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热爱黑色作为政治反抗

热爱黑色作为政治反抗



贝尔•霍克斯:金蕾 译 康宏锦 校

我们应该改变我们自己的看法……
我们应该改变对彼此的看法。
我们应该以新的眼光看待彼此。
我们应该热情相处……

Malcolm X

学生们一向喜爱我教的一门关于黑人妇女作家的课。上学期我教这门课时,如往常一样,我和我的学生们就Nella Larso的小说《过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的学生们对于讨论黑人渴望成为白人的话题很有兴趣。然而当我提出书中人物克莱尔,一位黑人妇女,虽然成年后一直被当作白人,并且与一位白人富商结婚生子,却是小说中唯一真正渴望黑色的人,而正是这种渴望使她被谋杀的时候,却没有得到学生们的响应。克莱尔大胆地宣称她宁作哈莱姆(纽约市的黑人区)的穷女人,而不愿在市中心作白人太太。我建议学生们思考一下,在白人至上主义的文化中,热爱黑色可能是危险的,会构成对社会结构的严重威胁,以至于死亡成了热爱黑色的惩罚。可是这群多种多样的学生们(班上不少学生是黑人)令我失望,他们明显得对这个问题反映冷漠,而对于讨论黑人渴望成为白人的话题更有兴趣,以至他们不能严肃的讨论“热爱黑色”这个话题。
我的学生宁愿讨论黑人对于黑色的憎恨;他们(特别是黑人学生)以雄辩的词语互相承认他们是如何用各种方式试图更像白人,即使是象征性的。他们详细描绘他们是如何改变言谈举止、穿着方式,甚至选择某些白人朋友,以便更像白人。金发碧眼的白人学生抓住机会表示他们直到交了黑人朋友,或是上了研究黑人的课,或是读了Toni Morrison的小说《最最蓝的眼睛》才意识到种族主义对于有色人种的心理有这样大的影响。更有白人学生说直到有了非白人的朋友,他们才意识到“白人特权”的存在。
这个班上40多个学生认为自己是进步的,可是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感到能从他们的行为中看到白人至上主义是如何影响我们整体的心理状态,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体质,决定我们的言谈举止、饮食习惯、我们的梦想,以及我们如何看待彼此。在这些行为礼仪中,最可怕的一点是我们对于黑人自我憎恶这个话题感兴趣的程度压倒了“热爱黑色”这个话题。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不愿公开承认在白人的集体思维中,黑色代表着憎恶与恐惧。而其他种族群体发现在白人至上主义的环境中,获得认可的捷径就是认同白人的种族主义思维方式。所以在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社会中,“热爱黑色”的思想与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得到表现,一旦有所表现,就会被认为是可疑的、危险的、具有威胁性的。
在种族隔离的情况中产生的黑人反文化是为数不多的为黑人非殖民化提供空间的环境,使热爱黑色有了可能。如果白人至上主义的制度没有得到改变,种族隔阂只能破坏有限的反对空间,因为它让人们幻想在对于黑色与黑人文化的态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种族平等也是可以实现的。许多黑人进步分子在和白人进步分子共同工作之后发觉他们虽然想和我们一同工作(甚至成为我们的性伴侣),可他们却没有摆脱白人至上的想法,因而十分失望。白人进步分子常常无法放弃白人比黑人优秀、比黑人聪明、比黑人善于思考、甚至于比黑人友善的偏见。摆脱了殖民主义影响的黑人进步分子经常吃惊地发现许多黑人民众虽然自称反对种族歧视,却不能放弃白人至上的想法,而让这种想法左右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别的黑人。他们觉得自己不如白人,总象是“缺了点什么”。而在学术界,讨论黑人自我憎恨,研究白人至上主义是如何使黑人民众内化对自己的种族仇恨,从而加强了对黑人的剥削与殖民化的著作如同凤毛麟角,少得令人吃惊。几乎没有几个黑人学者仔细探讨过黑人对于白色的痴迷。
黑人宗教学者James Cone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觉醒了的黑人学者之一。他坚持认为应该批判的探讨白色的意义;同时在白人至上的文化中,对白人自我意识的建立过程提出质疑。他的早期著作《关于解放的黑人宗教学说》要求人们认识到在美国社会中,黑色作为一种“本体论的象征”典型的显示了压迫的含义。他号召白人、黑人以及所有非黑人的人群去珍爱黑色、热爱黑色,从而反对白人至上主义。他大胆主张:
“大多数白人相信‘民主中的自由’,他们努力地想让宪法中的理想成为所有人的现实。他们似乎相信只有我们想这个目标不懈努力,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理想的国度。可是这些做好事的人没有意识到,美国的问题不在于宪法中的理想没有成为所有人的现实,而在于人们相信白人至上主义与人性是不矛盾的。这个国家是为了白人而建立的,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从白人的角度出发的……白人至上的想法是世界上所有痛苦的根源,我们一定要消灭它。”
当然Cone的许多读者对他这种黑白分明的理论感到不安。乍一看,他的理论不过是把白人种族主义理论倒了过来:在他许多早期作品里,黑色代表良好、正义、积极性和美德,而白色则代表所有邪恶、消极性。
Cone的目的在于震撼与教育读者,使他们不仅能冲破不敢正视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罪恶这一关,进而承认白人至上主义的罪恶和种族主义统治的非正义性,而且能理直气壮而英勇的参加反种族歧视的斗争。Cone鼓励读者与他们认知世界的白人至上主义这一认识论出发点决裂,坚持认为应对作为标志的“白色”提出质疑。他要让公众了解到出了明显的偏见与压迫外,种族歧视还有更加不易察觉的表现形式。他的早期作品采取了激进的言辞,旨在震撼读者,使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幸的是,许多读者对他的激进言词与黑白分明的观点产生反感,更不能接受他坚持批判“白色”的要求中的深刻含义。许多读者只看到他激进的个人风格,因而忽视或是不承认他对“白色”的话语是必要的批评性干预,他的话语要求对种族以及消灭种族歧视的策略所持的传统方式继续不断地提出质问。
Cone提倡的这种观点转变成为近来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中的一条重要及被广泛接受的原则;得到有关种族的批判著作,尤其是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等学术流派的著作的认同。现在许多活跃于反种族歧视斗争的白人能够承认所有白人(以及所有生活在白人至上主义文化中的人们)都在歧视黑色的同时过分重视白色,不管这种认识是否对他们的实际生活产生影响。起码在理论的高度,他们理解改变这种思维方式的迫切需要。而改变白人至上态度的关键在于解构白色所象征的意义。
在当代种族研究中,要求批判的看待白色已被接受,甚至成为流行的观点。虽然Cone的学术理论被他的过激言论所局限,他的主要观点,即如果人人热爱黑色、认同黑色,白人至上主义的内在逻辑就会不攻自破,这对当代种族研究有很大的影响。Cone并不赞同消除种族的概念,他不认同这种感情用事的观点,即如果人们忘记种族的存在,把对方看作是同样的人,种族歧视就会消失。相反的他坚持认为种族压迫的政治环境使黑人形成了与白人截然不同的对于现实的认知,而从此认知环境中出现了独特的黑人文化。因此他有预见的要求白人认识到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的不同之处,并以此作为种族团结的基础。
在当代女性主义者关于种族的研究著作中,这个观点是屡见不鲜的。许多女性主义学者不再认为种族平等与和谐建立在相同文化的基础上,转而坚信只有正面承认文化差异,是消除白人至上主义的真正起点的理论,才能最好地促进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哲学家Ron Scaap的文章《(Rorty):感情认同的呼声与策略》在评论Richard Rorty的作品《不确定性、讽刺与团结》时尖锐地指出,许多自认思想开明的认只是很肤浅地认同社会多元化的观点,本质上却牢牢抓住“我们”都是一样的观点,就象迈克尔•杰克逊歌中唱的:“你是黑人或白人都没有关系。”
Scaap写道:“许多自认为思想开明的人对他们容忍‘异类’的能力很骄傲,其实只有在把‘异类’按照自己的形象重新描述后才能‘体会’到别人受到的压迫与屈辱。这种重新描述的行动实际上是一个试图利用别人的过程,只是看起来这些‘进步分子’在做一些慷慨的行动。这是试图把一个消费的行动变得像一个认同行动的过程。”
不少反种族歧视的团体旨在帮助白人认识到自己也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因此参加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对他们也是有利的。这种论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然而这种源于共同受害理论的政治团结其危险在与又使白人成为种族压迫的中心,而使边缘种族所受到的特殊形式压迫得不到重视。这种论点中不言而喻的根据是当种族主义社会中的特权团体认识到其实也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时,他们就会反抗种族压迫。可是实际上许多人从种族压迫的社会结构中得利很多,根本没有体会过任何受压迫者的痛苦。
帮助白人认识到他们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因而希望他们参加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是个误导的策略。我们必须愿意承认特权团体的某些个人虽然不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也有可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选择站在受压迫者的一旁。也就是说,这样的团结不必以共同的经历作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对种族歧视的认识和对反感种族压迫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会认识到有必要教育种族制度中的特权团体,使他们对种族歧视有批判性的认识,而能够放弃他们作为压迫者的地位,即使他们并不是受压迫的受害者。这种想法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种族压迫的文化扭曲了人们的心理,对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都是有害的。
在他的著作中,Cone承认白人也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可也同时强调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所体会的痛苦在程度上是截然不同、不可相比的。他写道:
“白人常说他们知道被奴役的滋味,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真地知道,他们会立即加入黑人反种族歧视的革命,来解放自己。他们会毁灭自己,而再生为美好的黑人种族。”
显然白人不可能选择成为黑人,我们必须区别认识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与源于实际行动的认同黑色的团结;在这种团结中人们放弃白色是受害者的标志。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我特别提到在当代社会中,黑人文化的商业化和流行化,对白人至上主义根本不构成威胁,因为这只是使黑色成为“为平淡的白人主流文化这道菜添加味道的调味品”。演讲结束后,一位白人妇女很热切地问道:“我们都是在种族主义的社会中长大,不是吗?”请注意,她在问题中构筑了一个社会整体的概念,而这个整体有着共同的经历。我答道如果他们愿意,所有的白人(以及社会中所有人)都可以有意识的选择作“全天候”反种族主义者,我们谁也不是社会交往中被动的受害者。我接着解释,白人强调所有人都被强迫教育成种族主义者,以此来分散他们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力量。显然,这位提问的白人妇女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当我指出,她对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我的回答,更感兴趣,她说道,她真正想说的是“黑人和白人一样都有种族歧视——我们都是种族主义者”。我质问她的观点,并解释偏见(黑人和白人互相之间,和与其他种族之间都有着偏见)是在本质上有别于有组织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压迫,她立即走开了。
这种观点注重黑人与白人文化的整体性与相似性,强调黑人和白人一样使种族主义者,它使白人的种族压迫所产生的悲惨后果得不到重视,甚至为白人的种族压迫寻找托辞与借口。这个观点的存在表明人们对种族主义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理解不深,也表明人们不愿了解种族主义的意义与后果。种族主义具有压迫性,不在于白人对于黑人的偏见(白人可以执这种偏见但不去干涉黑人),而在于白人对黑人进行压迫的一整套社会制度与组织。这一点为什么白人很难理解呢?黑人对白人也有偏见,可是黑人不可能有任何社会制度组织来强迫与控制白人的生活与福利。这一点大家必须理解。
同时,任何黑人分离主义的社会表现都被白人视为反白人的种族歧视,而实际上,这不过是黑人建立自己的政治庇护空间的尝试,以次暂时避开白人统治。保守的黑人学者之所以接受黑人也是种族主义者的观点,是因为白人把黑人看作当然的知情者,而他们证实了这一事实。Shelby Steel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相信他的文章是最经常被白人学者复印的;当白人学者想向他们的黑人同行证明他们所持的“黑人也是种族主义者”的观点一向正确时,他们往往就引用Steele的作品。Steele提出任何时候黑人只选择与黑人集会时,他们不是在支持源于黑人自卑感的种族分离运动,就是不愿承认种族差别是不重要的(也就是接受我们都是一样的观点)。在他的著作《我们性格的内涵》中,他对黑人自我隔离运动发表评论:“(黑人自我隔离运动)是一个地理政治性的运动;这个运动试图把种族以地域分离,如同当年黑人与白人的种族隔离一般。”在他的论述中,他从没意识到黑人想与白人保持距离,以创造自己的空间,逃避种族歧视。
每一个觉悟的黑人在白人占大多数的情况下往往会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不得不听着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故事或笑话,受到不同形式的种族歧视的骚扰。自我隔离的行为在有些黑人大学生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黑人大学生从小生活优裕,在全白人的环境中长大,相信种族主义已不复存在,黑人白人都是一样的人,可是他们离家上大学后却有了被歧视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没有心理准备来面对与质问白人的种族歧视行为,因此他们常常选择只与其他黑人交往。
Steele拒绝承认这种苦痛——这种白人至上主义在日常交往中的表现——因此,在他看来黑人个人看起来仿佛不喜欢与白人交往。其实许多黑人害怕他们在与白人的交往中如果不处处提防,就会受到种族歧视的伤害,因为他们知道种族主义的想法并没有在白人的思想中消失。在课堂上,许多黑人学生告诉过我他们的故事:他们以前相信种族主义已不存在,认为和兴趣相投的白人朋友交往没有错,可是却发现他们不得不面对他们的白人朋友们的种族歧视行为。一位黑人女学生告诉我,在中学里她常常和一群白人朋友在一起,一天他们坐车兜风,正好看到一群黑人少年穿过马路。她的一位朋友说道他们应该“轧死这群黑鬼”。这位黑人女学生说她当时不能相信自己的朋友说了这样的话,感到受到极大伤害。她当时什么也没说,可开始觉得与同龄白人有了距离,这距离到现在也没有消失。Steele认为那些愿意与黑人交往的白人有着很好的意图,不可能是种族主义分子。可他没有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好的意图与种族歧视思想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态度同时存在。
我在耶鲁大学任教时,常有白人学生问我,为什么在餐厅里,黑人学生总是坐在一起,往往是坐在一张餐桌周围。他们认为这是黑人种族分离态度的表现。当我反问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觉得白人学生坐在一起是白人种族分离态度的表现时,他们总是答道:“我们是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坐在一起。”他们从没想过,正因为同是白人,他们交往起来才更容易。
现在白人与黑人交往、喜爱黑人文化是个时尚可大部分白人不觉得这和种族主义思想有什么冲突。相反地,当白人享受黑人文化时,他们是在提高自己在白人主流社会中的地位。Jonathan Rutherford在他的论文《那叫做家的地方:文化差异的意义与影响》中评论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十分喜爱文化差异:广告中充满了能增加我们个人独特性的商品。赶上你的邻居的生活水平不再是时尚,重要的是得和他们不一样。从世界各国的音乐到异国情调的旅行,从带有民族风味的速成晚餐到秘鲁帽子,文化差异是热门商品。”
由此看来,有色种族选择合同种族的人交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要逃避在与白人交往过程中被“物化”的倾向。
Steele从未意识到黑人向往创造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热爱黑色成为团结的基础,哪怕这样的团结看起来像是黑人的自我隔离。幸运的是,有些人虽然不是黑人,却能够抛开种族歧视思想,真正的热爱黑色而不是成为文化旅游者。如果他们能够写下自己态度转变的过程,写下他们如何时时注意,不让种族主义思想再生,那一定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这样的作品早日出现。同时,一些黑人能够热爱黑色,把自己的思想从白人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不再认为黑人民族比白人低下。可他们却因不接受社会现状而受到惩罚:当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往往被认为是危险与不友好的。
那些愿意相信黑人白人文化部存在差异的黑人常常努力想变得与白人一样,在白人至上的社会中,他们会得到更多的物质回报。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想就是这样在黑人中扩散的。它用的不是强制手段,而是以进入白人主流社会的许诺来引诱黑人放弃热爱黑色的思想。Cone希望白人能放弃种族主义的思想,理解和团结黑人,可是他的理解还没有实现。相反白人至上的社会要求黑人作为一个整体接受白人至上的社会现状,也就是要求黑人接受白人的价值观念,而把黑色看作仅仅是软弱与受害者的标志。如果某些黑人的行为与白人对黑人的成见正好相符,那么这些行为就会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支持。例如现在侮辱女性的黑人节奏音乐在白人消费者中十分流行,正是因为它把黑人男性表现成充满暴力的野蛮人,而这正符合白人观念中黑人男性的形象。
在Nella Larson的小说《过去》,克莱尔正是把黑色看作是软弱与受害者的标志,因而认同白人。只要她对黑色持否定态度,它就能保持与黑人中产阶级的关系;黑人中产阶级虽然轻视黑色,蔑视低层黑人,却有着自我隔离的倾向。当克莱尔试图从正面理解黑色时,她与伊莲娜(一位黑人中产阶级女性)的友谊就破裂了。当克莱尔想重新认同她以前拒绝认同的黑色时,黑人中产阶级与她丈夫所代表的白人社会共同反对它。小说结尾时,我们不能肯定是谁谋害勒克莱尔,是她的黑人朋友还是她的白人丈夫?对于建立在种族、阶级和性别基础上保守的社会结构来说,她是个威胁;而她的黑人朋友和她的白人丈夫都要维持这个社会结构。
人权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解放运动,以及像“黑色是美好的”这样有利的口号对于反对种族歧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是现在大众媒体与保守的教育制度还是使大部分黑人接受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如果没有不断反抗与黑人寻求自决的解放运动,大多数黑人(以及其他所有人)不可能找到替代白人至上主义价值观念的,肯定黑色、热爱黑色的世界观。那些肯定黑人价值的仪式与活动(例如庆祝黑人历史和黑人节日),必须和旨在改变社会的反种族歧视运动相联合,否则不能对改变白人至上主义价值观念有所影响。
20世纪60时年代以后,主流社会开始认为物质上的成果比保持个人的道德观念更重要,许多黑人也接受了这种看法,因此旨在消除殖民主义影响、热爱黑色的黑人自决运动产生的影响不大。只要黑人组织被告知只有首先放弃自己的文化与历史才能取得经济上的自足与优势,那么黑人的认同危机就会继续存在。内化的种族主义思想会进一步侵蚀黑人整体自决运动。大量的黑人儿童会继续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因为他们需要克服自身不足的感觉,他们长大后会努力在社会中取得成功,可是他们也会因为自我价值的不足而无法完全享受自己的成功。
黑人可以取得个人物质上的成功,可往往牺牲与自己文化的联系作为代价,这是现代社会对黑人生活的悲剧性的嘲弄。Paule Marshall的小说《寡妇的赞歌》描述了这样一出黑人生活的悲剧。一对年轻的黑人夫妻,杰与艾维,当他们开始一起生活时,对黑人文化的共同的热爱和肯定给了他们很大的力量;可是当杰努力取得物质上的成功,他们对黑人文化的共同联系受到侵蚀。杰逐渐接受了白人主流社会对黑人的成见,开始轻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虽然当初他从黑人文化中得到过精神上的快乐与满足。杰过世后,他们的孩子也长大离家了,艾维开始仔细思考过去,她问自己:
“有没有可能两全呢?他们能够既挣够钱把自己从贫民区解救出来,养活孩子,就像他们已做到的,而同时珍惜,保存和保卫那些代代相传的、赋予他们生命特殊意义的东西,那些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
艾维只有在精神上得到再生,她才能重新认识自己,重获对于黑色的热爱。在这种觉醒与再生的状态中,她开始懂得应该做什么:“清醒的认识:他们需要清醒的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多么的宝贵。警惕性:他们还需要是使警惕的保护它,如同保护一件珍宝一样,不让那些想摧毁它或占有它的人碰它。”为了重新认识自己,艾维必须从自己过去汲取经验,了解自己的文化与历史,正面看待自己的祖先,并且帮助其他黑人摆脱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
一个压制人的文化要求它控制中的所有人都否定自我。对于处于不利地位的边缘种族来说,这样的要求更加强烈。各种各样的信息来源常常攻击黑人,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说你们没用,一钱不值,因此其中的许多人受到虚无主义的绝望的折磨,或沉溺于各种形式的毒品,因为它能使其逃避现实,体会到伟大崇高的幻象,得到暂时的自由与解脱。在《创造灵性》为了着重介绍Howare Thurman而出的特别版中, Victor Luis发表了他的文章《愈合正义的心灵》;在文章中他谈到内化的压制与沉溺对与黑人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创伤。在文章结尾时,他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要做完整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把自己从自我否定与羞辱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充满爱的精神社群,它能够增强我们的力量,消除我们的恐惧与绝望。在这里我们找到坚实的土地,正义如同洪流一般奔流不息;在这里烈火燃尽从软弱的儿时种族压迫就强加于我们身上的迷惑;在这里我们明白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并能找到力量去做。正确的认识自己、爱护别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愈合正义的心灵。”
可是只有当我们冲破那堵遮住黑人的自我仇恨、内心深处的苦恼与无法轻易解脱的痛苦的否定之墙,我们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爱惜自己。
像Paule Marshall小说中的人物艾维一样,一旦我们可以正视自己,就能够用清醒的认识来愈合自己精神上的创伤。回到我们精神家园的路程并不长,在那里我们可以用爱来治愈精神上的创伤,可令人惊奇的是,许多黑人却不曾找到这条回家的路。在自我否定的困境中,我们如同梦游者一样没有目的。然而如果我们敢于觉醒,敢于面对现实,这条回家的路就在我们眼前。在《希望与历史》中Vicent Harding启发他的读者:“(美国)社会中有色种族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中的大部分体会过被欧美白种人压迫与羞辱的滋味。在这个社会里,思考自尊自爱作为宗教感召力这个问题会很有意思。”当我们以自尊自爱来削弱种族压迫的基础时,作为一个整体,黑人和我们斗争同盟的力量会得到加强。作为一个政治立场,热爱黑色改变了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因此为我们反抗种族压迫与死亡、重组黑人生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