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的剩余：见证与档案》前言
2013-01-29
《奥斯维辛的剩余：见证与档案》前言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王立秋 试译
王立秋 试译
纪念
比安卡•卡萨里尼•阿甘本(Bianca Casalini Agamben)
“暴露给一切也就是能做一切”
献给安德里亚(Andrea)，达尼埃(Daniel)和圭多(Guido)，他们在和我讨论这些篇章的时候，使一切显露。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
以色列阿，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惟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涨溢。
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
以色列阿，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惟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涨溢。
以赛亚书 10:20-22[1]
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罗马书 11:5-26
前言
多亏了范围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缜密的系列研究——其中，劳勒•希尔伯格(Raul Hilberg)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对犹太人的灭绝发生的历史、技术、官僚和司法情势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澄清。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新的角度，对集中营中发生的事件的一些特定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普遍的框架已经确立了。
但对于灭绝的伦理与政治意义来说，甚或对于人类对那里发生的一切的理解——亦即，种族灭绝的当代关联性——来说，却并非如此。我们不但没有哪怕一种近于完整的理解；甚至对行刑者与受害者行为来说，相关的感觉与推理，确实常常也是他们的言语本身，看起来似乎也是深刻地不可理解的。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的，只可能是那些希望奥斯维辛永远不可理解的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比如说，关于最终阶段的灭绝是如何执行的、被驱逐的人如何被一队他们的囚犯伙伴（所谓的特遣队(纳粹德国集中营里负责处理死者的囚犯分遣队)[Sonderkommando]）——接着这些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尸体被拖出来冲洗，他们的头发和金牙被回收，以及最终，他们的尸体被放进焚尸炉——带进毒气室的最准确的细节。我们能够列举并描述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个，但在我们真正地尝试理解这些事件的时候，就单个的事件来说，它们都依然是晦涩难解的。也许，没有什么比策尔曼•雷文塔尔(Zelman Lewental)对这种矛盾(discrepancy)和不安的描绘更直接的了，作为特遣队的一员，它见证了埋葬在火葬场III号下的一些纸张，这些资料在奥斯维辛解放十七年后终于公诸于世。“就像在那里发生的事件不可能为任何一个人类所想象那样”，雷文塔尔用意第绪语写道，“我们也不能想象谁能够准确地重述我们的经验，重述它们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一小群微不足道(obscure)的人，并不值得历史学家来费力研究。”
这里的问题当然不是无论何时我们在试图对他者表达我们最私密经验时面对的那种困难。这里谈论的矛盾，与见证的结构有关。一方面，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对幸存者来说，看起来是唯一真实的事，并且，也是绝对不可饶恕的；另一方面，这一真相在同样的程度上也是不可想象的，也即，不可还原为构成这个真相的真实的元素。事实是如此地真实，以至于，通过比较，人们会发现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了；一种必然超出其事实要素（边界）的现实性——这就是奥斯维辛的绝境(aporia)。就像雷文塔尔写道的那样，“完整的真相更为悲剧，也更为可怕的多……”比什么更悲剧，比什么更可怕？
至少在一点上，雷文塔尔错了。无疑，“这一小群微不足道的人”（这里“微不足道”应当按字面的含义理解为不可见，那不可感知之物）将继续为历史学家提供有待完成的工作。确实，奥斯维辛的绝境，也就是历史知识的绝境：事实与真相之间，证明(verification)与理解之间的不一致。
有的人想要的理解太多太快；他们解释一切。其他人则拒绝理解；他们只提供廉价的神秘化。唯一的出路在于对这两种选择之间的空间进行探索。而且，必须考虑到这样一种更为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对所有那些研究文学或哲学文本的人来说尤其重要。许多见证——执刑者与受害者的见证——都来自于普通的民众，来自于显然构成了集中营居民之大多数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不可见的”人民。奥斯维辛的教训之一便是，要把握常人的心智，远比理解斯宾诺莎或但丁的心智要困难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如此常被误解的，汉娜•阿伦特关于“恶的平庸”的讨论。）
一些读者可能对此表示失望：在这本书中，几乎不存在不能在幸存者的见证中找到的（其他的新奇的）东西。在形式上，这本书是一种对见证的不断的评论。除此之外，前进（要展开这本书）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在某个点上，这点变得明显，即见证在核心处包含一种本质的空白(lacuna)；换言之，幸存者见证的是某种不可见证之物。结果，对幸存者见证的评论，就必然意味着对这种空白的探问，或者更确切地说，即聆听这空白的努力。聆听不在场/缺席之物，对本书的作者来说并不意味着研究的无结果。首要的是，对不在场之物的聆听，使清除一切自奥斯维辛以来就在伦理的名义下推进的几乎是所有的学说/教条成为可能。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为我们的时代所信奉并认可有效的伦理原则中几乎没有一个在这场决定性的检验，即在Ethica more Auschwitz demonstrata的检验后还依然成立。在我看来，我会认为自己对这部作品是满意的，如果，在试图定位见证的地点与主题的时候，我成功地建立了一些使未来新伦理学领域的制图师得以自我定位的路标的话。确实，如果这本书，只要它在纠正一些我们用来记录世纪的决定性教益的术语上是成功的，如果这本书使我们能够丢弃某些特定的言语并在别的意义上理解另一些言语的话，那么，我就是满意的。这也是一种——也许是唯一一种——聆听未被说出之物的方式。
内容目录
前言 11
I 见证 15
II 穆斯林人 41
III 羞耻，或论主体 87
IV 档案与见证 137
II 穆斯林人 41
III 羞耻，或论主体 87
IV 档案与见证 137
参考书目 172
[注]译自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Zone Books, New York, 2002. p.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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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只列了20-21，这里补全了引文。圣经引文均以和合本为准。——中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