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如何推销后现代主义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如何推销后现代主义
    ——评桑德斯《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


    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


    美国是一个二十世纪才崛起的新兴帝国主义,与先进帝国主义有些不同,先进帝国主义是用非常粗暴的军事和占领手段的殖民主义方式,新型的以美国为主的帝国主义则是经济的、科技的、意识型态的,甚至文化的帝国主义,现代理论是美国的帝国主义理论,并且后现代化也是中情局的手段。编者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关於二战后大规模文化战的故事,是关於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的冷战冲突。


    美国是二战的彻底胜利者之一,当它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史册时,这一切便开始了。因为需要一种文化与其地位相匹配,它开始将目光投向铁丝网那边的俄罗斯,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知识分子的赞誉和支持。由於是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存在着分歧,因此美国政府在文化宣传运动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於是出现了马歇尔计画、「特殊关系」、大西洋联盟、德国和奥地利的非纳粹化战略,以及美国军队与基地的长期存在。另外还有福布赖特计画、美国新闻署,以及遍及德国的「美国之家」,它们推销爵士乐、电影和索尔•贝洛,并且发展了一种甚至连美国人都感到新鲜的学术论题:美国研究。


    在文化战中,美国最初似乎只投入了少量的资源。阿道夫•希特勒曾经问道:「美国是什麽,不就是百万富翁、选美王后、留声机音乐、好莱坞吗?」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对这个拥有囗香糖和米老鼠的国家的文化同样感到厌恶。


    因此,桑德斯将文化战的起源追溯到非纳粹化时期的柏林,以及三位关键人物身上,米夏埃尔•若斯兰和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是其中两位。这两人均是逃亡贵族,现在美军司令部工作,在负责心理战的部门从事非纳粹化和文化政策研究。另一位名叫梅尔文•拉斯基,他敦促美国政府制定一项能够将反美情绪往往很激烈的欧洲知识分子争取过来的政策,创办《月刊》杂志,於是,文化战开始了。


    一九四七年,中央情报局成立。成立初期,它与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社团的高级公共休息室的那股劲儿很相似:排斥圈外人、贵族派头、抽烟斗。它与非共产党左翼(NCL)、「新自由派」以及逃离希特勒和斯大林统治的欧洲流亡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流亡者已经在美国形成了很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


    这本书极其详细地介绍了中央情报局是如何在世界各地实施其政策的。在过去那种私人资助者消失的年代里,因为经费充裕,中央情报局成了为文学慷慨解囊的新秘密资助者。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研讨会、音乐会、杂志,现在都得到了「基金会」的赞助。


    奖学金、旅行补助金、交换项目把欧洲的知识分子运送到大西洋彼岸完成他们的研究生教育。


    与此同时,美国的作家、剧本、书籍、音乐会和艺术展大量地涌入欧洲。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争取文化自由大会」,该大会由一帮欧洲最有影响的知识份子掌管。它传播各种思想,举办大会,资助杂志。它还在英国发行《文汇》月刊,简单一点说,该杂志是当今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和文化的刊物,并且非常重要。通过各种错综复杂的手段,这个大会以及其他许多机构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资助。


    这里的指控是,赞扬「文化自由」的组织是由美国的间谍机构操纵的,抨击叛徒集团的作者自己就是叛徒,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侵犯是有计画的。福特基金会以及其它许多机构为美国的知识评论杂志提供的资金现在可以追根寻源到中央情报局。


    一九六七年,这座精心建造的无形大厦坍塌了。美国知识分子追随甘乃迪的那种「甘乃迪王朝」的心态消失了。越南战争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知识阶层与政府和国家的意见越来越相左。当《壁垒》杂志揭露出这一情况时,它开创了一个新时期:知识分子感到内疚和尴尬,新的反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和愤怒情绪,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大都持怀疑态度。


    在许多情况下,一种可能提出的辩解是:中央情报局无意中资助了非常激进、但实际上是反对美国的言论,以及艺术的一种新实验。对作家来说,约翰•厄普代克的书最为成功地捕捉住了这种气氛:激进而又不可靠的美国作家叁加了文化之旅。他在被分裂了的欧洲漫步,在他身旁,一边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另一边是共产***僚,他在寻找真理、爱情、文学、正派,以及独立和自由气息,这当中或许带有一点点讽刺意味。


    另一点讽刺意味较为明显。美国间谍可能几乎没有察觉到他们对外兜售的文化的影响力。然而,他们是在赞助一种美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美国的文学创作、音乐和艺术的伟大时代,是阿瑟•米勒、索尔•贝洛、约翰•厄普代克、诺曼•梅勒、阿伦•科普兰、伦纳德•伯恩斯坦、贾斯珀•约翰斯的时代。这种文化是值得推销的,但它并不单纯,它具有颠覆性、自我批评性、讽刺性和模棱两可性,与其说它抓住了美国时代中单纯的奇迹,不如说它抓住了令人不安的腐败行为。因此说,中央情报局是后现代主义的推销者,新文化的创造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最后一点则更加令人生畏。起初作为欧洲文化高度美国化的部分东西,现在变成了欧洲,甚至世界更多地方的商业全球化。美国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美国特色特许经销店,或称全球公司,整个欧洲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原载《泰晤士报》七月一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如何推销后现代主义
    ——评桑德斯《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


    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


    美国是一个二十世纪才崛起的新兴帝国主义,与先进帝国主义有些不同,先进帝国主义是用非常粗暴的军事和占领手段的殖民主义方式,新型的以美国为主的帝国主义则是经济的、科技的、意识型态的,甚至文化的帝国主义,现代理论是美国的帝国主义理论,并且后现代化也是中情局的手段。编者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关於二战后大规模文化战的故事,是关於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的冷战冲突。


    美国是二战的彻底胜利者之一,当它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史册时,这一切便开始了。因为需要一种文化与其地位相匹配,它开始将目光投向铁丝网那边的俄罗斯,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知识分子的赞誉和支持。由於是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存在着分歧,因此美国政府在文化宣传运动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於是出现了马歇尔计画、「特殊关系」、大西洋联盟、德国和奥地利的非纳粹化战略,以及美国军队与基地的长期存在。另外还有福布赖特计画、美国新闻署,以及遍及德国的「美国之家」,它们推销爵士乐、电影和索尔•贝洛,并且发展了一种甚至连美国人都感到新鲜的学术论题:美国研究。


    在文化战中,美国最初似乎只投入了少量的资源。阿道夫•希特勒曾经问道:「美国是什麽,不就是百万富翁、选美王后、留声机音乐、好莱坞吗?」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对这个拥有囗香糖和米老鼠的国家的文化同样感到厌恶。


    因此,桑德斯将文化战的起源追溯到非纳粹化时期的柏林,以及三位关键人物身上,米夏埃尔•若斯兰和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是其中两位。这两人均是逃亡贵族,现在美军司令部工作,在负责心理战的部门从事非纳粹化和文化政策研究。另一位名叫梅尔文•拉斯基,他敦促美国政府制定一项能够将反美情绪往往很激烈的欧洲知识分子争取过来的政策,创办《月刊》杂志,於是,文化战开始了。


    一九四七年,中央情报局成立。成立初期,它与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社团的高级公共休息室的那股劲儿很相似:排斥圈外人、贵族派头、抽烟斗。它与非共产党左翼(NCL)、「新自由派」以及逃离希特勒和斯大林统治的欧洲流亡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流亡者已经在美国形成了很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


    这本书极其详细地介绍了中央情报局是如何在世界各地实施其政策的。在过去那种私人资助者消失的年代里,因为经费充裕,中央情报局成了为文学慷慨解囊的新秘密资助者。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研讨会、音乐会、杂志,现在都得到了「基金会」的赞助。


    奖学金、旅行补助金、交换项目把欧洲的知识分子运送到大西洋彼岸完成他们的研究生教育。


    与此同时,美国的作家、剧本、书籍、音乐会和艺术展大量地涌入欧洲。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争取文化自由大会」,该大会由一帮欧洲最有影响的知识份子掌管。它传播各种思想,举办大会,资助杂志。它还在英国发行《文汇》月刊,简单一点说,该杂志是当今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和文化的刊物,并且非常重要。通过各种错综复杂的手段,这个大会以及其他许多机构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资助。


    这里的指控是,赞扬「文化自由」的组织是由美国的间谍机构操纵的,抨击叛徒集团的作者自己就是叛徒,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侵犯是有计画的。福特基金会以及其它许多机构为美国的知识评论杂志提供的资金现在可以追根寻源到中央情报局。


    一九六七年,这座精心建造的无形大厦坍塌了。美国知识分子追随甘乃迪的那种「甘乃迪王朝」的心态消失了。越南战争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知识阶层与政府和国家的意见越来越相左。当《壁垒》杂志揭露出这一情况时,它开创了一个新时期:知识分子感到内疚和尴尬,新的反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和愤怒情绪,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大都持怀疑态度。


    在许多情况下,一种可能提出的辩解是:中央情报局无意中资助了非常激进、但实际上是反对美国的言论,以及艺术的一种新实验。对作家来说,约翰•厄普代克的书最为成功地捕捉住了这种气氛:激进而又不可靠的美国作家叁加了文化之旅。他在被分裂了的欧洲漫步,在他身旁,一边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另一边是共产***僚,他在寻找真理、爱情、文学、正派,以及独立和自由气息,这当中或许带有一点点讽刺意味。


    另一点讽刺意味较为明显。美国间谍可能几乎没有察觉到他们对外兜售的文化的影响力。然而,他们是在赞助一种美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美国的文学创作、音乐和艺术的伟大时代,是阿瑟•米勒、索尔•贝洛、约翰•厄普代克、诺曼•梅勒、阿伦•科普兰、伦纳德•伯恩斯坦、贾斯珀•约翰斯的时代。这种文化是值得推销的,但它并不单纯,它具有颠覆性、自我批评性、讽刺性和模棱两可性,与其说它抓住了美国时代中单纯的奇迹,不如说它抓住了令人不安的腐败行为。因此说,中央情报局是后现代主义的推销者,新文化的创造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最后一点则更加令人生畏。起初作为欧洲文化高度美国化的部分东西,现在变成了欧洲,甚至世界更多地方的商业全球化。美国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美国特色特许经销店,或称全球公司,整个欧洲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原载《泰晤士报》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