解。

三、延伸批判：西方生态经济学

伯克特在批判奥康纳时发现，奥康纳引用了很多生态经济学家的观点来佐证自己对马克思存在生态缺陷的理解，例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和琼·马丁内斯-阿里尔(Joan Martinez-Alier)等人。这实质上说明了奥康纳认可他们对马克思的生态批判，且他们的观点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一直影响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与此同时，奥康纳的“双重矛盾”理论也阻碍了生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对话，削弱了他将绿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缝合的效果。鉴于此，伯克特觉得有必要回应生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生态批判，以展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对生态经济学作出实质贡献。

生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生态批判主要集中在《资本论》中，尤其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忽视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对马克思生态思想产生这一误解的起因是波多林斯基事件。阿里尔和纳雷多(J.M.Naredo)是较早关于波多林斯基事件的讲述者，然而，他们歪曲的叙述和解释成了后来对马克思恩格斯热力学和生态学方面批判的根源。他们关于这一事件的解释如下。

19世纪80年代初，波多林斯基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类劳动能量分析的文章。在他的理论研究中，他以能量学来分析人类劳动和经济过程，以及尝试将某些热力学因素引入到社会主义理论中。此外，他也试图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补充新的内容，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热力学第一定律相协调。波多林斯基主动联系了马克思，希望获得马克思的意见和赞同。然而，马克思对波多林斯基的观点并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恩格斯则对波多林斯基的研究草率地进行了批判和驳斥。在阿里尔看来，马克思的沉默代表了同意恩格斯对波多林斯基的拒绝和批判，由此推断，马克思恩格斯忽视热力学问题、缺乏生态思想。阿里尔和纳雷多对这一事件的解释逐渐形成广泛的影响，不少生态经济学家因此批判马克思主义存在生态缺陷。后来，奥康纳根据阿里尔的叙述附和地说，马克思对波多林斯基充耳不闻。针对以上叙述，伯克特和福斯特提出了质疑，基于文献重新考察了波多林斯基事件的来龙去脉。

根据伯克特和福斯特的研究结果，在1880—1883年之间波多林斯基的研究以四种不同的语言发表，并且四个版本的内容存在显著差异。马克思看到的是内容最少的法文版手稿，恩格斯评论的是内容稍多的意大利语版本，阿里尔和纳雷多阅读的是内容最多的德文版本。由此可见，传统解释所声称的波多林斯基文章里适应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部分，很可能没有出现在马克思阅读的版本中。此外，马克思认真地阅读了波多林斯基的著作，并批判性地分析了他的理论。其论据是马克思生前未公开的关于波多林斯基的笔记。恩格斯的评论则没有像阿里尔等人所说的那样简单拒绝波多林斯基的观点，而是认真阅读和批判性分析了波多林斯基的人类劳动能量还原论。恩格斯的评论具有合理性。其实，波多林斯基的理论无法构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能量基础。接下来，伯克特和福斯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热力学思想。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很感兴趣，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其中包括热力学。马克思将热力学引入其政治经济学，构成其理论深层结构里的一部分。首先，伯克特和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热力学思想中最重要的是新陈代谢—能量分析方法。这表现为马克思在物质—能量意义上与经济价值分析关系上使用了劳动力概念，也表现为劳动力定义的另一种翻译上，即“劳动力本身就是通过营养物质转移到人体有机体中的能量”。劳动力的维持需要能量摄入，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就等同于工人及其家庭消费的商品的价值。劳动力价值存在最低限度，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工人健康的数值范围。由此马克思拒绝波多林斯基将活着的工人看作是蒸汽机。其次，根据伯克特和福斯特的理解，马克思采用能量收入和支出方法来分析剩余价值，这完全符合热力学。剩余价值主要源于劳动力的特殊使用价值。资本主义延长工作日时间就是延长到劳动力新陈代谢—能量极限上，甚至超出能量极限。此时，剩余劳动不断被资本榨取。其三，伯克特和福斯特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热力学思想还体现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论述，这主要集中在“机器和大工业”的分析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过程的描述采用了机器系统的模型。机器生产是一种力从整个系统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的过程，机器利用这些力对劳动对象进行改造。这整个过程涉及了能量守恒和能量传递机制的理论。这里，伯克特和福斯特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对机械的物理磨损和摩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业化时能够避免能量还原论的原因。

生态经济学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较大，整体理论倾向于市场思维模式。具体典型的例证便是处于生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然资本”概念。很多对马克思进行生态批判的理论家在寻找替代理论或弥补马克思“生态缺陷”时，都或多或少地受自然市场化、货币化的思维模式影响而走向自然资本。因此，伯克特认为，需从马克思主义视角重新评价和批判自然资本，进而批判绿色资本主义道路。自然资本概念最早来源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然而其发展却是在生态经济学之中。自然资本概念被引入生态经济学时，受到了一部分生态经济学家的支持，同样也受到了另一部分的反对。以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和罗伯特·科斯坦扎(Robert Costanza)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将自然称之为资本是合情合理的，只是需要将它重新界定，并且与不太自然的资本形式区别开来，自然资本的不同部分(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本)也要区别出来。对于自然资本的存量问题，它必须与收入、投资、折旧等流动概念相关。以施密特·卜来柯(Schmidt Bleek)、亨特伯格(Hinterberger)和古泰斯(Gutés)为代表的反对者认为，自然资本具有反生态特性。自然的使用价值不可以概念化为聚集的存量，因而他们反对将自然货币化、市场化，反对把自然当作是生产性资产的总存量和利用市场对自然进行估价。如果把自然作为一种资本资产的隐喻，实际上是在降低生态环境的自然变化特征，加剧货币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自然环境的退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资产损耗或贬值的问题，而是涉及复杂的生态系统被破坏问题。以上对自然资本的抵制和批判，在伯克特看来，没有根植于生产关系，从而他们“对自然资本的批判具有一种历史的肤浅性”。言下之意，伯克特认为，对自然资本最有效地批判应该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因为社会关系在生产中最后塑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了阶级关系分析和社会关系分析，能够为自然资本的分析批判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一方面，从阶级关系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雇佣劳动的阶级关系之下，劳动力和自然条件都被当作独立的资本资产，包括自然的商品化、资本化。这是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层面上的一个基本条件和矛盾。以马克思主义视角来分析，自然资本理论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是一种错误。我们应该联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来分析，把它看作资本主义对劳动和自然的异化和剥削的分析具体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和自然都变成了相互分离的和为生产赚取利润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下劳动者与必要生产条件分离的结果是广泛形成市场交换和货币估值。而市场交换和货币估值具有反生态特性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一特殊的核心生产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功能性要求。由雇佣劳动关系所形成的图景是，劳动力和自然条件成为剥削的对象以满足资本积累。由此，生态经济学家所说的可能成为关键自然资本的要素之间会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自然资本也将会成为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系统和环境的原因，可持续性资本主义终将成为一句空话。总之，伯克特总结道，“马克思主义真正要做的是克服以生态经济学中自然资本之争为代表的物质—社会二元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既反对亲自然资本的抽象物质理想，也不赞同反自然资本的抽象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分析批判框架，以实现对自然资本的理论解构。

综上所述，为了反驳生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生态批判，伯克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热力学思想，这对于我们从生态专题性微观视域来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理论意义。伯克特通过批判生态经济学家的观点，来建立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之间的对话。在理论对话和阐述中，伯克特注重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如历史性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关系分析方法等，这一点值得赞扬。然而，不足之处在于伯克特所理解的历史性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定历史，这一点与卢卡奇具有相似性。在批判绿色资本主义道路时，伯克特并没有找到阶级对抗的实质主体，其生态实践缺少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