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现代性
2008-05-29
重写现代性
作者：利奥塔 陆兴华 译
重写现代性这一题目，是密瓦基威斯康辛大学的二十世纪研究中心的Kathy Woodward 和Carol Tenson向我建议的。我很感谢他们。我觉得这比习惯上的那些标题比如说'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的'要可取得多，大家总把这些反思的文类放到这样的题目下。这好就好在有两种移置，从词汇角度看，'后'这一前缀用'重－'来替换了，对前缀的句法上的运用也改造了动词'写'，而不光是实词'现代性'。
这两种移置表明了两个主要方向。首先，它表明，我们用什么'前'和'后'，之前和之后这样的说法来给文化历史分期，这有多么徒劳，原因只在于，我们总是没去管'当前'这一位置，不去管'现在'，而只有从现在和当前出发，我们才能对时间的连续取一种合法的角度。对于象我这样的老派欧陆哲学家而言，这恰恰要求我们回顾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四卷中对时间的分析。他在那儿有力地指出，不与一个'当前'，一个'现在（now）'相关地来处置事件之流，是不可能在已经发生的东西（le protéron, 先前的东西）
和将要发生的东西（le hustéron, 后续的东西）之间作出区分的。同样，要把握这一被我们所说的意识、生活行程、事物、事件的流动所串联的这样一个'当前'，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我们所说，它是不断地消逝着的。这样，我们永远不会太早或太迟地以同一方式去把握'当前'这样一个东西。'太迟表明'发生得'过头了，是消失了，'太早'表明了'将要'的过头。过头什么？。过头就过头在那种想要认同的意向，过头在想要把握和认识一种还只是'此地当前'的一种'此在'、事物本身的那种投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德里达在《哲学的边缘》中都讨论了这一问题。－－译者〗。
当我们将这一论点用到现代性上，结果就发现，无论是现代性还是所谓的后现代性，都不能被当作被清晰地框定、后面一个总是'紧接着'前面一个的历史实体来认同或定义。相反，我们应该说，后现代性是隐含在现代性中的，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时间性自身就带着一种冲动，要突围到与自身不一样的一种状态里。而且不光要自我突破，它还要通过一种终极的稳定性－－比如说是以乌托邦计划为目标的，不过也可以是那些伟大的解放叙事里隐含着的朴素的政治计划－－来解决自己。从其构成看，说真的，现代性充满着后现代性。
真正与现代性对立的倒是那个古典时代，而不是后现代。古典时代实际上捎带着一种时间状态，我们称它是：一种时间性的等次（statut），在这种等次里，'将发生'、'正发生'，未来和过去好象是可以被一起对待的，它们囊括了在同一个感觉单位内的生活的全部。比说说，神话就是照此来组织和分配时间的：通过押韵而使它所讲述的历史的开头和结尾押韵。
同样的眼光看去，对历史的分期也正揭示出现代性的那种典型的执迷。这种分期将是一种将事件置入一种历时性里的方式，而这种分期也正是革命原则所要求的。同样，现代性还带有它自己会过时这一许诺，它同样还被召唤着去标出、定出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头。就这样我们启动了一个被称为全新的时代，把钟对到新时刻，重新从零点开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基督教、笛卡尔主义和雅各宾派看来，这一姿态表明了又一个'第一年'，不是启示和得救、就是复兴或重建的第一年，也可以是革命和自由的重新获得的第一年。
这三种re-（重新：révélation启示、rédemption救赎、 révolution革命）的具象，宣告了这一现代性的重写的一个本质方面。我一开始注意到的正是救赎所表明的那第二个方向。'重写'这一术语的暧昧一直纠缠着现代性与时间的关系。重写可能就在于我已经提到过的那种姿态：把钟拨到零点，做成一块什么都可以开始的白板，那种一下子宣告的时代和新的历史分期的开始的姿态。这一'重－'的用法意指回到起点，回到我们可以设想的免于所有的偏见的开始，因为我们想象偏见只起于被我们不加思考地当真的各种判断的储存和传统。我在'前－'和'重－'（可理解为回到）之间玩游戏，想要赢得的，是抹去在某些、至少是在某些旧判断中所隐含的那一'前－'。这也要求我们理解'前历史'这一名词，马克思用它来指位于他所期待和准备着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全部人类历史。
我们现在可以来澄清第二个完全不一样的're-'的常义。它本质上与写作相连，它决不是指向开始的回归，而是弗罗伊德所说的一种'穿刺式劳作'（per-laboration，durcharbeitung），一种与下面这种思考相关的劳作，这种思考的对象从其构成上讲就是避开事件或事件的意义的，不光是通过过去的偏见来隐藏，而且也通过这些作为投射、预定（pro-gramme）、前瞻（pro-spective）、甚至前定（pro-position）和心理分析师的意图这些未来的层面来隐藏。
在一个很短但恕我说很好记的与心理分析的技术相关的一个文本里，弗罗伊德区分了重复、重记和这种穿刺式劳作（durcharbeitung）。重复是神经病和心理病的事实，由一种允许无意识的欲望得到实现，并将主体的全部生存当作一个戏剧 来安排的'装置'来实现。命运，被命运注定的事，这是使病人的生活服从于同样被'处置'的欲望法则下的那种形式。俄狄普斯的命运历史为弗罗伊德提供了模型。在命运里，历史的开端和终结押韵了，在命运里，历史被组织到一种我所说的'古典'时间里，在这种时间里，众神、上帝如荷尔德林所说不再来干预我们。由阿波罗的神谕所构成的欲望装置，预先就设定了俄狄普斯将要在他的历史过程中讲的那些主要事件。国王的生活好象是被先刻好的，他的未来是刻写在已经说出的过去、他所忽略和重复的事实里的。
这些事没象我说的那么简单。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就象在弗罗伊德的悲剧中一样，俄狄普斯或病人努力达到意识状态，去发现他遭受并一生都在遭受的困苦的'理由'或'原因'。他想重记。他想重新集聚那无法把握、被肢解的时间性。婴儿期是来标记这一失去的时间的名字。俄狄普斯王也着手追寻恶、一种作为正打击着这座城市的瘟疫的根源的罪的因。躺在睡椅上的病人似乎也沉浸在类似的追问中。人们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收集证据，积累信息，俨然如在侦探小说中一样。这同样也构成一种我所说的第二层阴谋，它将其自身的历史布排到那实现为命运、一心想修复的那种历史之下。
'重写现代性'常被理解成这种意思，是所谓重记，仿佛是要重复和认同那些由现代装置引起的罪、原罪和伤害－－并最终提示出一种神谕在现代性开始时在我们的历史里替我们准备和完成的那种命运。
我们知道这样构成的重写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其欺骗性的。这一欺骗在于，对命运的各种起源的索寻，本身也构成了命运的一部分。那一阴谋的起始这一问题，开始出现于那一阴谋的终结处，因为只有它才构成了那一终结。侦探的揭露之下，那英雄也越来越有罪了。而且也正因为如此，才决不会有'完美的罪行'，一种永远不见天日的罪行。一个秘密如果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秘密，就不是一个'真实的'秘密。一个罪行要完美，就必须被人知道它是完美的，但正因为这样被人知道，它也就不再完美。换句话说，一切都全仗那同一个记忆秩序，用约翰•凯奇的话说，没有一种沉默是不嚷嚷着要人知道的，因而没有一种沉默是不吵得慌的。在沉默和声音之间，罪犯和警察之间，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深底里是靠了同一种阴谋维系着一种亲密的。
如果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理解'重写现代性'，人们搜寻、设计和命名的是我们所遭受的恶的源头的那些隐藏的事实，那事情就成了：象在一种简单的重记中一样，人们还很容易继续作恶，而不是中止其作恶。倒不是真的要去重写，去设想这这样重写是可能的，我们实在是只能这么去重写，只能去实现现代性本身。说是去书写现代性，其实总是重写它。现代性自己写着自己，自己铭写到了自己身上，在一种永远的重写里。
我要用两个例子来举证上面这一谎言。马克思侦察到了隐藏于资本主义之下的那一功能。马克思将生产力的非异化放到了解放和意识的自觉过程的核心处。他也相信自己已识别和谴责了诞生于现代性之恶的源头处的那一原罪：对工人的剥削。既然是一个侦探，他就设想，通过揭露'现实'，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的经济是假的，就可让人类摆脱这一巨大的瘟疫。我们今天才知道，十月革命只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重新捅开了那个伤口而已，所有的革命只会、将只会捅开这个老伤疤。革命可以本地化，可以有不同的诊断，在其重写中重新冒出来的将仍然是那同一种病。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自己一直在努力消除人类的异化，人类的异化却一直在那里重复着，几乎都未有一些儿转移。
现在来说说哲学，当代的哲学。尼采努力去解放思想、思想的方式。他所说的形而上学，也就是那条贯穿柏拉图与叔本华之间的原则，据这条原则，人类唯一要认真做的事，是发现那一基础，它会使人类的所说与真实的东西不差，行动得与善与正义合拍。尼采思想的中心主题是，再没有这种'合拍'了，因为再没有一种第一或原初的原理，一种基础（Grund），就象伯拉图的善的理念，或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所有的话语，包括科学或哲学的话语，都只是一种角度，一种世界观而已。
不过也正因此，尼采自己也竟受不住诱惑，去设计那种将各种赌注保持在一种角度下的东西，他将它称作权力意志。他的哲学重申了那一形而上学过程，甚至顽固地、一再地实现着其本质。因为他用来总结其求索的那一意志的形而上学，正是那隐藏于现代西方的那些哲学系统中的形而上学。这一点海德格尔已证明过了。
尽管尼采的重写重复了那同一个谎言或虚假，他还是指示出，我们必须反思什么样的重写能尽量避免去重复它所重写的东西。也许这一重写过程的源头正是那意志本身。这正是弗罗伊德区分穿刺劳作、重记和认识时所看出的东西。
为了重记自己，我们还要更多。我们要把握过去，把握正在进行的东西，想要制服、展示那原初的罪，那失去的原初的罪，显现它，就象它可以脱开它的情感上下文，脱开那罪、羞耻、骄傲和焦虑的隐义似的。我们在某个当下中就处在这些情感中，也正是它们驱动着关于一种源 头的想法。
为了象俄狄普斯那样努力找到一个客观地讲是第一性的原因，我们忘记了欲望是需要那一识别恶的源 头的意志的。因为欲望的本质正在于想要从自身摆 脱出来，因为欲望是无法忍受的。因而我们相信要给欲望一个中止的期限，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正是法语里fin这个字的暧昧，既是鹄的，也是终止：与欲望的目标一样。）我们努力去回想，这可能是一种更好的忘记方式。
如果对历史的认识真的要求历史对象必须是孤立的，是摆脱了来自历史学家的利比多倾注的，那么，肯定的，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只会导致一种'重写'的方式。我这里启用了两种意思，它们一起说出了拉丁文redigere和英语putting down的意思：通过写作和压抑来隐藏。就象writing down，既暗示铭写或录制，又暗示欠负。我们在许多历史文本里见到过这种重写。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思考》中对于历史研究中作为陷阱的作品的责疑，针对的就是这个。
无疑也正是这一陷阱引导弗罗伊德最终归依于他的关于精神病起源的那个假设上。他首先将它归咎于他所说的'原初场景'，婴儿被大人诱惑的场景。弗洛伊德通过舍弃关于开始的现实主义，从心理分析的另一个方面，从其目标方面，打开了关于治疗的过程该是没有终止的这一观念。与重记不同，穿刺劳作（perlaboration）被定义为一种没有终止的劳作，因而也是没有意志的：没有终结，也就是说它是不受终点这一概念的引导的，但并不是没有终极性。
正是在这双重姿态里，朝向从前与朝向未来的姿态中毫无疑问地出现了我们所能具有的关于重写的最贴切的概念。我们知道，弗罗伊德特别强调那被说成是'同样是浮动的注意'的原则，那一分析师面对面去分析病人时所需遵循的那条原则。其要领是，必须对病人吐出的语句的所有因素，不论多么细小和无关，都报以同样的重视。
这条原则总的是要求：不要预先去判断（有偏见），悬置判断，积累，对所发生的一切和发生的原状报以同样的重视。病人从其角度讲则应尊重这一对称：让自己的话儿任意流出，让一切'想法'、形象、场境、名字、短语汩汩流出，象是从其嘴里的身体上流出一样，处于无序状态，无选择、无压抑。
这样一条原则将精神放进了成为'病人'的义务里，放进了一种新的意义里：不再以被动和重复的方式来忍受那同一种古老和现实的激情，而是将其自身的可过渡性，一种回应或'反应'，应用到所有发生到其精神里的东西上，让自己过渡到从一种他不认识的'某种东西'那儿出发，发生到他身上的那些事件里。弗罗伊德将这一态度称作'自由联想'。这无非是一种不考虑其意义值、逻辑、伦理、审美地将一个短语与另一个短语相连的方式，是一种连结方式。
大家可能会问我这一做法会与重写现代性有什么联系。我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穿刺劳作中所能动用的那唯一的传导线索，就在于情感，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在于对情感的倾听。一个短语的碎片，一比特的信息，一个字都能派上用场。它们是连结于场域中、与别一个信息单位连结的。勿需推理，勿需论争，勿需调解。这样进展着时，我们就一点点接近于一个场景，那关于某种东西的场景。我们描述它。我们不理会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是肯定于它是与那一既是很远又是很近、既是我自己的也是他人的过去相连的。失去的时间并不是象一张画那样地被再现的，它甚至是无法被呈示的。它是呈示一张画、一张不可能的画的因素的东西。重写，是要重新登记它们。
显然，这一重写决不会让我们对过去有所认识。弗罗伊德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一分析并不服从于认识，而是服从于'技术'（technique），服从于艺术的。它最终并不是要定义一种过去的因素。相反，它预设，某一过去本身就是给予构成那一场景的那些因素以精神的一个行动者或代理者。
而这一场景反过来说也决不假装是在忠实地复制那被宣 称的'原初场景'。它是'新的'，那是因为它被感觉到是新的。从已发生的事上，我们可以说出它就在那儿，活泼着，有生命。它并不作为一种对象出现，如果一个对象竟可以在场的话，而是作为一种'韵味'，作为一种微弱地呼吸着的轻风，作为一种暗示在场的。普鲁斯特的《追忆》、本雅明的《独特的意味》和《柏林的婴儿》，就是根据这同一种技术（当然是一点都不省减地）来运作的。尽管冒着被人说成是怪异的风险，我还要加上一句，自由和平等地浮动着的关注过程，也是蒙田散文的本色。
实际上是无法对本文作出总结的，我就这么偷偷作这么三个观察。首先，即使弗罗伊德已经想到这'技术'是一种艺术，是古希腊人所说的technè，我们也不该忘记，它是作为解放过程的组成因素来被铭写的。正因此，重要的是要解构那构成精神或心理病装置和以命运的方式组织着主体的生活的能指所预先组织好的各种无意识修辞和集合。我并不认为这一假设有什么好。
在简短描述了我所理解的重写之后，我突然还想起一个看法，在这里是无法展开的了。我只在这里指出，这所说的对那种重写的描述在何种程度上与康德在关于趣味、关于美的快感的书中对想象的劳作所作的分析相关。这一个和那一个都强调了那自由的重要，由感情提供的材料正是在这种自由中被对待的，而且这两者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纯审美或在联想中的快感以及自由的倾听中，那些起作用的形式是尽可能地独立于经验或认知的旨趣的。现象的美是与其流动性、活动性及其明暗变化成比例的。康德用两个隐喻来例示这一点，炉膛里狂窜的火舌，溪流里活水的不定的印迹。康德最后总结说，想象给精神'很多的东西去思考'，是比能用概念和理解所做的还要多得多的劳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论题是与我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时间问题相关的。只有当我们不再通过一种概念综合去把握时间的企图，我们才有可能审美地所握那些形式。因为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康德所说的对给定物作出'识别'，而是让事物象它们自己呈现时那样地发生出来的一种态度。根据这种态度，每一瞬间，每一当下都象是一种对XX的自我开放。为了支持这一论题，我要动用阿多诺或恩斯特•布洛赫了，尤其是后者的《踪迹》。在《否定辩证法》结束处，还有在未写完的《美学理论》中，阿多诺向我们指出，我们实际上应该重写现代性，况且，现代性正重写着本身，不过我们只有在他所说的'微观学'（micrologie），多少与本雅明所说的'过渡'相关的那一形式下，才能重写它。
我刚才已强调了审美想象的自由嬉戏和在分析关系中运行着的自由联想或关注的共同特征。显然，我们也应该标出它们的异质性。为简短起见，我只列出本质的区别。
首先，通过美而获得的快感并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它是发生或没有发生出来的，即使艺术家一心要以劳作来达到这一效果。对于这一趣味的效果，是决不会有高人一筹的大师的。审美快感象一种恩宠、一种'灵感'一样地'落到'精神上。相反，精神病人的话语或分析师对这种话语的倾听，却是一种劳作，那一穿刺劳作，在其方式上是'自由的'，但被一种目标所召唤。这肯定不是一种认识，它是对'真理'或'真相'的接近，是一种挣脱。
其次，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分析工作是由一种无法忍受的苦难推动的，这种苦难将主体放到了与自身分离的状态，同时，这一状态又重复地维持着这一苦难。只要意识和无意识和解，治疗就见效，这么说是不对的。治疗是无法中断的，因为主体的被剥夺，它的受制于异质性，正是治疗的组成部分。他身上所剩有的婴儿期里的东西，无法适应这种道说的东西，是无法被还原的。恰恰相反，美的快感正如斯汤达尔和阿多诺所写，是一种'幸福的许诺'，或者如康德所说，是对主体与自身与他人形成的一种感性共同体、对那种sensus communis的许诺……
象我这里所说的重写显然涉及对'那东西'的回忆。不光涉及那所谓的'个人'的独特性的启动，而且也涉及到那萦绕着'语言'、传统的东西，那种我们使用、反对和处身的好多种材料。这样，这种重写起自比今天的美的问题性显然更加大的崇高的问题性。这就打开了审美与伦理的关系这个大问题。
我的第二个最后观察要简单得多。这里所说的重写显然与当代意识形态市场里热卖的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也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在建筑、绘画或戏剧中的对现代或现代主义作品的戏仿和引用无关。更与文学中那一回到叙述的最传统形式的运动无关。回到形式和内容。而我自己用了'后现代'这一术语。这是一种有点挑衅的方式，要清楚地安置或移置关于认识的争论。后现代不是一个新时代，它是对现代性所声称的某些特点的重写，而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建基于通过科学和技术来解放整个人类之上的这一企图的重写。而这一重写，我说过了，好久以来都是现代性自身之内的工作。
最后的观察涉及到人们所说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扩散、流通和消费的景观式引导所衍生的问题。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它们？因为它们正在改造人们所说的靠一种工业来存在的文化。这一观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可将这一变化看作是一种重写。这是已被用在新闻套话里的一个字,如英语中的"re-writing"，它所指的是一种很老的行当。这一工作恰恰在于通过不经意的和'白日梦式'的联想，来抹去落在一个文本上的所有痕迹。新技术已给这一工作带来相当多的余地。这些技术将所有落于某种质料上的铭写，如视觉、听觉、言语、音乐线条的图像，最后还有写作本身，置入精确的算计。照我看，这一过程的惊人后果并不是波依雅所认为的形成了巨大的似象网络。在我看来，更大的、大得多的麻烦，在于信息单位里'比特'概念的重要地位。有了比特，问题就不在于此刻这里给予感性和想象的自由形式这一问题了。相反，它们是协调工程师所设想的信息单位，可被语言的所有标准来定义了：词汇上的、句法上的、修辞上的，还有其余的。它们在程序员的控制下被根据一组可能性（某种菜单）汇集到一个系统里。以致各种新技术向重写这一说法提出的问题可通过以下方式来提出：既然那穿刺劳作完全是自由想象的事，既然它要求将时间布置在'还未'、'不再 '和'当下'之间，什么东西能保存、维护那些新技术的使用？这种使用如何能躲开概念、识别和预言的法则？暂时我先满足于作如下回应：重写现代性，就是要抵制来自这一所谓的后现代性的书写（reécrire la modernité, c'est résister à l' écriture de cette supposée postmodernité ）。
这两种移置表明了两个主要方向。首先，它表明，我们用什么'前'和'后'，之前和之后这样的说法来给文化历史分期，这有多么徒劳，原因只在于，我们总是没去管'当前'这一位置，不去管'现在'，而只有从现在和当前出发，我们才能对时间的连续取一种合法的角度。对于象我这样的老派欧陆哲学家而言，这恰恰要求我们回顾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四卷中对时间的分析。他在那儿有力地指出，不与一个'当前'，一个'现在（now）'相关地来处置事件之流，是不可能在已经发生的东西（le protéron, 先前的东西）
和将要发生的东西（le hustéron, 后续的东西）之间作出区分的。同样，要把握这一被我们所说的意识、生活行程、事物、事件的流动所串联的这样一个'当前'，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我们所说，它是不断地消逝着的。这样，我们永远不会太早或太迟地以同一方式去把握'当前'这样一个东西。'太迟表明'发生得'过头了，是消失了，'太早'表明了'将要'的过头。过头什么？。过头就过头在那种想要认同的意向，过头在想要把握和认识一种还只是'此地当前'的一种'此在'、事物本身的那种投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德里达在《哲学的边缘》中都讨论了这一问题。－－译者〗。
当我们将这一论点用到现代性上，结果就发现，无论是现代性还是所谓的后现代性，都不能被当作被清晰地框定、后面一个总是'紧接着'前面一个的历史实体来认同或定义。相反，我们应该说，后现代性是隐含在现代性中的，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时间性自身就带着一种冲动，要突围到与自身不一样的一种状态里。而且不光要自我突破，它还要通过一种终极的稳定性－－比如说是以乌托邦计划为目标的，不过也可以是那些伟大的解放叙事里隐含着的朴素的政治计划－－来解决自己。从其构成看，说真的，现代性充满着后现代性。
真正与现代性对立的倒是那个古典时代，而不是后现代。古典时代实际上捎带着一种时间状态，我们称它是：一种时间性的等次（statut），在这种等次里，'将发生'、'正发生'，未来和过去好象是可以被一起对待的，它们囊括了在同一个感觉单位内的生活的全部。比说说，神话就是照此来组织和分配时间的：通过押韵而使它所讲述的历史的开头和结尾押韵。
同样的眼光看去，对历史的分期也正揭示出现代性的那种典型的执迷。这种分期将是一种将事件置入一种历时性里的方式，而这种分期也正是革命原则所要求的。同样，现代性还带有它自己会过时这一许诺，它同样还被召唤着去标出、定出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头。就这样我们启动了一个被称为全新的时代，把钟对到新时刻，重新从零点开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基督教、笛卡尔主义和雅各宾派看来，这一姿态表明了又一个'第一年'，不是启示和得救、就是复兴或重建的第一年，也可以是革命和自由的重新获得的第一年。
这三种re-（重新：révélation启示、rédemption救赎、 révolution革命）的具象，宣告了这一现代性的重写的一个本质方面。我一开始注意到的正是救赎所表明的那第二个方向。'重写'这一术语的暧昧一直纠缠着现代性与时间的关系。重写可能就在于我已经提到过的那种姿态：把钟拨到零点，做成一块什么都可以开始的白板，那种一下子宣告的时代和新的历史分期的开始的姿态。这一'重－'的用法意指回到起点，回到我们可以设想的免于所有的偏见的开始，因为我们想象偏见只起于被我们不加思考地当真的各种判断的储存和传统。我在'前－'和'重－'（可理解为回到）之间玩游戏，想要赢得的，是抹去在某些、至少是在某些旧判断中所隐含的那一'前－'。这也要求我们理解'前历史'这一名词，马克思用它来指位于他所期待和准备着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全部人类历史。
我们现在可以来澄清第二个完全不一样的're-'的常义。它本质上与写作相连，它决不是指向开始的回归，而是弗罗伊德所说的一种'穿刺式劳作'（per-laboration，durcharbeitung），一种与下面这种思考相关的劳作，这种思考的对象从其构成上讲就是避开事件或事件的意义的，不光是通过过去的偏见来隐藏，而且也通过这些作为投射、预定（pro-gramme）、前瞻（pro-spective）、甚至前定（pro-position）和心理分析师的意图这些未来的层面来隐藏。
在一个很短但恕我说很好记的与心理分析的技术相关的一个文本里，弗罗伊德区分了重复、重记和这种穿刺式劳作（durcharbeitung）。重复是神经病和心理病的事实，由一种允许无意识的欲望得到实现，并将主体的全部生存当作一个戏剧 来安排的'装置'来实现。命运，被命运注定的事，这是使病人的生活服从于同样被'处置'的欲望法则下的那种形式。俄狄普斯的命运历史为弗罗伊德提供了模型。在命运里，历史的开端和终结押韵了，在命运里，历史被组织到一种我所说的'古典'时间里，在这种时间里，众神、上帝如荷尔德林所说不再来干预我们。由阿波罗的神谕所构成的欲望装置，预先就设定了俄狄普斯将要在他的历史过程中讲的那些主要事件。国王的生活好象是被先刻好的，他的未来是刻写在已经说出的过去、他所忽略和重复的事实里的。
这些事没象我说的那么简单。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就象在弗罗伊德的悲剧中一样，俄狄普斯或病人努力达到意识状态，去发现他遭受并一生都在遭受的困苦的'理由'或'原因'。他想重记。他想重新集聚那无法把握、被肢解的时间性。婴儿期是来标记这一失去的时间的名字。俄狄普斯王也着手追寻恶、一种作为正打击着这座城市的瘟疫的根源的罪的因。躺在睡椅上的病人似乎也沉浸在类似的追问中。人们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收集证据，积累信息，俨然如在侦探小说中一样。这同样也构成一种我所说的第二层阴谋，它将其自身的历史布排到那实现为命运、一心想修复的那种历史之下。
'重写现代性'常被理解成这种意思，是所谓重记，仿佛是要重复和认同那些由现代装置引起的罪、原罪和伤害－－并最终提示出一种神谕在现代性开始时在我们的历史里替我们准备和完成的那种命运。
我们知道这样构成的重写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其欺骗性的。这一欺骗在于，对命运的各种起源的索寻，本身也构成了命运的一部分。那一阴谋的起始这一问题，开始出现于那一阴谋的终结处，因为只有它才构成了那一终结。侦探的揭露之下，那英雄也越来越有罪了。而且也正因为如此，才决不会有'完美的罪行'，一种永远不见天日的罪行。一个秘密如果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秘密，就不是一个'真实的'秘密。一个罪行要完美，就必须被人知道它是完美的，但正因为这样被人知道，它也就不再完美。换句话说，一切都全仗那同一个记忆秩序，用约翰•凯奇的话说，没有一种沉默是不嚷嚷着要人知道的，因而没有一种沉默是不吵得慌的。在沉默和声音之间，罪犯和警察之间，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深底里是靠了同一种阴谋维系着一种亲密的。
如果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理解'重写现代性'，人们搜寻、设计和命名的是我们所遭受的恶的源头的那些隐藏的事实，那事情就成了：象在一种简单的重记中一样，人们还很容易继续作恶，而不是中止其作恶。倒不是真的要去重写，去设想这这样重写是可能的，我们实在是只能这么去重写，只能去实现现代性本身。说是去书写现代性，其实总是重写它。现代性自己写着自己，自己铭写到了自己身上，在一种永远的重写里。
我要用两个例子来举证上面这一谎言。马克思侦察到了隐藏于资本主义之下的那一功能。马克思将生产力的非异化放到了解放和意识的自觉过程的核心处。他也相信自己已识别和谴责了诞生于现代性之恶的源头处的那一原罪：对工人的剥削。既然是一个侦探，他就设想，通过揭露'现实'，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的经济是假的，就可让人类摆脱这一巨大的瘟疫。我们今天才知道，十月革命只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重新捅开了那个伤口而已，所有的革命只会、将只会捅开这个老伤疤。革命可以本地化，可以有不同的诊断，在其重写中重新冒出来的将仍然是那同一种病。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自己一直在努力消除人类的异化，人类的异化却一直在那里重复着，几乎都未有一些儿转移。
现在来说说哲学，当代的哲学。尼采努力去解放思想、思想的方式。他所说的形而上学，也就是那条贯穿柏拉图与叔本华之间的原则，据这条原则，人类唯一要认真做的事，是发现那一基础，它会使人类的所说与真实的东西不差，行动得与善与正义合拍。尼采思想的中心主题是，再没有这种'合拍'了，因为再没有一种第一或原初的原理，一种基础（Grund），就象伯拉图的善的理念，或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所有的话语，包括科学或哲学的话语，都只是一种角度，一种世界观而已。
不过也正因此，尼采自己也竟受不住诱惑，去设计那种将各种赌注保持在一种角度下的东西，他将它称作权力意志。他的哲学重申了那一形而上学过程，甚至顽固地、一再地实现着其本质。因为他用来总结其求索的那一意志的形而上学，正是那隐藏于现代西方的那些哲学系统中的形而上学。这一点海德格尔已证明过了。
尽管尼采的重写重复了那同一个谎言或虚假，他还是指示出，我们必须反思什么样的重写能尽量避免去重复它所重写的东西。也许这一重写过程的源头正是那意志本身。这正是弗罗伊德区分穿刺劳作、重记和认识时所看出的东西。
为了重记自己，我们还要更多。我们要把握过去，把握正在进行的东西，想要制服、展示那原初的罪，那失去的原初的罪，显现它，就象它可以脱开它的情感上下文，脱开那罪、羞耻、骄傲和焦虑的隐义似的。我们在某个当下中就处在这些情感中，也正是它们驱动着关于一种源 头的想法。
为了象俄狄普斯那样努力找到一个客观地讲是第一性的原因，我们忘记了欲望是需要那一识别恶的源 头的意志的。因为欲望的本质正在于想要从自身摆 脱出来，因为欲望是无法忍受的。因而我们相信要给欲望一个中止的期限，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正是法语里fin这个字的暧昧，既是鹄的，也是终止：与欲望的目标一样。）我们努力去回想，这可能是一种更好的忘记方式。
如果对历史的认识真的要求历史对象必须是孤立的，是摆脱了来自历史学家的利比多倾注的，那么，肯定的，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只会导致一种'重写'的方式。我这里启用了两种意思，它们一起说出了拉丁文redigere和英语putting down的意思：通过写作和压抑来隐藏。就象writing down，既暗示铭写或录制，又暗示欠负。我们在许多历史文本里见到过这种重写。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思考》中对于历史研究中作为陷阱的作品的责疑，针对的就是这个。
无疑也正是这一陷阱引导弗罗伊德最终归依于他的关于精神病起源的那个假设上。他首先将它归咎于他所说的'原初场景'，婴儿被大人诱惑的场景。弗洛伊德通过舍弃关于开始的现实主义，从心理分析的另一个方面，从其目标方面，打开了关于治疗的过程该是没有终止的这一观念。与重记不同，穿刺劳作（perlaboration）被定义为一种没有终止的劳作，因而也是没有意志的：没有终结，也就是说它是不受终点这一概念的引导的，但并不是没有终极性。
正是在这双重姿态里，朝向从前与朝向未来的姿态中毫无疑问地出现了我们所能具有的关于重写的最贴切的概念。我们知道，弗罗伊德特别强调那被说成是'同样是浮动的注意'的原则，那一分析师面对面去分析病人时所需遵循的那条原则。其要领是，必须对病人吐出的语句的所有因素，不论多么细小和无关，都报以同样的重视。
这条原则总的是要求：不要预先去判断（有偏见），悬置判断，积累，对所发生的一切和发生的原状报以同样的重视。病人从其角度讲则应尊重这一对称：让自己的话儿任意流出，让一切'想法'、形象、场境、名字、短语汩汩流出，象是从其嘴里的身体上流出一样，处于无序状态，无选择、无压抑。
这样一条原则将精神放进了成为'病人'的义务里，放进了一种新的意义里：不再以被动和重复的方式来忍受那同一种古老和现实的激情，而是将其自身的可过渡性，一种回应或'反应'，应用到所有发生到其精神里的东西上，让自己过渡到从一种他不认识的'某种东西'那儿出发，发生到他身上的那些事件里。弗罗伊德将这一态度称作'自由联想'。这无非是一种不考虑其意义值、逻辑、伦理、审美地将一个短语与另一个短语相连的方式，是一种连结方式。
大家可能会问我这一做法会与重写现代性有什么联系。我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穿刺劳作中所能动用的那唯一的传导线索，就在于情感，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在于对情感的倾听。一个短语的碎片，一比特的信息，一个字都能派上用场。它们是连结于场域中、与别一个信息单位连结的。勿需推理，勿需论争，勿需调解。这样进展着时，我们就一点点接近于一个场景，那关于某种东西的场景。我们描述它。我们不理会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是肯定于它是与那一既是很远又是很近、既是我自己的也是他人的过去相连的。失去的时间并不是象一张画那样地被再现的，它甚至是无法被呈示的。它是呈示一张画、一张不可能的画的因素的东西。重写，是要重新登记它们。
显然，这一重写决不会让我们对过去有所认识。弗罗伊德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一分析并不服从于认识，而是服从于'技术'（technique），服从于艺术的。它最终并不是要定义一种过去的因素。相反，它预设，某一过去本身就是给予构成那一场景的那些因素以精神的一个行动者或代理者。
而这一场景反过来说也决不假装是在忠实地复制那被宣 称的'原初场景'。它是'新的'，那是因为它被感觉到是新的。从已发生的事上，我们可以说出它就在那儿，活泼着，有生命。它并不作为一种对象出现，如果一个对象竟可以在场的话，而是作为一种'韵味'，作为一种微弱地呼吸着的轻风，作为一种暗示在场的。普鲁斯特的《追忆》、本雅明的《独特的意味》和《柏林的婴儿》，就是根据这同一种技术（当然是一点都不省减地）来运作的。尽管冒着被人说成是怪异的风险，我还要加上一句，自由和平等地浮动着的关注过程，也是蒙田散文的本色。
实际上是无法对本文作出总结的，我就这么偷偷作这么三个观察。首先，即使弗罗伊德已经想到这'技术'是一种艺术，是古希腊人所说的technè，我们也不该忘记，它是作为解放过程的组成因素来被铭写的。正因此，重要的是要解构那构成精神或心理病装置和以命运的方式组织着主体的生活的能指所预先组织好的各种无意识修辞和集合。我并不认为这一假设有什么好。
在简短描述了我所理解的重写之后，我突然还想起一个看法，在这里是无法展开的了。我只在这里指出，这所说的对那种重写的描述在何种程度上与康德在关于趣味、关于美的快感的书中对想象的劳作所作的分析相关。这一个和那一个都强调了那自由的重要，由感情提供的材料正是在这种自由中被对待的，而且这两者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纯审美或在联想中的快感以及自由的倾听中，那些起作用的形式是尽可能地独立于经验或认知的旨趣的。现象的美是与其流动性、活动性及其明暗变化成比例的。康德用两个隐喻来例示这一点，炉膛里狂窜的火舌，溪流里活水的不定的印迹。康德最后总结说，想象给精神'很多的东西去思考'，是比能用概念和理解所做的还要多得多的劳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论题是与我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时间问题相关的。只有当我们不再通过一种概念综合去把握时间的企图，我们才有可能审美地所握那些形式。因为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康德所说的对给定物作出'识别'，而是让事物象它们自己呈现时那样地发生出来的一种态度。根据这种态度，每一瞬间，每一当下都象是一种对XX的自我开放。为了支持这一论题，我要动用阿多诺或恩斯特•布洛赫了，尤其是后者的《踪迹》。在《否定辩证法》结束处，还有在未写完的《美学理论》中，阿多诺向我们指出，我们实际上应该重写现代性，况且，现代性正重写着本身，不过我们只有在他所说的'微观学'（micrologie），多少与本雅明所说的'过渡'相关的那一形式下，才能重写它。
我刚才已强调了审美想象的自由嬉戏和在分析关系中运行着的自由联想或关注的共同特征。显然，我们也应该标出它们的异质性。为简短起见，我只列出本质的区别。
首先，通过美而获得的快感并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它是发生或没有发生出来的，即使艺术家一心要以劳作来达到这一效果。对于这一趣味的效果，是决不会有高人一筹的大师的。审美快感象一种恩宠、一种'灵感'一样地'落到'精神上。相反，精神病人的话语或分析师对这种话语的倾听，却是一种劳作，那一穿刺劳作，在其方式上是'自由的'，但被一种目标所召唤。这肯定不是一种认识，它是对'真理'或'真相'的接近，是一种挣脱。
其次，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分析工作是由一种无法忍受的苦难推动的，这种苦难将主体放到了与自身分离的状态，同时，这一状态又重复地维持着这一苦难。只要意识和无意识和解，治疗就见效，这么说是不对的。治疗是无法中断的，因为主体的被剥夺，它的受制于异质性，正是治疗的组成部分。他身上所剩有的婴儿期里的东西，无法适应这种道说的东西，是无法被还原的。恰恰相反，美的快感正如斯汤达尔和阿多诺所写，是一种'幸福的许诺'，或者如康德所说，是对主体与自身与他人形成的一种感性共同体、对那种sensus communis的许诺……
象我这里所说的重写显然涉及对'那东西'的回忆。不光涉及那所谓的'个人'的独特性的启动，而且也涉及到那萦绕着'语言'、传统的东西，那种我们使用、反对和处身的好多种材料。这样，这种重写起自比今天的美的问题性显然更加大的崇高的问题性。这就打开了审美与伦理的关系这个大问题。
我的第二个最后观察要简单得多。这里所说的重写显然与当代意识形态市场里热卖的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也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在建筑、绘画或戏剧中的对现代或现代主义作品的戏仿和引用无关。更与文学中那一回到叙述的最传统形式的运动无关。回到形式和内容。而我自己用了'后现代'这一术语。这是一种有点挑衅的方式，要清楚地安置或移置关于认识的争论。后现代不是一个新时代，它是对现代性所声称的某些特点的重写，而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建基于通过科学和技术来解放整个人类之上的这一企图的重写。而这一重写，我说过了，好久以来都是现代性自身之内的工作。
最后的观察涉及到人们所说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扩散、流通和消费的景观式引导所衍生的问题。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它们？因为它们正在改造人们所说的靠一种工业来存在的文化。这一观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可将这一变化看作是一种重写。这是已被用在新闻套话里的一个字,如英语中的"re-writing"，它所指的是一种很老的行当。这一工作恰恰在于通过不经意的和'白日梦式'的联想，来抹去落在一个文本上的所有痕迹。新技术已给这一工作带来相当多的余地。这些技术将所有落于某种质料上的铭写，如视觉、听觉、言语、音乐线条的图像，最后还有写作本身，置入精确的算计。照我看，这一过程的惊人后果并不是波依雅所认为的形成了巨大的似象网络。在我看来，更大的、大得多的麻烦，在于信息单位里'比特'概念的重要地位。有了比特，问题就不在于此刻这里给予感性和想象的自由形式这一问题了。相反，它们是协调工程师所设想的信息单位，可被语言的所有标准来定义了：词汇上的、句法上的、修辞上的，还有其余的。它们在程序员的控制下被根据一组可能性（某种菜单）汇集到一个系统里。以致各种新技术向重写这一说法提出的问题可通过以下方式来提出：既然那穿刺劳作完全是自由想象的事，既然它要求将时间布置在'还未'、'不再 '和'当下'之间，什么东西能保存、维护那些新技术的使用？这种使用如何能躲开概念、识别和预言的法则？暂时我先满足于作如下回应：重写现代性，就是要抵制来自这一所谓的后现代性的书写（reécrire la modernité, c'est résister à l' écriture de cette supposée postmodernit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