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传媒

德〕Ｈ. Ｇ.伽达默尔/文　刘　杰/译

首先,有一个语言表达式就是“大众传媒”。它立即就让我开始思考,我们使用该词多长时间啦?曾经有个听众回答说:从1933年就开始使用了。但当时我不得不说“不对”,1933年有点太晚了,如果在那之前大众和媒体都不存在,那么1933年就是不可能的。此外,这个表达式已经有一个史前史,它从阅读报纸到杂志,从摄影和电影到登峰造极的广播和电视,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一种合适于它们的修辞学的诞生。
     “媒介”一词也很有意思,它并不像我们乍一看就认为的那样容易理解。不错,一种媒介就是能够传递信息的东西———即传递者。这是该术语最基本的意思。今天如果我们谈论大众传媒,那么我们指的就是通过摄影、印刷媒体以及最重要的是广播和电视等手段接触到不计其数的人。例如,我们首先在媒介这个概念中看到了正在被传递的东西,但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接收者都总是无名氏。此外,在这个术语的意义中还有一个要素在起作用,我在此是直观地使用“要素”这个术语的。这个要素就是在我们之间的一种东西,它把我们彼此联系起来,但是也正像水将鱼联结起来并携带它们一同前行那样,媒介也携带着我们一同前行。与此相似,一方面是科学知识和其他文化创造物被联结了起来,并且被一群每晚都打开电视的袖手旁观者和好奇的观赏者携带着一同前行。因此,媒介立即就变成了包围着并且携带着汹涌而来的信息的东西,而我们都在其中畅游,好像这些信息就是水一样。所以,媒介也是要素。的确,这个词表达了传递的功能,它增加了存在于我们之间并且包围着和携带着我们一同前行的含义。这也是由大众传媒这个概念引出来的。
     你不得不倾听语词。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他们必须为倾听他们所使用的那些语词的深刻含义而长出一只耳朵来。它对哲学家之重要,就如同它对能够听出声音的纯洁性的音乐家一样重要。哲学最终并不像经验科学(尽管它有充分的理由)依赖于任何一个符号系统,或者依赖于一个来回地传输某些东西的人工符号系统那样依赖于语言。在经验科学中,通过测量获得的数据经用数学符号加以处理和描述后就变得可以传播了。这使得通过实验、测量和观察来检验所有信息和传播成为可能。而对我们来说,事物并不是如此“精确”。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精神科学中,我们是我们文化的哲学遗产中较好一部分的看管人。我们所使用的“符号”是语词。它们并不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的标签。语词本身告诉我们某些只有语言才知道的事情。所以,在18世纪末,“大众”这个词就慢慢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使用了。感谢魏玛诗人们的文化乐观主义的偶然因素,这个词在德国也被使用了。席勒非常喜欢用这个词,就像他的修辞一般听起来多少有些傲慢一样。
     对于那些耳朵能够倾听这个词的的人而言,它还带着另外一种特殊的含义。“大众”事实上就是一块面团,它就是被揉捏和塑型的东西。的确,大众被简单地塑过型。当然,尽管当我们在每日交谈中谈论到星期天下午堵塞街道的拥挤的交通时,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一背景含义,但它确实是一个展露性的表达式。大众就是以缺乏表达与差别为特征的,而这里面就包括沉重地压在人性上的匿名。
     让我们来谈谈“文化”这个词吧。拉丁词“ｃｕｌｔｕｒａ”使我们想起了农业(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它让我们的目光聚焦到农业社会的罗马。相同意思的希腊词是“ｐａｉｄｅｉａ”,意思是指完全不同的东西:希腊对年轻人的教育及其规范性价值。然而在罗马,精神性的文化概念也产生自罗马共和国缔造101文化与传媒者们身上保留的农民习性。在罗马共和国的日常生活中,对希腊的哲学、教育和修辞术的引入,最终都是与文化概念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几乎就没有注意到“文化”的意思就是“养护”(Ｐｆｌｅｇｅ)———心灵的养护就如同土地的养护一样。其次,在语词中也反映出我们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环境中的许多事情。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文明必须要完成的毕生事业到底是什么,这仍是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在人为之事与我们顶多能够施以呵护和照料的自然之事之间如何保持一种张力。我们不应欺骗自己,以为我们确实能够对自然之事做些什么。在此,这个词的内涵揭示了文化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它们二者都是依赖自己生长的东西,都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制造的东西。因此,我们说人必须具有文化,而这就包括着文化只能慢慢地发展起来,我们不能像我们必定成为有文化的人那样拥有文化。任何一个成长中的人都将具有这种经验,并且都将很自动地感觉到,不能说怎样去做这一点和怎样成为文化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的传媒和手段已经有如此巨大的发展,那么这势必需要文化生活也发生一些改变。信息以我们不可想象的程度被泵入我们的生活,这一信息之流必须被加以疏导,以便它不会摧毁我们的文化,那充满生命力的文化,人类心灵和精神的文化,而是抚育它。我们不会受过度中介的影响吗?这一问题让我们思考关于中介和直接性的哲学概念。但是,即使不把我们自己与任何一种特殊的哲学联系在一起,我们也都能够证明中介与直接性同时是连在一起的,不过彼此不一致罢了。中介的增加创造并加重了一种紧张环境,这一环境使直接性成为日益降临每个处在传媒和手段世界中的心灵之上的严重疾病。鉴于中介对我们整个生活施加的无限控制,我们就会尽可能地希望去防止直接性。作为自发行为,它导致直接接触现实,特别是接触“他者”或对手的他性(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我们都把“人化”自然当成我们的最高任务,而人化自然随人类社会中稳定增长的中介和生活条件的日益匿名而增长。
     显然,在这一点上,无人能够预见到遥远的未来。最终,无人知道那改变了我们文明的东西,在本世纪通过发展大众传媒已经运转起来,同样也无人知道它对人类和人性意味着什么。我愿意用一个类比来阐明这个问题,这个类比不只是一种偶然的比较。我把计算机的时代看成,也许是最普遍地表达出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如此独特的新世界。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我们越来越学会了控制作为机器的物,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成长、养育、忘却和记住的前生命———简言之,一条漫长的文明之路。
     让我们在计算机和字母表之间进行一下类比吧。直到发明了字母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它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是多么巨大的转折和多么巨大的成就啊!虽然这不是希腊人的发明,而是闪米特人的发明,但是希腊人采纳这一字母表的惊人速度却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奇迹。希腊人采纳了该字母表后大约50年,荷马就诞生了。这一历史事实应该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将西方文明与比如说中国书法的精湛艺术进行比较,我们就更能清楚我们是谁。中国的书法不是可以还原成最简单形式的字母。中国书法的元素是本身就具有意义的表意文字。而字母则要求具有一种巨大的抽象能力,并且与每一个能够在我们的交流形式中进行表达的东西保持一种几乎是非人的距离。然而,这一抽象的过程却使我们受惠颇多。正是由于字母,荷马的全部遗产和欧洲文明中第一部伟大的书写作品才得以传给了我们。在此,我并不仅仅试图在历史中去寻求安慰。不仅仅如此。当我们发现西方必须征服的是怎样的一种挑战的时候,的确令人茅塞顿开。这是怎样的一个开端呀!就是荷马。熟悉希罗多德著名断语的人都知道,正是荷马和荷西俄德给希腊人带来了他们的神。从字面上讲,这是纯粹的废话。这些诗人肯定不是宗教的奠基者。其实希罗多德的意思是,这些人把古代关于神话、众神和英雄那无比丰富的野蛮而凶恶的故事,提升到了我们能够理解和人化的层次。
     对此,现代历史研究给了我们一些新的洞见。在我们的历史观念中,荷马并没有完全把他讲述的特洛伊的故事与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混同起来。在19世纪,曾经有一本相当受人欢迎的书:《荷马神学》。今天,对我们而言,根据该书的书名和内容,显然该书所描绘的画卷吸收了我们基督教传统称之为神学的东西,所以它也是种误导。今天,我们在荷马和荷西俄德的史诗传统中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开端及其对我们关于世界和我们的存在经验进行理性阐释的趋向。在对支配我们命运的至高无上的力量的那些形象的刻画中尤其如此。奥林匹亚山坐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中,众神正是通过从山上俯瞰着特洛伊城里血腥残忍的战斗而自娱自乐。具有太多人性品质的整个神的世界,对这些诗人构成了一种挑战,他们不厌其烦地创造、并再创造出我们称之为神话的所有故事,直到最后这些诗人们开始向世人传授关于神灵的更深刻的知识,而最终柏拉图对荷马的诗歌世界进行了痛苦的谴责。在我看来,我们似乎应该牢记字母表的发明就是荷马奥林匹亚传统的起源。从较古老的口语传统到其对应的固定书写传统的过渡,同时到史诗作者的令人尊敬的职业的确立的过渡,这些都不是一夜间就发生的事。它是随着字母表的突然发明而渐渐出现的。也许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同样,我们的文明也处在急剧变化的门槛上。我们只需想想逐渐地越来越受大众传媒影响的教育系统和人们对机械辅助设备(最甚莫过于计算机)的使用就可以了。这一发展似乎是在命运大路上迈出的一大步———这是随着在欧洲早期历史上对字母表的采用而开始的一大步。现在,这个问题不再仅仅是欧洲自己的命运问题,我们将面对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再仅仅是:希腊人伟大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科学特别是数学,而数学是我们思维的突出标志,并且以欧洲科学的形式产生出逻辑论证的高级艺术。我们现在认识到,欧洲文明的这一早期历史通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最终导致最极端的抽象的机械艺术的新形式,而这一新形式通过使用计算机来理解全体人类及其生命的形式。
     抽象字母的巨大成功使得其各个分散的社会结合得更加紧密,以至希腊语言和后来的罗马帝国能够发展出它们自己的文化王国———这一文化王国在今天或多或少地覆盖了全世界。这个既令我们感到非常熟悉,又很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它根本就不是科学;它过去是,并且目前仍然是那代表着文化的真正雕塑师和促使文化茁壮成长的修辞学。由于我们自己就是现代科学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补充的是,修辞学并不是对情感熟练的操控和感性主义。把修辞学只是作为一种矫揉造作的空谈而加以排斥的作法是一种片面的结果,并且是对我们的科学文化的误解,这需要重新考虑。
     在其著名的对话《论演讲》中,塔西陀认为,在罗马帝国后奥古斯丁几位皇帝统治的时代,修辞学的真正功能就已经死亡了。回忆这一点将揭示出,在我们的技术世界里,面对一种新的、被技术装备起来的修辞学,我们的真正任务是什么———这个技术的世界要求我们所有负责任的人完全负起责任来。我们必须把这看成是我们继承的遗产,在其中,修辞学的世界从根本上讲曾经是文化传统惟一的承担者。这份遗产包括古代晚期的大学文科,同样还有教会掌管的基督教教育文化,并且正是在人文主义者再次盗用古代遗产期间,现代的科学启蒙才开始出现。
     科学的思维方式根据普遍有效的客观性的概念,为现代启蒙运动铺平了道路。通过运用在这条科学方法论的道路上所获得的新知识,启蒙运动取得了一种新的、能够支配各种各样的事实和各种自然力的力量。这导致在当代思维中把可行的比不可行的看成具有压倒一切的首要性,并且正是这种思维方式越来越支配着社会。
     尤为明显的是,每当人类各种文化与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发生接触的时候,在它们的生活中就会出现特有的紧张。从字母表到计算机,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史所构造出的欧洲科学文化的方式,在这些紧张情况中真正显示了出来。今天情况更加危险。问题并不在于自19世纪以来我们就已非常熟悉的文化批判所发出的声音。相反,问题在于尽管人们已经掌握了极其强大的追求知识和能力的潜能,但人类的共同生活却不平衡地快速发展。这就创造出了威胁人类社会中所有生活自由的力量。
     “生活品质”这个短语可能是50年代通过联邦德国的一位部长从美语顺利进入德语词汇的。对生活品质的关注显示,科学、技术和经济所提供的可能性的数目和种类的增长,并不能够明确保证生活品质也相应地增长。当然,技术的任何进步总是意味着自由的增加。就想一下今日的年轻人在拥有自己的第一辆车时是何等的欣喜若狂301文化与传媒吧!驾驶执照已经把所有神圣的创造都加入到了成人之中。这并不意味着具有任何警告或劝告的涵义。相反,我们必须发现这种随汽车而来的对拥有自由的兴奋,在多大程度上是与获得独处和两人世界的兴奋联系在一起的。旅游无疑已经变成完全不同于它过去所是的东西,那时它只不过是一种把人聚拢到一起的手段而已。就汽车而言,技术无疑把自由感提升为了一种欣喜若狂。但与此相对应的是,也还存在着一种同样清楚的对自由的放弃。
     但如果这就是现代文明之路不得不承诺的一切,那么就太少了。还有某种甚至不能被大众传媒制造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文化,因为大众传媒本身就是寻求与社会需要保持一致的技术机构。大众传媒以一种新的形式把科学、艺术、经济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创造性带给人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得不失去自身许多原创的意义。在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这具有使所有这些文化形式受我们时代的科学文化的内部进度影响的效果。当然,科学不会对诗歌、宗教或艺术的生活负责。与这些文化创造性的范围相一致的各门科学可能能够满足我们在所有领域追求知识的愿望,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它们并且需要它们。但是,直到艺术、诗歌、宗教、音乐和任何其他文化创造形式成为活生生的经验而不是科学的既定对象的时候,真正的任务才产生了。这正是所谓文化的含义。在这样一个随处都存在控制的文明中,没有什么像拥有各种经验那样困难———这个事实标明了我们全部的社会生活。它是受控社会秩序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安全有着不断增长的需要。我们德国人在炸弹摧毁了我们的城市之后和战后的重建期间,就目睹了这一点。由于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明摆着的经济理由,重建工作从保险公司和银行及存款互助会开始。不过同时,在所有这一切的后面,隐藏着的是迅速发展风险回避的兆头。
     正是所谓“精神科学”的内容以及艺术与宗教、法律与历史的文化内容,才在一个被各种中介改变了的社会中接受了新的任务,以便用各种新的刺激去丰富越来越单调的职业生活。此外,劳动生产率本身要求训练和使用一个人自己判断的愿望。大众传媒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即使对它们而言,也不容易加强它们的力量。
     如果我已经提到了我自己的哲学工作并且谈到了我们称之为诠释学(对理解现象进行的哲学考察)的东西,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与我的题目有密切的联系。正如在彼此相互影响的人之间,尽管缺乏正确理解的确实性和保证,然而还是可以理解一样,正是用这些过去的事件我们一再地丰富了我们自己对人的自我理解。每当我们面对挑战去理解那不可预期的、未被计算的、不可计算的东西———简言之,那个“他者”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就得以丰富。这是我们可以从经验学习的惟一途径。不过,拥有经验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对安全、最为广义上的保险和风险回避的欲求,随着其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把自己作为一种要求,强加于公共生活的生存机制(Ｄａｓｅｉｎｓａｐｐａｒａｔ)之上。此外,向我们涌来的数量庞大的信息,使我们在所提供的各种信息中进行理性的选择变得更加困难。慢慢地,一个解放的时期或许将会进入大众传媒,特别是进入电视。在反思文化和大众传媒的时候,我们应该再次回忆一下,文化不是一种单纯的机构,而是需要我们去培育的东西。文明所代表的和需要培育的,就是那种使用我们自己的判断进行决策的自由。
     注　　释①　本文译自“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Ｕｎ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一书。199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为纪念哈贝马斯诞辰60周年而出版了该纪念文集。我将该文集中伽达默尔的文章摘译于此,是为了怀念2002年3月去世的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译者(Ｈ. Ｇ.Ｇａｄａｍ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