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对象-物、符号-物、价值-物—对鲍德里亚的objet概念的辨析
2015-01-16
内容摘要：鲍德里亚的objet概念是贯穿鲍德里亚一生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在其早期和晚期发生了极大变化，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的中文词来翻译这个词。因此，在面对鲍德里亚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个概念进行仔细地辨析。可以看到，鲍德里亚的objet既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承袭而来的相对于主体（sujet）的对象-物的概念，也是他自己提出的符号-物的概念，更为基础的是，所有这些对objet的描述都是基于价值的架构，即价值-物。而这种价值-物会在不稳定、不对称的象征交换中走向临界点，最终变成纯粹的objets的体系。
关键词：鲍德里亚；objet；辨析
中图分类号：B565.5(法国二十世纪哲学)
毫无疑问，objet这个概念在鲍德里亚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鲍德里亚第一部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就是以objet命名的。在国内鲍德里亚研究学界，这个词一般被翻译为“物”，尽管不能说这个翻译是错的，但是，中文意义上的物与鲍德里亚所需要阐明的objet并不能完全对应。之所以需要做这样的工作，是因为物的概念会产生一种歧义，譬如说，它不能理解为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谈论的物品或事物，即它并非chose，也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那个Ding。更为重要的是，在鲍德里亚的思想体系中，这个词的内涵并非恒定一致的，鲍德里亚在早期所使用的objet与晚期所使用的objet存在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简单用物这样的简单的概念可以全部涵盖的。
一
在那本被译作《物体系》（Le Système des objets）的书中，鲍德里亚一开始就言明：“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des choses），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 与此相对应，在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中，鲍德里亚曾举例说，“当我还将冰箱作为一架机器来使用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物（objet）。它是一个冰箱。” 显然，鲍德里亚提出了作为事物（chose）的冰箱与他所要论述的objet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与它们如何冷藏食物，与……这些‘客观’的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这里所谈论的objet是一个无内容的功能性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鲍德里亚在谈到objet的时候，他实际上并非指的是实际存在的物品，或者说，功能上的物品。鲍德里亚的物从本质上就与实际存在的物品的自然属性无关，因此，我们不能把鲍德里亚对objet的研究简单地看成客观地对实际存在的实质性的物的研究。
如果objet概念不能简单的看成物，那我们应该从那里入手来理解这个概念呢？在鲍德里亚晚年出版的一本小书《口令》（Mots de passe）中，鲍德里亚将objet直接作为书的第一章，在这一章的开头，鲍德里亚写道：“我从一开始就选择了objet的角度，因为我想打破主体（sujet）的问题式。” 可见，鲍德里亚从一开始就设置了一种二元关系，即他所使用的objet的概念，是在同sujet相对的概念上来使用的。用鲍德里亚的话说，他想思考的是一种打破主体的问题式的objet的体系。
实际上，对于早期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之下的鲍德里亚来说，无疑，鲍德里亚对这个词的使用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经在主体-对象（Subjekt-Objekt）的二元论上讨论了生产过程中的物化或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Objekt），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马克思所使用的Objekt，是一种在生产劳动中，与作为主体的工人相对立的一种存在物，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对象凌驾在主体之上，并主宰着从事生产劳动的主体——工人。这样，工人及其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正如马克思继续分析道：“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 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中，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再是作为纯粹的功能性或者说物理属性的物（Ding）出现，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对象本身就存在着同工人的关系，也只有在同工人的劳动关系中，物（Ding）才变成了对象-物（Objekt）。这里包含了双重的逻辑：（1）对象-物是在工人-主体的劳动中被生产出来的，没有工人的生产劳动，就不存在所谓的对象-物，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象化（Vergeganständlichung）；（2）对象-物一但被生产出来，表现为同主体-工人的疏离，对象的出现不是对工人与产品之间的劳动关系的确证，相反，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的对象-物极力去抹煞工人同它自己的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 ，外化的物成为新的力量，并奴役着生产出它的主体。这个外化过程已经不再是前面的对象化，而是一种异化（Entfremdung）。也即是说，在对象-物的生产过程中，既依赖于其同主体的关系，也极力去颠倒这种关系。成为产品的对象-物，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它同生产主体的关系被掩盖起来，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相反的过程，即生产它的主体在流通领域不得不接受它的统治，因为主体为了能购买成为商品的产品，不得不贱卖自己。
不得不指出的是，主体-对象这对范畴，马克思仅仅只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大量使用，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对象-物（Objekt）被更具有经济学色彩的产品（Produkt）或商品（Ware）所取代。或者可以这样来理解，青年时期的马克思还是在哲学范畴的框架下来理解经济学，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才能谈论主体-对象问题，而其中的异化理论也正是基于主体-对象这对经典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在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逐渐放弃了这种哲学式的理解，而是从更为根本的经济学话语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现象。
不过，似乎鲍德里亚并没有很明晰地洞察到这一点，当鲍德里亚早年使用objet这个概念的时候，几乎是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法的翻版。唯一的不同在于，这种对象-物同主体的关联，从马克思的生产领域转向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领域。对于早期的鲍德里亚来说，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转变，而资本主义的统治从生产领域悄然延伸到消费领域。鲍德里亚说道：“关于消费的一切意识形态都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场决定性性的人文‘革命’把痛苦而英雄的生产年代与舒适的消费年代划分开来了，这个年代终于能够正视人及其欲望。” 尽管在这个阶段，鲍德里亚并没有认为消费的范式已经超越了马克思笔下的生产方式，而是视为生产方式的延伸。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明晰地看到，鲍德里亚试图沿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主体-对象的逻辑，即在消费意识形态下，原来的主体生产对象并被对象所异化的逻辑变成了主体消费对象-物，并被对象-物所异化。与生产的异化一样，消费中的异化也是对象-物成为统治，而人变成了这种对象-物的附属品。换言之，我们是在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下，在物的消费逻辑下，被生产为消费者的，用鲍德里亚的话说，这种消费者是一种“普遍的人”，一种新的人类物种，在物的消费的意识形态下，我们身上的消费欲望不断地被生产出来。相对于生产方式，在消费之中，人更深刻地成为对象-物的产品。
由此可见，鲍德里亚的objet概念本身不是孤立地去谈论物，而是在对象-物同人在消费之中结构性关系的角度来谈论objet。与马克思的分析类似，鲍德里亚强调了这种objet一方面同消费的人保持着一种具体的联系（人-消费-对象），但是，在消费社会中之中，作为消费对象的物却在其中抹煞了同人的关系，即对象-物本身呈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即objets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被排斥到次要的地位。因为，objets本身组成了一种独特的结构或句法体系，而人只能按照这个句法体系来参与到消费过程之中。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人同对象-物的关系只能从属于对象-物的体系。这样，在消费中，同样存在着与生产过程中差不多的颠倒或异化的关系，消费者，作为主体，臣服于对象-物的逻辑，而对象-物的体系是绝对外在于主体的。事实上，早期的鲍德里亚引入objet的概念实际上是想说明对象-物一方面是同主体密切相关的存在物，但同时又外在于主体，并主宰着主体。这种逻辑我们几乎可以视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产中主体同其对象之间的异化逻辑的翻版，而这种逻辑很自然地被鲍德里亚延伸到消费领域。
二
仅仅将鲍德里亚的objet概念看成是马克思逻辑的拓展和延续，似乎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我们深入地阅读鲍德里亚的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尽管这个时期鲍德里亚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但是他的更基础的分析结构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看到的只是鲍德里亚在objet概念使用上同马克思的形似，而不是神似。也就是说，鲍德里亚只是简单地在外在的表象形式上，凸出了消费社会中，对象-物对主体的统治逻辑，而这种统治逻辑是对主体-对象关系的颠倒。但是，在鲍德里亚的分析方法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的东西，即一种滋生于法国本土的结构主义。
对于鲍德里亚来说，objets的体系最为关键的是它构成了一个自动的意指结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功能性的物被转为一种符号（signe），而处于社会中的诸多的物的符号被消费意识形态所编码，在编码的体系中，形成了objets的体系。鲍德里亚说：“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chose）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做能指（signifier）的关系——因此它和这个具体关系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任意偶然的和不一致的关系，而它的合理一致性，也就是它的意义，来自于它和所有其他符号-物之间，抽象而系统的关系。” 在鲍德里亚的这段表述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索绪尔式的结构主义，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是随意性和偶然的关系，关键的关系并不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而是能指与能指之间构成的关系。对于索绪尔而言，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可以随意滑动的，在这，鲍德里亚对物的说明有一种简单地套用，即在早期的鲍德里亚那里，能指对应于变成符号的物（objet），而所指则是基于功能性或自然属性的物（chose）。在这两种关系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或者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在这种符号-物的句法体系中，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或使用价值已经不再重要，鲍德里亚说：
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然而那时我们并不是在“消费”。……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事件实践，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们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的话，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的操纵活动。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鲍德里亚笔下的objet根本不是一种物质上的物，而是一种被编码为句法体系的符号-物。在这里，我们已经不能用马克思意义上的对象-物来概括鲍德里亚在这里所使用的objet的概念了，因为，objet在这里根本不是作为与主体相对立的对象出现的，而是以一种独立于主体需要的符号体系出现的。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消费的话语体系“作为体系的成分，不是作为一个个体与一个物之间的关系而出现的。”
如果这种物的符号体系与物质性的物以及人的需要没有关系，那么这种objet的体系是如何成为体系的呢？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明显借用了结构主义的分析，他表明，“物成为符号，从而就不再从两个人的具体关系中显现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来自与其他符号的差异性关系之中。有点像列维-施特劳斯所谓的神话，符号-物在它们之间交换。由此，只有当物自发地成为差异性的符号，并由此使其体系化，我们才能够谈论消费，以及消费的物。” 鲍德里亚在这里毫不讳言他自己同结构主义的渊源关系，即构成句法系统，并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功用性关系，而是被化约为符号不同的物之间的彼此差异，而这种差异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体系。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构主义的表达，在另一位结构主义的思想家罗兰•巴特那里，这种语义结构是由区分（差异）系统，而这种区分（差异）系统不仅影响着人类的言语和语言，甚至可以影响到人类其他的方面，如流行服装体系，饮食体系和家具体系， 而巴特所谈论的家具体系明显影响到鲍德里亚在《物体系》开头对家具的讨论。美国的鲍德里亚研究者麦克•甘恩（Mike Gane）也肯定了鲍德里亚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他指出：“鲍德里亚将‘家具’假定为物的范畴，正是依循了巴特在1964年的《符号学原理》中说法，而这很自然地让鲍德里亚直在《物体系》中应用了巴特的原则。”
不过，需要指出的，尽管在分析方式上相同，但是鲍德里亚所指向的目的完全不同于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中对流行时装的语法体系的分析。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的分析，目的旨在说明一种事实上存在于流行时装体系中的符号学，不过这种符号学被资本的意识形态所玷污，也就是说，符号学变成了一种歪曲的符号学。罗兰•巴特的目的旨在恢复一种真正的符号学，一种零度的符号学，正如巴特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所拥有的，并且赖以构成的意象系统将会不断地从语义中衍生出来，而且依照这样发展下去，语言学将获得第二次新生，成为一切意象事物的科学。” 罗兰•巴特并不反感意指体系中符号-物，也不会去反对将物化约为符号。他所希望的是创造一种真正的符号的意指科学，祛除其中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反，鲍德里亚则是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来讨论符号-物的问题。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就明确提出了四种不同的逻辑，即使用价值的逻辑、交换价值的逻辑、象征交换的逻辑、符号价值的逻辑，这四种逻辑分别对应于实用逻辑、市场逻辑、礼物逻辑和地位逻辑。也就是说，在鲍德里亚眼中，将物还原为符号，并组成一个符号-物的句法体系，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而不是什么科学。相对于前三种逻辑，符号价值的逻辑直接涉及到社会中地位的区分，这是资本主义一种更高级的统治形式，与罗兰•巴特意图建立理想化的符号学不同，在鲍德里亚看来，符号逻辑意味着对人更深刻的奴役，是一种奴役的巅峰状态。而当下我们需要做的，恰恰不是去创立一种符号科学，而是去打破这种符号-物构成的魔咒和陷阱。这样，鲍德里亚的目的其恰恰不是去创立一种符号学，正如他在《口令》中指出：“物不能简化为某个特殊学科，这让物更加玄妙莫测，这正好可以对它们的前提进行质疑——包括从符号-物出发的符号学，在这种符号学之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类型的价值的交织，其比语言学符号显得更为含混模糊。” 或许，在这一点上，马克•波斯特误解了鲍德里亚，马克•波斯特坚信，鲍德里亚是要用它的批判符号学来替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波斯特认为鲍德里亚认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能理解资本主义从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阶段）向第三阶段（资本的意指阶段）的转变，因此试图创立一种批判符号学，来弥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足 。事实上，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鲍德里亚致力于的是一种对符号-物的解构，去对符号学进行颠覆，而不是去建立一种批判符号学。正如书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他是在对符号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最终要摒弃符号价值下的物。
三
真正的问题是，对于鲍德里亚来说，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对符号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彻底的批判。这里涉及鲍德里亚的一个重要概念——价值。对于鲍德里亚来说，价值与objet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纯物（chose）的层面，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是稳固的，正如鲍德里亚在他的《不可能的交换》一书中指出：“万物肇始于不可能的交换。是阶段不确定性在于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般等价物。” 也就是说，在纯物的层面上，物物关系是一种极其随意和偶然的关系，我们找不到任何尺度来衡量这种关系，一旦可以衡量这种关系，我们也就脱离了纯物之间的不可能的交换。
这样，鲍德里亚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创世纪”。世界诞生于一般等价物的出现，一旦出现了某种一般等价物，这也意味着，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放在一般等价物的坐标系上进行参照和衡量，。而在一般等价物的基面上，我们看到所有的物都被还原为相对于这个一般等价物的代数关系，而物在一般等价物的代数关系中，完成了抽象。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价值（valeur），价值的作用在于，它可以以自身作为尺度，来衡量不同的物之间的关系，一旦物被价值所中介，所衡量，所架构，物就不再是其曾所是，而是变成了objet。而所有的物围绕着价值形成的体系就是objets的体系。实际上，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鲍德里亚已经将objet的概念拓展了，它既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对象-物——，马克思的生产和交换意义上的物分别依赖于两种价值，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同时，这也不是《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的符号-物，——这种符号-物所依赖的一般等价物即鲍德里亚所谓的符号价值。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更为宏观的objet，一种涵盖了一般等价物诞生之后的所有的交换类型（不包含不可能的交换）的objet，这种objet的特征是它依赖于一定的价值，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价值-物。这样，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所列举的四种价值类型有三种都可以归为这种objet：
（1）基于使用价值的对象-物，其中的交换关系是人与物之间的需要与功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物体现为对人的有用性。事实上，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还被鲍德里亚视为物的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完全改变了性质，使用价值本身也成为和交换价值一样的价值概念，它同样是对物本身的歪曲。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给予了批判，并指出“需要、使用价值并不存在”，而使用价值不过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体系和交换价值体系所生产出来的一个概念 。
（2）基于交换价值的对象-物，这个对象-物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其基本价值是以货币（其背后是劳动和资本）为核心的交换体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以抽象的交换价值为基底，而以交换价值建立起来的等价原则和价值规律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鲍德里亚并不否定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上分析，因为这种分析与资本主义本身的价值逻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交换价值作为一般等价原则穿透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穿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方面（如市场上的商品流通以及工厂里的生产活动），也穿透了意识形态层面，而处于这个阶段上的理论分析（主要针对的是马克思），不可能真正背离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将生产方式置于其理论的核心。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将生产方式的分析推延到不适合于这种分析模式的社会形态中，如原始社会。鲍德里亚强调，在原始社会中，根本不存在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方式的逻辑，在鲍德里亚看来，原始社会存在的是一种象征交换（不可能的交换的一种），而这种交换形式根本无法从生产方式的范式来思考，因此，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则在原始社会并不起作用。
（3）符号-物是消费社会下意识形态的特有逻辑，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鲍德里亚看来，这并不意味着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的消失，而是意味着符号价值对交换价值的穿透。鲍德里亚说：“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使用价值早已不在存在于体系之中，……交换价值的逻辑早已无处不在了。今天，这一点也必须在‘消费’的领域中以及一般的文化体系中获得认可。换言之，每一事物，甚至艺术的、文学的以及科学的产物，甚至那些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的东西，都会作为一种符号的和交换价值（符号的关系价值）而被生产出来。” 鲍德里亚得出结论说，在今天，虽然货币依然存在，交换价值依然发挥作用，但是货币和交换价值是参照“符号的普遍交换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这意味着符号价值在社会层面上进行的区分才是其中的重点所在。因此，符号-物代表的是一种地位的逻辑，而且这种地位的逻辑带有严格的社会性语法，而其中最根本的一般等价物就是符号价值。更重要的是，以符号价值建立起来的objets的体系构成了一种拟像（simulation），值得注意的是，而鲍德里亚所强调的拟像不是模拟，它没有原有的摹本，它本身就构成了真实的之秩序。那么以符号价值建构起来的符号-物的句法体系是一种拟像的秩序，这种秩序不是对真实生活的模拟，因为根本不存在那种真实的生活，毋宁说，——这种拟像秩序本身就成为一种“真实”，而我们的生活是随着它的运转而运转的。
问题在于三种基于价值的交换形式都有一个极限，即它们的交换有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上，所有的价值都达到了其所能达到的范围，一旦超过了这个临界点，被价值所架构的objets的秩序便被打破了，理性有序的秩序变成了混沌（chaos），在混沌中，“我们或许可以说，所面对的并不是与主体相适应的世界中objet，而是主体与objet之间的决斗。由于看到了结果，所有的筹码都下了出去……我们必然会有这样的印象， 即有一种反转，一种报复，这几乎是一种复仇，代表着被普遍当做消极被动的objet的复仇，这种objet允许自身被发现和被分析，但突然，objet具有了一种‘奇特的吸引力’。” 也就是说，价值-物中所蕴含的主体的价值突然在临界点上失效了，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可控的稳定的objet，而是不稳定、无法预测的objet，同样，这种objet不是向纯物（chose）的回归（实质上，也无法回归），而是一种全新的物的样态，即一种极不规则的碎片化的objet。
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鲍德里亚为什么如此推崇象征交换，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逻辑经常被人批判为向往原始社会的乡愁，并不客气地认为鲍德里亚骨子里就是一农民（他出身于法国东北部的农村地区，他的祖父母都是农民）。事实上，这或多或少是对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逻辑的误解。礼物和夸富宴，其中包含的一种重要的逻辑是对价值逻辑的打破，而绝非对原始社会下那种生活方式的艳羡。对于鲍德里亚来说，象征交换以一种极其部队称的形式敲击着价值-物的体系，而对一种稳定性的可以预测的以价值为中心形成的价值-物的体系的摧毁，只有在巴塔耶那种耗费式的生命（也是象征交换）中，价值的逻辑才能被推到其极限之处，让它走向其临界点。一旦突破其临界点，价值的交换势必被不可能的交换所取代，稳定的关系势必被变化无常的不稳定的关系所取代。在这样的关系中，objet既是碎片化的，也是符合分形几何的。亦即，在临界点之外的objet并不是孤立的不相往来的原子，相反，每一个objet都在同其他的objet发生关系，进行彼此的衔接（articulation），但是这种衔接不是稳定的，必然的关系，而是随机的，转瞬即逝的关系。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objet才形成了真正的objets的体系，一种真正非主体的体系，而正如鲍德里亚说，这才是objet真正吸引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