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３日，皮埃尔•布迪厄因患癌症与世长辞。布迪厄生于１９３０年８月１日，祖父是一位佃农，父亲原是农民，后成为Lasseube的Bearn村的邮差。个人的天才与勤奋，加之政府奖学金的帮助，把他推向了法国文化和国际社会科学的顶峰。但是，布迪厄从来没有把学术上的成功与职业上的荣誉当成自己是知识界精华的证据或自我价值的证明。

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这个赋予法国知识分子神圣地位的中央机构，布迪厄出类超群，然而他从来没有让人感觉到那些富贵之家、书香门第和精英背景的人们生来就有的特性。相反，他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非凡的社会批评分析和自反性认识的能力。投身于竞争激烈、自成体系的法国学术界，促使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关于习性的观念在他那里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他注意到了那些他的同学和老师们熟视无睹的东西，因而使他关于观念的中心性（centrality of doxa）和社会支配中的误识（misrecognition）的观点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征。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却投身于社会学研究，以便使经验研究成为与日常意识决裂，获得对于一个社会世界——这个世界通常被认为过于庸俗而不能得到哲学的关注——的更正确知识的工具。 

１９５５年，在阿尔及利亚“平定”期间，布迪厄被派去服兵役。然后，他就留在阿尔及尔大学执教，到卡比利亚（Kabylia）主持研究项目，和阿尔及尔说柏柏语的移民（ Berber-speaking migrants ）相处，并于１９５８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阿尔及利亚人》（The Algerians）,以下我们标出法文版的初版年代，如有英文译本则选用英文书名）。此外还有一系列有关阿尔及利亚的著作集中探讨工作和劳工、农业危机、土著文化与殖民主义及市场力量的冲突。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变化的亲身经历，在布迪厄身上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形成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倾向性以及他所恪守的作研究必须要与他人的生活相关联的准则。也是在阿尔及利亚，布迪厄开始学会把人种学与统计学、雄心勃勃的理论与脚踏实地的考察结合起来的做法，创造了一种旨在通过科学生产激活进步政治的独特的社会调查方法。

从卡比利亚得来的田野数据也为布迪厄在《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１９７２）和《实践的逻辑》（The Logic of Practice１９８０）中所进行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础。布迪厄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然而，他试图探索一条能够超越结构主义的静态特征、从总体上超越结构与行为、主观与客观、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符号学的二元论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吸取了涂尔干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也吸收了现象学以及后来的民族志方法、维特根斯坦和语言分析、卡西尔的新康德主义，以及他自己的老师巴什拉（Bachelard）、康吉扬（Canguilhem）和维耶曼（Vuillemin）的观点。他把人类的社会行为同时当作“被结构的”(structured)和“进行结构的”(structuring)、把社会化了的身体当作“实践的相类操作者”(the analogical operator of practice)的做法是很著名的。通过基于经验的自反性分析，他试图同时为主观和客观的视角创立条件，以避免他后来所说的“学院式偏见”的缺陷——即把他们自己（解释学的）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投射到他们所观察的人们的心灵上的学术倾向。 

追求社会科学的自反性基础是布迪厄知识分子社会学的主要动机，这一点在《科学领域》（“The Scientific Field”，１９７５）、《学术人》（Homo Academicus，１９８４）和《国家精英》（The State Nobility），１９８９）等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布迪厄的另一个动机是他对社会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被掩盖并得以持久的方式的强烈兴趣。他对符号权力和文化资本的分析也在他最有影响的研究之列。虽然在他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书中这一点已非常突出，但当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法国的时候，这一主题则成了他关注的中心。在１９６３年在他的家乡Bearn发表的一项有关婚姻策略的早期研究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突出（这项成果不久将以书的形式出版，他去世的时候书稿仍放在出版社，书名为Le Bal des célibataires）。１９６４年，他出版了《继承者》（The Inheritors ，1970）.（精英统治的），１９７０年出版了《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这两部著作审查了非常明显的精英领导的教育机构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如这种教育机构把家庭背景或对资产阶级语言方式熟悉程度等方面的差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或者把文化方面的专断打扮成毫无疑问的真理。布迪厄对于权力的不同形式的探讨，后来发展成为阶级再生产中经济、文化、社会和符号资本的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在《国家精英》一书中）。 

布迪厄最著名的著作《区隔》（Distinction，１９７９）对这些主题的处理，努力克服阶级理论中客观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韦伯主义）的对立。本书也是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回应。就像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向对社会事实的个人主义解释进行挑战一样，布迪厄在《区隔》中试图揭示判断与趣味的组织化和社会根源。因此，社会学给他提供了一种通过经验观察和分析而不是通过理论性的专题论文来对重大的哲学命题进行再思考的手段——这种经验的观察和分析是植根于“对理论的东西保持实践意识”中的。他对于这一方法最重要的例外是《帕斯卡尔的沉思》（Pascalian Meditations，１９９７）。在这本书中，他透露了他的著作在认识论上的 “历史理性主义”的根基，并对他的哲学人类学进行了说明（以行为置措理论和永远渴望认同的人的概念为支撑点）。 

从６０年代中期的《摄影：一种中产阶级趣味的艺术》（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１９６４；许多年之后，布迪厄本人从阿尔及利亚带回来的给人深刻印象的照片也成了博物馆回顾展的主题）开始，布迪厄对于文化和权力的研究方法也借助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对艺术及艺术机构的经验研究。他对博物馆及其观众的大量研究以《爱艺术：欧洲的艺术博物馆及其观众》（The Love of Art，１９６６）出版。此外，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还涉及到宗教、知识分子、哲学、学术及司法领域。在这些研究和其他一些调查中，他为“场”的一般理论设定了基础，这个“场”区分了作为客观力量的空间运行的社会微观世界与作为折射并改变外部决断和趣味的价值之争的舞台。他对“场”的最深刻最持续的研究，集中在文学方面，也是他的最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以其代表作《艺术的法则》（The Rules of Art，１９９２）作为点睛之笔。这本书研究了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人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符号革命。布迪厄最重要的没有完成的著作是这项研究的姊妹篇——一项对马奈及他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绘画领域的转型的社会发生学解剖。 

布迪厄把社会学当成是以研究为中心的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组学术原则，这种观点体现在他的教学活动以及《社会学的技巧》（The Craft of Sociology，１９６８）一书中。他对主张个人天才的观念思想不以为然，而强调集体合作和有组织的社会创新。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早期研究开始，他就经常与其他的学者一起合作，包括A•塞亚德（Abdelmalek Sayad）、阿兰•达尔布（Alain Darbel ）及J.C.•巴瑟宏（Jean-Claude Passeron ）等人。卷帙浩繁的有关法国社会苦难的人种学著作《世界的贫困》（La misère du monde， Bourdieu et al.， 1993）共有２２位合作者（很抱歉我们这里不能一一列出布迪厄的这些合作者的名字）。这部著作对当代法国社会的苦难进行了人种学的解剖，其编纂出版活动涉及的单位有欧洲社会学中心、《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杂志和欧洲图书评论杂志《书籍》。同时，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和法兰西学院，布迪厄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师。他从１９６４年开始在法国高等实践学院任教；１９８１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社会学主席，其前任为马赛尔•莫斯和雷蒙•阿隆。 

虽然在法国声誉卓著，但布迪厄拒绝作他提到萨特时所说的那种“总体性知识分子”(total intellectual)。相反，他试图主要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来影响公众的讨论。虽然如此，在１９６８年５月的冲突中，一些学生还是逐字把他的《继承者》搬上了路障。作为福柯之后法国最重要的公众知识分子，布迪厄是那些无家可归者、非法移民、反种族主义活动者和工作不稳定的劳动者的忠实辩护人。在８０年代，他应社会主义政府之邀提交了两份有关教育的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报告。然而，他对官方政治永远保持着警惕性。他试图把学术界、工会和社会活动家们团结在一起，以非党派的形式进行社会干预，以适应科学与媒体为中心的时代。在９０年代中期，他组织了一个进步的社会科学家团体“行动的理由”(Reasons to act)，开办了一家同名出版社，把对当代市民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介绍给广大的公众。在该出版社所出的第一本书《论电视》（On Television，１９９６）中，布迪厄论述了媒体是怎样把公众话语削减为“文化快餐”的。《男性宰制》(Masculine Domination，１９９８)集中讨论了在维护大男子主义的过程中不平等的符号形式和物质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在最后１２年当中，布迪厄为保护２０世纪社会斗争的成果——退休金、职业保障、开放高等教育及社会国家的其他保障措施——而努力工作，反对以自由市场和国际竞争为名削减预算。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著名的批判者之一。这一主题成为他的两本小册子《抵抗行动》(Acts of Resistance，１９９８)和《背后开火》(Firing Back，２００２)以及即将出版的政治论文集《干涉，１９６１-１９９１》(Interventions， 1961-1991)的核心内容。他与巩特尔•戈拉斯(Gunther Grass)、汉斯•哈克(Hans Haacke)等人结成联盟，争取与新国际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结合起来。 

虽然布迪厄的名气非常大，尤其是在获奖影片《社会学是武术》（２０００）公开了他的相貌之后，走在大街上或在咖啡馆里他都很容易被认出来，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重视个人隐私、十分羞涩的人。他厌恶学术界的夸耀和官方的荣誉。他始终拒绝在电视上露面，曾经对美国人虽然拒绝公开他们的政治观点但却愿意在公众面前津津乐道他们的婚姻、性和个人习惯表示极大的震惊 。他说，法国人正好相反，他们对自己的表达是非常私人化的。他不愿意向外界公布自己的家庭生活，颇感公众生活挤占与妻子和三个儿子相处的时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几十年来，他一直默默地资助从卡比利亚来求学的学生，这件事不仅说明了他为人的慷慨和义务感，而且也说明了他的信念：在社会再生产、教育和科学方面的共同努力仍然是减少支配的最美好的希望。那些熟识他的人们，还有那些社会科学界内外因为他的工作而永远改变了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想象的人们，都将深深的怀念他。 

作者：克雷格•卡尔豪恩 罗克•华康德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社会学 教授 

译者：李怀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