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意谓”和再现
杜小真译
来源：《声音现象》第四章
    让我们回忆一下这种论证的对象及其关键：表达与意谓的纯粹功能并不是交流、告知、表现，也就是说不是指示。然而，“灵魂的孤独生命”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无指示的表达是可能的。在孤独的话语中，主体于自身一无所获，也不对自身指示任何东西。为了支持这种在现象学中不断能看到其结果的证明，胡塞尔求助于两类例证：
    一、在内心话语中，我与自己毫无交流。我对自己毫无所指。我至多只能想像着这样做，我只能自己再现自己，有如自己对自己表现某种东西。在此，这只能是一种再现和一种想像。
    二、在内心话语中，我与自己毫无交流。我只能佯作交流，因为我并不需要交流。这样一个过程——自我对自我的交流——是不能发生的，因为它丝毫没有意义；而它之所以没有任何意义，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目的性。心理活动的存在不需要被指示(我们想到，一般说来，只有一种存在可能被指示)，因为它在现在时刻是面对主体在场的。
    让我们先看一下把这两个例证联结起来的段落：“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在孤独的话语中确实也在说话。因此，把自己把握为一个说话者，甚至偶尔把自己看作为对自己说话的人，也肯定是可能的。比如，当某人对自己说：‘你瘦了，你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在交流的严格意义上讲，人们并没有说话，人们于自身毫无交流，只能自己再现说话者和交流者。在独白中，各种词无论如何不能在心理活动的此在(Dasein)的指号功能中为我们所用。因为，这样一种表述在此没有任何目的性(ganz zwecklos ware)。有关的活动实际上在同一时刻(im selben Augenblick)被我们自身所体验。”
    这些论点提出的问题纷繁复杂。但是，这些问题囊括语言中的再现的一切形态。这种再现是在想像的一般意义上讲的，但同样也是作为呈现的重复或再造的再现，作为改变了呈现或当今化(Gegenwartigung)的再现；最后可以说，是在代替、占据另一个想像的位置的再现者的意义上讲的(Reprasentation，Reprasentant，Stellverstreter)。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证。在自白中，人对自己毫无交流，他把自己再现为说话者和交流(man stellt sich vor)。胡塞尔于是似乎对语言进行实在和再现的区别。在真正的交流与“被再现”的交流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存在着一种单纯的外在性。再者，为进入作为纯粹再现的内部话语(在交流的意义上讲)，应该通过幻想，即通过特别类型的再现：胡塞尔后来定义为中性化再现的想像的再现。
     人们能否对语言运用这种区分的体系?首先应该确定在交流中，在所谓语言的真实的实践中，再现(从这个词的所有意义说)从根本上讲不是构成的，它只是偶然在话语实践中发生的一种事故。然而，完全有必要认为在再现的语言中，“实在”并不会在这儿或那儿为了简单原因而补充进去，而这些原因在原则上讲，是不可能严格区别开来的。不过人们不必说这是在语言中被制造的。一般语言就是这个。也唯有这个是一般语言。
    正是胡塞尔本人向我们提供了反其道而思考的手段。实际上，当我如人所说真正地使用词的时候，不管我是否在交流结束时使用词(我们现在在此先于这种区别而处于一般符号的要求之中)，我应在游戏开始时(在)重复的结构中进行使用，而这种重复的因素只能是再现的。如果一个事件就是指不可替代和不可逆转的经验统一性的话，那一个符号就永远不是一个事件。一个“只此一次”发生的符号不是一种符号。一个纯粹惯用的符号也不是一个符号。一个能指(一般的)通过能够改变它的经验特征的多样性在其形式中应该是可认识的，尽管经验特征的多样性能够改变能指。它应该始终是同一个而且能够如此这般地被重复，尽管有并且通过人们称作经验事件的东西必然要它承受各种改变。每当一个音素或一个字母在一个公式或一种感知中出现时，这音素或字母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另一个，但是，它只有当一种形式的同一性得以重印出来并且承认它时才能够作为符号和一般语言进行活动。这种同一性必然是理想的。它必然引出一种再现：就像想像(Vorstellung)，一般理想性的领地，就像一般创造性的重复的可能性，就像再现，因为每个能指的事件都是替代者(所指的，也是能指的理想形式的替代者)。这种再现结构就是意义本身，若不从一开始就涉入一个不定的再现性中去，我就不能开始一个“真正的”话语。
    人们可能会反驳说，这种独特的表达性的再现特征正是胡塞尔要通过一种孤独的话语的论题显现的，这种话语在脱去交流和表述的外壳的过程中适应着话语本质的要求。而我们恰恰是用胡塞尔的观点顺理了我们的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是，胡塞尔仅仅是使用表达而不是使用一般的意义对作为想像的再现范围的依附进行描述。而我们刚才已经指出，想像——以及它的其他再现性的改变——任何一般的符号都包涵着它们。另一方面，特别是当人们承认话语基本上是属于再现的范围，“真实”话语和话语的再现之间的区别就变得令人怀疑了，不论话语是纯粹“表达”的还是介入到一种“交流”中去。由于一般符号原始重复的结构，“真正的”语言完全有机遇与想像的话语一样成为想像的，而且想像的话语也完全有机遇像真实的话语一样真实。无论是涉及表达还是表述的交流，实在与再现之间，真实与想像物之间，简单在场与重复之间的差异己经开始消失。维持这种差异——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在胡塞尔那里——难道不是适应了要坚持挽救在场并且还原符号或改变符号方向的欲望吗?难道不随之而产生重复的全部威力吗?这就同样是在重复、再现以及避开在场的差异的结果——可靠的、安心的、构成的——中活跃着的东西。正如我们刚才所做的，肯定在符号中，差异并不发生实在与再现之间，这就是回过来说，肯定这个差异的手势就是这种符号的消失。但是，可有两种方式消除符号的创造力，我们要注意的正是所有这些运动的不稳定性。这些运动之间的过渡是非常迅速也是非常微妙的。人们可以以一种直观和在场的哲学的传统方式消除符号。这种哲学在改变符号方向的过程中消除符号，在使再创造和再现对一个简单在场进行突然改变的过程中取消它们。但是，因为正是这样一种哲学——真正说来是西方哲学和西方历史——如此构成并确立了符号的观念本身，这种符号在它的意义核心之中从一开始就以偏向(derivation)和抹去(effacement)的意志为标志的。因此，确立一种并不是从符号导出的创造性和特性以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这就是通过一种表面的悖论消除符号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意义是属于在场的形而上学的遭遇的。这种图式对于再现、重复、差异等诸种观念及其全部体系都很有价值。这种图式的运动现在和以后都只会从内部、从某种内在出发对形而上学的语言进行研究。这个工作可能已经开始。当形而上学的终结被命名时，应该重新把握在这内在中所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回忆一下这种论证的对象及其关键：表达与意谓的纯粹功能并不是交流、告知、表现，也就是说不是指示。然而，“灵魂的孤独生命”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无指示的表达是可能的。在孤独的话语中，主体于自身一无所获，也不对自身指示任何东西。为了支持这种在现象学中不断能看到其结果的证明，胡塞尔求助于两类例证：
    一、在内心话语中，我与自己毫无交流。我对自己毫无所指。我至多只能想像着这样做，我只能自己再现自己，有如自己对自己表现某种东西。在此，这只能是一种再现和一种想像。
    二、在内心话语中，我与自己毫无交流。我只能佯作交流，因为我并不需要交流。这样一个过程——自我对自我的交流——是不能发生的，因为它丝毫没有意义；而它之所以没有任何意义，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目的性。心理活动的存在不需要被指示(我们想到，一般说来，只有一种存在可能被指示)，因为它在现在时刻是面对主体在场的。
    让我们先看一下把这两个例证联结起来的段落：“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在孤独的话语中确实也在说话。因此，把自己把握为一个说话者，甚至偶尔把自己看作为对自己说话的人，也肯定是可能的。比如，当某人对自己说：‘你瘦了，你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在交流的严格意义上讲，人们并没有说话，人们于自身毫无交流，只能自己再现说话者和交流者。在独白中，各种词无论如何不能在心理活动的此在(Dasein)的指号功能中为我们所用。因为，这样一种表述在此没有任何目的性(ganz zwecklos ware)。有关的活动实际上在同一时刻(im selben Augenblick)被我们自身所体验。”
    这些论点提出的问题纷繁复杂。但是，这些问题囊括语言中的再现的一切形态。这种再现是在想像的一般意义上讲的，但同样也是作为呈现的重复或再造的再现，作为改变了呈现或当今化(Gegenwartigung)的再现；最后可以说，是在代替、占据另一个想像的位置的再现者的意义上讲的(Reprasentation，Reprasentant，Stellverstreter)。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证。在自白中，人对自己毫无交流，他把自己再现为说话者和交流(man stellt sich vor)。胡塞尔于是似乎对语言进行实在和再现的区别。在真正的交流与“被再现”的交流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存在着一种单纯的外在性。再者，为进入作为纯粹再现的内部话语(在交流的意义上讲)，应该通过幻想，即通过特别类型的再现：胡塞尔后来定义为中性化再现的想像的再现。
     人们能否对语言运用这种区分的体系?首先应该确定在交流中，在所谓语言的真实的实践中，再现(从这个词的所有意义说)从根本上讲不是构成的，它只是偶然在话语实践中发生的一种事故。然而，完全有必要认为在再现的语言中，“实在”并不会在这儿或那儿为了简单原因而补充进去，而这些原因在原则上讲，是不可能严格区别开来的。不过人们不必说这是在语言中被制造的。一般语言就是这个。也唯有这个是一般语言。
    正是胡塞尔本人向我们提供了反其道而思考的手段。实际上，当我如人所说真正地使用词的时候，不管我是否在交流结束时使用词(我们现在在此先于这种区别而处于一般符号的要求之中)，我应在游戏开始时(在)重复的结构中进行使用，而这种重复的因素只能是再现的。如果一个事件就是指不可替代和不可逆转的经验统一性的话，那一个符号就永远不是一个事件。一个“只此一次”发生的符号不是一种符号。一个纯粹惯用的符号也不是一个符号。一个能指(一般的)通过能够改变它的经验特征的多样性在其形式中应该是可认识的，尽管经验特征的多样性能够改变能指。它应该始终是同一个而且能够如此这般地被重复，尽管有并且通过人们称作经验事件的东西必然要它承受各种改变。每当一个音素或一个字母在一个公式或一种感知中出现时，这音素或字母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另一个，但是，它只有当一种形式的同一性得以重印出来并且承认它时才能够作为符号和一般语言进行活动。这种同一性必然是理想的。它必然引出一种再现：就像想像(Vorstellung)，一般理想性的领地，就像一般创造性的重复的可能性，就像再现，因为每个能指的事件都是替代者(所指的，也是能指的理想形式的替代者)。这种再现结构就是意义本身，若不从一开始就涉入一个不定的再现性中去，我就不能开始一个“真正的”话语。
    人们可能会反驳说，这种独特的表达性的再现特征正是胡塞尔要通过一种孤独的话语的论题显现的，这种话语在脱去交流和表述的外壳的过程中适应着话语本质的要求。而我们恰恰是用胡塞尔的观点顺理了我们的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是，胡塞尔仅仅是使用表达而不是使用一般的意义对作为想像的再现范围的依附进行描述。而我们刚才已经指出，想像——以及它的其他再现性的改变——任何一般的符号都包涵着它们。另一方面，特别是当人们承认话语基本上是属于再现的范围，“真实”话语和话语的再现之间的区别就变得令人怀疑了，不论话语是纯粹“表达”的还是介入到一种“交流”中去。由于一般符号原始重复的结构，“真正的”语言完全有机遇与想像的话语一样成为想像的，而且想像的话语也完全有机遇像真实的话语一样真实。无论是涉及表达还是表述的交流，实在与再现之间，真实与想像物之间，简单在场与重复之间的差异己经开始消失。维持这种差异——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在胡塞尔那里——难道不是适应了要坚持挽救在场并且还原符号或改变符号方向的欲望吗?难道不随之而产生重复的全部威力吗?这就同样是在重复、再现以及避开在场的差异的结果——可靠的、安心的、构成的——中活跃着的东西。正如我们刚才所做的，肯定在符号中，差异并不发生实在与再现之间，这就是回过来说，肯定这个差异的手势就是这种符号的消失。但是，可有两种方式消除符号的创造力，我们要注意的正是所有这些运动的不稳定性。这些运动之间的过渡是非常迅速也是非常微妙的。人们可以以一种直观和在场的哲学的传统方式消除符号。这种哲学在改变符号方向的过程中消除符号，在使再创造和再现对一个简单在场进行突然改变的过程中取消它们。但是，因为正是这样一种哲学——真正说来是西方哲学和西方历史——如此构成并确立了符号的观念本身，这种符号在它的意义核心之中从一开始就以偏向(derivation)和抹去(effacement)的意志为标志的。因此，确立一种并不是从符号导出的创造性和特性以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这就是通过一种表面的悖论消除符号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意义是属于在场的形而上学的遭遇的。这种图式对于再现、重复、差异等诸种观念及其全部体系都很有价值。这种图式的运动现在和以后都只会从内部、从某种内在出发对形而上学的语言进行研究。这个工作可能已经开始。当形而上学的终结被命名时，应该重新把握在这内在中所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