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史与后现代主义
作者：埃娃•多曼斯卡 著 陈新 译

这篇论文的题目本身已引起了许多争议。这样陈述代表了一个悖论，包含着一种危险和一个陷阱。危险在于"后现代主义"这个特别的术语，它很少有众口一辞的意义，而陷阱则与"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相关，它可能与那些和权力、镇压以及极权主义者进行控制的方式相关联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系统、总体观念等可疑的概念一致。后文我将通过后现代主义详细说明我的意图，但我首先想区分一下"普遍史"、"世界史"和"全球史"三个概念。　

　　三个术语当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参照物"，并各自设定了一个不同的研究客体：即普遍万物（所有的事物，然而暗示着普遍规律的观念，代表"秩序"[cosmos]而与混乱相对）、"世界"（人类的文化领域，它与被认为是"自然"的"母亲与起源"的地球相对）、"全球"（主要是物质和空间的概念，指地球处在宇宙空间中）。因而，现在写一部普遍史将意味着尝试去描述一种包含一切的宇宙景象，地球的历史仅仅是其中的一章。一部世界史将是一个在长时段视角下关于过去的人类文化的故事，而一部全球史关心的将是当代史和作为一个新时代，即全球时代开端的20世纪，它以未来的眼光来书写历史。　

　　上述哪一种途径最有价值呢？什么是这种综合值得提及的要点，什么又可能是这种历史的"中心主题"呢？它可能谈到整个的宇宙吗？它能够包括整个太阳系，抑或仅仅是地球呢？谁或什么人类群体（如果只存在人类群体）属于这种历史？然而，最困难的问题是，它究竟是否（或怎样）可能从一种"后现代主义者的视角"或相关视角建构任何形式的历史？　

　　后现代主义一般被认为在原则上是反历史的。历史或历史意识是后现代主义声称要消解的"成见"之一。因此，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撰写普遍史、世界史或全球史将十分荒谬。人们怎么可能在一种热衷于微观故事、碎片、非线性、边缘化与多元视角的后现代思潮下建构一种元叙述呢？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者关于西方历史思想的范畴和概念的批评之后，仅仅使我们增强了对缺乏框架或结构的认识，这些框架和结构能给我们马赛克般和五花八门的生活带来秩序，并赋予其意义和希望。由此，或许如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评论过的，后现代主义教导我们必需要有某种权威的叙述（master narrative），没有它，在自我实现的专一努力中，人性的统合是不可能的。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普遍／世界／全球史"都是"历史哲学"，它们意味着可能被看成是关于未来的先见和预言而非有关过去的看法。但又如柯林武德所说，它们更多地"[可能]是后代人历史研究线索" 的预告，而不只是关于历史之未来的预告。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沿着这双重轨迹阐述。　

　　一　

　　每天，在人类境况与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中，我们都看到越来越多深刻变化的征兆。我们正目睹着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所称的"一种远离中心而又无法想象的全球的、跨国文化出现，以及一种无法为自己定位的文化的出现。" 我们对这种文化既不了解，也不熟悉，而所发生的事情是，绝大多数我们现在用来描述世界或关于世界之经验的范畴完全失效了。另外，我们不仅没有了合适的范畴，甚至没有了合适的语言来描述它。然而，现在看来，用任何给定的后现代主义提供的语言和范畴，概括这个突然出现的全球的、跨国的世界并没什么好处，因为人们依赖于抽象范畴却无力用它们把握"新东西"，结果造成认知世界表象的限度出现混淆和迷乱，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这种混淆和迷乱的产物。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发生的是，关于世界的经验被一种人造的抽象知识所替代，其实它们不过是自身的一种幻觉。让•波吉拉赫（Jean Beaudrillard）抓住了这个替代过程的本质，称我们这个时代为"幻像和模拟的时代"，人类生活在这个由媒介创造的人造现实的时代中。这是一个真实的迹象被真本身取代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参照物都被清算掉了，想象中的迪斯尼乐园比高度实在的洛杉矶更显真实。　

　　许多学者认为现代时期已属过去，90年代的标志在于我们相信自己正进入一个需要一种万物更新理论的全新纪元。历史学家们有兴趣撰写综合性历史，以便满足这个新纪元的需要，就此而言，看来他们希望不再将过去写成一个仅仅与人类相关的故事，不再认为科学历史学的观念仅只是现代人意识形态的一个插曲，也不再反思文化观念自身，因为文化概念被视作现代主义者的事业中最有力的抽象物之一。与此同时，全球化时代的特征是社会重心从抽象转移到"具体"，从理性知识转移到感性知识，从认知转移到经验，从历史思维转移到虚构思维。　

　　这样，从后现代主义批判的角度谈论普遍／世界／全球史问题就只是原地兜圈子，不会有什么进展。被当作现代主义的激进形式而非对立面的后现代主义破坏了我们理解历史的基本观念，如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学科、历史学是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以及实在再现的传统看法、历史是线性发展的、事件的因果联系等等观念。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使自己超然于出本质上大体属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之外。我们都是现代主义者。据此，我们有可能为这个新时代写出一部面面俱到的综合史吗？任何一位准备接受这种挑战的历史学家都会成为一位预言家。另外，或许这个新时代并不需要这门专门研究过去的历史学，那么，虚构的故事会比历史更好些吗？　

　　就此处的意图而言，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放弃概述"后现代主义将对历史学做些什么"的尝试，并采取一种思辨而非批评的方式将更富成效。据此，我打算以思辨历史哲学的观点来分析一下书写这个世界和后现代主义历史的综合性故事问题。（没有思辨的历史真的是死的吗？）我认为，即使具有多元视角是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必要条件，但仅仅承认这一点是不够的，另外，试图建立一种世界历史的跨文化叙述也有所不足。我们不能满足于因为我们最终要让"它者"说话，就自己站在任何给定"它者"的立场来写一部历史。 而说我们正目睹历史的文本化过程、历史本身是一个文本或我们能以解释一个文本的所有方式思考历史，这些也存在着缺陷。　

　　二　

　　我们或许会说至少有两种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I（后现代思潮），广义上被理解为一个开始于1875年左右的时代，它紧随着西方历史上肇始于文艺复兴的所谓的"现代"时期。 与此概念相反，我们可以确定后现代主义II这种文化批评的特殊形式，它在1975年左右出现于西方学术界，主要表现在符号学、文本研究、激进女权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解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领域中。 因此，当我们试图评定"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时，必须在头脑中记住这两种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后现代主义I与其说是一种计划，不如说是一种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疑问和难题而作为转型时期特征的文化条件。后现代主义II是一项更为学术性和高雅的计划，它能被视为一种对这次转型之艰难的特定反应。 因此，[当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文化中表现出变化时]我们可以说后现代主义II预示着一种思考和认识世界的根本性转变，原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必要方法已经被破坏了。　

　　我准备集中讨论广义上理解的后现代主义I。作为一个转型时期，其特征在于它试图在近现代思想的废墟上有所建树，并以一种新的世界观声援成为人类的新途径。它表现出一种渴望，即人类与地球之间的新型关系不同于自文艺复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理性－－科学世界观所展示的。 这样来理解，后现代主义I就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肯定的现象。它旷野千里，却播撒了新意识的种子，并将生根发芽，呈现在我们的视界内。也许在此有一个概念值得一提，即轮回。它是一个重新开始的过程，有着新的起源，尤其当我们将后现代时期视为kairos，"健全的时代"或世界历史中的特殊时期时更是如此，在此时期的决断将支配未来。　

　　三　

　　就我的目的来说，这足以让人们注意到，我们时代内那些决定事件的力量有史以来首次成为了全球性的。在此，关键的概念是"全球性"和"全球化"这两个词。依据马丁•阿尔布罗，我设想全球不是一个普遍理念，而是一个实质性的参照点、一个社会和经济实体的具体组织层面。这样，全球性就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我们在这第二个千年纪末期现实中的日常经验。让我们列举其中的少数方面：　

　　1． 一种全球通讯体系（互联网和卫星电视）；电视使我们有可能在极大的范围内每天体验世界历史。这种发明也让我们有了全球论坛、可以在互联网上讨论问题，也能同时经验重要事件（如长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海湾战争）。全球通讯手段导致了全球性大众文化、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和全球"现实"的产生；　

　　2． "第三空间"即电脑空间和"模拟化"（Vattimo语），以及虚拟实在问题；　

　　3． 全球共同体的出现；通讯和运输导致的社会变革；人口流动、移民；性别社会角色的变化；对外事务从国际性转向全球性；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对立（人们用一种类似世界观来相互认同，不考虑对方的性别、年龄、宗教信仰、人种、文化、国籍和种族区分）；　

　　4． 遗传基因试验和医疗技术：克隆，计算机变形技术（可控制有机电子人）；　

　　5． 环境恶化；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和空气污染等）；　

　　6． 流行病（爱滋病）；　

　　7． 人口增涨；　

　　8． 全球经济、全球生产、全球市场、全球贸易、全球商业等等。　

　　虽然这个简短而易于理解的清单确实有助于支持这样一种信念,即如狩猎和采集文化向农业和机械工业文化过渡时那样，现代社会正遭受着一种尖锐的危机， 但它对有兴趣撰写世界历史或商讨写作世界历史方式的学者们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为了改变我们书写过去的方式，我们必须变换思考过去的方式。写作手法上的明显变化都是意识变化引起的，另外，只有"文体风格的变革"、表面的诡计，表述的修辞中的变化。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最近提出了一个获得关于过去之新意的有趣想法。他认为："那些类似于科幻小说的东西有时候能被看成是以一种新方式突入历史的途径，它使我们通过未来而非过去来获取一种与众不同的历史意识，并使之变成我们现在的意识，而我们的现在已经成了某种不可预期的未来的过去。" 与那种将现在当作过去的产物的想法相反，我们应该将现在设想为一幕迄今难以想象的未来的序曲。　

　　由此，我想以概括目前争论中的一些趋向来继续我的阐述，它们应当被理解成新思维方式的征兆。对现代主义者的思想来说，这些新思维方式都是可选择的，并将在未来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我将思考那些以未来的眼光来撰写普遍／世界／全球史的新方法的尝试。当然，我不可能为我将谈到的诸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但我的确有兴趣为研究这些问题寻找一种新途径。　

　　1． 关于过去之历史景象的选择　

　　首先，如果一个人严肃对待上面谈论的东西，他就应该考虑到历史仅仅是处理过去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西方的方式]这一事实。众所周知，其它文化也有建构过去的不同方式，如神话、传说和史诗。因此，对现在撰写世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的真正挑战将不仅来自于多元的、跨文化的、可选择的诸种历史，而且来自于要为历史建构一种可选择的方式。我怀疑是否有可能撰写出一部能让我们考虑到所有那些过去从未发言的"他者们"的世界／普遍史。事实上，他们绝大多数被历史遗弃了，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历史。他们有其它建构和解释历史的方式,试着写他们的历史和考虑他们的观点多多少少意味着将他们嵌入"我们"的历史中。这样，真正的挑战在于为过去想象一种关系，它能将处理过去的不同方式如神话、传说、史诗和历史结合为一体。　

　　印度历史学家阿斯希斯•南迪（Ashis Nandy）认为历史学家往往将一切历史化，却没有将历史观念本身和历史学家自己历史化。确实，她继续说，历史学家被历史的"观念"弄迷糊了，使得他们不愿思考过去的其它景象以备进行认真的选择。 现在，历史的世界观取得了成功，以至于"历史"与"过去"不可区别了。所以，对于全球化的"新世界"来说，看来历史也许不再能提供有关过去的最好洞见了。　

　　2． 人类与非人类的共同体；"巴斯德作来酵母史上的一个事件"；人类史作为自然 史的补充而非对立面。　

　　第二个挑战针对现代主义有关世界史的思想，它看上去甚至有更多的争执。普遍史的观念起源于希腊化时代，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已经意识到人类世界（oikoumene）与自然世界（physis）的不同，并以"秩序"（kosmos）与"混乱"（kaos）相对立。 世界历史或普遍史仅仅被设想为人类世界的历史，即一部人成其为所是的历史。一般说来，普遍史往往是从"洞穴人到超人"、从"野蛮到文明"、从"愚蠢到智慧再到天才"的进步史。 结果，我们的现实有了明确的二分：自然／文化。此外，象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学家于是想当然地认为"在人类生活之外没有历史"以及"自然界没有历史"。 按照这种方式，我们就有两种不同的历史：其一，一部关于地球的自然史；其二，一部人类世界的文化史。　

　　马丁•海德格尔有效地发展了地球与世界之间的区分。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他声称"世界与地球相互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同时又不可分离。世界奠基于地球之上而地球由世界中破土而出。……地球不能脱离世界的开放……世界不能飞出地球的视野。" 依照海德格尔的思路，人们或许会饶有趣味地将"普遍史"当作一个关于地球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故事。依据相遇、冲突和互动而非对立来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将产生诸多思考"普遍史"的新范畴。　

　　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在他的论文《科学对象有历史吗？》中提出了这种建议。他指出，科学家通常只是从人类的观点出发研究自然实体。而且，现代科学预设其研究的非人客体为被动的，从不积极介入科学家为他们建构的解释中。拉图建议我们将历史构想成"人类与非人类的集体[故事]。"例如，他给出了科学史家关于巴斯德发现一种特别的细菌引起乳酸发酵的例子来说明。他问道，为什么不将巴斯德的发现看作酵母向人类研究者的一种显示，而要将它看作巴斯德积极行为的产物。换句话说，将自然看成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过程。拉图写道："我们必须……探索这条路径。""无论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出现，我们都将说巴斯德是关于乳酸发生的一个事件。" 这并不意味着拉图好象在将乳酸分子人格化。他是在暗示自然是被动的这种观念的局限性，暗示着"地球"能够象"世界"（即文化）一样地主动这个观念。在拉图的文章中，自然和社会共享着同样的历史性。　

　　在此，我没想过暗示要返回任何形式的生命主义，海德格尔关于地球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想法与拉图关于历史中的非人自然观念相结合，将给我们论及的全球史问题提供一种有趣的洞见，即全球史是一个"方成"（becoming）而非"已成"(being)的过程。然而，用"方成"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现在是过去的顶点。这样一种研究只是现代主义历史思维特征的翻版。"方成"意指瞬间的序列，每一个瞬间代表一个潜在的kairos、一个展开的可能性、可选择的时间、人与世界及地球与宇宙的短暂遭遇。　

　　在《从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眼光看普遍史的观念》一文中，康德让我们考虑将人类史作为自然史的补充，而不是它的对立面。个人依循着自己的目的，无意识地完成了自然的隐蔽目的。因此，对康德来说，"人类的历史能被看成……是大自然隐蔽计划的实现"， 这项隐蔽计划意味着"方成"的过程是发生在地球与世界、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的结果。这个过程的每一方面之间都彼此介入，每一方都是另一方的补充，他们可能处在冲突中，但不可能是各自孤立的。全球史的任务就在于展示这个"方成"的过程是如何自我完成的。　

　　3． 将历史学家想当然的东西问题化；新的挑战：历史的空间化；隐喻思维　

　　对现代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第三种挑战，与历史思维基本范畴的问题化相关，历史学家往往将它们当作想当然的东西。他们这样认为，时间是线性的，朝一个方向运动；它是贯穿着宇宙万物的均一现在（即使对现在有不同的感知）；它由因果律支配着。然而，近40年中，人们许多次地尝试着重新思考历史中的时间问题，这当然不是一个新想法，早在20世纪初，诸多思想家（如汤因比、斯宾格勒、别尔佳耶夫、舒贝特）就抵制线性进步观念，或者在历史研究中引进有益的时间观念（如布罗代尔）。更近一些的争论来自于米歇尔•福柯、伊丽莎白•迪德•恩巴斯和女权主义者（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著作，他们把断裂、差距、非连续性、有节奏的时间甚至历史时间的性别化置于显要的位置。　

　　现在，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来自这样的主张，即历史更多地与空间相关，而非与时间相关。在亨利•勒费弗尔的著作《空间的产物》中，我们能发现这种观点的灵感。勒费弗尔认为空间决定着时间的节奏和周期性，因此空间比时间更重要。然而，他所说的空间意思是社会实践的领地，它是人类群体在日常生活行为中产生的社会空间。与将历史安置在编年次序的时间序列中相反，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建议将历史看成是种类不同的社会有机空间。 令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着迷的"历史的空间化"和一种"差异的新逻辑"将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转变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他看来，历史与"全球化"一起空间化了，而全球之因与地方之果之间的差异对全球空间中的因果关系之本质进行了重新定义。　

　　然而，最难对付的概念看来是因果性思维。已经做出的一些尝试是想给这种历史关系的模型引入一种可选择的思维方式，如隐喻思维。这种持继增涨的兴趣与人们重新发现隐喻的认识价值有关。既然隐喻意味着根据它物认识事物本身，在明显不相干的现象中就可能通过隐喻思维建构起知识，并说明"现实"的不同方面。重新对隐喻感兴趣是与另一种新出现的兴趣有关，人们对再现历史时想象的价值感兴趣，将它作为写作历史的补充（一种可选择的东西）。现在，这么多的哲学家谈论后文化世界（post-literate world）不是偶然的，对它的感知不是通过写作文本，而是通过想象。如果我们记得，过去，当我们从口述交往形式过渡到书写交往形式时发生过类似的转变，那么我们就不会对这种观念如此大惊小怪了。因而我们可能想到，正如神话可以满足氏族部落、历史传说可以满足古代社会、书写历史可以满足国家，或许影视 （不用说"实际历史"）将是未来处理过去的最好方式。　

　　所有那些将历史思维的基本原形重新概念化的趋势都通过《生活》杂志1997年秋季专号在实践中表现出来。在此，现代历史思维的范畴全都被打破了，世界的历史展现为碎片的形式，就象一张拼板画，以那些任意选择的开始新纪元的事件为基础，它们呈现的形式是短小精捍的故事，并辅以通过类比建立在隐喻基础上而与文本相关的图片。事实不再按编年史的顺序出场，不再有中心情节，所有的故事和图片都意味着事件出现的深远影响。尽管如此，这种尝试仍旧停留在后现代时代和现代主义思维的框架之内。　

　　四　

　　的确，我无法写一部"公元三千年代的全球史"，现在，即使我们都是现代人，又生活在后现代世界中，也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的新步骤需要一种意识上的根本转变。这是一个世世代代的转变问题，因此，重要的将是我们希望谁来从事全球史的写作？一般说来，普遍史对职业历史学家的要求要比对学生和一般读者的要求少一些。想起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等人，确实是这样的。但"现实并非其过去所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孩子的世界是不同的。年轻人在全球性的环境下成长，一个星球文化中的下一代公民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世界观、时间与空间概念以及决断观念。因此，思考以后全球史的写作方式，我们能预见到后代人的需要和期望。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努力改变我们思考过去的方式，并最终改变我们自己刺激这种变化的尝试。　

　　Natalie Zemon Davis在她的论文《超越进化：比较历史学及其目标》中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历史学家在思考那些分析其它文化的不同途径时说的是"相遇"，而不是"比较"。 谈起与"它者"的现在经验相遇的范畴，应该说，在不同的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文化或种族的人们相遇的Kairotic时刻和Kairotic地点,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它可能意味着关系将比科学的研究策略更为重要。这种讨论显示出人们不仅需要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人，还需要成为一种有着多元认识的人；它也显示出需要不同文化之间与不同个人之间的相遇。然而我们如何能认识这种Kairos呢？在此，历史没有给我们帮助，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实际上是我们从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对现代主义历史思维最艰难的挑战将是：以往认为关于过去的知识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解决现在的问题，而这种观念应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