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新时代政治的坐标－南希.弗蕾泽的二价正义论
2010-11-17
本文为本站首发，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转自“实践与文本”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200433）
社会批判理论，即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思潮和研究纲领，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它的诞生地德国，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思想流派。法西斯主义统治时代流亡到美国时播下的种子，今天已经深根发芽。美国的社会批判理论家散落在多所大学，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批判理论传统，并运用于美国及当代世界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美国批判理论阵容强大，著名的如哈贝马斯著作的翻译家麦卡锡（Thomas McCarthy）、阿多诺在美国的主要诠释者瑞恰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本雅明的解释者和女权主义思想家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女权主义和政治哲学家西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后现代思想的解释者和左派思想家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和贝斯特(Steven Best)、政治哲学家布洛纳（Stephen Eric Bronner）、技术批判理论家（Andrew Feenberg）等。可以不夸张地说，批判理论在美国的影响如果还未超过德国，也足以与之相媲美。社会批判理论在美国壮大和发展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文化转译和本土化过程。美国批判理论家继承了批判理论的主旨，强调社会批判既是对取向于人类合理生存化的规范的反思，又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诊断，批判理论的本质是理性的“情境化”（situating），即通过批判服务于启蒙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这一批判理论已成为西方左派思想的重要部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后共产主义”时代激进政治的重构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与批判理论在德国的学术生态不同，由于美国批判理论没有一个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再到霍耐特这样明确的代际传承关系，也没有类似于“社会研究所”这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知名度的研究机构支撑，因而至今未被作为一个统一的思想流派被看待。笔者认为，美国批判理论家所做的贡献不论从深度或广泛来说比德国人同仁相比毫不逊色。笔者无意于在此展示美国批判理论家的贡献，仅想其中一位思想家，即南希•弗蕾泽的社会正义理论。她的理论在价值取向和哲学立场上与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有很大区别，但是，其思考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与霍耐特相比毫不逊色。
南希•弗蕾泽（Nancy Fraser 1947－），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教授，当代著名女权主义思想家和美国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著名国际政治哲学期刊《格局》（Constellations）的主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她一直致力于社会正义的研究。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资源，她创立一个集再分配要求和承认要求的社会正义论，以回应她所谓“后社会主义”和认同政治时代的挑战，并拯救和消化传统的平等主义政治和新兴的认同政治的批判和解放潜能。弗蕾泽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所谓“后共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代批判理论最新发展的重要成果，对我们西方左派政治理论图谱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思考社会转型并重构社会理想也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弗蕾泽在一系列文本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其中重要的有：《正义的断裂：对“后社会主义”状态的批判反思》（1996）、《认同政治时代的社会正义：再分配、承认和参与》（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1998）《激进的想象：在再分配与承认之间》（2003）、《再分配还是承认？政治-哲学的交锋》（与霍耐特合著）等著作。笔者本文就这一理论缘起、核心内容和意义做粗浅讨论，以求教于大方。
与批判理论在德国的学术生态不同，由于美国批判理论没有一个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再到霍耐特这样明确的代际传承关系，也没有类似于“社会研究所”这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知名度的研究机构支撑，因而至今未被作为一个统一的思想流派被看待。笔者认为，美国批判理论家所做的贡献不论从深度或广泛来说比德国人同仁相比毫不逊色。笔者无意于在此展示美国批判理论家的贡献，仅想其中一位思想家，即南希•弗蕾泽的社会正义理论。她的理论在价值取向和哲学立场上与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有很大区别，但是，其思考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与霍耐特相比毫不逊色。
南希•弗蕾泽（Nancy Fraser 1947－），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教授，当代著名女权主义思想家和美国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著名国际政治哲学期刊《格局》（Constellations）的主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她一直致力于社会正义的研究。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资源，她创立一个集再分配要求和承认要求的社会正义论，以回应她所谓“后社会主义”和认同政治时代的挑战，并拯救和消化传统的平等主义政治和新兴的认同政治的批判和解放潜能。弗蕾泽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所谓“后共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代批判理论最新发展的重要成果，对我们西方左派政治理论图谱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思考社会转型并重构社会理想也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弗蕾泽在一系列文本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其中重要的有：《正义的断裂：对“后社会主义”状态的批判反思》（1996）、《认同政治时代的社会正义：再分配、承认和参与》（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1998）《激进的想象：在再分配与承认之间》（2003）、《再分配还是承认？政治-哲学的交锋》（与霍耐特合著）等著作。笔者本文就这一理论缘起、核心内容和意义做粗浅讨论，以求教于大方。
一、我们时代的困境和理论的任务
对西方左派来说，世纪之交是充满困惑和焦虑的。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世界历史进入了所谓“后共产主义”时代，与东欧剧变相呼应，社会民主主义引为自豪的福利国家也在自由主义巨浪冲击下摇摇欲坠，价值的天平倒向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把福利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等同于集权主义，鼓吹以经济自由化和福利市场化取代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文化保守主义反对启蒙理性主义和道德普遍主义，以族性、语言、文化和信仰的权威取代宽容、平等和理性等价值，以民族沙文主义推行帝国主义。然而，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起什么作用？它在进行抵抗还是在退缩？在弗蕾泽看来，答案可能是后一方面。左派知识分子在一定意义上在重复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修辞，鼓吹福利国家破产论和再分配政策过时论等，并把认同和承认政治与平等的社会主义政治对立起来，这种倾向很容易被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利用来加强自己的霸权。显然这种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弗蕾泽在泰纳讲演《认同政治时代的社会正义》一文中开篇就指出：在今天的世界，社会正义要求似乎日益分裂为两个类型，一种是追求资源和财富更公正分配的“再分配要求”，另一种是要求允许并促进价值和认同多样性的承认要求。平等主义的再分配要求有很长的更长，过去150年它一直是人们表达社会正义的主要语言，也是激励进步主义政治斗争的主要动力。以承认为目标的认同和承认政治是晚近时期出现的，它的理论化也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然而，事实上，我们这两者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颠倒，弗蕾泽把它概括为新的格局：“在社会正义的话语中，曾经是以分配为中心的，现在已经分裂为以再分配要求为一方和以承认要求为另一方。而且承认还不断地试图起主导作用。共产主义的衰落，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泛滥，‘认同政治’以原教旨主义和进步的形式的出现-所有这些变化激发的是平等主义再分配的非中心化，如果不是根除它的话。”
在弗蕾泽看来，这种新的格局的出现虽然不是完全消极的，但包含着许多可疑和消极倾向，它在时代最需要平等放弃了平等，最需要再分配时代放弃了再分配的要求。在我们的时代，不仅南北差距不断扩大，民族国家内部收入和分配状态也日益恶化，社会贫困和极端不平等作为这一现代性的固疾又重新困扰着我们。然而，在这样的时代，左派政治学却在强调认同、差异和承认的诉求，弱化甚至否认平等和公平的规范要求，这种趋势的发展不仅不能扼制反而会助长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霸权。从再分配到承认并以承认要求取代再分配，这种倾向是令人担忧的。弗蕾泽对新的格局持批判态度，她认为，第一，认同和承认要求应该是补充、阐明和丰富再分配斗争，实际上却使再分配政治边缘化和被遗忘了并自命为是对它的替代。这样就产生了自我认识的“错位问题”（problem of displacement）。第二，承认斗争本来应该服务于促进多元化时代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宽容、理解和互动的，实际上，过分强调差异和认同，却可能导致对对种族、文化、宗教、性别等非普遍价值的物化和拜物教，从而可能陷入分裂主义、沙文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泥淖。这个失误她称为“物化问题”（problem of reification） 。弗蕾泽认为，再分配和承认是正义的二个相对分离同时又相互渗透的方面，纯粹的再分配政治和纯粹的承认政治只是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大量的问题既涉及到再分配，也涉及到对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承认要求，“把再分配政治与承认政治置于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中就是置于一个虚假的二元对立之。相反，今天的政治要求的是再分配和承认两者。” 公平分配是平等政治的核心规范，应得承认是差异政治的核心规范，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别，但不应该是对立的。我们应该“提出一种批判的承认理论，一个能够识别并保护那些能够与平等的社会政治有机结合的差异的文化政治的版本的承认理论。” 同样，也需要能与承认政治结合起来的分配政治。建立符合这样要求的理论正是弗蕾泽的目标。
弗蕾泽认为，她自己的理论工作有两个目标，一是直接目标，二是间接目标。直接的目标是要从理论上澄清文化承认和社会平等的意义并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把它们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使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取消的正义理论。在经验研究中，搞清楚现实生活中经济的劣势与文化歧视如何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总之，直接瞟目标是在规范上和经验上澄清再分配与承认之间的关系，克服当代政治哲学中平等政治与承认政治的虚假对立。间接目标是透过对再分配与承认政治的研究，逐渐建立一个“符合我们时代要求的批判的-理论的框架”。 显然，弗蕾泽具有明确的理论抱负，通过社会正义理论的研究推动和发展批判理论。
弗蕾泽的社会正义论从内容上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在规范的哲学层面，她提出一个以“参与的公平性”（parity of participation）为规范核心的涵括再分配和承认的“二使价(bivalent)正义的概念。在社会-理论层面，她提出一个包括再分配和承认的“视角二元论”（a perspectival dualism），以超越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这两种片面的社会研究方法。在实践-政治层面，她提出一个结合分配政治和承认政治的政治策略，即从“肯定式”（affirmative）改革过渡到“转变型”(transformative)改革。弗蕾泽说：“在这一背景下，转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方案似乎成为取向于公正对待所有反对非正义的现行斗争的首屈一指的方案。只有它才能够不陷入零和游戏。”
在一个热衷于解构的时代，弗蕾泽的理论冲动是可贵的，这一理论具有显著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既包括了对规范问题的哲学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论思考，还包括对如何通过政治实践促进社会正义的策略思考。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中，弗蕾泽自觉地联系工人运动和女权主义政治经验，以推动新老左的联合，因而其理论和政治意图都是值得肯定的。
对西方左派来说，世纪之交是充满困惑和焦虑的。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世界历史进入了所谓“后共产主义”时代，与东欧剧变相呼应，社会民主主义引为自豪的福利国家也在自由主义巨浪冲击下摇摇欲坠，价值的天平倒向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把福利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等同于集权主义，鼓吹以经济自由化和福利市场化取代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文化保守主义反对启蒙理性主义和道德普遍主义，以族性、语言、文化和信仰的权威取代宽容、平等和理性等价值，以民族沙文主义推行帝国主义。然而，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起什么作用？它在进行抵抗还是在退缩？在弗蕾泽看来，答案可能是后一方面。左派知识分子在一定意义上在重复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修辞，鼓吹福利国家破产论和再分配政策过时论等，并把认同和承认政治与平等的社会主义政治对立起来，这种倾向很容易被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利用来加强自己的霸权。显然这种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弗蕾泽在泰纳讲演《认同政治时代的社会正义》一文中开篇就指出：在今天的世界，社会正义要求似乎日益分裂为两个类型，一种是追求资源和财富更公正分配的“再分配要求”，另一种是要求允许并促进价值和认同多样性的承认要求。平等主义的再分配要求有很长的更长，过去150年它一直是人们表达社会正义的主要语言，也是激励进步主义政治斗争的主要动力。以承认为目标的认同和承认政治是晚近时期出现的，它的理论化也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然而，事实上，我们这两者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颠倒，弗蕾泽把它概括为新的格局：“在社会正义的话语中，曾经是以分配为中心的，现在已经分裂为以再分配要求为一方和以承认要求为另一方。而且承认还不断地试图起主导作用。共产主义的衰落，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泛滥，‘认同政治’以原教旨主义和进步的形式的出现-所有这些变化激发的是平等主义再分配的非中心化，如果不是根除它的话。”
在弗蕾泽看来，这种新的格局的出现虽然不是完全消极的，但包含着许多可疑和消极倾向，它在时代最需要平等放弃了平等，最需要再分配时代放弃了再分配的要求。在我们的时代，不仅南北差距不断扩大，民族国家内部收入和分配状态也日益恶化，社会贫困和极端不平等作为这一现代性的固疾又重新困扰着我们。然而，在这样的时代，左派政治学却在强调认同、差异和承认的诉求，弱化甚至否认平等和公平的规范要求，这种趋势的发展不仅不能扼制反而会助长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霸权。从再分配到承认并以承认要求取代再分配，这种倾向是令人担忧的。弗蕾泽对新的格局持批判态度，她认为，第一，认同和承认要求应该是补充、阐明和丰富再分配斗争，实际上却使再分配政治边缘化和被遗忘了并自命为是对它的替代。这样就产生了自我认识的“错位问题”（problem of displacement）。第二，承认斗争本来应该服务于促进多元化时代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宽容、理解和互动的，实际上，过分强调差异和认同，却可能导致对对种族、文化、宗教、性别等非普遍价值的物化和拜物教，从而可能陷入分裂主义、沙文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泥淖。这个失误她称为“物化问题”（problem of reification） 。弗蕾泽认为，再分配和承认是正义的二个相对分离同时又相互渗透的方面，纯粹的再分配政治和纯粹的承认政治只是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大量的问题既涉及到再分配，也涉及到对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承认要求，“把再分配政治与承认政治置于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中就是置于一个虚假的二元对立之。相反，今天的政治要求的是再分配和承认两者。” 公平分配是平等政治的核心规范，应得承认是差异政治的核心规范，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别，但不应该是对立的。我们应该“提出一种批判的承认理论，一个能够识别并保护那些能够与平等的社会政治有机结合的差异的文化政治的版本的承认理论。” 同样，也需要能与承认政治结合起来的分配政治。建立符合这样要求的理论正是弗蕾泽的目标。
弗蕾泽认为，她自己的理论工作有两个目标，一是直接目标，二是间接目标。直接的目标是要从理论上澄清文化承认和社会平等的意义并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把它们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使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取消的正义理论。在经验研究中，搞清楚现实生活中经济的劣势与文化歧视如何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总之，直接瞟目标是在规范上和经验上澄清再分配与承认之间的关系，克服当代政治哲学中平等政治与承认政治的虚假对立。间接目标是透过对再分配与承认政治的研究，逐渐建立一个“符合我们时代要求的批判的-理论的框架”。 显然，弗蕾泽具有明确的理论抱负，通过社会正义理论的研究推动和发展批判理论。
弗蕾泽的社会正义论从内容上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在规范的哲学层面，她提出一个以“参与的公平性”（parity of participation）为规范核心的涵括再分配和承认的“二使价(bivalent)正义的概念。在社会-理论层面，她提出一个包括再分配和承认的“视角二元论”（a perspectival dualism），以超越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这两种片面的社会研究方法。在实践-政治层面，她提出一个结合分配政治和承认政治的政治策略，即从“肯定式”（affirmative）改革过渡到“转变型”(transformative)改革。弗蕾泽说：“在这一背景下，转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方案似乎成为取向于公正对待所有反对非正义的现行斗争的首屈一指的方案。只有它才能够不陷入零和游戏。”
在一个热衷于解构的时代，弗蕾泽的理论冲动是可贵的，这一理论具有显著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既包括了对规范问题的哲学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论思考，还包括对如何通过政治实践促进社会正义的策略思考。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中，弗蕾泽自觉地联系工人运动和女权主义政治经验，以推动新老左的联合，因而其理论和政治意图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参与公平：正义规范的重构
弗蕾泽认为，“后社会主义”也是认同政治时代，阶级和社会不平等仍然存在，分配政治并未终结，但是，随着文化多元论时代的来临，认同问题、承认问题不仅挤进左派政治的议程，甚至想取分配问题而代之。这样，平等问题和认同问题、分配正义与认同正义、分配政治学和承认政治学之间相互竞争，形成复杂的理论和实践格局，弗蕾泽称之为“再分配-承认困境”（redistribution-recognition dilemma）。这一困境的核心是，就现实而言，分配政治学和承认政治学对我们时代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分配正义和认同正义体现了社会正义的不同方面，但理论上，两种政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分配正义和认同正义却相互排斥和否定。
首先，两种政治学采取的是不同的非正义概念。再分配政治学认为非正义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因而需要到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寻找非正义的根源。在这里，非正义包括剥削（exploitation，即劳动成果被别人为了他的利益占有）、经济边缘化（economic marginalization,即无法得到获取收入或满意收入的机会）、剥夺（deprivation，即剥夺了某些人享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资格）。在承认政治中，非正义的焦点始终在文化上，非正义指一个社会的表象和解释系统和交往模式使弱势的个人和群体无法享受应有的社会地位以及表达自己的主体性和特征。这种形态的非正义有：文化统治（cultural domination，即权威文化和解释模式对其他文化和解释模式的强制和支配）、不承认(nonrecognition，即通过文化和解释模式使某文化主体自我埋没)和蔑视(disrespect，在日常交往中把某些群体丑化或恶意对待)。因此，分配政治学与承认政治学关注的是不同的社会问题。
其次，两种政治学所理解的非正义的治愈方式是不同的。对再分配政治学来说，经济结构的重组是医治非正义的处方，在这里，或者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或者是社会分工的重组，更激进的方式是社会经济基本结构的改变，或从私有制到公有制。总之，就是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以改善弱势群体或个人的物质福利处境。对承认政治学来说，医治非正义需要的是符号或文化系统的改变，如称谓系统或语言系统的改变、社会参与的代表机制的改变等。它的目标在于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地位的排序，克服由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不平等产生的非正义。
第三，两个取向中遭受非正义的主体是不同的。对再分配正义来说，遭受非正义的集体主体往往指阶级，即经济结构中定义的群体。弗蕾泽认为，这种主体的经典范例是马克思定义的工人阶级。但是，经济概念在再分配政治学中是可以在扩大的意义上使用的，它可以把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也是社会经济非正义的受害者。而对文化政治学来说，非正义的受害者是有别于马克思定义的韦伯所说的等级群体（status groups）。在这里，不同的群体不是根据它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定义的，而是根据它们在社会文化结构中享有的尊敬、荣誉和地位来决定的。这种意义上的非正义的受害者群体是同性恋、弱势性别、少数民族等等。
第四，两种政治取向对群体差异的态度是不同的。再分配政治学追求平等原则的普遍运用，因而倾向于把群体的差异理解为非正义现象，而承认政治学不仅承认差异的合理性，而且把差异性提高理解为正义程度的提高。
这样，分配政治学和承认政治学就形成相互对立的格局，前者坚持分配正义，后者坚持认同正义，它们只从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对承认政治来说，一切都是由文化决定的，即使是资源和财富的不平等问题，其根源也是文化，或者是由文化的不合理解释和表象模式派生出来的。相反，在分配政治下，一切问题又变成一个物质资源和财富不平等问题，因而需要从经济结构上寻找根源。弗蕾泽认为，这种对立是虚假的。分配正义和认同正义、分配政治学和承认政治学不过是对当代社会正义问题不同方面的把握，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也相互渗透。
第一，当代社会正义理论中承认取向与平等取向之间区分是有学理的根据。前者把握的是影响人们相互交往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要求，主张以平等作为正义的主要原则，虽然不同的思想家对平等要求的向度理解并不完全一样。罗尔斯认为正义包含着社会基本品分配的平等，德沃金要求资源平等，阿玛塔亚•森要求能力平等。而承认取向承认的思想家，如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和霍耐特等则认为，承认关系的扭曲或蔑视是社会压迫的形式，“应得的承认不仅仅是一种体面而且是一种重要的人类需求。” 因此，在概念分析层面上，承认和再分配的正义和非正义形式是可以区分的。
第二，经济非正义和文化非正义只能理解为分析上的区分，在现实中它们往往是相互交织的。一些群体，如女性或美国黑人，他们可能既受经济非正义影响，也受文化和解释模式的非正义模式影响，它们之间没有相互隶属关系，但是在实际中这两种影响是可以相互加强的。经济上弱势也会强化文化上的弱势，反过来，文化的弱势也会恶化经济的处境。
第三，即使不同类型的社会非正义需要不同的诊治方式，但是，每一个治愈措施都必然预设着另一方的正义要求得到起码的满足。如再分配要求一般预设了一个基本的承认概念，人是平等的，它不应该承担罗尔斯所说的道德上任意的风险影响，如出身和纯粹偶然的运气等产生的后果。西方福利国家也一直受类似于“让每个人过体面生活”之类的观念影响。同样，承认政治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完全排斥再分配政治，也必然预设某种再分配概念作为自己的基础，如中国古代圣哲所言，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第四，由于再分配政治和承认政治的价值取向不同，在实践中也可能会相互干扰。“承认要求，如果不是有意去创造某些群体的特殊性，往往也采取要人关注所谓的特殊性，并进而肯定特殊性的价值的态度。”而“再分配要求相反则要求粉碎构成群体差异的经济安排。” 因此，分配政治和承认政治都有自己的盲区，前者由于强调平等和普遍性经常被批评为对差异不敏感，后者由于强调差异和多样性又会弱化普遍性要求，被指责为对平等要求不敏感。这种相互干扰的现象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再分配-承认困境的一部分。
弗蕾泽对再分配要求和承认要求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是要强调我们需要从规范到策略上重新思考社会正义问题。正如霍耐特所指出：“与今天主导的研究方法的对立在于，批判理论必须使社会非正义的批判与对阻碍我们认识非正义的过程的解释结合起来。”批判理论是“规范的批判”（normative criticism） 任何一个批判理论都必须解释自己的规范立场并澄清它如何与对经验历史过程的批判诊断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规范原则是人与人之间非强制交往的理想，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规范原则是“非扭曲的实践的自我关系” ，或者说通俗地说就是无阻碍地自我实现。弗蕾泽认为，今天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应该是一个既包括再分配要求也包括承认要求的“二价正义概念”（bivalent concept of justice）。
在社会政治理论中，再分配要求与正义问题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少数极端自由主义者认为正义概念仅仅与法律有关，与其它问题都没有关系，但是，再分配问题与正义理论的相关性仍然被大部分人接受。对弗蕾泽来说，她的二价正义概念如果能够确立的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承认要求是否是社会正义问题。
初看起来，承认问题与正义无关。泰勒和霍耐特都认为，承认问题是一个自我实现问题，而自我实现问题总是与特定共同体对善和生活方式的理想，它的目标不是正义，而是如果实现共同体追求的善的生活。弗蕾泽不否认承认与自我实现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但是，承认问题也同样是一个正义问题，当我们认为某种扭曲和有害的承认形式是错误的，我们根据的不仅仅是行为者或受害者对善的理解，而且也根据一个社会的解释和符号体系是否公正地对待所有人的社会参与要求，是否赋予他们以应有地位和资格以参与社会交往。正义关注的是社会的解释和评价体系是否公平地赋予个人或群体以应有地位、荣誉和尊严等，这样来理解承认不仅不否认承认问题的规范意义，而且还会赋予它以新的诊断和批判潜能。
弗蕾泽相信，对承认的正义论解释有重要的优点。第一，在正义论的解释，承认成为现代价值多元化条件下有道德约束力的普遍要求，具有义务论和非宗派性。对承认要求的承认是正义的要求，而不是德性或善的问题，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承认每个人的主观自由是现代性的标志，“按照这种解释，使误认（misrecognition）成为道德上错误的是它否定了某些个人或群体与他者一起参与社会交往的可能性。” 而不是它的具体内容，在现代性中，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对善的理解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在内容上，承认要求是不可比较的，但是，作为一个正义问题，承认要求是否实现是可以普遍和客观评价的。承认不仅仅是自我实现或成就卓越的需要，而是人之为人的条件本身。正义要求的不是特殊对待，而是承认它是具有道德约束力的普遍规范。
第二，把承认作为一个正义问题，可以避免对它作心理主义的解释，把误认理解为心理伤害，而是把误认理解为“地位伤害”（suffering of status）。这样，承认的非正义焦点在社会交往关系结构中，而不是在个人心理感受中。弗蕾泽认为，使承认问题与心理学脱钩不仅不会削弱承认要求的规范力度，反而会加强它的规范性，因为在这里，“如果一个人能证明一个制度化的规范妨碍了公平参与，不论它是否扭曲了受压迫者的主体性，道德上都是不可辩护的。” 承认的非正义问题不是行为者的主观感受问题，而它是否给特定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施加了不合理的限制。
一旦我们接受承认与正义之间具有理论和实践的相关性，承认问题就进入一个新的理论语境，承认与再分配是社会正义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不能把正义问题还原为分配问题，也不能把正义问题还原为承认问题。弗蕾泽反对通过把承认或分配概念任意扩大，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纳入到自己的概念之下，或者对文化问题进行还原论的经济主义解释，或者对经济问题做文化主义的还原论解释。她指出，罗尔斯把荣誉、地位和尊严等视为类似于收入和财富一样的“基本善”，实际上是一种“还原论的经济主义加法律主义的地位观”（a reductive economistic-cum-legalistic view of status）。同样，霍耐特认为，一切经济不平等归根到底都是由不同种类的工作在文化排序中的不同地位造成的，是一种“分配的还原论的文化主义观”（reductive culturalist view of distribution）。在弗蕾泽看来，与其为了一元论逻辑而牺牲解释可信性，不如直截了当地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别，接受一种正义的“二价”概念，“一个正义的二价概念既涵括了分配和承认又不把一方还原为另一方。” 因此，弗蕾泽的社会正义论是一个非还原的二价正义论。
社会批判理论是对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规范批判（normative criticism）。在这里，首先就必须正义的规范进行解释。弗蕾泽认为，分配和承认都与社会正义有关，它们揭示了同一正义规范的不同方面内容，之所以要把承认和分配问题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中考察，在于它们都内在地从属于一个更高的正义概念。她把这一正义概念称为“参与公平”（parity of participatory parity）。弗蕾泽说：“按照这一规范，正义要求所有的社会安排必须使得所有成年人相互之间作为一个平等的人（peers）相互作用。” 正义在这里作为一个统一的规范理想，它要求一切社会制度安排，既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也包括文化和社会评价体系，都要满足公平参与要求。作为正义概念的“参与公平”概念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制度和关系的合理期待，并可以容纳再分配和承认的要求。
从公平参与理想看，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社会交往的完全参与者的话，除了社会提供形式的法律平等条件外，起码还必须满足两个额外条件。第一，物质资源的分配应该确保参与者的独立并有效地表达自己。这一要求弗蕾泽称之为参与公平的“客观”条件。适用这一客观条件的范畴有经济不平等和经济依附等。第二，公平参与的“主体间”（intersubjective）条件，“它要求解释和评价的制度化的文化模式应该平等地表达对所有参与者的期待，并确保他们有获得社会尊敬的同等机会。” 在这里系统歧视或贬低某些人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特征，都是对公平参与的主体间条件的破坏。
在弗蕾泽看来，分配问题与承认问题之所以应该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来考察，不是人为的任意的。因为参与公平的这两个基本条件实际上就是作为正义的承认要求和作为正义的分配要求所指涉的内容。具体来说，“客观条件把我们带到传统上与分配正义理论相关联的焦点问题上，特别是它涉及到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上定义的阶级差别。”而“主体间的先决条件更让我们关注近年来承认哲学突现的问题，特别那些从属于社会地位秩序和文化上定义的等级制。”为捕捉参与公平的这两方面内容，弗蕾泽明确提出一个正义的二价概念，这种“取向于参与公平规范的正义二价论包括了承认和再分配，又没有把一方还原为另一方。” 她相信，把公平参与作为社会正义最基本的规范既可以超越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分配政治学和承认政治学的虚假的二元对立，也能把握当代条件下社会正义面临的核心要求。在这里“社会正义包含两个分析上可区分的维度：一个是承认的维度，涉及到制度化的意义和规范对社会行为者相对地位的影响；分配的维度，涉及的可支配资源在社会行为者中的配置。” 以参与公平为核心提出的二价正义概念成为弗蕾泽社会正义论的规范基础。
弗蕾泽认为，“后社会主义”也是认同政治时代，阶级和社会不平等仍然存在，分配政治并未终结，但是，随着文化多元论时代的来临，认同问题、承认问题不仅挤进左派政治的议程，甚至想取分配问题而代之。这样，平等问题和认同问题、分配正义与认同正义、分配政治学和承认政治学之间相互竞争，形成复杂的理论和实践格局，弗蕾泽称之为“再分配-承认困境”（redistribution-recognition dilemma）。这一困境的核心是，就现实而言，分配政治学和承认政治学对我们时代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分配正义和认同正义体现了社会正义的不同方面，但理论上，两种政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分配正义和认同正义却相互排斥和否定。
首先，两种政治学采取的是不同的非正义概念。再分配政治学认为非正义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因而需要到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寻找非正义的根源。在这里，非正义包括剥削（exploitation，即劳动成果被别人为了他的利益占有）、经济边缘化（economic marginalization,即无法得到获取收入或满意收入的机会）、剥夺（deprivation，即剥夺了某些人享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资格）。在承认政治中，非正义的焦点始终在文化上，非正义指一个社会的表象和解释系统和交往模式使弱势的个人和群体无法享受应有的社会地位以及表达自己的主体性和特征。这种形态的非正义有：文化统治（cultural domination，即权威文化和解释模式对其他文化和解释模式的强制和支配）、不承认(nonrecognition，即通过文化和解释模式使某文化主体自我埋没)和蔑视(disrespect，在日常交往中把某些群体丑化或恶意对待)。因此，分配政治学与承认政治学关注的是不同的社会问题。
其次，两种政治学所理解的非正义的治愈方式是不同的。对再分配政治学来说，经济结构的重组是医治非正义的处方，在这里，或者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或者是社会分工的重组，更激进的方式是社会经济基本结构的改变，或从私有制到公有制。总之，就是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以改善弱势群体或个人的物质福利处境。对承认政治学来说，医治非正义需要的是符号或文化系统的改变，如称谓系统或语言系统的改变、社会参与的代表机制的改变等。它的目标在于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地位的排序，克服由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不平等产生的非正义。
第三，两个取向中遭受非正义的主体是不同的。对再分配正义来说，遭受非正义的集体主体往往指阶级，即经济结构中定义的群体。弗蕾泽认为，这种主体的经典范例是马克思定义的工人阶级。但是，经济概念在再分配政治学中是可以在扩大的意义上使用的，它可以把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也是社会经济非正义的受害者。而对文化政治学来说，非正义的受害者是有别于马克思定义的韦伯所说的等级群体（status groups）。在这里，不同的群体不是根据它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定义的，而是根据它们在社会文化结构中享有的尊敬、荣誉和地位来决定的。这种意义上的非正义的受害者群体是同性恋、弱势性别、少数民族等等。
第四，两种政治取向对群体差异的态度是不同的。再分配政治学追求平等原则的普遍运用，因而倾向于把群体的差异理解为非正义现象，而承认政治学不仅承认差异的合理性，而且把差异性提高理解为正义程度的提高。
这样，分配政治学和承认政治学就形成相互对立的格局，前者坚持分配正义，后者坚持认同正义，它们只从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对承认政治来说，一切都是由文化决定的，即使是资源和财富的不平等问题，其根源也是文化，或者是由文化的不合理解释和表象模式派生出来的。相反，在分配政治下，一切问题又变成一个物质资源和财富不平等问题，因而需要从经济结构上寻找根源。弗蕾泽认为，这种对立是虚假的。分配正义和认同正义、分配政治学和承认政治学不过是对当代社会正义问题不同方面的把握，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也相互渗透。
第一，当代社会正义理论中承认取向与平等取向之间区分是有学理的根据。前者把握的是影响人们相互交往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要求，主张以平等作为正义的主要原则，虽然不同的思想家对平等要求的向度理解并不完全一样。罗尔斯认为正义包含着社会基本品分配的平等，德沃金要求资源平等，阿玛塔亚•森要求能力平等。而承认取向承认的思想家，如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和霍耐特等则认为，承认关系的扭曲或蔑视是社会压迫的形式，“应得的承认不仅仅是一种体面而且是一种重要的人类需求。” 因此，在概念分析层面上，承认和再分配的正义和非正义形式是可以区分的。
第二，经济非正义和文化非正义只能理解为分析上的区分，在现实中它们往往是相互交织的。一些群体，如女性或美国黑人，他们可能既受经济非正义影响，也受文化和解释模式的非正义模式影响，它们之间没有相互隶属关系，但是在实际中这两种影响是可以相互加强的。经济上弱势也会强化文化上的弱势，反过来，文化的弱势也会恶化经济的处境。
第三，即使不同类型的社会非正义需要不同的诊治方式，但是，每一个治愈措施都必然预设着另一方的正义要求得到起码的满足。如再分配要求一般预设了一个基本的承认概念，人是平等的，它不应该承担罗尔斯所说的道德上任意的风险影响，如出身和纯粹偶然的运气等产生的后果。西方福利国家也一直受类似于“让每个人过体面生活”之类的观念影响。同样，承认政治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完全排斥再分配政治，也必然预设某种再分配概念作为自己的基础，如中国古代圣哲所言，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第四，由于再分配政治和承认政治的价值取向不同，在实践中也可能会相互干扰。“承认要求，如果不是有意去创造某些群体的特殊性，往往也采取要人关注所谓的特殊性，并进而肯定特殊性的价值的态度。”而“再分配要求相反则要求粉碎构成群体差异的经济安排。” 因此，分配政治和承认政治都有自己的盲区，前者由于强调平等和普遍性经常被批评为对差异不敏感，后者由于强调差异和多样性又会弱化普遍性要求，被指责为对平等要求不敏感。这种相互干扰的现象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再分配-承认困境的一部分。
弗蕾泽对再分配要求和承认要求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是要强调我们需要从规范到策略上重新思考社会正义问题。正如霍耐特所指出：“与今天主导的研究方法的对立在于，批判理论必须使社会非正义的批判与对阻碍我们认识非正义的过程的解释结合起来。”批判理论是“规范的批判”（normative criticism） 任何一个批判理论都必须解释自己的规范立场并澄清它如何与对经验历史过程的批判诊断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规范原则是人与人之间非强制交往的理想，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规范原则是“非扭曲的实践的自我关系” ，或者说通俗地说就是无阻碍地自我实现。弗蕾泽认为，今天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应该是一个既包括再分配要求也包括承认要求的“二价正义概念”（bivalent concept of justice）。
在社会政治理论中，再分配要求与正义问题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少数极端自由主义者认为正义概念仅仅与法律有关，与其它问题都没有关系，但是，再分配问题与正义理论的相关性仍然被大部分人接受。对弗蕾泽来说，她的二价正义概念如果能够确立的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承认要求是否是社会正义问题。
初看起来，承认问题与正义无关。泰勒和霍耐特都认为，承认问题是一个自我实现问题，而自我实现问题总是与特定共同体对善和生活方式的理想，它的目标不是正义，而是如果实现共同体追求的善的生活。弗蕾泽不否认承认与自我实现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但是，承认问题也同样是一个正义问题，当我们认为某种扭曲和有害的承认形式是错误的，我们根据的不仅仅是行为者或受害者对善的理解，而且也根据一个社会的解释和符号体系是否公正地对待所有人的社会参与要求，是否赋予他们以应有地位和资格以参与社会交往。正义关注的是社会的解释和评价体系是否公平地赋予个人或群体以应有地位、荣誉和尊严等，这样来理解承认不仅不否认承认问题的规范意义，而且还会赋予它以新的诊断和批判潜能。
弗蕾泽相信，对承认的正义论解释有重要的优点。第一，在正义论的解释，承认成为现代价值多元化条件下有道德约束力的普遍要求，具有义务论和非宗派性。对承认要求的承认是正义的要求，而不是德性或善的问题，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承认每个人的主观自由是现代性的标志，“按照这种解释，使误认（misrecognition）成为道德上错误的是它否定了某些个人或群体与他者一起参与社会交往的可能性。” 而不是它的具体内容，在现代性中，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对善的理解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在内容上，承认要求是不可比较的，但是，作为一个正义问题，承认要求是否实现是可以普遍和客观评价的。承认不仅仅是自我实现或成就卓越的需要，而是人之为人的条件本身。正义要求的不是特殊对待，而是承认它是具有道德约束力的普遍规范。
第二，把承认作为一个正义问题，可以避免对它作心理主义的解释，把误认理解为心理伤害，而是把误认理解为“地位伤害”（suffering of status）。这样，承认的非正义焦点在社会交往关系结构中，而不是在个人心理感受中。弗蕾泽认为，使承认问题与心理学脱钩不仅不会削弱承认要求的规范力度，反而会加强它的规范性，因为在这里，“如果一个人能证明一个制度化的规范妨碍了公平参与，不论它是否扭曲了受压迫者的主体性，道德上都是不可辩护的。” 承认的非正义问题不是行为者的主观感受问题，而它是否给特定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施加了不合理的限制。
一旦我们接受承认与正义之间具有理论和实践的相关性，承认问题就进入一个新的理论语境，承认与再分配是社会正义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不能把正义问题还原为分配问题，也不能把正义问题还原为承认问题。弗蕾泽反对通过把承认或分配概念任意扩大，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纳入到自己的概念之下，或者对文化问题进行还原论的经济主义解释，或者对经济问题做文化主义的还原论解释。她指出，罗尔斯把荣誉、地位和尊严等视为类似于收入和财富一样的“基本善”，实际上是一种“还原论的经济主义加法律主义的地位观”（a reductive economistic-cum-legalistic view of status）。同样，霍耐特认为，一切经济不平等归根到底都是由不同种类的工作在文化排序中的不同地位造成的，是一种“分配的还原论的文化主义观”（reductive culturalist view of distribution）。在弗蕾泽看来，与其为了一元论逻辑而牺牲解释可信性，不如直截了当地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别，接受一种正义的“二价”概念，“一个正义的二价概念既涵括了分配和承认又不把一方还原为另一方。” 因此，弗蕾泽的社会正义论是一个非还原的二价正义论。
社会批判理论是对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规范批判（normative criticism）。在这里，首先就必须正义的规范进行解释。弗蕾泽认为，分配和承认都与社会正义有关，它们揭示了同一正义规范的不同方面内容，之所以要把承认和分配问题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中考察，在于它们都内在地从属于一个更高的正义概念。她把这一正义概念称为“参与公平”（parity of participatory parity）。弗蕾泽说：“按照这一规范，正义要求所有的社会安排必须使得所有成年人相互之间作为一个平等的人（peers）相互作用。” 正义在这里作为一个统一的规范理想，它要求一切社会制度安排，既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也包括文化和社会评价体系，都要满足公平参与要求。作为正义概念的“参与公平”概念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制度和关系的合理期待，并可以容纳再分配和承认的要求。
从公平参与理想看，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社会交往的完全参与者的话，除了社会提供形式的法律平等条件外，起码还必须满足两个额外条件。第一，物质资源的分配应该确保参与者的独立并有效地表达自己。这一要求弗蕾泽称之为参与公平的“客观”条件。适用这一客观条件的范畴有经济不平等和经济依附等。第二，公平参与的“主体间”（intersubjective）条件，“它要求解释和评价的制度化的文化模式应该平等地表达对所有参与者的期待，并确保他们有获得社会尊敬的同等机会。” 在这里系统歧视或贬低某些人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特征，都是对公平参与的主体间条件的破坏。
在弗蕾泽看来，分配问题与承认问题之所以应该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来考察，不是人为的任意的。因为参与公平的这两个基本条件实际上就是作为正义的承认要求和作为正义的分配要求所指涉的内容。具体来说，“客观条件把我们带到传统上与分配正义理论相关联的焦点问题上，特别是它涉及到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上定义的阶级差别。”而“主体间的先决条件更让我们关注近年来承认哲学突现的问题，特别那些从属于社会地位秩序和文化上定义的等级制。”为捕捉参与公平的这两方面内容，弗蕾泽明确提出一个正义的二价概念，这种“取向于参与公平规范的正义二价论包括了承认和再分配，又没有把一方还原为另一方。” 她相信，把公平参与作为社会正义最基本的规范既可以超越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分配政治学和承认政治学的虚假的二元对立，也能把握当代条件下社会正义面临的核心要求。在这里“社会正义包含两个分析上可区分的维度：一个是承认的维度，涉及到制度化的意义和规范对社会行为者相对地位的影响；分配的维度，涉及的可支配资源在社会行为者中的配置。” 以参与公平为核心提出的二价正义概念成为弗蕾泽社会正义论的规范基础。
三、视角二元论：社会诊断和批判逻辑的重构
如果说对承认和再分配概念所做的规范-哲学分析的任务在于把它们视为参与公平这一统一规范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上，也必须把承认和再分配纳入到统一的社会理论框架之中。一个规范的社会正义规范只有被结合到社会理论才能起作用。弗蕾泽主张，在社会理论中，承认和再分配不应该理解两个独立的领域，而应该理解为分析和把握社会问题和政治实践的两种基本视角，因此，她把自己的社会研究方法称为分配与承认的“视角二元论”（perspectival dualism）。
从概念谱系看，所有的社会问题无非分为三类，一类是纯粹的再分配问题，即经济上定义的群体，如工人阶级、高收入群体等，一类是纯粹的承认问题，即文化上定义的群体，如以性偏好、宗教信仰定义的群体，如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等。但是，大部分社会现象都是二价性（bivalent）的，既与承认问题有关，也与再分配问题有关，如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地位，有色人种在白人统治社会的处境，她既可能在经济上处于被剥削、边缘化或剥夺的地位，如在就业机会受歧视，工资、福利待遇等低于男性或白人，也会在文化上处于不被承认（nonrecognition）、误认(misrecognition)和恶意(disrecognition)承认的境地。弗蕾泽说：这种“二价性集体是指那些既遭受社会经济恶劣分配之苦又遭受文化上的恶意承认之苦，其形式是，这两种非正义之间任何一个都不是另一方面的间接后果，它们都是初始性的共生的（primary and co-original）。” 二价性集体主体的普遍存在需要在理论分析策略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给人们造成的假象，形成一个既从承认视角也从分配视角考察社会问题的研究方式。“视角二元论”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提出的。
所谓“视角二元论”，一方面有别于任何形式的一元论，不论是承认理论还是再分配理论，另一方面又有别于“实质二元论”，即把承认与再分配理解为二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弗蕾泽认为，这种二元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片面的。在理论上说，实质二元论没有认识到社会现象的二价性，即任何经济现象总是渗透着文化的解释和规范因素，文化现象也总是被经济强制或区分所渗透。现实问题极小能在承认或再分配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区分，它们总是辩证地相互交织地一起。在政治上，实质二元论对现存社会的文化与经济分离采取无批判的立场，就象马克思时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样，它把资本主义历史过程中暂时存在的社会特征绝对化和永恒化，实质二元论也把资本主义现代性中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历史和现实的分离理解为天然合理的。与实质二元论相反，视角二元论不把经济与文化视为完全独立的两个领域，而是把承认和再分配、经济与文化作为普遍的视角，并用于分析每一个社会现象。这样，两者的区分就是分析上的区分，而是不上存在论意义上的区分。在政治上，视角二元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批判的视角，它不拒绝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经济与文化分离的人为美化，而是到现象背后去揭示分配与承认之间的潜在的联系。视角二元论力图“揭示表面上是经济过程中的文化潜文体，表面上是文化实践中的经济潜文本。” 因此，视角二元论既是社会研究的方法，又是意识形态批判。弗蕾泽认为，自己这种分析策略具有优越性，“它不像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视角二元论允许我们既考虑分配又考虑承认，同时又不把一方还原为另一方。” 通过对非正义现象的复杂根源的分析，视角二元论提供了一种质疑现代社会和意识形态把文化和经济、承认与分配的分离绝对化的物化意识，为批判的政治反抗意识形成提供帮助。视角二元论在弗蕾泽那里实际上是社会诊断和批判的逻辑。把视角二元论运用到女权问题和工人阶级问题思考中，弗蕾泽能够超越现代主义平等政治与后现代主义差异政治的对立，赋予现实以新的意义。如，传统政治理论一般把社会分为二大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但实际上，这些群体还可以根据他们在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中的不同地位区分为许多亚群体。如工人阶级既受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同样也受资产阶级文化和象征逻辑的支配，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女性既在工作上受到歧视，同样也可能在文化受到不合理的承认，如，相对于男人的工作，妇女的家务价值往往被贬低，被视为不创造价值的服务。视角二元论强调在社会研究中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运动这二个视角，既关注分配问题，也关注平等问题，使社会批判理论既对平等敏感，也对差异敏感。
如果说对承认和再分配概念所做的规范-哲学分析的任务在于把它们视为参与公平这一统一规范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上，也必须把承认和再分配纳入到统一的社会理论框架之中。一个规范的社会正义规范只有被结合到社会理论才能起作用。弗蕾泽主张，在社会理论中，承认和再分配不应该理解两个独立的领域，而应该理解为分析和把握社会问题和政治实践的两种基本视角，因此，她把自己的社会研究方法称为分配与承认的“视角二元论”（perspectival dualism）。
从概念谱系看，所有的社会问题无非分为三类，一类是纯粹的再分配问题，即经济上定义的群体，如工人阶级、高收入群体等，一类是纯粹的承认问题，即文化上定义的群体，如以性偏好、宗教信仰定义的群体，如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等。但是，大部分社会现象都是二价性（bivalent）的，既与承认问题有关，也与再分配问题有关，如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地位，有色人种在白人统治社会的处境，她既可能在经济上处于被剥削、边缘化或剥夺的地位，如在就业机会受歧视，工资、福利待遇等低于男性或白人，也会在文化上处于不被承认（nonrecognition）、误认(misrecognition)和恶意(disrecognition)承认的境地。弗蕾泽说：这种“二价性集体是指那些既遭受社会经济恶劣分配之苦又遭受文化上的恶意承认之苦，其形式是，这两种非正义之间任何一个都不是另一方面的间接后果，它们都是初始性的共生的（primary and co-original）。” 二价性集体主体的普遍存在需要在理论分析策略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给人们造成的假象，形成一个既从承认视角也从分配视角考察社会问题的研究方式。“视角二元论”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提出的。
所谓“视角二元论”，一方面有别于任何形式的一元论，不论是承认理论还是再分配理论，另一方面又有别于“实质二元论”，即把承认与再分配理解为二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弗蕾泽认为，这种二元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片面的。在理论上说，实质二元论没有认识到社会现象的二价性，即任何经济现象总是渗透着文化的解释和规范因素，文化现象也总是被经济强制或区分所渗透。现实问题极小能在承认或再分配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区分，它们总是辩证地相互交织地一起。在政治上，实质二元论对现存社会的文化与经济分离采取无批判的立场，就象马克思时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样，它把资本主义历史过程中暂时存在的社会特征绝对化和永恒化，实质二元论也把资本主义现代性中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历史和现实的分离理解为天然合理的。与实质二元论相反，视角二元论不把经济与文化视为完全独立的两个领域，而是把承认和再分配、经济与文化作为普遍的视角，并用于分析每一个社会现象。这样，两者的区分就是分析上的区分，而是不上存在论意义上的区分。在政治上，视角二元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批判的视角，它不拒绝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经济与文化分离的人为美化，而是到现象背后去揭示分配与承认之间的潜在的联系。视角二元论力图“揭示表面上是经济过程中的文化潜文体，表面上是文化实践中的经济潜文本。” 因此，视角二元论既是社会研究的方法，又是意识形态批判。弗蕾泽认为，自己这种分析策略具有优越性，“它不像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视角二元论允许我们既考虑分配又考虑承认，同时又不把一方还原为另一方。” 通过对非正义现象的复杂根源的分析，视角二元论提供了一种质疑现代社会和意识形态把文化和经济、承认与分配的分离绝对化的物化意识，为批判的政治反抗意识形成提供帮助。视角二元论在弗蕾泽那里实际上是社会诊断和批判的逻辑。把视角二元论运用到女权问题和工人阶级问题思考中，弗蕾泽能够超越现代主义平等政治与后现代主义差异政治的对立，赋予现实以新的意义。如，传统政治理论一般把社会分为二大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但实际上，这些群体还可以根据他们在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中的不同地位区分为许多亚群体。如工人阶级既受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同样也受资产阶级文化和象征逻辑的支配，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女性既在工作上受到歧视，同样也可能在文化受到不合理的承认，如，相对于男人的工作，妇女的家务价值往往被贬低，被视为不创造价值的服务。视角二元论强调在社会研究中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运动这二个视角，既关注分配问题，也关注平等问题，使社会批判理论既对平等敏感，也对差异敏感。
四、从肯定性变革到转变性变革：实践-政治逻辑的重构
弗蕾泽既在规范上对承认正义与分配正义的统一进行思考，社会理论上把文化与经济的视角统一起来，而且对分配正义与承认正义如何在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策略上的统一进行思考。然而，这一任务并不容易。
从理论上说，如果分配的非正义和承认的非正义是由两个互不隶属的、共生的，社会主体和非正义现象都是二价性的，任何一方的产生都不能还原为另一方面，那么，“那些力图克服二价非正义的人们显然需要两种不同的要求。一方面，他们需要提出再分配要求，以根除或缓和经济上定义的阶级之间的差别。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提出承认要求，以能够根除或至少缓和文化定义的阶层等级制。” 但是，这两种要求往往在方向上并不一致，“针对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再分配措施总是反对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区分。同样，针对文化价值的非正义的承认措施总是想提升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 两者往往南辕北辙，对一种非正义的纠正有可能使另一种非正义状态更加恶化，这就是所谓实践和政治层面的“再分配-承认困境”。但是，弗蕾泽相信，通常我们以为不可调和的诊治非正义的政治实践并非必然陷入承认和再分配的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我们完全可以在意识到“分配-承认困境”前提下，根据非正义的具体类型采取相应的社会变革措施。
弗蕾泽把社会改革区分为“肯定型的”（affirmative）和“转变型的”(transformative)两种类型，把它们运用于再分配政治和承认政治，这样就有四种可能的政治实践方式，即肯定型的再分配、转变型的再分配、肯定型的承认政治和转变型的承认政治。弗蕾泽的基本观点是，肯定型的社会变革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会陷入困境，在纠正一种非正义的同时却产生或恶化另一种非正义状态，这时我们就需要转向采取转变型的改革措施。分配-承认困境产生的可能性是现实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非正义的肯定型变革是指在不改变产生非正义的深层结构，目的只是要纠正某种社会安排的不公平后果，也就是治标不治本。转变型改革是通过对产生非正义的内在生成结构进行变革来达到纠正不公平后果，目标不是治标，而是为了治本。显然前者追求的是温和的改良，后者追求的是激进的变革。从西方政治经验看，西方福利国家是肯定型改革，它并不改变私有制和原有的阶级结构，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再分配和福利措施改善社会的状态，消除其明显的消极后果。在一定程度，这种改革是有效的，它不仅促进了社会平等，也改变了文化和等级秩序。但是，福利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暴露其局限性，如官僚主义、不能根据不同群体的需要制定特定的政策，因而社会救济往往给受益者带来耻辱并使之更加软弱。肯定型文化政治的情况大致相同，上个80年代出现的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同性恋运动以及其与少数民族相联系的政治运动，体现了文化多元主义规范的合理要求，它在一定上唤醒了不同群体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表达的要求。这种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但是，并没有改变现行文化秩序的不平等本身。除这个缺点之外，文化多元主义对差异性和特殊性的过度强调，瓦解和削弱文化多元主义的基础。从文化自主性到文化原教旨主义并不存在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在弗蕾泽看来，女权主义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转变型文化变革的成功事例。女权主义并没有把性别差别绝对化，把女性与男性对立起来，人为地强调差别，也不简单地主张男女平等，她们试图在实践中不断重新定义自己，把性别和社会角色建立在践行（performance），而不是本质之上。
弗蕾泽提出的社会变革策略不是要否定传统的进步主义政治运动，也不是要在新旧政治之间制造断裂，而是强调要着眼于非正义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机制，适时地从肯定型改革转向转变型变革。如在福利国家问题上，肯定型变革采取收入转移、社会保险和失业救济等方式纠正经济的非正义，这种改革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不仅没有消除阶级差别，而且还不断地产生出它，它既给受益者带来福利，一刀切和自上而下地实施社会救济，也会给受益者带来耻辱。转变型改革应该着眼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如重新分配就业机会、加强社会团结和决策民主，以消除和弱化社会阶级差别。一个成功的转变型变革在承认和再分配要求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这种目标在于纠正分配的非正义的方式也有助于纠正某种承认的非正义。” 具体来说，新的政治实践应该把自由的福利国家与主流的文化多元主义结合，承认政治学和分配政治学的和解。
弗蕾泽既在规范上对承认正义与分配正义的统一进行思考，社会理论上把文化与经济的视角统一起来，而且对分配正义与承认正义如何在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策略上的统一进行思考。然而，这一任务并不容易。
从理论上说，如果分配的非正义和承认的非正义是由两个互不隶属的、共生的，社会主体和非正义现象都是二价性的，任何一方的产生都不能还原为另一方面，那么，“那些力图克服二价非正义的人们显然需要两种不同的要求。一方面，他们需要提出再分配要求，以根除或缓和经济上定义的阶级之间的差别。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提出承认要求，以能够根除或至少缓和文化定义的阶层等级制。” 但是，这两种要求往往在方向上并不一致，“针对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再分配措施总是反对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区分。同样，针对文化价值的非正义的承认措施总是想提升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 两者往往南辕北辙，对一种非正义的纠正有可能使另一种非正义状态更加恶化，这就是所谓实践和政治层面的“再分配-承认困境”。但是，弗蕾泽相信，通常我们以为不可调和的诊治非正义的政治实践并非必然陷入承认和再分配的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我们完全可以在意识到“分配-承认困境”前提下，根据非正义的具体类型采取相应的社会变革措施。
弗蕾泽把社会改革区分为“肯定型的”（affirmative）和“转变型的”(transformative)两种类型，把它们运用于再分配政治和承认政治，这样就有四种可能的政治实践方式，即肯定型的再分配、转变型的再分配、肯定型的承认政治和转变型的承认政治。弗蕾泽的基本观点是，肯定型的社会变革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会陷入困境，在纠正一种非正义的同时却产生或恶化另一种非正义状态，这时我们就需要转向采取转变型的改革措施。分配-承认困境产生的可能性是现实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非正义的肯定型变革是指在不改变产生非正义的深层结构，目的只是要纠正某种社会安排的不公平后果，也就是治标不治本。转变型改革是通过对产生非正义的内在生成结构进行变革来达到纠正不公平后果，目标不是治标，而是为了治本。显然前者追求的是温和的改良，后者追求的是激进的变革。从西方政治经验看，西方福利国家是肯定型改革，它并不改变私有制和原有的阶级结构，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再分配和福利措施改善社会的状态，消除其明显的消极后果。在一定程度，这种改革是有效的，它不仅促进了社会平等，也改变了文化和等级秩序。但是，福利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暴露其局限性，如官僚主义、不能根据不同群体的需要制定特定的政策，因而社会救济往往给受益者带来耻辱并使之更加软弱。肯定型文化政治的情况大致相同，上个80年代出现的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同性恋运动以及其与少数民族相联系的政治运动，体现了文化多元主义规范的合理要求，它在一定上唤醒了不同群体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表达的要求。这种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但是，并没有改变现行文化秩序的不平等本身。除这个缺点之外，文化多元主义对差异性和特殊性的过度强调，瓦解和削弱文化多元主义的基础。从文化自主性到文化原教旨主义并不存在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在弗蕾泽看来，女权主义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转变型文化变革的成功事例。女权主义并没有把性别差别绝对化，把女性与男性对立起来，人为地强调差别，也不简单地主张男女平等，她们试图在实践中不断重新定义自己，把性别和社会角色建立在践行（performance），而不是本质之上。
弗蕾泽提出的社会变革策略不是要否定传统的进步主义政治运动，也不是要在新旧政治之间制造断裂，而是强调要着眼于非正义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机制，适时地从肯定型改革转向转变型变革。如在福利国家问题上，肯定型变革采取收入转移、社会保险和失业救济等方式纠正经济的非正义，这种改革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不仅没有消除阶级差别，而且还不断地产生出它，它既给受益者带来福利，一刀切和自上而下地实施社会救济，也会给受益者带来耻辱。转变型改革应该着眼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如重新分配就业机会、加强社会团结和决策民主，以消除和弱化社会阶级差别。一个成功的转变型变革在承认和再分配要求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这种目标在于纠正分配的非正义的方式也有助于纠正某种承认的非正义。” 具体来说，新的政治实践应该把自由的福利国家与主流的文化多元主义结合，承认政治学和分配政治学的和解。
五、简要评论
弗蕾泽的社会正义论可以理解为后哈贝马斯时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成果，它继承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积极成果，又超越了它的思想的某些局限性，为批判理论在当代发展做了创造性贡献。
弗蕾泽对哈贝马斯的思想继承有两个方面。首先，她的“参与公平”的正义概念与哈贝马斯理想交往情境概念有明显的相似性。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想的交往环境指一种没有内在压迫和外在压迫的交往情境，在里人们能够通过自由的非强制的对话达到合理共识，在弗蕾泽这里，参与公平指每个人都是作为平等的人自由地无阻碍地参与社会交往，两者的核心规范都是把非强制的自由交往关系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其次，弗蕾泽社会正义论的结构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有明显的相似性。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把自己的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交往合理性概念的规范-哲学分析；第二，系统和生活世界二层次的社会观；第三，对现代性的诊断，即生活世界殖民化及其反抗形式的思考。同样，弗蕾泽也把自己的理论分为正义的规范、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三个层面。
但是，弗蕾泽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并纠正哈贝马斯到霍耐特理论的片面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明显具有文化主义倾向，正如她自己所说，“新的社会冲突不是围绕着分配问题，而是围绕着生活方式的语法。” “乌托邦的重点已经从劳动转向了交往概念” ，因此，在哈贝马斯理论中，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矛盾、经济不平和阶级关系问题，都在从生产到交往、从劳动解放的乌托邦到交往自由乌托邦的转向中被日益边缘化和非中心化了。这一文化主义倾向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中进一步强化。霍耐特不仅把一切社会问题诊断为文化和自我同一性问题，而且认为“为承认而斗争”已经成为理解社会冲突的唯一逻辑。虽然他承认，“在许多历史情境下，纯粹是为了保障经济上的生存，才导致大规模的反抗和叛乱，这就清楚地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反抗都根源于道德诉求的伤害。”但是，“支配着冲突的集体利益不一定被认为是终极的结局或者是本原的动因，相反，它可能是在承认和尊重的规范要求留有余地的道德经验境域中被构造出来的。” 因而，一切社会斗争归根到底都可以还原为争取承认的斗争。
在上述背景下理解弗蕾泽的社会正义论，其理论和实践的合理性是明显的。第一，她对承认和认同政治的出现及其蕴含的消极影响有明显的认识，也就是说，在“后社会主义”时代，认同和承认政治既能够被运用于进步的目的，也能用于反动的目的，其意义端视它能否成为统一的公平参与追求的交往理想的一部分。第二，她明确反对把分配问题还原为承认问题，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和社会主义运动纳入到追求社会正义的统一目标之中，没有从后社会主义完全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第三，在实践政治意义，如果多元文化时代的承认政治和认同正义与平等主义政治和分配正义不是对立的，反对经济剥削和不平等的工人阶级运动与争取承认的新文化运动之间就不构成相互竞争和敌对关系，它们完全可以在统一的正义原则下结成政治联盟。最后，这一理论的提出虽然主要依赖于作者在西方生活的政治经验，但是，不论是资产阶级谋求其在全球的霸权，还是被压迫阶级对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反抗，都会在承认与分配、阶级斗争与文化斗争两个界面上展开，其间也必须涉及到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弗蕾泽对这些问题所做的深入思考，所提出的理论，即试图超越文化主义经济主义，兼顾平等和认同的二价正义论对人们应对21世纪复杂的政治格局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弗蕾泽的社会正义论可以理解为后哈贝马斯时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成果，它继承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积极成果，又超越了它的思想的某些局限性，为批判理论在当代发展做了创造性贡献。
弗蕾泽对哈贝马斯的思想继承有两个方面。首先，她的“参与公平”的正义概念与哈贝马斯理想交往情境概念有明显的相似性。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想的交往环境指一种没有内在压迫和外在压迫的交往情境，在里人们能够通过自由的非强制的对话达到合理共识，在弗蕾泽这里，参与公平指每个人都是作为平等的人自由地无阻碍地参与社会交往，两者的核心规范都是把非强制的自由交往关系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其次，弗蕾泽社会正义论的结构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有明显的相似性。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把自己的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交往合理性概念的规范-哲学分析；第二，系统和生活世界二层次的社会观；第三，对现代性的诊断，即生活世界殖民化及其反抗形式的思考。同样，弗蕾泽也把自己的理论分为正义的规范、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三个层面。
但是，弗蕾泽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并纠正哈贝马斯到霍耐特理论的片面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明显具有文化主义倾向，正如她自己所说，“新的社会冲突不是围绕着分配问题，而是围绕着生活方式的语法。” “乌托邦的重点已经从劳动转向了交往概念” ，因此，在哈贝马斯理论中，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矛盾、经济不平和阶级关系问题，都在从生产到交往、从劳动解放的乌托邦到交往自由乌托邦的转向中被日益边缘化和非中心化了。这一文化主义倾向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中进一步强化。霍耐特不仅把一切社会问题诊断为文化和自我同一性问题，而且认为“为承认而斗争”已经成为理解社会冲突的唯一逻辑。虽然他承认，“在许多历史情境下，纯粹是为了保障经济上的生存，才导致大规模的反抗和叛乱，这就清楚地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反抗都根源于道德诉求的伤害。”但是，“支配着冲突的集体利益不一定被认为是终极的结局或者是本原的动因，相反，它可能是在承认和尊重的规范要求留有余地的道德经验境域中被构造出来的。” 因而，一切社会斗争归根到底都可以还原为争取承认的斗争。
在上述背景下理解弗蕾泽的社会正义论，其理论和实践的合理性是明显的。第一，她对承认和认同政治的出现及其蕴含的消极影响有明显的认识，也就是说，在“后社会主义”时代，认同和承认政治既能够被运用于进步的目的，也能用于反动的目的，其意义端视它能否成为统一的公平参与追求的交往理想的一部分。第二，她明确反对把分配问题还原为承认问题，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和社会主义运动纳入到追求社会正义的统一目标之中，没有从后社会主义完全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第三，在实践政治意义，如果多元文化时代的承认政治和认同正义与平等主义政治和分配正义不是对立的，反对经济剥削和不平等的工人阶级运动与争取承认的新文化运动之间就不构成相互竞争和敌对关系，它们完全可以在统一的正义原则下结成政治联盟。最后，这一理论的提出虽然主要依赖于作者在西方生活的政治经验，但是，不论是资产阶级谋求其在全球的霸权，还是被压迫阶级对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反抗，都会在承认与分配、阶级斗争与文化斗争两个界面上展开，其间也必须涉及到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弗蕾泽对这些问题所做的深入思考，所提出的理论，即试图超越文化主义经济主义，兼顾平等和认同的二价正义论对人们应对21世纪复杂的政治格局将会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