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伯特. 埃里亚斯对68学生运动的总结

黄凤祝 安尼 巴黑

德国二战前与战后两代人的冲突是理想与道德观差异的冲突

一、德国二战前的一代与战后的一代：成长历程、理想与道德观的差异

诺伯特.
埃里亚斯认为：德国从二战后直到六十年代以来，年长一代人之于权力的垄断地位，使得胸怀政治抱负的年轻一代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进入高层的政治决策机构。

新老两代人不同的成长历程，也决定了他们对于纳粹历史的不同看法和立场：年长一代的资产阶级亲身经历了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独裁政府的演变过程。对于纳粹时期个人罪行的反省，一直是萦绕在这一代人心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是盟军清查委员会最后却作出结论，认为这一代人只是纳粹帝国的臣民，而最终免于对个人罪行的声讨。令年长一代资产阶级头痛的历史问题，由此得以解脱。在公众面前，他们无需再为自己的过去担惊受怕了。

战后，他们领导建立的新联邦共和国继承了德意志的国家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当年老一代资产阶级和旧贵族在君主制时代以及魏玛共和国时期所奉行的国家政策。他们将这种传统灌输到国家政策的各个方面，好象在此之前，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在阿登纳统治时期，战前德国社会自由与保守的传统得以进一步继承与发扬。战胜国对战后德国的重建，以及对德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在时间上推迟了新老两代人之间观念与理想的激烈冲突。这一矛盾直至60、70年代，才最终爆发出来。

二、战后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稍后、以及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可以很容易的证明，自己与纳粹暴行毫无干系。尽管如此，作为德国国民，他们无法摆脱纳粹帝国的烙印。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面对着纳粹时代所产生的众多的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对个人罪行的思考。年轻一代深知，正是他们的父辈这一代人，为希特勒上台执政提供了机会，而现在他们又重新坐在了新的联邦共和国的权力之巅。对这一点的清醒认识，进一步激化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老一代人对于权力的垄断地位，年轻人在实现人生价值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被排斥在政界之外的边缘人的角色，年轻人对于独裁政权的不满与压抑感，最终都与年轻一代对于纳粹帝国形成之社会原因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

战后德国学生运动产生的“议会外反对党”，以及稍后出现的恐怖主义集团，其行动纲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联邦德国政府内部再度出现“独裁统治”的担忧，而任何形式的压迫都可以被理解为法西斯主义抬头的征兆。防止再度出现“独裁统治”，成为年轻新左派的道德理念。其行动表现不过是这种普遍的道德理念和个人性格在特定的时空里的一种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所扮演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迎合了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一代的需要：

1. 马克思主义成为清除纳粹符咒的工具。

2. 有助于年轻一代认识社会的本质，增进他们对当代社会的了解。

3.
马克思主义成为年轻一代反对父辈、反对老一代上层统治集团，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工具。

4.
提供了其它可能的社会模式，一个寄托人生理想的乌托邦，并以此对现有社会制度的弊病进行批判。

5.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富有挑衅性的刺激剂，作用于老一辈的建国元老效果尤为显著。

这种刺激剂可以唤起当权者与纳粹时期统治阶层一脉相承的真实情感和立场。这也从另一层次揭示、证实了当时社会所蕴含的压迫与独裁专制的特质。

新老两代人都忧心忡忡，其忧虑的问题却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年长一代的当权者担心邻国革命理论的渗透，而站在权力门槛之外的年轻人则害怕看到，在多党制的面具背后是强权专制政治的重新崛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刺激，有助于揭露敌人的真实面目。统治者的机器：国家、政府机构和警察成为两代人冲突的主旋律的载体。埃里亚斯将社会集团之间这种相吸，同时又互相排斥的结构形式，称之为“共价键”效应。

四、诺伯特. 埃里亚斯有关联邦德国恐怖主义的论述

在一些国家中，年轻一代的抗议行动之所以采用暴力组织的形式，其决定性因素是在刚刚结束的一段历史中，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处于法西斯主义或是民族社会主义等无视法律的专制统治之中。暴力专制的独裁政权，极易滋生以暴力对抗暴力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运动。例如在意大利，这里具备与德国极为相似的社会条件和社会传统。在这些国家中，人民对于独裁与专制的恐惧非常巨大。根据这一理论，在那些推行议会制、不具备上述传统的国家，议会外反对党的抗议行动也不会演变成有预谋的恐怖主义行动。（同上第333页）

20年代和60年代的议会外反对党团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后者的政治理想与父辈南辕北辙，而前者的理念却与父辈一脉相承。在第一种情况下，在野党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一腔愤恨全部宣泄在外国人、工人和犹太人的身上，而不是针对本阶级：而在60年代，年轻资产阶级则把矛头指向了本阶级的一部分人。

把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诉诸于民族理想，这一状态逐渐被取代，社会理想成为人们新的寄托。在德国，人们对民族理想的热情骤然冷却，而对于社会理想的追寻较之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强烈。（同上第337页）

诺伯特.
埃里亚斯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国家中民族理想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常常是作为一个混合体出现的。两种理想类型事实上是人群之间相互关系两种不同衡量标准的产物。两种理想都属于群体利己主义理想的类型。（同上第338页）

民族理想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情感与思想的烙印。在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也是如此。权力的削弱，以及殖民地国家在战后地位的相对提升，都使得年轻人逐渐疏离父辈的罪行。（殖民地的历史）战前的欧洲殖民者不仅仅是强权者，其生活也是依循着更为人道主义和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轨道发展，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则倾向于，尊重被压迫者之为人的尊严，被压迫者也有权利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埃里亚斯将年轻一代对于不同形式的压迫的易感性，称之为一个集体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民族利己主义思想可怕膨胀的一种反映，而并非简单地接受一种思想模式（例如：马克思主义）。

五、联邦德国的恐怖主义－－社会矛盾的产物

埃里亚斯认为：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是一种社会矛盾，是年轻一代人和年老一代人之间的权力斗争。1968年的学生运动即是两代人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

埃里亚斯有关社会地位攀升渠道的模式：随着社会分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地位攀升的渠道对于年轻一代相对比较开放，而在另一段时期，这一渠道却趋于萎缩，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处于完全自闭的状态。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社会地位攀升渠道开放与闭锁的程度表现得十分复杂。

当一个国家处于对外战争，或在国家内部爆发革命、动用武力（例如内战，革命）的时期，社会地位攀升渠道相对比较宽松、开放，直至建立新的国家权力垄断。而在长期的和平状态，社会地位攀升渠道的流速日趋滞塞，代与代的循环交替也放慢脚步。相应地，处于国家权力顶峰的统治集团的平均年龄趋于老化，年轻一代的生存天地日益狭窄（包括施展个性、提高生活水平、社会地位攀升的机会），统治者所面对的压力也随之增大。

有关两代人之间权力平衡这一问题，埃里亚斯指出，这与个人生存天地和自我价值实现机会的收缩与扩张紧密相关。年长的统治集团大权在握，同时也左右着个人价值实现的机会。一旦形成垄断的态势，那么对于焦虑等待中的年轻一代人来说，通往社会上层的鸿沟就是无法逾越的。随着社会地位攀升渠道的日益萎顿，代与代之间的潜在压力和与之相连的社会矛盾也将不断激化。社会地位攀升渠道的日趋狭窄所造成的恐慌有着鲜明的阶级特点，也就是说，取决于社会不同阶层的职业构成。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地位攀升渠道的构成互不不同，他们对于社会地位攀升渠道的停滞状态也有不同的反应。

六、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

政党制国家，即一党制国家或多党制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是相对较新的一种发展。它在职业渠道之外，又建立了一个可以自行开启、闭合，扩张与紧缩的政治渠道。通向政党或政府最高权力指挥部的通道，对于年轻一代人有时会在数年内大门紧闭，只有通过党派之间的竞选斗争，或是党派和政府创建集团成员的死亡才会重新开启。

尽管存在党派之间的竞争，但是无论是在一党制的国家，还是多党制的国家，都存在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在一个政党内部升迁机会趋于萎缩或处于完全闭锁的状态，与之相应的是年轻一代几乎无法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以或多或少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这种状态进一步导致年轻党员的反意见一再受到压制，以最终达至党派内部的团结统一。

如果党派内部的指挥大权，以及行使政府职能的机会长期把持在老一代政党奠基人的手中，那么年轻一代就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是多党制国家内部两代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结构性的特点。

参与共同决策权的受阻，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进入20世纪，对于人生价值的定义，以及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价值的破灭，政治学说比之以往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治理想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在资产阶级中尤为突出。

只要党派组织固守进行每一政治活动的通道，年轻一代无法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他们还有一条出路，就是作为议会外的反对党。议会外的反对党这种组织形式，作为一种现象潜伏在每一个趋于垄断化的多党制政体的社会中。

年轻一代的群体因为没有任何机会进入官方的机构，以谋求自己的利益，自然会流露出对老一代社会权威阶层的对立情绪。这一模式也是党派内部年轻一代政治生命和价值取向受到压制的一种反映。

在奉行议会制政体的国家，党外和议会外的反对党这种形式的存在，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在世界上许多发达的工业国家，例如美国、法国和英国，都爆发过抗议行动。无论是在世界上哪个国度，绝大部分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士都试图通过议会外斗争的道路，动摇老一代资产阶级所把持的权力机器。

七、把实现个人价值诉诸于政治理想的实现

把实现个人价值诉诸于政治理想的实现，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文化传统。对“赋予人生意义”的追求，这一点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身上尤为明显。

第三帝国灭亡之后，老一代人的价值观受到动摇，对父辈罪行的反思，以及与纳粹污点的疏离，促使年轻一代开始寻求新的理想。马克思主义作为希特勒教条的解毒剂，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它同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正义的社会模式。资产阶级战后一代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最终导致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强大的政治运动。对于年轻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准道德的价值判断功能，而工人阶级则更多地是从实际利益出发。埃里亚斯在这里将马克思主义区分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在论述暴力的关系问题时，他对这种划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在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中，暴力来源于一种抽象的、理论的动机，例如，我进行革命是因为有帝国主义，有压迫等等；而暴力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则是一种具体的、经验的事物，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理论的思考和界定来辩白。资产阶级在动用暴力时，比之工人阶级少了许多冲动的色彩。

八、暴力的运用只是建筑在深受压迫的情感基础之上

暴力的运用只是建筑在深受压迫的情感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恐怖主义，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上的压迫，而是不堪忍受旧有社会的束缚和重压，试图摧毁之，代之以一个自由、公正、维护人类尊严的新社会。正是这种共同的感受，使得被压迫者和被政界拒之门外的人们产生彼此认同感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则为资产阶级新生代的被压迫感提供了一种解释。

人们习惯于在他们感受到压迫时，奋起进行反抗，但反抗的时间点并不是压迫最为深重的时候，而是当压迫趋于和缓之时。年轻一代对于老一代的权力集团始终保持着一种依赖关系。他们所面对的诸多压迫感，或多或少确实包含着一些被压抑的因素，这种压迫使得成长中的年轻一代产生了一种受挫感。这种受挫感，在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之间的权力落差开始缩小时，才凸显出来。埃里亚斯指出，这是20世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所特有的一种现象。

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边缘人群，以及被压迫的集团，其参与政治机会的逐步增长，成为寻求解放的助推力，其目标不是建立最终的权力平等，而是缩小巨大的权力落差，例如在劳资关系中，工人阶级权力的加强；在男权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升；在殖民地国家中，殖民地人民自主权的增强等等。

五十年代末期，年轻一代的资产阶级，首当其冲的是大学生，其要求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压力开始趋于缓和，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

九、年轻一代的社会地位

－相对于过去，年轻人较早摆脱了家庭的束缚；福利国家政治体制的确立，使年轻人较早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从临时和短期的工作中得到的收入使年轻人的负担相对减轻，活得更为潇洒。

－比之以往，年轻人较早地开始与国家官僚制度的压迫和就业市场的压力发生冲突。年轻的资产阶级提前获得了独立，同时也不得不提前面对成人世界中诸多非个人因素的压力。

－探求人生意义的迫切愿望

在社会内部，个人人生意义的寻求和幸福感的满足，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当生产力水平超越基本的温饱线之后，人们的需求达至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实现人生价值的迫切愿望，在资产阶级年轻一代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法西斯主义、社会压迫、社会不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年轻一代所寻求的人生理想（自由、平等、正义、国际主义）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则为这种人生理想的寻求建构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世俗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了探求人生价值的意义，并最终被诉诸于政治理想。正是基于这种世俗化的进程，所以当代政治运动常常采用信仰斗争的形式。

（有关诺伯特.
埃里亚斯对68学生运动的分析参考：诺伯特.埃里亚斯，『有关德国人的研究』
Norbert Elias, Studien ueber die Deutschen,第300－389页）
诺伯特. 埃里亚斯对68学生运动的总结

黄凤祝 安尼 巴黑

德国二战前与战后两代人的冲突是理想与道德观差异的冲突

一、德国二战前的一代与战后的一代：成长历程、理想与道德观的差异

诺伯特.
埃里亚斯认为：德国从二战后直到六十年代以来，年长一代人之于权力的垄断地位，使得胸怀政治抱负的年轻一代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进入高层的政治决策机构。

新老两代人不同的成长历程，也决定了他们对于纳粹历史的不同看法和立场：年长一代的资产阶级亲身经历了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独裁政府的演变过程。对于纳粹时期个人罪行的反省，一直是萦绕在这一代人心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是盟军清查委员会最后却作出结论，认为这一代人只是纳粹帝国的臣民，而最终免于对个人罪行的声讨。令年长一代资产阶级头痛的历史问题，由此得以解脱。在公众面前，他们无需再为自己的过去担惊受怕了。

战后，他们领导建立的新联邦共和国继承了德意志的国家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当年老一代资产阶级和旧贵族在君主制时代以及魏玛共和国时期所奉行的国家政策。他们将这种传统灌输到国家政策的各个方面，好象在此之前，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在阿登纳统治时期，战前德国社会自由与保守的传统得以进一步继承与发扬。战胜国对战后德国的重建，以及对德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在时间上推迟了新老两代人之间观念与理想的激烈冲突。这一矛盾直至60、70年代，才最终爆发出来。

二、战后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稍后、以及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可以很容易的证明，自己与纳粹暴行毫无干系。尽管如此，作为德国国民，他们无法摆脱纳粹帝国的烙印。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面对着纳粹时代所产生的众多的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对个人罪行的思考。年轻一代深知，正是他们的父辈这一代人，为希特勒上台执政提供了机会，而现在他们又重新坐在了新的联邦共和国的权力之巅。对这一点的清醒认识，进一步激化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老一代人对于权力的垄断地位，年轻人在实现人生价值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被排斥在政界之外的边缘人的角色，年轻人对于独裁政权的不满与压抑感，最终都与年轻一代对于纳粹帝国形成之社会原因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

战后德国学生运动产生的“议会外反对党”，以及稍后出现的恐怖主义集团，其行动纲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联邦德国政府内部再度出现“独裁统治”的担忧，而任何形式的压迫都可以被理解为法西斯主义抬头的征兆。防止再度出现“独裁统治”，成为年轻新左派的道德理念。其行动表现不过是这种普遍的道德理念和个人性格在特定的时空里的一种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所扮演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迎合了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一代的需要：

1. 马克思主义成为清除纳粹符咒的工具。

2. 有助于年轻一代认识社会的本质，增进他们对当代社会的了解。

3.
马克思主义成为年轻一代反对父辈、反对老一代上层统治集团，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工具。

4.
提供了其它可能的社会模式，一个寄托人生理想的乌托邦，并以此对现有社会制度的弊病进行批判。

5.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富有挑衅性的刺激剂，作用于老一辈的建国元老效果尤为显著。

这种刺激剂可以唤起当权者与纳粹时期统治阶层一脉相承的真实情感和立场。这也从另一层次揭示、证实了当时社会所蕴含的压迫与独裁专制的特质。

新老两代人都忧心忡忡，其忧虑的问题却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年长一代的当权者担心邻国革命理论的渗透，而站在权力门槛之外的年轻人则害怕看到，在多党制的面具背后是强权专制政治的重新崛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刺激，有助于揭露敌人的真实面目。统治者的机器：国家、政府机构和警察成为两代人冲突的主旋律的载体。埃里亚斯将社会集团之间这种相吸，同时又互相排斥的结构形式，称之为“共价键”效应。

四、诺伯特. 埃里亚斯有关联邦德国恐怖主义的论述

在一些国家中，年轻一代的抗议行动之所以采用暴力组织的形式，其决定性因素是在刚刚结束的一段历史中，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处于法西斯主义或是民族社会主义等无视法律的专制统治之中。暴力专制的独裁政权，极易滋生以暴力对抗暴力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运动。例如在意大利，这里具备与德国极为相似的社会条件和社会传统。在这些国家中，人民对于独裁与专制的恐惧非常巨大。根据这一理论，在那些推行议会制、不具备上述传统的国家，议会外反对党的抗议行动也不会演变成有预谋的恐怖主义行动。（同上第333页）

20年代和60年代的议会外反对党团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后者的政治理想与父辈南辕北辙，而前者的理念却与父辈一脉相承。在第一种情况下，在野党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一腔愤恨全部宣泄在外国人、工人和犹太人的身上，而不是针对本阶级：而在60年代，年轻资产阶级则把矛头指向了本阶级的一部分人。

把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诉诸于民族理想，这一状态逐渐被取代，社会理想成为人们新的寄托。在德国，人们对民族理想的热情骤然冷却，而对于社会理想的追寻较之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强烈。（同上第337页）

诺伯特.
埃里亚斯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国家中民族理想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常常是作为一个混合体出现的。两种理想类型事实上是人群之间相互关系两种不同衡量标准的产物。两种理想都属于群体利己主义理想的类型。（同上第338页）

民族理想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情感与思想的烙印。在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也是如此。权力的削弱，以及殖民地国家在战后地位的相对提升，都使得年轻人逐渐疏离父辈的罪行。（殖民地的历史）战前的欧洲殖民者不仅仅是强权者，其生活也是依循着更为人道主义和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轨道发展，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则倾向于，尊重被压迫者之为人的尊严，被压迫者也有权利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埃里亚斯将年轻一代对于不同形式的压迫的易感性，称之为一个集体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民族利己主义思想可怕膨胀的一种反映，而并非简单地接受一种思想模式（例如：马克思主义）。

五、联邦德国的恐怖主义－－社会矛盾的产物

埃里亚斯认为：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是一种社会矛盾，是年轻一代人和年老一代人之间的权力斗争。1968年的学生运动即是两代人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

埃里亚斯有关社会地位攀升渠道的模式：随着社会分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地位攀升的渠道对于年轻一代相对比较开放，而在另一段时期，这一渠道却趋于萎缩，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处于完全自闭的状态。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社会地位攀升渠道开放与闭锁的程度表现得十分复杂。

当一个国家处于对外战争，或在国家内部爆发革命、动用武力（例如内战，革命）的时期，社会地位攀升渠道相对比较宽松、开放，直至建立新的国家权力垄断。而在长期的和平状态，社会地位攀升渠道的流速日趋滞塞，代与代的循环交替也放慢脚步。相应地，处于国家权力顶峰的统治集团的平均年龄趋于老化，年轻一代的生存天地日益狭窄（包括施展个性、提高生活水平、社会地位攀升的机会），统治者所面对的压力也随之增大。

有关两代人之间权力平衡这一问题，埃里亚斯指出，这与个人生存天地和自我价值实现机会的收缩与扩张紧密相关。年长的统治集团大权在握，同时也左右着个人价值实现的机会。一旦形成垄断的态势，那么对于焦虑等待中的年轻一代人来说，通往社会上层的鸿沟就是无法逾越的。随着社会地位攀升渠道的日益萎顿，代与代之间的潜在压力和与之相连的社会矛盾也将不断激化。社会地位攀升渠道的日趋狭窄所造成的恐慌有着鲜明的阶级特点，也就是说，取决于社会不同阶层的职业构成。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地位攀升渠道的构成互不不同，他们对于社会地位攀升渠道的停滞状态也有不同的反应。

六、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

政党制国家，即一党制国家或多党制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是相对较新的一种发展。它在职业渠道之外，又建立了一个可以自行开启、闭合，扩张与紧缩的政治渠道。通向政党或政府最高权力指挥部的通道，对于年轻一代人有时会在数年内大门紧闭，只有通过党派之间的竞选斗争，或是党派和政府创建集团成员的死亡才会重新开启。

尽管存在党派之间的竞争，但是无论是在一党制的国家，还是多党制的国家，都存在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在一个政党内部升迁机会趋于萎缩或处于完全闭锁的状态，与之相应的是年轻一代几乎无法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以或多或少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这种状态进一步导致年轻党员的反意见一再受到压制，以最终达至党派内部的团结统一。

如果党派内部的指挥大权，以及行使政府职能的机会长期把持在老一代政党奠基人的手中，那么年轻一代就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是多党制国家内部两代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结构性的特点。

参与共同决策权的受阻，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进入20世纪，对于人生价值的定义，以及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价值的破灭，政治学说比之以往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治理想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在资产阶级中尤为突出。

只要党派组织固守进行每一政治活动的通道，年轻一代无法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他们还有一条出路，就是作为议会外的反对党。议会外的反对党这种组织形式，作为一种现象潜伏在每一个趋于垄断化的多党制政体的社会中。

年轻一代的群体因为没有任何机会进入官方的机构，以谋求自己的利益，自然会流露出对老一代社会权威阶层的对立情绪。这一模式也是党派内部年轻一代政治生命和价值取向受到压制的一种反映。

在奉行议会制政体的国家，党外和议会外的反对党这种形式的存在，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在世界上许多发达的工业国家，例如美国、法国和英国，都爆发过抗议行动。无论是在世界上哪个国度，绝大部分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士都试图通过议会外斗争的道路，动摇老一代资产阶级所把持的权力机器。

七、把实现个人价值诉诸于政治理想的实现

把实现个人价值诉诸于政治理想的实现，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文化传统。对“赋予人生意义”的追求，这一点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身上尤为明显。

第三帝国灭亡之后，老一代人的价值观受到动摇，对父辈罪行的反思，以及与纳粹污点的疏离，促使年轻一代开始寻求新的理想。马克思主义作为希特勒教条的解毒剂，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它同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正义的社会模式。资产阶级战后一代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最终导致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强大的政治运动。对于年轻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准道德的价值判断功能，而工人阶级则更多地是从实际利益出发。埃里亚斯在这里将马克思主义区分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在论述暴力的关系问题时，他对这种划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在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中，暴力来源于一种抽象的、理论的动机，例如，我进行革命是因为有帝国主义，有压迫等等；而暴力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则是一种具体的、经验的事物，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理论的思考和界定来辩白。资产阶级在动用暴力时，比之工人阶级少了许多冲动的色彩。

八、暴力的运用只是建筑在深受压迫的情感基础之上

暴力的运用只是建筑在深受压迫的情感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恐怖主义，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上的压迫，而是不堪忍受旧有社会的束缚和重压，试图摧毁之，代之以一个自由、公正、维护人类尊严的新社会。正是这种共同的感受，使得被压迫者和被政界拒之门外的人们产生彼此认同感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则为资产阶级新生代的被压迫感提供了一种解释。

人们习惯于在他们感受到压迫时，奋起进行反抗，但反抗的时间点并不是压迫最为深重的时候，而是当压迫趋于和缓之时。年轻一代对于老一代的权力集团始终保持着一种依赖关系。他们所面对的诸多压迫感，或多或少确实包含着一些被压抑的因素，这种压迫使得成长中的年轻一代产生了一种受挫感。这种受挫感，在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之间的权力落差开始缩小时，才凸显出来。埃里亚斯指出，这是20世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所特有的一种现象。

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边缘人群，以及被压迫的集团，其参与政治机会的逐步增长，成为寻求解放的助推力，其目标不是建立最终的权力平等，而是缩小巨大的权力落差，例如在劳资关系中，工人阶级权力的加强；在男权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升；在殖民地国家中，殖民地人民自主权的增强等等。

五十年代末期，年轻一代的资产阶级，首当其冲的是大学生，其要求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压力开始趋于缓和，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

九、年轻一代的社会地位

－相对于过去，年轻人较早摆脱了家庭的束缚；福利国家政治体制的确立，使年轻人较早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从临时和短期的工作中得到的收入使年轻人的负担相对减轻，活得更为潇洒。

－比之以往，年轻人较早地开始与国家官僚制度的压迫和就业市场的压力发生冲突。年轻的资产阶级提前获得了独立，同时也不得不提前面对成人世界中诸多非个人因素的压力。

－探求人生意义的迫切愿望

在社会内部，个人人生意义的寻求和幸福感的满足，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当生产力水平超越基本的温饱线之后，人们的需求达至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实现人生价值的迫切愿望，在资产阶级年轻一代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法西斯主义、社会压迫、社会不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年轻一代所寻求的人生理想（自由、平等、正义、国际主义）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则为这种人生理想的寻求建构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世俗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了探求人生价值的意义，并最终被诉诸于政治理想。正是基于这种世俗化的进程，所以当代政治运动常常采用信仰斗争的形式。

（有关诺伯特.
埃里亚斯对68学生运动的分析参考：诺伯特.埃里亚斯，『有关德国人的研究』
Norbert Elias, Studien ueber die Deutschen,第300－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