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生产性劳动与社会反抗的窒息—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解读
20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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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鲍德里亚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已经从生产性劳动转移到非生产性劳动领域，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工作模式，这使得传统革命理论的现实基础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动摇，因为基于“生产的幻觉”即产业工人作为革命主体的阶级力量已经消失，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变化将使传统形式的社会反抗和革命成为不可能。
关键词：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生产与劳动的终结；服务
关键词：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生产与劳动的终结；服务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第一章的标题，与此章第二节的标题完全相同，即“生产的终结”。在这一节里，鲍德里亚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已经从生产性劳动转移到非生产性劳动领域，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工作模式，这使得传统革命理论的现实基础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动摇，因为基于“生产的幻觉”即产业工人作为革命主体的阶级力量已经消失，生产转换为非生产，传统的劳动者和劳动空间都消失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变化将使传统形式的社会反抗和革命成为不可能。本章，我们来看他的相关论述，并对此做出相对的回应。
1、生产转换为非生产
鲍德里亚先是假模假样地对传统“工业系统的‘前科学’阶段”作了一番回顾。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大机器生产阶段。他断章取义地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找出一些话语段落，试图重新描述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统治中出现的新的质性内容，即资本在最大限度地剥削劳动力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利用“知识积累而无限地增殖”，知识和技能都被吸收进资本，成为“固定资本的一种特性”和资本家的帮凶。由此，鲍德里亚试图引出他的奇思异想。
鲍德里亚说，你看，马克思自己也看到了一种新趋势，即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阶段，原始积累的终结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转折：向死的劳动所具有的优势的过渡，向在死的劳动中结晶并体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死的劳动作为统治代码本身压在整个社会之上”。 这句话本身倒并非完全错误，可是，鲍德里亚此处是将“死劳动对活的劳动的霸权”理解为知识为本质的科学和技术，而并不是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工业资本。所以，他会特别关注马克思说过的“生产过程不再是一种劳动过程”、“人被置于生产过程之外，不是生产的主要因素”之类的句子。我们知道，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不久之后写下的“1862～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的确谈到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甚至谈到生产过程正在逐步成为“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他也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工人的劳动成为机器运作的辅助条件，机器系统成为资本的帮凶，并将工人扔上饥饿的大街。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科学技术本身直接成为资本。鲍德里亚认为自己突显的东西，恰恰是马克思并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他要说的观点是，科学技术本身也是有罪的：“马克思曾经相信机器、技术、科学的纯洁性，这是不可思议的错误——这一切在活的社会劳动一旦被消除之后，就可以重新成为资本系统。资本系统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观点，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生产力有罪论”最早是由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无意打开的话题，海德格尔与萨特都在本体论上延伸过这一问题。而本雅明和阿多诺则最先明确指认了这种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有罪论（“科技意识形态”）。
我认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上述观点的错认，主要因之于他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与生产概念都非历史地硬化了。在他那里，劳动或者生成价值的活劳动似乎永远等于体力劳动，生产则永远等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生产，而当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生一些新变化时，他就会大惊小怪地形成一些武断的理论断言：
由于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霸权，整个生产辩证法崩溃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生产力／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赖以运转的所有这些对立（其实这和理性主义赖以运转的真与假、表象与实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模式是一样的）也以同样的方式被中和了。
鲍德里亚这里的错误在于，他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压迫，并非指一种实在的机器系统（包括知识系统）对工人的直接压迫，这里的“死劳动”只是一个颠倒性的转喻，这是指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反过来畸变为奴役和压榨劳动者的主人——重新吸收活劳动的资本，这里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作为一种支配性的社会关系在场的资本。就像马克思所指认的那样，黑人并非天生的奴隶，而只是在奴隶制度下才成为奴隶。机器和知识系统，也只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性构架中才会成为特定的“固定资本”。在这一点上，布尔迪厄的发挥是有道理的。他先后提出了基于声望和地位的社会资本和基于学术积累的学术资本等概念。因为这些新的资本都成为今天能够汲取不同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我发现，鲍德里亚的头脑则简单得多，看到马克思那里一些形似自己想法的句子，都会添油加醋地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强制性理解逻辑中去。我认为，无论从那一个方面来看，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辩证法并没有崩溃，只不过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罢了。
当然，这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活劳动本身的理解。我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那个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的概念是需要发展的。我们先来看鲍德里亚的相关论述。
鲍德里亚抓住马克思关于服务性劳动的历史性说明不放，认为马克思原来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的劳动的区分是存在问题的。他说，依马克思的看法，当劳动生产自己的对立面（资本）时，它就是生产性的。可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却明证了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定义“方方面面都濒于崩溃”。因为，
这一定义甚至没有考虑资本可能扎根在“生产性”之外的其他东西中，也许恰好扎根在掏空了生产性的劳动中，扎根在“非生产性”劳动中，……马克思以蔑视这种“非生产性劳动”的方式回避了劳动的真正定义，但资本的策略却建立在这个定义上。
鲍德里亚真是天真。他自己将生产性简单地凝固为物性操作中的生产，再用此来发现马克思的狭隘性。可是，如果马克思的定义是说，劳动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资本）就是生产性的，那么今天比尔•盖茨手下那遍及全球的成千上万的软件设计的脑力劳动者，何尝不是在每天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资本）呢？他们的劳动当然是生产性的！再比如国际资本投入到今天中国的一些咨询服务行业中的资本，同样也在吸取新的活劳动，只是这些劳动也不是采取马克思那个工业时代的样式罢了。可鲍德里亚不这样看。他要固守马克思的那个历史性的边界，然后再以打死那种19世纪的生产劳动为荣。其实，鲍德里亚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派无疑是一种可笑的刻舟求剑的形而上学。
我们必须承认，处在19世纪工业发展阶段中马克思客观面对自己身边社会现实，得出了符合他那个时代情况的一些历史性的具体理论观点，这并不是他应该受得责备的方面，任何一个活在今天的人，也并不应该看到了马克思所没有看到的新的社会现实而洋洋得意。真的不必。关键在于马克思思想的方法论实质是不是错了！在我看来，马克思用以观察历史与社会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仍然是正确的，只是我们应该随着历史与现实的变化，将其应用到新的观察与认识中去。当然，鲍德里亚并不是直接站在今天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立场上为之辩护的，他也是想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可是他却在以简单否定马克思来标榜自己的独特性，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逻辑关系。这里实际出现的问题在于，鲍德里亚硬化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等概念的历史性界定边界，他不是去按照今天发生的新情况开放这些边界，而是相反，以今天的现实变化简单反证马克思的“错误”，从而使自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比较性参照中成为比马克思更英明更本质的东西。
鲍德里亚先是假模假样地对传统“工业系统的‘前科学’阶段”作了一番回顾。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大机器生产阶段。他断章取义地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找出一些话语段落，试图重新描述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统治中出现的新的质性内容，即资本在最大限度地剥削劳动力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利用“知识积累而无限地增殖”，知识和技能都被吸收进资本，成为“固定资本的一种特性”和资本家的帮凶。由此，鲍德里亚试图引出他的奇思异想。
鲍德里亚说，你看，马克思自己也看到了一种新趋势，即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阶段，原始积累的终结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转折：向死的劳动所具有的优势的过渡，向在死的劳动中结晶并体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死的劳动作为统治代码本身压在整个社会之上”。 这句话本身倒并非完全错误，可是，鲍德里亚此处是将“死劳动对活的劳动的霸权”理解为知识为本质的科学和技术，而并不是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工业资本。所以，他会特别关注马克思说过的“生产过程不再是一种劳动过程”、“人被置于生产过程之外，不是生产的主要因素”之类的句子。我们知道，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不久之后写下的“1862～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的确谈到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甚至谈到生产过程正在逐步成为“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他也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工人的劳动成为机器运作的辅助条件，机器系统成为资本的帮凶，并将工人扔上饥饿的大街。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科学技术本身直接成为资本。鲍德里亚认为自己突显的东西，恰恰是马克思并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他要说的观点是，科学技术本身也是有罪的：“马克思曾经相信机器、技术、科学的纯洁性，这是不可思议的错误——这一切在活的社会劳动一旦被消除之后，就可以重新成为资本系统。资本系统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观点，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生产力有罪论”最早是由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无意打开的话题，海德格尔与萨特都在本体论上延伸过这一问题。而本雅明和阿多诺则最先明确指认了这种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有罪论（“科技意识形态”）。
我认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上述观点的错认，主要因之于他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与生产概念都非历史地硬化了。在他那里，劳动或者生成价值的活劳动似乎永远等于体力劳动，生产则永远等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生产，而当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生一些新变化时，他就会大惊小怪地形成一些武断的理论断言：
由于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霸权，整个生产辩证法崩溃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生产力／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赖以运转的所有这些对立（其实这和理性主义赖以运转的真与假、表象与实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模式是一样的）也以同样的方式被中和了。
鲍德里亚这里的错误在于，他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压迫，并非指一种实在的机器系统（包括知识系统）对工人的直接压迫，这里的“死劳动”只是一个颠倒性的转喻，这是指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反过来畸变为奴役和压榨劳动者的主人——重新吸收活劳动的资本，这里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作为一种支配性的社会关系在场的资本。就像马克思所指认的那样，黑人并非天生的奴隶，而只是在奴隶制度下才成为奴隶。机器和知识系统，也只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性构架中才会成为特定的“固定资本”。在这一点上，布尔迪厄的发挥是有道理的。他先后提出了基于声望和地位的社会资本和基于学术积累的学术资本等概念。因为这些新的资本都成为今天能够汲取不同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我发现，鲍德里亚的头脑则简单得多，看到马克思那里一些形似自己想法的句子，都会添油加醋地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强制性理解逻辑中去。我认为，无论从那一个方面来看，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辩证法并没有崩溃，只不过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罢了。
当然，这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活劳动本身的理解。我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那个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的概念是需要发展的。我们先来看鲍德里亚的相关论述。
鲍德里亚抓住马克思关于服务性劳动的历史性说明不放，认为马克思原来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的劳动的区分是存在问题的。他说，依马克思的看法，当劳动生产自己的对立面（资本）时，它就是生产性的。可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却明证了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定义“方方面面都濒于崩溃”。因为，
这一定义甚至没有考虑资本可能扎根在“生产性”之外的其他东西中，也许恰好扎根在掏空了生产性的劳动中，扎根在“非生产性”劳动中，……马克思以蔑视这种“非生产性劳动”的方式回避了劳动的真正定义，但资本的策略却建立在这个定义上。
鲍德里亚真是天真。他自己将生产性简单地凝固为物性操作中的生产，再用此来发现马克思的狭隘性。可是，如果马克思的定义是说，劳动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资本）就是生产性的，那么今天比尔•盖茨手下那遍及全球的成千上万的软件设计的脑力劳动者，何尝不是在每天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资本）呢？他们的劳动当然是生产性的！再比如国际资本投入到今天中国的一些咨询服务行业中的资本，同样也在吸取新的活劳动，只是这些劳动也不是采取马克思那个工业时代的样式罢了。可鲍德里亚不这样看。他要固守马克思的那个历史性的边界，然后再以打死那种19世纪的生产劳动为荣。其实，鲍德里亚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派无疑是一种可笑的刻舟求剑的形而上学。
我们必须承认，处在19世纪工业发展阶段中马克思客观面对自己身边社会现实，得出了符合他那个时代情况的一些历史性的具体理论观点，这并不是他应该受得责备的方面，任何一个活在今天的人，也并不应该看到了马克思所没有看到的新的社会现实而洋洋得意。真的不必。关键在于马克思思想的方法论实质是不是错了！在我看来，马克思用以观察历史与社会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仍然是正确的，只是我们应该随着历史与现实的变化，将其应用到新的观察与认识中去。当然，鲍德里亚并不是直接站在今天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立场上为之辩护的，他也是想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可是他却在以简单否定马克思来标榜自己的独特性，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逻辑关系。这里实际出现的问题在于，鲍德里亚硬化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等概念的历史性界定边界，他不是去按照今天发生的新情况开放这些边界，而是相反，以今天的现实变化简单反证马克思的“错误”，从而使自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比较性参照中成为比马克思更英明更本质的东西。
2、劳动降低为服务与自由时间的解放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声称，今天的社会现实变化动摇了传统“非生产的”大厦。
他在这里具体举出的例子是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服务业。因为在他看来，服务性劳动在马克思那里也是被边缘化的非生产性劳动。可是鲍德里亚认为，
如果今天有一个所有劳动都符合的惟一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就是劳动/服务的定义，就是这个杂交的、古老的、未经分析的范畴，而不是那个经典的、被假设为普遍的、“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定义。
显然，这个服务是一个放大了的概念。在鲍德里亚看来，今天的“任何劳动都被降低为服务——劳动作为时间的纯粹在场/占有、消费，是时间的‘贡赋’”。他有一个简单逻辑演绎，凡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体力劳动的劳动，今天都可以被视为服务，没有了体力劳动中的那种流汗的支出，电脑前、收银台前、电话前的工作，任何“身体、时间、空间和智力的投入，这就是提供的服务”，这种服务的实质都是一种“时间的在场”。其实，这种判断是极其肤浅的，因为同样是坐在电脑前，希尔顿酒店总台前的服务生与大众汽车公司研究院里的设计师绝不可能是同质的“服务”，无论是他们付出的脑力和实际创造的社会价值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关键的是，鲍德里亚认为，在这种“时间在场”的服务中，生产消失了，因此剩余价值也消失了，工资改变了意义，一句话，马克思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逻辑工具统统失效了。当然，这并不表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失效了，鲍德里亚认为，这才是“资本向真实统治的过渡，即走向对人的完全吸引和征用”。
其实，鲍德里亚看不见的东西，恰恰是在这种表面上非体力“服务”工作背后，即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从物性工业生产向以信息和电子产业等后工业生产的重要转换。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产业工人中蓝领工人的比例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而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动者主体也早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体力劳动，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共识。在我们看到的学术成果中，从上一世纪60年代美国的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70年代的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开始，一直到今天晚期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国调制学派，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转换和复杂社会关系的改变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些成果在杰姆逊、德里克、哈维、甚至奈格里和哈特等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去年秋天，在我们与英国学者联合召开的第一届“当代资本主义研讨会”上，塞伊斯教授的讨论主题就是今天资本体系下的劳动，而最近我与访问南京大学的齐泽克共同讨论一个问题，也是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与生产。而鲍德里亚根本无视这种真正的科学研究，他热衷于漂亮而虚幻的形而上学断言，因为这样，他才能天马行空。
于是，更大胆的说法出现了：
劳动不再与其他实践有区别，尤其是不再与它的对立词项——自由时间有区别，因为自由时间意味着相同的动员和投资（或相同的生产性撤资），……不仅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想象的区别崩溃了，而且劳动与其余一切之间的区别本身也崩溃了。
鲍德里亚的这种说法，似乎是针对马克思区分从事奴役性生产的劳动时间与主体创造性发挥才智的自由时间而言的，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劳动既然已经都是在电脑前工作，那么劳动就已经与一切其他实践活动同质化了，甚至不再与创造性的非劳动的自由时间相区别。这里，我们先指出鲍德里亚作为无意识的西方中心主义者的一个盲区，即上一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将有严重环境问题的工业生产过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拉美和亚洲国家，当然，现在主要在中国沿海地区。鲍德里亚在法国是看不见体力劳动和传统的生产性劳动了，可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他认为消失的劳动与生产，以及明显区别于“自由时间”的劳动时间。
鲍德里亚总是想通过否定马克思来表示自己的深刻程度。
首先，他很微观地谈论到马克思说到的“复杂劳动”与今天自由时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人们可以为马克思辩护，将复杂劳动与服务联系起来，并且像马尔库塞一样,由此再进一步延伸出自由时间的解放空间在场的可能性，对此，他坚决反对。在鲍德里亚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中，“系统正是在非劳动的相反拟真中，通过技术进步和自动化，生产自由时间，以此作为劳动力的极端物化，作为抽象社会劳动时间的完成”。 其实，鲍德里亚根本不理解马克思提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问题的特定理论语境，如果在19世纪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简单性与复杂性可以对应该于体力劳动中手工劳动与技能劳动，抽象的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不同劳动关系中价值量的基本尺度；那么，在今天的原创性软件设计与一般硬件工程网线铺设的劳动中，复杂性与简单性关系是仍然存在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时间，并不是指不属于资本控制的非劳动（生产）时间（如休闲时间），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彻底打碎之后的人类的彻底解放之中才得以出现的自由生存状况。即使在今天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时间。从德波开始，就已经关注被资本控制、并作为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非生产自由时间问题，或者叫被资本逻辑控制的休闲时间。
其次，鲍德里亚还反对将教育、培训和学校视为“复杂劳动”，在这里，他又开始攻击斯密，因为后者已经在将对劳动者的培训视为资本在制造机器中的投入，“他错了，教育、培训、学校不是被挪用的投资。它们完全是奴役和控制的社会关系。资本在这里寻找的不是复杂劳动，它在这里绝对赔本，它为了再生产自己的霸权而牺牲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鲍德里亚仍然在政治经济学之外讨论经济学，所以，他无法从资本的社会生产总过程来把握教育、培训与资本投入的关系，这绝非是一种直接生产过程和简单社会关系中能说明的问题。更何况，如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人所发现的那样，资本主义教育体制本身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学校与科研机构中学术资本复杂生产过程的秘密。这都是鲍德里亚那个简单的头脑无法容下的东西。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声称，今天的社会现实变化动摇了传统“非生产的”大厦。
他在这里具体举出的例子是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服务业。因为在他看来，服务性劳动在马克思那里也是被边缘化的非生产性劳动。可是鲍德里亚认为，
如果今天有一个所有劳动都符合的惟一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就是劳动/服务的定义，就是这个杂交的、古老的、未经分析的范畴，而不是那个经典的、被假设为普遍的、“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定义。
显然，这个服务是一个放大了的概念。在鲍德里亚看来，今天的“任何劳动都被降低为服务——劳动作为时间的纯粹在场/占有、消费，是时间的‘贡赋’”。他有一个简单逻辑演绎，凡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体力劳动的劳动，今天都可以被视为服务，没有了体力劳动中的那种流汗的支出，电脑前、收银台前、电话前的工作，任何“身体、时间、空间和智力的投入，这就是提供的服务”，这种服务的实质都是一种“时间的在场”。其实，这种判断是极其肤浅的，因为同样是坐在电脑前，希尔顿酒店总台前的服务生与大众汽车公司研究院里的设计师绝不可能是同质的“服务”，无论是他们付出的脑力和实际创造的社会价值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关键的是，鲍德里亚认为，在这种“时间在场”的服务中，生产消失了，因此剩余价值也消失了，工资改变了意义，一句话，马克思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逻辑工具统统失效了。当然，这并不表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失效了，鲍德里亚认为，这才是“资本向真实统治的过渡，即走向对人的完全吸引和征用”。
其实，鲍德里亚看不见的东西，恰恰是在这种表面上非体力“服务”工作背后，即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从物性工业生产向以信息和电子产业等后工业生产的重要转换。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产业工人中蓝领工人的比例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而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动者主体也早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体力劳动，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共识。在我们看到的学术成果中，从上一世纪60年代美国的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70年代的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开始，一直到今天晚期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国调制学派，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转换和复杂社会关系的改变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些成果在杰姆逊、德里克、哈维、甚至奈格里和哈特等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去年秋天，在我们与英国学者联合召开的第一届“当代资本主义研讨会”上，塞伊斯教授的讨论主题就是今天资本体系下的劳动，而最近我与访问南京大学的齐泽克共同讨论一个问题，也是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与生产。而鲍德里亚根本无视这种真正的科学研究，他热衷于漂亮而虚幻的形而上学断言，因为这样，他才能天马行空。
于是，更大胆的说法出现了：
劳动不再与其他实践有区别，尤其是不再与它的对立词项——自由时间有区别，因为自由时间意味着相同的动员和投资（或相同的生产性撤资），……不仅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想象的区别崩溃了，而且劳动与其余一切之间的区别本身也崩溃了。
鲍德里亚的这种说法，似乎是针对马克思区分从事奴役性生产的劳动时间与主体创造性发挥才智的自由时间而言的，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劳动既然已经都是在电脑前工作，那么劳动就已经与一切其他实践活动同质化了，甚至不再与创造性的非劳动的自由时间相区别。这里，我们先指出鲍德里亚作为无意识的西方中心主义者的一个盲区，即上一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将有严重环境问题的工业生产过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拉美和亚洲国家，当然，现在主要在中国沿海地区。鲍德里亚在法国是看不见体力劳动和传统的生产性劳动了，可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他认为消失的劳动与生产，以及明显区别于“自由时间”的劳动时间。
鲍德里亚总是想通过否定马克思来表示自己的深刻程度。
首先，他很微观地谈论到马克思说到的“复杂劳动”与今天自由时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人们可以为马克思辩护，将复杂劳动与服务联系起来，并且像马尔库塞一样,由此再进一步延伸出自由时间的解放空间在场的可能性，对此，他坚决反对。在鲍德里亚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中，“系统正是在非劳动的相反拟真中，通过技术进步和自动化，生产自由时间，以此作为劳动力的极端物化，作为抽象社会劳动时间的完成”。 其实，鲍德里亚根本不理解马克思提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问题的特定理论语境，如果在19世纪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简单性与复杂性可以对应该于体力劳动中手工劳动与技能劳动，抽象的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不同劳动关系中价值量的基本尺度；那么，在今天的原创性软件设计与一般硬件工程网线铺设的劳动中，复杂性与简单性关系是仍然存在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时间，并不是指不属于资本控制的非劳动（生产）时间（如休闲时间），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彻底打碎之后的人类的彻底解放之中才得以出现的自由生存状况。即使在今天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时间。从德波开始，就已经关注被资本控制、并作为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非生产自由时间问题，或者叫被资本逻辑控制的休闲时间。
其次，鲍德里亚还反对将教育、培训和学校视为“复杂劳动”，在这里，他又开始攻击斯密，因为后者已经在将对劳动者的培训视为资本在制造机器中的投入，“他错了，教育、培训、学校不是被挪用的投资。它们完全是奴役和控制的社会关系。资本在这里寻找的不是复杂劳动，它在这里绝对赔本，它为了再生产自己的霸权而牺牲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鲍德里亚仍然在政治经济学之外讨论经济学，所以，他无法从资本的社会生产总过程来把握教育、培训与资本投入的关系，这绝非是一种直接生产过程和简单社会关系中能说明的问题。更何况，如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人所发现的那样，资本主义教育体制本身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学校与科研机构中学术资本复杂生产过程的秘密。这都是鲍德里亚那个简单的头脑无法容下的东西。
3、劳动者与劳动场所的消失
鲍德里亚说，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消失的不仅是劳动，甚至连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本身也不覆存在。因为马克思喜欢的熟练工人“已经不再是劳动者了”，今天的工人是没有区别的劳动工人。当然，这个观点与上述鲍德里亚那个服务概念相关，由于一切都是服务，所以劳动者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内容和特定的工资”。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不再劳动，人们‘显示生产’：这是生产和劳动文化的终结，由此对立地出现了‘生产性’一词”。今天已经没有劳动者，工人只是“生产性要素”。
这种“生产性要素”的特征不再是剥削，不再是充当生产过程中的原料，而是它的变动性、它的互相性、它那固定资本词尾的无用性。“生产性要素”指称的是马克思曾谈到的“处在生产之外的工人”的最终地位。
鲍德里亚这段话说得过于形而上学了。他隐匿了马克思这样一个观点，即在大机器（“固定资本”）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过程已经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工人越来越成为生产过程中的附属和次要的角色，这是鲍德里亚所讲的“无用性”；另一个方面，由于体力劳动在整个机器化生产中仅仅成为附属与次要的方面，所以，体力劳动本身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性的、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而成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生产性要素而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宣称了劳动者的消失。
不好好读书的鲍德里亚不知道，也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工人阶级问题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左派学者研究的对象，要自动化和电子化的时代，传统体力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已经得到普遍关注，更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大量左派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白领工人在自动化生产过程的重要地位，粉领工人在服务性行业中的作用，以机器人为所指的“钢领工人”的地位，以及电脑程序“工人”在信息、电子产业中的“看管”地位问题，都在不断得到理论关注。其中一些新的重要理论成果，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一般基础。可是，谁也没有像鲍德里亚这里，在没有对这些经济社会新现象做出严肃的科学研究之前，就下简单的哲学和政治结论。
在鲍德里亚看来，与劳动者同时消失的还有工厂和确定的劳动时间。因为，“整个社会呈现出工厂的面貌”。他认为，
原来那样的工厂必须消失，劳动必须丧失自己的特性，以便资本能够保障这种延伸到全社会的形式变化。因此，如果人们想分析资本目前的真实统治，就必须注意确定劳动场所、确定的劳动主体和确定的劳动时间的消失，就必须注意工厂、劳动和无产阶级的消失。
鲍德里亚这段话一共使用了四个“必须”，语气强硬，似乎他就是造物主。读他的东西，仅仅停留在表面，那就一定会不知所云。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今天的资本逻辑已经从简单的经济统治转变为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延伸（extensive）过程。资本从经济过程中走出来，成为人的所有存在方式的主人。
为此，鲍德里亚还举了一个例子，即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住房的发展过程。他说，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工人的住房不过是工棚，直接附属于资本家的工厂，那时，工人的住所就“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场所，策略场仍然是工厂和企业。住房没有被资本所包围”。可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
渐渐地，住房就像带有标志的时空，被投入社会空间的普遍化直接控制过程中——不再是劳动再生产的场所，而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直接形式、作为特殊功能的住所（habitat）本身再生产的场所，不再是劳动者的再生产，而是居住者本身的再生产，“用户”的再生产。因为在无产者之后，“用户”成为工业奴隶的理想典型。这包括财产用户、词语用户、性用户、劳动本身的用户（即工人，“生产性要素”成为自己的工厂和劳动的用户，如同使用个人和集体的用品，如同使用社会服务）、交通工具用户，但还有自身生死的用户。
我发现，如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一样，唯心主义的鲍德里亚时常也会在脚注中提供一些有意思的接近实证性的东西。他的这里的意思是想说，过去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住房，现在已经逐步演变成一种不是劳动者的“用户”的再生产居所，因为劳动者消失了，现在被资本逻辑控制的正是“用户”。住房不再是劳动者的再生产场所，而是“用户”的再生产场所。应该承认，鲍德里亚这里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可这还是太过于粗糙了。因为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通工薪收入者也可以拥有独立的房屋（house）,可是富有者的豪宅与一般老百姓的依据还是有天壤之别。“用户”本不是绝对同质的。
鲍德里亚的形上断言还在继续，他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厂和劳动的原则已经扩散到全社会，到处都有劳动，因为不再有真正的劳动，这正是“资本的圈套”。工场的模式扩散到整个社会空间，由此“疯人院形式、监狱形式、歧视从此包围了整个社会空间，包围了真实生活的所有时刻”。对此，他这一回举的例子是美国的家庭数字工作。
加利福尼亚的数字化分解乌托邦就是如此：计算机将劳动分配到家庭。这是劳动在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毛孔中的扩散。不仅劳动力不再存在了，而且连劳动时空也不再存在了：从此社会成为价值过程唯一的连续体。劳动变成了生活方式。为了反对资本、剩余价值和劳动的普遍存在（这种存在是在与资本、剩余价值和劳动的原貌的消失联系在一起的）而让工厂的高墙、工厂和阶级斗争的黄金时代重现，这毫无用处。
鲍德里亚的思维与正常人总不一样，一般马克思主义者会在这个现代劳动形式的改变中看到资本的弹性生产逻辑，因为，今天人们可以不去工厂或者公司，但仍然在传统的“非劳动场所”接受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鲍德里亚断言劳动消失的地方，恰恰是现代资本逻辑结构中劳动的强化和新生。
鲍德里亚看不见资本逻辑真正的弹性改变及其实质，他还是在写诗：如同过去有教会，正是为了遮蔽上帝之死和上帝无处不在；后来有动物保护区和印地安人保护区，以遮蔽他们的死亡；现在处处是工厂和劳动，以遮蔽“劳动已死，生产已死，或者掩盖它们到处都存在，到处都不存在”。他认为，如果我们今天想在某种确定的形式下反对资本，那就错了，资本无处不在，资本因此到处不在。反抗，已经失却了确定性的目标。所以，今天的资本离马克思所说的“断气”似乎越来越远。这是鲍德里亚在政治上的悲观主义。
鲍德里亚的确始终在批判资本主义，可以他又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但他自己却在否定了马克思之后，失却了可以真正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武器。即使是他“发现”了拟真和拟像之类的资本主义的新本质，他的结论大都是悲观的。我发现，这恐怕是鲍德里亚后来越来越走入玄学的重要原因。
鲍德里亚说，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消失的不仅是劳动，甚至连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本身也不覆存在。因为马克思喜欢的熟练工人“已经不再是劳动者了”，今天的工人是没有区别的劳动工人。当然，这个观点与上述鲍德里亚那个服务概念相关，由于一切都是服务，所以劳动者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内容和特定的工资”。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不再劳动，人们‘显示生产’：这是生产和劳动文化的终结，由此对立地出现了‘生产性’一词”。今天已经没有劳动者，工人只是“生产性要素”。
这种“生产性要素”的特征不再是剥削，不再是充当生产过程中的原料，而是它的变动性、它的互相性、它那固定资本词尾的无用性。“生产性要素”指称的是马克思曾谈到的“处在生产之外的工人”的最终地位。
鲍德里亚这段话说得过于形而上学了。他隐匿了马克思这样一个观点，即在大机器（“固定资本”）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过程已经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工人越来越成为生产过程中的附属和次要的角色，这是鲍德里亚所讲的“无用性”；另一个方面，由于体力劳动在整个机器化生产中仅仅成为附属与次要的方面，所以，体力劳动本身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性的、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而成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生产性要素而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宣称了劳动者的消失。
不好好读书的鲍德里亚不知道，也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工人阶级问题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左派学者研究的对象，要自动化和电子化的时代，传统体力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已经得到普遍关注，更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大量左派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白领工人在自动化生产过程的重要地位，粉领工人在服务性行业中的作用，以机器人为所指的“钢领工人”的地位，以及电脑程序“工人”在信息、电子产业中的“看管”地位问题，都在不断得到理论关注。其中一些新的重要理论成果，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一般基础。可是，谁也没有像鲍德里亚这里，在没有对这些经济社会新现象做出严肃的科学研究之前，就下简单的哲学和政治结论。
在鲍德里亚看来，与劳动者同时消失的还有工厂和确定的劳动时间。因为，“整个社会呈现出工厂的面貌”。他认为，
原来那样的工厂必须消失，劳动必须丧失自己的特性，以便资本能够保障这种延伸到全社会的形式变化。因此，如果人们想分析资本目前的真实统治，就必须注意确定劳动场所、确定的劳动主体和确定的劳动时间的消失，就必须注意工厂、劳动和无产阶级的消失。
鲍德里亚这段话一共使用了四个“必须”，语气强硬，似乎他就是造物主。读他的东西，仅仅停留在表面，那就一定会不知所云。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今天的资本逻辑已经从简单的经济统治转变为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延伸（extensive）过程。资本从经济过程中走出来，成为人的所有存在方式的主人。
为此，鲍德里亚还举了一个例子，即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住房的发展过程。他说，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工人的住房不过是工棚，直接附属于资本家的工厂，那时，工人的住所就“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场所，策略场仍然是工厂和企业。住房没有被资本所包围”。可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
渐渐地，住房就像带有标志的时空，被投入社会空间的普遍化直接控制过程中——不再是劳动再生产的场所，而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直接形式、作为特殊功能的住所（habitat）本身再生产的场所，不再是劳动者的再生产，而是居住者本身的再生产，“用户”的再生产。因为在无产者之后，“用户”成为工业奴隶的理想典型。这包括财产用户、词语用户、性用户、劳动本身的用户（即工人，“生产性要素”成为自己的工厂和劳动的用户，如同使用个人和集体的用品，如同使用社会服务）、交通工具用户，但还有自身生死的用户。
我发现，如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一样，唯心主义的鲍德里亚时常也会在脚注中提供一些有意思的接近实证性的东西。他的这里的意思是想说，过去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住房，现在已经逐步演变成一种不是劳动者的“用户”的再生产居所，因为劳动者消失了，现在被资本逻辑控制的正是“用户”。住房不再是劳动者的再生产场所，而是“用户”的再生产场所。应该承认，鲍德里亚这里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可这还是太过于粗糙了。因为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通工薪收入者也可以拥有独立的房屋（house）,可是富有者的豪宅与一般老百姓的依据还是有天壤之别。“用户”本不是绝对同质的。
鲍德里亚的形上断言还在继续，他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厂和劳动的原则已经扩散到全社会，到处都有劳动，因为不再有真正的劳动，这正是“资本的圈套”。工场的模式扩散到整个社会空间，由此“疯人院形式、监狱形式、歧视从此包围了整个社会空间，包围了真实生活的所有时刻”。对此，他这一回举的例子是美国的家庭数字工作。
加利福尼亚的数字化分解乌托邦就是如此：计算机将劳动分配到家庭。这是劳动在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毛孔中的扩散。不仅劳动力不再存在了，而且连劳动时空也不再存在了：从此社会成为价值过程唯一的连续体。劳动变成了生活方式。为了反对资本、剩余价值和劳动的普遍存在（这种存在是在与资本、剩余价值和劳动的原貌的消失联系在一起的）而让工厂的高墙、工厂和阶级斗争的黄金时代重现，这毫无用处。
鲍德里亚的思维与正常人总不一样，一般马克思主义者会在这个现代劳动形式的改变中看到资本的弹性生产逻辑，因为，今天人们可以不去工厂或者公司，但仍然在传统的“非劳动场所”接受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鲍德里亚断言劳动消失的地方，恰恰是现代资本逻辑结构中劳动的强化和新生。
鲍德里亚看不见资本逻辑真正的弹性改变及其实质，他还是在写诗：如同过去有教会，正是为了遮蔽上帝之死和上帝无处不在；后来有动物保护区和印地安人保护区，以遮蔽他们的死亡；现在处处是工厂和劳动，以遮蔽“劳动已死，生产已死，或者掩盖它们到处都存在，到处都不存在”。他认为，如果我们今天想在某种确定的形式下反对资本，那就错了，资本无处不在，资本因此到处不在。反抗，已经失却了确定性的目标。所以，今天的资本离马克思所说的“断气”似乎越来越远。这是鲍德里亚在政治上的悲观主义。
鲍德里亚的确始终在批判资本主义，可以他又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但他自己却在否定了马克思之后，失却了可以真正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武器。即使是他“发现”了拟真和拟像之类的资本主义的新本质，他的结论大都是悲观的。我发现，这恐怕是鲍德里亚后来越来越走入玄学的重要原因。
4、货币的空心化与幻象中的反抗
也是在这里，鲍德里亚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即作为价值社会实现形式和走向资本的货币本身的“空心化”。他说，索绪尔当年提出劳动与所指、工资与能指之间的同构性，是一种建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我们不知道这个结论是从何处而来的。前面我们已经引述过索绪尔的那段表述，他并没有具象到劳动与所指、工资与能指的关系。可是今天这个基础已不覆存在，因为能指与所指分离，工资与劳动分离，整个有参照指涉对象的传统理论结构已经彻底消解。这可以表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是生产本身与一切社会参照和目的的脱离，这使得生产进入“增长阶段”。鲍德里亚这里的意思是，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不是为了人的真实需求，如果说，马克思说李嘉图的生产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今天则是为了增长而生产，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传统的生产终结了：
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不再有自身的确定性，也不再有各自的目的——两者全都陷入一种循环、一种螺旋或一种超越它们的混杂，这就是增长。增长把生产和消费的传统社会目标都远远地甩在后面。它是一种只属于自己、只为自己的过程。它不再涉及需求，也不再涉及利润。它不是生产率的加速，但就结构而言，它是生产符号的通胀。……必须生产，生产什么都行。
鲍德里亚说，这种生产是通过航天计划、工业园计划和社会和个体的培训规划表现出来的。社会必须有进步，必须有GDP的增度，所以必须生产。社会为了增长而生产。
其次，鲍德里亚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之中，货币与社会生产已经分离开来。这使得货币进入“投机和无限通胀”的阶段。这仍然是那个参照系丧失的继续，生产已经与需求目的脱离，成为空洞的增长，工资与劳动力“合理”价值脱离，货币与“真实生产（real production）”脱离，因此，货币本身被再一次掏空了。
货币被掏空生产的目的性和生产的情感，它成为思辨性的。它从金本位（这已经不是再现真实生产的等价物了，但仍在某种平衡中保留了生产的痕迹——通胀很小、可与黄金兑换，等等）到流动资本和普遍浮动制，从参照符号变为结构形式。
鲍德里亚很有意思，前面他刚说过生产的终结，可是此处他却又指证一种“真实生产”，这恐怕是逻辑上的不严密，因为依他在《生产之镜》中的逻辑，生产本身就是某种现代性的强暴，怎么这里又成了真实生产呢？进一步说，他自己刚刚才宣布了生产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已经被空心化（失却目的），所以，此处的货币应该是与这种空心化的生产相脱离，这当是拉康意义上的空无之上的空无。然而鲍德里亚却为了点上的论说，却忽略了总体逻辑上的一致性。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想表达的理论观念。他认为，今天的货币“可以按照一种简单的转账和记账的游戏，按照一种对自身抽象实体的不断拆分与重复来自我再生产”。如果说，过去的货币是“第一种获得符号地位并且逃离了使用价值的商品”。那么，
今天货币又多迈出了一步：它甚至逃离了交换价值。它摆脱了市场本身，成为被卸载了所有信息和意义的自主拟像，它自身成为信息并且在自身交换。此时它不再是一种商品，因为它身上既不再有使用价值，也不再有交换价值。它不再是一般等价物，即不再是市场的仲裁抽象。
今天的货币是摆脱了任何参照（所指，比如“金本位的精神等价物”）的自由浮动的能指，它的一次简单的浮动很可能就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说，意识主体是过去金本位货币体系的精神等价物，那今天这种被空心化了的货币现在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无意识就是投机货币和流动资本的精神等价物”！
鲍德里亚发问道，在这种一切被掏空了的世界中，难道还有主体吗？“在今天，所有个体作为主体已被撒资，已被剥夺他们的客体关系，他们相互之间在以不断随波逐流的方式漂移”。在这种状态下，革命还会是什么？
在鲍德里亚的眼中，无产阶级堕落了，因为当他们生活在“生产的幻觉”之中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的使用价值得到了回报，因此他们是“受到最大蒙蔽的人，他们最不可能造反” 工会与政党也死亡了，“它们只可能死”。罢工也已经死亡了，“罢工归根到底什么也不能改变”，“罢工从资本那里争夺的，最多只是资本按照自身最终总会让出的那些东西”。 人们为了罢工而罢工，罢工不再是一种影响政治的力量关系，它成了目的本身。
那么，一切可以进行反抗的力量都死亡了，面对可怕的当代资本主义，人们到底能做什么？在鲍德里亚那里，他提到超越了“生产的幻觉”的法国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但这是否真的是人们今天最终获救的途径，我们不得而知。当鲍德里亚后学式地了一切革命的的现实可能性，最后他的结局必然是悲观主义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救赎论，到了鲍德里亚这里，几乎成了一种科幻情景中的特技战争。所以，《骇客帝国》的导演从他的书中找到灵感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在这里，鲍德里亚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即作为价值社会实现形式和走向资本的货币本身的“空心化”。他说，索绪尔当年提出劳动与所指、工资与能指之间的同构性，是一种建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我们不知道这个结论是从何处而来的。前面我们已经引述过索绪尔的那段表述，他并没有具象到劳动与所指、工资与能指的关系。可是今天这个基础已不覆存在，因为能指与所指分离，工资与劳动分离，整个有参照指涉对象的传统理论结构已经彻底消解。这可以表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是生产本身与一切社会参照和目的的脱离，这使得生产进入“增长阶段”。鲍德里亚这里的意思是，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不是为了人的真实需求，如果说，马克思说李嘉图的生产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今天则是为了增长而生产，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传统的生产终结了：
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不再有自身的确定性，也不再有各自的目的——两者全都陷入一种循环、一种螺旋或一种超越它们的混杂，这就是增长。增长把生产和消费的传统社会目标都远远地甩在后面。它是一种只属于自己、只为自己的过程。它不再涉及需求，也不再涉及利润。它不是生产率的加速，但就结构而言，它是生产符号的通胀。……必须生产，生产什么都行。
鲍德里亚说，这种生产是通过航天计划、工业园计划和社会和个体的培训规划表现出来的。社会必须有进步，必须有GDP的增度，所以必须生产。社会为了增长而生产。
其次，鲍德里亚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之中，货币与社会生产已经分离开来。这使得货币进入“投机和无限通胀”的阶段。这仍然是那个参照系丧失的继续，生产已经与需求目的脱离，成为空洞的增长，工资与劳动力“合理”价值脱离，货币与“真实生产（real production）”脱离，因此，货币本身被再一次掏空了。
货币被掏空生产的目的性和生产的情感，它成为思辨性的。它从金本位（这已经不是再现真实生产的等价物了，但仍在某种平衡中保留了生产的痕迹——通胀很小、可与黄金兑换，等等）到流动资本和普遍浮动制，从参照符号变为结构形式。
鲍德里亚很有意思，前面他刚说过生产的终结，可是此处他却又指证一种“真实生产”，这恐怕是逻辑上的不严密，因为依他在《生产之镜》中的逻辑，生产本身就是某种现代性的强暴，怎么这里又成了真实生产呢？进一步说，他自己刚刚才宣布了生产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已经被空心化（失却目的），所以，此处的货币应该是与这种空心化的生产相脱离，这当是拉康意义上的空无之上的空无。然而鲍德里亚却为了点上的论说，却忽略了总体逻辑上的一致性。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想表达的理论观念。他认为，今天的货币“可以按照一种简单的转账和记账的游戏，按照一种对自身抽象实体的不断拆分与重复来自我再生产”。如果说，过去的货币是“第一种获得符号地位并且逃离了使用价值的商品”。那么，
今天货币又多迈出了一步：它甚至逃离了交换价值。它摆脱了市场本身，成为被卸载了所有信息和意义的自主拟像，它自身成为信息并且在自身交换。此时它不再是一种商品，因为它身上既不再有使用价值，也不再有交换价值。它不再是一般等价物，即不再是市场的仲裁抽象。
今天的货币是摆脱了任何参照（所指，比如“金本位的精神等价物”）的自由浮动的能指，它的一次简单的浮动很可能就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说，意识主体是过去金本位货币体系的精神等价物，那今天这种被空心化了的货币现在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无意识就是投机货币和流动资本的精神等价物”！
鲍德里亚发问道，在这种一切被掏空了的世界中，难道还有主体吗？“在今天，所有个体作为主体已被撒资，已被剥夺他们的客体关系，他们相互之间在以不断随波逐流的方式漂移”。在这种状态下，革命还会是什么？
在鲍德里亚的眼中，无产阶级堕落了，因为当他们生活在“生产的幻觉”之中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的使用价值得到了回报，因此他们是“受到最大蒙蔽的人，他们最不可能造反” 工会与政党也死亡了，“它们只可能死”。罢工也已经死亡了，“罢工归根到底什么也不能改变”，“罢工从资本那里争夺的，最多只是资本按照自身最终总会让出的那些东西”。 人们为了罢工而罢工，罢工不再是一种影响政治的力量关系，它成了目的本身。
那么，一切可以进行反抗的力量都死亡了，面对可怕的当代资本主义，人们到底能做什么？在鲍德里亚那里，他提到超越了“生产的幻觉”的法国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但这是否真的是人们今天最终获救的途径，我们不得而知。当鲍德里亚后学式地了一切革命的的现实可能性，最后他的结局必然是悲观主义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救赎论，到了鲍德里亚这里，几乎成了一种科幻情景中的特技战争。所以，《骇客帝国》的导演从他的书中找到灵感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