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方法论自觉与“资本主义”的深度解读—评《资本主义理解史》(六卷本)

任何理论研究都需要方法论作为根基,后者直接决定了前者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就资本主义研究来看,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卓越成就,但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完全突破传统的研究框架。从总体来看,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简单否定的政治学方法。在这种模型中,学者们先入为主,抱着一种怨恨心态来仇视资本主义,既不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现实本身,也不去厘清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而是从自己的情绪和观念任意杜撰资本主义,用想象中的资本主义来代替真实的资本主义。这种方法是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它不可能为研究资本主义提供一个科学的、客观的立场。第二,以“同一性”幻象为基础的目的预定论模式。虽然有些学者力图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寻求对资本主义的解读,但他们却无力对这些文本本身保持科学的态度,而是错误地假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至始至终都是成熟的,进而把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永恒的真理,成为指导资本主义研究的“圣经”,严重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观的内在生成性,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变化。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一种文本拜物教,是一种先验的形而上学。第三,原理反注原著的教科书思维。斯大林化的教科书体系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诊断,不仅支配了前苏联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而且也对中国学界的资本主义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众多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的结论大都直接来源于上述教科书的抽象结论,一方面缺乏对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剖析,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缺乏系统认识,也完全藐视了西方左派的理论贡献,而只是单纯地借助于前苏联的抽象结论来座架一切现实和理论研究,这种武断的态度和方法显然阻碍了资本主义研究的进展,必然无法适应新时期的时代要求。第四,经验的研究方法。出于对传统研究的叛逆,一些学者力图回到资本主义的现实本身,来推进和反思传统研究的思路,这是方法论意识上的一次提升。但也存在一种错误倾向,即完全抛弃本质线索,单纯地依据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本身来研究资本主义,力图修正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可以说,上述方法都或多或少陷入到对资本主义既有的窠臼或偏见之中,而无法对资本主义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的深入进行,必然要求在新时期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演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再者,经过近三十多年来对资本主义研究文献的译介和研究,我们在总体框架上对文献的占有已比较全面,这为我们在新时期重新审视资本主义问题和反思前期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出发点寻求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科学基点,形成高度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全面、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解史就成为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面前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张一兵教授领衔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学术同仁,尽心尽力共同承担起这一重大的学术使命,全身心的投入到“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中来,以“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资本主义理解史”为专题,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苏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派经济学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思潮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创作出六卷本的《资本主义理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这不仅是南京大学马哲学科点全体老师的心血,而且也是以往资本主义研究的理论结晶。
 首先,这套书体现出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是通过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问题的光辉典范。在以往的研究中,资本主义仅仅被当作一个既定的、静态的抽象概念,既缺乏对马克思恩格斯整个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生成的把握,也缺乏对20世纪以来整个资本主义理解史逻辑演变的清析梳理。相反,本套书在方法论上首先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的窠臼,以文本解读和历史发生学的双重逻辑重新审视资本主义问题,体现出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打破了传统研究的预定论模式,将每一时期资本主义理解都还原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理论逻辑进展之中,开启了一片崭新的空间,从中厘清每一种资本主义理解模式形成的内在依据。比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解范式上,作者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通过详细的文本考证和思想进展双重线索,揭示了不同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解的差异,向读者全面展现了不同阶段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理解上取得成就与不足,清晰、准确地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逻辑的内在演进,祛除了传统研究的目的论神化。再比如,对第二国际、苏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的研究,也并不是借助于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外在的批判,而是深入到每一个具体文本和社会背景之中,厘清这些不同范式形成的具体过程,准确界定了它们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范式的差异,全面评价了这些不同理解模式的理论贡献与根本缺陷。这种客观、冷静的分析无疑都是高度方法论自觉的集中体现。
 其次,这套书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研究尺度的变革,开启了由“外在史”研究到“内在生成史”的转变。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贴标签”、理论的表层和评价上,很少能够以驾驭性的话语展开对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结构的深入分析。相反,本套书摒弃了传统的“外在史”的研究模式,从“内在生成史”的逻辑梳理了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关于资本主义理解模式的逻辑变迁,系统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理解的内在逻辑构架的生成和演变的过程。这种方法与经验历史学的解读方法不同,后者只是对文本或材料的一种经验描述,而无法识别材料背后的内在框架和支援性背景,相反,这种内在生成史不仅描述了材料本身的特征,而且还进入到材料背后的内在结构之中,体现了一种本质与现象相结合的动态的“深度解读”模式。
 再次,在横向上,这套书体现了多重视觉融合的方法论。囿于传统学科界限划分,资本主义问题似乎只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反,本套书打破了传统学科划分,从政治学、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视角,对资本主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解剖,实现了多重视角的整合。这对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可以说,《资本主义理解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高度方法论自觉下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所进行的一次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这在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尚属首次,是一项开创性的、补白性的创举。它不仅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在新时期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重新审视“资本主义”问题提供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我相信,随着这套著作的出版,国内资本主义研究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但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研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本套书只是在全新的视域内开启了扬帆远航的起点,如何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将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