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轭性与阈—吉尔•德勒兹哲学与广松涉哲学
2010-12-21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一辑
序论
广松涉紧接着“联合赤军”事件（1972年），在已创刊的《情况》杂志上（1972年4月刊）发表了《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一文。这篇论文经修改后收录于单行本《世界的共同主观性存在构造》中。对于这一时期的广松涉，熊野纯彦（东京大学教授）是这样评述的：“广松正是在‘政治意义上的死亡’成为无法形容的残酷的现实的那一刻，发表了这篇将‘人类存在的共同性’诉诸于哲学思考的论文。这一点恰是我们应该牢记的。应将其视为该论文发表时的时代背景予以关注。”[1]（pp.144-145）广松是在目睹欲食尽1968年遗产的“人类”中的“绝对敌人”与同伴的悲惨境遇中写下《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的。
卡尔•施密特在《游击队的逻辑》中提出了“绝对敌人”的概念。与“绝对敌人”的战争就是不允许敌人存在的歼灭战。还有，施密特所谓的“正义战争”是指在限制并界定了战争的欧洲公法下进行的主权国家间的战争。使战争向“正义战争”一端集中成为可能的权力，明确地区分了“这边”与“那边”，“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
但是，现状表明是无法从这种严峻的憎恶联系中挣脱出来的。正因为这样的现状，才更有必要思考《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新哲学入门》和《存在与意义》第二卷中所论述的“通用的”正义和“妥当的”的正义的真正意义。
在歼灭战被实施，世界内战化以及所谓的管理、监视社会的现状下，广松涉的“正义论”是怎样的呢？当它与吉尔•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理论相交叉时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对此本人将予以探讨。（下文中德勒兹=瓜塔里用D=G来表示。）
广松涉紧接着“联合赤军”事件（1972年），在已创刊的《情况》杂志上（1972年4月刊）发表了《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一文。这篇论文经修改后收录于单行本《世界的共同主观性存在构造》中。对于这一时期的广松涉，熊野纯彦（东京大学教授）是这样评述的：“广松正是在‘政治意义上的死亡’成为无法形容的残酷的现实的那一刻，发表了这篇将‘人类存在的共同性’诉诸于哲学思考的论文。这一点恰是我们应该牢记的。应将其视为该论文发表时的时代背景予以关注。”[1]（pp.144-145）广松是在目睹欲食尽1968年遗产的“人类”中的“绝对敌人”与同伴的悲惨境遇中写下《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的。
卡尔•施密特在《游击队的逻辑》中提出了“绝对敌人”的概念。与“绝对敌人”的战争就是不允许敌人存在的歼灭战。还有，施密特所谓的“正义战争”是指在限制并界定了战争的欧洲公法下进行的主权国家间的战争。使战争向“正义战争”一端集中成为可能的权力，明确地区分了“这边”与“那边”，“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
但是，现状表明是无法从这种严峻的憎恶联系中挣脱出来的。正因为这样的现状，才更有必要思考《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新哲学入门》和《存在与意义》第二卷中所论述的“通用的”正义和“妥当的”的正义的真正意义。
在歼灭战被实施，世界内战化以及所谓的管理、监视社会的现状下，广松涉的“正义论”是怎样的呢？当它与吉尔•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理论相交叉时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对此本人将予以探讨。（下文中德勒兹=瓜塔里用D=G来表示。）
一
广松涉在《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中指出：“必须铭记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作为‘矛盾’被规定的”。同时又在《存在与无》的第三章“对他存在”中写道：“但是，只要人类以‘对他—对己’这种存在结构为本源，那么则毋庸置疑，这种态度将导致恶性循环，最终任何一方都必定受挫”[2]（pp.60-61）。
《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的第二节的题目是“对自的自己的存在情况”，并以“暹罗双胎”为例进行了论述。“暹罗双胎在肉体上也是单一的主体。哥哥拥有单独的知觉，与此相应，弟弟的单独知觉从理论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双胞胎的知觉完全是由具有两个大脑的该生物体所规定。”而且指出“一般而言，关于‘协存体’的存在方式，我们可以按照暹罗双胎的存在构造去推理”[2](pp.74-75)。
所谓的人类存在就是“从‘协存体’自为分节中的自为存在”。就算自他的身体可能会较早地知觉性的分节，但“就协存体而言，不过是分子的错乱综合，是准图式的相而已。”从这时起，不是在自我明晰地分节下去的知觉性的认识情境里，而是在所谓的“有意的”行为情境中“在面临着强大的抵抗感的实践中，完成自为的自我分节”[2]（pp.76-77)。
“人类的存在决不是固定的暹罗双胎式的‘实体’存在。但人类的存在，在每次的协作劳动的机能的、函数的关联态方面却是同于暹罗双胎的存在方式的。这种‘被扩大了的身体自我’作为能知的所知=所知的能知而存在着，‘意识’性的东西，无论是从原理上还是从本源上都是这种存在方式的显函数式的输出。”[2](p.112)作为身体自我存在形式之一的“暹罗双胎的‘协存体’”，在包括语言交流在内的“协作劳动”的存在方面被规定了意识形象的存在方式。一般认为在日常协作中，以这种“一体化”为依据的“协同劳动”是很普遍的[3](p.213)。“在共同现存在方面，我们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协作者的限制。虽然不总是‘协存体’，但就象征意义而言，人类的存在确实是暹罗双胎式的存在.”[2]（p.111）以“相克”即矛盾为出发点论述的“协作劳动”这一概念不仅与广松所说的“劳动”相关，也包涵了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提出的“协同作业”。“协同作业是以被生产或被再生产为前提而谋求自身存在的。其目的是为了追求通过协同作业而存在的超近代合理性中的创造性的各种关系。并不是其他的什么。”[4]（p.452）
但是，对于作为规定人类实践的“对自—对他”存在结构的一般结构概念的“协同劳动”，广松有如下的保留：（1）协同劳动中，不是以对自的投企为基础的，即自的“协同劳动”也是可能存在的。（2）只有在这种即自的“协同劳动”中，共轭的共同主观化过程才能进展[2]（pp.102-103）。
就“对他存在”及“共同存在”的方式，广松是通过“角色存在”和“被视存在”及详述萨特的例子来进行阐释的。“警戒人员在感觉到有人看着自己时，下意识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意识到是作为警戒人员的我，即作为‘角色存在’的自己……但是这永远都是作为警戒人员应该成为的我，应该如此这般的行事的自己”。而“被视存在”则是指“被视时无概念的意识到的我的存在样式……是类似于开始打盹儿的我的存在样式”。“人在无概念的意识到作为‘被视存在’的自己时将成为‘角色存在’。这里的‘成为’并不总是‘反射性’的。”[2]（pp.86-87）
广松认为，“履行角色的协同劳动的共轭性及其构造”成为角色的起点时，自觉的角色履行将会有两个阶段过程。（1）“作为‘角色存在’的自己归属于他者所期待的存在（非自我存在），也就是说，不是归属我的存在，同时也不同于作为‘被视存在’的我，……概括地说就是被意识为双重否定的存在”。此阶段是“被认识的角色存在，而非比这更高的某种认识”。（2）“是否履行此种角色依赖于我的可能性。在所谓的自觉的意识行为得以履行的情况中，作为‘角色存在’‘当事他者’‘被视存在’的自己，通过这些契机和能动的相关结构的整体变换”，即“形态变换”而显著变化[2](pp.95-96)。关于“形态变换”，广松是这样阐述的：“他者，对于我期待的角色存在的他的存在方式，通常是作为拥有拒绝可能性的他者与我相对存在的。我舍弃全部存在的脱自的投企，即使是对他的‘呼唤’的‘回答’，在我的意识中，他也有背叛的可能性。我所遇到的他者就算他的自由主体性是我肆意想象的，总之在我的意识中将其作为投企的自由主体，也就是作为我是无法视对方的投企的本意为其本意的。我就是这样与其对峙的。将作为角色存在的自己自为的投企的我，也就真的和‘主体存在的他者’‘相遇’了。‘相遇’正是与主体存在的他者的，作为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的我的脱自的对峙存在。在我的意识中，这是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主体的‘呼应’。作为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存在的自己，通过如此这般的以共轭的角色履行为目标的脱自的投企，与作为投企的自由主体通过前存在论、前认识论而了解的他者邂逅。”[2]（pp.98-99）
这里所谓的“共轭的角色”也包括“被期待的无为”和“对敌格斗”。在《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中是这样来定义他者的。他者是被容纳、被尊重的存在的同时“共轭”，即他者是以搏斗，不得不搏斗甚至敌对为存在前提的。
被赋予这样的语汇是在1972年。广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思考：“自由的历史就是我们翘首期盼并已继承的历史吗？是因为构筑出来的权力是了解不断加之于人类的自由存在论的身体上的众多可怕的断面的缘故。”[4]（p. 457）并且，广松把“共轭的角色”的主体间的履行行为称为“协同劳动”（Zusammenwerken）。只要角色行动是以角色为本源的共轭，必然将是“协同劳动”。而且，广松的正义论就是在探求“协演的，协同劳动的社会编制体的基本构造的变革。”[3]（p.217）
“自己和他己的相互共轭性”以新生儿与其母亲间的关系为例，同时强调需要关注的是“‘自我—他我’[5](p.446)的存在构造”。例如，新生儿与母亲的关系一般认为是不存在自他区别的，作为自己存在条件的他己是不存在的。在自己与他己这种意识的形成过程中，“那个身体”和“这个身体”被作为“个体加以区别的同时也被视为是同型的、类同的”，这是该意识的形成条件。因此一般认为有必要从这里开始，即将“这个身体”和“那个身体”在“‘此—彼’这样的相对区别相中被觉识时开始”。并在此基础上论述有关“视线的读取”和“模仿”。“此—彼”的相对区别相中的觉识，是通过双方的生物体同时感知到的声音或动作，相互刺激时产生的。为此，婴儿在听到母亲叫自己时，会回以微笑的这种共振的、共鸣的反应，广松非常重视。这种视觉和听觉间的协同作业机制，对于开发最初的表情感知、情动反应和协应动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着开始推进到“发信—受信”的活动。这个“发信”是随着饥饿时的渴望感等原初的无目的的“主体”反应偶然出现时，母亲对此所做出的应对等体验而产生的。婴儿原初的“受信”来自于母亲的表情。因此，在婴儿的“受信”反应行动中，在“母-子”的关系中得以呼应的表情感知和同型行动全部被摄取到“受信”活动里。并从“共鸣的同调”、“信号的传递”向“模仿的协应动作”发展。向“模仿的协应”发展的过程将由做游戏向比游戏更复杂的“模仿的协应”推进。
在上述的过程中不时会有“视线的读取”或“模仿”的穿插。所以“人成为这样一种存在，即在感知以‘那个身体’为基准而获取的反映现相与以‘这个身体’为基准而获取的反映现相的差异的同时，又能觉识到共同投向‘实际上’的‘同一对象物’的视线”的一种存在。也就是说，“模仿的协应行动”因这种机制而有了存在的可能。广松认为“‘那个身体’和‘这个身体’”有作为‘自己’‘他己’分极化的最初的层面。[5](p.454)
接下来较为重要的是语言沟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语言沟通意味着“通过社会沟通、社会的协同劳动而达到共同主观性，作为相关的共同主观性的主体的我是我们，我们是我来完成自己的形成”[6]（p.27）。排除先验的内在主义的教义中产生的疑义，“我思故我在，即意识的东西本质上是主体间的形成态的证明”，这才是广松的目的。[5]（p.459）另外一般认为因语言沟通“他己”与“自己”的分极化更加明确，“语言沟通本身也被看作是‘角色’的一部分”。[5](p.455)也即，“我”在语言沟通中，把“我”作为自己指示的“我”的行为的起点开始讲话时，随着行为的履行而实现在语言共同体中的“作用”。也即“主观间的同一相中形成并存在的‘意义的所识’和‘能识的或者’，尽管它们各自不过是观念论的形象，……作为以现相世界的现相在为媒介而使之成立的契机，而拥有了相即的、相关的、积极的存立性”[7](pp.197-198)。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明确了广松的思维的方向性后，再来考察以下D=G对笛卡尔的思考的方向性。必须就他们的第四记号体制即后记号学体制进行考察。这是因为“该体制具有新的性格及意义性的对立，是通过‘主体化’这一独创的过程来定义的”[8](p.140)。在所谓的后记号学体制的主体化体制中，不存在与圆或扩张螺旋相关的意义性中心，而存在着促使线出发的主体化的点。既存在着产生于主体化的点的言表行为主体，也存在着与第一主体有决定可能关系的言表主体。[8](p.149)D=G给出了3个不同的领域。即，（1）与帝国相对立的犹太人；（2）所谓的近代哲学或基督教哲学；（3）19世纪的精神医学等。
这里我们关注一下同时论述了《圣经》和笛卡尔的（2）。主体化体制是“相对古代哲学的笛卡尔。第一是无限的概念。是被认为绝对必要的绝对化的点。考察其自身的用法，作为认识盲目追随由方法的怀疑而表现出来的脱领土化线的自己的言表行为的主体的意识、‘我思’、灵魂与身体的结合、及感情、通过复杂的方法，因COGITO得以保证，同时进行必要的再领土化”。因此，笛卡尔推论说“我可以说‘我思故我在’却不能说‘我散步故我在’，这样论述时，他提出了两个主体的区别（第二主体中确实可以找到第一主体的痕迹，现代笛卡尔主义的语言学家们称之为shifter〈转换装置〉）”[8](p.149)。像这样的，D=G认为意识到某个对象，却又要怀疑真的意识到了是否是无意义的，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这将导致“共轭性”中的流动性凝固化，出现他们所说的“一种还原的反响语言症”，从而致使无法对反照的、示差的“自己”与“他己”的存在方式进行考察。
问题在于被称之为的“两个主体”与shifter〈转换装置〉即我的成立有着密切的关系。“两个主体”中，随着由主体化的点向心的现实的改变，会产生言表行为。接着从言表行为的主体中“言表的主体即被认为是与支配现实相一致的言表主体产生出来”。主体化是“两个主体的创出、或说是两重化、而且也是从一方向他方的、言表行为主体向言表主体的下降”[8](p.150)。换句话说，与上述的语言沟通的发话行为有着同样的形式。“言表行为的主体”才是“我思”的主体，是具有独立的语言使用能力的存在者。进一步说，“言表行为的主体”成为起点，自己成为受“言表主体”这个词所支配的人。这显示出事前的受动性与事后的能动性的紧密关联。为此，以“人-间”为根基的第二人称成为第一人称的前提。换言之，这就是广松关于“共同主观性”的考察，也是德勒兹作为关键字论述的“襞”。
广松涉将语言沟通归属于“角色”行动。角色（角色期待和角色履行）可以这样理解。“了解他者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并按照这种角色期待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样通过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的相使‘那个身体’与‘这个身体’的协应关系成立。婴儿在经历前面所介绍的程序时也会是这样的。他认识的‘自己’首先是在与相关的对他的对自的‘他己’的共轭性中认识的。”[5](p.457)
如前面所介绍的，D=G曾阐述说：言表行为主体会向着言表主体下降。言表主体以一对一的关系“因一种还原的反响语言症而成为言表行为主体的‘保证人’”[8](p.151)。也就是说，在反响语言症的共轭性中，“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会使心的现实向支配的现实下降。意味着将引导向从内部起作用的支配现实。
另外，在角色行动中，通过“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的相”而确立协应关系的“自己”和“他己”在共轭性中得以认识。角色行动的共轭性的实践情况下的“对他的对己=对自的对他”使“他己”与“自己”相补成立。对幼儿来说在应该称之为视点扩张的角色行动中读取“自己”是通过“他己”的规范预期，而不是“他己”的认识预期。该过程大庭健是这样描述的：“行为的履行与理解共同背负着规范化的一般的预期这一轭，正因为这一点，在预见未来到事后确证或被否定的期间，人-间的行为首次得以成立。本来行为这一概念是依靠履行与理解的咬合而存在的，履行和理解无非是要填补时间的、人类的间隔。” [9](p.83)
尽管“人—间”中必然存在的“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这一共轭性会被身体化，但上述的“两个主体/主体的二重化”中依然存在着沉重的轭。D=G指出，这一主体在某一形式上，它自身已经成为这种言表的一部分，那就是代替语音而作为立法者主体的反论”。“也就是说，你越是听命于支配的现实，你作为心的现实的言表行为主体就越会被控制。你将成为自己的奴隶。即便这样作为理性存在并下命令的仍旧是你。这样新的奴隶制形态得以开创。这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奴隶、纯粹的理性。”[8](p.151)但是，与“他己”相辅，“自己”一方面是“角色存在的相在者”，另一方面，“自己”和“他己”“决不是实体的被内自化的自为存在，而是在每次角色行动中由其不同的位置所形成的‘对自—对他’的关系中功能存立的”。此种功能存立方式是“作为‘作为自己的他人’的自己”的套匣式的方式。如果进一步地使之对他化的话，将成为如下一种相，即“‘作为“作为‘作为自己的他人’的自己”的他人”[7](p.134)。换句话说，沉重的轭就是改变意思。沉重的轭就像是襞（皱）折叠的起点，从这里不断折叠开去，出现“差异和反复”，产生使沉重的轭平滑的自己差异化。
另一方面，从同样的视角，D=G还指出了与目前为止所阐述的主体体制相异进行的“分歧”。那是因为记号与该记号意义性关系断裂，开始达到肯定的逃脱线，并达到绝对的脱领土化。这也就是所谓的“COGITO的绝对脱领土化”[8](p.154)。这种情形用四肢构造论来表述的话是这样的。“‘能为的谁某-角色或者’从一定的‘意义价值性’认知‘实在的给定性’，并采取与其相应的反应，通过此来促进能为主体的自己的形成……，四肢的关联态的综合的构造变位也随之发展。”[10](p.191)
但是，D=G对“COGITO的绝对脱领土化”仍有保留。即，主体化对逃脱线，持续不断地强制否定它的切片性，对绝对脱领土化，在不断地强制堵塞并使之改变方向的废除。因为那是“地层”[8](p.155)。不过，广松的四肢构造论是以“现相的给定性—意义的所识”和“能知的谁某—能知的或者”这样两对二肢的二重性为立脚点的。后者的“能知的谁某—能知的或者”的能知主体既是现实的人称的个体，又是观念论的人，这样一种二重相。与这样的“现实的观念论”的同时，“作为自己的自己”和“作为他者的自己”尽管不断分裂，却也统一于“套匣式”结构。[7](pp.142-148)
结果是使“自己是什么人，自己干了什么”这样的自我认知成为可能[11](pp.78-79)。也就是，“两个主体/主体的二重化”及“能知的谁某—能识的或者”中的“我”成为“我=被视为的自己或他己=行动”的“套匣式”模式中，并且随着“我”的可视化，“套匣式”模式中的数次折叠的襞的存在被无化。这里关于D=G和广松的主体视点也有绝对脱领土化的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两种思维中探讨的主体化过程中形成的“我”，“不是内部的投影，是外部的内部化。不是‘一’分二，是‘他者’的重复。不是‘同一物’的再生产，是‘不同物’的反复。不是‘我’的输出，是他者或者说是‘非我’的内在化。”[12](p.153)D=G和广松的关于主体的视点不是主张对因主体化而形成的自己“我”的“反特权性”，而是谋求“‘自己’的‘非特权化’的对自化”[5](p.459)。
划“国境线”区分“自—他，或者说，用固定化的“图—地”在人们的“间=阈”中制造分界线，将归属于领域内的人和被“地”化的人分开来。其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当今的世界环境。
“阈”消失的过程可以从以下的情况来考虑。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宣言必然采取的形式是：从确证的、记述性的我们向作为行为集合主体的“我们”、即从假想的“人民”的无根据的自我创造过程向行为的执行者的代表者和代表者的代表者转换。这是因为建国宣言书不仅具有语言执行功能，而且具有事实确认的职能[13](pp.173-176)。可以说，实定法（人为法）是通过语言执行行为使规范假设规范化这一过程自然化，并因此而使自身具有被假设规范了的自己指示性。只有把建国宣言中所谓的“人民”规范正当化的那部分法律才是实定法的基础，使实定法得以立法并在社会上取得正统性。以这种形式形成的法律将继续从规范中挖掘正统性等连锁反应。
换句话说，近代民主制社会的基础是人民主权，并通过国家行为的正统化源于人民主权这一点来掩盖这一过程。即，因宪法的制定而被赋予政治的正当性的人成为“人民”，“人民”在政治的正当性的框架中培养共同性、调整利害冲突、做出决策。这一过程与“我”的成立有着相同的形式，自己指示性的对自我产生影响。
但是，假如，最初的假定如下的话：（1）从真实的最初的起点出发进行推论，或是以从真实的最初的起点所把握的认识的发端为前提来推论；（2）从一般公认的意见出发进行推论；（3）从看上去被一般公认的意见，而事实上却不是那样的情况出发进行推论；（4）虽然是该学术领域固有的理论，但以假设其非真实为出发点进行推论等。如果这样做的话，会明显地发现是无法必然得出那种理论的[14](p.19)。另外，像“我们/他们”、“普遍/特殊”、“正义/共同善”、“共同体/个人”等词语与发端问题一样，地作为“地”展现跟“图”在“区—别”中一样，不同的概念均可以在“区—别”中被理解，对“‘区—别’的‘异’的觉识相应的将‘地’和‘图’分节化”[7](p.153)。因此，被认为明晰的概念可以进一步的分解，与其他概念相对化。即，相对主义在与排除了相对的绝对相对时，是不能保持相对的立场的。
另外，作为最终审判级的人民与成为作用对象的人民不是同一人。作为最终的根据且成为诉诸于此的人民的意志，现实中通常是通过一定的个别特殊的集团或个人来表明的。不可能由全体人民来表明这种意思。即使某人以人民的名义发言，但社会诸集团、诸各人其本身既不是全体人民也不是普遍意志的具体化。无论是什么样的场合都是一个特殊的个别团体[13](p.150)。
那么，如果说正统化的基盘是所谓的无规定性的“人民=我们”的话，“法是正统的”这一形式要想获得正统性应该具备那些条件呢？拥有宪法制定权的人民和宪法中所规定的国家机关被赋予制定权的这些人民成为自律了的主权行为的自己立法（约束立法）及宪法制定的基底。但是多数的社会集团都是在为立法制度树立的宪法制定后才“事后的”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是在此时才认识到自己对由来于宪法制定行为的利害关心的存在，并由此围绕着参加政治机关而进行争斗[13](pp.151-152)。这时，被搁置于“人民=我们”之外的“他们”的存在方式成了课题。詹托尔•墨菲（Chantal Mouffe）从政治的立场考察了被如此这般排除的“他们”，他是这样描述的。“卡尔•施密特通过对政治上的‘友/敌’关系的重要性的唤起，使我们认识到与人类社会现存的敌对行为相关联的政治景象。”[15](P.4)即，在通过划定“他们”来明确“我们”这一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友/敌”型的关系会向凝固化的“此-彼”的关系变异，这是问题的所在。这时恰是到目前为止按照自己规定的“差异”而形成的“他者”作为否定“我们”的同一性，或者说怀疑我们的同一性的存在而表现的时候。这是“任何形式的‘我们/他们’的关系，无论是宗教的、民族的、还是经济的、以及以外的任何关系，都将向政治的敌对关系转换”[15](p.5)。
“在辩证法式的体系构成部分里，先行性方面的立论如果原本不变的话，是不能成为最终真理的，这一点在后续部分中将会被证明，并陆续地被抛弃。这里的抛弃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扬弃。虽说先行性部分的立论会被否定，但那只是‘限定的否定（=规定的否定）’，先行部分提及的论题会得到辩证法式的正反论证的相的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先行部分的立论无论是怎样的‘错误认识’，与悟性的形式理论的情况不同，不是单纯地被抛弃，而是在尽可能保持其积极性的前提下，定位和完善。所以不是单纯的批判对象或否认对象。可以说通过后续的批判性的正反论证，反而得到了积极的主张性”[16](p.50)。
这种视点表明，广松哲学不曾忽视一点点微小的差异。伴随着世界像、价值的相对化、不透明化等道德观点的动摇，使一个意义的合理的同意的可能性变得脆弱。即，不仅是利益问题，道德、原理问题方面也出现“限定的否定”的必要性，同时这种“限定的否定”的性质本身也变得多意义化。这种“限定的否定”即使是根据共通善的情况，也是以相互的多数性、非同一性及差异尊重为基础形成。
以上情况是以如下的自他理解为先决条件的。即，所谓的他者是作为对于我所期待的他的角色存在拥有否决可能性的。我所“遇到的”他者是“我作为不能将对方的投企原本的接受的存在，与我的视线对峙”。对作为角色存在的自己对自的投企的“我”，与“‘作为主体的他者’‘相遇’。‘相遇’正是作为主体的他者与作为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的我的脱自的对峙。在我的意识中，这是主体与主体的相互主体的‘呼应’”[2](pp.98-99)。这里重要的是：“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是相互反照的自他接受，那里有使自他转换的“线”。作为内外相互紧密结合的点生成“襞”，通过弯曲使“襞”产生。折“襞”、使其弯曲的过程即是“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通过紧张、弛缓、收缩、膨胀的程序不断反复的过程。[17](p.16)进一步讲，以“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的相互反照为基底的弯曲是“折叠-展开”的过程。但决不是单纯的紧张—弛缓、收缩—膨胀，而是意味着包容—展开、退化—进化[17](p.18)。而且，如果弯曲的“阈”中产生动摇的话，任何缝隙都可能成为新的褶曲点，通常会出现弯曲。“弯曲、内属是襞的目的因，因此他们会在我们不经意时由一方向另一方移动。二者间如有差异产生，这差异将使外成为襞的理由。即，被折叠了的就是被包含了的，内属的东西”[17](p.40)。
换言之，原本成为基准的法规范自身含有多种意义价值，在有关法的解释和试用中也含有多种意义的思考，所以围绕法的正当性的对立因法的解释而产生时，“限定的否定”可以在解释间取得协调。这是因为，因法的解释而产生的“限定的否定”必然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意义，即所形成的一个“襞”包含了各种“襞”。这是将表面的“襞”包裹起来。从“襞”向“襞”移动是两个“襞”的“中间”产生差异，这差异成为的外被的过程。包含襞的折叠可以成为内涵。也即，内涵是一个围栏。生成“襞”的弯曲就是向内不停的折。将法的解释放在这种差异化的运动中是为了排除自己破坏的可能性，为民主制赋予规定的内容。时刻警惕作为被开发的地平面的民主制转化成对立面。
进一步说，重视限定性，可以说是为了抑制将“我”理解成必然、自然的东西的思想。不要把“我”作为必然的形成的自然的“实体”来理解是说人类存在应从反复折叠的两个襞的共轭性来理解。这是因为孤独的感觉证明了人们在共轭性中的存在。但是同时与“轭”相关联表明具有与共同善共有的相异的侧面。这是因为人类单独是不能完结的，正因为不可避免的拥有有限的生命才会在“共轭性”中活着。这样“协作劳动的存在”意义就很重要了。而且，关于“协作劳动”体可以按如下的方式重新考证。即，“协作劳动”不是将自己和他己这两者作为被自然的纽带联结起来的自己完结的“我”。“协作劳动”体在“我的意识中，它承认使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主体的‘呼应’”成为可能的距离差异。“协作劳动”内部的人际关系就是通过这样的有限性的分割表现的。即，“协作劳动”体是被作为“分有”的限定的否定来支撑的。
广松涉在《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中指出：“必须铭记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作为‘矛盾’被规定的”。同时又在《存在与无》的第三章“对他存在”中写道：“但是，只要人类以‘对他—对己’这种存在结构为本源，那么则毋庸置疑，这种态度将导致恶性循环，最终任何一方都必定受挫”[2]（pp.60-61）。
《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的第二节的题目是“对自的自己的存在情况”，并以“暹罗双胎”为例进行了论述。“暹罗双胎在肉体上也是单一的主体。哥哥拥有单独的知觉，与此相应，弟弟的单独知觉从理论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双胞胎的知觉完全是由具有两个大脑的该生物体所规定。”而且指出“一般而言，关于‘协存体’的存在方式，我们可以按照暹罗双胎的存在构造去推理”[2](pp.74-75)。
所谓的人类存在就是“从‘协存体’自为分节中的自为存在”。就算自他的身体可能会较早地知觉性的分节，但“就协存体而言，不过是分子的错乱综合，是准图式的相而已。”从这时起，不是在自我明晰地分节下去的知觉性的认识情境里，而是在所谓的“有意的”行为情境中“在面临着强大的抵抗感的实践中，完成自为的自我分节”[2]（pp.76-77)。
“人类的存在决不是固定的暹罗双胎式的‘实体’存在。但人类的存在，在每次的协作劳动的机能的、函数的关联态方面却是同于暹罗双胎的存在方式的。这种‘被扩大了的身体自我’作为能知的所知=所知的能知而存在着，‘意识’性的东西，无论是从原理上还是从本源上都是这种存在方式的显函数式的输出。”[2](p.112)作为身体自我存在形式之一的“暹罗双胎的‘协存体’”，在包括语言交流在内的“协作劳动”的存在方面被规定了意识形象的存在方式。一般认为在日常协作中，以这种“一体化”为依据的“协同劳动”是很普遍的[3](p.213)。“在共同现存在方面，我们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协作者的限制。虽然不总是‘协存体’，但就象征意义而言，人类的存在确实是暹罗双胎式的存在.”[2]（p.111）以“相克”即矛盾为出发点论述的“协作劳动”这一概念不仅与广松所说的“劳动”相关，也包涵了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提出的“协同作业”。“协同作业是以被生产或被再生产为前提而谋求自身存在的。其目的是为了追求通过协同作业而存在的超近代合理性中的创造性的各种关系。并不是其他的什么。”[4]（p.452）
但是，对于作为规定人类实践的“对自—对他”存在结构的一般结构概念的“协同劳动”，广松有如下的保留：（1）协同劳动中，不是以对自的投企为基础的，即自的“协同劳动”也是可能存在的。（2）只有在这种即自的“协同劳动”中，共轭的共同主观化过程才能进展[2]（pp.102-103）。
就“对他存在”及“共同存在”的方式，广松是通过“角色存在”和“被视存在”及详述萨特的例子来进行阐释的。“警戒人员在感觉到有人看着自己时，下意识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意识到是作为警戒人员的我，即作为‘角色存在’的自己……但是这永远都是作为警戒人员应该成为的我，应该如此这般的行事的自己”。而“被视存在”则是指“被视时无概念的意识到的我的存在样式……是类似于开始打盹儿的我的存在样式”。“人在无概念的意识到作为‘被视存在’的自己时将成为‘角色存在’。这里的‘成为’并不总是‘反射性’的。”[2]（pp.86-87）
广松认为，“履行角色的协同劳动的共轭性及其构造”成为角色的起点时，自觉的角色履行将会有两个阶段过程。（1）“作为‘角色存在’的自己归属于他者所期待的存在（非自我存在），也就是说，不是归属我的存在，同时也不同于作为‘被视存在’的我，……概括地说就是被意识为双重否定的存在”。此阶段是“被认识的角色存在，而非比这更高的某种认识”。（2）“是否履行此种角色依赖于我的可能性。在所谓的自觉的意识行为得以履行的情况中，作为‘角色存在’‘当事他者’‘被视存在’的自己，通过这些契机和能动的相关结构的整体变换”，即“形态变换”而显著变化[2](pp.95-96)。关于“形态变换”，广松是这样阐述的：“他者，对于我期待的角色存在的他的存在方式，通常是作为拥有拒绝可能性的他者与我相对存在的。我舍弃全部存在的脱自的投企，即使是对他的‘呼唤’的‘回答’，在我的意识中，他也有背叛的可能性。我所遇到的他者就算他的自由主体性是我肆意想象的，总之在我的意识中将其作为投企的自由主体，也就是作为我是无法视对方的投企的本意为其本意的。我就是这样与其对峙的。将作为角色存在的自己自为的投企的我，也就真的和‘主体存在的他者’‘相遇’了。‘相遇’正是与主体存在的他者的，作为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的我的脱自的对峙存在。在我的意识中，这是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主体的‘呼应’。作为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存在的自己，通过如此这般的以共轭的角色履行为目标的脱自的投企，与作为投企的自由主体通过前存在论、前认识论而了解的他者邂逅。”[2]（pp.98-99）
这里所谓的“共轭的角色”也包括“被期待的无为”和“对敌格斗”。在《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中是这样来定义他者的。他者是被容纳、被尊重的存在的同时“共轭”，即他者是以搏斗，不得不搏斗甚至敌对为存在前提的。
被赋予这样的语汇是在1972年。广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思考：“自由的历史就是我们翘首期盼并已继承的历史吗？是因为构筑出来的权力是了解不断加之于人类的自由存在论的身体上的众多可怕的断面的缘故。”[4]（p. 457）并且，广松把“共轭的角色”的主体间的履行行为称为“协同劳动”（Zusammenwerken）。只要角色行动是以角色为本源的共轭，必然将是“协同劳动”。而且，广松的正义论就是在探求“协演的，协同劳动的社会编制体的基本构造的变革。”[3]（p.217）
“自己和他己的相互共轭性”以新生儿与其母亲间的关系为例，同时强调需要关注的是“‘自我—他我’[5](p.446)的存在构造”。例如，新生儿与母亲的关系一般认为是不存在自他区别的，作为自己存在条件的他己是不存在的。在自己与他己这种意识的形成过程中，“那个身体”和“这个身体”被作为“个体加以区别的同时也被视为是同型的、类同的”，这是该意识的形成条件。因此一般认为有必要从这里开始，即将“这个身体”和“那个身体”在“‘此—彼’这样的相对区别相中被觉识时开始”。并在此基础上论述有关“视线的读取”和“模仿”。“此—彼”的相对区别相中的觉识，是通过双方的生物体同时感知到的声音或动作，相互刺激时产生的。为此，婴儿在听到母亲叫自己时，会回以微笑的这种共振的、共鸣的反应，广松非常重视。这种视觉和听觉间的协同作业机制，对于开发最初的表情感知、情动反应和协应动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着开始推进到“发信—受信”的活动。这个“发信”是随着饥饿时的渴望感等原初的无目的的“主体”反应偶然出现时，母亲对此所做出的应对等体验而产生的。婴儿原初的“受信”来自于母亲的表情。因此，在婴儿的“受信”反应行动中，在“母-子”的关系中得以呼应的表情感知和同型行动全部被摄取到“受信”活动里。并从“共鸣的同调”、“信号的传递”向“模仿的协应动作”发展。向“模仿的协应”发展的过程将由做游戏向比游戏更复杂的“模仿的协应”推进。
在上述的过程中不时会有“视线的读取”或“模仿”的穿插。所以“人成为这样一种存在，即在感知以‘那个身体’为基准而获取的反映现相与以‘这个身体’为基准而获取的反映现相的差异的同时，又能觉识到共同投向‘实际上’的‘同一对象物’的视线”的一种存在。也就是说，“模仿的协应行动”因这种机制而有了存在的可能。广松认为“‘那个身体’和‘这个身体’”有作为‘自己’‘他己’分极化的最初的层面。[5](p.454)
接下来较为重要的是语言沟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语言沟通意味着“通过社会沟通、社会的协同劳动而达到共同主观性，作为相关的共同主观性的主体的我是我们，我们是我来完成自己的形成”[6]（p.27）。排除先验的内在主义的教义中产生的疑义，“我思故我在，即意识的东西本质上是主体间的形成态的证明”，这才是广松的目的。[5]（p.459）另外一般认为因语言沟通“他己”与“自己”的分极化更加明确，“语言沟通本身也被看作是‘角色’的一部分”。[5](p.455)也即，“我”在语言沟通中，把“我”作为自己指示的“我”的行为的起点开始讲话时，随着行为的履行而实现在语言共同体中的“作用”。也即“主观间的同一相中形成并存在的‘意义的所识’和‘能识的或者’，尽管它们各自不过是观念论的形象，……作为以现相世界的现相在为媒介而使之成立的契机，而拥有了相即的、相关的、积极的存立性”[7](pp.197-198)。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明确了广松的思维的方向性后，再来考察以下D=G对笛卡尔的思考的方向性。必须就他们的第四记号体制即后记号学体制进行考察。这是因为“该体制具有新的性格及意义性的对立，是通过‘主体化’这一独创的过程来定义的”[8](p.140)。在所谓的后记号学体制的主体化体制中，不存在与圆或扩张螺旋相关的意义性中心，而存在着促使线出发的主体化的点。既存在着产生于主体化的点的言表行为主体，也存在着与第一主体有决定可能关系的言表主体。[8](p.149)D=G给出了3个不同的领域。即，（1）与帝国相对立的犹太人；（2）所谓的近代哲学或基督教哲学；（3）19世纪的精神医学等。
这里我们关注一下同时论述了《圣经》和笛卡尔的（2）。主体化体制是“相对古代哲学的笛卡尔。第一是无限的概念。是被认为绝对必要的绝对化的点。考察其自身的用法，作为认识盲目追随由方法的怀疑而表现出来的脱领土化线的自己的言表行为的主体的意识、‘我思’、灵魂与身体的结合、及感情、通过复杂的方法，因COGITO得以保证，同时进行必要的再领土化”。因此，笛卡尔推论说“我可以说‘我思故我在’却不能说‘我散步故我在’，这样论述时，他提出了两个主体的区别（第二主体中确实可以找到第一主体的痕迹，现代笛卡尔主义的语言学家们称之为shifter〈转换装置〉）”[8](p.149)。像这样的，D=G认为意识到某个对象，却又要怀疑真的意识到了是否是无意义的，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这将导致“共轭性”中的流动性凝固化，出现他们所说的“一种还原的反响语言症”，从而致使无法对反照的、示差的“自己”与“他己”的存在方式进行考察。
问题在于被称之为的“两个主体”与shifter〈转换装置〉即我的成立有着密切的关系。“两个主体”中，随着由主体化的点向心的现实的改变，会产生言表行为。接着从言表行为的主体中“言表的主体即被认为是与支配现实相一致的言表主体产生出来”。主体化是“两个主体的创出、或说是两重化、而且也是从一方向他方的、言表行为主体向言表主体的下降”[8](p.150)。换句话说，与上述的语言沟通的发话行为有着同样的形式。“言表行为的主体”才是“我思”的主体，是具有独立的语言使用能力的存在者。进一步说，“言表行为的主体”成为起点，自己成为受“言表主体”这个词所支配的人。这显示出事前的受动性与事后的能动性的紧密关联。为此，以“人-间”为根基的第二人称成为第一人称的前提。换言之，这就是广松关于“共同主观性”的考察，也是德勒兹作为关键字论述的“襞”。
广松涉将语言沟通归属于“角色”行动。角色（角色期待和角色履行）可以这样理解。“了解他者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并按照这种角色期待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样通过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的相使‘那个身体’与‘这个身体’的协应关系成立。婴儿在经历前面所介绍的程序时也会是这样的。他认识的‘自己’首先是在与相关的对他的对自的‘他己’的共轭性中认识的。”[5](p.457)
如前面所介绍的，D=G曾阐述说：言表行为主体会向着言表主体下降。言表主体以一对一的关系“因一种还原的反响语言症而成为言表行为主体的‘保证人’”[8](p.151)。也就是说，在反响语言症的共轭性中，“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会使心的现实向支配的现实下降。意味着将引导向从内部起作用的支配现实。
另外，在角色行动中，通过“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的相”而确立协应关系的“自己”和“他己”在共轭性中得以认识。角色行动的共轭性的实践情况下的“对他的对己=对自的对他”使“他己”与“自己”相补成立。对幼儿来说在应该称之为视点扩张的角色行动中读取“自己”是通过“他己”的规范预期，而不是“他己”的认识预期。该过程大庭健是这样描述的：“行为的履行与理解共同背负着规范化的一般的预期这一轭，正因为这一点，在预见未来到事后确证或被否定的期间，人-间的行为首次得以成立。本来行为这一概念是依靠履行与理解的咬合而存在的，履行和理解无非是要填补时间的、人类的间隔。” [9](p.83)
尽管“人—间”中必然存在的“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这一共轭性会被身体化，但上述的“两个主体/主体的二重化”中依然存在着沉重的轭。D=G指出，这一主体在某一形式上，它自身已经成为这种言表的一部分，那就是代替语音而作为立法者主体的反论”。“也就是说，你越是听命于支配的现实，你作为心的现实的言表行为主体就越会被控制。你将成为自己的奴隶。即便这样作为理性存在并下命令的仍旧是你。这样新的奴隶制形态得以开创。这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奴隶、纯粹的理性。”[8](p.151)但是，与“他己”相辅，“自己”一方面是“角色存在的相在者”，另一方面，“自己”和“他己”“决不是实体的被内自化的自为存在，而是在每次角色行动中由其不同的位置所形成的‘对自—对他’的关系中功能存立的”。此种功能存立方式是“作为‘作为自己的他人’的自己”的套匣式的方式。如果进一步地使之对他化的话，将成为如下一种相，即“‘作为“作为‘作为自己的他人’的自己”的他人”[7](p.134)。换句话说，沉重的轭就是改变意思。沉重的轭就像是襞（皱）折叠的起点，从这里不断折叠开去，出现“差异和反复”，产生使沉重的轭平滑的自己差异化。
另一方面，从同样的视角，D=G还指出了与目前为止所阐述的主体体制相异进行的“分歧”。那是因为记号与该记号意义性关系断裂，开始达到肯定的逃脱线，并达到绝对的脱领土化。这也就是所谓的“COGITO的绝对脱领土化”[8](p.154)。这种情形用四肢构造论来表述的话是这样的。“‘能为的谁某-角色或者’从一定的‘意义价值性’认知‘实在的给定性’，并采取与其相应的反应，通过此来促进能为主体的自己的形成……，四肢的关联态的综合的构造变位也随之发展。”[10](p.191)
但是，D=G对“COGITO的绝对脱领土化”仍有保留。即，主体化对逃脱线，持续不断地强制否定它的切片性，对绝对脱领土化，在不断地强制堵塞并使之改变方向的废除。因为那是“地层”[8](p.155)。不过，广松的四肢构造论是以“现相的给定性—意义的所识”和“能知的谁某—能知的或者”这样两对二肢的二重性为立脚点的。后者的“能知的谁某—能知的或者”的能知主体既是现实的人称的个体，又是观念论的人，这样一种二重相。与这样的“现实的观念论”的同时，“作为自己的自己”和“作为他者的自己”尽管不断分裂，却也统一于“套匣式”结构。[7](pp.142-148)
结果是使“自己是什么人，自己干了什么”这样的自我认知成为可能[11](pp.78-79)。也就是，“两个主体/主体的二重化”及“能知的谁某—能识的或者”中的“我”成为“我=被视为的自己或他己=行动”的“套匣式”模式中，并且随着“我”的可视化，“套匣式”模式中的数次折叠的襞的存在被无化。这里关于D=G和广松的主体视点也有绝对脱领土化的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两种思维中探讨的主体化过程中形成的“我”，“不是内部的投影，是外部的内部化。不是‘一’分二，是‘他者’的重复。不是‘同一物’的再生产，是‘不同物’的反复。不是‘我’的输出，是他者或者说是‘非我’的内在化。”[12](p.153)D=G和广松的关于主体的视点不是主张对因主体化而形成的自己“我”的“反特权性”，而是谋求“‘自己’的‘非特权化’的对自化”[5](p.459)。
划“国境线”区分“自—他，或者说，用固定化的“图—地”在人们的“间=阈”中制造分界线，将归属于领域内的人和被“地”化的人分开来。其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当今的世界环境。
“阈”消失的过程可以从以下的情况来考虑。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宣言必然采取的形式是：从确证的、记述性的我们向作为行为集合主体的“我们”、即从假想的“人民”的无根据的自我创造过程向行为的执行者的代表者和代表者的代表者转换。这是因为建国宣言书不仅具有语言执行功能，而且具有事实确认的职能[13](pp.173-176)。可以说，实定法（人为法）是通过语言执行行为使规范假设规范化这一过程自然化，并因此而使自身具有被假设规范了的自己指示性。只有把建国宣言中所谓的“人民”规范正当化的那部分法律才是实定法的基础，使实定法得以立法并在社会上取得正统性。以这种形式形成的法律将继续从规范中挖掘正统性等连锁反应。
换句话说，近代民主制社会的基础是人民主权，并通过国家行为的正统化源于人民主权这一点来掩盖这一过程。即，因宪法的制定而被赋予政治的正当性的人成为“人民”，“人民”在政治的正当性的框架中培养共同性、调整利害冲突、做出决策。这一过程与“我”的成立有着相同的形式，自己指示性的对自我产生影响。
但是，假如，最初的假定如下的话：（1）从真实的最初的起点出发进行推论，或是以从真实的最初的起点所把握的认识的发端为前提来推论；（2）从一般公认的意见出发进行推论；（3）从看上去被一般公认的意见，而事实上却不是那样的情况出发进行推论；（4）虽然是该学术领域固有的理论，但以假设其非真实为出发点进行推论等。如果这样做的话，会明显地发现是无法必然得出那种理论的[14](p.19)。另外，像“我们/他们”、“普遍/特殊”、“正义/共同善”、“共同体/个人”等词语与发端问题一样，地作为“地”展现跟“图”在“区—别”中一样，不同的概念均可以在“区—别”中被理解，对“‘区—别’的‘异’的觉识相应的将‘地’和‘图’分节化”[7](p.153)。因此，被认为明晰的概念可以进一步的分解，与其他概念相对化。即，相对主义在与排除了相对的绝对相对时，是不能保持相对的立场的。
另外，作为最终审判级的人民与成为作用对象的人民不是同一人。作为最终的根据且成为诉诸于此的人民的意志，现实中通常是通过一定的个别特殊的集团或个人来表明的。不可能由全体人民来表明这种意思。即使某人以人民的名义发言，但社会诸集团、诸各人其本身既不是全体人民也不是普遍意志的具体化。无论是什么样的场合都是一个特殊的个别团体[13](p.150)。
那么，如果说正统化的基盘是所谓的无规定性的“人民=我们”的话，“法是正统的”这一形式要想获得正统性应该具备那些条件呢？拥有宪法制定权的人民和宪法中所规定的国家机关被赋予制定权的这些人民成为自律了的主权行为的自己立法（约束立法）及宪法制定的基底。但是多数的社会集团都是在为立法制度树立的宪法制定后才“事后的”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是在此时才认识到自己对由来于宪法制定行为的利害关心的存在，并由此围绕着参加政治机关而进行争斗[13](pp.151-152)。这时，被搁置于“人民=我们”之外的“他们”的存在方式成了课题。詹托尔•墨菲（Chantal Mouffe）从政治的立场考察了被如此这般排除的“他们”，他是这样描述的。“卡尔•施密特通过对政治上的‘友/敌’关系的重要性的唤起，使我们认识到与人类社会现存的敌对行为相关联的政治景象。”[15](P.4)即，在通过划定“他们”来明确“我们”这一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友/敌”型的关系会向凝固化的“此-彼”的关系变异，这是问题的所在。这时恰是到目前为止按照自己规定的“差异”而形成的“他者”作为否定“我们”的同一性，或者说怀疑我们的同一性的存在而表现的时候。这是“任何形式的‘我们/他们’的关系，无论是宗教的、民族的、还是经济的、以及以外的任何关系，都将向政治的敌对关系转换”[15](p.5)。
“在辩证法式的体系构成部分里，先行性方面的立论如果原本不变的话，是不能成为最终真理的，这一点在后续部分中将会被证明，并陆续地被抛弃。这里的抛弃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扬弃。虽说先行性部分的立论会被否定，但那只是‘限定的否定（=规定的否定）’，先行部分提及的论题会得到辩证法式的正反论证的相的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先行部分的立论无论是怎样的‘错误认识’，与悟性的形式理论的情况不同，不是单纯地被抛弃，而是在尽可能保持其积极性的前提下，定位和完善。所以不是单纯的批判对象或否认对象。可以说通过后续的批判性的正反论证，反而得到了积极的主张性”[16](p.50)。
这种视点表明，广松哲学不曾忽视一点点微小的差异。伴随着世界像、价值的相对化、不透明化等道德观点的动摇，使一个意义的合理的同意的可能性变得脆弱。即，不仅是利益问题，道德、原理问题方面也出现“限定的否定”的必要性，同时这种“限定的否定”的性质本身也变得多意义化。这种“限定的否定”即使是根据共通善的情况，也是以相互的多数性、非同一性及差异尊重为基础形成。
以上情况是以如下的自他理解为先决条件的。即，所谓的他者是作为对于我所期待的他的角色存在拥有否决可能性的。我所“遇到的”他者是“我作为不能将对方的投企原本的接受的存在，与我的视线对峙”。对作为角色存在的自己对自的投企的“我”，与“‘作为主体的他者’‘相遇’。‘相遇’正是作为主体的他者与作为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的我的脱自的对峙。在我的意识中，这是主体与主体的相互主体的‘呼应’”[2](pp.98-99)。这里重要的是：“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是相互反照的自他接受，那里有使自他转换的“线”。作为内外相互紧密结合的点生成“襞”，通过弯曲使“襞”产生。折“襞”、使其弯曲的过程即是“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通过紧张、弛缓、收缩、膨胀的程序不断反复的过程。[17](p.16)进一步讲，以“对自的对他=对他的对自”的相互反照为基底的弯曲是“折叠-展开”的过程。但决不是单纯的紧张—弛缓、收缩—膨胀，而是意味着包容—展开、退化—进化[17](p.18)。而且，如果弯曲的“阈”中产生动摇的话，任何缝隙都可能成为新的褶曲点，通常会出现弯曲。“弯曲、内属是襞的目的因，因此他们会在我们不经意时由一方向另一方移动。二者间如有差异产生，这差异将使外成为襞的理由。即，被折叠了的就是被包含了的，内属的东西”[17](p.40)。
换言之，原本成为基准的法规范自身含有多种意义价值，在有关法的解释和试用中也含有多种意义的思考，所以围绕法的正当性的对立因法的解释而产生时，“限定的否定”可以在解释间取得协调。这是因为，因法的解释而产生的“限定的否定”必然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意义，即所形成的一个“襞”包含了各种“襞”。这是将表面的“襞”包裹起来。从“襞”向“襞”移动是两个“襞”的“中间”产生差异，这差异成为的外被的过程。包含襞的折叠可以成为内涵。也即，内涵是一个围栏。生成“襞”的弯曲就是向内不停的折。将法的解释放在这种差异化的运动中是为了排除自己破坏的可能性，为民主制赋予规定的内容。时刻警惕作为被开发的地平面的民主制转化成对立面。
进一步说，重视限定性，可以说是为了抑制将“我”理解成必然、自然的东西的思想。不要把“我”作为必然的形成的自然的“实体”来理解是说人类存在应从反复折叠的两个襞的共轭性来理解。这是因为孤独的感觉证明了人们在共轭性中的存在。但是同时与“轭”相关联表明具有与共同善共有的相异的侧面。这是因为人类单独是不能完结的，正因为不可避免的拥有有限的生命才会在“共轭性”中活着。这样“协作劳动的存在”意义就很重要了。而且，关于“协作劳动”体可以按如下的方式重新考证。即，“协作劳动”不是将自己和他己这两者作为被自然的纽带联结起来的自己完结的“我”。“协作劳动”体在“我的意识中，它承认使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主体的‘呼应’”成为可能的距离差异。“协作劳动”内部的人际关系就是通过这样的有限性的分割表现的。即，“协作劳动”体是被作为“分有”的限定的否定来支撑的。
二
在日常生活中，“假设某种实体的自己同一的东西，从某个角度看，他是牛，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家畜，……经常将‘关系’、‘属性’都作为外在的偶然的情况来处理”。但是，“仔细想一想的话，在陈述这是牛时的‘这’，与这是家畜、生物时的‘这’，确切地说是绝对不同的……此时的关系视角中的该物体，是被包含于一定的关系性内并被陈述的。”[18](p.36)将这些不同的主语当体设想为同一实体是源于反省的抽象的同一视角。即，被视为真实存在的物体，作为承受各种各样的陈述的当体，被视为同一实体时，已经成为同一化陈述的媒介。这是在说：这是牛之前就已经了解的事实。“由于这种规定性，才会有‘牛’（家畜、生物、牛等）表述。一般的想法中，认为这是将该实体置于某个一定的视角中来看的结果。也就是说，‘从别的视角来看，可能是家畜、生物等。而将该物体从牛的视角来看，那它就是牛了’，从这个意义上来将，这是‘实体的某物+与判断该物相适应的关系规定’结构”。但是，“常识性的想法与原理未必相符。毕竟‘关系规定’对于该物体决不是外在的、偶然的存在，而是属于该物体内在的、使该物体成为该物体的规定性。”[18](p.37)为此，广松为“如实的实体”下的结论是：它是某种关系的规定的结节。“第一次的存在的‘关系’态，在要‘把握’它时，它首先会以‘事’的形态展现。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事’是第一次存在性中的‘关系’的现相的即自对自态（An-und-fur-sich-Sein），这种‘事’的契机，作为被陈述的提示态，在被对他的自存化下，被形象化为所谓的‘物’，甚至于‘实体’被hypostasieren。”[18](p.39)
接下来探讨一下D=G的物理学的两个方向性问题。“其中的一个是横分子方向，面向于各种大多数的或是各种群现象。另一个是分子方向，主要是面向有距离的、水平不同的单一体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和关联。可以说有妄想症（paranoia）的人是选择了前者的人。他们是研究宏观物理的。相反，分裂者所选的则是后者，即微观物理学的方向，也可以说是完全不受制于统计学的法则的分子方向。概括地说，就是波动与微粒子、流动与部分对象的领域”[19](p.334)。或者说是，“取代大的综合的立场，表现出的是无限小的逃走线”。在此，两种汇集方法的异同成为问题。而且可以理解为：横分子方向是“统计学的法则、实体=物”，分子的方向是“波动和微粒子、关系=事”。横分子方向与分子方向通过D=G所说的流浪者（nomade/nomad）来想象的话，“横分子”就好比是沙漠中的小沙粒被凝固的状态，而“分子”则好比是成千上万的粒子自由变化其形态的状态。
后面还会涉及到的，横分子生产与分子生产其本质是一样的，但体制不同。因此“就算是对一个同一事象的观测性测定，或者，就算观测者们采用的观测体系是相同的，测定值与观测系都是相对的。只要绝对的基本标准不存在，各观测者都有相同的权利，根据任何一种观测系的观测值所得出的‘真’‘客观性’都是同位的。不存在特权的定式”[20](p.175)。
对于主观际性，广松的论述是以动摇由“主观—客观”“三项图式”而造成的视角的固定化为目的的。换言之，就是如何才能使思考不被凝固化。这从“相遇”这个词来理解也可以，与德勒兹的“经验论与主体性”思考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所谓“经验”是产生于外部性与他者性的“相遇”。1972年广松提出的以他者性为前提的“相遇”是考虑“通用性—妥当性”时不能忽略的。此时的广松与德勒兹的交叉可以从“物”化拉开距离这一点来看。德勒兹用“判明且暧昧（不明晰）”来表述莱布尼兹的思维，并以此为起点。如果思考或经验的触发完全是由无法控制的外部性或他者性造成的话，思考和经验被触发则是其从“三项图式”中接放出来，远离“明晰和判明”这一原理。即，可以这样理解“判明且暧昧”。“微小表象本身是‘判明且暧昧’的，这里的‘判明’是指提出微小表象的差异的=微分的各种关系或是各种特异性。暧昧是指尚未成为有‘区别的’物体，尚未异化或分化。”[21](p.322)进一步，这许多的特异性不断凝缩成阈，作为一个异化的分化的“阈”规定下来，并从该“阈”为起点微小表象开始现实化。这样，“判明且暧昧”是差异化=微分化，而不是异化=分化，虽然很充分却不完美。在这阴阳不明确之时，换言之，以该“阈”为起点将触发新的思考、经验。
下面来探讨D=G的有关欲望的论述。欲望以多种多样的境遇、社会领域和群体形态存在。分子的欲望的各机器为其自身提供横分子的各种大机器和各种形态。前者的“分子的欲望的各机器”是根据如下的方法，按照多数的法则形成后者的“横分子的大的各机器或各种形态”的。即，前者或者使自己从属于后者，或者使后者从属于自己，总之前者是在双向的从属关系上形成后者。一方面是欲望的各机器，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各机器。但是这两种机器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同一机器。从一定的条件这个词来理解统计学的形态，即从相同的机器其相应的数的安定不变的形态结晶出的统计学的形态。这种统计学的形态，形成大的不变的重集合，成为统一体，化作构造起作用。[19](pp.342-343)
欲望也可以从“事态”来考虑。欲望的动态性被置于横分子的状态，是指“对S及P的规定性客观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判断这一论题”与“人们=客观主观性”一致被认知或凝固。即，“判断且暧昧”的相被当作“明晰且判明”的相而被物象化。但对象的事态只能是由间性主观形成的，妥协于认识论的主观的事态、命题的事态。认识的“客观合理性”并不是意识内容和意识对象的直接的照合的一致性。因此，“认识的客观合理性=真理性是在‘质料的给定性—形相的所识’‘能知的谁某-能识的或者’的四肢的关联性中存立的”，那里无论是由来于内部还是被外部所强加，存在着多个抵抗的层面和局面[7](p.354)。即，在论述广松涉的思维中的正义论时，必须注视“事—物”的双极性。“事”即存立于“质料的给定性—形相的所识”“能知的谁某-能识的或者”的四肢关联性中的“事”。“物”即作为“事”的契机被陈述化的提示态，在被自他的自存化时，被形象化的“物”。
D=G对妄想症和分裂症的双极性以“在极限的状态下，无器官的身体”为中心，作为“左右摆动的振子的振幅的两边”予以了解释。“这两边的一边是被各种横分子的集合所占据，另一边是被各种分子的要素所占据”[19](p.337)。振子的振幅的尺度可以通过构成式权力的实行形式来明确。构成式权力的收缩或扩张，“会在类似痉挛的极度的收缩所产生的时间内，时而异常激烈，从统一向多样性，从一定的权力向多样性反复”[4](p.448)。
如上所述，“妄想症=横分子的=物”，“分裂症=分子的=事”的等值成立，那就有必要在“事—物”的“阈”的轴上考虑“合理性-通用性”。这是因为“欲将有的世界还原为无的倾向，成为难以超越的障碍矗立着”，必须从“乌托邦和恐怖的拉锯战”的“阈”中挣脱出来。
关于现前的“某物=图”，广松在“彼—此的关系”层次上，称之为“此物”（dieses）和“彼物”（jense）。“‘此物’和‘彼物’的对向的‘彼—此性的关系’即使被觉识为当体的自己同一性的相”，“也首先要以‘此—彼’的对向的相异的相状来体验”。而且“该对向的布置的构造的一定性及两项的反照的自己同一性会被准反省的对自化，并不是将‘此’及‘彼’各自重新按其内在的规定性被假象化后，才对比的”。在“彼—此”的原初的位阶中，“两项是共轭的相互反照关系，‘此’就是‘此’，‘彼’就是‘彼’”[18](pp.47—48)。“在‘彼—此’的相等性的意识态中，反照的对向的两项，‘此’和‘彼’作为某个事物的‘那’分别是准反省的自己同一体，只要是受‘此—彼’的差异所支撑，这种被‘地化’的差异与相等的‘同’就可能反转更替”[18](p.55)。
分子的机器和处于横分子的状态的机器一样都可能“反转更替”。这是因为欲望的机器是属于分子的世界，分子的机器成为处于横分子状态的机器而存在的情况也是常有的。由于综合的方式不同，这只是使得分子机器的形态性变得不可视化而已。横分子的世界如同在沙漠中的沙粒的例子中看到的一样，是实体化的日常的世界，是作为“物象化错觉”而表现的世界。而分子的世界可谓是日常的世界由于某种原因剥离时的世界，即日常世界偏斜时的世界。从fur uns的立场上看到的世界，就是D=G在分裂症患者的世界中所展现的典型的世界。这与刚才从D=G的语汇中引用的分裂症的分子逃走线和横分子的供给的区别相关。前者被称作“脱土地化=动态的地”，后者被称为“再土地化=凝固的图”。一般认为脱土地化与再土地化的关系是这样的。“即便是分裂者的散步或旅行，都可以达到很大的脱土地化，是因为这要多次借助土地的回路。即便是很好的割断关联的人们也必定进入到重建小块儿大地的欲望的机器的种种接续中去。”[19](pp.374—375)也就是说，横分子的社会生产与分子的欲望生产必须从两个角度来思考。两个角度即“两种生产的本质的同一和两种生产的体制的异同”。横分子的社会生产与分子的欲望生产只有在共轭的相互反照中才能存在。
如此，D=G的有关《反俄底浦斯》（anti—Oyidipous）的论述，一直都是在关照了这两极的情况下推进的。这一点从有关分裂者分析的第四命题部分就可以看出。第四命题是“分裂者分析用于区别本体（Libido）的社会供给的两极，即一极是‘妄想症的、反动的、法西斯，另一极则是分裂症的革命的’”[19](p.437)。脱土地化与再土地化保持着相互渗透的关系。资本主义中再土地化最坏的例子应该数法西斯主义了。专制君主的语音符号和分裂症的形象成为“阈”的两极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D=G对于这样的事态，同第四命题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就两义性、反转及渗透关系，从本质和体制两个方面考察横分子集合和分子的多样性。用如下的反比例关系。“体制越是接近，本质的同一性反而越小。本质的同一性表现的越充分则体制的差异也越大”[19](p.399)。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在包含了各种矛盾和龟裂的“阈”中得以求证。
所谓的“异—化”并不是先有了两项才有了区分两者的意识态，而是由此才有了对“某物”的从无=地分凝成图的原本的基础的态势。“异—化”的下一个阶段便是与“图”的“区—别”[18](pp.47—48)。与其说这是由于某种内在的规定性的对自化而以图来区分，倒不如说是对“区—别”这一“异”的觉识和对相即的“地”和“图”的分节。即，即使是处于“地=脱土地化”和“图=再土地化”的对自的区别事态中，这两项也不是同位的。
“即使不像路宾的杯子那样，拿出反转图形，图和地也可以反转。从这一意义而言，两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区别”[18](p.50)。即，“地=脱土地化”和“图=再土地化”可以反转。这是社会机器中，妄想症和分裂症的两极以可变的方式被分配于无器官的身体，这身体的两个侧面的“对抗”。（1）大众现象和与此相应的妄想症的供给在显微镜看不到的程度上的组合。（2）各种分子现象和其分裂症的供给在显微镜看不到的程度上的组合。这样“妄想症和分裂症间的分水岭是无器官身体上的横分子与分子的关节存在”[19](p.355)。
但是，再土地化出现的话，脱土地化的流程的“明识度”将减弱。而且当“图”被明僚的意识到时，“地”将开始被“无化”。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很难说图和地哪个更有流动性[18](p.50)。但如何理解“横分子和分子的关节的倾斜化”变得很重要。这即使被反省的认可，“图”将以所谓的“同一体性”的相，作为持续的图继续被觉知。该相中的“某物”，与其说是以“图本身的内在的规定的自己同一性的认知为基础，倒不如说与‘地’的区别的反照，……在体验的该意识中，随着地的被‘无化’，……将会在‘图’的自己同一性的相中得到体验”[18](pp.50—51)。这从理性反省的立场看，即从分裂症的视点看可谓是反照规定（Reflexions—bestimmung）。
不过，“图一旦作为图被觉识，地必将被无—化，地从意识领域里消失，只有‘图’存现”[18](p.58)。分裂症的欲望之流的“脱土地化”被凝固化。在此，“图=再土地化”在“地=脱土地化”的“区—别性的差异”里的对照性消失，随之，反照规定的物体作为自存的规定、图的固有的规定被内自有化（In—sich—sein）。并且脱土地化不断的被反转，但脱土地化如没有“内自有化”的再土地化的伴随则不能存在。进一步而言，“使人拥有脱土地化的执拗的力量的是表象脱土地化的各种类型的再土地化”。但是，“选择零部件的受到多种压力的影响，某些零部件被选中，某些零部件被淘汰，从而形成各种群体。因此，前述的两种机器虽然是相同的机器，但体制却完全不同”[19](p.343)。作为第三者反省来看（分裂症式来看），虽说是地被无—化，只有图显现，但该“图”呈现怎样的规定性却受到与“地”的部分的区别反照，即“脱土地化”运动的左右。在当事主体的直接的体验中，觉识不到与地的反照，图的规定性是作为自己完结的固有的，或者说是作为被在构筑的再土地化而被觉识。现相的世界从而显示出“物的世界像”的构制。
如上所述，关于“此—彼”到“区—别”再到“异—化”这一反物象化的过程的解释说明，是主观际性的存立构造的解释说明以改变现代社会的存在样式为目标的矢量的表述。换言之，“物—事”的循环不是以“有”的形式，而是以“成为”的形式来从新考证的。
“应该实现的‘更高的’实践目的，进而应该实现的‘最高的’实践目的，以此为目标的思想、活动，一般而言，只要现状达不到理想状态，就会成为现状批判或现状改善运动”，这里显示了“‘通用的’真理与‘妥当的’真理的区别”[3](p.215)。以实现正义为目标的思想、运动登场时，一般认为“多数是‘妥当的’正义，即不被体制所认可的少数人主张的正义”[3](p.216)。如果要问“通用的”正义是怎样成立的，它与“协作的互动态势”所带来的共同主观的相同化是等价的。但是，其中“动摇—冲突—对抗的事态源于此”[3](p.214)的话，如何理解“通用的”和“妥当的”两端的存在方式及其“阈=间”就更为重要的。如前面所指出的，从“横分子的—分子的”视角思考“通用的=物—妥当的=事”。
联结部分对象的方法中有两种一是横分子集合，另一个是分子的多样性。即欲望的各机器的使用中有两种方法被区分使用。接续综合中有全体的特殊使用和部分的非特殊使用、离接综合中有排他择一的制限使用和包含的无制限使用、离接使用中有分离的一对一的对应使用和游牧的多义使用。前者形成横分子集合，后者实现分子的多样性。广松论述说：“包含真理体系、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等的共同主观性的内情是存在着间共同体的、隔时代的异同，不仅如此，内共同体中也孕育着异同”[3](p.214)，这事实上是在描述三个“间=阈”，即共同体与共同体的“间”、时代与时代的“间”以及共同体内的“间”。在考虑这个“间=阈”时，受动的综合非常重要。在此简单介绍一下接续综合与离接综合。
在接续综合的全体特殊使用方面，欲望同时接受固定的一个人的主体和一定的各种各样的完全对象。是被特殊化为男或女的“我”。部分的非特殊使用整体看来是具备了一个人的人类姿态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即分子的层面上，有“‘这’et‘这个的下一个那个’et puis这样的接续形态在起作用。也就是说，这里常有生产延续的机器et，和与该机器相接续的切断延续，发挥截取作用的机器存在”[19](p.17)。“性爱”的状况可以这样思考。在实体化的横分子水平上，男性只不过是雄的因素（统计学角度）占有优势的人，女性也不过是雌的因素占有优势的人。但是在分子的“个别”的水平上，男性的雌雄两面和女性的雌雄两面产生关系，从而出现各种部分对象和各种延续的接续。
在离接综合的排他择一的制限使用方面，被限制只能选“那个或这个”。但“那是那，这是这”的形式，因被物象化才成了“或是那个，或是这个”的形式。根据这种非排他的限定使用，“与错图的分节反照规定的媒体被无=地化相应的，错图（物）”在个体的区别性和个体的自己同一性的相上被即自有化，其分肢的各性质概括地讲也通过这种被内自有化的相而被觉识。包含的无制限使用采取“那是那，这是这”的形式。“分裂症患者并不是既是男性又是女性。或是男性或是女性。但他事实上属于男女两侧面。即男性一侧认为其是男性，女性一侧认为其是女性”。一切都被分割，存在于自身里。即不是“男女两性”也不是“男女交错”，是“男女横断”[19](p.98)。如从横分子集合和分子的多样性来考察“通用的=物—妥当的=事”的话，可以说广松持有“半物象化”的视点。这种考察从“男女两性”和“男女横断”的立场思考时，构成式权力与多数性的无限性一样，四肢构造成为以变移性为基调的运动，其概念也成为动的各种关系、各种配备的变移性。
从“横分子—分子”来看，D=G是这样表述“通用的=物—妥当的=事”的。“在去势中，表象的不是大的裂伤，而是数千的小的接续、离接和连接。通过这三者的作用，每个机器通过与其他的延续的关联产生出被该其他的延续切断的延续，接着再切断这个由其他的延续产生的延续。”[19](p.374)这样的“延续—切断”可谓是表现了构成式权力所体现的“时间的毫不合理的加速化”和“历史被压缩于激烈展开的现在，可能性被凝缩于直接生产的强大的核心中”[4](p.34)。因为构成式权力总是反抗宪法的规范化的程序。拥有构成式权力的力量因被包含于序列化的规范和权限的系统中，所以对反抗法处于疏远的状态[4](p.20)。这与广松涉一贯思考的要超越“近代”这一“序列化的规范和权限体系”的意志紧密相关。这种思维将剥离自然（physis）与法规（nomos），自然法与实定法，来探讨“正义”。另外，他没有忘记从“共同主观性”来探讨人们的“共轭性”。但广松把“事”作为世界观的基础也体现了与“共轭性”不同的方向性。奈格里所说的构成式权利使人联想到广松思维后者的一个侧面。构成式权力的合理性由其无限性所规定。“构成式权力的合理性只有把界限作为自身存在和自身扩张的条件，并作为自身生产活动的条件才能得以理解。”[4](p.448)这里界限不是对实践的封杀，而是对实践的解放。
那么，D=G是如何出示界限（境界线）的呢。他们将境界线（极限）分为三种样相。[19](p.215)第一，绝对的极限（境界线）。即仅限于分裂症使各种脱线化、脱土地化的延续通过的场合。此时分裂症将这些延续返还于一切的社会生产的（极限方面）、欲望生产。第二，相对的极限（境界线）。这是资本主义把脱线化的各种延续归于公理体系，把脱土地化的各种延续作为再土地化时的样相。即资本主义虽未将分裂症中自身的外在的极限（境界线）全部清除抛弃，但资本主义却生出自身内在的境界线（极限），并将其向远处不断扩大。第三，被替换的内部境界线（极限）。为了将外在的境界线（极限）即“分裂症境界线”中性化并排除掉，这次必须通过限制该境界线，将其内在化。即将境界线的某一个姿态在客观的事象或事态下物象化。有必要从这三个境界线中思考正义。之所以发生“妥当的”正义即正义的“事”化，是因为正义是以“事”化不可能的姿态存在的。它表明正义残存于社会中，或者说正义是可能形成的。正因为有将绝对的外在的境界线（极限）中性化的冲动，则必须使“事”化出现。可以说该过程就是正义的“物”化与正义的“事”化的无限的“差异与反复”。假设俄底浦斯是内在化境界线，绝对的境界线就是资本主义最害怕的“力量”，即有必要解放“事”的偏斜运动。
这“事”的倾斜运动就是构成式权力所固有的时间、具有惊异的加速度的该时间的表面化。用D=G的话说就是，通过波动和微粒子、数千的小的接续、离接和连接的作用，通过与其他的延续的关联生成被该其他延续切断的延续，接着再切断该新生成的延续的“事”。
接下来探讨一下D=G的物理学的两个方向性问题。“其中的一个是横分子方向，面向于各种大多数的或是各种群现象。另一个是分子方向，主要是面向有距离的、水平不同的单一体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和关联。可以说有妄想症（paranoia）的人是选择了前者的人。他们是研究宏观物理的。相反，分裂者所选的则是后者，即微观物理学的方向，也可以说是完全不受制于统计学的法则的分子方向。概括地说，就是波动与微粒子、流动与部分对象的领域”[19](p.334)。或者说是，“取代大的综合的立场，表现出的是无限小的逃走线”。在此，两种汇集方法的异同成为问题。而且可以理解为：横分子方向是“统计学的法则、实体=物”，分子的方向是“波动和微粒子、关系=事”。横分子方向与分子方向通过D=G所说的流浪者（nomade/nomad）来想象的话，“横分子”就好比是沙漠中的小沙粒被凝固的状态，而“分子”则好比是成千上万的粒子自由变化其形态的状态。
后面还会涉及到的，横分子生产与分子生产其本质是一样的，但体制不同。因此“就算是对一个同一事象的观测性测定，或者，就算观测者们采用的观测体系是相同的，测定值与观测系都是相对的。只要绝对的基本标准不存在，各观测者都有相同的权利，根据任何一种观测系的观测值所得出的‘真’‘客观性’都是同位的。不存在特权的定式”[20](p.175)。
对于主观际性，广松的论述是以动摇由“主观—客观”“三项图式”而造成的视角的固定化为目的的。换言之，就是如何才能使思考不被凝固化。这从“相遇”这个词来理解也可以，与德勒兹的“经验论与主体性”思考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所谓“经验”是产生于外部性与他者性的“相遇”。1972年广松提出的以他者性为前提的“相遇”是考虑“通用性—妥当性”时不能忽略的。此时的广松与德勒兹的交叉可以从“物”化拉开距离这一点来看。德勒兹用“判明且暧昧（不明晰）”来表述莱布尼兹的思维，并以此为起点。如果思考或经验的触发完全是由无法控制的外部性或他者性造成的话，思考和经验被触发则是其从“三项图式”中接放出来，远离“明晰和判明”这一原理。即，可以这样理解“判明且暧昧”。“微小表象本身是‘判明且暧昧’的，这里的‘判明’是指提出微小表象的差异的=微分的各种关系或是各种特异性。暧昧是指尚未成为有‘区别的’物体，尚未异化或分化。”[21](p.322)进一步，这许多的特异性不断凝缩成阈，作为一个异化的分化的“阈”规定下来，并从该“阈”为起点微小表象开始现实化。这样，“判明且暧昧”是差异化=微分化，而不是异化=分化，虽然很充分却不完美。在这阴阳不明确之时，换言之，以该“阈”为起点将触发新的思考、经验。
下面来探讨D=G的有关欲望的论述。欲望以多种多样的境遇、社会领域和群体形态存在。分子的欲望的各机器为其自身提供横分子的各种大机器和各种形态。前者的“分子的欲望的各机器”是根据如下的方法，按照多数的法则形成后者的“横分子的大的各机器或各种形态”的。即，前者或者使自己从属于后者，或者使后者从属于自己，总之前者是在双向的从属关系上形成后者。一方面是欲望的各机器，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各机器。但是这两种机器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同一机器。从一定的条件这个词来理解统计学的形态，即从相同的机器其相应的数的安定不变的形态结晶出的统计学的形态。这种统计学的形态，形成大的不变的重集合，成为统一体，化作构造起作用。[19](pp.342-343)
欲望也可以从“事态”来考虑。欲望的动态性被置于横分子的状态，是指“对S及P的规定性客观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判断这一论题”与“人们=客观主观性”一致被认知或凝固。即，“判断且暧昧”的相被当作“明晰且判明”的相而被物象化。但对象的事态只能是由间性主观形成的，妥协于认识论的主观的事态、命题的事态。认识的“客观合理性”并不是意识内容和意识对象的直接的照合的一致性。因此，“认识的客观合理性=真理性是在‘质料的给定性—形相的所识’‘能知的谁某-能识的或者’的四肢的关联性中存立的”，那里无论是由来于内部还是被外部所强加，存在着多个抵抗的层面和局面[7](p.354)。即，在论述广松涉的思维中的正义论时，必须注视“事—物”的双极性。“事”即存立于“质料的给定性—形相的所识”“能知的谁某-能识的或者”的四肢关联性中的“事”。“物”即作为“事”的契机被陈述化的提示态，在被自他的自存化时，被形象化的“物”。
D=G对妄想症和分裂症的双极性以“在极限的状态下，无器官的身体”为中心，作为“左右摆动的振子的振幅的两边”予以了解释。“这两边的一边是被各种横分子的集合所占据，另一边是被各种分子的要素所占据”[19](p.337)。振子的振幅的尺度可以通过构成式权力的实行形式来明确。构成式权力的收缩或扩张，“会在类似痉挛的极度的收缩所产生的时间内，时而异常激烈，从统一向多样性，从一定的权力向多样性反复”[4](p.448)。
如上所述，“妄想症=横分子的=物”，“分裂症=分子的=事”的等值成立，那就有必要在“事—物”的“阈”的轴上考虑“合理性-通用性”。这是因为“欲将有的世界还原为无的倾向，成为难以超越的障碍矗立着”，必须从“乌托邦和恐怖的拉锯战”的“阈”中挣脱出来。
关于现前的“某物=图”，广松在“彼—此的关系”层次上，称之为“此物”（dieses）和“彼物”（jense）。“‘此物’和‘彼物’的对向的‘彼—此性的关系’即使被觉识为当体的自己同一性的相”，“也首先要以‘此—彼’的对向的相异的相状来体验”。而且“该对向的布置的构造的一定性及两项的反照的自己同一性会被准反省的对自化，并不是将‘此’及‘彼’各自重新按其内在的规定性被假象化后，才对比的”。在“彼—此”的原初的位阶中，“两项是共轭的相互反照关系，‘此’就是‘此’，‘彼’就是‘彼’”[18](pp.47—48)。“在‘彼—此’的相等性的意识态中，反照的对向的两项，‘此’和‘彼’作为某个事物的‘那’分别是准反省的自己同一体，只要是受‘此—彼’的差异所支撑，这种被‘地化’的差异与相等的‘同’就可能反转更替”[18](p.55)。
分子的机器和处于横分子的状态的机器一样都可能“反转更替”。这是因为欲望的机器是属于分子的世界，分子的机器成为处于横分子状态的机器而存在的情况也是常有的。由于综合的方式不同，这只是使得分子机器的形态性变得不可视化而已。横分子的世界如同在沙漠中的沙粒的例子中看到的一样，是实体化的日常的世界，是作为“物象化错觉”而表现的世界。而分子的世界可谓是日常的世界由于某种原因剥离时的世界，即日常世界偏斜时的世界。从fur uns的立场上看到的世界，就是D=G在分裂症患者的世界中所展现的典型的世界。这与刚才从D=G的语汇中引用的分裂症的分子逃走线和横分子的供给的区别相关。前者被称作“脱土地化=动态的地”，后者被称为“再土地化=凝固的图”。一般认为脱土地化与再土地化的关系是这样的。“即便是分裂者的散步或旅行，都可以达到很大的脱土地化，是因为这要多次借助土地的回路。即便是很好的割断关联的人们也必定进入到重建小块儿大地的欲望的机器的种种接续中去。”[19](pp.374—375)也就是说，横分子的社会生产与分子的欲望生产必须从两个角度来思考。两个角度即“两种生产的本质的同一和两种生产的体制的异同”。横分子的社会生产与分子的欲望生产只有在共轭的相互反照中才能存在。
如此，D=G的有关《反俄底浦斯》（anti—Oyidipous）的论述，一直都是在关照了这两极的情况下推进的。这一点从有关分裂者分析的第四命题部分就可以看出。第四命题是“分裂者分析用于区别本体（Libido）的社会供给的两极，即一极是‘妄想症的、反动的、法西斯，另一极则是分裂症的革命的’”[19](p.437)。脱土地化与再土地化保持着相互渗透的关系。资本主义中再土地化最坏的例子应该数法西斯主义了。专制君主的语音符号和分裂症的形象成为“阈”的两极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D=G对于这样的事态，同第四命题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就两义性、反转及渗透关系，从本质和体制两个方面考察横分子集合和分子的多样性。用如下的反比例关系。“体制越是接近，本质的同一性反而越小。本质的同一性表现的越充分则体制的差异也越大”[19](p.399)。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在包含了各种矛盾和龟裂的“阈”中得以求证。
所谓的“异—化”并不是先有了两项才有了区分两者的意识态，而是由此才有了对“某物”的从无=地分凝成图的原本的基础的态势。“异—化”的下一个阶段便是与“图”的“区—别”[18](pp.47—48)。与其说这是由于某种内在的规定性的对自化而以图来区分，倒不如说是对“区—别”这一“异”的觉识和对相即的“地”和“图”的分节。即，即使是处于“地=脱土地化”和“图=再土地化”的对自的区别事态中，这两项也不是同位的。
“即使不像路宾的杯子那样，拿出反转图形，图和地也可以反转。从这一意义而言，两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区别”[18](p.50)。即，“地=脱土地化”和“图=再土地化”可以反转。这是社会机器中，妄想症和分裂症的两极以可变的方式被分配于无器官的身体，这身体的两个侧面的“对抗”。（1）大众现象和与此相应的妄想症的供给在显微镜看不到的程度上的组合。（2）各种分子现象和其分裂症的供给在显微镜看不到的程度上的组合。这样“妄想症和分裂症间的分水岭是无器官身体上的横分子与分子的关节存在”[19](p.355)。
但是，再土地化出现的话，脱土地化的流程的“明识度”将减弱。而且当“图”被明僚的意识到时，“地”将开始被“无化”。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很难说图和地哪个更有流动性[18](p.50)。但如何理解“横分子和分子的关节的倾斜化”变得很重要。这即使被反省的认可，“图”将以所谓的“同一体性”的相，作为持续的图继续被觉知。该相中的“某物”，与其说是以“图本身的内在的规定的自己同一性的认知为基础，倒不如说与‘地’的区别的反照，……在体验的该意识中，随着地的被‘无化’，……将会在‘图’的自己同一性的相中得到体验”[18](pp.50—51)。这从理性反省的立场看，即从分裂症的视点看可谓是反照规定（Reflexions—bestimmung）。
不过，“图一旦作为图被觉识，地必将被无—化，地从意识领域里消失，只有‘图’存现”[18](p.58)。分裂症的欲望之流的“脱土地化”被凝固化。在此，“图=再土地化”在“地=脱土地化”的“区—别性的差异”里的对照性消失，随之，反照规定的物体作为自存的规定、图的固有的规定被内自有化（In—sich—sein）。并且脱土地化不断的被反转，但脱土地化如没有“内自有化”的再土地化的伴随则不能存在。进一步而言，“使人拥有脱土地化的执拗的力量的是表象脱土地化的各种类型的再土地化”。但是，“选择零部件的受到多种压力的影响，某些零部件被选中，某些零部件被淘汰，从而形成各种群体。因此，前述的两种机器虽然是相同的机器，但体制却完全不同”[19](p.343)。作为第三者反省来看（分裂症式来看），虽说是地被无—化，只有图显现，但该“图”呈现怎样的规定性却受到与“地”的部分的区别反照，即“脱土地化”运动的左右。在当事主体的直接的体验中，觉识不到与地的反照，图的规定性是作为自己完结的固有的，或者说是作为被在构筑的再土地化而被觉识。现相的世界从而显示出“物的世界像”的构制。
如上所述，关于“此—彼”到“区—别”再到“异—化”这一反物象化的过程的解释说明，是主观际性的存立构造的解释说明以改变现代社会的存在样式为目标的矢量的表述。换言之，“物—事”的循环不是以“有”的形式，而是以“成为”的形式来从新考证的。
“应该实现的‘更高的’实践目的，进而应该实现的‘最高的’实践目的，以此为目标的思想、活动，一般而言，只要现状达不到理想状态，就会成为现状批判或现状改善运动”，这里显示了“‘通用的’真理与‘妥当的’真理的区别”[3](p.215)。以实现正义为目标的思想、运动登场时，一般认为“多数是‘妥当的’正义，即不被体制所认可的少数人主张的正义”[3](p.216)。如果要问“通用的”正义是怎样成立的，它与“协作的互动态势”所带来的共同主观的相同化是等价的。但是，其中“动摇—冲突—对抗的事态源于此”[3](p.214)的话，如何理解“通用的”和“妥当的”两端的存在方式及其“阈=间”就更为重要的。如前面所指出的，从“横分子的—分子的”视角思考“通用的=物—妥当的=事”。
联结部分对象的方法中有两种一是横分子集合，另一个是分子的多样性。即欲望的各机器的使用中有两种方法被区分使用。接续综合中有全体的特殊使用和部分的非特殊使用、离接综合中有排他择一的制限使用和包含的无制限使用、离接使用中有分离的一对一的对应使用和游牧的多义使用。前者形成横分子集合，后者实现分子的多样性。广松论述说：“包含真理体系、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等的共同主观性的内情是存在着间共同体的、隔时代的异同，不仅如此，内共同体中也孕育着异同”[3](p.214)，这事实上是在描述三个“间=阈”，即共同体与共同体的“间”、时代与时代的“间”以及共同体内的“间”。在考虑这个“间=阈”时，受动的综合非常重要。在此简单介绍一下接续综合与离接综合。
在接续综合的全体特殊使用方面，欲望同时接受固定的一个人的主体和一定的各种各样的完全对象。是被特殊化为男或女的“我”。部分的非特殊使用整体看来是具备了一个人的人类姿态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即分子的层面上，有“‘这’et‘这个的下一个那个’et puis这样的接续形态在起作用。也就是说，这里常有生产延续的机器et，和与该机器相接续的切断延续，发挥截取作用的机器存在”[19](p.17)。“性爱”的状况可以这样思考。在实体化的横分子水平上，男性只不过是雄的因素（统计学角度）占有优势的人，女性也不过是雌的因素占有优势的人。但是在分子的“个别”的水平上，男性的雌雄两面和女性的雌雄两面产生关系，从而出现各种部分对象和各种延续的接续。
在离接综合的排他择一的制限使用方面，被限制只能选“那个或这个”。但“那是那，这是这”的形式，因被物象化才成了“或是那个，或是这个”的形式。根据这种非排他的限定使用，“与错图的分节反照规定的媒体被无=地化相应的，错图（物）”在个体的区别性和个体的自己同一性的相上被即自有化，其分肢的各性质概括地讲也通过这种被内自有化的相而被觉识。包含的无制限使用采取“那是那，这是这”的形式。“分裂症患者并不是既是男性又是女性。或是男性或是女性。但他事实上属于男女两侧面。即男性一侧认为其是男性，女性一侧认为其是女性”。一切都被分割，存在于自身里。即不是“男女两性”也不是“男女交错”，是“男女横断”[19](p.98)。如从横分子集合和分子的多样性来考察“通用的=物—妥当的=事”的话，可以说广松持有“半物象化”的视点。这种考察从“男女两性”和“男女横断”的立场思考时，构成式权力与多数性的无限性一样，四肢构造成为以变移性为基调的运动，其概念也成为动的各种关系、各种配备的变移性。
从“横分子—分子”来看，D=G是这样表述“通用的=物—妥当的=事”的。“在去势中，表象的不是大的裂伤，而是数千的小的接续、离接和连接。通过这三者的作用，每个机器通过与其他的延续的关联产生出被该其他的延续切断的延续，接着再切断这个由其他的延续产生的延续。”[19](p.374)这样的“延续—切断”可谓是表现了构成式权力所体现的“时间的毫不合理的加速化”和“历史被压缩于激烈展开的现在，可能性被凝缩于直接生产的强大的核心中”[4](p.34)。因为构成式权力总是反抗宪法的规范化的程序。拥有构成式权力的力量因被包含于序列化的规范和权限的系统中，所以对反抗法处于疏远的状态[4](p.20)。这与广松涉一贯思考的要超越“近代”这一“序列化的规范和权限体系”的意志紧密相关。这种思维将剥离自然（physis）与法规（nomos），自然法与实定法，来探讨“正义”。另外，他没有忘记从“共同主观性”来探讨人们的“共轭性”。但广松把“事”作为世界观的基础也体现了与“共轭性”不同的方向性。奈格里所说的构成式权利使人联想到广松思维后者的一个侧面。构成式权力的合理性由其无限性所规定。“构成式权力的合理性只有把界限作为自身存在和自身扩张的条件，并作为自身生产活动的条件才能得以理解。”[4](p.448)这里界限不是对实践的封杀，而是对实践的解放。
那么，D=G是如何出示界限（境界线）的呢。他们将境界线（极限）分为三种样相。[19](p.215)第一，绝对的极限（境界线）。即仅限于分裂症使各种脱线化、脱土地化的延续通过的场合。此时分裂症将这些延续返还于一切的社会生产的（极限方面）、欲望生产。第二，相对的极限（境界线）。这是资本主义把脱线化的各种延续归于公理体系，把脱土地化的各种延续作为再土地化时的样相。即资本主义虽未将分裂症中自身的外在的极限（境界线）全部清除抛弃，但资本主义却生出自身内在的境界线（极限），并将其向远处不断扩大。第三，被替换的内部境界线（极限）。为了将外在的境界线（极限）即“分裂症境界线”中性化并排除掉，这次必须通过限制该境界线，将其内在化。即将境界线的某一个姿态在客观的事象或事态下物象化。有必要从这三个境界线中思考正义。之所以发生“妥当的”正义即正义的“事”化，是因为正义是以“事”化不可能的姿态存在的。它表明正义残存于社会中，或者说正义是可能形成的。正因为有将绝对的外在的境界线（极限）中性化的冲动，则必须使“事”化出现。可以说该过程就是正义的“物”化与正义的“事”化的无限的“差异与反复”。假设俄底浦斯是内在化境界线，绝对的境界线就是资本主义最害怕的“力量”，即有必要解放“事”的偏斜运动。
这“事”的倾斜运动就是构成式权力所固有的时间、具有惊异的加速度的该时间的表面化。用D=G的话说就是，通过波动和微粒子、数千的小的接续、离接和连接的作用，通过与其他的延续的关联生成被该其他延续切断的延续，接着再切断该新生成的延续的“事”。
三、结论
在“人类存在的共同性存立构造”中，作为“相克”conflit、“人—”的存在方式使用了“暹罗双胎”这个词。从中引出的“共轭的角色”包含了“被期待的无为”、“敌对格斗”，只要角色行动的角色的本源是共轭性的，必然是“协作劳动”的。另外从广松涉的作用论和D=G的“两个主体/主体的二重化”看到的是可反转的重轭的“共轭性”。“两个主体/主体的二重化”及“能知的谁某—能识的或者”的“我”是以“我被=‘自己=他己’=行动”这样的“套匣式”的形式，进行着“不同物体”的反复，不是“我”的流出，而是他者或“非我”不断的内在化。这为形成宪法制定后的“人民=我们”框架及外部的“他们”划定的程序向“友/敌”型关系变质提供了契机。正因为如此，思考“自己”和“他己”的摩擦性的“共轭性”本身就是他者论。这样就是如何将四肢构造论的管理转化为最好的、最想要的管理模式。就是将管理的面向地层的侧面移向存立平面或无器官身体的侧面，将四肢构造由“物”化的相转向“事”化的相。这也是将意识和情念非主体化。而且，广松哲学“人—间”中的“阈”，是思考D=G的思维和广松思维的关键词之一。并且，在探讨广松和D=G时，为了更加形象化，也引入了安东尼奥•奈格里的构成式权力。
“妄想症=横分子式=物”、“分裂症=分子式的=事”的等值成立且构成式权力反复的激烈收缩或扩张时，“事—物”的“阈”，以“横分子和分子的分节（即境界）”为轴，就“妥当的—通用的”进行了思考。分子的机器和处于横分子状态的机器不断的“反转交替”，前者被称为“脱土地化=动态的地”，后者被称为“再土地化=凝固的图”。但横分子的社会生产与分子的欲望生产只有在“共轭的相互反照”下才能存在。又在孕育了各种矛盾、龟裂的“阈”中探讨了这种情况。即“地=脱土地化”和“图=再土地化”的一边“反转交替”，一边将妄想症和分裂症的两极在可变的方法下分配，作为无器官的身体的两个侧面“抵抗”。
“妥当的”正义，即正义的“事”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正义是以不可“事”化的形式存在的。正因为有着将绝对的外在的境界线（极限），即分裂症境界线中性化的冲动，就必须让“事”化出现。这一过程是正义的“物”化与正义的“事”化无限的“差异和反复”。假如广松涉的正义论是追求“协演的、协作劳动的社会编制态的基础构造的变革”的话，那么“事”的倾斜运动就是构成式权力中固有的时间、具有惊异的加速度的时间的表面化①。
“妄想症=横分子式=物”、“分裂症=分子式的=事”的等值成立且构成式权力反复的激烈收缩或扩张时，“事—物”的“阈”，以“横分子和分子的分节（即境界）”为轴，就“妥当的—通用的”进行了思考。分子的机器和处于横分子状态的机器不断的“反转交替”，前者被称为“脱土地化=动态的地”，后者被称为“再土地化=凝固的图”。但横分子的社会生产与分子的欲望生产只有在“共轭的相互反照”下才能存在。又在孕育了各种矛盾、龟裂的“阈”中探讨了这种情况。即“地=脱土地化”和“图=再土地化”的一边“反转交替”，一边将妄想症和分裂症的两极在可变的方法下分配，作为无器官的身体的两个侧面“抵抗”。
“妥当的”正义，即正义的“事”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正义是以不可“事”化的形式存在的。正因为有着将绝对的外在的境界线（极限），即分裂症境界线中性化的冲动，就必须让“事”化出现。这一过程是正义的“物”化与正义的“事”化无限的“差异和反复”。假如广松涉的正义论是追求“协演的、协作劳动的社会编制态的基础构造的变革”的话，那么“事”的倾斜运动就是构成式权力中固有的时间、具有惊异的加速度的时间的表面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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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论文原载于2004年12月《情况》，题为《物、事、阈——1968年到1972年间》，本次发表经过添加和修改。
（作者单位：早稻田大学）
王艳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