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文本也癫狂
2008-06-06
福柯：文本也癫狂
杨俊蕾
米歇尔•福柯的著述一向以视角独特、材料淹博、辞锋犀利，陈述精密而不失激情称世。出版于1960年的博士论文《精神病和精神病史》开辟了对特殊人类群落的研究，文明史被悬搁、质疑，此外，1966年的《词与物》，1969年的《知识考古学》，以及天鹅之歌一般的《性意识史》，几乎没有哪一本不是一版再版，屡被选译。《词与物》初版3500册，顷刻售罄，加印、加印、再加印直至十万。当时的人们在度假时都要在火车上打开一本《词与物》，表示自己对这个文化事件并非一无所知。福柯的身份在学者思想家、左翼社会活动家之外有了第三重含义：公众人物，或称时尚人物。
其实很难判别公众的兴趣点究竟在哪一层面，是因为煌煌巨著的学术价值呢还是源于著者本人神秘而戏剧化的性格与生活。也许无需苛责公众阅读行为中传记对应法的思维定势，毕竟福柯自己就曾坦言，“我书写的一切都与自身相关”。就其成名作《精神病和精神病史》和他分外重视的封笔之作《性意识史》而言，两本书无不与福柯本人的精神状况和情感形态存在或显豁或潜存的关联。
福柯并不讳言自身常伴癔病发作。无论上溯至古罗马对诗人“月亮病”的指称，还是解释成思想者常见的精神分裂，福柯的自陈和他人的回忆中都有关于他歇斯底里时的描述。也许惟其身受精神病带来的切肤之痛，才使他深深沉迷于这有悖常情，甚至离经叛道的主题。洋洋五十万言，福柯考察了自古以来精神病者的发病形态。社会对他们的隔离防范处置以及行为表象下隐藏着的人类本性和历史真实，于是才会“向知的整体提问”。
至于《性意识史》的写作则更难与作者SM隔离。福柯一度痛苦异常，这痛苦并不完全来自他不得不虚与委蛇地向外界隐瞒绝对内在的真实，也不能完全归因为曾经严重受挫的感情经历，更是由于他在自己的情感历程中忍受着“生命的全然折磨”却只能无力又无奈地承受。“这是一种追随”，福柯总结说。由此便有了第一卷中的叩天之问，“为什么在不同时期这种对伦理学的关注显得比履行公民义务之类的个体或群体生活的其它领域的关注更重要？”由自身经验发出的疑惑难免不成为著述的原始动机。在这部使全球学术界、思想界为之颤栗的重量级著作中，福柯再次显示出广博的学识和所向披靡的锐利思辨。从现代经过基督教返回古老文化，整理出一部欲望之人对待人之欲望的知识谱系。
上述关于福柯写作动因的归结有如解构主义者的缝隙破解，难免粗率。的确，寻觅“皮袍下的小”是从上帝脚下直起身来的人们高兴之余的新反思。在举世争说新福柯的众声喧哗中，呈现些微作品与作者的内在关联也许不无消解神话的意义，只不过破除的指向是偶像本身，而不是被造就成为偶像的人曾经完成的功绩。
假如把阅读的角度从社会学式的外部征引转向封闭式的文本细剖，福柯的著作不能不被视作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最重要的人文科学写解释。《精神病和精神病史》一书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汇集选录了多少国家图书馆的资料，甚至也不在于他如何慧眼独具地择取了一个检索历史的切入点，而在于他重续了人文科学一以贯之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以理性智慧之剑戳穿文明的甲胄。只不过从开裂处倾泻而出的不是光亮，却是郁闷已久的黑暗、被光明遮蔽的黑暗。这种奇特的入思处向常识挑战。不是砸破铁屋，放进新鲜的空气和耀目的亮光，而是挑开遮蔽黑暗真实的浮华闪亮的虚表，显现人类文明的死角。不是砸碎镣铐，还给主体思的自由和行的无羁，而是帮他们挽起袖口，指着腕上的桎梏说：你在限制他人时也约束了自己。以反理性的方式发现被自欺理性隐瞒的另一面理性，二十世纪对于真理的认知以诧异的方式完成，不再是因为洞察自然的奥秘就高喊“尤里卡”般的欣欣若狂，只因为明了人类本性和历史理性而低首抑郁。同样是对真的书写，《精神病和精神病史》不再是医学意义上的事实认证，不能等同于发现了基因就可以建设遗传工程的科学理性，而是哲学意义上对于某种功能现实，或说知识本身的疑问，“把精神病
作为一种特别形象进行追踪，成为一种在文明的精神结构之中的神秘历程”。对历史的批判在不动声色中完成。对整体的质疑经由对部分的研究完成。一个重大的历史主题成为密写墨水的印痕在福柯的著作中显现，不是别的正是他自己窥破了黑暗。
然而需要说明态度并澄清事实的是，复现著述人与著作之间的原生联系并不是别有用心地拆毁后者的价值，反倒是在实证基础上再次确认著作的真实。在一般形而上学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赞颂中冷静地从血污中接过新生儿的生命。
曾经歇斯底里、精神分裂、非常态的感情经历，构成福柯观照历史的个人视点的现实本因。尽管论题选择、研究展开和成果评价都难以跨越作者本人的立场，但是福柯并没有在学术著作中倾泻纯属私己的屈辱、愤懑和绝望。
对于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评价往往同涉二维：道德人格与艺术人格。职业特殊性造成从业者在社会道德和学术研究上的分立表现。欣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未必一定站在索尼卡的立场上，借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也无需言必提及他在物质生活上的优渥甚或豪华。传记批评只是接近事物寻求本质的一种方法，可能的后果却是因人废文或因人贵文，总之都是以人蔽文。著作的解读和评述便会有所疏漏。故而在清理福柯与福著的关联时，要经历双重激越而后返归冷静客观。
初次震动当然是来自这位法国思想界先锋的文字中包涵的庞大信息量，犀利的穿透力，新奇的连缀法和光彩锐利的批判锋芒。第二次震动则是来自他的生活事件，疯魔般的生命力和殊绝常人的发泄渠道。思维很容易在两个已有的印象中建立互动关联，于是发现之一就是他的选题与个人气质的性格特征关系紧密。可能随之而来的腹诽就是，之所以他能出奇制胜，未必全部因为慧眼独具，而不过因为本身就构成有研究价值的殊相个案。谁能断定福柯的庞大研究一定不是对自身困惑状态的试求解呢？不过，面向客体的认识无限展开，深入一层的有意隔离理当自动完成，在自觉悬置作者的境况下，从作品本身再次体认价值。因而在对福柯、福著的关注与争说中，两个常见误读便可有效免除。既不必因为他早年的疏狂经历而在猎奇心理驱使下把阅读和吹捧当作联结自己和时尚的符号标识，比如《词与物》法文版十万册中有多少已经束之高阁；也不必因为他身染AIDS就因噎废食，把福著贬为白日梦话，好似那些富有张力与激情的文字也携带危险病菌而惟恐避之不迟。其实，尘归尘，土归土，把上帝的交还给上帝，把福柯的交还给福柯，不必把他装扮成担荷人类罪恶，并且充任救赎的超人，也不必把他丑化成放纵本能原欲却又道貌
岸然的伪善君子。还原出他的本来面目并且留存，明晰人与著的关联然后搁置，从著作本身进行解读，便会有另一种发现，一如法国书评家米歇尔•赛尔的评论，“在逻辑引证中，在广博细致的历史考察中，也流动着一种深深的爱，这并不是对那默默无闻的一群人的人道主义的爱，而是对这些人近乎虔诚的爱”。
至此，福著的价值在人文科学的系谱上再次确定了情感化人道主义的坐标，即便不用终极关怀式的词样笼括其特征，也不能无视其中跳跃着的人文知识者传统的脉搏。或许后现代的语境正以迪厅灯光般的瞬息变幻映衬出这种关怀的黯淡和对这种关怀的归纳的苍白，然而在更为普遍和恒久的共识中，福柯的关注和福著的批判依旧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