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第二部分《大繁荣》第十二章　经济过热（作者：（英）P•阿姆斯特朗，A•格林　J•哈里逊；史敏、张迪恳等译。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1.7）

　　与意大利稳定地逐步形成的情况不同，法国在1968年5—6月间的总罢工是完全出人意料的。
　　1968年3月22日南特莱大学的学生在占领高等教育机关时创立了“三•二二运动”组织。这个新的组织联合了原先分散的左翼学生。5月2日，校长不定期地关闭了南特莱大学，并且说：“在教职工中有一种奇怪的气氛……一种非常近乎战争的精神变态。”（波士南，第64页）共产党的领导人马歇则用以下的说法来谴责学生，“南特莱和任何其它地方徒劳的假革命者，他们丝毫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现实。”（同上引著作）当局明显地感到不大乐观。他们命令500名防暴警察包围了这幢建筑。
　　第二天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的院长召唤警察来到一个抗议关闭南特莱大学的学生集会。防暴警察发射了催泪瓦斯并且逮捕了600名学生。巴黎大学的神学院及科学系被关闭了。大学教师全国联合会号召举行抗议罢工。
　　5月6日，防暴警察冲散了在巴黎举行的有6万名学生和教师参加的有力示威。700多名示威者在医院接受了治疗。学生竖起了路障，罢课开始扩展到全国的大学和高等学校。第二个最大的工会联盟（CFDT）支持学生的示威。而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联盟（CGT）却不支持学生。第二天，共产党谴责示威是受纵容的冒险者的行动。
　　5月8日，马赛学生的示威有许多工人参加。第二天，迪戎的共产党工会违抗上级的指示，支持了学生的示威。
　　5月10日（星期五），学生占领了巴黎的拉丁区并建起60处路障。防暴警察发动了进攻，据报道还强奸了街上的一些妇女。巴黎30个高等学校中有20个举行了罢课，全国有350多个高等学校被占领。工会联盟号召在5月13日举行总罢工以抗议政府的镇压。
　　罢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示威是战后以来最大的示威。共产党工会试图隔开工人与学生的分遣队，但失败了。防暴警察从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撤离后，学生随即占领了大楼，张挂出许多红旗，并在一个屏障上写着“欢迎劳动者和工人来和大学生一起讨论共同的问题”。这个地方就成为这次运动的总部和橱窗。学生行动委员会开始协调示威并与工人组织接触，很快就与雷诺、雪铁龙、法兰西航空公司、隆尼—波兰斯以及巴黎地铁工人建立了联系。
　　5月14日，南特市萨特飞机工厂的工人把厂长锁在办公室里并且占领了工厂。广播工人投票决定罢工以抗议关于事件的新闻报道。到这天晚上，几乎所有大学都被占领或在罢课中，许多医院也是这样。
　　5月15日，非共产党的工会联盟（CFDT）的领导人在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与学生站在同一立场上。乔治•蓬皮杜总理说：“偏激集团（类似于‘狂热极端分子’这一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用来形容极左派的名词）正在鼓励扩大以破坏社会为目标的混乱……”。学生们采用了这样的口号，“我们愈来愈狂热了”。那时，所有的雷诺工厂都被占领了，学生和工人在雷诺工厂和萨特飞机工厂举行联席会议以计划未来的行动。共产党工会很快失去了对其甚至是最忠诚的下属工厂的控制。
　　5月17日，全部空中交通中止了，邮局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许多被占领的工厂正在组织托儿所和讨论其他有关当地居民的事项。罗列—大西洋区的分配系统完全垮了。学生、工人、农民组成了联合委员会来组织供应。警察工会警告说它的会员也正在接近于罢工。学生开始了从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到雷诺工厂的穿越巴黎的“长征”。尽管共产党工会反对，他们还是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演员工会也要求获得民主决定演出什么节目的权利。法国的制片工人团结一致地搅散了戛纳电影节。电台记者接管了新闻公报。非共产党的工会联盟（CFDT）号召工业的民主化。
　　政府建立了保卫共和国委员会。极右翼集团愿意给予支持，其交换条件是释放监禁中的右翼分子萨兰将军。一次公众的民意测验表明，55%的人支持学生，60%的人赞成建立“新社会”。
　　5月19日，社会党领袖孟代斯•弗朗斯要求政府辞职。戴高乐宣称：“改革者，行！社会渣滓（无法翻译的军人粗话），不行”。而学生们则采用“这种人，就是他！”的口号。罢工已席卷所有运输、国营工厂、冶金、银行及公共服务部门。
　　第二天，全部矿场和港口都关闭了。米歇林和匹乔特的工人罢工了，雪铁龙的非工会工人占领了工厂。共产党工会的书记塞古宣称，他对诸如“工人控制”这种无聊的想法和“社会改革及其它发明”都不关心。相反，“彻底地干意味着工资的总的增长，有保障的就业，较早的退休年龄，减少工作时数而不少付工资，以及保卫和扩大工会在工厂的权利。”然而，共产党工会的技术人员分部还是出来支持了学生和工人的控制。
　　5月21日，1000万工人举行罢工。雇主协会的总部也被占领了。年轻的地方法官组织了协会并投票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政府则收回了独立的广播电台使用的设施。
　　5月24日，警察所遭到洗劫，股票交易所被烧着了，警察袭击了旁观者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发生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示威。右翼报纸《费加罗报》的工人拒绝印刷社会学家雷蒙特•艾隆所写的一篇文章，除非他“更为尊重事实”。
　　第二天，政府开始与工会领导人谈判。社会党的弗朗西斯•密特朗要求举行选举。5月26日左翼在迪戎市的地方选举中得票大大增加。
　　5月27日，政府、雇主和共产党及非共产党的两大工会签定了“格林纳尔协议”。协议包括：全面增加工资10%，增加最低工资，稍为减少工作时数，有限地扩大工会权利。全国上下的工厂集会都争论这项协议并且有压倒多数的人拒绝这项协议。罗列—大西洋公司的工会脱离了工会联盟，并宣称：“这场斗争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非共产党的全国工会随即拒绝签署这项协议并号召加强罢工运动。
　　政府中断了石油分配，保卫共和国委员会开始分发武器。戴高乐离开法国到巴登—巴登与法军司令马瑟将军协商。马瑟同意在释放萨兰将军的条件下，军队将支持任何合法政府，但不公开介入，除非共产党号召举行暴动。在关于当时这些很少为人所知的讨论的报道中，《经济学家》杂志警告说，“危险在于某些尚不为人知的军官干预一些地区总部的事务，他们将决定什么是他们能够容忍的限度。”（1968年6月1日）
　　同时，共产党人拒绝支持左派所要求的以孟代斯•弗朗斯为首的过渡政府，原因是他与新的运动结合得太紧密了。国家新闻署和主要的出版社罢工了。罢工运动达到了高峰。
　　5月30日，亲戴高乐派得到了汽油供应，用以精细地组织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仅在巴黎就有100万人）。口号包括“从科恩•本迪特（一德籍犹太人学生领袖）到大乔”。右翼集团向左翼示威者开了火。戴高乐解散了国民议会，宣布于6月23日及6月30日举行选举，并组成了一个与过去的情况类似的新政府。
　　在大部分工厂开始了谈判。共产党工会答应尊重达成的任何协议。一个沮丧的雷诺厂的工人记述，“在我看来我们似已接近于某种新的东西。”是接近了，但还不是十分接近。6月7日，防暴警察经过激战占领了在弗林的雷诺工厂。两天后，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极端派海外移民领袖乔治•毕道特回到了法国。许多外国学生及工人被驱逐出境。6月11日，两个工人在匹乔特被杀，一个学生在米伦被杀。几个左翼组织被查禁。6月15日，萨兰被释放。6月16日，防暴警察占领了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第二天，雷诺工厂恢复上工。6月20日，匹乔特也恢复了工作，并发生了第一起工会领导人被开除的事件。6月23日，戴高乐派在第一轮选举中大大领先。100万工人还在罢工。6月30日，戴高乐派取得了选举的完全胜利。法国恢复了工作，也回到了资产阶级的正常状态。
　　法国总罢工的根本原因与其它国家的罢工浪潮是相同的。法国，如同意大利和西德，曾经历了60年代初期欧洲繁荣时期的工资激增。1962年和1963年，私营部门的工资分别上升了10.8%和11.1%，公营部门的工资则分别上升了17%和14.6%。在物价每年仅上涨4.8%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大为增加和利润率的急剧下降。制造业的利润份额从1960年的23.9%降到1963年的19.8%。整个企业界的利润份额在同期从24%降到了21.9%。由于法国的物价上涨比美国和西德快得多，这也意味着商品竞争力的减弱。
　　1963年的“稳定计划”按设计者的意图是要恢复利润和竞争力。这些政策被结合进1964年和1965年制定的第五个计划。该计划要求利润增长的年率在1964—1970年间达到8.6%。计划的工资增长率被限制为每年3.3%。在关于在1963年10月至1964年1月间自愿实行收入政策的谈判失败之后，政府采取了四项主要政策。
　　其一是紧缩。登记的失业率从1961—1963年的1.4%到1968年的2.7%。另一项政策是控制公共部门的工资。在1964年5月采用“陶蒂”程序，规定各个特定部门的工资增长总数，而由工会和经理来谈判整个工资增长的分配。第三项措施是采用与主要公司谈判“合同计划”的协议。协议包括订价政策和订价原则。其原则是：假如公司能对就业、出口、投资、和工资给予某种保证，他们可以把价格提高到足以重建利润边际。
　　协议是保密的，工人不知其内容。在1969年，大约85%的工业企业都订了这样的协议。
　　最后一项政策是鼓励巨大的兼并浪潮以促进合理化。这是戴高乐使工业落后的法国实现现代化的部分尝试，如他所说的，“要使法国与所处的世纪相称”。
　　这些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在私营部门降到了1965年和1966年的每年3.9%以及1967年的3.4%。公共部门的工资被压得更低，在4年中降到了比私营部门还低9%。每年兼并的价值比1966年和1967年相当稳定的趋势增长了2倍多。
　　法国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到了和西德及美国差不多。紧缩使生产率的增长有所放慢。尽管设备利用率较低，制造业和整个企业的利润份额却无多大变化。如同在大多数紧缩时期一样，利润率不会很快上升。但是，利润生产的潜在的条件改善了，就如1968年5月以后的扩张所证明的。
　　这种缓慢的成功是以雇员不满情绪的积聚为代价而获得的。其中包括整个实际工资增长缓慢，而对公共部门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处境比私营部门更为恶化。因合理化而造成的混乱也是重要的问题。在五月事件后不久发出的一篇政府报告所概述的原因是：“未能理解变化的阻力，未能打好基础以应付伴随现代化而进行的兼并、合并及由企业经营失败和解雇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混乱。劳动力市场上的变化来得比预期的要快得多，它过份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动调整和流动性。”（弗拉纳根，第605页）在这个意义上，1968年5月是戴高乐试图强迫法国工业与20世纪“结合”所付的代价。
　　在明显的速度、规模和所抱的目的的差别之外，法国的罢工浪潮与意大利的罢工浪潮还有两个主要差别。其一，在意大利是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起了主要作用，而法国罢工的发生则与1960年以来的最高失业率及生产能力过剩有关。另一个差别是，意大利的“热秋”持久改变了工业关系和经济状况，而总起来说更具戏剧性的法国的经历都没有带来什么较长期的变化。
　　很清楚，学生的动乱对法国罢工爆发的时间有重要影响。罢工事件本身则与工人中积累的不满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戴高乐的现代化战略的产物。在50年代，大学生的数目增长不快，仅从1949年的13.5万增加到1960年的22万。但在60年代学生增长的速度加快了，到1967年秋，在校的大学生已达52万人。这种增长远远超过了大学设施的供给。在1967—1968学年仅在巴黎就多了三万大学生。
　　政府的回答是打算以类似于英国竞争性选择制度来代替只要取得某种学历资格就保证取得大学学位的制度。点燃“五•二二运动”（？）的在南特莱的占领行动就是为了抗议这种提议。政府的镇压则在引起对学生的同情方面起了作用，如果对学生的抗议不是用催泪瓦斯来回答，工人大概就不会那样倾向于支持学生。
　　最后，法国劳工运动的结构与传统也是重要因素。在戴高乐统治下，集体谈判的形式难以存在。工会会员数急剧下降到只有战后初期水平的一半。1968年，仅有15%的工人参加了工会。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工会的入会率甚至更低一些。这并不反映少数组织得好的部门的情况，和像美国那样的许多没有组织的部门的情况。在美国，工会的平均入会率与法国差不多。在法国的私营部门中，印刷业是法国唯一的工会入会率很高的行业。公共部门的工会入会率虽高，但工会的活动仅限于处理个人的痛苦和不满以及仿效进行“陶蒂”程序规定的工资谈判，然而一无所获。因此雇主和政府可以在事实上任意地无视工会的意见。在戴高乐时期，他们几乎一致地选择这种做法。
　　工会入会率低并非单纯地反映了对工会的淡漠态度或是缺乏战斗性。按照法律，凡是有雇员50人以上的一切公司都必须建立每年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企业委员会（其职能主要是咨询性的，仅在保健和安全方面有某些责任）。在1967年和1968年参加这种选举的大约占总人数的75%，80%—90%的选票投向工会提出的候选人。
　　但是，参加工会的人数太少，确实影响了工业中的斗争形式，结果是，主要的罢工几乎不变地是从基层开始的，并且大多脱离了工会的控制。如一个报导评论员所说，工会“就像冲浪板的熟练驭手那样在工作”。
　　罢工常常是跟随着由少数主要工厂发出的“信号”而来的。1968年，多半是由雷诺工厂和萨特飞机工厂起这种领头作用。
　　五月事件为什么未能改变工业的关系结构（更不用说整个社会的关系结构了），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工会和共产党所采取的态度。共产党工会是出类拔萃的最有力量的工会联盟。它的会员数大约相当于非共产党的第二大工会（CFDT）会员数的3倍，并且在企业委员会的选举中得到大约一半的选票。共产党则是法国政治中的重要力量。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组织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所起的作用。
　　《经济学家》杂志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况：“每当一个人听到某人在法国广播电台上咒骂‘冒险份子’时，他可以肯定被咒骂者一定是科恩•本迪特或其他某个左翼学生。但是他无法猜测讲演者的政治色彩。讲演者可能是戴高乐分子，也可能是共产党人。然而，如果某个人在谈论革命、结构性变化或是社会主义社会，则可以放心地认定这个人不会是一个共产党人”（1968年5月25日）。
　　它还做了十分精明的分析：“学生点燃了革命之火，而为共产党人所扑灭。”
　　现代的革命要求有一个革命的形势，同时要有一个准备掌权的政党或组织。当法国确实到了无法前进的时候，可以说是具备了革命的形势。但是素来自称起革命作用的政党现在却没有显示要去完成这场革命的任何迹象。共产党人爬上了领头的“乐队车”，但仅仅是给按上了刹车器。这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保持戴高乐将军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们正在使用一种革命武器，即无限制的总罢工，以此实现一种议会的目标，组成民众阵线政府（《经济学家》1968年5月25日）。
　　没有人能够肯定，如果共产党曾试图领导1968年5月的革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的确，这样一个问题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共产党的行为并非突然地发生了偏差。它在1968年5月一开始就要扼杀这场革命运动的意图与其在过去30年中（包括战后初期，见第一部分）所走的路是一致的。然而，有两件事情是清楚的。其一，它的战略即使按它自己的条件也是一种可怜的失败，因为戴高乐派在6月选举中轻易地取胜了。其二，通过谴责非共产党工会实现工业民主的要求和限制关于传统的工作报酬和时间问题的谈判，共产党工会保证了五月事件对未来工业关系的结构将不会有多大影响。提出要同时进行无限制的总罢工的共产党工会甚至未能组织起群众性的基层工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