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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93）
摘 要：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保罗•斯威齐坚实捍卫了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论和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范式的本真内涵，这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是有其理论意义的。但是，由于他在方法论上仅仅停留在经验抽象上，因而，无法真实理解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精髓。
关键词：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经验抽象，历史本质论

保罗•斯威齐 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自《资本论》发表以来，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就不绝于耳，奥利地学者庞巴维克等就公开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而只是一种无法证实的盲目乐观的信条。面对这种责难，斯威齐在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中给予了回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和本质。

1.经验抽象还是科学抽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起点
斯威齐早年主要是研究主流经济学，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了不同质性的生产关系，根本无法解释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发展的动因，这促使他抛弃了原来的主流经济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有力工具，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任何科学研究都无不采用这种抽象分析法……这是进行任何研究分析的主要方法。”我认为，斯威齐的这一判断是与马克思一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不是一种经验的、直观的实在对象，而是一种感官无法达及的本质抽象，此时的经济对象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有机本质。因此，要想真正分析这种经济形式，就必须借助于“抽象法”，然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逐层地剥离出资本主义的外在假象，实现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科学解剖。
那么，斯威齐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方法的呢？斯威齐指出，马克思的这种抽象法是对黑格尔抽象法的理论继承 ，所谓的抽象法，就是“抛开各个别事例的特殊性，而集中研究其共同的本质属性”，把本质的东西划分出来，以便对重要的东西一览无遗。仅仅凭借这几句话，我们还无法判定斯威齐所界定的抽象处在何种层面上，他接着指出，那么，何谓本质属性呢？“实际上，必须就什么是本质的东西作出假设，把这些假设使用到底，并把结论同经验的材料相核对。”  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威齐所理解的抽象实际上指的是对经验材料的归纳，具体指的就是现实材料本身；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指的就是这种“连续渐进”的方法，“由比较抽象的东西，一步步地推向比较具体的东西，即在研究的连续阶段上，逐步舍弃简单化的假定，从而使理论有可能对越来越大的现实领域加以考虑和作出解释。”  斯威齐试图遵循马克思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探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这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后来的大批左派经济学家都是通过对“抽象”与“具体”之间关系的解读，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的。然而，哲学的概念往往具有复杂性，同样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人那里，却具有不同的含义。所以我们在对斯威齐进行评价的时候，就必须要深入到其对“抽象上升到具体”内涵把握的水平上，切不可仅仅停留于这一概念之上。我认为，与马克思相比，斯威齐对“抽象法”的理解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斯威齐虽然指出了马克思的抽象法与黑格尔抽象法之间的继承关系，但他并没有揭示在这种继承背后两人对“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理解的根本差异。在黑格尔那里，只有精神才是具体的东西，而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物质世界都只不过是精神具体外化的结果，是一种低级的抽象。“黑格尔对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理解也是与此相联系的。在他的说法里，这就意味着一切现实性，包括自然界和历史在内，都是‘精神上到’自身的过程，是经历了从‘机械性’这一精神的纯粹抽象外化领域到具体人类精神的一系列层次的过程。因此，在黑格尔那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和逻辑理念产生世界的过程一致的。这样，在这里，那种借助于思维的力量和手段而从精神上再现世界的规律便被径直冒充为借助于概念的创造力创建世界的规律。”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强调了自己的抽象法与黑格尔的抽象法之间的本质差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精神上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然而黑格尔却直接用这种抽象推演出了具体，将思维方法的结构本身直接硬化为逻辑本体，导致一种从思维抽象出发来规定具体的客观唯心主义，因而深深地陷入了思维的幻觉之中而无法自拔。
第二，斯威齐并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抽象”的含义。从上面可以看出，斯威齐所理解的抽象是与“经验的材料”相对的，是建立在对经验材料归纳总结基础之上的经验抽象。这与马克思所理解的抽象，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如果马克思真的信守保罗•斯威齐的这一观点，“《资本论》绝不会出世，历史唯物主义也绝不会产生。因为马克思的要旨就是，资本主义的现实过程必然产生虚幻的现象。例如，那些沉溺于现实过程的人最终把价格和供求视为基本的经济范畴，把工资契约作为等价物的自由交换，把资本看作真正的生产因素，等等。经验科学从不怀疑现实过程的优先性，把所见现象当作他们的基本原则，这种经验科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而不会是历史唯物主义。”  这一评价恰好切中了斯威齐的要害。庸俗经济学恰恰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经验现象的抽象之上的，但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现象都只不过是一种拜物教的假象，因而，建立在这种假象基础之上的经济学只不过是把反映流行的肤浅观念的经济学术语翻译为教条的语言，决不可能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以这种假象为基础的经验抽象只能是“科学的真正坟墓”，决不可能构成马克思语境中的“抽象”真正内涵。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斯威齐的理解是根本不符合马克思的规定的。我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抽象”既不是个人头脑中发生的主观心理现象的同义词，也不是一种对现象材料归纳总结的经验抽象，而是一种奠基在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基础之上的科学抽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逐渐实现了由过去“多”向“一”的转变：首先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一般、无差别的劳动一般，然后是市场交换中出现的价值一般，价值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走向整体性的真正开始，从劳动到价值、货币再到资本，这是一个完整的客观历史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成为一种特殊的以太。这种过去在神幻中出现的“上帝之城”的“一”，现在由工业历史地创造了出来，这一次决不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世界历史，而是资本开辟的真实的现实世界历史，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抽象”统治的社会，这恰恰构成马克思所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真实语境。这种抽象决不是思维的形而上学的虚构和纯粹经验的归纳，而是一种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机理科学解剖之上的本质抽象，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发展的客观必然结果，这种抽象才真正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起点。显然，斯威齐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
第三，斯威齐严重误解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本质”问题。马克思始终坚信一点，即每一个非本真的现象背后都存在一个真实的本质，这个真实的本质不仅真实的存在着，而且是可以认知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何来理解马克思的“本质”概念呢？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存在着两种互为反对的观点，一种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哲学中的“本质”就是形而上学认识论中作为绝对本原的本质，是一种不需要证明的自明性概念。第二种观点则以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回到具体的一种循环运动”，本质上是与伽利略的实验方法是完全同质的，他也因此认为，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本质”和“抽象”并不是绝对的真理，而仅仅只是一种假说，它必须要回到现实的具体，接受具体的检验。而斯威齐显然是在第二种层面来理解马克思的“本质”问题的。通过上文中那段引文可以看出，在斯威齐看来，本质只能是一种假设，只有通过经验材料的核实才能证明本质的正确性。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本质”范畴的真实内涵。第一种解释重新把马克思拉回到近代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的框架之中，把马克思宣判为一位近代的哲学家，这严重地窒息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马克思的本质与西方近代哲学意义上的本质主义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可以说，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并不是出在对本质的探寻这一点上，而是出在对本质探寻的方法的形而上学性，西方近代哲学家——包括黑格尔——他们的本质主义路线其实都是一种理性本质主义，即用一种逻辑的概念体系，来一步步得推演出生活世界的内在本质，这种本质并不是现实生活内在矛盾显现的结果，而是研究主体的理性所强加和预设的，这种思维方式恰是西方哲学自律神话的根本表现。而马克思“本质主义”则与此不同，他认为现实的生活世界不是一种自然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能动的自我展开的过程，而它的本质也就是在它自我的运动的过程中予以凸现出来。“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也就说这种本质并不是马克思通过理性的支架予以强加的，而是现实生活本身内在矛盾自我运动的结果，这一点恰恰是马克思历史抽象的科学基础。这种“本质”正是对近代以来的这种理性本质主义的一种有意的拒斥，是对后者的一种革命。而第二种理解显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本质”的内涵，将其判定为一种可错性的理论假设，《资本论》则成为了一种不具真理性的小说预言，这种观点既没有理解马克思“本质”问题的出场语境，也没有理解马克思哲学“科学性”的真实含义，仅仅通过那种归纳与演绎的实证理性，是不可能真正透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精髓的。
                                                                                                                                                                                                                                                                                                    
2.劳动力商品与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论
在解释完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之后，斯威齐开始阐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指出，马克思借助于这种抽象方法，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抽象的一般范畴：商品，这一概念成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起点”，并借助于社会批判，逐渐地剥离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外在假象，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剖析。斯威齐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抽象劳动决定的交换价值成为了一个客观的王国，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转化为交换价值，这是个人通向现实社会的唯一通道，因而，与过去人与人的直接交往相比，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则必须要经过交换中介，于是物化就不可避免了。当这种特殊的关系取得一定的物质载体的时候，人们就以为这种物质形态就是它的本真形态。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本来是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创造物，现在却成为奴役人的主体，拜物教就此产生了。“这种关系的物化，就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学说的核心。”  商品形式和它借以表现的价值关系，在本质上是社会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却在形式上呈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形式与内容完全脱节，“在这里，商品生产形式成为最灵验的帷幕，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阶级性质”。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把这种“外观当作社会关系的真正表现”，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真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伦理的和法理的庞大上层建筑……以便为现存的秩序辩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疯狂错乱的异化和拜物教。在他们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被神秘化了，事物的本质表现为非本质，而事物的现象却颠倒为本质，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核心本质。而与这些经济学家相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则是对这种拜物教现象进行彻底的批判，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存在的颠倒和异化的社会根源，把政治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科学，准确地解剖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机理，实现对资本主义历史性的科学证明。  我认为，斯威齐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
然而，接下来，斯威齐话锋一转指出，尽管商品生产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的现象，“资本主义意味着商品生产。但是，反过来说就不对了；商品生产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价值质的理论及其商品拜物教的推理，只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基本初步”，因此，绝对不能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看做为对资本主义最本质层面的批判，“谁要是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不大懂得马克思的批判方法。”  在这里，斯威齐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是如何定义“资本主义”（capitalism）的？斯威齐指出，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仔细查明，是什么特点使这个生产方式有别于商品生产的一般概念的” ，我认为这一思路还是比较准确的。
斯威齐通过考察指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商品；这就是说，两者都是交换的对象，因而都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因此，不但有产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交换价值的性质，就连所有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前者是一般商品生产的特点，后者则为资本主义的所仅有。所以，我们可以说，劳动力的买卖，是资本主义的特征。”  这种商品不仅能够生产价值，而且还生产剩余价值，这一点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是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雇佣劳动之所以成为雇佣劳动的内在根源。斯威齐认为，正是借助于劳动力商品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成功地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彻底剖析了资本的本质，资产阶级社会因此才获得了“资本的主义”这一特殊的规定性。“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capitalism）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体系，在其中生产主要根据无酬的雇佣劳动所创造的私人利益而进行的。在这样一种体系中，必须至少存在两个阶级：资本家，他们支付工资；以及工人，他们接受工资。实际上也还存在其他阶级，例如地主、自雇农或工匠，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决定作用的阶级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正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主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斯威齐的这一理解是非常准确的，马克思就是在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才真正确立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批判范式的。但是，斯威齐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的使用情况，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包括《资本论》）中从未使用过名词性质的“资本主义”概念，而只是到了晚年（1881年初）给查苏里奇的信中才首次使用这一概念 ，显然斯威齐没有看到这一点。同时，斯威齐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典批判范式的形成和演变历史也缺少相应的研究，因而，对马克思这一批判范式的历史意义显然估计不足。
也就是在阐释马克思劳动力商品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斯威齐批判了一种否认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的企图。这种观点提出，依据价值规律，“当某种商品的需求增加时，它的价格就提高，而这又引起价格与价值的背离，那么，我们知道，就一种普通商品——比方说棉布——来说，定会有某些力量发生作用，把价格拉回到和价值相一致的地步：棉布制造商定会得到非常高的利润，局外的资本家定会被引诱到这个产业中来，棉布供给会扩大，价格定会下跌，一直到它再次等于价值而且利润也归于正常时为止。”同理，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也必然要符合价值规律。但是，“当劳动力价格上涨时，却没有一个资本家能够转过来生产它；棉布产业是有的，但这种意义上的‘劳动力产业’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对一切为利润而生产的商品而言，再重新确立价格与价值一致形式，是由一种机制可以依靠的，而这种机制对劳动力来说却不起作用。看来，要把价值规律应用到劳动力这个商品上来，是有一定困难的。” 
斯威齐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奠基在“劳动力商品”之上的，一旦“劳动力商品”的属性被证伪了，那么，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大厦也必然坍塌，因而，“这个问题所牵连的不仅是单纯的名词之争。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还牵系到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正确性问题。”  劳动力真的不符合价值规律吗？那种调节劳动力价格的机制真的像上述观点所说的那样是不存在的吗？对此，斯威齐给予了否定地回答。他指出，马克思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即“生产资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资的提高密不可分吗？”  马克思通过对生产资本的增长与工人工资之间的关系考察给出了回答。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这就决定资本家必然会无时无刻地不在压低工人的工资，因此即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明显地提高了，这种提高也是“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再生产。”  另一方面，斯威齐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一个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他们通过自身在劳动市场上的积极竞争，对工资水平实行一定的压力，成为调节劳动力价格的机制。“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力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强调为原引者所加）。”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所以，随着资本积累不断增加，尽管对劳动力的需求可能会增加，但是由于劳动后备军的作用，工人价格不但不会上涨，反而有可能会趋于下降。斯威齐指出，那种否定劳动力商品属性的观点，仅仅用一种静态的方法来割裂劳动力商品与其他相关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无法透视劳动力商品与价值规律之间的关系，也无法理解马克思对劳动力价格的运作机制的解答。我认为，斯威齐的这一回应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他立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了劳动力商品价格的运作机制，看到劳动力商品与价值规律之间的一致关系，对那种企图通过否定劳动力商品属性来否定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作法给予坚决地回应，坚实地捍卫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理论阵地。

3.保罗•斯威齐失去了什么？
我们如何来看待斯威齐的观点呢？斯威齐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实地捍卫了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和剩余价值论，这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史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斯威齐对马克思观点的阐述，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首先，斯威齐无法达到马克思“三大拜物教”批判理论的高度。他虽然坚持了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但是他仅仅停留于商品拜物教上，没有将逻辑进展到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层面，必然会影响他对马克思科学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解程度。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所以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像今天这样是占统治地位的、从而是典型的方式），所以，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性的外观也消失了。”  而这种“比较具体的形式”就是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如果说在商品和货币阶段，这种拜物教还比较容易识破的话，那么在资本阶段特别是其生息资本形态（G—G’）上，它已经取得了最纯粹的形式。在这里，资本“成了纯粹的自动机，成为一种天生的能力”，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观念最终达到了它的最完美的表达。资本拜物教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神秘倒错的梦幻般的完成，它以其无瑕的外表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成为资本无概念的形式，是资本颠倒的最终完成。但也就是在其完成之时，它也就会原路返回，把自己特定的形式予以泛化，进而侵蚀到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观念之中，使其成为资本主义本质的完美代言人，最终正义的标准也被从根基上清除：假象代替了本质成为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资本主义世界成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 。结果，那个由资本所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物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永恒性的社会，这也是所有颠倒在现象层面上所要达到的最直接的也是最根本的目的。现实离真实的本质已越来越远了，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漫画式的完成，现实本身被戴上了假象的面具，成了一种颠倒的辩证法。也正由此，马克思才会感慨地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所以，从这意义上来看，真正构成了马克思科学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对象的应该是资本拜物教，而不是一般的商品拜物教。因而，当斯威齐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重心集中于商品拜物教的时候，必然失却了马克思科学社会批判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也必然无法全面理解马克思生产方式批判理论的真谛。
其次，斯威齐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中“具体”的内涵。由于斯威齐更多地是把“抽象”理解为一种经验抽象，把“本质”看作为一种需要经验材料验证的假设，这就影响了他对“具体”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所谓的具体指的是一种逻辑具体。然而，斯威齐却误解了马克思“具体”含义，将“现实具体”与“逻辑具体”混淆在了一起，所以，在他分析完抽象之后，他就慢慢地将思路引向了现实具体的分析，从剩余价值、积累转向危机最后转向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分析，这恰恰是他的经验抽象的方法论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再次，斯威齐没有解决好历史本质论和历史运作论的关系。斯威齐认为自己是遵照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论》整本书的框架来看，它的逻辑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他以商品生产为开端，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逐步地过渡到对资本主义内在本质的剖析，阐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些构成了他的第一篇的主要内容，也恰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部分。但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存在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1）历史本质论层面，从最基本的抽象——商品，上升到货币再到资本，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透视；（2）是历史运作论层面。马克思认识到，“本质”路线是一种精英路线，仅仅停留于本质的层面是不可取，因为没有人生活在本质层面，特别是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者也不会生活在本质层面，这也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即无产者如何才能在日常生活中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成为马克思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认识到现象世界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惰性，生活在其中人也会把这种现象当作真理，陷入对当前生活的不自觉的崇拜之中。就像阿兰•利比兹所作的比喻那样，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就好比是天文学上托勒密的地心说，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主导观点就好比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尽管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后者显然是科学的和本质的，但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是依照太阳围绕着地球转的观点来行事的。对此，马克思明确地意识到，要使科学的理论具有生命力，就必须解决好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历史本质论要想有力量，就必须要能够揭示现象的产生过程，使之融化在现象论之中以来展现自己。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拉回到生活的层面，从“内部的有机生命，进入到外部的生活关系”，从历史本质论过渡到历史运作论。马克思不仅是这样认为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在他那里，历史本质论与历史运作论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论》这本书中，斯威齐显然只是分析了历史本质论的层面，忽视了历史运作论的层面，这显然是他方法论缺陷在理论层面上的又一显现。而后面的经济学家比如曼德尔、阿格里塔和阿兰•利比兹等学者在一定意义上试图弥补这一方法缺陷，力图将历史本质论与历史运作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由于他们无法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学真谛，顾此失彼，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纷纷抛弃“本质”的路线，走向对外在经验现象的论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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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aul Sweezy: Socialism [M],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49.

作者简介：
孙乐强，男，1982年9月出生，安徽萧县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