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资本主义，何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解史》解读
2010-06-18
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项十分艰辛的理论工作，它首先需要对文献进行全面的掌握与理解，片面的文献只会导致不健全的思想史，犹如一位跛足的旅人，不能自如地漫行在各色的理论景观之中。其次它需要原创性的研究方法的支援，以便可以提炼出自己独特的思想史线索。《资本主义理解史》（1－6卷）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它以马克思主义激进理论传统中的“资本主义”批判范式的历史生成与建构为核心，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和理论形态出发，勾画出了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多种激进语境下，即“资本主义”作为哲学的、经济学、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和历史学的批判概念，它所映照出的一条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脉络。
（一）概念与实在的分裂：从乌托邦到科学
在意识形态的概念上，“资本主义”的对应物是“社会主义”。从19世纪早期的欧洲激进社会思潮来看，无论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它们共同的批判对象是以英国曼彻斯特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无节制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体系，马克思后来称之为“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创造了极大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与之生长的，是无产阶级（雇佣劳动者）的普遍贫困。因此，私有制度、市场竞争、贫富不均是这些激进思潮抨击资本主义的理论主题。从“社会主义”的原初语境来看，变私有制度为社会所有制，取消市场竞争，由国家统一管理全社会的生产与分配，是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给出的药方。“社会主义”的内核是“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化”相对应。从这一点上看，“社会主义”是一种未实现的理想社会形态（“应该”），而“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的、但充满了苦难与不公的社会体系（败坏了的“是”）。这是一种哲学伦理上的批判逻辑范式。
从早期马克思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看，他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对无产阶级的贫苦状态充满了同情，不过，他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范式，换言之，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充其量是个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一种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范式才开始被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卷的主要工作，便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浩瀚文献中，梳理出一条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批判的理论生成史。这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文本中，到底指什么？在社会主义者的伦理批判范式中，“资本主义”是一个需要声讨的、极其败坏了的“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但是这个现实存在究竟是怎样“败坏的”、又是如何实现这种“败坏的”，也就是说，被社会主义者们所抨击的这个“资本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无论是哲学伦理上的批判还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批判，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
在马克思的时代，在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欧各国在科学与革命的双重推动下，逐渐完成了向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在这种转型中，资本的积累与扩张制造出了现代两股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中，恩格斯在“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一标题下加了一个注：“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活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这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明确定义。从张一兵和周嘉昕的研究来看，依据布罗代尔的指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并没有明确出现过“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相关的用词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这个词被翻译成“资产阶级社会”或“市民社会” 。那么，什么是“资产阶级社会”呢？恩格斯在1852年9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明确说到：“我们理解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指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工业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发展阶段” 。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不是别的，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即以雇佣劳动制度为经、以自由市场交换体系为纬而结成的现代社会形态。雇佣劳动制度，使集中化、流水线的现代工厂的生产模式得以建立和扩展，而自由市场交换体系则意味着，在市场交换领域中，人与人之间自由地交换所有物。从积极的层面上，资产阶级何以取得统治的地位？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比封建地主阶级更为积极的社会变革的力量，即解除人身的封建束缚，以科学的方式来组织生产，也由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以“自由”与“平等”为诉求，以“普遍的”人的解放的伦理指向，来实现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阶级序列的突围的；从消极的层面上，这种资本主义的科学生产方式，却意味着对自然界与劳动者的无情剥夺，因为一切皆“为生产而生产”，而且在这其中，工人阶级（雇佣劳动者）不得不在生产领域中处于一种苦役与被压迫的地位，因为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所以在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只能任由资产阶级进行全权支配与统治，在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工人一天要工作十四小时甚至更多，这是历史上的“血汗工厂”。
所以，在早期的社会主义的伦理批判范式中，实际上它正是以“资本主义”的积极症候――自由与平等，来反对其消极症候――剥削与压迫。但是，如何只要好的方面、不要坏的方面？这是一个所有的乌托邦主义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困境。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如何实现从社会主义的伦理批判范式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批判范式的转变，这同时也是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从抽象的哲学上的概念反对物，走向具体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知的过程。一如《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卷所指出的那样，在1845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布尔乔亚(bourgeois)的政治关系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空洞无物的理论范畴；而在1845年之后，通过经济学的研究，他们理解了“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的物质生产方式，实际上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居于统治的地位；而到了1857年之后，“资本主义”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意味着资本的权力支配机制在社会各领域的所向披靡，在这里，“资本主义”不但是一种在生产总过程及社会关系中的科学指认，同时也是一种拜物教意识形态的哲学指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范式，实际上就有了双重的涵义：一种是客体向度上的，“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自由放任、无政府的状态，一方面解放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却造成了生产关系的新的不平等，这种内在的矛盾，使这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另一种是主体向度上的，以“自由”与“平等”为伦理诉求的布尔乔亚革命，在实现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阶级序列的突围之后，革命嘎然而止，普遍的人的自由与解放，蜕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理论，一方面要寻求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要寻求无产阶级与其他族群的自由与解放。这两个主题，成了马克思之后的各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形态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从马克思本人来说，他对那个对无产阶级的贫苦状态不闻不问、自由放任的物化市场，对那个承诺了平等交换却换来了无产阶级在生产领域的苦役地位的社会制度，充满了与黑格尔一样的厌恶与不满，说到底，这是一个物统治人的社会制度，劳动者的价值被物化在其劳动时间中，兑换为可计量的交换价值。这虽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同时也是一种时代的悲剧。
从早期马克思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看，他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对无产阶级的贫苦状态充满了同情，不过，他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范式，换言之，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充其量是个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一种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范式才开始被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卷的主要工作，便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浩瀚文献中，梳理出一条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批判的理论生成史。这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文本中，到底指什么？在社会主义者的伦理批判范式中，“资本主义”是一个需要声讨的、极其败坏了的“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但是这个现实存在究竟是怎样“败坏的”、又是如何实现这种“败坏的”，也就是说，被社会主义者们所抨击的这个“资本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无论是哲学伦理上的批判还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批判，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
在马克思的时代，在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欧各国在科学与革命的双重推动下，逐渐完成了向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在这种转型中，资本的积累与扩张制造出了现代两股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中，恩格斯在“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一标题下加了一个注：“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活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这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明确定义。从张一兵和周嘉昕的研究来看，依据布罗代尔的指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并没有明确出现过“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相关的用词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这个词被翻译成“资产阶级社会”或“市民社会” 。那么，什么是“资产阶级社会”呢？恩格斯在1852年9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明确说到：“我们理解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指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工业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发展阶段” 。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不是别的，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即以雇佣劳动制度为经、以自由市场交换体系为纬而结成的现代社会形态。雇佣劳动制度，使集中化、流水线的现代工厂的生产模式得以建立和扩展，而自由市场交换体系则意味着，在市场交换领域中，人与人之间自由地交换所有物。从积极的层面上，资产阶级何以取得统治的地位？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比封建地主阶级更为积极的社会变革的力量，即解除人身的封建束缚，以科学的方式来组织生产，也由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以“自由”与“平等”为诉求，以“普遍的”人的解放的伦理指向，来实现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阶级序列的突围的；从消极的层面上，这种资本主义的科学生产方式，却意味着对自然界与劳动者的无情剥夺，因为一切皆“为生产而生产”，而且在这其中，工人阶级（雇佣劳动者）不得不在生产领域中处于一种苦役与被压迫的地位，因为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所以在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只能任由资产阶级进行全权支配与统治，在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工人一天要工作十四小时甚至更多，这是历史上的“血汗工厂”。
所以，在早期的社会主义的伦理批判范式中，实际上它正是以“资本主义”的积极症候――自由与平等，来反对其消极症候――剥削与压迫。但是，如何只要好的方面、不要坏的方面？这是一个所有的乌托邦主义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困境。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如何实现从社会主义的伦理批判范式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批判范式的转变，这同时也是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从抽象的哲学上的概念反对物，走向具体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知的过程。一如《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卷所指出的那样，在1845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布尔乔亚(bourgeois)的政治关系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空洞无物的理论范畴；而在1845年之后，通过经济学的研究，他们理解了“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的物质生产方式，实际上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居于统治的地位；而到了1857年之后，“资本主义”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意味着资本的权力支配机制在社会各领域的所向披靡，在这里，“资本主义”不但是一种在生产总过程及社会关系中的科学指认，同时也是一种拜物教意识形态的哲学指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范式，实际上就有了双重的涵义：一种是客体向度上的，“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自由放任、无政府的状态，一方面解放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却造成了生产关系的新的不平等，这种内在的矛盾，使这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另一种是主体向度上的，以“自由”与“平等”为伦理诉求的布尔乔亚革命，在实现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阶级序列的突围之后，革命嘎然而止，普遍的人的自由与解放，蜕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理论，一方面要寻求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要寻求无产阶级与其他族群的自由与解放。这两个主题，成了马克思之后的各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形态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从马克思本人来说，他对那个对无产阶级的贫苦状态不闻不问、自由放任的物化市场，对那个承诺了平等交换却换来了无产阶级在生产领域的苦役地位的社会制度，充满了与黑格尔一样的厌恶与不满，说到底，这是一个物统治人的社会制度，劳动者的价值被物化在其劳动时间中，兑换为可计量的交换价值。这虽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同时也是一种时代的悲剧。
（二）理论策略与革命实践的脱节：主体之维的再现与死亡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之后，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批判实际上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形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例如资本主义的崩溃、资本利润率的下降等等结论，源于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分析模型，即资本的简单生产与再生产 。这种分析模型在越来越复杂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已经退居幕后。不过，一如约翰·罗默所说，尽管马克思的分析模型已经过时，但是，他的关于“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被剥削的劳工阶级”这个结论至今看来仍是正确的 。作为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根基的经济学分析，在“第二国际”和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尤其是在列宁的哲学理论发展史中，实际上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在越来越僵化的正统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内，尤其是在“第三国际”之后的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后来的继承者既无法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也无法对苏联国内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程作出一种与马克思相似的、既科学的、同时又是批判的理论认识。如同刘怀玉教授所说，在斯大林主义之后的苏联资本主义研究，实际上是“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 。
更为遗憾的是，以科学性自居的正统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理论范式，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泛历史化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决定论，“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语境荡然无存，复变为一种早期社会主义伦理批判范式的空心概念。而与这种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批判范式相对，西方左派的激进理论传统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等人那里犹存的经济学的分析，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形态中隐而不现，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成为了批判理论传统的主流。这两种极端，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批判理论中“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的曲折反映，在正统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主体之维隐没在一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主观能动性”之中，这种主观能动性与其说是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理论的“残余物”，不如说是死亡的革命主体概念的回光返照。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范式中的主体维度复活的，是卢卡奇和柯尔施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努力。这种理论努力，滋养了后来几代的西方左派激进理论家。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鸿篇巨制，《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第2－3卷实际上是要揭示出尚未被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多元形态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在前斯大林主义时期及其之后的苏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批判；而第5－6卷则是要展现西方左派激进理论家们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所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批判理论模式及激进话语。实际上，对于前者来说，“马克思主义”被意识形态化，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论悲剧，尤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使“马克思主义”盛名在外，只是对于作为批判理论范式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意识形态化的后果是革命辩证法的终结，而这无论是对于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对于无产阶级和其他族群的自由解放运动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扼腕的理论不幸，从根本上，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封堵了批判理论自身的生长，也使马克思主义止步不前；而对于后者来说，复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重建作为批判理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说其理论成就是非凡的，但是由于陷入一种纯粹文化哲学上的批判，因此，所有的西方左派激进理论形态，虽然使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范式中的主体维度重新挺拔在理论文本中――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黑人、女性，都被涵括在这种主体解放的逻辑之中，但是，由于这些激进的左派理论既缺乏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学上的科学研究与分析，且与群众的革命实践相脱节，因此，这种哲学批判上的主体之维的复现，很快又堕入了历史运动的黑洞之中，逃入美学、文学的乌托邦之域，“革命”成了一种口号和姿态，但已不再具有在马克思那里的历史实践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理论策略，一种抵抗资本主义统治权力关系的纯粹叹息――用胡大平教授的话来说，成为了一种“政治恶习” 。
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科学化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既建造了一座物质的乐园，又建造了一座新的人的囚笼，因此，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如何才能消除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剥削与压迫？从马克思到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从卢卡奇到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直至齐泽克，哲学家们实际上都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寻找一种可能的解答。而深谙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经济学们则感叹，除了雇佣劳动，还有比这更好的生产组织方式吗（弗里德曼）？或者，以市场交换体系为根基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平等（萨缪尔森）。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理论何以可能？既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不能对无产阶级等弱势群体漠然视之，那么，一种社会改良就成为了必然，而且，从近现代的西方历史来看，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走向了一条福利国家的道路，或者，至少在社会体系上，使工人阶级也能享有社会物质进步的文明成果，从而弱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动力和意识，从本质上看，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自我修正和调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传统中，非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的分析，对此有一些非常细致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说，这种激进经济学的理论传统，也很好地弥补了西方左派理论中文化哲学批判的空白，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理解史》第4卷的理论主题，一如唐正东教授在“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激进经济学们的理论努力，其实也只是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范式的遗产，从“客体的维度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必然被超越性，但并没有说明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为什么必然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这也就是说，主体维度在这里同样是不在场的，或者说，至少是软弱无力的――这一点，与西方左派文化哲学的批判理论异曲同工。
更为遗憾的是，以科学性自居的正统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理论范式，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泛历史化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决定论，“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语境荡然无存，复变为一种早期社会主义伦理批判范式的空心概念。而与这种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批判范式相对，西方左派的激进理论传统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等人那里犹存的经济学的分析，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形态中隐而不现，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成为了批判理论传统的主流。这两种极端，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批判理论中“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的曲折反映，在正统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主体之维隐没在一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主观能动性”之中，这种主观能动性与其说是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理论的“残余物”，不如说是死亡的革命主体概念的回光返照。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范式中的主体维度复活的，是卢卡奇和柯尔施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努力。这种理论努力，滋养了后来几代的西方左派激进理论家。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鸿篇巨制，《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第2－3卷实际上是要揭示出尚未被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多元形态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在前斯大林主义时期及其之后的苏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批判；而第5－6卷则是要展现西方左派激进理论家们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所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批判理论模式及激进话语。实际上，对于前者来说，“马克思主义”被意识形态化，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论悲剧，尤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使“马克思主义”盛名在外，只是对于作为批判理论范式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意识形态化的后果是革命辩证法的终结，而这无论是对于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对于无产阶级和其他族群的自由解放运动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扼腕的理论不幸，从根本上，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封堵了批判理论自身的生长，也使马克思主义止步不前；而对于后者来说，复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重建作为批判理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说其理论成就是非凡的，但是由于陷入一种纯粹文化哲学上的批判，因此，所有的西方左派激进理论形态，虽然使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范式中的主体维度重新挺拔在理论文本中――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黑人、女性，都被涵括在这种主体解放的逻辑之中，但是，由于这些激进的左派理论既缺乏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学上的科学研究与分析，且与群众的革命实践相脱节，因此，这种哲学批判上的主体之维的复现，很快又堕入了历史运动的黑洞之中，逃入美学、文学的乌托邦之域，“革命”成了一种口号和姿态，但已不再具有在马克思那里的历史实践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理论策略，一种抵抗资本主义统治权力关系的纯粹叹息――用胡大平教授的话来说，成为了一种“政治恶习” 。
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科学化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既建造了一座物质的乐园，又建造了一座新的人的囚笼，因此，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如何才能消除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剥削与压迫？从马克思到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从卢卡奇到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直至齐泽克，哲学家们实际上都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寻找一种可能的解答。而深谙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经济学们则感叹，除了雇佣劳动，还有比这更好的生产组织方式吗（弗里德曼）？或者，以市场交换体系为根基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平等（萨缪尔森）。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理论何以可能？既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不能对无产阶级等弱势群体漠然视之，那么，一种社会改良就成为了必然，而且，从近现代的西方历史来看，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走向了一条福利国家的道路，或者，至少在社会体系上，使工人阶级也能享有社会物质进步的文明成果，从而弱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动力和意识，从本质上看，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自我修正和调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传统中，非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的分析，对此有一些非常细致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说，这种激进经济学的理论传统，也很好地弥补了西方左派理论中文化哲学批判的空白，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理解史》第4卷的理论主题，一如唐正东教授在“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激进经济学们的理论努力，其实也只是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范式的遗产，从“客体的维度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必然被超越性，但并没有说明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为什么必然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这也就是说，主体维度在这里同样是不在场的，或者说，至少是软弱无力的――这一点，与西方左派文化哲学的批判理论异曲同工。
（三）现象与本质的交锋：经验抽象与科学抽象
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在资本拓殖中利用先进的通讯、媒介等技术方式所带来的变革，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能够及时而迅速地对全球市场做出反应，进而达到资本生产与消费的时间与空间的同质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过程的这种变化，比之于马克思的时代，更具弹性和人性化了。但是，一如布罗代尔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尽管资本主义的形态从不是相同的，但它的本质却始终是相同的 。而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传统来看，尽管在马克思之后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范式并未能被完全地继承下来，但是这些不同的激进理论形态，从理论旨归的角度，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指向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的。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样以“自由”与“平等”为伦理诉求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与指向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究竟有何不同？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洞穿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而布尔乔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却止步于市场交换领域，从而使革命止步于男性白人资产阶级，而无视于无产阶级、黑人、女性的不平等与不自由？这其中最重要的根源，在于它们两者的方法论的差异。布尔乔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基础是孤立原子式的经验抽象，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一种科学的历史抽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这种科学的历史抽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他说：“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 。这也就是说，只有在这种历史关系之中，作为这种历史关系的产物的抽象的范畴，才会获得现实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从抽象上升为具体。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非常重要的方法。
而与这种科学的历史抽象相对，孤立原子式的经验抽象虽然也因其抽象而具有科学性，但是它也仅仅到此为止，没有认识到其抽象范畴本身的历史性，因而，从经验抽象而致的布尔乔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早期的社会主义伦理批判范式，实际上都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无历史的、自然永恒的社会形态，换言之，在“资本主义”之前，是有历史的；在“资产阶级”自由解放之前，是有革命的；但在那之后，不再有历史，不再有革命。从根本上看，所有的意识形态的本质，都在于这种非历史的抽象方法。也因此，对于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虽然由于经验抽象的方法而建立起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科学研究领域，但是，从哲学思想史和现代科学发展史上看，这种无历史性的经验抽象方法实际上被证明为一种价值设定，它同样是一种历史性社会关系的产物。换言之，所有的科学认知，都是有其历史性的构境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进行科学的分析之后，能够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走向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哲学。“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范式中，是现存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阶段――尽管这个阶段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从这种机器化大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因现代雇佣劳动制度和自由市场体系而孵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同样不过是历史的、暂时的。在我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之后，在19世纪各种激进社会思潮中，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范式至今仍能繁衍出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时俱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形态。
因此，相对于经验抽象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方法就成了洞穿其虚假意识的理论武器，换句话说，同样以“自由”与“平等”为伦理诉求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实际上有着其不可抹去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其“自由”与“平等”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意识，因为它仅仅指向资产阶级及其革命胜利，而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胜利，不过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暂时的、历史的阶段。
总的来看，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不过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历史产物，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必然引致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运动；而即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它同样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暂时的阶段。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它最终是要引向一个无阶级、无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在这个无阶级的自由社会中，当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将不复存在。
而与这种科学的历史抽象相对，孤立原子式的经验抽象虽然也因其抽象而具有科学性，但是它也仅仅到此为止，没有认识到其抽象范畴本身的历史性，因而，从经验抽象而致的布尔乔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早期的社会主义伦理批判范式，实际上都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无历史的、自然永恒的社会形态，换言之，在“资本主义”之前，是有历史的；在“资产阶级”自由解放之前，是有革命的；但在那之后，不再有历史，不再有革命。从根本上看，所有的意识形态的本质，都在于这种非历史的抽象方法。也因此，对于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虽然由于经验抽象的方法而建立起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科学研究领域，但是，从哲学思想史和现代科学发展史上看，这种无历史性的经验抽象方法实际上被证明为一种价值设定，它同样是一种历史性社会关系的产物。换言之，所有的科学认知，都是有其历史性的构境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进行科学的分析之后，能够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走向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哲学。“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范式中，是现存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阶段――尽管这个阶段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从这种机器化大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因现代雇佣劳动制度和自由市场体系而孵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同样不过是历史的、暂时的。在我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之后，在19世纪各种激进社会思潮中，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范式至今仍能繁衍出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时俱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形态。
因此，相对于经验抽象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方法就成了洞穿其虚假意识的理论武器，换句话说，同样以“自由”与“平等”为伦理诉求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实际上有着其不可抹去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其“自由”与“平等”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意识，因为它仅仅指向资产阶级及其革命胜利，而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胜利，不过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暂时的、历史的阶段。
总的来看，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不过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历史产物，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必然引致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运动；而即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它同样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暂时的阶段。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它最终是要引向一个无阶级、无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在这个无阶级的自由社会中，当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将不复存在。
（四）结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现阶段的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即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一同处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的链条之中。资本主义的这种国际化品格，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被淋漓尽致地渲染出来了，并且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结束语。与资本主义的这种从区域化向国际化的发展不同，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突围路线，恰恰是从国际化向本土化的转移，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结果。而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因此，很诡异的是，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远远还没有实现全球化，但“马克思主义”却以一种国际主义的革命姿态问世；而在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历史现实，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越来越朝本土化的方向发展。这其中的原因，我以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范式密不可分。
从我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范式，隐含着一种未被人们所充分意识到的理论逻辑，即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谁来打碎这种桎梏？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无产阶级”，一个资本主义的掘幕人。但是实际上，作为现代资产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历史产物，“无产阶级”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在同一个体系内的相对应物，如果生产方式不改变，那么其所形成的社会体系就不可能改变。也就是说，从逻辑的根本上，无产阶级同样是这个社会体系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处在对抗性的位置上。所以，除非出现社会生产方式根本性的变革，那么从资本主义向新的社会形态的变革才有可能发生。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维度具有一种基础性的地位。
而从主体维度上看，由于当今时代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从资本主义的突围路线上看，资本的自由流动本质与雇佣劳动的被统治本质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换句话说，即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弱化了本国的劳动阶级的阶级斗争动力和意识，但是，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这个体系内所不可避免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根本上的激烈对抗，实际上不过只是从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向外围地区转移而已。因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维度具有一种不断生成的开放逻辑。
从现实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实际上是资本的国际化，而不是雇佣劳动的国际化。这也就是说，能够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的，是资本，而不是雇佣劳动。资本国际化的背后，是雇佣劳动的本土化。我以为，以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为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激进理论，才因而在雇佣劳动的本土化中，可以真实地从这种本土化的历史进程中生长出来。说到底，只要仍旧处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就仍旧处于一种根本利益的对立关系中，而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抗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消除。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激进的政治学的原因所在。
更深一层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缔结的布尔乔亚王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必然要被超越，实际上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社会生产关系上使雇佣劳动处在资本的剥削与压迫之中，而且还是因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可逆转的破坏与掠夺。实际上，这种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压迫与剥削的生产方式，如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所说，需要一种“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联盟” ，才有可能建构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围出来。
从整个《资本主义理解史》1－6卷来看，这种全景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形态的呈现，当然也只是昭示了以“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批判为中枢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线索。而对于更进一步的探索，例如在穷尽了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理论焦点的西方左派激进理论形态之后，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所带来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反省，都是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可以建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激进批判理论形态的努力方向。
从我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范式，隐含着一种未被人们所充分意识到的理论逻辑，即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谁来打碎这种桎梏？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无产阶级”，一个资本主义的掘幕人。但是实际上，作为现代资产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历史产物，“无产阶级”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在同一个体系内的相对应物，如果生产方式不改变，那么其所形成的社会体系就不可能改变。也就是说，从逻辑的根本上，无产阶级同样是这个社会体系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处在对抗性的位置上。所以，除非出现社会生产方式根本性的变革，那么从资本主义向新的社会形态的变革才有可能发生。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维度具有一种基础性的地位。
而从主体维度上看，由于当今时代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从资本主义的突围路线上看，资本的自由流动本质与雇佣劳动的被统治本质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换句话说，即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弱化了本国的劳动阶级的阶级斗争动力和意识，但是，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这个体系内所不可避免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根本上的激烈对抗，实际上不过只是从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向外围地区转移而已。因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维度具有一种不断生成的开放逻辑。
从现实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实际上是资本的国际化，而不是雇佣劳动的国际化。这也就是说，能够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的，是资本，而不是雇佣劳动。资本国际化的背后，是雇佣劳动的本土化。我以为，以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为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激进理论，才因而在雇佣劳动的本土化中，可以真实地从这种本土化的历史进程中生长出来。说到底，只要仍旧处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就仍旧处于一种根本利益的对立关系中，而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抗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消除。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激进的政治学的原因所在。
更深一层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缔结的布尔乔亚王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必然要被超越，实际上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社会生产关系上使雇佣劳动处在资本的剥削与压迫之中，而且还是因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可逆转的破坏与掠夺。实际上，这种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压迫与剥削的生产方式，如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所说，需要一种“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联盟” ，才有可能建构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围出来。
从整个《资本主义理解史》1－6卷来看，这种全景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形态的呈现，当然也只是昭示了以“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批判为中枢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线索。而对于更进一步的探索，例如在穷尽了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理论焦点的西方左派激进理论形态之后，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所带来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反省，都是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可以建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激进批判理论形态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