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倾听他人———为哲学家伽达默尔逝世而作
2007-07-12
在倾听他人———为哲学家伽达默尔逝世而作
作者：〔德〕Ｋ 伏拉施/文 邓安庆/译
已经得到消息,哲学家伽达默尔(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逝世了。他于1900年2月11日生于马堡,2002年3月13日在海德堡去世,一个超常的生命完结了。他的学生以及与他们相连的国际文学界向这位令人敬佩的德国哲学最后的伟人鞠躬。这不是提出一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数十年来,从这个时代德国最富影响力的哲学家身上产生出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于今已经耗尽了。无人能够通观这种成就,但是,某人今天要说,伽达默尔,这是他的世纪,在思想中把握的世纪。这首先意味着,他直接地结识了一切关键的思想流派,在其中工作并检验它们。借助于这些流派,他找到了他的思想道路。这路始于马堡的新康德主义。伽达默尔总是处在一个显赫的运动将哲学思想者迷住的地方。他曾在弗赖堡胡塞尔那里,又同海德格尔在马堡,继而再与海德格尔在弗赖堡。他明智地以地方精神立身,并把它与时代潮流相连,而不是屈服于它们。他曾是一个理智的马堡新康德主义者,当他1937年在马堡成为教授,1939年受聘于莱比锡时,他是个言行谨慎的人,一个理智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战后他首次成为莱比锡大学的校长,那时人们依据他所说的话,把他称作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亲社会主义者,1949年后,他任教于海德堡,是理智的海德格尔主义者。“理智的”(ｍｏｄｅｒａｔ)在这里不是指“随机应变”(ａｎｇｅｐａｓｓｔ适应)。伽达默尔总是规定自己的尺度,一个个体思想者,在一个危险的、多变的时代,他想走多远。他经历了20世纪的极大危险,但没有在这些危险面前束手无策。只有认清了这个世纪面目的人,才能估量,这到底叫做什么。他的传记作者让•格仑丁(ＪｅａｎＧｒｏｎｄｉｎ)[此人著有《走近伽达默尔》(Ｅｉｎ ｆｕｅｈｒｕｎｇｚｕＧａｄａｍｅｒ),Ｔｕｅ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2000版———译注]证明他的清白并认为,伽达默尔自从1934年以来不得不采取“自保的法则”,但走得太远了。第一,对于人来说,并没有这种法则,第二,哲学家们并不认为有这种必要。
精力充沛、在思想时固持己见、不屈不挠、见解根深蒂固是此人的标记。柏拉图把哲学规定为学习死亡(Ｓｔｅｒｂｅｎｌｅｒｎｅｎ),伽达默尔则表现了一个关于哲学的新的生活概念,一个在经历百年死的险境当中的生活概念:哲学就是学习活下去(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ｅｎａｌｓＵｅｂｅｒｌｅｂｅｎ ｌｅｒｎｅｎ)。这里所蕴涵的独见,前无古人,简直是此人纪念碑式的意义。第二个性格特点在于,他的谈话能力简直是独一无二的。他不仅是在谈话中吐露其哲学的精髓,他就是活在谈话中。他作为谈话者而活着。直至高龄,他对谈话对手也有着准确的映像,他不会忘记他的兴趣和经历。他把握着他说过的话,目光注视着他的听众。这使他成为令人不能忘怀的说话伙伴:他随意地谈论复杂的事情,但他看着他的听众,随时会注意到,他还有什么需要再作说明。他的演讲报告也都具有这种对话的特征。
在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中,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杰出的教师,通过他言谈的社会性,通过对主题的选择,吸引着具有极高天赋的年轻人。然而,他的伟大在于,他让他们自由。他引导他们达到自己的思想方式,而不是他的思想方式。他的哲学不是什么人们所能学到的东西。人们必须与他一起进行哲学思考,并且被推动着从他那里,走向其自己的道路。20世纪没有哪个哲学家像伽达默尔这样,拥有如此众多、如此独创性的学生。
伽达默尔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风格。他的论题从苏格拉底到保尔•策兰(ＰａｕｌＣｅｌａｎ),从阐释斯特凡•格奥尔格(ＳｔｅｆａｎＧｅｏｒｇｅｓ)直到健康问题。他拥有最好的方法造诣,这是人们在1933年之前的德国,亦即在古典哲学中所能获得的东西。这使他获得了超常的优势。他能够轻松地放弃具有考证癖好的宏大活动。他熟知他所谈论的文本。
谈论伽达默尔的人,不可避免地把他与他的老师海德格尔联系起来。这种比较通常都有吸引力,但并不总是有利于伽达默尔。他们之间有接近的地方,但这种接近常常被过分夸大。海德格尔责备欧洲哲学遗忘了存在,而伽达默尔则把传统赞誉为真理的条件。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生长点:同相反的、对抗的海德格尔相比,伽达默尔是亲传统的,简直是古典的。海德格尔与尼采一起捣毁了欧洲教养的法则,而伽达默尔明显地在重建它。他与他所思想的“古典作家”一起生活。他不相信,通过本义的建构能找到比对他们的解释更深层的东西。所以,他一再地返回到古典作家,返回到柏拉图,返回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返回到康德、黑格尔和狄尔泰。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代表两种不同的思想和风格。把伽达默尔的语言与海德格尔比较:在这里没有毁坏形式的雕凿,没有对语音甚至语源学的过高要求,没有半神学的庆典,没有“预示”(Ｋｕｅｎｄｅｎ),而是探究性的,“被形成的”(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话语。一切极端的措辞风格,一切对反思的过高要求,伽达默尔出于社会性的考虑而避免了。伽达默尔所写的,许多非研究人员也能理解。他开辟了新的媒介。他在报纸上,在广播里,甚至也出现在电视中。他当了40年的哲学家。1960年《真理与方法》出版,首先只是在专业圈子内受到关注。只有到后来,特别是在海德格尔1976年死后,及其同哈贝马斯的论战后,伽达默尔才在所有媒体里说话。当时这是一件新鲜事。为了照顾听众他会讲得特别简单明了。这也导致了他超常的广泛影响,尤其是在日尔曼语言文学和神学家那里。专业哲学家有时也抱怨过他的这种演讲。
因为回避了一切麻烦(Ｓｐｅｒｒｉｇｅ)和一切焦点(Ｚｕｇｅｓｐｉｔｚｔｅ),所以人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感谢他的。
他的这种哲学思想方式不仅容忍,而且要求对于每次的听众变换主题,同时采取短论的形式。在每个头脑中反思过的东西,又以新的方式使其展现出来,就是靠着这种意识存在的。因此,他并不怀疑短论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出什么是这种反思的精髓:伽达默尔的哲学导致把真理放到艺术、历史和哲学中去经验,然而,它只在科学方法论的彼岸。在认知真理时,把认知者自己的存在牵扯进去了,并且这一过程与任何科学学科不搭界。所以,把握真理必然要理解我们总是已经存在于其中的传统(Ｕｅｂｅｒｌｉｅｆｅｒｕｎｇ),不可能真的存在与任何先见(Ｖｏｒｕｒｔｅｉｌｅｎ)无关的理解。但是,这样来挽救先见的名誉,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平静而舒适地让我们自己呆在先见中。所有知识的出发点在于要超越先见。只是,我们必须知道,超越先见的过程是有限的和历史的,我们也就决不可能总揽和操纵这一过程的全局。作为理解者,我们总是已经被牵涉到一个真理生成的事件中(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ｓ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有时显得好像伽达默尔并没有作出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把他的思想称作“Ｈｅｒｍｅｎｅｕ ｔｉｋ”(解释学)。这个题目早就被用烂了,但今天看起来,似乎伽达默尔卓有成效地塑造了它的新意。“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作为普遍的解释学(Ａｕｓｌｅｇｅｎｓｌｅｈｒｅ)这一古老的含义已经消失了。伽达默尔贯彻的是,“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意味着一种思想,把语言和理解看作是存在和认识的普遍模式。
他教导人们,一同思想真正的历史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他坚持把传统看作是对我说过什么的东西。因此,曾经存在的东西并不简单地就是他物。但伽达默尔也还是只能更简单地为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下定义。他称它为单纯倾听他人(Ａｎｄｅｒｅｎ更多地是指历史传统———译注)意见的能力,他人是能够拥有这种权利的。
这种姿态模模糊糊地把人们从他那里尽可能地引诱到过去。“实证主义”和所有的“验证”似乎“被克服了”,每个独断的输入显得不可避免,因而也是许可的。释义学的这种意识导致了对哲学家、日尔曼学家和神学家历史知识的讨厌的捣毁。
没有人要伽达默尔为此负责,但他留下了讨论的题材,几十年来他的哲学生活就已经是在这样的活动中,不只是在德国。这也是伽达默尔与众不同的优势:他在意大利,在美国,就像在家里一样。他是那波利的荣誉公民,罗马科学院1995年授予他深受崇敬的菲尔特里奈利奖。(不过)在法国,他没有同样的成效。这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法国知识界仍然滞留在萨特那里,这是错误的看法。而在巴黎有福柯和德里达,他们陷于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拥戴海德格尔又要走出海德格尔。
我们不再有经典作家(Ｋｌａｓｓｉｋｅｒ),伽达默尔也不曾是经典作家。但是,这也适合于文学。除托马斯•曼和弗兰茨•卡夫卡外,还能把哪些作家看作是经典作家呢?伽达默尔具有他自己的、人格的和媒体的伟大形象。他的死表现出哲学生活的重大转折。对伽达默尔的谈话还在继续,这也是承认其伟大并尊敬死者的一种方式。
(ＫｕｒｔＦｌａｓｃｈ,“ＥｉｎｆａｃｈｄｅｍＡｎｄｅｒｅｎｚｕｈｏｅｒｅｎ”,原载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2002 3 15,55)
战后他首次成为莱比锡大学的校长,那时人们依据他所说的话,把他称作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亲社会主义者,1949年后,他任教于海德堡,是理智的海德格尔主义者。“理智的”(ｍｏｄｅｒａｔ)在这里不是指“随机应变”(ａｎｇｅｐａｓｓｔ适应)。伽达默尔总是规定自己的尺度,一个个体思想者,在一个危险的、多变的时代,他想走多远。他经历了20世纪的极大危险,但没有在这些危险面前束手无策。只有认清了这个世纪面目的人,才能估量,这到底叫做什么。他的传记作者让•格仑丁(ＪｅａｎＧｒｏｎｄｉｎ)[此人著有《走近伽达默尔》(Ｅｉｎ ｆｕｅｈｒｕｎｇｚｕＧａｄａｍｅｒ),Ｔｕｅ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2000版———译注]证明他的清白并认为,伽达默尔自从1934年以来不得不采取“自保的法则”,但走得太远了。第一,对于人来说,并没有这种法则,第二,哲学家们并不认为有这种必要。
精力充沛、在思想时固持己见、不屈不挠、见解根深蒂固是此人的标记。柏拉图把哲学规定为学习死亡(Ｓｔｅｒｂｅｎｌｅｒｎｅｎ),伽达默尔则表现了一个关于哲学的新的生活概念,一个在经历百年死的险境当中的生活概念:哲学就是学习活下去(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ｅｎａｌｓＵｅｂｅｒｌｅｂｅｎ ｌｅｒｎｅｎ)。这里所蕴涵的独见,前无古人,简直是此人纪念碑式的意义。第二个性格特点在于,他的谈话能力简直是独一无二的。他不仅是在谈话中吐露其哲学的精髓,他就是活在谈话中。他作为谈话者而活着。直至高龄,他对谈话对手也有着准确的映像,他不会忘记他的兴趣和经历。他把握着他说过的话,目光注视着他的听众。这使他成为令人不能忘怀的说话伙伴:他随意地谈论复杂的事情,但他看着他的听众,随时会注意到,他还有什么需要再作说明。他的演讲报告也都具有这种对话的特征。
在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中,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杰出的教师,通过他言谈的社会性,通过对主题的选择,吸引着具有极高天赋的年轻人。然而,他的伟大在于,他让他们自由。他引导他们达到自己的思想方式,而不是他的思想方式。他的哲学不是什么人们所能学到的东西。人们必须与他一起进行哲学思考,并且被推动着从他那里,走向其自己的道路。20世纪没有哪个哲学家像伽达默尔这样,拥有如此众多、如此独创性的学生。
伽达默尔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风格。他的论题从苏格拉底到保尔•策兰(ＰａｕｌＣｅｌａｎ),从阐释斯特凡•格奥尔格(ＳｔｅｆａｎＧｅｏｒｇｅｓ)直到健康问题。他拥有最好的方法造诣,这是人们在1933年之前的德国,亦即在古典哲学中所能获得的东西。这使他获得了超常的优势。他能够轻松地放弃具有考证癖好的宏大活动。他熟知他所谈论的文本。
谈论伽达默尔的人,不可避免地把他与他的老师海德格尔联系起来。这种比较通常都有吸引力,但并不总是有利于伽达默尔。他们之间有接近的地方,但这种接近常常被过分夸大。海德格尔责备欧洲哲学遗忘了存在,而伽达默尔则把传统赞誉为真理的条件。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生长点:同相反的、对抗的海德格尔相比,伽达默尔是亲传统的,简直是古典的。海德格尔与尼采一起捣毁了欧洲教养的法则,而伽达默尔明显地在重建它。他与他所思想的“古典作家”一起生活。他不相信,通过本义的建构能找到比对他们的解释更深层的东西。所以,他一再地返回到古典作家,返回到柏拉图,返回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返回到康德、黑格尔和狄尔泰。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代表两种不同的思想和风格。把伽达默尔的语言与海德格尔比较:在这里没有毁坏形式的雕凿,没有对语音甚至语源学的过高要求,没有半神学的庆典,没有“预示”(Ｋｕｅｎｄｅｎ),而是探究性的,“被形成的”(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话语。一切极端的措辞风格,一切对反思的过高要求,伽达默尔出于社会性的考虑而避免了。伽达默尔所写的,许多非研究人员也能理解。他开辟了新的媒介。他在报纸上,在广播里,甚至也出现在电视中。他当了40年的哲学家。1960年《真理与方法》出版,首先只是在专业圈子内受到关注。只有到后来,特别是在海德格尔1976年死后,及其同哈贝马斯的论战后,伽达默尔才在所有媒体里说话。当时这是一件新鲜事。为了照顾听众他会讲得特别简单明了。这也导致了他超常的广泛影响,尤其是在日尔曼语言文学和神学家那里。专业哲学家有时也抱怨过他的这种演讲。
因为回避了一切麻烦(Ｓｐｅｒｒｉｇｅ)和一切焦点(Ｚｕｇｅｓｐｉｔｚｔｅ),所以人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感谢他的。
他的这种哲学思想方式不仅容忍,而且要求对于每次的听众变换主题,同时采取短论的形式。在每个头脑中反思过的东西,又以新的方式使其展现出来,就是靠着这种意识存在的。因此,他并不怀疑短论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出什么是这种反思的精髓:伽达默尔的哲学导致把真理放到艺术、历史和哲学中去经验,然而,它只在科学方法论的彼岸。在认知真理时,把认知者自己的存在牵扯进去了,并且这一过程与任何科学学科不搭界。所以,把握真理必然要理解我们总是已经存在于其中的传统(Ｕｅｂｅｒｌｉｅｆｅｒｕｎｇ),不可能真的存在与任何先见(Ｖｏｒｕｒｔｅｉｌｅｎ)无关的理解。但是,这样来挽救先见的名誉,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平静而舒适地让我们自己呆在先见中。所有知识的出发点在于要超越先见。只是,我们必须知道,超越先见的过程是有限的和历史的,我们也就决不可能总揽和操纵这一过程的全局。作为理解者,我们总是已经被牵涉到一个真理生成的事件中(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ｓ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有时显得好像伽达默尔并没有作出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把他的思想称作“Ｈｅｒｍｅｎｅｕ ｔｉｋ”(解释学)。这个题目早就被用烂了,但今天看起来,似乎伽达默尔卓有成效地塑造了它的新意。“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作为普遍的解释学(Ａｕｓｌｅｇｅｎｓｌｅｈｒｅ)这一古老的含义已经消失了。伽达默尔贯彻的是,“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意味着一种思想,把语言和理解看作是存在和认识的普遍模式。
他教导人们,一同思想真正的历史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他坚持把传统看作是对我说过什么的东西。因此,曾经存在的东西并不简单地就是他物。但伽达默尔也还是只能更简单地为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下定义。他称它为单纯倾听他人(Ａｎｄｅｒｅｎ更多地是指历史传统———译注)意见的能力,他人是能够拥有这种权利的。
这种姿态模模糊糊地把人们从他那里尽可能地引诱到过去。“实证主义”和所有的“验证”似乎“被克服了”,每个独断的输入显得不可避免,因而也是许可的。释义学的这种意识导致了对哲学家、日尔曼学家和神学家历史知识的讨厌的捣毁。
没有人要伽达默尔为此负责,但他留下了讨论的题材,几十年来他的哲学生活就已经是在这样的活动中,不只是在德国。这也是伽达默尔与众不同的优势:他在意大利,在美国,就像在家里一样。他是那波利的荣誉公民,罗马科学院1995年授予他深受崇敬的菲尔特里奈利奖。(不过)在法国,他没有同样的成效。这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法国知识界仍然滞留在萨特那里,这是错误的看法。而在巴黎有福柯和德里达,他们陷于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拥戴海德格尔又要走出海德格尔。
我们不再有经典作家(Ｋｌａｓｓｉｋｅｒ),伽达默尔也不曾是经典作家。但是,这也适合于文学。除托马斯•曼和弗兰茨•卡夫卡外,还能把哪些作家看作是经典作家呢?伽达默尔具有他自己的、人格的和媒体的伟大形象。他的死表现出哲学生活的重大转折。对伽达默尔的谈话还在继续,这也是承认其伟大并尊敬死者的一种方式。
(ＫｕｒｔＦｌａｓｃｈ,“ＥｉｎｆａｃｈｄｅｍＡｎｄｅｒｅｎｚｕｈｏｅｒｅｎ”,原载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2002 3 1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