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ques Rancière访问：解放是每一个人的事

原文题目：Rencontre avec Jacques Rancière : L'émancipation est l'affaire de tous
资料来源：《Sciences Humaines》2008年11月号
翻译：sabrina yeung

访问前言：认真对待穷人和被支配的人的声音，Jacques Rancière(雅克‧洪席耶)强调每个人都有能力摆脱社会加诸、指定于他身上的身份。Jacques Rancière提醒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政治(pouvoir)。

Jacques Rancière其中一个时常讨论的议题是「平等」。但是，要注意，不要用选举机制这个永恒的论述，去模糊和延迟「平等」这个议题的讨论。我们不应把「平等」只当作是一个概念，然后去响往它。相反，我们应该把「平等」视为政治的、审美的和智慧的。与社会科学常用的方法持相反意见，Jacques Rancière拒绝把个人的生活模式和思想模式，化约为源于个人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出身的结果。他注意到部分无家可归的人、穷人、被边缘化或被支配的人，然后坚定地认为，这些人不是被封锁在社会出身里，而社会出身也没有主宰他们的思想、喜好、视野和愿望。

当然，Jacques Rancière是一位不能分类的哲学家。他不属于任何一间学派，没有成立任何当前的思想流派，而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抗拒任何对他的标签。他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他一直没有停止对抗加诸个人身上的，智力的或社会的指定。他不喜欢学科界线，因为他在学科分类中首先看到的，是研究员只希望坚守自己地盘这种态度。他把历史、教育、政治、美学等共冶一炉，提供了一个深刻而特别的哲学旅程，从而打算解构历史上最悠久的确定性。

问题一：在您和马克思主义的割裂中，1968年的五月风暴担当了什么角色呢？

在1960年代，马克思主义仿佛是一个不能够超越的时代视野。《阿图塞的教训》(La Leçon d’Althusser，1975年法文原版，英译：Althusser's Lesson，2011年)是一个尝试，是为了提议一个科学、严谨、在它的原始材料上再引申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希望有能力带来一埸由第三世界人民带领的，新的革命，从而扫除苏维埃革命带给人们的灰色印象。

理论教育的首要目的，阿图塞认为是要揭示幻象，例如被支配的人的不幸，首先源于他们对支配他们的环境的无知。阿图塞对1968年的学生运动抱怀疑态度，他认为这些运动封闭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里，对阶级斗争的现实很无知。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启示者：这些被阿图塞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其实也拥有一种动员群众和颠覆社会原有秩序的能力。

不过我与马克思主义的割裂，不是简单地与这些情况相关。割裂的首要原因，是我不认同阿图塞的马克思主义和一般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科学前设，即是「人们被支配，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支配他们的规则是什么，所以为了解放这些人，应该首先给他们科学。」可是，我不同意这个前设。

问题二：然后，您曾经投身于十九世纪的工人档案里，您寻找到什么呢？

我曾经有一种感觉，就是工人运动的现实，和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营造出来的工人典型形象之间有巨大的差别。我希望在历史中寻找那些工人解放的方式的现实，如何被共产主义收编。但是，在我的方法里仍保留着一个前设：工人解放仍然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思想，而这个思想被视为是集体性的。这个思想建基于工人痛苦的生存环境，工人的传统和工人自身文化之上。可是，在阅读那些工人档案时，我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景观：那些给予工人运动坚实支持的，不是工人阶级的文化和传统，而是工人首先质疑自己的工人身份这个思想。

如我所料，这个质疑有一种植根于工人这个职业的自主文化，和一种生活条件。我发现他们对文学性语言和其他文化的迷恋，希望和其他个体存在一起，分享同一个世界。那就是我尝试在《无产者的夜晚》这本书里希望展示出来的思想，这些思想是透过工作了一整天的工人，晚上如何思考和创作的情况而展示出来的。资产阶级和从事文学的人会宽厚地认为，工人虽然没有写出阿历山大体的诗歌和重要的诗作，但他们创作了工人工作时的歌曲和大众节日的歌曲。这种想法，其实是把工人禁固在他原有的工人身份里。我感到震惊的是，工人自我解放不是透过知识，因为这些工人完全了解自身的处境，但他们认为自己未必有能力去过另一种，不是被支配的生活模式。自那刻开始，解放的目标，就是给予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感知方式，和一种认为自己完全是人类公民的思想方式。

问题三：因此，您被引领以一种与社会历史不同的视野去看待这些工人历史......

对我来说，那些工人档案是作为一些论述，而非作为某个历史时刻工人精神状态的见证。因此，我的方法与社会历史学的传统完全不同。历史学曾经希望透过不只是记录王子生平，也记录一般大众的历史和物质生活的历史而做到自我转化。但是，这样的社会历史在假装为一种基层历史的同时，其实是把群众历史封锁在物质生活里。整个历史论述的运作，就像一种哲学在解释那个年代、那个地方的人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所思考的。然而，我的工作的意义在于，希望准确地展示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部分工人如何被难以想像的字句和思想所震撼；他们又如何和社会建构予他们身上，认为那是属于工人阶层的文化决裂。

问题四：这亦是您反对Pierre Bourdieu(布迪厄)的地方吗？

Pierre Bourdieu的方法的核心，永远是解释人们是否被支配，这亦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被支配的」这种想法。他和Jean-Claude Passeron 关于学校的研究计划解释了，如果工人被高等教育排斥，是因为学校令他们相信他们是被接纳的。但现实却是工人根本没有方法获得高等教育。而当工人不能成功获得高等教育时，他们会想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天份，然后他们就会自我排除于高等教育之外。Pierre Bourdieu做的，永远是诠释工人对自身环境无知、不了解等的问题。在"Distinction"(1979)这本书里，Pierre Bourdieu同样解释了，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对应它那个阶层环境的口味和言行模式。 但是，自十八世纪开始，支配者阶层便已担心有太多平民想阅读、写作和采用与平民阶层不相符的言行。我特别强调在工人解放里知识革命的重要性，甚至是审美革命。当一位建筑工人为一间有钱人的房子工作时，他可以有另外一种有别于「我为老板服务」，或「一个穷人为一个有钱人的房子工作」等的视野时，工人的解放便开始了。我没有极端地否认社会阶级出身这个元素。我只是在简单地说，没有一种社会颠覆的形式，不是在抵抗社身出身这个命运。如果说人们的思想模式被封闭于他们的生存模式里，可是现实却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人们思想模式的转变。很多人为农民使用电脑而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认为电脑对农民来说太复杂了。有很多技术决窍、存在方式和享受已经渗透在被假设为传统的普罗阶层里，而为了融入普罗阶层的生存环境，这些决窍、存在方式等已作了基要的转变。

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的宰制机制，已经足够地不再需要制造幻象放于人们已被支配的脑部。所以，更确切的问题是知道有什么理性的希望令我们可以改变生活，建构另一个世界。使人们屈从心态维持下来的，不是他们对自身处境的无知，而是他们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改变现有的一切这个心态。

问题五：那么对您来说，哲学家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对「哲学应该负责建立所有知识的基础」这个想法不太能接受。对我来说，哲学更应该是一种解构的，破除分类的活动。它应该质疑人文学科，和它自己的论述的虚假。这些虚假的论述就是划定自己的学科领域和方法的界限，只关心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并以这些「研究对象」而与其他学科区分。人文学科和哲学由语言，和对所有思想的描述、论点、形象所构成。就如我时常做的，当我处理工人、穷人、无家可归的人的说话时，就像处理完整的思想一样。

问题六：他们不单是完整地思考，也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公民。为什么政治和民主是密切地连系在一起呢？

整个传统都把政治和科学、权力运动视为一体。传柯透过研究科技如何控制生活和群众，从而扩大了权力的面向。我反而关注一种非常特别的，包含政治的权力。有无限种的权力形式：在公司、在学校、宗教、家庭......但这些权力种类不严格地涉及政治，因为当中存在一种合符规定的位置分配。一个民主国家里，在社会位置仍未限定之前，政治权力一下子便给了人们，就如一种权利。阿里士多德说，公民就是指那些参与控制他人，和被他人控制的人。当权力属于国家和皇朝的创始者的后代时，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对我来说，政治起源于民主。因为民主就是，那些没有特别衔头的人都可以操作权力的这种权利。民主就是对不论是任何一个人的权力的承认。

问题七：您对现时关于民主危机的论述持非常批判的态度......

当我们说民主危机或民主的疾病时，我们只是简单地表明了，所谓的民主国家现时的民主其实是非常少。然而事实上，这些民主国家被政客、专家、传媒人组成的寡头政治集团管治着。这种寡头政治越来越国际化。这里不涉及一个民主危机，而是一种被没收，被骑劫的民主。当我们说民主危机时，我们尝试颠倒所有事情。例如，如果混乱来到，责任不会在于政治措施，而是公民的集体责任。当我们选了一个「烂橙」(bad vote)，例如2002年4月的选举或欧盟成立公投时，我们又说民主生病了。我们说因为那些去投票的，是智力迟缓的人，他们没有能力认识到正确的选择，或者是那些自私的消费者选了一个合符他们利益的候选人。事实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广泛骑劫的民主，但知识分子针对民主危机的论述，不外是说人们没有能力，就是说人们的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