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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致与冲突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社会的一些特征，以检验我们的定义是否正当，这不是为了详细讨论这个社会的特征，而是验证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学者们想非难我们的定义，他们将会攻击这个定义缺乏“科学性”，并试图证明它的价值是纯粹主观的，只适用于论战的范围。在我们看来，论战并不降低“科学性”；相反，知识在讽刺与对立中才得到发展，理论的冲突防止知识停滞不前，而且这种冲突与哲学和科学研究一样古老，无法消除。我们认为，远离行动的“纯粹”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即使当它是真理的时候也是如此。“纯粹”认识论和严格的程序有助于策略性地撤退，并为反对猛烈的攻击提供了防护所，也为“作战”提供了掩体，但在这里，是根据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分配问题的，如果抗议和争论能被避免的话，这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最好场所，虽然它是封闭的。站在一边，以便透视事实，并不意味着退回到形式化的知识中去，相反，这会使事实本身漫画化，我们准备增加某些肯定性的原则：“科学主义反对科学！理性主义反对理性！严格主义反对严格！结构主义反对结构！”等等。至于说到批判的目的，它们难道不是通向确信的最佳道路吗？我们的定义仅能被那些人驳斥，这些人拒绝从总体上思考这个社会，并把它看作是现象的概括，从而缺乏概念与理论。
一百年前，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这是一本既包括对社会现实的科学描述也包括提倡实现社会可能性的著作。其基本思想如下：
A）关于理性（辩证法）的全面理解，理性是拥有自我规制的装置，这种装置是自发的但又是受限制的（竞争的资本主义倾向于生产平均利润率），因此它不可能是永恒的，不可能消除历史与变化。
B）一个特殊的理由(cause)：社会被占有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统治与管理着（这个阶级虽然互相联合，但其野心相互冲突）。
C）理解的形式知性：商业（交换价值）以其无限的扩张能力，建构了一个有自己的逻辑与语言、同内容即社会劳动（辩证地规定：质与量，个人与社会，特殊与一般，简单与复杂，尤其是根据社会平均数进行的区分和标准化）无法分离的“世界”。用这种方法，能够看到社会劳动最终如何控制着商业“世界”，并对这个世界的无情扩张加以限制。
D）社会结构，通过生产关系与所有制的已有结构或正在形成的结构这些中介，连接着基础（劳动组织与分工）和上层建筑（制度、意识形态、公共职责与道德、艺术和精神“价值”）；主导的意识形态因此是个人主义（对社会基本特征的伪装与辩护）。
E）同时满足了实践经验、科学与革命需要（或者是商业世界的需要，对这个世界的科学理解的需要以及控制与改变这个世界的需要）的一致的语言；在《资本论》中出现并具体化的语言，与特殊的指涉（辩证理性，历史时间，社会空间，常识等）相关；这种态度暗含着学术与革命的结合、学习与行动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F）在一个既定整体内的特殊冲突（特别是生产性劳动的社会特征与“私人”财产的利润间的冲突）；
G）这个社会的量的扩张（expansion）的可能性与质的发展（development）的可能性。
一个世纪之后，马克思的主要计划中所保留下来的是“资本”的意义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一个答案。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是不够的，但这里我们能够做些比作出上述断言更多的工作，对被提到的不充分性进行一个简要的描绘。创造性的理由（集体的、生活的）已经变得模糊，组织化的根据难道不是政治的领导权、军队、国家、民主吗？它分散在所有层面并且不再能被看作是社会的胶合剂，使这些结构结合在一起。但存在着结构、整体吗？如果结构正在腐烂，正像卢卡奇的追随者所坚持的那样，那它就不是为了个人良心而存在。社会关系与社会基础的一般特征，并不是整体性的，正在变成碎片，马克思一百年前所界定的整个结构，因缺乏支持和巩固“人类总体性”(human totality)的革命而瓦解。世界被碎片化了，成为个人的观念，我们拥有文化的碎片、专业化的科学和体系(systems)以及“次体系”(sub-systems)。所有的可能性现在都是战略性的远见。虽然工人阶级及其功能似乎正在消失，但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如果忽视“理由”这个术语的意义，机关和公共机构的目的与价值只能被看作是这样的“理由”，即为了维护自己、给自己提供证明，其工作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社会功能的合理化，而这个社会应被有责任心和大公无私的政治家所掌握。各种特殊化的价值体系引导着交流体系，但是,是什么在交流中总处于它们自身的规则之外呢？是各种价值自身的空壳吗？拥有表层实质的“价值”，企图禁锢它们所隐藏的东西，这样每个官僚政府的理想就是道德上的正直，当这个政府越来越腐败时，它就会更加强调这种理想。“价值”这个观念应受到怀疑，就像尼采所意识到的那样，众所周知，他是一个价值理论家。与其说价值是意识形态不如说它是被组织化的替代物，“隐藏的结构”是由一系列替代物构成的，这些替代物同制度与公共部门的数量相当，技术是技术官僚和公共机构合理性的替代物，一个围绕着另一个（社会现象），“体系”在其存在的意义上被“次体系”所隐匿，并且是一个相互与多重替代的体系。自然为那些希望避免冲突或者隐藏冲突的人提供了替代物，精英文化是大众文化的替代物，如此而己。
根据社会自身的范畴来分析这一社会是可能的吗？当然不能。它可以用来分析功能（制度）、结构（组织与策略）和形式（体系和途径，信息媒介，审查制度等），所有这些方面都将社会变成不同的组成部分，就像将机器物体如汽车折解为零部件一样：发动机、车身、装置与工具……我们强烈反对这种分解过程，因为社会不能被还原为孤立的部分，在这种还原过程中也不能保证不会遗漏社会的统一性，这是使社会作为统一体而不会完全瓦解的功能。从这些范畴出发，这个被分解的社会就不再是一个社会。这种主张考虑到病理的诊断，它只能在诉诸于进一步的分析之后才能得到确诊。对社会而言，就像对社会的重要构成要素——城市一样，困难在于避免有机体的隐喻而不丧失整体的视界，尤其是没有忘记变形、空白、缺陷与裂缝等。
我们想论证的是判断一个社会不能根据其自身的标准，因为它的范畴是其组成的一部分——它是这场游戏的一部分，既不可能没有偏见也不可能不受利益的影响，它们服务于实践的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目的。一个世纪以前，个人主义将自己的范畴与意象提供给哲学家与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为了抓住现实和隐藏于现实之后的可能性，揭开这个个人主义的面纱是非常必要的。今天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们以其他的名义如功能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等方式出现，为了更好地同意象一起出现，它们似乎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它们忽视了基本的事实——或事实的基础——即从日常生活而来的任何事情，日常生活都依次揭示着它，或者说，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揭示着“一切事情”，因为它将“任何一个事情”都置于批判之中。
概括地说：
A）日常性（quotidian）可以界定吗？它能作为一个起点，来界定现代社会（现代性），避免以讽刺的态度质疑现代社会，避免对碎片或部分领域的认同，从而包含社会的本质与整体？
B）这种方法能够在矛盾与冲突的社会“现实”中得出无矛盾的理论，导向一种关于真实与可能的观念吗？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以最科学的方法加以描述，我们的回答是先前主张的浓缩。日常生活不是一个被抛弃了空间-时间的复合物，也不是一个留给个人自由、理性和才略的透明领域；它不再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人类的苦难与英雄的品质都被规定了，成为人类环境的既定场所。它已不再是一个被合理开拓的社会殖民地，因为日常生活不是一个殖民地，合理的开拓已经充分利用了迄今为止更为精确的方法。日常生活已经成为沉思的对象，成为组织的领域：空间-时间自动地进行着自我规划，因为当它被合理地组织起来时，它提供了封闭的回路（生产-消费-生产），在那里要求被预见到了，因为要求被诱导着，欲望已被察觉，这种方式代替了自由竞争时代的自发式自我规划。日常生活必须很快成为一个完美的体系，这个体系被其他体系所遮蔽，这些体系瞄准系统化的思想和结构化的行为，只有这样，日常生活才会成为被称为消费被控制的“组织化”社会以及现代性的主要产品。如果回路没有完全被封闭，这不是因为目的或策略意图的需要，而仅仅因为不可还原的“事情”干扰着，这些“事情”可能是欲望，或理性（辩证法）或甚至是城市……阻止这一回路封闭的唯一方法是征服日常性，通过利用其他的策略来征服它并改变它。时间自身将揭示，对于那些想以这种方法重新抓住语言和现实、有意义的行动与研究那失去的协调的人来说，这是否是可能的。
这种一致的逻辑理论也能导向实践行动，但它假定了一个基本的行为或思想-行为。为了日常性这一概念和日常生活理论，某些条件是必要的，第一个条件是，人们必须生活，或者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并不是想当然地接受日常生活，而是以批判的观点来看待它。缺少这两个条件，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日常性，我们的术语就会成为聋子的摆设——除了那些拒绝去听的人，没有人是这样的聋子。
日常生活加重了妇女的负担，虽然有可能通过改变她们的地位来摆脱这种处境，但这种负担仍然落在她们的肩上。有些人因为过度的压力而陷入困境，其他人则逃入到假装（make-believe）之中，拒绝关注周围环境，通过忽视环境而拒绝陷入其中，她们有自己的替代物，她们就是替代物；她们抱怨着——男人、人的条件、生活、上帝和众神——但她们总是离题太远。她们或者是日常生活的主体和日常生活的牺牲品，或者是日常生活的对象和替代物（美丽，女性，时尚等），并且通过消费替代着空虚。同样，她们既是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又是商品的符号（在广告中，作为裸体和微笑），由于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是模糊的——这是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特殊组成部分——所以她们不可能理解这一点。自动化通过妇女获得了较大的成功，许多事情都与她们相关（如时尚、住房和家居等），虽然——或因为——她们是“自发的”。对青少年与学生来说，由于他们还不理解日常生活，情况完全相反。他们喜欢日常生活，但又担心受到日常生活的束缚，他们是通过父母知道日常生活的，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非此即彼意义上的模糊潜能。这里存在着一种成人为了他们个人利益的意识形态或神话，这种利益从属于父母，联系着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文化与服从之间的关系。
知识分子呢？同样如此！知识分子有职业、妻子、孩子、时间表、私人生活、工作、休闲、居住在某处或其他地方等；他们身处其中，但处于微弱的边缘位置，所以他们从外面或其他地方来思考自身。他们有一些成功的逃避方式，他们所有的替代物就是他们的自由支配权——梦想、假装、艺术、文化、教育、历史和许多别的东西。他们经常接受方法的体系，通过这些，社会经验和日常生活屈从于强制、条件、“结构”和规划，即屈从于所谓的“社会科学”、“城市科学”或“组织科学”，知识分子的诚实在这种“操作主义”中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一理论血统的最严肃的样本中，描述了次体系和组织社会的各种特殊符码（codes），它们依次以近似的范畴组织着日常生活，这些范畴如环境、居所、家具、占星术、旅游、烹调术、时尚——所有这些特殊的活动范围为小册子、论文、目录册、导读书目提供着话题。这些诚实的理论家给自己的努力加上了自身的限制，并且拒绝去追问看不见的模式，忽视一般符码的缺席，这种缺席是意味深长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为这种讨论提供了极好的主题和完善的替代物，它们相互反对、相互适用：一方面是实用主义、功能主义、操作主义，另一方面则把问题留给了专家。批判、保护、反对或任何试图寻求一种开放的“别处”（elsewhere）都被这些意识形态者作为乌托邦加以摒弃。他们是多么正确啊！他们被一种特殊的理性所支持，并且被合（他们自己的）理性所束缚……实际上，这就是用来反对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傅立叶和圣西门的证据，但如果不满足于反映和认可强制，不满足于盲目接受权威和承认环境，要反思就必然包含有乌托邦形式，它试着去干预存在的条件，获得不同于正在实行的策略的意识。
乌托邦？的确如此，一旦我们希望某些不同的事情并且不再扮演忠实的执行者或看家狗的角色，我们都会是乌托邦主义者。“教条主义！”我们的反对者大叫着。“你对自己所坚持的东西必须加以限定，否则从这里你会得出过分的结论。”决不如此。经过仔细检验他们的论断和论述基础之后，我们从所建议的称谓中选择了我们对社会的界定，称之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the 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抛弃了其他不合适的定义。另外，我们承认这个界定具有相对性，如果它是教条的和绝对的，所有的希望都将失去，所有的出口都被关闭了。在我们已经证明存在不可还原的地方，冲突和反对就闯入和阻碍封闭的回路，将结构横切开。“这不过是文学、诗歌、抒情诗！”现在我们已经招致最后的凌辱了，然而他们还可以更巧妙地说：这是主观主义的，是为失去存在理由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战争。确实，我们不知道学问和诗歌的隔离，更不知道科学与行动、抽象与具体、直接与间接、积极与否定、断言与批评、事实与意见、客体与主体的分离，在任何场合下，我们都强调这些哲学范畴的不足——同时也强调它们的有用性和必要性，或者说我们拒绝分离，赞成没有偏见的建设性态度，这种态度建立于实践的和理论的理解上。那些在我们的断言中仅看到假设的人，以及那些以认识的精确性名义支持分离的人，会发现如果不同他们脆弱的良心妥协或屈服于统一体的痛苦，很难把自己的论断维持到最后，这是哲学思考的统一体，也是超越哲学的统一体。
从前有过悲哀、限制、压制。土地被划分为无数块，被天国里的国王和死去的王后所统治。虽然它是被遗弃的和被压制的，但这种存在从未缺乏风格，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基本的意识形态？)的风格统治和渗透到各个方面……我们还将继续这个故事，即我们会看到这些人虽然生活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但从不乏温暖与舒适。自过去那些美好日子以来，已经有着不可估量的进步——如果有机会加以选择的话，谁不喜欢日常生活的肤浅性而喜欢饥荒呢，谁不希望印度的人们过着正常的日常生活呢？“社会安全”，即使它不可置疑地是官僚化的，但比起无视和放弃世界的苦难来要好得多，实际上，我们也不打算否定“进步”（progress），而是要理解其对立面，即进步不得不付的代价。过去，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贪婪的野心和死亡的统治一样，会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但现在它在原子弹的威胁之前退却了——这有利于我们能够放置与命名某些东西。我们不希望作无益的后悔，而是解释这些眼泪以及如何激发“右派分子”赞同我们的社会，因为明白而有罪责的良心，他们过去总是误解这个社会的潜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讨论一些简单的（但又实际的）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在它们身上集中所有的注意力。那些被遗弃的、衰败的大城市的中心是如何被保存下来并被有良好教养的中产阶级市民所占有，那些来自电影世界和戏剧世界的人是如何从“漂亮的”邻区和“住宅区”迁移来的？由于这种态度，城市正在变成特权阶级最昂贵和最有价值的占有物，变成了消费的巨大财富，对他们而言城市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财富统治阶级占有并垄断着遗迹呢？为什么人们都聚集于古代城市和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希腊的城市？那些用来消费和休闲以及满足好奇心的体系，是旅游组织者并不能说明的现象，必定存在着另外的原因：怀旧、日常生活的中断、现代性的无节制和奢侈的展示，是沉迷于自身，还是简单地诉诸于过去？避免这种怀旧病和青春期的固恋是正当的，理解这一点非常必要，为了理解，或者为了理解的欲望，导致了比较研究以及对日常生活历史的研究。但这种历史研究，虽然是可能的、重要的，但并不比对细节（对象）的编目更好些，或者比一系列的误解更强些，我们不是要强调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的统一性，而是强调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作用。
日常生活的历史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A）风格；B）风格的死亡和（十九世纪）文化的诞生；C）日常生活的建立与巩固，这个研究将揭示日常生活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是如何产生的，或如何在同相继失败的革命的联系中更加具体化。日常生活既是这些失败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说它是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在每次震动之后，社会存在都被重新组织在日常性周围，日常生活本身构成了革命的障碍；说它是革命失败的结果，是因为在连续的失败之后，压力与强制会抓得更紧——这就是解放的最重要的意义。
科学无法击中这些理论和问题，其藉口是它们缺乏严肃性。实际上，我们认为游戏与娱乐对科学的审视来说是最合适的主题，社会生活的游戏方面不会留给哲学家，因为学者正在研究游戏的规则并且将游戏形式化。相反，我们认为科学并没有资格向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和高级官员提供明确的意见——明确的意见不是对商品的累赘说明和对市场的高度引述——因为没有比已经被科学理性化、制度化和官僚化的清晰意识更坏的东西了，我们可以毫无内疚地声称，在科学之树上它是一个腐烂的果实。统治阶级已经把科学作为他们合法性的基础，我们以自己的科学与他们的相对立。
许多令人无法相信的冲突已经在这个社会结构中闪现并且正在结构化，功能主义热衷于理性主义、整体化和一致性。首先，在严肃性的要求（为什么以迂回的词句而不是直接地说出真理与真理性的要求？）和绝对标准或一般符码的缺席之间存在着对立，我们正是根据这个绝对标准与一般符码来理解事物、对事物进行判断的。正是这种缺失才存在着孤独，走向音乐和沉默，并与迅速倍增的信息、消息与新闻相对立。在宇宙探险和核威胁的世界，“安全”有着超乎比例的重要性。在以社会的、技术的耗费来拯救生病儿童、伤员、延长垂死之人的生命这些惊人的行为和种族灭绝、我们的医院和治疗条件、以及获得药物治疗的困难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矛盾。满意和不满相继产生，或依据场所和人员相互对立。冲突并不总是停留在表面，并不总是要表达出来，有时人们避免提及或注意它，但它总在那里，潜在着，隐含着。我们不是发现了无意识、隐藏在所指之下的“欲望”吗？无须走如此之远，因为我们正在讨论日常生活。
许多社会学家已经指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看重工作的安全，身份和休闲，而不是革命的冒险，他们已在“选择”、“赞成”和拒绝他们的历史使命。像这样的断言是高度可疑的，尤其是最后一个方面，即使这些事实都是真实的，它们也必须归因于日常生活的建立而不能归因于“选择”安全和拒绝创造活动中所具有的不安全，进一步说，无产阶级只要还处于自己的地位中，就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历史使命，因为如果无产阶级“选择”被整合到一个被资产阶级所统治的、根据资本主义生产与利润所组织的社会，无产阶级就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对无产阶级来说，整合就等于分离，等于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杀，这至少难以想象——更难以实现。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社会正策略性地趋向于对工人阶级的整合，通过日常生活中强制性的压抑组织以及劝导消费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消费自身），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但这是以牺牲对其他要素的整合为代价的，如对青少年、社区人员、妇女、知识分子、科学家、文化人士的整合。强迫无产阶级放弃自己地位的结果就像拿起刀切腹自杀一样，这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的自杀，因为它不能在无产阶级的自我瓦解中，还让无产阶级来为它做事。
在这些矛盾之中，我们必须在游戏精神的死亡、日常生活被合理组织后的乏味与自然进步和社会行为中的机会、冒险、游戏和策略的科学发现间进行随意的选择。
这样，通过研究基本的层面——日常生活——各种新的矛盾出现了，在重要而又普遍的性质上发生着变化。在这些矛盾间，主要是技术意识形态或技术官僚神话与日常现实之间的对立；但更糟糕的还是冲突，它存在于作为社会秩序与社会规划基础的强制中，同时以自由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面纱，尽管压抑与镇压构成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本质，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态度与目的。

二、躁动的根源

我们的社会包含着自我批判，虽然这些必要的批判观点和概念，没有明确地被描述和表达出来，使人接受，但它们明显存在于社会经验的空白处，只要这些经验没有被口头表达所遮掩，就可以被发现，虽然这些口头表述常常轻易地被当作真正的“现实”。
满足（satisfaction）是这个社会的目标和目的，也是这个社会的官方理由，每个人都认为并想象需要会——或将会——被满足。就需要被尽可能地满足而言，这种满足存在于过度的获得中。当需要被那些导向满足的认同装置所诱惑时，需要就被看作界限清晰的裂缝，被掏空了内容，并被消费和消费品所填充，直到饱足为止，需要就这样不停地被各种方法刺激着，在满足与不满足之间摆动，直到它们再次成为可出租的东西，同样，国家也被相同的操控方式生产出来。这样被控制的消费不仅为消费规划着物体，而且通过这些物体规划着满足获得的方式，利用动机来否定和破坏着动机，以致达到了支配动机的程度，但又从不规定这种游戏的规则。
躁动(unrest)正在流行，忽视这个事实是不可能的。“价值”正经受着普遍的危机，在那里满足被普遍化了，理念、哲学、艺术和文化在衰落，意义在假装中为了重现而消失了，除了被华丽的修辞所填补外，意义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虽然这种情形有着某种意义或更多的意义，空虚首先使自身感受到的是（需要、“环境”、空间与时间的）“饱足”(satiety)，它不能提供一种目的，所能提供的只是一种空虚的结局和意义的匮乏。因此必须在满足、快乐(pleasure)与幸福(happiness)之间做出区分。快乐曾经是贵族的特权，他们知道如何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但布尔乔亚们最多仅能获得满足,他们能发现幸福吗？
充斥于日常生活的躁动感，是当代文学中一个的主要话题。过去几十年中，所有有名的著作，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描绘躁动感的作品，在戏剧、电影、文学与哲学的持续危机中，只有这些作品被人们铭记着，虽然其他类型的成功作品也可能被人们记住一段时间。在这些作品中，一些通过施虐狂或自虐狂的细节描写来刻画日常生活，或表现了比这更加堕落的细节，另一些作品，它们的作者揭示出由于饱足的获得导致了悲剧的死亡，并力图通过揭露煽动和认可饱足的手段来恢复悲剧。通过这种文化的遗产（不要同官方的“文化”相混淆），我们这个社会的内在躁动已成为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现象。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社会正经历着不可思议的扩张（经济的、数量的，以吨与公里来计量）和受到限制的发展。在基本的阶级关系（结构了的——正在形成为结构的）上很少有变化，在生产与所有制的关系上也是如此，通过这种关系，除了阶级策略的考虑之外（日常生活的冲突），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占有全部行政的权力。阶级策略并不是为了发展，而是为了扩张中的“平衡”与“调和”。只有这种发展，才能使社会关系复杂化、丰富化，这包括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现在被留给了“文化”，并被行政化。结果，对物质经验进行技术控制 ，与人类对其自身的个人经验、他的身体、需要、时间与空间的适应不平衡。扩张与发展之间的差异，回应着操控（mastery）与适应（adaptation）之间的更为基本的差异。只有在我们将他们的术语精确化之后，这些熟悉的主张才能获得意义：扩张指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过程，发展指都市化(urbanization)。根据我们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前面已经描述过，在后面将进一步加以发展），都市化赋予工业化以意义，在经过几十年从属于工业化之后，都市化将构成了工业化的基础，但如果情况发生了颠倒，阶级策略仍然保持着这种从属性，就会引起无法容忍的情境，在那里城市危机被加到所有其他持续的危机之中。
都市化的局限性是社会的一个整合部分，这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所强加的局限性。但在任何层面和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能接受和认可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的基本要素。然而，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将经济主义的观点与哲学的和社会学的理论相加，因为这些理论同样是短见的。
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地进行表层调整时缺少理念，这种理念是同不断变化相对立的“现代心灵”的基本欲望。它在黑暗的隧道里探索着、被遮蔽着，寻求着一个出口、一条逃避之路……或者规划时机……也许不是规划时机，它实际上正在自弑但仍然站立在那儿……
通过艺术作品、风格与文化的大众消费，在对过去的解构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居住点，但我们将思考内在于这种消费中的诡计。过时（obsolescence），这是成为技术品之前要仔细研究的主题，专家非常熟悉物体的寿命：洗澡间三年，起居室五年，卧室八年，商品、汽车为三年等。这种统计是物体统计学的部分，并同生产与利润的成本相关联，生产— 组织办公室知道如何去利用它们来降低寿命，增加生产与资本的周转。实际上，至于说到汽车工业，丑行已遍布到世界范围。
对这一熟悉的理论，我们增加两点思考：首先，需要的过时性将被纳入到思考之中，那些操控物体的寿命以使它们缺乏持久性能的人，也同样操控着动机，他们真正要攻击和破坏的可能是欲望的社会表达。因为如果“智力”的疲乏和物体的过时要有迅速的影响，需要也必须过时，新的需要将代替旧的需要，这是欲望的策略。第二，生产力高度发展，现在已经能够实现存在、物体、居住、城市和“生活”的极度流动性（fluidity），以致“真实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停滞性，但在理论与实践上，过时将暂时性当作剥削日常生活的手段。在这种看法中，对立或冲突出现于制度化稳固性(durability)的客观结构化（根据与国家和行政相关的程序逻辑，包括内在于城市、环境和居住地行政管理中的被看作是正在持续的其他逻辑）与对迅速损坏的物体的瞬间操控之间。当瞬间不再是痛苦而是欲望、意志、质量和要求时，这就是阶级垄断，这个阶级控制着时尚和品味，使世界成为他的舞台；在另一方面，物体的损坏（量、数目以及时间、耐性、非意求和想要的）也是阶级策略 的一部分，这种策略（通过前面论述的非合理化）直接走向对日常生活的合理拓殖。对瞬间的崇拜，反映了现代性的本质——但它把自己表现为阶级策略①，作为阶级策略在总体上与对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崇拜和要求相对立。
这是一个有着合理目的和意图的社会，以目的性原理作为其重要的前提，有着全方位、全天候的组织，这些组织结构、计划和规划着一切。科学主义支撑着工具主义（只要存在着计算机、电脑、IBM计算器和编程，不管它如何以及在什么意义上仅仅是细节部分），神秘化冒充为科学发现和工具，如果人们把自己看作一个专家，他就受到欢迎与尊敬。况且，非理性在这儿产生和发展起来。如果我们探究这个社会成员的私人生活，我们发现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算命卖卦者、巫师、江湖骗子、占星术士……实际上，人们只能去阅读报纸，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广告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给予他们以意义、方向，所以他们陷入到神话与巫术活动中。他们可能希望以这种迂回的方法适应他们的欲望，发现并规定着欲望的方向。这样，经济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合理性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作为它们的“结构的”构成要素，并且揭示出自己受到理性主义限制的局限性，非理性主义侵入到日常生活中，与理性主义相互对立相互反映。
日常生活及其信息（出版，电影）来源都寄生于心理学说 和心理学的测试中，例如在“发现你是谁”，“学会认识您自己”等心理测试题中。今天心理学和心理分析不仅是临床和治疗科学，而且是意识形态，在美国尤其如此。这种意识形态要求神秘主义作为补充物。占星术可能形成系统质疑的主题，它们的主题被分类，它们的文本被看作文集 或内在地、清楚界定的正文，一般说来，体系（以及我们社会中的次体系） 都能从占星术中推导出来。虽然占星术以其特定的方式发生影响，但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尝试，因为它不能解决我们的特殊问题。实际上人们从占星术中所期望的是，他们为什么同占卜者商量，占卜者如何解释符号，以及他们如何受到占卜者解释的影响？暧昧(ambiguity)地带在相信与假装之间建立起来，然而通过证明个人策略的合法性来直接面对占卜者个人的行动，就导致那些有关的人相信和不相信占卜者说了些什么，并且认为占卜者也相信所说的预言，实际上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感情和兴趣来行事。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占星术包含着一些对宇宙的零碎看法，如对黄道带、星丛的看法，命运刻画在星星上，这是仅有原始人才能解码的神圣天国。这是激励着建筑学家的象征（symbolic）遗产，它被印进了过去文化的伟大纪念物中，并且概括了拓补学——即空间的分离与定位以及对时间规划的学说，使宇宙与社会的空间被牧羊人和农民以及后来的城市居民所利用。
这种宇宙论的影响似乎并没有真正消失。例如，循环的重要性，数字对循环的统治地位（十二及其倍数），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生活陷入到循环和理性化的直线时间的居间地带。任何事情都指向这一事实，即一种新的宇宙崇拜正出现于我们这个贫乏而又压抑的日常生活中,它被情绪化地——或非理性地——置于对立的两极：一边是占星术，另一边是宇宙航行术的神话和神话学，为了广告目的，为了奉供(sacrifice)的份额进行的空间探测取得的成功。为反对这种世界崇拜——或以宇宙论来补充——出现了另一种“人类”崇拜，即爱欲崇拜。爱欲主义（eroticism）在今天令人着迷，虽然这种着迷仅仅表面上反映了男性（女性）和性快乐嗜好之间的紧张状态。我们认为这种爱欲崇拜只是表面的征候(symptom)，即男性与女性特征的缺乏，它不是为了克服性冷淡而是自我迷恋，是一种补偿的要求。在发生大规模集体强奸和施虐或受虐仪式的地方，爱欲崇拜意味恢复从前的禁忌(interdictions)，以便越轨行为——使性行为具有从前的意义——能够受到制裁。即使禁忌意识形态缺少合法性，它也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如反对使用避孕药品时面临的各种障碍——心理学的、生理学的（真正的或虚幻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人类对其欲望的适应处于真实实现与可能实现的之间，处于经验与假装之间，他的适应被基本的压抑所阻挠，最典型的形式是宗教传统认为性行为与受孕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即性行为是一种惩罚和献奉的生理现象和盲目的决定论。正因为这种宗教传统的存在，被社会禁止适应的性欲，在新的宗教形式中寻找出路。
饱足和对满足的顽固要求，不满和躁动的冲突，它们出现时就相互对立相互反映。炫耀-消费转向消费的炫耀，过去——艺术作品、风格、历史文献——被贪婪地消费着，直到产生厌恶和饱足为止。在这种情境中，不可能避免逃避现实（想逃离于日常生活之外），结果是，逃避现实和旅行很容易被旅游组织、制度和规划所利用，它们整理着我们的幻想，控制着我们的举动。一旦亵渎神灵的要求和它的对象作为历史上的城市和地区、纪念物和画廊，渗透到消费者的血液中时，这些消费者只不过是全面扩大、增加和繁衍着他们同伴的在场性。
上面简要的分析足够表明，两种明显不同的休闲“结构性地”对立着：A）休闲整合着日常生活（阅读日报，观看电视等）并引导着深层的不满，它创造着克尔凯廓尔式性格的人，在他的可恶的妻子和讨厌的孩子面前，撕着他的报纸大叫着：“一切事情，一切事情现都已变得可能了！”B）希望远离了，要求逃避，通过名利、节日、麻醉药、放荡和疯狂等方式实现的逃避意志。

三、漫步于假装地带

当代哲学和社会学经验的和概念的探索，至少已经发现了一个事实，即社会的假装，这种社会假装不能混同于个人的想象，也不能混同于过去大量的象征遗产①。
社会假装的最好例子，既不是在电影中发现的也不是在科学的虚拟中发现的，而是在女性杂志中发现的，在那里，经验和假装吞没着使读者产生全面迷惑的方式。实际上，一个简单的主题可能包含着裁剪和缝制衣服的操作说明，或者在哪里以什么价格来买另外一件衣服的准确信息，以修辞的形式将衣服和其他物体置于非现实的氛围中：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衣服；从最简单的到复杂的每种碟子，它的制作要求有专业技能；花园中的椅子和临时的桌子；适合于建筑物或宫殿的家具，所有的房屋和公寓都以符码的方式提供给读者，这些符码使“资讯”(messages)仪式化，使它们可以规划日常生活②。读者，根据其个人的口味，对这一主题赋予具体的或抽象的解释，把它们看作实际的或想象的物，想象他所看到的，看到他所想象的。在这里，过度的文学化与广告只能根据不同的方式区别出来，两者都被写在纸上，吸引读者的眼球，广告的修辞比起阅读物来越来越文学化（写得越来越好），它采取广告的方法并且充斥着相同的隐喻功能，使无关紧要的东西“令人着迷”，将日常生活翻译为假装，以致消费者的面孔被满足的微笑所照亮。这些出版物渗透到每个读者的日常生活中，以及所有可能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没有自由的（或假想的）带有神性的日常生活中，幸福变得可能了……这是事实，即妇女读到了这些关于假装的时尚的现实文本，在那里肤浅的分析只能理解并置起来的细节（生活、食物、衣服和时尚、家具、旅游、城市和都市等），每个细节都被体系所统治着，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整体，但在那里，我们发现了次体系，正是次体系使日常生活的功能性组织成为可能，并使之屈从于自私的强制。必须记住的是，我们的目的是证明日常生活的体系并不存在，尽管所有的人都力图一劳永逸地建立这个体系，存在的只是一些被不可还原的裂缝所分离的次体系，但这些次体系都被置于同一个平面并互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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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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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策略与对立
                           透视与预期
                           概念的和理论的知识
                           （逐渐的下降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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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制、合理性与国家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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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和意识形态         原则（伦理学、美学、唯美主义、模式与模型，
   （“文化”的碎片化         被看作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如科学主义、
和专业化）               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等）
                       由原则提供根据的组织化的次体系
                           消费意识形态
                           作为意识形态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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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识形态和流行修辞学相关的幻觉和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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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                        词汇           （书写的）
（社会的）           语言   对立           形而上学功能
 （包括个人的假装           联结           （言说的）
  和集体的象征）                           换喻功能
                                           术语
                            修辞           想象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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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投注加强了假装或适应的现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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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与实践        （人类对其    身体    “价值”的产生或消失：节日、
                       自然存在    时间    休闭、运动、城市、都市主义、
                       的）        空间    自然等
                       适应        欲望    

                    
  
                      （由科学所   生物的
    日常生活          证明的决定   地理的    多重的但又被整合在对自然的
论，由技术   经济的    社会掌握与实践（praxis）中
                      所掌握的）   等等
                      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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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在上面的图表中得到概括，在这里不再展开，我们对这一图表的评论有助于保护它，使其得到合法性。
这个图表由符码（参阅《语言与社会》第七章）的三重维度构成，根据这一理论，对言说表达中的现实进行了三重维度的区分：象征（symbols）、示范与联结。实际上，这两种理论说明了同样的现象，一个是根据层次，另一个是根据维度。强制可以从0到100加以分等，对“大社区”的成员而言，这是城市居民的安居条件以及日常生活独特意义的标准，强制的总体将接近最高级，然而说到郊区居民，强制要小得多，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城市住宅区富裕居民的生活，那么强制要更小。适应与强制有着矛盾与复杂的关系，适应了环境的人也就克服了强制，但对“自然”决定论的技术控制并不充分；人们可以直接说，强制越大（被控制的和被整理的），适应性就越小，但这种关系不是一种逻辑的倒转，而是辩证的冲突，适应吸收了强制，改变强制并使它转向生产。
日常生活的这些冲突与问题产生了虚构的（fictitious）解释，从外面强加于真实(real)的解释上，即使当这些解释是不可能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样，问题和对答案的寻求就超过了假装的边界，“投射”(projections)不经意地填补着经验与假装间的横沟，人们将他的欲望投射于一组物体上或另一组物体上，投射于功能的一种形式或其他形式上：家、房间、家具、厨房、远离节日、“自然”等，这种投射赋予客体以双重存在，真实的与想象的。
我们已经看到语言是假装的中介，冲突在这一层面上发生，后面我们将对这个主题做进一步发挥。存在着一种替代，象征的衰退和普遍地转向信号(signals)，转向句法联结，以牺牲象征的使用与对立为代价。但只要存在着假装，替代就不是整体化的，况且元语言（metalanguage,或关于词语的词语）起到了补充作用。
艺术从形式上再现了（时间、空间与欲望的）适应形式，艺术品给时间和空间以感觉的形式，通常在社会层面如城市、建筑与纪念物中表现出来。美学通过对艺术或文学形式的讨论和解释，更倾向在假装的层面上运行；至于唯美主义，在它关于艺术-争论与美学的思考中，以它对日常生活和口头消费的幻觉适应以及虚构隐喻，占有着假装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位置。所有这些都依赖于讨论的“质量”。
风格也包含着适应，当物体不只被看作物并被赋予一定的用途时，适应是社会经验的普通特性。没有这种适应，消费也能存在，但消费只能与被规定的、精确的需要与货物相一致，这是消费的社会要求。实际上，消费的意识形态（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广告）正是建立在这一主张的基础上，而这个主张被假定为满足的基础。
引证上面的图表是非常重要的，它同时说明了物体理论和有着各种“要素”的现实：衣服、食物、家具、“生活物”和环境以及可能的性与性欲；这个图表也能适用于城市和都市主义，以及汽车。不是它适用于每一个特殊的次组织和次体系，而是它能被理论地适用于特殊的因素，同时它仍然明显地保持着主要的原则，每一种理论都要求对最初图式进行调整，以便适应细节并说明细节。这样，根据这一理论，强制的效果和适应的成功发生了变化，特定的物体拒绝被束缚于经验的层面或假装的层面，而是被情感或想象规定着，因为它们都被社会地理解和表达着，然而其他的物体达到了“优势的”地位，并被过度地赋予意识形态内容，这样“独立的”房屋被居民经验为他们有机会去适应一些东西，但也同样经验为梦想与意识形态，这同样适用于衣服（准备做的、准备穿的妇女新式时装）或食物（普通牛排、好的食物、酒会以及宴会），每个层面都有其特有的想象语境和口头评论语境。假装就这样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预测他每天的（或每周的）限额，然而在日常经验的关系（强制与适应）中，假装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它必须隐瞒强制的优势地位以及我们适应能力的有限性，忽视剧烈的冲突与“真实”问题的份量，有时假装更能忽视适应或限制经验。
广告不仅提供了消费意识形态，它更创造了“我”这一消费者的意象，并且在这种消费行动中实现着自己以及与其自身的理想相一致的“我”①。广告奠基于事情的想象存在上，广告唤醒对事物的想象，陷入附加在消费艺术和内在于消费艺术想象的华丽言辞和诗歌中。华丽的言辞并不局限于语言而且侵入到经验之中，巴黎郊区圣-奥里诺的橱窗或时尚秀是华丽的即兴演出，这是事物的语言。虽然后面我们将转向广告这一主题，但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尽力去说明我们的躁动和不满的轮廓。
渗透在消费中的这种失望感，有着许多原因，我们还远未全部理解这些原因，虽然在物的消费和源自于这些物体的符号与意象的消费间，缺少决定性的分离，但我们仍然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原因。消费的行为看起来是真实的行为（“现实”自身被划分为强制与适应），但实际上是一种想象的（虚构的）行为，隐喻（沉浸于每次的口福中，沉浸于每一次对物体的细读中）和换喻（所有的消费以及沉于每个物体和每次行为的消费快乐）也是如此。如果人们认为消费是一件可靠、健全、没有欺骗和想象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无关紧要，但这并不是说，在想象的消费或假装的消费（广告的主体）与真实的消费之间存在着自然区分的边界，也许人们可能会说存在着一个流动的边界，它总是被越过并且只能在理论上被固定。消费物不仅被符号（signs）和“美德”所美化，以致它们成为消费物的所指，而且消费基本上同这些符号相关联，而不是同物自身相关联。如果没有任何比符号更多的东西去满足人们的口味时，沮丧与失望如何能被避免？今天的青少年现在就想立即消费，这种市场已经被充分而又有效地开拓出来。这样，虽然年青人的日常生活没有改变，但他们倾向于领导边缘性的日常生活，虽然年青人与他们长辈的日常生活相对立，然而在一切方面又认同长辈的日常生活，长辈的在场遮掩了成年人的价值、所有权与商业，作为年青人，他们仍是边缘性的。他们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缺少他们的价值，以致他们所消费的，既否定性地又大规模地是成年人的消费物，这些物以它们的物质存在与符号方式围绕着他们。这种情境培育着深层的、复杂的沮丧，它并不能通过肉欲的肯定加以补偿。
这种情况对工人阶级来说更为沮丧，他们生活于符号消费中，消费着大量的符号，因为对他们而言，日常生活主要被难以适应的强制主导着。意识，在这种情形中，被假装所塑造并且它不可避免地由于假装而失望，由于征服与剥削的方法，使工人阶级不得不无视他们的真实生存条件，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消费中被剥削与征服的程度，就像在生产领域一样。在这“过去的美好时光”中，工人阶级没有意识到消费的结构以及他们因消费而被剥削的结构。交换的意识形态，“为了工资而工作”，遮掩着真实的生产条件，掩盖着已经构成的——正在构成的关系（出卖工作力、所有权和被一个阶级控制生产方式的管理权）。这种关系已经变得模糊了，消费意识形态仅仅增加了这种模糊性。消费是生产的替代物，它加剧了剥削，按比例地产生了较少的强迫性。工人阶级当然不满于他们是第一个接触这种沮丧的阶层，他们的阶级意识既没有被轻易地保留下来，也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成阶级的“误解”，这种误解体现在所有的声明和主张中，这些声明与主张不触目地从工资问题（这从未得到彻底地解决）延伸到他们日常生活的组织中。
我们已经论证了今天妇女地位的暧昧性。她们将自己委托给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也是她们的根据地，从这里，她们力图以迂回的方法来躲避责任意识，日常生活成为她们不断抗议和笨拙地表述无目的的声明的地方。
对知识分子而言，假装，随着修辞、语言和元语言的流动，是对经验的永久代替品，为了爬上社会等级的高层，成为一个大众作家，一个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一个有名的技术人才或管理者，这使他忽视自身平庸的条件，无视缺少权力和金钱以及不得不屈从于强制和神话这些令人蒙羞的事实。
结果是，抗议、反对和声明没有减少，也不能被消除，因为每个特殊的团体依次在反对和抗议，并充分运用这一点。不断更新的青少年团体对这个社会的拒绝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总体的拒绝，无望的、无效的、绝对的和没有终结的循环全面围绕着他们。这个团体陷入到两种情况中：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因为他们的拒绝包含着逃避日常生活，建立一种新的创造性和适应性存在的尝试，这种尝试包括不同的方面：流浪、吸毒、口令、共谋等。
当然，中产阶级再次被利用了！他们很难说清这一点，因为如果阶级策略构成了行动的“主体”，阶级策略就不可能被当场捉住，因为在每个事件之后，它都被经验所“补充”；但中产阶级，作为这个策略的核心，也是这个策略牺牲品，他们与物体和财产的特殊关系正成为普遍的关系。社会的中间阶层，自存在以来总是渴望着满足：列举出满足和满足的条目；权威与权力从来就不是它的命运（从来就没有创造力，但总有各种不同的理由），在同满足的关系中不可能谈到“风格”——风格的缺席将达到顶点，除了统治阶级和没有日常生活的贵族外，风格的缺席已经延伸到整个社会领域。（然而，正是通过意象，中产阶级使大众在商品的最佳品牌中表现着自己，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固定的住所，这些半神半人的人在富裕中再生产着自身，赋予新型的流浪和漂泊以动力，徜徉于游艇、大酒店和城堡中，但他们与普通的市民并不在同一平面上，就像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一样，他们给凡人提供实在的——以高价位出售——关于假装的意象，在这种意象中，那些可能的和所有可能的事件已经具体化了。这是另一种日常生活，一种尚未认识的但通过游泳池、白色油漆的电话、清漆的家具将被认识到的日常生活……然而它仍然保持着一种无法克服的肤浅性：半神的人并不生活于日常性中，那里是普通凡人的立足之地，他们被日常生活所压服、浸润和吞没）。中产阶级沉迷于满足之中，并没有意识到被哄骗，他们没有什么地位，只有少量的财富，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威，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已经征服了整个社会，包括工人阶级，以致他们今后必须像无产阶级一样生活或仅仅稍好一点。这样，正像已经说过的那样，社会阶层代替了阶级，况且中产阶级通过否定工人的“阶级”地位，已经在同无产阶级的关系中获得了一种高贵的、杰出的、优越的地位——简言之，阶级意识，正不成文地远离资产阶级的胃口。现在，这一被消费控制的社会中间阶层正逐渐地同无产阶级同时出现，虽然白领工人、低级技工和小职员对这种扩张进行了顽固的抵抗，但它的扩张并不是资产阶级压力结果，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明显的相似性以及从这种生活于旅游状态中逃避出来造成的。虽然他们可能抵制着日常生活，但中产阶级的市民不容易认识到，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是被消费的——他自身并不是真实的，他仍只有与劳动者一样的自由，不是他们自身的自由，而是他的生活时间的自由。异化理论已经过时了，实际上，异化的特定形式可能已经消失了，例如性异化，虽然这还并不确切，但性压抑的基础（“自然的”关系，对受孕性行为的实践的和文化的强制）已经远离了本能。新的异化形式已经同旧的异化合为一体，丰富了异化的类型学：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技术的、官僚的、城市的等。我们将指出，异化正在延伸并日益强大，以致它消除了所有的痕迹或对异化的意识。我们在犯错误，意识形态主义者在陈旧的哲学中对这种理论进行分类，尽管他们嘲讽的暗示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共谋”和“教唆”，但他们推进了阶级策略的目标，他们有着清醒的意识，比起那些对什么都不知道和理解的人来，不好不坏。新的东西是随着哲学指涉的减少而被保留下来的异化理论，并且已经变成了社会实践，一种阶级策略，其中哲学与历史被搁置了，以便混淆争论，成功地抑制对现实总体异化状况的任何意识。这种策略自由地采取许多措施，抵押品是中产阶级，他们全都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异化，虽然他们已经是这种现象的最佳记录模本。一个晴朗的早晨，中产阶级的市民像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姐一样出去，或像克尔凯廓尔一样出去，他开始高呼：“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他不再因为假装而满足于交换的现实，反之亦然，也不再满足于跳出这一层面，他想的是另外的事情：消费满足了他，但仍然不能使他满足：消费并不是幸福，满足与舒适并不是一切，快乐并不依赖于满足：他厌烦了。
社会希望去整合它的成员、社区、个人、原子、分子，将它们整合到自身，虽然社会不再被称为“主体”，这是存在于社会中的问题，也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冲突。并不因为社会缺少整合力，虽然这些整合力主要流行于商品和消费品领域，但主要还在文化层面，然而日常生活整合着那些接受它的人，甚至整合着那些对日常生活并不满意的人，这些追求事情更完满的人，仍然很快地被日常生活全面吞没，对他们来说，最令人信服的反抗的例子，听起来仅像是噪音。这个充斥着唯美主义的社会，不是已经整合了从前的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甚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通过商业，社会已经真正处于商品形式中！昨天遭到咒骂的东西，今天已成为文化消费品，消费就这样吞没着准备赋予意义与方向的东西。最好是放弃意义，思考寻求意义的荒谬性，最好是把荒谬看作真实的和合理的，但横沟—— 一个哲学家勇敢面对的横沟变得越来越宽，但正是凭借这一点，我们的社会——它没有其他的意识形态支柱——被剥夺了它的整合力。因为文化——关于经济与技术要求的抽象翻译——是没有益处的，一旦悖论经常被讨论，但又仅仅是对社会——它的功能在于整合与参与——的肤浅的分析时，文化并不能成功地整合任何一个团体——不能整合青少年、知识分子、区域、城市、商品或妇女。这种令人印象深刻而又软弱无力的社会类型就是美国。当法国和欧洲资产阶级占有意识形态（普遍理性）和社会实践（民族性的创造）时，他们整合了权力，但是将这种普遍化的意识形态引入到技术和国家理性中，就已经使意识形态从以前的战略力量降低到虚无(nothing)，结果是无能流行于文化领域尤其是整合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急需新的意识形态，并且要急切地被找到。生活于1950到1960年代的美国，寻求新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反意识形态化的增强同紧张感的放松与阶级的消失相和谐。“终结意识形态！”是美国进攻的集中呐喊，这种猛烈的军舰和大炮使欧洲古代的堡垒失去了作用，许多当地的专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人）随着这种猛攻而清醒了。结果怎样呢？现在欧洲不再有哲学家与理论家的战场，到处是孤立的受到攻击的城堡或要塞仍然在坚守着（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美国的进攻同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失败相一致，现在，在美国与欧洲都强烈要求更敏感的意识形态，以致重新界定意识形态概念非常必要。我们认为，今天这个概念一方面包括宣称自己是非意识形态的和“严肃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包括大量被广告所培植（这倾向于成为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经验的）的社会假装。今天意识形态必须不被看作这样的东西，即它必须不诉诸于易感性，包括不再忠诚于某种领导权，在科学的幌子下，模仿某种精神心理分析或神秘主义，并非常愚蠢地以非理性为赌注。
在这种结构的底层，浸润于下层阶级思想中的是经济主义意识形态。由于庸俗与庸俗化，下层阶级没有舒适的生活，经济主义起到了为意识形态的扩张、作为生产主义、作为组织的合理性或作为内在影响方面的功能。这种观念，虽然在美国已经被抛弃了，但在不发达的法国依然具有光明的前景，它可能正式被纳入到大学的课程里，或纳入到其他由国家发起的组织中。经济主义对于统一正在衰退的马克思主义和已被消解的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有着相当的优势，进一步说，它给组织和对日常生活的合理拓殖披上了一层外衣。
但存在着其他更微妙的理解。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或通过女性和在女性中感受到的幸福意识形态，仅仅是消费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形式（通过消费获得的幸福），是技术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形式（女性拥有快乐的技术）。但比起技术意识形态来更有感染力。
文化或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持着不稳定的一致性理论和文化的单一性理论，这是官方的理论，实际上，文化被原子化了并且各种名目的次文化也不再是新奇的东西：乡村生活、城市生活、贵族、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不发达国家”、大众文化等。但这多么的“次文化”——即使（以古典主义的名义）利用其中的一个，在小丑披肩的伪装中达到目的时——并没有创造文化，知识的专业化与劳动的碎片化没有导向统一性。文化并不是神话，它是更糟糕的东西：它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的统一性仅能在最高阶层被发现，那是文化制度，当“大众文化”和消费提供了“最高质量的产品”和作品时，它们就被看作是“最地道的文化”。
功能主义、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是相同的：它们都自称是非意识形态，然而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非常明显，这个过程存在于外推-还原中，在那里意识形态使相对的、特殊的概念变成了绝对真理。语言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需要单独一章来加以论述：一方面它同语言学这一刚刚兴起的令人惊奇的科学发现相关，另一方面同附属于日常生活的“语言现象”有关。这时我们要充分注意到，这种意识形态建立于语言作为社会现实的自发表现基础上（这通过其言说的特殊形式已经可以看得出了）、以及语言作为体系的基础上（包括现实与知识的统一），在下一章中，我将引入这样一种理论，它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被元语言、关于词汇的词汇、或信息结构的解码所包围着，而不是简单地断言语言要么是新奇的东西，要么是对“现实”的解码。
广告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尤其吸引着我们注意力，它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它的效能问题，它的特征及其影响的范围。我们希望揭示出，通过替代的过程——许多过程中的一个——广告如何承担着意识形态从前所拥有的功能：遮盖、掩饰和改变现实，甚至可以说生产出各种关系。
只有将日常生活看作一致性体系，意识形态过去具有的能力（拥有抓住、解放和整合的权力，那曾被标志为理性主义的特征）才能保留下来，但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这种体系首先必须被经验所证明，因为如果日常生活被看作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就必须被构建起来并自我封闭。对于这种理论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一旦日常性被表述为一个体系（意义的纲目），这个体系便崩溃了并且毫无意义，我们却在尽力为这种毫无意义的概括添加意义，实际上，只有当日常生活变成比日常生活具有更多的东西时，日常生活的无意义才能变得有意义。换言之，不可能建构一种理论的和实践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和通过这个体系，日常生活的细节将会取得意义。进一步说，不存在任何体系，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存在着大量的次体系，它们并不存在于单一的体系中，而是存在于现实的不同层面，它们之间的缝隙和横沟被漂浮的浓雾所填补着……；惟一值得去命名的体系是替代物的体系——这个体系如此广泛，以致所有的“理论”、“分析”和“质疑”都在冒着替代物的危险，这种替代物拯救着困境，支持着仅存在于词语中的“体系”！

四、大量的次体系①

结构主义的理论经常使用“体系”这个词，但他们的用词缺乏精确性。由于这个术语已经逐步变得模糊和不确定，虽然精确性可能被包含在它的含蓄意指和修辞之中，并不与直接意指相关，如“它的名字叫什么”或“叫不出名字的那个东西”等。然而事实表明，一个体系或者是一个整体或者什么也不是②，因为如果不只存在一种体系，那么每种体系及其影响都仅是相对的，并且没有任何一个能独自存在。在这种情形下，说到次体系将是更正确的，虽然，这将是结构的权威和尊严的终结，因为绝对体系的特权总是被模糊的预言包围着……次体系已经内在于黑格尔主义中，这种理论包罗一切哲学的-政治的体系、一个圆圈绕着一个圆圈、一个领域包含着另一个领域。
次体系存在的条件是：
A）一个独特的、特殊的和专业化的（社会）机构，与这种特殊的、分层的、可被标示的机构相应的客观性，被机构（社会代理人或主体，组织和个人）和客观性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情境，构成不可分解的整体；
B）在国家层面或在其他由国家倡导的组织中，组织和制度相互提供证明。制度把组织当作自己的“工具”，以它来操控社会活动，同时有职权的忠实的官僚机构迅速掠夺着公共福利，以致一个等级——或许多等级——迅速形成；
C）文本（形成文件汇编）确保机构间的联络，确保有组织行为的参与，确保相应制度的权势与权威。这些文本有时被组织成符码，或者形成文献、论文、手册、指南或广告的解释与说明，从这些文本中，清晰的汇编和符码能够被分析地推论出来，当这种分析成功时，它便揭示与界定着被某些语言学家（赫尔姆斯列夫，A•J•格雷马斯）称为含蓄意指的语③言（connotational language）的东西。
根据这一界定，时尚是一个次体系④。所以当烹调术放弃其地域性的定位时，它也成为一个次体系。在地域性的定位中，家族的技艺形成口头传递的秘方，并成为形式化的、专业化的行为，加工的对象和烹调法被分等级的地名和碟子支配着，并作为社会仪式的托辞，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它在排除体系化、维持着家庭和地域特征方面是成功的。次体系可以说是支持社会空间中意义核心的结果，以致它获得了吸引与排斥的力量。这是一种同位素（A•J•格雷马斯）。语言的核心吸收着行动，剥夺着它的自发性，以适应为代价，将行动与技能转变成符号和意义。这一过程发生在假装的领域。
旅游在消费社会中也是一个次体系领域，“文化”也是如此，在这种视线中它作为统一体而出现，性欲和性感也能在这一标题之下加以分类。但从规划日常生活的观点看，什么东西也比不过汽车。
对汽车的地位与功能的实践的和明确的质疑，至今仍是不得要领，关于汽车的许多论题和研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导言，但大部分研究都是表征性的，并不能增进知识。然而我们将汇编方法论的任务留给别人，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证明“次体系”的存在，入侵和影响着日常生活的特殊语言学领域，对这个领域，我将揭示：
A）汽车是“物体”的缩影，是主要-物体（Leading-Object），这是留存于每个人心中的事实。它使行动定位于从经济到言说的不同领域。交通运输是社会的一个主要功能，这包括停车场、大量的街道和公路，对于这个“体系”，城市仅仅提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抵抗，当这种抵抗发生时，它就被适时地镇压了。有些专家使用“都市主义”这一普遍的术语，以及这个术语的哲学的与理性的含义，来说明交通运输的影响达到了极限。空间是根据汽车的需要加以考虑的，交通问题优先于技术设备的合理性问题。对许多人来说，汽车可能是他们“生活设施”中最有实质意义的部分。指出某些奇怪的现象是有意思的：汽车能使人与物不需问候而聚会在一起，在交换之外构成了令人惊奇的同时性的例子，每个元素在其自身的区隔中保持着封闭性，在自己的掩体中藏起来，这种情况有益于城市生活的非整合性，有助于“心理学”的形成，或更准确地说是“精神病”的形成，那是驾车人所特有的。另一方面，真实的但又是有限的和预测的危险并不能阻止大多数人去“冒险”，对汽车来说，它造成的伤害与死亡、它的血迹仍然是日常生活中所有冒险的存留物，是其兴奋与危险的微不足道的配给品。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仅在全球体系中认可了汽车的地位，认为它是替代物的体系，作为性感、冒险、生活条件、人们在大城市中进行联络的替代物，汽车在这个“体系”中是一个抵押品，一旦它已被认同时它就破碎了。这是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技术物，它依赖于相对简单的功能要求（它必须能动，运行——使用和消费一定数量的能源——照亮它前面的路，改变方向和速度）和结构要求（发动机、车身和装置），车身也很简洁，这是不醒目的功能的和结构的社会合成物，在社会中，它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它引发了一种态度（经济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等），假定了完美物体的维度，并且这个物体有着（荒唐的）重要性。实际上汽车并没有征服社会，如同它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日常生活 一样，在这里它提出了自己的规则，通过将规则固定于某个层面（平面）来确保规则的设置。今天日常生活在更大的程度上伴随着发动机的噪音，并忍受着它们的“合理”开发以及汽车工业与汽车修理的要求。
B）这还没完；一部汽车不仅仅是一个有着技术优势、社会-经济意义的物质物体，它也是包含着要求与强制的媒介。它表达着等级：一种被尺寸、马力、价格规定的等级和依赖于性能的 更复杂、更微妙的等级。
在两个等级之间还有一定数量的余地，以致它们不具有精确的一致性，边缘或间隙分开着它们，在这里有着交流、讨论和冲突的空间，一言以蔽之即言说的空间。很明确的一点是其物质尺寸与其性能并不完全一致，这样我就可能爬上一级或两级梯子，在专业限制的循环赛中成为冠军（一分钟或一天？）。当然，也存在着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是什么呢？当我超过一辆更有马力的车，而这辆车正是我以前驾驭的车辆时，我改变了自己在第一等级中的位置，并在第二等级中爬上一个阶梯，它关系着性能并要求勇猛、聪明与狡黠，还有自由。我的成功变成我的同行交流的话题，后来成为我的熟人与朋友的话题，尤其是如果我已多次冒险，我就会确信成功的脚印。在这些情况中，等级不再是压制与强制性的，而是整合性的。
我们注意到自动物体的这一特征，同运动中的身体特征相似，存在着物理的等级（重量、力量、高度等）和性能的等级，但也存在着对两者的结合。
况且，这一双重等级（大体上因此是流动性的——对理论家而言存在着一般的意义与特殊的意义）同社会等级相一致：在社会等级与汽车等级之间有着相似性（但不是同质性）。这两种尺度并不相同，从一个到另一个存在着不可觉察的变化，没有确定的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变化，这种无规定的、无限制的、可逆的和常常发生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等级分配特征允许无限多变的联合、冲突和计算。
C）结果是，汽车的实践意义，作为一种公路交通和运输的工具，仅是其社会意义的一部分。这一具有高度优势的物体有着第二层的、强烈的意义，比起第一层意义来更加含糊。真实的和符号的、实践的和假装的，汽车的等级化既是表现的也是含蓄的，被象征主义所维持和强化。汽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代表着舒适、权力、权威和速度，除了其实际的用途之外，它是作为符号而消费的，它是某种神奇的东西，是来自于假装领域的居民。当提到汽车时，速度成为修辞的和非现实的，这一重要的物体有着重要的随从（语言、言语、修辞），各种随从的重要性互相包含、相互强化、相互中立化，因为语言、言语与修辞等代表着消费和消费象征，使快乐象征化并通过象征而获得幸福。汽车的角色是无数的：它是日常强制的总称，是社会受惠于中介和媒介的基本例证，它是所有试图侵入到日常生活的事物的浓缩，因为它诉诸于日常生活中的事故、冒险和意义。
D）这个物体有其自身的符码，高速公路符码，言说着自身的事实。大量的书藉充满着对高速公路符码语义学的、症候学的和符号学的解释，那是被它们的妄自尊大所忽视的强制性次体系的缩影，因为我们社会缺乏引导的和一般的符码。它论证了符号的地位，但希望完成关于汽车的彻底的符号学（或社会学的）解释的学者，必须计入到这些基本的文献汇编中，除了以这种符码解释以外，还进一步引证了诸如法律、新闻记者的论述或文学短论、广告等。主要-物体不仅生产出交流体系，而且生产出使用它的组织和制度，它也使用着这些组织与制度。
在这一点上，情况变得很滑稽，或者可以说是荒唐。这种次体系，我们已思考过的，仅能导向冗长的论述，通过同义反复带来解构，正是这种解构，物体毁坏着任何一件事情，也毁坏着自身。旅游业，其目标是吸引游客去一个特定的地方——历史名城、美丽的风景点、纪念地等——为了达到目的，先破坏这些地方：在旅游者背后，城市、风景点、展览品是看不见的，旅游者仅能看到其中的一个（他们所能到的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都一样）。时尚？有多少妇女是真的时髦呢？成百上千的模特、穿戴入时的女郎和半神半人之人，她摆动着自己的鞋子，唯恐她们将不再是时尚人士，因为她们所有的时尚，使她们不再停下来，她们必须跟上它，或赶在其前面，以一种持续的令人发晕的行动来超过它。合乎规范的烹调术正在过时，没有受到启蒙的顾客已经终于懂得了礼仪，外表和装束比现实的食物更好，以致大酒店和饭店的主人，为追求容易获得的利润，以形式替代质量；启蒙了的顾客将不得不发现很小的咖啡屋，一个被有野心的厨师经营的简洁的、自然的旅馆。至于汽车——尽管它作为城市与乡村的渎神物，有着特殊的吸收力——但它很快会达到饱和，实际上，这种饱和在驾车高手的车祸中，在最后凝固的形式以及无法解脱的稳定性中可以看到。在不断退让的期待中，高峰时期，美国和德国的汽车驾驶员在路边汽车旅馆花费着更多的时间，注视着高速公路①上的交通流量，并最终发现这种消遣是极其（如果不是整体上）有益的。
在理论与实践中，我们非常熟悉过时，并可以预见到汽车的外表是可以改进和加以规划的。我们可能曾认为（以双重双关语）自动装置是自动结构的首要象征，正因为如此，虽然汽车被称为“双重消费物”，并包括持久的结构（大路，高速公路等），但它代替了替代物体系中的荣誉。
人们可能说广告是次体系，但这一假定很显然无法接受。在对广告的最好的描述中，它是一种商品语言，有着象征、修辞和元语言，商品化的物体正是通过这种方法而存在，维持着它的模糊的商业价值。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发展出来的理论，对此的分析似乎是适当的和决定性的：商品是一种形式，与其内容（社会劳动）有着区别，与其可能的伴生物（协商、谈判、词语与句子、手势与仪式）有着区别。这种辩证理论将商品归结于简单的形式，就像后面将看到的一样，即我们将看到语言学理论抛弃词语以赎回交流行为的本质，或语言的本质。进一步说，这种形式，在其直接的运行中仅仅从其内容和偶然性中分离出来，在随之而来的质询中，既保留着内容也保留着商业行为的社会历史条件，但当“纯”形式被置于逻辑的观察下时，这些内容与社会历史条件就被放到一边，以便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内容占有着的空白，偶然性被抛弃了。这承认了形式与社会经验的联结，形式的逐渐产生和社会经验的创造相关联，以致它实际上成为了经验。可以简单地把商品价值看作隐藏于词语和与商业相关的手势之下的前体系（购买者、出售者、商人、商业资本家等）。商品作为形式，包含着内在的逻辑，作为劳动产品，它产生的后果，与行动思维地相关联；它既是社会的也是思维的现象。这个形式曾统治着前面提到的语言，使它适应着自身的结果，但这一结果不只是简单的含蓄语言——虽然特定的团体如商人真正地占有着这种语言学的次体系。尽管抵抗——这也许是无法克服的——来自于传统和稳定性结构中，就像来自于革命的潜能一样，但商品倾向于（虽然从未彻底地获得成功）构成一个“世界”（或许我们应该将这个熟悉的“体系”命名为资本主义？）。广告，把物体描绘为特殊的用品并占有商品价值（从市场中获得），例如通过引诱购买者购买的方式来获得。那就是商品如何开始发挥作用，那就是商品在十九世纪的功能：即去改变、去描绘和去唤醒欲望，但实际上，这仍然只是商品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现在被其他的东西遮住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欧洲，或者在法国，没有任何东西——不管是物体、个人或社会团体——是在其双重性存在之外被赋予价值，那是广告化和神圣化的意象。这种意象不仅复制着物体的物质性、感知性的存在，而且复制着欲望和快乐，这种意象形成一种虚构的存在，并定位于假装的地平线上、定位于有希望的“幸福”中——成为消费者的幸福。这样，一心一意提高消费的广告成为首要的消费品，它创造着神话——或者，因为它什么也不能创造，它就模仿存在的神话，将能指引向双重目的：即把能指当作一般消费，同时刺激着对特殊物体的消费。这样，广告拯救和改写了神话，这是微笑的神话（消费的快乐认同于男人和女人在描述物体消费时产生的想象的快乐），展示的神话（社会机构将事物置于展示台上，并且依次生产出这种物体作为“展示单元”）。
这里我们有一幅图画：一个半裸的年轻运动员正在竭尽全力，臂膀与大腿的肌肉紧崩着，跳向在水面上高速前进的游艇，惊人的速度可以从飞起的泡沫和绳子的张力中看出来；那个美丽的年轻人掠过地平线：除了期刊读者所看到的以外，他看到什么呢？危险或想象力，或什么也没有？……进一步说，他什么也没做，既没有着陆也没有转向，但他是极其动人的，这就是一切。这幅画的标题写着：“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是的，不可思议！发现每个早晨都有掠过水面之后的那种新鲜，这是真正的不可思议……”
我们附上一些思考：
A）这是一幅附有标题的照片。去掉其标题，这幅图片就没有了意义，或它将有许多意义，但这是平常的事物。如果没有照片，标题就是荒唐的，它说不出什么东西。然而我们注意到能指（阳光下一个裸体的男人，大海，小船等）和所指（真正的生活，充实的，人性的）是有效的。为了某种修脸用的品牌商品，为了促销的目的，广告使一个又一个的流浪者聚集在一起。
B）从前的神话就这样被恢复了：自然、新鲜、自然环境中的新鲜、新鲜的自然性。通过这些主题，神话就这样被抛弃了——除非我们承认这个术语非常含糊，在一般的意义上也包括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广告起到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将意识形态主题输入到物体中（如修脸用品），赋予物品真实的和假装的双重存在。广告占据着意识形态的地位，将那些被拯救的能指同重新规定的所指联系起来，但并没有远离神话。
C）为了某个广告代理人而工作的摄影师，碰巧抓拍了这个美丽的青年抓住游艇边沿时的“自发的”姿势，并赋予其特殊的意义——这是使用某个品牌的修脸用品的快乐——以图片修辞和标题为托辞，或通过双重的恐怖主义(terrorism)：“要想成为一个高雅的男人，成为在每个早晨都令人惊奇的小伙子，他就必须吸引自己和女人。必须使用这种修脸用品，否则，您将成为无名小卒并且你也知道这一事实……”
这样，广告就是现代性的诗化，是所有成功展示的理由和借口。它占有着艺术、文学、所有可能的能指和空洞的所指；它是艺术和文学，它收集着节日的遗物，为了它自身的结果来改造这些遗迹；如同商品一样，它喜欢自身的逻辑限制，它授予所有的事情和一切存在充分的二重性与欺骗性，物（使用价值）和商品（商业价值）的双重价值，通过对这两种价值的精心混淆，赋予后者以优势。
广告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意义，商品意识形态，代替了过去由哲学、伦理学、宗教和美学占据的位置。当广告试图通过标语的反复来引导消费者时，过去的时代就过去了。今天广告以更微妙的形式描绘着生活的全部态度：如果你知道如何去选择，你将选择这个东西而不是其他的；这种节省劳动的装置将给妇女以自由；这种燃料就是你的燃料。大量极端的“内容”占据着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关心着大众的福利，而不消除大众心中的诚意；干预美国电影和电视新闻的禁令，证明了这种关心的深度：你是在家中，在你的起居室里，和小型的屏幕在一起（而不只是它所传输的信息，按照麦克来汉的看法），你正在被照顾着、关心着，告诉你如何生活得更好些，如何穿出时尚来，如何去装饰你的房子，简言之如何去生存；你被全面和彻底地规划着，除了你不得不在许多商品中加以选择外，你无法做什么，因为消费的行为保留着不变的结构。微笑的神话是没有等级的；消费不是空话；而是良好的祝愿与帮助，全社会与你在一起，构成了契约，因为它在思考着你，它为你个人提供最具个性的东西；或说得更好些，这些东西被交付给你的自由个性，在你休闲时使用：手扶椅、这些组装家具、这个床单、这个内衣；是这个而不是那个。我们已经低估了社会；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这个社会是母性的、也是兄弟友爱式的；我们可见的家庭被这种不可见的东西复制着，而且更好更有效率，消费社会，给每个人都提供大量的照顾和保护方案。谁能不特别感激而去追求不舒适呢？
这个转轴在平面上旋转着。展示的消费，消费的展示，消费展示的消费，符号的消费和消费的符号；每个次体系，由于它尽力关闭着回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产生了另一种自杀式的扭曲。
符号-消费（sign-consuming）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它清晰地界定事物的特征，例如脱衣舞，被仪式化为性感象征的消费。但有时很难将它从疯狂中区别出来，这样我们已经看到疯狂追求“小玩物”、无用的符号、矛盾的和荒唐的合理性、痴迷和痛苦，为了王冠的疯狂，因为王冠是财产的象征。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期间，这种疯狂诞生了，就像旋风一样地增长，将成千上万的人连根拔起，然后毫无踪迹地平静下来。
“文化”在这个社会中也是一个消费项目。它虽然并不完全与其他东西相似，然而，因为这种特殊性，那些被称为自由消费的行为（这实际上比大多数吸收现成商品的方法来更为消极）都有着节日的氛围，这种氛围受益于消费者整体，似乎具有社会地真实性但实际上是虚构的，是假装的一部分。艺术作品和风格被当作快速消费物，城市吞没着这种不可思议的快乐，这似乎显示出明显的无法抗拒的需要和沮丧：外国人、郊区居民、所有类型的旅游者都因伤心而消瘦（它依然存在于那里）。这样每个物体和产品都要求双重的存在，即可感觉的和假装的存在；所有能消费的都成为消费的象征，消费者以灵巧和财富的象征、幸福和爱的象征为生；符号和意指过程代替了现实，有的是大量的替代物，大量的变形物，但除了被旋转的令人发晕的旋涡所创造的幻觉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这种讽刺的意象（结构分析的幻觉）会是对我们居住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的正确描绘吗？日常生活，作为人与事的立足之地，被漩涡和纷乱所围绕着，它会逐渐将人、事和根基本身全部卷起，使之出现于商品的大漩涡中吗？它将成为过分戏剧化的碎片。通过强调非稳定性和变化，它无视我们追求稳定性、持久性和成就感的兴趣，以及对这种兴趣的迷恋。可以更真实地说，日常生活是覆于坑道和无意识洞穴之上的表层土壤，反对着不确定的地平线，日常生活是现代性的幻觉，并将这种幻觉延伸到永恒的天空上。在现代性的更大行星群中，首先是科学，清晰的、冷冰冰的，甚至是爱空想的，孪生的行星是男人和女人；还有星星、星座和星云；在高高的天空中，我们拥有技术，在其他地方，我们富有朝气。存在着新奇的东西，如安全性，凝固的、已熄灭的星星像美女和奇怪的性欲符号一样；在这些恒星中，都市和都市化是最大的（只要我们并没有忽视自然，合理性和其他一些东西），然后是次-太阳系的行星，即以女性和好色为近邻的时尚（或“时尚性”）。
当人们炫耀献身于这种转变的这个社会，炫耀所有的消费、自我界定的生产主义、易变的和动态的、令人佩服的平衡、光荣的稳定性和令人尊敬的一致性与结构时，哲学凭什么认为这个非一致的社会永远处于断裂点上？它是新黑格尔主义，新柏拉图主义？这个社会产生着自己的哲学还是对有助于赋予现实以意义和价值的哲学指涉提出挑战？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即如何使一个社会——它着迷于一致性，形成一种精确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消费行为是一种无穷的反复发生的范例——能去思考并不重要的创造能力，使它的基础建立于所有消费的行为上（消费、解构和自我解构）？
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往后放放，为了论述符号消费，我们得先去思考语言现象。
                                                                      仰海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