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兼论霍克海默批判的科技伦理观
2010-11-23
（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教授 哲学博士）
摘 要：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即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与批判理论的旨趣密切相关。因为在他看来，哲学的社会功能就在于批判当下普遍流行的东西。就在于从资产阶级社会交往的表面现象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等价交换中，深入到事物的世界中，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关系，即在于去发现“非人的事物下面的人的根基”，以破除其表面的同一形式的神秘性。霍克海默对科学及其危机进行伦理反思，是其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的理论运演，由此生成了其批判的科技伦理观。
关键词：批判理论；资本主义；实证主义；科技伦理观
摘 要：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即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与批判理论的旨趣密切相关。因为在他看来，哲学的社会功能就在于批判当下普遍流行的东西。就在于从资产阶级社会交往的表面现象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等价交换中，深入到事物的世界中，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关系，即在于去发现“非人的事物下面的人的根基”，以破除其表面的同一形式的神秘性。霍克海默对科学及其危机进行伦理反思，是其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的理论运演，由此生成了其批判的科技伦理观。
关键词：批判理论；资本主义；实证主义；科技伦理观
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逻辑中蕴涵了对传统科学理论对象的批判和对其研究方法的批判的双重维度。前者注重揭示“非人的事物下面的人的根基” [1]，后者则注重对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批判，由此生成了其批判的科技伦理观。这里蕴涵了以下的问题式：霍克海默何以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生成了理论批判的双重维度？批判理论的旨趣与其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有何内在相关性？霍克海默批判的科技伦理观与其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之间有何关联？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索。
一、霍克海默何以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生成了理论批判的双重维度？
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主要从以下双重维度展开：一是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一是批判其研究方法。那么，霍克海默这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生成有着以下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在霍克海默所处的时代，革命运动面临低潮，新的社会目标使人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恐怖和失望。他看到，“极权制国家中，年青人的斗争所争取的自由，正是那个在非极权制国家中面临永恒威胁的自主性。”而且，“更加美好和公正的社会，是一个缠绕着罪恶感的目标。”[2]人们常常事与愿违，理想化为泡影。20世纪上半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和萧条。无产阶级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而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工人和知识分子团结一道，就可以阻止法西斯主义上台。但这一切，都没有成为现实，反而“一方面为未来的刽子手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一方面呼唤或至少容忍着刽子手的产生。”[3]在霍克海默看来，社会的压迫和统治不是哪个阶级，哪种集团之间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这样，他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普遍的统治和压迫形式——总体的技术控制。其中包括对社会生活的集中化调节、对每一生产细节的管理、对社会进程的严格的合理化设计。正如霍克海默所说，“社会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其上层不再被一些竞争着的企业家所代表，而是被管理层、联合企业、议会所代表。从属阶级的物质条件，创造出一些不同于早期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心理趋势。个人同阶级一样，现今也已被溶入社会中。” [4]对此马尔库塞也指出，“这种压制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作为不怎么发达的社会阶段之特点的那种压制，它在今天的作用不是出自自然的和技术的不成熟性，而是出自实力。”[5]因此，“极权政府并不是一种偶然情形，而是社会运动的那种方式的表现。技术的完善、商业和交往的扩大、人口的增加，都迫使社会走向一种更加严厉的管理形式中。”[6]按照在服务于工业的科学与服务于社会控制的宗教和世俗的精神意识形态，以及当下流行的劳动分工，出现了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同时存在的格局。一方面，实证主义思想否定普遍的东西与人的思维有任何关联（假如不是不存在的话），它认定既定的表面现实的合理性，并记录下这个现实的变化；另一方面，形而上学摈弃实证主义对具体事物的屈从，追寻着一种能给予人的存在以意义的目的论。但是在霍克海默看来，由于科学并不给人以任何超越性意义，它仅仅断定事实，其核心即是让思想与外部现实统一起来；而形而上学是实证主义唯名论的另一面，其普遍性是抽象的。假如上帝是不存在的，那么，追求目的的绝对理念也会被告知要遭到经验科学的断然否定。因此，“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两个方面，是资产阶级统一的世界观。”[7]
其次，霍克海默发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日益被近期资本主义的极权体制所包围。不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被剥夺了它的批判感受力，而且由于商品交换的出现以及所有文化形式都被归结为现金关系，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由于战后形而上学理智地为德国独裁统治体系铺平了道路，所以，新实证主义思想方式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反法西斯主义集团。那时，科学主义的主要兴趣已经不再专注于反对这种有社会意义的观念了。这些理论家通常用认为，他们工作的目标在于消除那些阻碍数学和自然科学进步的障碍。为了反对极权主义狂热寻找理智武器，尤其是大学里的年轻人，仍然留恋这种哲学的光荣的过去。在大学里，这种哲学自命为反对形而上学最彻底的学派。然而，这种哲学在其现有的形式下，仍然受到现存社会秩序的牢固束缚，与形而上学毫无区别。虽然这种哲学与极权国家的关系初看起来可能不太明显，但就其实质而言，新浪漫主义形而上学和彻底的实证主义一样，其根源都在于当前中产阶级的可悲状况。由于放弃了一切通过自身活动来改变自己的境况的希望，害怕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中产阶级就投入了资产阶级经济领袖的怀抱。[8]
再者，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其更直接和深层的原因，正如霍克海默所说，“当对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关注，让位于去证明当下社会应当是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企图后，一种致命的、瓦解的因素就浸入到科学中。”[9]尽管科学使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可能；科学是人类心灵的工具，是人类世界和自然界的信息贮存；是研究者的知识装备，并被研究者用以影响社会、创造社会价值。但是，霍克海默认为，科学的这些发展，并没有证明实用主义的知识理论是正确的。因为知识的真理性应当表现为外在于科学的外在目的的实用性追求。决定一个判断的真实和虚伪并不取决于人类兴趣，而应在人类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去寻找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在驳斥真理的实用论和相对论时，又不应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把理论和行为领域截然划分开，因为理论的方向、方法以及理论的对象，都离不开人。然而，在霍克海默看来，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科学的确有脱离人的倾向。一方面，是科学所影响的社会经济进程日益脱离人的需要而发展，例如，“经济平衡只有在付出了人类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重大毁灭的代价后才会恢复”；[10]另一方面，科学的记录性、描述性的静态方法，日益难以把握飞速的社会发展。“科学拒绝以适当的方式处理与社会进程相联系的问题，结果便导致一种内容和方法上的肤浅性，这种肤浅性反过来又表现在对科学涉及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动态联系的忽略上，而且还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影响到科学自身诸种原理的实际运用。伴随科学视野的萎缩而出现的事实是：一套暧昧的、僵固的、拜物的概念却能够一直发挥作用；而这时人们真正需要的则是让它们与事件的动态运动相联系，以便对它们作出深入的理解”。[11]在霍克海默看来，社会进程出现的新情况是科学及其思维方式对社会和人们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其静止性、片面性、机械性、抽象性。它的最大作用是把个人接合到社会的某一机械过程中，而丧失了对社会整体运动的把握和批判能力。
尽管现代物理学重新调整了科学的方法，加强了对主体的注意。但是，它仍然不能描述出诸如“生命”这些具体的实在的真正的内蕴。而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考仍然受到直觉方法的制约。因而，它同科学一样，都不能揭示处于“历史发展中，处于真实、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的东西。”霍克海默进而认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12]科学由于其在西方精神文化传统中的真理性地位和在工业及社会物质生活中所取的实用性效果，更是一种具有很大欺骗性的肯定文化。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作体系，并创造了一些生活（和权力）方式，这些方式显得能调和同这一体系相对立的力量，并借用从苦难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展望的名义，击败或驳倒一切抗争。” [13]因为科学所倡导的实证精神和方法，是与辩证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动态考察的批判方法——相悖的。这样，科学便成为一种意识形态[14]。意识形态的出现依赖于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不是简单的一种幻象或欺骗。实际上，它是为了解决人们社会矛盾和利益之间紧张冲突的一种手段。然而，一旦它成为人们认可并不加批判而盲目接受和崇拜的后，它就成为掩盖社会真实矛盾和过程的东西了。在霍克海默看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控制，然而在世界范围中，它又分崩离析、混乱不堪。它虽然更加发达，然而比以往更无力使人类摆脱困境。”经济中出现的矛盾情况尤其可以看出科学在当代发展中遇到的困境——这是由科学所表现的双重矛盾所决定的：一方面“科学认定这样一个原则：它的每一步都具有批判的根基，然而，它所有步骤中最重要的一步即科学任务的确定，却缺乏理论的根基，似乎是随意选定的”；“另一方面，科学必须涉及全部相关的知识，然而，它对它自身的存在以及它的工作的方向所依的东西，即社会立于其上的全部关系，却尚未实实在在地把握住。”[15]这两对矛盾是科学中互相依赖的两对矛盾，它极大地阻碍了人们对科学以及客观社会现实的认识。因而，霍克海默认为只有批判科学和实证的思维方式，才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纷纭复杂的现象，探寻克服科学思维的危机和科学的或实证危机的出路，建立一种反映当下社会境况即社会的诸种矛盾的正确理论。
此外，正如斯坦利·阿罗洛维茨在《批判理论·导言》中阐述的那样，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核心——批判理论对实证主义的抨击，在美国的发展一直是最困难，而且也是最关键的。因为“美国思想与最有吸引力的实证主义学说——实用主义是同一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没有理论的理论。”[16]关于“实证主义”，马尔库塞作了这样的阐释，“自从‘实证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可能是在圣西门学派那里。自那时以来，这个术语已经包含：（1）认知的思想靠事实经验而生效；（2）认知的思想重视的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和精确性模式的物理科学；（3）相信认识的进步取决于这种重视。结果，实证主义把一切形而上学、先验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当作蒙昧主义的倒退的思想方式加以反对。”[17]尽管在这里，马尔库塞所指认的“实证主义”是孔德的实证主义、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但在霍克海默及其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实证主义”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实用主义、操作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从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实证主义的哲学流派也被划归到“实证主义”之中。因此，霍克海默关于“实证主义”的意蕴相当于“科学主义”。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即是对科学主义的批判。由此，其批判的科技伦理观是其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及其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内在逻辑的运演。
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主要从以下双重维度展开：一是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一是批判其研究方法。那么，霍克海默这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生成有着以下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在霍克海默所处的时代，革命运动面临低潮，新的社会目标使人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恐怖和失望。他看到，“极权制国家中，年青人的斗争所争取的自由，正是那个在非极权制国家中面临永恒威胁的自主性。”而且，“更加美好和公正的社会，是一个缠绕着罪恶感的目标。”[2]人们常常事与愿违，理想化为泡影。20世纪上半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和萧条。无产阶级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而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工人和知识分子团结一道，就可以阻止法西斯主义上台。但这一切，都没有成为现实，反而“一方面为未来的刽子手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一方面呼唤或至少容忍着刽子手的产生。”[3]在霍克海默看来，社会的压迫和统治不是哪个阶级，哪种集团之间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这样，他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普遍的统治和压迫形式——总体的技术控制。其中包括对社会生活的集中化调节、对每一生产细节的管理、对社会进程的严格的合理化设计。正如霍克海默所说，“社会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其上层不再被一些竞争着的企业家所代表，而是被管理层、联合企业、议会所代表。从属阶级的物质条件，创造出一些不同于早期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心理趋势。个人同阶级一样，现今也已被溶入社会中。” [4]对此马尔库塞也指出，“这种压制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作为不怎么发达的社会阶段之特点的那种压制，它在今天的作用不是出自自然的和技术的不成熟性，而是出自实力。”[5]因此，“极权政府并不是一种偶然情形，而是社会运动的那种方式的表现。技术的完善、商业和交往的扩大、人口的增加，都迫使社会走向一种更加严厉的管理形式中。”[6]按照在服务于工业的科学与服务于社会控制的宗教和世俗的精神意识形态，以及当下流行的劳动分工，出现了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同时存在的格局。一方面，实证主义思想否定普遍的东西与人的思维有任何关联（假如不是不存在的话），它认定既定的表面现实的合理性，并记录下这个现实的变化；另一方面，形而上学摈弃实证主义对具体事物的屈从，追寻着一种能给予人的存在以意义的目的论。但是在霍克海默看来，由于科学并不给人以任何超越性意义，它仅仅断定事实，其核心即是让思想与外部现实统一起来；而形而上学是实证主义唯名论的另一面，其普遍性是抽象的。假如上帝是不存在的，那么，追求目的的绝对理念也会被告知要遭到经验科学的断然否定。因此，“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两个方面，是资产阶级统一的世界观。”[7]
其次，霍克海默发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日益被近期资本主义的极权体制所包围。不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被剥夺了它的批判感受力，而且由于商品交换的出现以及所有文化形式都被归结为现金关系，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由于战后形而上学理智地为德国独裁统治体系铺平了道路，所以，新实证主义思想方式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反法西斯主义集团。那时，科学主义的主要兴趣已经不再专注于反对这种有社会意义的观念了。这些理论家通常用认为，他们工作的目标在于消除那些阻碍数学和自然科学进步的障碍。为了反对极权主义狂热寻找理智武器，尤其是大学里的年轻人，仍然留恋这种哲学的光荣的过去。在大学里，这种哲学自命为反对形而上学最彻底的学派。然而，这种哲学在其现有的形式下，仍然受到现存社会秩序的牢固束缚，与形而上学毫无区别。虽然这种哲学与极权国家的关系初看起来可能不太明显，但就其实质而言，新浪漫主义形而上学和彻底的实证主义一样，其根源都在于当前中产阶级的可悲状况。由于放弃了一切通过自身活动来改变自己的境况的希望，害怕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中产阶级就投入了资产阶级经济领袖的怀抱。[8]
再者，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其更直接和深层的原因，正如霍克海默所说，“当对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关注，让位于去证明当下社会应当是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企图后，一种致命的、瓦解的因素就浸入到科学中。”[9]尽管科学使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可能；科学是人类心灵的工具，是人类世界和自然界的信息贮存；是研究者的知识装备，并被研究者用以影响社会、创造社会价值。但是，霍克海默认为，科学的这些发展，并没有证明实用主义的知识理论是正确的。因为知识的真理性应当表现为外在于科学的外在目的的实用性追求。决定一个判断的真实和虚伪并不取决于人类兴趣，而应在人类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去寻找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在驳斥真理的实用论和相对论时，又不应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把理论和行为领域截然划分开，因为理论的方向、方法以及理论的对象，都离不开人。然而，在霍克海默看来，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科学的确有脱离人的倾向。一方面，是科学所影响的社会经济进程日益脱离人的需要而发展，例如，“经济平衡只有在付出了人类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重大毁灭的代价后才会恢复”；[10]另一方面，科学的记录性、描述性的静态方法，日益难以把握飞速的社会发展。“科学拒绝以适当的方式处理与社会进程相联系的问题，结果便导致一种内容和方法上的肤浅性，这种肤浅性反过来又表现在对科学涉及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动态联系的忽略上，而且还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影响到科学自身诸种原理的实际运用。伴随科学视野的萎缩而出现的事实是：一套暧昧的、僵固的、拜物的概念却能够一直发挥作用；而这时人们真正需要的则是让它们与事件的动态运动相联系，以便对它们作出深入的理解”。[11]在霍克海默看来，社会进程出现的新情况是科学及其思维方式对社会和人们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其静止性、片面性、机械性、抽象性。它的最大作用是把个人接合到社会的某一机械过程中，而丧失了对社会整体运动的把握和批判能力。
尽管现代物理学重新调整了科学的方法，加强了对主体的注意。但是，它仍然不能描述出诸如“生命”这些具体的实在的真正的内蕴。而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考仍然受到直觉方法的制约。因而，它同科学一样，都不能揭示处于“历史发展中，处于真实、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的东西。”霍克海默进而认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12]科学由于其在西方精神文化传统中的真理性地位和在工业及社会物质生活中所取的实用性效果，更是一种具有很大欺骗性的肯定文化。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作体系，并创造了一些生活（和权力）方式，这些方式显得能调和同这一体系相对立的力量，并借用从苦难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展望的名义，击败或驳倒一切抗争。” [13]因为科学所倡导的实证精神和方法，是与辩证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动态考察的批判方法——相悖的。这样，科学便成为一种意识形态[14]。意识形态的出现依赖于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不是简单的一种幻象或欺骗。实际上，它是为了解决人们社会矛盾和利益之间紧张冲突的一种手段。然而，一旦它成为人们认可并不加批判而盲目接受和崇拜的后，它就成为掩盖社会真实矛盾和过程的东西了。在霍克海默看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控制，然而在世界范围中，它又分崩离析、混乱不堪。它虽然更加发达，然而比以往更无力使人类摆脱困境。”经济中出现的矛盾情况尤其可以看出科学在当代发展中遇到的困境——这是由科学所表现的双重矛盾所决定的：一方面“科学认定这样一个原则：它的每一步都具有批判的根基，然而，它所有步骤中最重要的一步即科学任务的确定，却缺乏理论的根基，似乎是随意选定的”；“另一方面，科学必须涉及全部相关的知识，然而，它对它自身的存在以及它的工作的方向所依的东西，即社会立于其上的全部关系，却尚未实实在在地把握住。”[15]这两对矛盾是科学中互相依赖的两对矛盾，它极大地阻碍了人们对科学以及客观社会现实的认识。因而，霍克海默认为只有批判科学和实证的思维方式，才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纷纭复杂的现象，探寻克服科学思维的危机和科学的或实证危机的出路，建立一种反映当下社会境况即社会的诸种矛盾的正确理论。
此外，正如斯坦利·阿罗洛维茨在《批判理论·导言》中阐述的那样，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核心——批判理论对实证主义的抨击，在美国的发展一直是最困难，而且也是最关键的。因为“美国思想与最有吸引力的实证主义学说——实用主义是同一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没有理论的理论。”[16]关于“实证主义”，马尔库塞作了这样的阐释，“自从‘实证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可能是在圣西门学派那里。自那时以来，这个术语已经包含：（1）认知的思想靠事实经验而生效；（2）认知的思想重视的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和精确性模式的物理科学；（3）相信认识的进步取决于这种重视。结果，实证主义把一切形而上学、先验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当作蒙昧主义的倒退的思想方式加以反对。”[17]尽管在这里，马尔库塞所指认的“实证主义”是孔德的实证主义、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但在霍克海默及其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实证主义”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实用主义、操作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从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实证主义的哲学流派也被划归到“实证主义”之中。因此，霍克海默关于“实证主义”的意蕴相当于“科学主义”。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即是对科学主义的批判。由此，其批判的科技伦理观是其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及其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内在逻辑的运演。
二、批判理论的旨趣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
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即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与批判理论的旨趣密切相关。
首先，就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第一重维度即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与批判理论的旨趣而言，霍克海默认为，“哲学的社会功能就在于批判当下普遍流行的东西” [18]。在他看来，就在于从资产阶级社会交往的表面现象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等价交换中，深入到事物的世界中，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关系，即在于去发现“非人的事物下面的人的根基”，以破除其表面的同一形式的神秘性。由此，霍克海默十分注重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从这一理论渊源来看，其一与青年卢卡奇批判资本主义的物化理论有着理论的内在相关性。青年卢卡奇在分析了物化现象的对象性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物的属性，因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就是所谓的物化现象。物化也指人在自己创造的商品面前顶礼膜拜，使自己受制于物，表现为商品拜物教。青年卢卡奇认为，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商品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而且不只是同不依赖于它、旨在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建立表面上的联系。” [19]在古代社会中，甚至一直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开始阶段，经济关系的人的性质有时还被清楚地理解，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产生的形式越错综复杂和越间接，人们就越少而且越难于看清这层物化的面纱。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下，这种经济上的神秘化主要只同货币和生息。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这种神秘化在下述场合是被排除的：第一，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为了本人的直接需要；第二，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在那里，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已经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所掩盖，这种关系表现为并且显然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动力。” [20] 当且仅当商品成为一个社会的总体普遍范畴时，或者说当商品关系成为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关系时，物化现象才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表现出来。青年卢卡奇根据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 [21]这样，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对立。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从客观方面来说，产生了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因此，虽然个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但他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现实过程本身。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而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人进行自己的运动。其二霍克海默注重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又与青年卢卡奇关于自然的概念有着理论的内在相关性。卢卡奇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过程，揭示了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抽象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基础和学理机制。由于资本主义在经济形式上的拜物教性质，导致了人的一切关系物化，与此同时，它不顾直接生产者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进行抽象合理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这一切改变了过去人们社会存在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单独的专门学科如经济学、法律等，这些学科的出现，就为这样一种科学研究大大地开辟了道路。因此“不偏不倚”的发现事实本身中所含的倾向，并把这一活动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就显得特别“科学”。卢卡奇进而运用历史辩证法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抽象方法之不科学性。因为在这种“科学的”氛围中，仍然给人留下只不过是一种任意结构的印象。这里的原因何在？青年卢卡奇深刻地洞察到，“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22]
其次，在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中，不仅注重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更加关注对传统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批判即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第二重维度。霍克海默通过对其所处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并以批判理论的视阈进一步洞悉到，“更加美好和公正的社会，是一个缠绕着罪恶感的目标。可是，自战争结束后，这个目标已变得模糊不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上层不再被一些竞争着的企业家所代表，而是被管理层、联合企业、议会所代表。从属阶级的物质条件，创造出一些不同于早期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心理趋势。个人同阶级一样，现今也已被溶入社会中。”[23]霍克海默看到，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社会关系施加在它身上的限制，曾容忍过批判的理性。不过，曾经获得胜利的理性，只是在其量的形式方面被容忍——即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被容忍。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以此作为工具，因为它需要扩张资本以维护对社会的控制。资产阶级曾系统地清除过由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迷信，但是，它又创造出包裹在新的科学专制主义之下的新迷信。[2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的用途已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以致它可以被转化为工业技术。这样，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两个方面，是资产阶级统一的世界观。因此，霍克海默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了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尤其是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因为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思想由于把科学的作用看作是对事实作细致的记录，由于把科学的普遍性局限于表面现实的统一之上，因此，它忽略了历史发展的问题，成为当下流行的权力制度的工具。
按照在服务于工业的科学与服务于社会控制的宗教和市俗的精神意识形态之间当下流行的劳动分工，资产阶级思想分为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实证主义思想否定普遍的东西与人的思维有任何关联（假如不是不存在的话），它认定既定的表面现实的合理性，并记录下这个现实的变化。另一方面，形而上学摈弃实证主义对具体事物的屈从，追寻着一种能给予人的存在以意义的目的论。因为科学并不给人以任何超越性意义，它仅仅断定事实。它的核心观点即是让思想与外部现实统一起来。形而上学是实证主义唯名论的另一面。它的普遍性的东西是抽象的。假如上帝是不存在的，那么，追求目的的绝对理念也会被告知要遭到经验科学的断然否定。[25]
再者，霍克海默还通过阐述批判理论与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异质性，深化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第二重维度——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一是霍克海默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孤立的方法。他指出，在那些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是孤立事实的累积，如果经过批判理论辩证思想的处理，就能成为十分深刻的东西。在辩证的理论中，这些个别的事实总出现在组成每个概念并试图从总体上反映实在的确定联系之中。在经验主义方法论中，概念和判断都是孤立自有的东西，是能够堆叠、替换和部分重塑的个别建筑石块。除了那些例外情况，这种方法摧毁了一切事物的意义。那些例外情况包括琐碎无聊显而易见的陈述或既不涉及社会问题也不涉及历史问题的陈述。而辩证思想把经验的要素并入经验结构之中；这种经验结构不仅对科学为之服务的有限目的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辩证思想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利益来说也是重要的。当思想不得不创造一幅活的事物的图画、创造一幅个别部分和整体的功能仅仅在理智过程的终点才能分辨开来的图画时，经验主义显得完全无能为力时，而辩证思想却能够运作自如。
二是批判了对实证主义主体概念的完全拒绝。因为在经验主义者看来，物理学中的物体是“一连串由某些因果联系衔接起来的事件，但它们又有足够的统一性，能够拥有同一个名称。”[26]这类名称的用途是作为“方便的速记符号”，至于它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东西相联系，大家很少有不同意见。而批判理论则强调，有意识的个人并不仅仅关注自然科学所一般要求的特定预言及实践结果的可能性，当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积极的人看到世界的肮脏状况时，改变这种状况的欲望就会成为主导性原则；他会用这个原则去组织给予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纳入一种理论之中。不但方法和范畴，而且就连理论的转变也只有联系他的立场才能理解。反过来说，这种方法和范畴既揭示了他的健全理智，又揭示了他的世俗品格。正确的思想取决于正确的意志，恰如正确的意志取决于正确的思想。因而，理论对有意识地行动的个人的意义与它对经验科学家的意义大不相同。对后者来说，理论形式是从通行的科学实践那里接受过来的约定俗成的东西。可是，一旦思想超出了给定的社会生活因素，理论模式就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对经验要素的构造，是对个人从长远利益立场上看到的现实的有意识的反映。与他的探索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构造和表述过程是知识的正当组成部分。
三是批判了实证主义非历史的和非批判的知识概念[27]。经验主义者甚至不承认“密集”这个词的倾向性和反倾向性，而他却正是通过这种倾向性和反倾向性才常常把“粗俗的”语言概念与他的公式联系起来。而在批判理论即辩证理论中，整个社会表现的主观兴趣在历史上不断发生变化这个事实。这没有被辩证理论看作是错误的标志，而被看作是知识的内在因素。批判理论的所有基本概念，诸如社会、阶级、经济、价值、知识以及文化，都是完全由主观兴趣支配的理论脉络中的成分和部分。构成历史世界的倾向和反倾向代表了一种发展，这种发展若无更加合乎人性的意志，若无主体必须在自身之中体验或创造的意志，就无法被把握。
四是批判了实证主义把价值与科学进行严格的区分。经验科学无法看到关键之点，即共同利益和真正人性存在的观念。 经验主义声称，这种观念产生的根源是把个人欲望、道德信念及思想感情同科学混淆在一起。它进一步争辩说，其他目标都可以摆在自由意志旁边，而判定这些目标中哪个合适却不是科学的任务。它坚持认为，在参加斗争的人们达到他们的目标之前，决定他们的观念和整个理论的利益与其他欲望没什么区别，而且一点也不比它们优越。这种论证断言，完全由利益支配的理论概念无法与客观的科学相容。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至迟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了他们关于人类顺利进化图景的理论和体系。可是，近几十年来，纯粹科学家却不愿意重视它们。他们摒弃一切有意识的社会冲动，只让无意识的冲动支配他们的工作。霍克海默指出，理智的严密性对那些从利益意识的立场看待形势的人与对那些试图排除利益考虑的人同样重要。严格坚持给予的事物虽然可能是在具体学科中取得成就的根源，但它容易阻碍关于人类和社会事务的洞见。辩证思想预计人类会毁于战争和无穷无尽的野蛮行为，因而需要谈论普遍利益，把有关的东西与无关的东西分开，并据此构造它的观念。在物理学里，选择材料和概念的工作可以冷静地进行。可是，在社会科学里，同样的工作却要求作出有意识的决定，因为其他任何事物都保持在假定的客观性的状态。经验主义认为，由于真理概念与任何主观利益或要求合理社会的愿望没有关系，所以它也不具有这种利益必定包括的不确定性。这就把知识降低到了一种资产阶级职业的水平——帮助登记分类和复制普通人的经验。然而，经验主义的知识概念根本不能制止这种“经验”的扩展，不能批评“普通知识”。当无思想的群众疯了的时候，无思想的哲学也不会正常。
三、批判的科技伦理观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
霍克海默对科学及其危机进行伦理反思，是其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的理论运演，由此生成了其批判的科技伦理观。因而，其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依旧在其批判的科技伦理观中一以贯之：一是反思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一是批判地审视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
首先，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反思其合理性与局限性。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指出，科学作为生产力，它以多种方式，使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科学还可以用作创造社会价值的手段，进而建构起生产的手段。然而，科学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对社会生活进程有所贡献的这一事实，决没有证明实证主义的知识理论就是合理的。
一是霍克海默分析了理论的真理性与功用性的区别。他认为，知识的成效应当被理解为内在于科学的东西，而不应理解为追求外在的实用性。检验一个判断的真理性与检验这个判断在人类生活中有何重要性，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决定这个判断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并不取决于人类兴趣，真理的标准是伴随着理论水平的提高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本身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着变化，但它决没有为别的真理标准提供论据，而只是证明了处于一定水平上的知识状态相适应的真理标准。
二是霍克海默还以普遍的经济危机影响了科学功能的充分发挥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了其上述思想。他指出，今天，尽管社会财富比以往时代更加庞大，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不可能有效地使用它曾发展起来的力量和积聚下来的财富。这样，科学知识就不得不分担着其他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功能，而它的运用和它的高度发展与人类的需求却极不适应。马尔库塞对此进行了这样的诠释：“这个社会总的说来是不合理的。它的生产力破坏了人类的需要和能力的自由发展，它的和平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威胁来维持的，它的增长靠的是压制那些平息生存斗争——个人的、民族的和国际的——的现实可能性。” [28]这种状况扼制了科学本身在质和量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弗洛姆则从社会心理的视阈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不合理性：“我们发现，最民主、最和平、最繁荣的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的美国，显示出了最严重的精神障碍症的症状。西方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舒适的物质生活，相对平均的财富分配，稳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正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国家表现出了最严重的心理不平衡的症状！”[29]与此同时，被人们视为真正效力于改善人类境况的力量的理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由于人们试图把其开发归附于“心理的”东西，归附于作为决定因素的怀疑批判理性，因此，这种理性仅仅成为追求日常生活目标的有用工具，在面临重大课题时，却缄默不语，即对一个整体社会不作任何理论上的反思。
三是霍克海默以其特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洞悉了科学在实际运作中具有的一系列局限性。他认为，这些局限性并非科学对其理性特性的夸大，而是加在科学上的诸种限制；而这些限制本身又受到社会境况的日益僵化的制约。最初科学被确定为资产阶级在反对教会对学术研究加以限制的批判斗争中所获得的自身解放这一局部性目标。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一目标就失去其进步性，反而表现为把科学活动限定在对现象进行描述、分类、概括上，而且并不注意把本质的东西与无关紧要的东西区分开。这样，“当对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关注让位于证明当下社会应当是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企图后，一种致命的、瓦解的因素便侵入科学之中。”[30]科学的成果只是在部分上可以有助于工业生产，但当面临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的问题时，科学却逃避着它的责任；科学的方法旨在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变动的问题。而对于一定社会历史中的人的发展而言，则具有一定的结构。欲把握这一结构，需要在理论上把握所有文化关系发生革命变革的那些深邃的转换过程，而不在于简单地记录那些正在出现的事件。由于科学拒绝以适当方式处理与社会进程相联系的问题，因而导致其在内容和方法上的肤浅性。同时，这种肤浅性反过来又表现为忽略科学涉及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动态联系，进而还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影响到科学自身诸原理的实际运用。尽管自20世纪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批评了纯粹机械方法的不足与不当之处，导致了对科学研究得以建立的主要基础的原则的进行讨论。由此，还引发了对科学中危机的思考和对马克斯·舍勒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但是在霍克海默看来，如今的科学危机既有内在的方法上的因素，又有外在的即科学作为生产手段的因素。
四是霍克海默还反思了形而上学思想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现代物理学借助于马克斯·舍勒形而上学思想重新把作为整体的科学，其注意力已转向了众多曾被忽视的领域，而且在许多方面也较少受到习以为常的狭隘观念与方法的阻碍；在对重大心理现象的描述、社会类型的勾勒、知识社会学的发现等诸方面取得了成果。但是，从消极的方面看，形而上学的论著几乎都把所谓的“生命”这种具体的实在表述为一种神秘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看作在其历史中的发展，处于真实的、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东西。因而，在霍克海默看来，那些论著在根本上并未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过是对科学的否定。因为其一形而上学不仅没有指出科学由于眼光的近视地集中于分类之上而产生的诸种局限性并与之决裂，反而把先前时代的科学之不足与合理性本身等同起来。其二它否定判断式思维方式，放任自身于任意选定的对象。其三它以其独立的思考方式，把人的特性绝对化；并且用直觉来对抗批判理性。由于这种直觉摈弃所有限制性的科学标准，毫无保留地信赖它自身的洞见，因而，它背弃了对社会危机的原因的考察，并使考察这种危机的手段每况愈下，进而造成了新的迷盲。
其次，霍克海默批判地审视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在他看来，科学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科学活动的参与者不关心纯粹真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成员的出现必然依赖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程度和利益之间的冲突的紧张程度已达到能透过现象而洞悉真正发生的事情时，完整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构制才会显现。在当前，科学的力量映照出充斥着种种矛盾的经济。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所控制，然而在世界范围中，它又分崩离析、混乱不堪。它虽然更加发达，但却比以往更无力使人类摆脱困境。马尔库塞则进一步指出，“当代社会的能力（思想的和物质的）比以前简直大得无法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的统治范围也大得无法估量。我们的社会的特色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31]这样，科学表现出双重矛盾。一方面，科学认定这样一个原则，即它的每一步都具有批判的根基，然而其所有步骤中最重要的一步即科学任务的确定，却缺乏理论的根基，似乎是随意选定的；另一方面，科学必须涉及全部相关知识，然而，它对自身的存在以及它工作的方向所依赖的东西，即社会立于其上的全部关系，却尚未把握住。这两对矛盾是紧密联系的。因为，科学工作的范围和方向的确定并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趋向，在根本意义上取决于社会生活之必需。[32]以整体方式揭示社会生活进程的过程，必然伴随对规律的发现，这些规律驾驭着科学与其他活动所表现出的表面的随意性。只有科学赖以成立的真实条件在历史进程中变化，才能取得如是的胜利。然而，“那种把技术和科学攫为己有的工业社会，为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为更有效地使用它的资源而组织起来。当这些努力的成就打开了人类现实的新向度时，这个社会就成了不合理的。” [33]由此，霍克海默批判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文化与经济关系以及与这些关系所产生的利益冲突相联系，使文化失去和谐。在他看来，这一观点并没有揭示出与之相关的现实，也没有揭示出物质和精神价值的重要性。虽然这一观点不是唯心主义的，即拒绝把精神看作是可以与历史性存在相分离的东西或相独立的东西。若能努力弄清阻碍和毁灭人类生活的原因，以及有效地让经济服务于人的做法，就比那些不顾历史事实而教条似的强调精神优先性的做法，更有助于开发人的精神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霍克海默指出，科学中的危机离不开普遍的危机。历史进程已在作为一种生产力的科学上施加了诸种限制，这些限制又表现在科学的不同部类：在其内容和形式上、主题和方法上。此外，科学作为生产手段尚未适当运用。由于作为社会功用的科学在当前反映着社会中的诸种矛盾，因此，对科学危机的理解依赖于一种有关当下社会境况。
四、关于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理论逻辑的两点辨识
霍克海默以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批判资本主义理论逻辑主要侧重于对作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方法、科学的批判。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主要从事实与价值互维性的伦理问题式出发，揭示了它的方法的根本缺陷并用辨证的方法去加以弥补，但是，他所理解的社会现实以及运用的辩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异质性；其科学伦理观与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也具有异质性。尤其是他试图以一种“诗意”的形而上学去打破逻辑实证主义对人及其现实的沉默，不能不说是开启了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美学的方式从事社会批判以及归回到人的心灵拯救为唯心主义道路。此外，还强使逻辑实证主义一些纯学术的认识论研究也得适应社会—历史进程的需要，也暴露出他在批评当代学术思潮时的简单化倾向和庸俗社会学倾向。而这些，都影响到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
1．批判资本主义理论逻辑的伦理意义与局限
首先，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理论逻辑以深刻地揭示了实证主义的要害是它忽视和回避甚至掩盖了社会的现实为重心。他指出：“堆在科学家那里的”纯粹感觉经验的事实，“就跟堆到不中用的政府那里的自发拥护政府的示威活动一样多。”[34]这个政府无疑知道怎样把对这门科学的详尽分类、核对和调整用作它那无所不包地的控制机器中的一个仪器。但是，由这些科学手段得到的关于世界和人的图景，可能与那个时代实际上能达到的真理大不一样。那个国家的居民由于受制于摧毁每个人内心自由的经济机器，由于被狡诈的教育和宣传方法阻止了智力发展；也由于他们被恐怖和畏惧弄得不知所措，他们可能会受歪曲的印象的支配，作出违反他们真正利益的事情，从而在每种感情、每个表达和每个判断中，都充满着欺骗和谎言。他们所有的行动和表达都被控制了(就控制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因此，他们那个国家既像一个精神病院又像一座监狱，而那个国家顺利进行的科学研究却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他们的科学能够发展物理学理论，既能在食物化学和战争化学方面、又能在天文学方面起到突出作用，并能在创造使人类精神错乱和自我消灭的方面达到前所未闻的高度。之所以要全部引述这段话，是因为它对以后的批判理论(尤其是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一书的写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纲领。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霍克海默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揭示了它的方法的根本缺陷并试图用辨证的方法去加以弥补，但是，他所理解的社会现实以及运用的辨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仍有一段距离。尤其是他试图以一种“诗意”的形而上学去打破逻辑实证主义对人及其现实的沉默，不能不说是开启了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美学的方式从事社会批判以及归回到人的心灵拯救为唯心主义道路。此外，还强使逻辑实证主义一些纯学术的认识论研究也得适应社会—历史进程的需要，也暴露出他在批评当代学术思潮时的简单化倾向和庸俗社会学倾向。而这些，都影响到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
其次，批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对实证主义掩盖社会现实的批判，构成批判理论的总体特征。这些总体特征，表明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有所触及，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消极作用有所揭露。但是，这些都并不说明批判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性的东西。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的深刻、全面把握相比，霍克海默的理论及其方法就显得相形见绌了。这里，我们也看出马克思与霍克海默尔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在总体上的一个重大差别，前者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经济运动结构，后者则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主现的思想意识形态表现上。而这一点，正是霍克海默尔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的根本差异之处。
虽然霍克海默把唯物主义当作批判理论的立论基础，并以此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的作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比较积极的理论选择；但是，就其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来看，在根本上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宏大的内容和方法论，尤其是缺乏对基本社会矛盾把握的历史辩证法。这不能不影响到霍克海默的思想演变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期向唯心主义方向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批判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在根本上仍然受到当代唯心主义学说尤其是弗洛伊德、存在主义等学说的影响，最终以对个人的重视压倒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最后落入悲观失望的境地。
正如霍克海默所说，“随着对完臻体系的绝对适用性的信仰消逝，文化形式、它们的节奏、内在联系、以及整齐划一这一系列东西，遂成为精神构造的工具。”思想重心的发展由客观发展到主观，由唯物转向唯心，这就是当代哲学的特点。霍克海默在一定意义上，看到了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趋向和弱点。因此，它在理论上首先就要提出重新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恢复对客观历史进程而不是对主观精神领域的重视。这一点，成为他的批判理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2．关于实证主义思维方式批判的意义与局限
首先，从上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对实证主义单向度思维方式层层推进的批判中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他们分别从形式逻辑和语言分析哲学的视角对单向度思维方式的特点、危害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他们深刻地指出，实证主义在事实中立论的名义下，割裂了现象与本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的内在联系；进而又排除了科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因素，对现实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社会现实中的苦难和不合理的方面漠然置之；实证主义使理论研究脱离社会文化背景，无视社会文化因素对理论及其发展的影响，将科学活动看作脱离社会生活和科学活动主体主观意志及情感的纯客观操作；为了获取片面的经验事实而牺牲社会现实，使哲学丧失了自身应有的批判性，使思维方式单向度化——仅仅成为一种单纯的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的工具。二是揭示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局限性：只注重对科学命题或理论结构的静态逻辑分析；把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的逻辑，忽视科学命题和理论的实际内容及其动态发展；揭示了经验与逻辑之间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其次，在上述对实证主义单向度思维方式两方面的批判中，也显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思想的局限性与观点的偏颇性。一是在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上，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形式逻辑是没有内容的语言形式系统，它只注重思维对象的思维形式，而不关心或者无视思维的内容，追求抽象的普遍性和形式上的有效性，却无法把握活生生的现实矛盾。但是他们没有充分肯定形式逻辑的作用，更多地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常常把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代替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把形式主义与形式逻辑混为一谈。一方面，没有看到形式逻辑的同一性也有其客观的基础：事物的相对静止和相对稳定状态；没有看到形式与内容也有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没有看到形式主义与形式逻辑的区别，形式逻辑作为一种思维规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思维对象须保持思维的确定性、一贯性和明确性的确有其合理性，这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必要条件，否则人们的思想就难以沟通。此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对于形式主义的批判仅仅限于现象的表层，未深入到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反驳形式主义。二是在对辩证逻辑的阐述中，有其可贵的一面：在实证主义横行，辩证法受到普遍非难的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能够公开为辩证逻辑辩护，并力图用辩证法批判实证主义、揭露时弊；他们强调，运用辩证逻辑研究现实的矛盾运动，要求形式与内容的结合等等。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不仅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区别，而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也有本质的差异。因为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未能处理好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只强调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异质性，看不到在思维过程中，两者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不了解主观辩证法即辩证逻辑与客观辩证法的关系，排除了客观辩证法，使辩证逻辑失去了客观基础；另外，片面强调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使之成为一种只进行批判、否定而不继承、肯定的、“大拒绝”的否定的辩证法，因而，具有一定的虚无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
再者，对科学的批判、对理性的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现象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本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霍克海默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的失误并不在于他们提出了这些问题，而是在于他们本身对科学的批判也像旧的形而上学对科学及实证思维的批判一样，缺乏辩证的一贯性。他们忽略了科学的历史和现实成就，他们低估了科学思维方法对人类理性思维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他们把对科学及实证思维方式的批判当作解开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核心思路，这一切，都使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离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内涵越走越远，而成为一种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些，都表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现象的具体批判中。
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即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与批判理论的旨趣密切相关。
首先，就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第一重维度即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与批判理论的旨趣而言，霍克海默认为，“哲学的社会功能就在于批判当下普遍流行的东西” [18]。在他看来，就在于从资产阶级社会交往的表面现象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等价交换中，深入到事物的世界中，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关系，即在于去发现“非人的事物下面的人的根基”，以破除其表面的同一形式的神秘性。由此，霍克海默十分注重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从这一理论渊源来看，其一与青年卢卡奇批判资本主义的物化理论有着理论的内在相关性。青年卢卡奇在分析了物化现象的对象性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物的属性，因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就是所谓的物化现象。物化也指人在自己创造的商品面前顶礼膜拜，使自己受制于物，表现为商品拜物教。青年卢卡奇认为，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商品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而且不只是同不依赖于它、旨在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建立表面上的联系。” [19]在古代社会中，甚至一直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开始阶段，经济关系的人的性质有时还被清楚地理解，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产生的形式越错综复杂和越间接，人们就越少而且越难于看清这层物化的面纱。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下，这种经济上的神秘化主要只同货币和生息。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这种神秘化在下述场合是被排除的：第一，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为了本人的直接需要；第二，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在那里，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已经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所掩盖，这种关系表现为并且显然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动力。” [20] 当且仅当商品成为一个社会的总体普遍范畴时，或者说当商品关系成为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关系时，物化现象才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表现出来。青年卢卡奇根据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 [21]这样，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对立。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从客观方面来说，产生了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因此，虽然个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但他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现实过程本身。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而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人进行自己的运动。其二霍克海默注重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又与青年卢卡奇关于自然的概念有着理论的内在相关性。卢卡奇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过程，揭示了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抽象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基础和学理机制。由于资本主义在经济形式上的拜物教性质，导致了人的一切关系物化，与此同时，它不顾直接生产者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进行抽象合理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这一切改变了过去人们社会存在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单独的专门学科如经济学、法律等，这些学科的出现，就为这样一种科学研究大大地开辟了道路。因此“不偏不倚”的发现事实本身中所含的倾向，并把这一活动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就显得特别“科学”。卢卡奇进而运用历史辩证法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抽象方法之不科学性。因为在这种“科学的”氛围中，仍然给人留下只不过是一种任意结构的印象。这里的原因何在？青年卢卡奇深刻地洞察到，“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22]
其次，在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中，不仅注重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更加关注对传统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批判即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第二重维度。霍克海默通过对其所处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并以批判理论的视阈进一步洞悉到，“更加美好和公正的社会，是一个缠绕着罪恶感的目标。可是，自战争结束后，这个目标已变得模糊不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上层不再被一些竞争着的企业家所代表，而是被管理层、联合企业、议会所代表。从属阶级的物质条件，创造出一些不同于早期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心理趋势。个人同阶级一样，现今也已被溶入社会中。”[23]霍克海默看到，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社会关系施加在它身上的限制，曾容忍过批判的理性。不过，曾经获得胜利的理性，只是在其量的形式方面被容忍——即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被容忍。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以此作为工具，因为它需要扩张资本以维护对社会的控制。资产阶级曾系统地清除过由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迷信，但是，它又创造出包裹在新的科学专制主义之下的新迷信。[2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的用途已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以致它可以被转化为工业技术。这样，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两个方面，是资产阶级统一的世界观。因此，霍克海默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了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尤其是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因为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思想由于把科学的作用看作是对事实作细致的记录，由于把科学的普遍性局限于表面现实的统一之上，因此，它忽略了历史发展的问题，成为当下流行的权力制度的工具。
按照在服务于工业的科学与服务于社会控制的宗教和市俗的精神意识形态之间当下流行的劳动分工，资产阶级思想分为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实证主义思想否定普遍的东西与人的思维有任何关联（假如不是不存在的话），它认定既定的表面现实的合理性，并记录下这个现实的变化。另一方面，形而上学摈弃实证主义对具体事物的屈从，追寻着一种能给予人的存在以意义的目的论。因为科学并不给人以任何超越性意义，它仅仅断定事实。它的核心观点即是让思想与外部现实统一起来。形而上学是实证主义唯名论的另一面。它的普遍性的东西是抽象的。假如上帝是不存在的，那么，追求目的的绝对理念也会被告知要遭到经验科学的断然否定。[25]
再者，霍克海默还通过阐述批判理论与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异质性，深化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第二重维度——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一是霍克海默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孤立的方法。他指出，在那些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是孤立事实的累积，如果经过批判理论辩证思想的处理，就能成为十分深刻的东西。在辩证的理论中，这些个别的事实总出现在组成每个概念并试图从总体上反映实在的确定联系之中。在经验主义方法论中，概念和判断都是孤立自有的东西，是能够堆叠、替换和部分重塑的个别建筑石块。除了那些例外情况，这种方法摧毁了一切事物的意义。那些例外情况包括琐碎无聊显而易见的陈述或既不涉及社会问题也不涉及历史问题的陈述。而辩证思想把经验的要素并入经验结构之中；这种经验结构不仅对科学为之服务的有限目的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辩证思想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利益来说也是重要的。当思想不得不创造一幅活的事物的图画、创造一幅个别部分和整体的功能仅仅在理智过程的终点才能分辨开来的图画时，经验主义显得完全无能为力时，而辩证思想却能够运作自如。
二是批判了对实证主义主体概念的完全拒绝。因为在经验主义者看来，物理学中的物体是“一连串由某些因果联系衔接起来的事件，但它们又有足够的统一性，能够拥有同一个名称。”[26]这类名称的用途是作为“方便的速记符号”，至于它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东西相联系，大家很少有不同意见。而批判理论则强调，有意识的个人并不仅仅关注自然科学所一般要求的特定预言及实践结果的可能性，当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积极的人看到世界的肮脏状况时，改变这种状况的欲望就会成为主导性原则；他会用这个原则去组织给予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纳入一种理论之中。不但方法和范畴，而且就连理论的转变也只有联系他的立场才能理解。反过来说，这种方法和范畴既揭示了他的健全理智，又揭示了他的世俗品格。正确的思想取决于正确的意志，恰如正确的意志取决于正确的思想。因而，理论对有意识地行动的个人的意义与它对经验科学家的意义大不相同。对后者来说，理论形式是从通行的科学实践那里接受过来的约定俗成的东西。可是，一旦思想超出了给定的社会生活因素，理论模式就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对经验要素的构造，是对个人从长远利益立场上看到的现实的有意识的反映。与他的探索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构造和表述过程是知识的正当组成部分。
三是批判了实证主义非历史的和非批判的知识概念[27]。经验主义者甚至不承认“密集”这个词的倾向性和反倾向性，而他却正是通过这种倾向性和反倾向性才常常把“粗俗的”语言概念与他的公式联系起来。而在批判理论即辩证理论中，整个社会表现的主观兴趣在历史上不断发生变化这个事实。这没有被辩证理论看作是错误的标志，而被看作是知识的内在因素。批判理论的所有基本概念，诸如社会、阶级、经济、价值、知识以及文化，都是完全由主观兴趣支配的理论脉络中的成分和部分。构成历史世界的倾向和反倾向代表了一种发展，这种发展若无更加合乎人性的意志，若无主体必须在自身之中体验或创造的意志，就无法被把握。
四是批判了实证主义把价值与科学进行严格的区分。经验科学无法看到关键之点，即共同利益和真正人性存在的观念。 经验主义声称，这种观念产生的根源是把个人欲望、道德信念及思想感情同科学混淆在一起。它进一步争辩说，其他目标都可以摆在自由意志旁边，而判定这些目标中哪个合适却不是科学的任务。它坚持认为，在参加斗争的人们达到他们的目标之前，决定他们的观念和整个理论的利益与其他欲望没什么区别，而且一点也不比它们优越。这种论证断言，完全由利益支配的理论概念无法与客观的科学相容。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至迟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了他们关于人类顺利进化图景的理论和体系。可是，近几十年来，纯粹科学家却不愿意重视它们。他们摒弃一切有意识的社会冲动，只让无意识的冲动支配他们的工作。霍克海默指出，理智的严密性对那些从利益意识的立场看待形势的人与对那些试图排除利益考虑的人同样重要。严格坚持给予的事物虽然可能是在具体学科中取得成就的根源，但它容易阻碍关于人类和社会事务的洞见。辩证思想预计人类会毁于战争和无穷无尽的野蛮行为，因而需要谈论普遍利益，把有关的东西与无关的东西分开，并据此构造它的观念。在物理学里，选择材料和概念的工作可以冷静地进行。可是，在社会科学里，同样的工作却要求作出有意识的决定，因为其他任何事物都保持在假定的客观性的状态。经验主义认为，由于真理概念与任何主观利益或要求合理社会的愿望没有关系，所以它也不具有这种利益必定包括的不确定性。这就把知识降低到了一种资产阶级职业的水平——帮助登记分类和复制普通人的经验。然而，经验主义的知识概念根本不能制止这种“经验”的扩展，不能批评“普通知识”。当无思想的群众疯了的时候，无思想的哲学也不会正常。
三、批判的科技伦理观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
霍克海默对科学及其危机进行伦理反思，是其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的理论运演，由此生成了其批判的科技伦理观。因而，其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依旧在其批判的科技伦理观中一以贯之：一是反思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一是批判地审视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
首先，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反思其合理性与局限性。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指出，科学作为生产力，它以多种方式，使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科学还可以用作创造社会价值的手段，进而建构起生产的手段。然而，科学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对社会生活进程有所贡献的这一事实，决没有证明实证主义的知识理论就是合理的。
一是霍克海默分析了理论的真理性与功用性的区别。他认为，知识的成效应当被理解为内在于科学的东西，而不应理解为追求外在的实用性。检验一个判断的真理性与检验这个判断在人类生活中有何重要性，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决定这个判断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并不取决于人类兴趣，真理的标准是伴随着理论水平的提高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本身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着变化，但它决没有为别的真理标准提供论据，而只是证明了处于一定水平上的知识状态相适应的真理标准。
二是霍克海默还以普遍的经济危机影响了科学功能的充分发挥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了其上述思想。他指出，今天，尽管社会财富比以往时代更加庞大，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不可能有效地使用它曾发展起来的力量和积聚下来的财富。这样，科学知识就不得不分担着其他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功能，而它的运用和它的高度发展与人类的需求却极不适应。马尔库塞对此进行了这样的诠释：“这个社会总的说来是不合理的。它的生产力破坏了人类的需要和能力的自由发展，它的和平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威胁来维持的，它的增长靠的是压制那些平息生存斗争——个人的、民族的和国际的——的现实可能性。” [28]这种状况扼制了科学本身在质和量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弗洛姆则从社会心理的视阈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不合理性：“我们发现，最民主、最和平、最繁荣的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的美国，显示出了最严重的精神障碍症的症状。西方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舒适的物质生活，相对平均的财富分配，稳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正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国家表现出了最严重的心理不平衡的症状！”[29]与此同时，被人们视为真正效力于改善人类境况的力量的理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由于人们试图把其开发归附于“心理的”东西，归附于作为决定因素的怀疑批判理性，因此，这种理性仅仅成为追求日常生活目标的有用工具，在面临重大课题时，却缄默不语，即对一个整体社会不作任何理论上的反思。
三是霍克海默以其特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洞悉了科学在实际运作中具有的一系列局限性。他认为，这些局限性并非科学对其理性特性的夸大，而是加在科学上的诸种限制；而这些限制本身又受到社会境况的日益僵化的制约。最初科学被确定为资产阶级在反对教会对学术研究加以限制的批判斗争中所获得的自身解放这一局部性目标。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一目标就失去其进步性，反而表现为把科学活动限定在对现象进行描述、分类、概括上，而且并不注意把本质的东西与无关紧要的东西区分开。这样，“当对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关注让位于证明当下社会应当是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企图后，一种致命的、瓦解的因素便侵入科学之中。”[30]科学的成果只是在部分上可以有助于工业生产，但当面临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的问题时，科学却逃避着它的责任；科学的方法旨在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变动的问题。而对于一定社会历史中的人的发展而言，则具有一定的结构。欲把握这一结构，需要在理论上把握所有文化关系发生革命变革的那些深邃的转换过程，而不在于简单地记录那些正在出现的事件。由于科学拒绝以适当方式处理与社会进程相联系的问题，因而导致其在内容和方法上的肤浅性。同时，这种肤浅性反过来又表现为忽略科学涉及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动态联系，进而还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影响到科学自身诸原理的实际运用。尽管自20世纪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批评了纯粹机械方法的不足与不当之处，导致了对科学研究得以建立的主要基础的原则的进行讨论。由此，还引发了对科学中危机的思考和对马克斯·舍勒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但是在霍克海默看来，如今的科学危机既有内在的方法上的因素，又有外在的即科学作为生产手段的因素。
四是霍克海默还反思了形而上学思想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现代物理学借助于马克斯·舍勒形而上学思想重新把作为整体的科学，其注意力已转向了众多曾被忽视的领域，而且在许多方面也较少受到习以为常的狭隘观念与方法的阻碍；在对重大心理现象的描述、社会类型的勾勒、知识社会学的发现等诸方面取得了成果。但是，从消极的方面看，形而上学的论著几乎都把所谓的“生命”这种具体的实在表述为一种神秘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看作在其历史中的发展，处于真实的、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东西。因而，在霍克海默看来，那些论著在根本上并未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过是对科学的否定。因为其一形而上学不仅没有指出科学由于眼光的近视地集中于分类之上而产生的诸种局限性并与之决裂，反而把先前时代的科学之不足与合理性本身等同起来。其二它否定判断式思维方式，放任自身于任意选定的对象。其三它以其独立的思考方式，把人的特性绝对化；并且用直觉来对抗批判理性。由于这种直觉摈弃所有限制性的科学标准，毫无保留地信赖它自身的洞见，因而，它背弃了对社会危机的原因的考察，并使考察这种危机的手段每况愈下，进而造成了新的迷盲。
其次，霍克海默批判地审视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在他看来，科学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科学活动的参与者不关心纯粹真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成员的出现必然依赖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程度和利益之间的冲突的紧张程度已达到能透过现象而洞悉真正发生的事情时，完整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构制才会显现。在当前，科学的力量映照出充斥着种种矛盾的经济。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所控制，然而在世界范围中，它又分崩离析、混乱不堪。它虽然更加发达，但却比以往更无力使人类摆脱困境。马尔库塞则进一步指出，“当代社会的能力（思想的和物质的）比以前简直大得无法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的统治范围也大得无法估量。我们的社会的特色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31]这样，科学表现出双重矛盾。一方面，科学认定这样一个原则，即它的每一步都具有批判的根基，然而其所有步骤中最重要的一步即科学任务的确定，却缺乏理论的根基，似乎是随意选定的；另一方面，科学必须涉及全部相关知识，然而，它对自身的存在以及它工作的方向所依赖的东西，即社会立于其上的全部关系，却尚未把握住。这两对矛盾是紧密联系的。因为，科学工作的范围和方向的确定并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趋向，在根本意义上取决于社会生活之必需。[32]以整体方式揭示社会生活进程的过程，必然伴随对规律的发现，这些规律驾驭着科学与其他活动所表现出的表面的随意性。只有科学赖以成立的真实条件在历史进程中变化，才能取得如是的胜利。然而，“那种把技术和科学攫为己有的工业社会，为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为更有效地使用它的资源而组织起来。当这些努力的成就打开了人类现实的新向度时，这个社会就成了不合理的。” [33]由此，霍克海默批判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文化与经济关系以及与这些关系所产生的利益冲突相联系，使文化失去和谐。在他看来，这一观点并没有揭示出与之相关的现实，也没有揭示出物质和精神价值的重要性。虽然这一观点不是唯心主义的，即拒绝把精神看作是可以与历史性存在相分离的东西或相独立的东西。若能努力弄清阻碍和毁灭人类生活的原因，以及有效地让经济服务于人的做法，就比那些不顾历史事实而教条似的强调精神优先性的做法，更有助于开发人的精神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霍克海默指出，科学中的危机离不开普遍的危机。历史进程已在作为一种生产力的科学上施加了诸种限制，这些限制又表现在科学的不同部类：在其内容和形式上、主题和方法上。此外，科学作为生产手段尚未适当运用。由于作为社会功用的科学在当前反映着社会中的诸种矛盾，因此，对科学危机的理解依赖于一种有关当下社会境况。
四、关于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理论逻辑的两点辨识
霍克海默以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批判资本主义理论逻辑主要侧重于对作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方法、科学的批判。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主要从事实与价值互维性的伦理问题式出发，揭示了它的方法的根本缺陷并用辨证的方法去加以弥补，但是，他所理解的社会现实以及运用的辩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异质性；其科学伦理观与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也具有异质性。尤其是他试图以一种“诗意”的形而上学去打破逻辑实证主义对人及其现实的沉默，不能不说是开启了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美学的方式从事社会批判以及归回到人的心灵拯救为唯心主义道路。此外，还强使逻辑实证主义一些纯学术的认识论研究也得适应社会—历史进程的需要，也暴露出他在批评当代学术思潮时的简单化倾向和庸俗社会学倾向。而这些，都影响到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
1．批判资本主义理论逻辑的伦理意义与局限
首先，霍克海默批判资本主义理论逻辑以深刻地揭示了实证主义的要害是它忽视和回避甚至掩盖了社会的现实为重心。他指出：“堆在科学家那里的”纯粹感觉经验的事实，“就跟堆到不中用的政府那里的自发拥护政府的示威活动一样多。”[34]这个政府无疑知道怎样把对这门科学的详尽分类、核对和调整用作它那无所不包地的控制机器中的一个仪器。但是，由这些科学手段得到的关于世界和人的图景，可能与那个时代实际上能达到的真理大不一样。那个国家的居民由于受制于摧毁每个人内心自由的经济机器，由于被狡诈的教育和宣传方法阻止了智力发展；也由于他们被恐怖和畏惧弄得不知所措，他们可能会受歪曲的印象的支配，作出违反他们真正利益的事情，从而在每种感情、每个表达和每个判断中，都充满着欺骗和谎言。他们所有的行动和表达都被控制了(就控制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因此，他们那个国家既像一个精神病院又像一座监狱，而那个国家顺利进行的科学研究却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他们的科学能够发展物理学理论，既能在食物化学和战争化学方面、又能在天文学方面起到突出作用，并能在创造使人类精神错乱和自我消灭的方面达到前所未闻的高度。之所以要全部引述这段话，是因为它对以后的批判理论(尤其是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一书的写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纲领。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霍克海默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揭示了它的方法的根本缺陷并试图用辨证的方法去加以弥补，但是，他所理解的社会现实以及运用的辨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仍有一段距离。尤其是他试图以一种“诗意”的形而上学去打破逻辑实证主义对人及其现实的沉默，不能不说是开启了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美学的方式从事社会批判以及归回到人的心灵拯救为唯心主义道路。此外，还强使逻辑实证主义一些纯学术的认识论研究也得适应社会—历史进程的需要，也暴露出他在批评当代学术思潮时的简单化倾向和庸俗社会学倾向。而这些，都影响到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
其次，批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对实证主义掩盖社会现实的批判，构成批判理论的总体特征。这些总体特征，表明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有所触及，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消极作用有所揭露。但是，这些都并不说明批判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性的东西。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的深刻、全面把握相比，霍克海默的理论及其方法就显得相形见绌了。这里，我们也看出马克思与霍克海默尔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在总体上的一个重大差别，前者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经济运动结构，后者则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主现的思想意识形态表现上。而这一点，正是霍克海默尔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的根本差异之处。
虽然霍克海默把唯物主义当作批判理论的立论基础，并以此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的作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比较积极的理论选择；但是，就其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来看，在根本上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宏大的内容和方法论，尤其是缺乏对基本社会矛盾把握的历史辩证法。这不能不影响到霍克海默的思想演变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期向唯心主义方向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批判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在根本上仍然受到当代唯心主义学说尤其是弗洛伊德、存在主义等学说的影响，最终以对个人的重视压倒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最后落入悲观失望的境地。
正如霍克海默所说，“随着对完臻体系的绝对适用性的信仰消逝，文化形式、它们的节奏、内在联系、以及整齐划一这一系列东西，遂成为精神构造的工具。”思想重心的发展由客观发展到主观，由唯物转向唯心，这就是当代哲学的特点。霍克海默在一定意义上，看到了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趋向和弱点。因此，它在理论上首先就要提出重新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恢复对客观历史进程而不是对主观精神领域的重视。这一点，成为他的批判理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2．关于实证主义思维方式批判的意义与局限
首先，从上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对实证主义单向度思维方式层层推进的批判中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他们分别从形式逻辑和语言分析哲学的视角对单向度思维方式的特点、危害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他们深刻地指出，实证主义在事实中立论的名义下，割裂了现象与本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的内在联系；进而又排除了科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因素，对现实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社会现实中的苦难和不合理的方面漠然置之；实证主义使理论研究脱离社会文化背景，无视社会文化因素对理论及其发展的影响，将科学活动看作脱离社会生活和科学活动主体主观意志及情感的纯客观操作；为了获取片面的经验事实而牺牲社会现实，使哲学丧失了自身应有的批判性，使思维方式单向度化——仅仅成为一种单纯的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的工具。二是揭示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局限性：只注重对科学命题或理论结构的静态逻辑分析；把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的逻辑，忽视科学命题和理论的实际内容及其动态发展；揭示了经验与逻辑之间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其次，在上述对实证主义单向度思维方式两方面的批判中，也显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思想的局限性与观点的偏颇性。一是在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上，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形式逻辑是没有内容的语言形式系统，它只注重思维对象的思维形式，而不关心或者无视思维的内容，追求抽象的普遍性和形式上的有效性，却无法把握活生生的现实矛盾。但是他们没有充分肯定形式逻辑的作用，更多地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常常把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代替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把形式主义与形式逻辑混为一谈。一方面，没有看到形式逻辑的同一性也有其客观的基础：事物的相对静止和相对稳定状态；没有看到形式与内容也有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没有看到形式主义与形式逻辑的区别，形式逻辑作为一种思维规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思维对象须保持思维的确定性、一贯性和明确性的确有其合理性，这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必要条件，否则人们的思想就难以沟通。此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对于形式主义的批判仅仅限于现象的表层，未深入到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反驳形式主义。二是在对辩证逻辑的阐述中，有其可贵的一面：在实证主义横行，辩证法受到普遍非难的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能够公开为辩证逻辑辩护，并力图用辩证法批判实证主义、揭露时弊；他们强调，运用辩证逻辑研究现实的矛盾运动，要求形式与内容的结合等等。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不仅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区别，而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也有本质的差异。因为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未能处理好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只强调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异质性，看不到在思维过程中，两者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不了解主观辩证法即辩证逻辑与客观辩证法的关系，排除了客观辩证法，使辩证逻辑失去了客观基础；另外，片面强调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使之成为一种只进行批判、否定而不继承、肯定的、“大拒绝”的否定的辩证法，因而，具有一定的虚无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
再者，对科学的批判、对理性的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现象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本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霍克海默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的失误并不在于他们提出了这些问题，而是在于他们本身对科学的批判也像旧的形而上学对科学及实证思维的批判一样，缺乏辩证的一贯性。他们忽略了科学的历史和现实成就，他们低估了科学思维方法对人类理性思维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他们把对科学及实证思维方式的批判当作解开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核心思路，这一切，都使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离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内涵越走越远，而成为一种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些，都表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现象的具体批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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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导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页。
[2]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序言〉》，第5页。
[3] 同上书，第2页。
[4] 同上书，第4页。
[5]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导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页。
[6]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序言〉》，第4页。
[7]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导论〉》，第5页。
[8] 参见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第134～136页。
[9]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科学及其危机札记〉》，第3页。
[10]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中译本序〉》，第13页。
[11] 同上书，第14页。
[12] 同上书，第14页。
[13]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导论〉》，第4页。
[14] 霍克海默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在霍克海默以及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意识形态是指与真理对立的东西，即“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信仰、科学理论、法则、文化体制这些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认知的活动都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因为它们都系后来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是对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框架加以接受和认可的“肯定文化”的表现。参见霍克海默：《批判理论·中译本序》，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
[15]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中译本序〉》，第15页。
[16]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导论〉》，第6页。
[17]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66页。
[18]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导论〉》，第4页。
[19]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68～369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8～89页。
[2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54页。
[23]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序〉》，第5页。
[24] 参见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导论〉》，第5页。
[25] 同上书，第5～6页。
[26]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158页。
[27] 同上书，第143页。
[2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导论〉》，第2页。
[29]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凯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页。
[30]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科学及其危机札记〉》，第6页。
[31]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导论〉》，第2页。
[32]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科学及其危机札记〉》，第6页。
[33]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7页。
[34]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