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完了

在冷战年代里，我透过冷战认识了俄罗斯--她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冷而又模糊的丛林地带。在那里，一出戏剧正在上演，剧中包含了邪恶或圣洁的角色和预言人类或者得救、或者毁灭的学说。我为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在那里发生的一切不仅与俄罗斯人有关，而且关系到世界的其他部分。在其苏维埃共和国外表下，俄罗斯有核武器和强大的军队，拥有危险的、破坏性的意识形态，拥有侵略邻国或插手邻国事务的倾向，以及向其他大陆发泄其破坏欲的能力。我逐渐认识的俄罗斯人谈了到他们国家的未来，似乎那将是命运。而我也同意了他们的观点。

    由于这出戏剧激起了我的兴趣，在冷战结束之后的1993年，我出游了俄罗斯。我从鄂霍次克海上的要塞古拉格出发，穿过俄罗斯，抵达欧洲，行程8000英里。关于这次旅行，我写了一本书。我把莫斯科当作我的家，还与一位俄罗斯姑娘结了婚。我的生命是那么的充实，因为我是一个持有美国护照的俄罗斯人，我不仅把我的半生献给了这个国家，而且经历了大部分的"过渡时期"。我由此得出的结论与先前的思考发生了冲突：俄罗斯上千年的历史积聚的国内矛盾注定了它会面临人口减少、经济衰退和疆域分解的危险。这出戏剧即将结束，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俄罗斯由于丰富的资源、穷困的人民和腐败的政府将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不会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发生太多的关系。总之，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俄罗斯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注定会这样？当我们回顾过去的十年，回顾发端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的事件及其血腥的、孤立的、长期的侵略行为时，原因就很明显了。这一切决定了今天市民与国家关系的状况。

    虽然媒体为我们描绘了一派暗淡的景象。但最初，对于绝大多数访问者而言，俄罗斯到底衰落到什么程度并不很明显。火车仍旧按时运行，商店也按时营业。明显的贫民窟似的贫穷也很稀少。街区犯罪虽然急剧上升，但仍不像西方大城市那么普遍。虽然在公共场合偶尔有粗暴的行为，但是俄罗斯人独有的端庄和高贵，以及他们热情好客的优秀传统常常使西方人感到羞耻。在西方，一些习惯被认为是奇怪的（或者性别歧视），比如男人为女人开门、约会时男人付餐费。但在西方，通常是穷困者穿得很破烂时才不会如此。俄罗斯的教育水平，尤其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育的水平仅次于几个西方国家。一般的俄罗斯高中生都熟知美国或欧洲的历史，甚至让美国的大学生都感到羞愧。残存的苏维埃福利国家保证了人民免于饥饿，苏维埃政府给公民们的公寓使绝大多数俄罗斯市民有家可归。在春夏时节，俄国人走上街头享受怡人的天气，五、六月份，在无边的洋红色调的黄昏中，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明亮的中央大街好像流动的跑道，呈现出那个时代独有的、宁静无边的美景。在街角上或者行人地下通道中，冬日里，卖艺人谈着巴拉莱卡琴，唱着俄罗斯民歌和东正教的赞美诗。总而言之，很少有人发现令人绝望的蛛丝马迹，世界末日的大决战似乎也很难发生，改革和繁荣似乎近在咫尺。谁如果否认这一点，谁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悲观主义者。

    当我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我也这样认为。在1993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谁能不这么想呢？因为经过6年的改革，1991年粉碎了共产主义的阴谋政变团伙；杰出的西方人--从总统到新闻记者以及经济学家和投资者，都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在政变期间，鲍里斯•叶利钦登上最高苏维埃前的一辆坦克，用他那君主似的男中音宣称：俄罗斯将保持不受暴政拘束。这个形象清晰的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1993年叶利钦还在全国的公民投票中获胜，从而取得了继续推行自由市场和民主化改革的权力。俄罗斯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需要被改变的，都将被改变；需要被解决的问题，都将被解决。

    1993年10月初的一个温暖的下午，我与一位名叫莉娜的年轻女子在莫斯科中部的中国城附近闲逛。身为会计的莉娜梳着淡黄色的短发，淡褐色的眼睛流露出她内心的想法。她口齿伶俐，富有求知欲望。我们谈论普希金的诗歌，谈论刚刚在莫斯科举行的麦克尔•杰克逊的音乐会，谈论西方哪一个设计师的设计更别致，还谈论她多么喜欢去她父母郊外的别墅度假。但是，当我们谈及俄罗斯，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艰难。我坚信叶利钦将使俄罗斯继续走改革的道路，而她却宣称："没有什么好处会降临到俄罗斯"，她说接下去的情况尚无法预见，不这么想就是天真的。她宣称俄罗斯毕竟是一个不可预测的民族，它偏爱狂热的节奏和极端危险的东西，却缺乏忍耐和民主主义所要求的对原则的执着。她嘲笑有关繁荣的种种预见，嘲笑西方人对进步、法律规则和仁慈的信仰。我回答说：这一切都将完全改变。结果我们争论了起来。但是，那是美好的一天，秋高气爽，白杨树英姿挺立，我们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话题。突然，我意识到街上几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尽管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周围很安静，只有远处的汽笛声时时打破沉寂。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打开电视机，看到了发生在莫斯科中部的大屠杀的场面。几周之前，叶利钦已经命令反对他的最高苏维埃解散。代表们拒绝了，他们宣布已经成立了新政府，还任命了他们自己的总统。他们把自己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士兵和示威者包围了会场，双方对峙。就在我和莉娜在外边溜达的时候，一些示威者已经拆除了士兵的警戒线，他们狂暴地穿过小镇，冲向主要的电视台，他们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就取得对电视台的控制。第二天，叶利钦命令坦克开上街道。我从莫斯科河岸看到，他们把最高苏维埃白色大理石般的城堡烧成灼热的、变黑的空壳，狙击手从屋顶上接连不断的向过路人开枪，人群沿着筑堤尖叫着跑开。

    那天黄昏，代表们屈从了。但是，接下去的两周里，克里姆林宫增加了晚钟。每夜从晚钟开始的那一刻，中止了的哭喊声、枪声和尖叫声会在我的公寓外面回荡，直到黎明。我和我的邻居们猜想，枪声和尖叫声与内务部的军队有关，或许他们在抓捕宵禁的违反者或者追捕车臣游击队。据说，最高苏维埃的车臣发言人已经进驻莫斯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确切地知道究竟正在发生什么。传闻越来越多。媒体偏向叶利钦的立场，不能被充分地信赖。白天，军队把车臣和阿塞拜疆街的商贩召集起来，在将他们驱逐出莫斯科之前，还经常打他们，抢他们的货物和钱，砸他们的货亭。他们所做的这些得到了围观的暴徒的支持。许多人把黑皮肤的高加索人看作是陷入麻烦而又无望取胜的人。而叶利钦不仅拥有武力，而且使用了武力。如同斯大林在沙皇的统治下获胜，叶利钦的力量也将在俄罗斯取胜。对话将淹没于枪炮声，国家使用暴力对付反对改革的人，从表面上看这些改革也许对国家还是有利的。但是，这回有了一些新情况：暴力行径受到了西方政治家的赞美，到此之前，大多数俄罗斯人还认为西方政治家是可敬的、超然于俄罗斯的政治骚乱的。而西方支持了炮击，并且后来也公开地支持叶利钦，很多人转而认为西方与叶利钦勾结，共同削弱俄罗斯。从那时起，俄罗斯人开始嘲笑叶利钦是西方的傀儡。俄罗斯人对国家的态度，就像莉娜曾经向我谈的那样，充满了悲观主义（这最终被证实了）、宿命论和对不可协调的特性与历史矛盾的觉察。如果改革依靠民主主义，并且民主主义需要对话和信赖，那么，每当叶利钦面临重大的危机，就向他的对手开枪，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总之，有什么已经真正地改变了呢？

    违法的规则

    1993年10月的起义的领导者被指控****暴乱而入狱，受到了严惩。1994年初他们又被特赦释放。大多数人自从参与国家政治以来，还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由于叶利钦的继续生存危若累卵，他建议宪法给予他沙皇式的特权。公民投票举行了，宪法被通过了。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我）惊惶地审视着宪法。难道俄罗斯真的需要一个新的沙皇？一个过份强大的政府执行机构不是一直在折磨着俄罗斯吗？但是，叶利钦已经把他事业的赌注下在了击败共产主义者上了，似乎共产主义者是改革的最大威胁。所以，我们姑且认为他对国家是有利的。1994年，为了在莫斯科逗留，我担任了一家俄美合资公司的合作经理。那家公司专门为在俄罗斯开设的西方商业提供保护。我的伙伴是个俄罗斯人，他曾经是一位莫斯科民兵的副长官。如果说在政治上国家的某些秩序已经被重建，而在国民生活的其他领域，特别是在商业和经济方面，一场战争即将进行--这场战争将远远超过1993年的叛乱，它将破坏俄罗斯，误导它的正常运转。

    1994年9月的一个黄昏，我驱车穿过莫斯科中心下班回家。天空灰暗，乌云密布，下着蒙蒙细雨。交通并不拥挤，在雨水和烂泥发出的哗哗声中，一些汽车超过了我，我也时时超过它们。我从花园环路转向了乌托拉雅-特沃茨卡雅-雅姆茨卡雅大街，这时遇到了红灯，我停下来等着。大约离下一个街区还有一半的路程，我看见一个男人钻进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奔驰汽车，几秒钟之后，爆炸将汽车撕成了碎片，震碎了周围建筑物的窗户，冲击波使行人摔倒在地。火焰从汽车中喷出，玻璃和金属碎片落到地上叮当作响。我急忙从车里出来观看，接着又一次较小的爆炸发生了，那辆奔驰的油箱爆炸了，金属碎片散落在半径为20码的范围。几分钟之后，一辆自卫队汽车来了，但是官员们除了傻愣愣地看着燃烧的汽车之外，无计可施。当消防车来到的时候，黑烟已经覆盖了街道上空，从汽车残骸中喷出的火焰已经烧着了树枝。消防队员拿出了灭火带，试图用白色的泡沫流灭火，泡沫像脏雪一样遍布街道。蒸气象冬天的雾一样从烧毁的汽车中升起。火焰熄灭了，消防队员放下灭火带，用撬棍撬开了汽车的门。汽车里面是扭曲的金属骨架，里面的人仅仅剩下几块烧焦的肉块。广播里先是报道说这是对一位著名演员的谋杀，后来又说谋杀的是一位银行家。最后，这一事件被证实是对别名为西尔威斯特的黑社会老大的谋杀。

    一场黑社会大战正在俄罗斯进行。晚上，我的公寓周围又一次响起了枪声。银行家，实业家和无罪的行人在枪击、受雇用的袭击、汽车和公寓爆炸中丧生。仅在莫斯科，有时一天就会发生几起这样的事件。一些恐怖犯罪团伙在警察和国家官员的保护下运作，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接管俄罗斯的商业，消灭抵抗者。在苏维埃政权下曾经那么强有力的政府安全部门，如今竟然枪支匮乏。由于大部分官员和士兵月薪不足150美元，所以

    他们极易腐败。

    "吗啡亚"（黑手党），没有任何需要隐藏的微妙的、秘密的东西。"吗啡亚"经常开着了装有警笛和警灯的奔驰和宝马汽车，迫使其他汽车给他们让路。为了避开交通拥堵，他们开到了人行道上，鸣着警笛驱使行人逃离。他们聚集在最低消费超过400美元的夜总会里，点200美元的科涅上等白兰地，花1000美元召妓

    ；他们穿着名牌服装；养着穿金戴银的冷艳的情妇。在莫斯科郊外，他们给自己、妻子、或情妇修建了豪华的别墅。他们到地中海沿岸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度假。在这片土地上，诚实变成了缺点，好心人总是失败者和穷人。"吗啡亚"成为许多年轻人效仿的榜样，职业杀手和妓女成为他们向往的职业。考虑到俄罗斯的贫困和衰败，年轻人认为为了那个从未到来的明亮的未来，苏维埃教义应当被抛弃。

    自由公正的市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驾驶一辆价值200,000美元的、能抵住底盘下面的炸弹的装甲奔驰600是一件有趣的事，"吗啡亚"比迁移到莫斯科的商人更富有、聪明、大方、富有进攻性。那些来莫斯科经商的人是为西方记者的报道所引诱，西方记者把俄罗斯描绘成"无序的东方"--一个诱人却不真实的杜撰，暗示着在那片广袤荒凉的土地上，每个人都拥有拓荒者似的机遇。当他们发现取胜的希望很渺茫时，他们就到我们的公司寻求保护。他们感到害怕，经常失眠颤抖，总是精神恍惚。当政府向虔诚的地位底下的人鼓吹自由市场的福音时，让人们富有的、改革中的俄罗斯又在哪里呢？

    俄罗斯混乱的法律环境为进入商业领域的有组织的犯罪提供了土壤。敲诈勒索、让企业家受腐败官僚和国家机构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手段。在俄罗斯成功地经营公司并且遵守所有法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有太多自相矛盾的法律了。如果公司要付税的话，书中大约有20页说明需要征105%的税，所以商人们必须逃一部分税，否则就会破产。大部分企业有一本"黑帐"，用来记录实际的利润和损失情况，同时还有一本"白帐"，伪造公司是低收入和高支出，专门给税收稽查员看。稽查员为税收委员会工作，收入微薄，所以他们可能会接受贿赂、礼物、召妓等等。

    国家机构比税收稽查人员更令商人们头疼。登记注册、重新登记注册，办理一个需要各部门层层审批的许可证会耗费企业家无数个时间。机关人员在收下好处后可能会快点审查文件。没有收到好处的，他们会"忘了"或者"放错了"某人的文件，拒绝查询并拖延做出决定。他们也会不出席会议，或者把这个或那个文件和盖章、签字的手续打回到另一个下级机关。消防、卫生和劳动部门经常会出其不意的前来拜访，询问生意如何。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合格，或者没有给稽查员足够的贿赂，他们可能命令公司关张，查收财产，甚至建议逮捕。法律索赔经常败诉：政府部门面临指控时很少败诉，法官也懂得从中得到一份好处。

    怎么办？只有找"吗啡亚"。据估计，俄罗斯80%的生意都因需要"保护伞"而付费，而真正的"吗啡亚"的保护费还要高一些。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生意都公开的有一个"保护伞"。"吗啡亚"处理生意非常直接，他们往往三、四个人一伙前来，其中一人态度十分友好，提醒董事长应该付公司毛收入的15%-20%作为保护费，否则就会遭受一群无名歹徒的袭击。如果"吗啡亚"以某种安全机构的样子出现，他们可能会坚持让董事长签一份合同，以此来欺骗经营者放弃对自己银行账户的控制。一旦一个公司获得了一个"保护伞"，他就要抵御接受另一群歹徒保护的诱惑，或者冒险请求一个"居住号"--一个跨势力范围的居住号码。如果公司拒付保护费，当然目前这种情况很少，那么凶手就会演出一段不断升级的斗争，从语言恐吓开始，接着是暴打和绑架，最后以一颗准备好的子弹或者让你深爱的人受酷刑折磨，或者在你居住的公寓门口放一颗炸弹来结束。

    如果实业家们为了避免"保护伞"侵害他们的利益而隐瞒收入，他们就会被"吗啡亚"安排在他们公司里的奸细揭穿。作为对所得回报，会计或秘书会经常提供给暴徒们他们老板违反税法的信息。无论如何实业家都不能轻而易举地应付暴徒们随时增加的需要：除了正常的保护费，恶棍们还会索要豪华汽车、妓女、大量现金等"礼物"。但是，"吗啡亚"能在商业发展中扮演一个有用的角色：如果有价格更低或商品更好的竞争者出现，纵火、偷盗、谋杀和其他疯狂的手段都会被采用。

    在大多数国家，有组织的犯罪只是严重影响了不合法的贸易（毒品、卖淫、赌博），但是俄罗斯的暴徒们之所以能接管任何商业，不仅因为大部分公司不得不违法以求生存，这使得他们极易被勒索，而且还因为许多经济活动是以无迹可寻的现金方式进行的。虽然根据俄罗斯的法律，一家公司要开设一个银行账户，但是俄罗斯的银行却是声名狼藉、不可信赖的--时常倒闭，意想不到地关门，席卷储户的钱一走了之，或者对一些非常规的服务收取高额费用。这样，商家就被迫以现金的方式处理大多数周转业务。俄罗斯其他的金融机构也是不可靠的：投资机构已经被证明是金字塔式的体制，一旦这个体制倒塌，数百万的私人投资者就会失去他们一生的积蓄。

    一个有3400亿美元经济活动的国家却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这使得投资方面很弱。至少可以这样说，资金的流动对很多经营活动都是必要的。据估计，自从苏联解体后的9年时间里，每个月都有20亿美元从这个国家流到加勒比海沿岸、瑞士和其他地方的银行。1998年，来自国际信贷机构的贷款总共660亿美元；90年代中期，大概每年有100亿美元援助进入俄罗斯，但是流出的资金却至少是它的两倍。面对这样的危险、混乱、腐败和虚伪，俄罗斯人已经没有挫折感，他们变得熟视无睹。一个企业家"由于它的商业行为"而被谋杀，不会引起任何惊奇，人们只是耸耸肩而已。莫斯科街道上过多的暴徒没有引起愤慨，引起的是嫉妒。必须承认，混乱的状态和矛盾的法律使那些政权在握的人受益了，国家由于与恶棍们勾结，早已经把人民抛弃了。掌权者（"吗啡亚"或政府）手里有枪，因此，明显的抵抗的想法极少。

    大食槽中的寡头政治家

    小公司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占有率不到1/10，大部分经济活动（和偷盗）是由我们熟知的寡头政治家们完成的。1998年8月，俄罗斯经济崩溃之前，寡头政治家的数量大约有15位，他们作为"新俄罗斯"冒险大亨受到西方记者和政府官员的赞赏，他们是敢于大胆建立自由化市场从而确保共产主义政治消亡的开拓者。正如俄罗斯被称为"无序的东方"，寡头政治家们被冠以"国家的强盗男爵"。但是这个名称容易使人误解：他们如此杰出并非是由于铁路和公路的建设，而是利用了过时的价格体系，利用了法律的混乱，最重要的是利用了苏联时期和新政府衔接的空当大发横财。在90年代早期，根据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国家放弃了对卢布的控制，并且放开了消费品的价格（此前价格人为地被压低），但是在石油、天然气、木材、贵金属和其他自然资源上或多或少的保持了稳定价格。卢布一下子被美元吞掉，俄罗斯人数以百万计的毕生积蓄在几天之内化为乌有。于是不合理产生了：例如，买一包万宝路香烟的钱在莫斯科竟能买3吨原油或一车皮西伯利亚原木；买一镑马铃薯的钱能买一张横穿国家的单程机票。

    包括鲍里斯•别里列佐夫斯基、符拉基米尔•波塔宁、米克哈尔•科霍道尔果夫斯基在内的一些人与掌管国家自然资源的部门紧密联系。他们利用非常规的价格优势进行大量的出口贸易，从中赚取惊人的利润。所以，是关系网而不是企业的首创精神使他们发了财。他们又利用财富在媒体和政府间获得影响力。钱生钱，影响衍生影响。寡头政治家们再建起银行，掌控国家资金的流向，其中一些，包括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后莫斯科拨出的重建车臣的数十亿美金，就这样不翼而飞了。一些寡头政治家得到了政府的免税优待，允许他们免税进口酒精、香烟和豪华轿车。最终免税带着貌似高贵的目的扩展到其他领域：到90年代中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国家体育运动基金每年都进口价值几亿美元的酒精和香烟。这几乎没有唤起公众的愤怒，人们接受了政权在握的人利用职位获取财富和权力增长的既成事实。

    当寡头政治家们聚敛财富的时候，俄罗斯国内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由阿纳托利•丘拜斯发明并推行的国家私有化计划上。丘拜斯曾任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主席，深受西方各国政府的赞赏。在1992和1993年，政府限量发行分配凭单，人们可以据此来投资那些参与公共拍卖的国有企业。尽管4100万俄罗斯人获得了17000个企业的股份，可是这个计划等于是一场骗局--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放弃了原先由苏联支持的濒临倒闭的破产企业。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石油和贵金属工业并不在这项首创的计划之内。俄罗斯人很快就明白他们被欺骗了，手中的凭单只是一张毫无价值的小额账单。他们把"私有化"这个词诙谐的说成"抢劫法"。

    俄罗斯最大的、最有价值的石油天然气公司（据估计实际价值可高达9500亿美元）被政府、管理层和匿名的投资者在90年代初秘密的拆分了。俄罗斯其余的能源和贵金属工业企业在1995年末被拍卖。由阿纳托利•丘拜斯组织的拍卖活动由于采取竞争方式而赢得一片欢呼。但实际上这都是由丘拜斯委托的拥有银行和企业的寡头政治家们操纵的。石油、镍和电信公司的大部分股票以低于实际价格很多价格出售给了那些寡头政治家及其分支机构。结果寡头政治家们发现自己已经掌握了俄罗斯最有价值的战略资源：石油。俄罗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拥有地球上位居第二的石油储量，它是世界第三大石油生产国。
寡头政治家们拥有这些企业之后，便开始劫掠资源，榨取财富，以最快的速度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并转移到国外。通过一个精心策划的转移计划或合作价格，一个俄罗斯国家附属石油公司以人为的低价将石油卖给它的合伙公司或其在海外的分公司。寡头政治家们因此每年骗取国家数十亿美元的财政税收（仅去年就达90亿美元）。他们还将持有的公司股份转移到海外的控股公司，计划盗取设备和侵吞资金。

    俄罗斯反对这种掠夺的法官、执法机构和国家官员都被威逼默认，或被收买了。石油工业设备陈旧又得不到必需的投资，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削减了一半的产量。寡头政治家们为了保护他们的投资，已经成为现实最坚定的拥护者。1996年他们资助叶利钦再次当选总统，给了这位让人讨厌的领导高于选举法允许的

    30多倍的竞选活动金，从而使他的支持率从个位数一直上升到战胜共产党候选人。像传说的一样，整个90年代莫斯科的生活水平上升了。(莫斯科是大部分寡头政治家生活的地方，那里有银行、餐馆、商店、医疗中心以及迎合他们需要的旅游业和服务业。俄罗斯最大的资本份额，大约可达到80%都集中那里。)

    一定程度上由于纪念建城850周年，莫斯科变得更加华丽了。但是如果市长尤里•卢日科夫没有竞选总统的野心，这个日子也许就会平静的过去。在金融、石油和投资公司工作的莫斯科人月收入达5000—20000美元，或者更多，它们构成很了高级阶层。我很多有钱的朋友把全部收入都花在了服装、新公寓、下馆子和国外旅行方面。（由于没有安全的地方存钱，铺张浪费变得有意义。）时装店遍布全城，数量已经很多的奔驰、宝马等豪华轿车又进一步增多了。当俄罗斯的其他地方正陷入中世纪的贫困时，莫斯科至少从表面看正在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都会。

    但是国家正濒临崩溃。政府和国家企业往往几个月无法给身处偏远地区的上千万的俄罗斯人开工资。到最后，一些企业的领导可能会得到几亿美元的国家援助资金，但这些钱很可能漏到国外的账户上去。国际银行和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些贪污腐败的证据视而不见，反而认为俄罗斯的主要问题是税收不力。他们为改善征税而发放贷款，并敦促政府采取所有增加税收的方法，而政府则言听计从。叶利钦政府想出的高招是设立“契卡”（“紧急委员会”，恰好与列宁时期的秘密警察机关同名）来监督税收；还成立了名为SWAT的税警小队，对企业进行突击检查，并经常根据内部间谍的消息采取行动。全国各个城市张贴宣传税收的巨幅招贴画，有的口号是三色旗背景下宪法的引言，恳请公民交税等等。还有一些海报针对那些对爱国主义号召无动于衷、对税警毫不惧怕的人，上面画着泪眼朦胧的老奶奶张开双臂请求公民交税，这样她们才能得到养老金。

    然而这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大部分生意人的利益被悄悄的侵害了。他们知道税收是由寡头政治家和靠近国家政权的那些人控制的，是协商的结果。一些免税优待虽然在1995年就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取消，但依旧在执行。事实是，国家向那些由于取消免税优待而造成收入损失的企业支付补偿金。私人企业家们即使不悄悄的运作没有挂牌的公司，不改变办公地点或公司名称来逃税，也会利用法律的漏洞来逃税。这些漏洞允许保险、谷类等可以不交税，只有“薪水”名目下的收入需要交税。到今天，结果是公司拿出补偿金的十分之一作为课税的工资，另外十分之九归入其他门类，通常为“黑现金”。这对于雇员和雇主都是有益的，只有国家受损。但是，没有人向国家提出任何指责。为什么？“那些政府强盗没有拿走我的一分钱！”这概括了俄罗斯人对税收和国家的感觉。当俄罗斯人谈起政治家时，他们毫不夸张的频繁讲到“小偷”、“土匪”、“骗子”。国会里的犯罪是公开的事实（为了免于被起诉，俄罗斯一些最臭名昭著的藐视法律者已经在立法机关里谋得了自己的席位）。

    俄罗斯人把国家成为“大食槽”。当那些政治家埋头在食槽里狂吃的时候，还希望他能够服务于选民，希望由“强盗”和“骗子”制定的法律能够公平公正的执行，希望人们能拿出有限的收入去填满围满猪群的食槽，那是可笑的。

    “共同利益”之死

    俄罗斯人对政府的敌意并非来自天生的公民义务的缺乏，而是来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统治者对待他们的那种恐怖、暴力、虚伪的方式。这种压抑植根于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正是西方的历史造就了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988年，基辅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前身）的公国从拜占庭希腊人那里接受了基督教，而不是从罗马人那里，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实。假设拜占庭主义是垂死的，那么它的宗教信仰早已经使古希腊人富于才智的传统窒息了。在1054年的教会大分裂中，东西方教会互相排斥，教徒们也分帮别派。基辅俄罗斯人发觉自己真正的与西欧疏远了，并且在政治上与西欧对立了。

    今天，俄罗斯人把自己称作“基督徒”或“东正教徒”，而把西方基督教的宗派称作“天主教”——一个意味着异教和恢复教会大分裂的名词。与西欧的疏远也许已经阻碍了俄罗斯的发展（假设与西方的交往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但是，教会大分裂两个世纪之后，严重破坏市民国家关系的事件发生了：蒙古游牧民的入侵。他们骑着奔跑速度极快的小马，射出穿透俄罗斯人铁甲的骨箭，堂而皇之地闯入基辅俄罗斯。他们烧杀抢掠，迫使无数斯拉夫人沦为奴隶，致使大部分基辅的公国在历史上消失了200多年。在西方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灾害。蒙古人的统治使俄罗斯进一步孤立，与西方的交往极其有限。蒙古可汗凭借他们的威猛和残酷，成为许多俄罗斯统治者效仿的形象。

    基辅俄罗斯人认为是上帝派蒙古游牧民来惩罚他们的不敬，这个信念得到了在蒙古人保护下繁荣起来的东正教会的认可。但是王子们与蒙古的最高领主串通一气，

    向他们的臣属国强取保护费，无视公国普遍存在的愤怒。最终，莫斯科征服了其他的俄罗斯的公国，逐渐强大起来，足以反抗蒙古。俄罗斯的沙皇，主要是伊凡四世破坏了所有限制其权力的制度，把贵族变成仆人，使农民沦为贵族的奴隶，将东正教义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为东正教义宣称沙皇是上帝在人间选定的代表。沙皇利用人民来增强国家的实力。莫斯科人的宫廷在行政和军事上都采取了类似从前蒙古领主的做法，学习了拜占庭希腊人的象征主义。全能国家的概念如同对抗外国异教徒威胁的神的堡垒，是至高无上的，并且体现在东正教会认可的专制主义中。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开始进攻土耳其时，在俄罗斯人眼里，莫斯科成了第三个罗马（第一个是曾经落入野蛮人之手的、拉丁人的罗马，现在由天主教“异教徒”掌管，第二个是希腊人的罗马——拜占庭帝国。），成了真正信仰的唯一的旗手。这样，当欧洲享受文艺复兴、改革和开化的时候，俄罗斯却处于孤立状态，并且感觉自己优越于西方，并且遭受着那些致力于建立强大国家的统治者的掠夺。

    俄罗斯四处扩张，包括占有非斯拉夫的少数民族的领土，把自己从俄罗斯变成沙皇帝国。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将不会允许可能带来更多反抗的市民社会的发展。到沙皇时代结束时，摆在俄罗斯人民面前的选择是：或者低头向权威投降，或者揭竿起义。反对沙皇就是公然地反对上帝；信仰和政治忠诚只能有一个。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了。斯大林充分利用俄罗斯专制主义者的传统，效仿伊凡四世和彼得大帝，开始加强国家实力，制定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计划：他役使大部分人口去建造工业、矿业、收获谷物。在他的领导下，国家掠夺了广大公民，霸占了他们的土地、工厂、房屋以及个人财产，在预谋的整肃中杀害他们以消除潜在的抵抗力量。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它向民众提供小量的经济安全时激起民众敬畏之情的能力；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马列主义普遍正义与工人阶级最终胜利的主题恰恰与俄罗斯人对其国家的世界地位的看法吻合。国家激发敬畏之情的能力在斯大林死后开始减弱，苏联的结束开始于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

    在苏维埃时代，罪犯仅仅是为了巨额利益而从事商业。苏维埃意识形态的伪善和斯大林时代的大屠杀使人们不再尊敬法律和秩序。恶棍成了英雄。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民众也改进了欺骗权威的传统。当苏联崩溃的时候，俄罗斯人最不愿听到的事就是又有一套貌似为共同利益服务的义务。当邻居背叛邻居，孩子背叛父母，国家迫使人民为奴或杀害他们时，当我们用爱国主义和和平的词语来评判苏维埃的行为时，我们会发现苏维埃时代里不存在任何共同利益的概念。只要俄罗斯人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就会装腔作势地高喊国家口号，并且服从它。当他们不再害怕的时候，他们就会实实在在的告诉国家：见鬼去吧！

    普京四世

    1999年除夕，叶利钦辞职了，把执行权交给了总理普京——他曾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叶利钦和他的随行人员选择了普京，是因为一旦叶利钦卸任，普京会动用他与安全部门的关系来保护他们。普京担任代理总统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签署了一份批准叶利钦免于被起诉的法令。9年来国家的贫困、私有化丑闻、“吗啡亚”对商业的接管、最高苏维埃的质问、车臣地区的两场战争、全国范围内的腐败（更别提98年的经济崩塌，传说是寡头政治家和国家官员们为了获取私利而引发的），这些使叶利钦政府的成员有充足的理由担心他们的自由和生活。为了免受伤害，叶利钦在一个适当部门的官员的帮助下溜出了克里姆林宫。这个部门曾经以大屠杀、剥夺财产、流亡、拷问、监视、破坏个人自由、恐吓、谎言等手段来维持苏维埃的制度。

    作为FSB的前任负责人，普京获得了总统竞选中对所有竞争对手不利的信息。虽然普京阐述的旨在恢复俄罗斯秩序的意图与许多人产生了共鸣，但是，应当考虑到媒体明显有利于普京的倾向。媒体报道说普京在选民中享有极高的支持率。其他候选人大多不战而败，普京在第一回合选举中获胜。

    假设普京是在车臣战争的狂涛中、在恐怖主义分子爆炸活动引发的恐慌中走马上任的，我们也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普京的当选产生于一个预先设计好的脚本，这个脚本欺骗俄罗斯民众去选择他们憎恨的前任总统所选定的接班人。不过，连这个脚本也没能唤起更多的兴趣或愤怒：俄罗斯人习惯了政治家们的欺骗。普京在他对公众的演讲中说，他理解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情况。他说，俄罗斯人建立的仅仅是“市民社会的死尸”；他们不服从法律；俄罗斯正在成为“高龄的国家”。最生动的是，他称赞包括FSB在内的国家安全机构保卫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他说俄罗斯人“不愿意抛弃依赖国家的传统而成为自立的个人”，它断言人民想要“重塑一个指导性、调整性的国家角色”。

    普京就任以来已经着手重建国家了。他已经开始加强“权利的垂直线”——一种表达他自己权威的方式。根据叶利钦的宪法，总统的权力已经类似沙皇，但对普京而言仍然不够。他已经沿着俄罗斯帝国的界限重新划定了俄罗斯的行政边界，七分之五的“新”联邦地区由以前的军事或情报官员掌管。他发起了罢免腐败官员的运动，这遭到了他们的反对。他还把车臣地区的战争升级，直至消灭车臣共和国。

    普京需要温顺恭敬的媒体来确保他专制主义的统治。他支持“情报安全主义”，禁止任何外国媒体作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存在于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一些人反对这个通告，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的记者才是危险的，于是现在俄罗斯记者说话也受到了限制。普京认为那些报道不利于国家的新闻的人是“叛徒”，他已经安排了一位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老将来掌管电信产业。地方记者继续遭受他们在叶利钦时代就已经见识过的威胁和殴打，类似的抑制也已经传到首都。

    去年夏天，为了控告寡头政治家符拉基米尔•吉辛斯基（Media-most的负责人，拥有俄罗斯唯一的独立电视网）犯有欺诈罪，首席检察官的办事处搬迁了。指控是可以被证实的，但是考虑到被寡头政治家们操纵的窃贼到处都是，追捕吉辛斯基不会有真正的结果。

    自苏联解体以来，那些敬慕国家历史的领导者第一次在一些城市中找到了立脚点。普京坚持恢复曾经被叶利钦抛弃、并且被略微改动了的斯大林时期的国歌。虽然在西方政界和媒体眼中，普京对民主主义没有明确的许诺，但是他任职于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过去充分表明了他的立场。仍旧倡导西方理想和民主的权威政治家格利高利•雅夫林斯基把媒体和自由的情况说成是“过去十年中最坏的时期”。苏维埃时期怀疑、恐怖的气氛又回到了俄罗斯。

    这位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管理国家的方法让人沮丧透顶。与叶利钦一样，普京将税收视为国家的首要特权。蒙面的收税人闯进富裕人家，将丈夫和妻子踢倒在地，抢走他们的财产、护照和金融票据时。然而，俄罗斯人仍然坚决拒绝把个人的应纳税的记录存档，商家继续蔑视税法。政府发表了授予税警特殊地位的讲话，电视剧也大力颂扬税警的行为；为了训练年轻人将来从事税收职业，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高等院校，这也许会抵消职业杀手在年轻人中的流行程度。似乎税警这个新角色还不够风光，东正教会又赐给他们一位守护神，授予他们掠夺的神圣权力。

    那些赚了钱的人（包括寡头政治家）明白，在大部分仍是公有制的俄罗斯，财产权不仅不是神圣的，而且能够颠倒过来，划归群众。吉辛斯基和鲍里斯•别里列佐夫斯基明白这一点，他们没有冒被起诉、监禁的危险，而是逃到了国外。其他发了财的人有很多也在这么做，或者正在计划这么做。遭受剥夺的寡头政治家将看到他们的财产或者被普京政府的官员分割，或者被收归国有。

    根据最近的事实，“任何财富的再分配都将公正”这个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再分配发生，它将使政权在握的人获利。普通的俄罗斯人继续遭受着民兵、交警、腐败官僚的辱骂。对于一次犯罪，国家也许不止一次地审讯他们；他们也许无缘无故地被扣押72小时，或者被关在结核病预检留置中心长达几年。开设公司像从前一样需要繁琐的手续和行贿。“吗啡亚”依旧向企业家收取保护费。开始于叶利钦时代的衰败仍在继续：电视塔着火了，核潜艇沉没了，军用飞机坠毁了，导管老化引起煤气泄漏，进而引发公寓楼爆炸，冬季里全国范围内停暖停电。36%的人口（5200万人）生活在最低生活标准以下。至于军队，虽然普京发誓要进行改革，但仍然是全社会最贫困的一个部分：49%以上的军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3的低级官员没有住房；过去5年中官员的工资实际已经下降了50%以上。

    普京的行为表明，他并没有明白真正威胁国家未来稳定的因素是垂死的经济，而不是变质的国家。经济上的萧条和理论上的不妥协导致了苏联的衰落，这二者或许同样能导致俄罗斯的衰落：普京发誓要恢复“国家经济规则的综合体系”。国家经济部门财政经费充足，好像要把1995年在欺诈的拍卖中出让的能源工业重新收归国有。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普京已经拒绝了对抗，并且与大多数寡头政治家达成一致，允许他们继续保持他们的利益，这个妥协表明了普京的兴趣所在。

    受世界石油价格的支持，石油工业依旧是俄罗斯经济的发动机：国家年收入的1/3来自石油工业。这给俄罗斯的财政面貌增色不少，一些西方观察家甚至做出了“新的经济增长”的荒谬预言。（俄罗斯人倒是真想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国外，自普京就任来，资本外流已经增长了30%）西方人对能源部门至少是满意的：俄罗斯政府正在与欧盟协商加倍出口燃料，并且确保西方国家在管道和设备方面的投资。
军队的耻辱

    苏联解体最令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它从世界第二号军事超级大国衰落成军队没有战斗力且装备落后的国家。军队的衰落来自军费的减少和普遍的腐败，这二者都得到了叶利钦的纵容：他根本没有兴趣去维持和加强对他的统治没有帮助的制度。这使得军队在1994—1996年打击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的战争中蒙受耻辱。普京承诺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拥护军队和安全机构的利益，于是这些部门的人积极支持他的当选。北约的轰炸引起了普遍的愤怒。1999年，这种感情为普京提高在公众的声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俄罗斯的国家定位而言是基本的。俄罗斯所走的路是与西方分离的，这个理念曾经残存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并保持俄罗斯联邦实际的完整性，拥有一支力量强大的军队是必需的。那么今天的俄罗斯武装力量是什么状况呢？

    为了弄明白俄罗斯军队的现状和俄罗斯整个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查明俄罗斯对车臣武装战争背后的因素。这场战争虽然在人权领域引发了一些批评，但是在俄罗斯只引起了较少公众的不满，人们把这场冲突看作是为俄罗斯联邦而进行的战斗。一旦车臣人赢得独立，他们就会要求分割从里海开始，经过他们的地域到达新西伯利亚和黑海上的石油管道，而且俄罗斯联邦内其他一些不安定的穆斯林地区——从高加索到石油蕴藏丰富的塔坦尔斯坦和巴什阔尔斯坦也可能闹分裂。

    获取里海石油储藏中最好的部分是克里姆林宫对内、对外政策中的首要目标之一。当车臣分裂分子在1999年侵略邻近的达吉斯坦共和国时，他们不仅威胁到俄罗斯在里海的地位，还威胁到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军事基地的联盟。俄罗斯需要这些军事基地来扼制土耳其的企图和西方在这一地区的霸权渗透。考虑到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莫斯科明智地选择了强调外国（特别是穆斯林）政府和雇佣军在车臣战斗中发挥的作用。

    自从联邦军队再次进入车臣地区，并且控制了北部低地、首都和主要城市，普京就声称军队并不是在进行一场战争，而是在完成“反恐怖主义行动”，“打击小股匪徒”。普京坚持将会有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使车臣再次并入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也一直限制在对战斗胜利、儿童获救的正面报道。但国家电视台播出了大量令人不愉快的克里姆林宫统治的反馈：车臣分裂分子频繁向俄罗斯军队发动进攻，其中一些造成数十人的伤亡；他们杀死那些与俄罗斯当局关系密切的同胞；制造一些绑架、偷窃的野蛮事件。俄罗斯军队也绑架车臣人索取赎金；一些俄罗斯士兵还把武器卖给这些分裂分子换取毒品和现金；拷打被拘留的人也是联邦监禁中心的一个惯例……所有这些促使普京去视察车臣地区，责备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军队指挥官的无能和失职。但是，车臣地区的战斗还在继续，并没有结束的迹象，双方的暴力活动还在继续。

    普京承诺通过许多引人注目的改革来提高军队的素质。去年9月，国防部长宣布将120万现役军人削减到85万人，约是三分之一的军事力量。这一措施有可能改善现有羸弱、较差的军事力量，提高待遇，并且腾出一部分资金制造十枚新的最具杀伤力的“白杨—M”新洲际弹道导弹。但是两周时间不到，一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宣布，军队人数事实上依然保持苏联时期的水平，共有超过200万的现役军人以及96万人的城市自卫队，这一宣布揭漏了叶利钦时代非军事化的欺骗性，并使得现在消减35万军人的意义显得不那么重要。这样，军队改革的结果就不明确了。但是车臣地区伤亡的数字不管是多少，都会勾起人们的记忆，叛乱分子已经牵制住了曾经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军队了。

    俄罗斯超级大国的雄心抱负和他在军队、经济两个国内问题上的失败相互抵触。普京承诺要实现雄心抱负，无论军队有多么腐化，俄罗斯大概都会保持一个核武器军械库，以表面上的强大防止北约在他的土地上发动“人道主义者”的战争。俄罗斯军队在车臣地区造成的废墟表明了为了保持俄罗斯的完整，莫斯科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

    严峻的扎伊尔之路

    俄罗斯的未来如何？伊凡四世的统治使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等同于抢劫和利用俄罗斯人民。国家长达5个世纪的掠夺表明俄罗斯人民习惯了镇压，或只是想减少其影响和悄悄地逃避。但是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俄罗斯人就已经开始重新评价他们的历史和政府，开始参与政治，在公开的选举中投票。他们已经享受了新建立起来的表达自由、集会自由、行动自由和旅行自由。然而历史在暗示：俄罗斯人建立起的强大的国家必定会有腐败、滥用权力、暴力、缺乏自由和不稳定，并最终必定走向灭亡。

    1991年那些使国家濒临解体的政策现在不应再被采用。叶利钦造成的羸弱的国家使人民倍受“吗啡亚”和腐败官僚的剥削。与此同时，许多莫斯科的政治精英仍然将俄罗斯视为能够与美国对抗的强权大国。（在叶利钦和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已经通过与中国、印度结盟，向伊朗出售武器和核技术，支持伊拉克、塞尔维亚、北朝鲜和古巴的方式与美国对抗了。）因为俄罗斯的文明和身份被广袤的领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着，所以它争做超级大国的野心是不可泯灭的。

    目前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GNP的4%，这种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使俄罗斯争做超级大国的主张充满了危险。有鉴于此，普京应当明智的想起当年正是极高的国防支出造成了苏联的灭亡。但是普京已经宣布：他将提高军事预算来“应对新地缘政治的现实及内部和外部的威胁”。（去年的预算包括了7%的增长，普京决心最终增长57%）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强大，它将再一次掠夺人民的财产。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复兴国家，但是追求强权大国的野心仅仅意味着进一步的痛苦、自私的利用和腐败。

    在过去的10年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于酒精中毒、暴力的人数不断上升，俄罗斯的人口几乎每年减少100万。预言是十分惊人的：到本世纪中叶，俄罗斯将失去1/3的人口（现在是1亿4600万）。这还不包括结核病和艾滋病造成的人口损失——这二者自1998年就已经广泛的传播了。随着人口的减少，俄罗斯将会发现它越来越难以应对中国人口的挑战。中国的过剩人口正涌向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他们给俄罗斯带去了贸易和小规模的投资，目前对俄罗斯是有益的，但是将来必定导致种族分离主义。虽然克里姆林宫超级大国的要求可以阻止它成为西方的忠实伙伴，但是，国家经济的缺陷和人口的萎缩最终将妨碍俄罗斯对他国构成威胁。俄罗斯目前仅靠人力、资源勉强维持，苏维埃时期军事储备大增，普京提出的计划只会使国家更糟。考虑到以上因素，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俄罗斯正在走上扎伊尔式的道路，正在成为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公民们正在陷入贫穷、疾病和绝望中，而自然资源却正在被一个权力精英开发利用着。

    对西方而言，这意味着什么？虽然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高涨，但是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很难产生类似于引发冷战的思想冲突。特别是，如果西方和北约不坚持用俄罗斯在以往势力范围内的军事冒险来羞辱莫斯科，那么，克里姆林宫更不会发表好战宣言。对于俄罗斯精英的利益而言，西方商业继续在安全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运作，俄罗斯人和外国人的投资确保那里良好的基础设施，是有利的。当其他地区的情况恶化时，这两个城市很可能继续发展：据官方统计，莫斯科的人口有900万，但实际也许达到1200万。西方政府将继续购买俄罗斯便宜的石油和天然气，并且极有可能加大对这些工业的投资。

    至于超级大国的地位，与凯末尔统治下的土耳其人或拜占庭希腊人（前者为了安那托利亚的故土而自愿放弃帝国，后者为了保卫帝国而与土耳其人战斗）相比，俄罗斯人很可能面临一条漫长、缓慢、相对和平的衰落之路，这个过程正在进行。

    （郭 芳 译自《大西洋月刊》2001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