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阶层问题： 对其过去和现在角色的研究

卡尔•曼海姆

徐彬 译

知识界层的社会学理论纲要

知识界层的兴起标志着社会意识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知识阶层是最后一个获得社会学视角的群体，因为它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位置并未提供给它进入任何重要和功能性的社会领域的直接通路。与世隔绝的研究和对书面材料的依赖只能为它提供关于社会过程的派生性观点，这一阶层在很长时间内都未意识到变迁的社会特征也就毫不奇怪了。而那些对时代的社会脉搏敏感的人却发现，他们通向对自己的位置进行社会学评价的道路已被无产阶级所阻断。
这并非偶然，也并非出自有意设计。当后来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无产阶级已使自己的世界观变得完善了，这种世界观与以往的统治阶级强加于被统治阶层之上的意识形态一样具有催眠效果。无产阶级将自己置于其世界观的中心地位也是十分自然的。所有群体在进行社会定位时都会首先尝试一种抬高自己对于社会解释方法，这种偏见只有在一种较高层次的反思性中才能纠正自己——我们试图通过知识社会学来达到这种层次。因此随后出现的阶层不得不在他们理解自己之前，牢牢抓住无产阶级已确立的意识形态。这一过程与无产阶级从原来的禁止其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极其类似。当分散的知识阶层群体开始发现其社会地位时，他们就在无产阶级为自己营造的框架中理解自己。这就能解释知识阶层突然降低的自尊，原先的自负现在让位于屈从。
只要知识阶层仍是唯一公认的世界解释者，他就能声称自己在这些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他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为其他阶层服务的，这可以部分的解释知识阶层原来的自负。知识阶层的历史充满了其自认为重要的例子，从傲慢的教士阶层及其竞争对手——先知，人文主义者中的桂冠诗人，到裁判世界精神的启蒙和浪漫主义哲学家。我们知道，经过艰苦的斗争才使得雕塑家、建筑师和画家从工匠和仆人的层次上提升出来，达到受人尊敬的艺术家的地位，这一切大部分开始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但这些都是例外。某些为有权有势的赞助人工作的画家不会忘记将赞助人画在寓言画的某个角落中，同样哲学家也在其世界观中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只有在专家掌握了宇宙秘密的钥匙时，只有他成为其他阶层的大脑时，他对于自己的任务的信念才能维持下去。他的自负在遇到其他群体的居高临下的世界观时就结束了。许多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奴颜婢膝正是来自于一种无助感，当他，这个概念的魔术师、理念王国的君主的社会身份受到挑战时，这种无助感就征服了他。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种感觉无比深刻。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观点与无产阶级对社会世界的解释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但另一方面，人们必定要问：在什么程度上，这种新观点能将外在的、不充分的自我评价强加于知识阶层之上？让我们来评述一下马克思用诸某个阶层的概念工具。
什么是无产阶级社会学的轴心？这是一种阶级社会学，它只运用一个社会学概念：阶级。在这种狭窄的框架中，一个现象只能是阶级的或非阶级的。这种预先判断的技术在以前也常常被用来摧毁对手的自信，只给他提供无法确定自身的选择可能性。打个比方：一个女性如果只能将自己看作家庭妇女或妓女，那么她就不可能将自己与解放运动构想的其他角色联系起来。
这是一种最高尚的、又是最平和的构造意识形态的方法，而且并非一种精心谋划的策略；它之所以能使对手困惑，仅仅因为它脱离了侵犯性的、草率的自信。无产阶级曾经是这种意识形态控制的对象。所以对社会学思考方式毫无经验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阶级或非阶级的选择，最后发现自己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并非阶级，于是他们必定不足轻重。
这种自我确然性的突然丧失表现出两种典型的路线。
第一种路线是知识分子选择加入工人阶级政党。这并非平等的联盟，而是知识分子欲图抹煞自我，扮演无产阶级官员的角色，如同他们的某些前辈支持的原先统治阶级的事业一样。
第二种路线在舍勒身上体现得最清楚。他毫不犹豫得对其时代作了最极端的重新评价，并如同被魔鬼引诱，从宗教和历史哲学转向了社会学取向。在经验了社会力量对于思想的影响之后，他被知性的虚无主义的符咒所笼罩，在他生命即将结束时，他构想了一本名为《精神的无能》的书。
社会学思想并不必然使知识阶层走向失败主义和自嘲。人们若想在不断变化的事物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话，只需脱离那些强加于他之上的解释，从自己的观点来思考——如同现在每个群体所作的那样；他也可组织政治同盟，但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位置。
显而易见的是，知识阶层并非一个阶级，也无法组成一个政党，其行动也不会步调一致。这些尝试必定失败，因为政治行动主要依赖于共同利益，而相比其群体而言，知识阶层更缺少共同利益。没有哪个阶层比知识阶层更缺少目的专一和团结一致。政府官员、政治鼓动家或激进的叛逆作家、教师和工程师之间很少有明显的共同利益。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亲和性往往比他与其他知识份子之间的亲和性要强。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资产阶级或贵族的叛逆知识份子与此阶层中其他更少社会流动性的成员相比有着不同的反应。除去他们原来的各种阶级利益之外，知识分子还为其职业环境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动机和特定的态度，这都是社会学家所不能忽略的。
知识阶层是一个处在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空隙中的阶层，以阶级和政党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社会学只能将这种非阶级的聚合体视为某个既存阶级或政党的附属物。这种观念自然掩盖了知识分子的特殊动机，并且有可能使其自我评价失效。政治家不会关注这种没有政治特征的存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处理的是那些用以区分人们的截然分明的特征。他只以政治性方式进行思考，而不顾及与政治无关的群体。而社会学家则是社会现象的诊断者，将研究差别视为己任。
这一阶层的主要特征可以总结如下：它是存在于阶级之间、而不是阶级之上的集合体。只是阶层的个体成员可能会、并经常会有特定的阶级取向，在实际的冲突中他会站在某个政治派别一边。并且他的选择可能会是前后一贯的，并体现出清晰的阶级位置的特征。但除了上述情况之外，他所受到的训练装备了他，使他得从多种视角来看待当时的问题，而不是像大多数当时的争论者那样只用单一视角。我们已说过他的装备使他得从不止一个视角来看待当时的问题，问题在不同情况下，他可能是某个党派成员，并与某个阶级结盟。他的装备使他相比他人而言，具有更多的潜在易变性。他更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不那么始终如一地从属于争论中的某一方，因为他能够同时经验关于同一事物的几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这种倾向有时会与其阶级利益相冲突。他能够接触到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也更易接触到对于环境的不同评价，这就使得他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的较大范围内感到自得其所，但相比那些只在某个较小的现实范围内进行选择的人们而言，他又是一个不太可靠的盟友。而对于政治经验来说，知识分子更不易受诱惑，只支持某一政党直接投票和为某一政党辩护，就像他们以前经常做的和他们的父辈做的那样。
我们如果接受过去草率的简化方法，即从政党官员或阶级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上述事实，对于这些看起来费解的事实的常识已隐含在通常对于“受过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的区分中。一般人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和社会距离与穷人和富人、或雇主和雇员之间一样巨大。人们对于缺乏教育的自我意识往往比缺乏劳动手段的意识要更强烈，这也表达了上述观点。而这种差异在以阶级为中心的社会学参考框架中并不明显。
再次，我们重新强调：知识分子并未组成凌驾于阶级之上的阶层，也并不比其他群体更具有克服自己阶级附属性的能力。在我的早期对与此阶层的分析中，我使用了“相对自由漂移的知识阶层”（relativ 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这一从Alfred Weber处借用的术语，这一术语并没有完全脱离阶级联系的意思。“相对”一词也并非无意义，仅表示一个公认的事实：知识分子对于特定问题的反应不如雇员和工人那样团结一致。即使雇员和工人在不同情况下也表现出对于特定问题的不同反应：尽管所谓中产阶级的差异性也较大，但一致性最少的还是知识阶层的政治行为。这一现象的自然历史是本文以及一项早期研究的主题。在作了这种提示之后，就不必期望本文的评论会再次方便的将我们的问题简化为能轻易被驳倒的观点：知识阶层是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的阶层，或能够预知天启。关于后面的问题，我们的观点只是：特定类型的知识分子拥有最大的机会，能够检验和利用社会中可以得到的视角，并经验其中的不一致。稍后我还将对此进行论述。

八、知识阶层的当代状况

目前的研究试图探寻这一充满矛盾的阶层的社会根源，试图理解其心理特征和社会功能。这将被证明是一种研究思想史的社会学方法。
在作出结论时，无可回避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未来可能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知性过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尽管相对自由的知识阶层的衰落并不必然表明思想和探索的终结，但有多极观点的氛围激发产生的比较和批评的方法却会走向终结。因此我们必须考察知性过程得以依托的群体的生存机会。也许这种过程就像我们理解的那样，是转瞬即逝的，只不过是一首短暂的历史插曲。其中一个插曲就出现在希腊自由城邦时期，罗马历史上短暂的一段时期也许也能算上，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时期——并不是全部——是第三段插曲。
我们已习惯于将这种特殊类型的执行过程等同于精神自身。如果我们考虑到制度化的思想类型盛行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中世纪仅是其中一例——我们就很难摆脱这样的结论：这里描述的知性过程只是广义自由主义的一个方面。自由主义的退位几乎已结束了批判性评价时期，人们应该能看到其支持者力量的日益减弱。我们不应有这样的错觉，即自由思想和探索有着漫长而感人的历史。自由时期的知性产物也并不都是自由的。知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解体的副产品。自由主义和自由理念只不过是制度文化中的一段插曲。他们是否不止于一种过度？当教会势力过了其全盛时期后，某些批判思想能与其共存。然后出现的主要结构——专制政府、大众民主，当然还有苏联革命——不仅都走向了某种类型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和教条，而且他们在控制思想方面比教会更有效。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期的终点，如果我们想把握目前情势的话就不应忽视这些事实。
教育是探索精神正在衰落的主要领域之一。教育的科层化趋势不可避免，要抵抗这一趋势也是短视的。日益增长的专业化需要庞大的专家队伍、大规模的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工会和政党，这使得统一的训练标准变得必不可少。我们以论述过普鲁士的证书制度，其最初目的在于训练职业官员，从而取代在半封建管理制度中的官员。这一制度退化为简单的原则，即大规模组织运作需要选拔训练有素的人员，这也需要与此一致的训练和选拔方法。但没有必要过分强调知识的可操作方面，组织在训练符合认证标准的毕业生时，在强调规定问题的规定解释方面的热情，也是没有必要的。以标准包装出售的知识使得质疑和探索的冲动一无用处。未经探索而得的知识很快会过时，以一些其批判性冲动都已麻木的人员为基础的公务或专业部门会很快失去活力，并且不再适合于变迁的环境。要训练和选择那些不会失去其创造力和发明能力的官员是可能的，只要他们拥有职位的安全性。不会训练出自己的知识阶层的公务员阶层从长久来看必将失败。
我们看到了为了迎合证书的需要而大量产生的训练体制，如技术学院、商业管理学院和师范学院。他们的毕业生被政府、新型职业和迅速发展的私人的科层机构所录用。工业、商业、医疗和行政的规模越来越大并没有错。正是因为他们的发展，人们才获得了广泛和丰富的必需品，如食物、住宅、健康服务和交通。大众教育也无可置疑。新阶层涌入到专业部门和管理等级中，这是新动机和大量批判性的来源。这些是任何大规模组织急需的，所有这些都很快在其具有惰性的管理中获得了既得利益。传统的阶层倾向于将习惯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上升中的个体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上，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新获得的基础。但在上升过程中获得的财富是潜在的，而且并不会自动获得。基础稳固的大规模组织常常能够吸收和教化新来者，并能摧毁其不满和革新的愿望。在这一意义上大规模的组织是导致知性枯竭的原因。
从另一意义上说，科层制使自由探索的范围变得狭窄。政党、工业组织和工会已建立了作为公共解释者的专业人员队伍，这些人在美国被称为公共关系专家。他们为其雇主斗争以获得有利的民意，其谋生的手段是通过大众传媒——出版社、广播、电视和电影，来编织特殊的意识形态。这些鼓吹者常常是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装备了自由探索的工具，承担了指导思想的专家的责任，从各种前提得出固定的结论。我们看到了一种朝向新的经院哲学发展的有力趋势。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曾经达到了教条阶段，也是第一个在封闭系统中建立新的思想模式的派别。各种意识形态确实不能组成一种固定的学说体系，他们的竞争性环境倾向于限制他们对民意的控制。但科层制的发展及其日益集中化的趋势导致了在技术领域外自由探索范围的日益萎缩。
独立探索范围的狭窄并不仅仅由于被管制的思想的侵蚀。随着自由中产阶级的衰落，自由探索也失去了其社会基础，尤其在德国，一种老式的相对疏离的知识阶层习惯于从自身中选拔人才。没有其他阶层或可供选择的计划能够确保这种独立和不受约束的评论的持续存在。中世纪晚期保持着自由探索动力的局外人尚且能够逃避到组织松散的社会所提供的隐身之所和夹缝中去。而在高度制度化的社会中，如我们的社会，局外人的存在基础则更不安全、更尴尬。
大多数这些现象都是无可避免的，甚至是人们所想要的。但如果我们想研究这种趋势就应解释这种趋势。社会决定论者也学会问，通常反映了这种潮流的知识分子是否也会影响到这种潮流？知识分子是否不仅仅是此潮流的浪尖？我们是否能指望风向标来控制风向？极端的决定论者将社会学观点视为大众行为的系统化兴趣，这一观点忽视了社会变迁的每一个主要阶段都存在许多种可能性中的选择。社会规定了选择可能性，但少数群体能在做出选择中起到作用。知识分子是否是这种少数群体？这部分有赖于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确实没有权利和资源可控制。他们甚至不会加入同一政党，我们能在各个相互对立的压力群体和相互冲突的阶级中发现他们，但他们却是在对事物的公共解释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当选择存在时，他们也会在选择中起作用。
那么知识分子能做什么？首先，他们应估计自己的局限和潜力。其阶层不是凌驾于政党和特殊利益之上的，任何政治方案或经济计划也不能将其融入行动群体中。这一阶层唯一共同关注的就是知性过程，不断努力的观察、诊断和预测，在选择出现时发现它们，理解各种观点，并将其定位，而不是反对或吸收它们。有的知识分子常常试图通过自暴自弃，获取一种他们本不拥有的身份，支持特殊的意识形态。他们试图融入到工人阶级运动中去，或成为自由企业家的马前卒，但结果却是发现他们所失去的比他们希望获得的要多。缺乏明确的社会身份是知识分子共同的状况。他们加入到政党中去，但要带着自己的观点，而且并不放弃构成其才能基础的流动性和独立。他们的加入不必导致自我贬抑，而是为批判性的分析提供了机会。科层制机器能够创造出它所需要的整齐划一的思想和遵从，但如要长期生存，就要利用批判性的判断，而这是被管制的头脑所无法产生的。民主制有时会因为缺乏遵从而减低其效力，但独裁的最终失败常常因为缺乏独立的思考。一个自由社会不能怠忽责任、缺免除惩罚。
一个阶层并不一定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获取其目的的政党或压力群体。妇女和青年通过个体的、在小群体中和在任何能找到自身的环境中表达其主张，来获得其社会位置。象知识阶层这样的群体只有在放弃其自我意识和独特能力时才会放弃自己。它不能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它必须批判自己，如同批判其他群体。但尽管知性过程是具体的社会环境的结果，但让我们记住，结果可以超越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