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的主要缺陷
2007-04-06
当代哲学的主要缺陷（选自的《一个哲学家的自白》一书）
布莱恩•麦基王祖哲译
为人所低估的哲学家R.G.科林伍德曾极力阐发这样一个观点：在任何给定的历史阶段中，多半会有如今也有的许多根深蒂固的假设，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仅仅是些假设，因此就视之为当然；而后世的人们有时并不接受那些假设。因为这个原因，在当代人之间进行的许多大型的学术争论，有时就并不是参与争论的人们以为的某种东西。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互相矛盾的立场而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无论真理是什么，泛而言之，人们也不得不站在这个或那个立场上撒谎。然而，在他们的后代看来，有时他们双方都错了，因为他们都接受了某些基本的假设。
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时代可能有些什么假设，不无益处。我曾经拿这问题问我的一个极有才华的朋友，他率而答曰：“我们有思想。”他的回答如此之速，使我想到，更可能有某种事情他连想也不曾想到。
在不那么深刻的层次上，为一些广泛的运动所持有的假设，其为数更多，那些假设即使在当时也不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在多数学术运动、艺术运动和宗教运动中，任何以严肃的态度还想继续成为运动的一分子的人，都不可能严肃地对那些假设进行质疑。直到最近，对若干种不同的基督教徒来说，在关于对上帝的信仰以及耶稣的神圣性这问题上，这里的说法也是适用的。尽管不同的基督教会在他们之间所展开的搏斗都到了彼此拷打和杀害对方成员的地步，但是每一个这样的成员，如果他还算个基督徒的话，他就必须对上帝以及耶稣的神圣性有某种信仰；然而，与此同时，还有和他们以及他们的战争完全不沾边儿的人，这些人也不相信他们双方的信仰。在二十世纪，多数共产主义者相信，当且仅当你相信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正确的，你才是个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者；但是有不同种类的马克思主义者——比方说，有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对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教义性质的问题上，他们彼此拷打和残杀；然而总是存在大量不同种类的社会主义者，而他们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职业哲学界，我相信，不无相似的情形也是有的，尽管其程度当然要温和得多。在二十世纪中间的好几十年，在英语世界的很多地方，一个哲学家要想让他的同事们把他当成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就必须使人认为他也在运用分析方法——尽管在同时在分析哲学家们之间也在进行着惨烈的战斗。在这些战争中，各方却都同意大陆哲学家（在英格兰人们通常用这个绰号来称呼他们）是不正当的哲学家，事实上多半是些江湖骗子，甚至错都错得没有意思，因此也就不值得搭理他们。在分析哲学传统的内部，各种时髦的东西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本书的前边我曾经讲到，当逻辑实证主义在把持舵轮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形；紧接着它又是怎样被语言分析取而代之。这两种运动现在都已经成为昨日烟霞，这烟霞在过去曾经取得了霸主地位，对别的时尚不理不睬，可是自己却也风水轮流成了过往云烟。我本人置身于这些变故之中，饶有趣味地对着它们作壁上观。我总觉得我有一种讲述它们的故事的瘾头，但是说真话，这故事只有少数专家才觉得有趣。当代杰出的英语哲学史家，澳大利亚的约翰•帕斯摩（John Passmore），有一次为了对大家讲述一些学术领袖人物的著作而再次阅读那些著作的时候，我记得他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如果这些著作家解决了他们正在着手解决的那些问题，要做得让他们自己满意，也让我满意，那么我将会在——在哪些事情上来着——受到启发？”对这个反问句的含蓄的回答是：“不会受到太多的启发。”我和他心有同感：我觉得那些著作家的作品有接近于空洞的危险。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缺智少能，而是因为他们的假设是错误的。归根结底是他们在其中工作的那个传统，分析哲学的传统，那才是空洞的。我不相信伟大的哲学在其中能够搞得出来；这是因为我不相信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能够通过分析而得到解决。（你也可以说，那些问题也不能通过分析哲学家而得到解决。）
我已经讲述过，在摩尔和罗素从把他们养大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中挣脱出来之后，他们首倡的分析方法在大学哲学中受到了保护，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分析方法被广泛地认为就是哲学。哲学到头来被认为就是对于那些我们最感兴趣的或是最重要的信条所进行的分析、澄清和实证，因此也就是对于我们的那些理由和论据、对于我们对概念的用法以及对于我们的方法所进行的分析、澄清和实证。对分析方法的这种看法，对于处在分析哲学传统内部的那些你争我夺的学派和时尚来说，从此就成了命根子。做出这样一种假设就意味着屈从于这样一种观点：不存在什么头等的哲学问题，或者说，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它们也是些在哲学内部的或者是关于哲学的技术性问题。除此之外，如果哲学只存在于对问题的分析，只存在于对于理论的澄清——那么，问题本身，连同理论本身，就是从外部强加给哲学的。
在摩尔看来，大部分通常被称作“哲学的”问题是由于没能成功地对待常识而导致的。通过诉诸常识，不懈地运用常识，那些问题即可消除。这个假设，即使不总是被公开承认，也意味着，关于世界的常识性的看法，必定在本质上是对的；我们觉得是哲学问题的东西，是被某种过度智力化人为造作出来的东西。摩尔曾经说过，世界本身从来没有提供给他一些问题，使他觉得有必要对其进行哲学思考——只是哲学家讲论的那些胡言乱语，才把他弄成了个哲学家。
罗素采取了一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他蔑视常识，认为它浮泛浅薄，动辄离题，非常正确地看出了绝大多数有趣的真理是晦暗不彰的，很多真理是反直觉的。他认为，到现在已经几百年了，关于我们以及我们的世界的最有趣、最有用的真理的最丰富的源泉是各门科学，其源源不断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启示来到我们面前的。但是，他也认为，各门科学以及数学，多可派上大量的用处，却不是自我证实的，也永远不能自我证实。正是因为这个，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试图通过挖掘和揭示数学和科学的理性基础，来证实我们对它们的信任是有道理的。（在维特根斯坦说服他相信数学诸真理是些同义反复之前，他一直相信数学是关于现实的知识体系。）促使他和摩尔以及后来的分析哲学家一唱一合的原因是，他相信我们说出的话有大量的部分采取的是语法形式，语法形式误导了我们，使我们误以为它是逻辑形式，因此逻辑形式——因而，我们的陈述的意义和真理价值——只有在经过分析之后，才能清晰地显示出来；因此分析是重要的；但是他从来不曾认为这是——按照赖尔（Ryle）的说法——“哲学唯一的和全部的功能”。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是相信，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已经抛弃了哲学的中心任务，即我们试图理解这世界。由此可以说，从本质上讲，他们已经不再是哲学家了。
青年维特根斯坦相信，全部真实的知识源自观察和经验，观察和经验的最巨大的本钱都收藏在各门科学中。然而，依照在很大程度上是康德的方式，他主要是通过叔本华才学得这种思维方式，他认为对我们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事情是不可知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的性质、生与死的意义、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意义。他对这些事情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神秘主义的——他本人举出的一个关于什么才构成神秘性的例子是，世界毕竟存在。但是他相信，部分地是受了弗里格（Frege）的逻辑的影响，在严密的答案无法明确地说出来的时候，严密的问题也不能提出来，因此，处于知识的任何可能性之外的问题，也在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然而，如果哲学可以提出的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些能够提出来的问题，那么哲学就被限制于在可知事情的圈子内做澄清的工作；这确实就是青年维特根斯坦所相信的。他认为，从原则上讲，这是能够完成得了的工作，而且他相信他本人“在所有关键之处”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但是他立刻承认“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的时候，成就又是多么小啊”。所以，他对哲学的构想，是最低纲领主义者或者最低要求者的构想。
逻辑实证主义者紧抱着青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不放，可是对它的神秘方面不稍在意，他们没有意识到那里有这么一个方面，这使得他们也不曾察觉到，这样一种哲学的抱负是多么低微。他们相信实际经验的世界和可能经验的世界，是所有的唯一现实；它里面的每一事物，都是科学能够修理得了的。这引导他们把全部有意义的说话方式，都同化为科学的说话方式，因此把等候在一旁的哲学派作科学的使唤丫鬟，它的活儿是对科学的说话方式进行澄清，特别是对科学使用概念和论证的方式以及对科学的方法和程序进行澄清。哲学本身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现实的知识：它能提供的是澄清和证实。因为他们把科学视为加上了衙门文书的常识——在程序上搞得更加训练有素也更加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他们就信心十足地认为，他们的分析方法适用于任何日常话语中的陈述，真的，这样一些陈述，由于在自我批评方面所受的训练水准太低是其表达方式的典型特征，所以特别有求于分析方法。因此，他们把那些有待运用分析方法的陈述，看作是科学和日常生活交给分析方法处理的，而科学和日常生活两者都是重要的；但是，对于这两者，清晰和真理的标准是科学的标准，科学的标准才被认为是合适的标准。简直有些狼狈不堪，逻辑实证主义者趋向于把价值陈述和道德陈述，看作是一些关于事实的自称自许的主张，而这些主张是缺乏能够服人的根据的。
语言分析摒弃了把全部说话方式都同化为科学的说话方式的看法，主张我们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丰富多样的，科学的说话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俾使他们对语言的不同用法进行考察，并为意义和有效性制定了各自不同的标准。而这又导致他们把语言作为他们的研究主题，他们最终实际上相信，哲学问题是些关于我们对于语言用法的问题。伯特兰•罗素对此的评论是（《我的哲学的发展》，第216页）：“与 [晚期维特根斯坦] 以前的所有哲学家一样，我的根本目的一直是也可以说是理解世界，并且把我们可以视为知识的东西，从我们必须拒绝的缺乏根据的意见中，分离出来。但是，[在他看来] 我不该费事把这个设立为自己的目标，而我倒认为这个目标是当然的。可是，现在我们听说，我们试图理解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句子……”奥斯汀（Austin）麾下的牛津派语言分析哲学家，把被他们称作“日常用法”的某种东西当作自己事业的试金石。“在什么情形中某某事才实际上是被说的？在这样一种情形中，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个什么意思？如果你要问它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它的意思。如果你想象不出有什么情形，在其中它的意思将是实际上被说的，那么它就没有可能的用法，因此也就没有意义。”在语言分析哲学家们看来，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与它惯常的有意义的用法不合拍，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哲学才因此获得了问题；我们也由此找了一身的麻烦：这些概念的麻线团子就是哲学的问题，哲学分析的功能就是把它们条分缕析个清楚。当那些麻线团子都梳理完了之后，那么，以分析哲学特有的方式说，什么问题都剩不下了。
到最后大家发现这站不住脚，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真正深思熟虑的人们觉得把日常语言和日常用法放在王位上放久了，就没法心安理得。要是不同意罗素的意见又是有困难的，他写道（《我的哲学的发展》，第241页）：“恰恰相反，我倒相信寻常的言语充满着含糊不清和不精确的情况，任何想达到审慎精确的企图，都需要对寻常的言语从词汇和句法两方面进行修正。”但是，除此之外，在语言误用引起的混乱情况都梳理清楚了之后，一个人要是发现他面对是一个不能向他提出任何哲学问题的世界的话，那么他就必然是个哲学上的死脑筋。需要产生一种对于哲学的新看法，即比起对语言用法的辨别来，哲学应被视为是一种关于对男男女女来说是更为重要的问题的学问。逻辑实证主义者让哲学对科学的方法和程序进行批评并重新予以表述，他们把这样一种建设性的工作交给哲学来干，他们这样来看哲学至少还算是一种恭维。但是，语言分析家们于科学却多半是些庸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明显地对科学无知，而有些人不折不扣地敌视科学。他们的所作所为趋向于采取一种为区分而区分的形式，而且更有甚者，把工夫都花在日常语言的细枝末节中了。
正是这个导致了对分析哲学的最激烈的反对。甚至分析哲学王国中的好些职业哲学家也认为这种哲学是一地鸡毛。与此同时，它还从外部招来了前所未有的不赞成。更糟糕的是，在这段日子里，操练分析哲学的人们使那些很有才华的人无缘研究哲学。年轻人上了大学，打算研究它，可是当他们听说，哲学家们正在交头接耳地说他们已经得出了哲学是浪费时间这个结论的时候，于是就各按自己的兴趣去干别的了。其他学科中的那些才智卓越的研究者发现他们不得不下这么一个结论：他们那些从事哲学研究的同事正在干不配得到学术尊敬的事情。这个学科的声誉（我得说，当作职业来做的这个学科）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地步。
非常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反对，发生了，但没有走多远。对于分析哲学方法来说，就是把原本特别想要的东西抛掉就行了。如果人们接下来觉得需要做别样事情的话，那么近在手边的就是卡尔•波普尔的研究工作。此公在当时正值鼎盛，甚至语言分析家们也承认他是个非凡人物。但是，他们不停地在嘴皮子上恭维他，对他的工作却是不理不睬。就在一代人之前，逻辑实证主义者对他对他们的批评一笑置之，接着他们发现，根据他提出的理由，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现在语言分析家们也干了一件与此相似的事情。那个时期和这个时期，顽固不化的人们都巴望着学术领袖维特根斯坦；前一时期巴望的是维特根斯坦的《Tractatus》，后一时期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Philosophy Investigations）。大体上说来，二十世纪中叶的哲学悲剧可以归纳为，这一专业一般地把维特根斯坦当作带头人，但是要是它把波普尔当作带头人，那会做得更好。甚至当它终于从壕沟里爬出来开始前进的时候，它还是拖着分析哲学的羁绊不放。
在这个崭新的也更加自由的年代，许多人，包括那些最有能耐的人，把逻辑—语言的研究方式也带进了关于意义的性质、所指意义和真实 问题的研究中。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近来获得了不少的注意，关于内在一致性（identity）的一些问题也受到了重视。所有这些方面归总起来，被认为构成了一个叫作心灵哲学的领域，结果被视为当代分析哲学的中心腹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把分析哲学的技法运用到其他非科学学科的中心概念上去。最近发生这样的事的一个领域，是法学：接着又来了语言学、心理学、福利经济学以及另外许多。有些人把分析技法用于具体的社会问题上——流产、胎儿组织实验、基因工程、人口政策、安乐死、核武器的使用、甚至交通管理。社会的计算机化为哲学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即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这归根结底是试图通过将人类心灵的工作方式和计算机的能够达到同样结果的工作方式进行比较，以增加我们对前者的理解。从表面上看，哲学正在突破其旧有的藩篱并且发现新的自由，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多样性。哲学家们正在就一系列的题目进行写作，从音乐到性，都成了哲学研究的大有可为的题目。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语言分析者，将不会做这种研究。哲学家们正在从往昔中重新发现那些在早些时候被分析哲学家打发到阴影里的伟大人物——黑格尔和尼采是最著名的。对许多人来说，和糟糕的旧时光相比，哲学丰富得不得了；而在过去，哲学局限于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的过去，将自己屈从于走马灯般的时尚。
但是，所有这些研究活动的共同特征仍然是分析哲学方法。这个特征足以败坏这些研究活动，更不必说别的毛病了。分析可以澄清问题，或许也能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澄清本身不可能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当问题对于分析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时候，就更是这样。只有在完全不存在真实问题，有的只是一团混乱和模糊的情况下，才能够通过澄清把只显得是实质性问题的东西消除掉。在其他情况下，澄清对于问题的解决充其量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不可能是问题的解决的本身。但是，语言分析哲学家被迫不仅在哲学的外边发现他们的问题，而且也要在哲学的外边寻找问题的解答，这种情形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哲学照这样理解，它就成了一种中间物，沦落到了一个并不重要的层次上；它既不可能是正经问题的源泉，也不可能是问题的解答的源泉。语言学哲学家公开宣称，不存在什么哲学问题，存在的只是伪问题，他们自己的对于那些伪问题的解决方案，仅仅在于一路追杀误解的情形。但是，所有的各路语言分析哲学家都由于持有如下这个观点而受到了指责：像这样的哲学问题只能是作为分析对象的问题，因此也是些有待澄清的问题，而非导致解答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他们当中一大批人所做的事情，他们说：哲学的功能就是把我们的说话方式，最重要的是，那些关于我们的信仰和问题的陈述，搞得对我们自己明白易懂。
对一个问题的解答，需要包括某一种类的解释，一种真正能够进行解释的解释。为了拥有任何这样的东西，我们需要一种具有解释功能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被考验，而且它应该完全经得住考验。换言之，所需要的是理论上的和（合适的）实践上的新想法，具有解释力量的想法，能够经得住苛刻评估的想法。问题的核心是解释、理解、见解。哲学观念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解释力量。这样一些具有解释功能的理论，是作为严肃学术的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所谓伟大哲学家的著作中最为我们所珍视的东西。语言分析哲学家著作中最显眼地缺乏这种东西，凭这个就能把他们的著作从哲学前辈的著作中甄别出来。
设若它果能当此令名，甚至澄清也需要在两种意义上有个目的：它应该有个目的，比如为了把一个问题搞明白了，或者它要达到一种明白易懂的解释性理论，而且它还应该在达到了目的的那一点上暂告终结。从原则上讲，有待进一步澄清的余地总是有的：每一个区分都可进一步精练化，每一个解释都可进一步详细阐述（既在把解释搞得更详细这层意义上，也在把解释继续推进这层意义上）；如果这些活动做得超过了正在被研究的问题所需要的程度，那么进一步的澄清不仅是无目的的，而且也就没有什么能够使一环套一环的澄清停下来，从而使之免于成为一个无穷后退。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别无目的地滥发冗言、堆砌逻辑。因此，我们应该为方法加上一层约束，不要无目的地做区分，这就是说，在为了理解正在考虑的问题或者为了得到一个解释性的理论以解决这问题所需要的程度之外，就不要做区分了；在为了得到关于一系列的解释的一个详细的表述的时候，亦复如是。如果进一步的区分和解释是需要的，在用得着的时候，它们总可以求而得之。在用不着它们的时候，却把它们往前推，只能使人困惑不堪，不仅所作所为失去了目的，而且实际上有碍于理解，因为那样做降低了清晰度。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所以真正的以理解为事的研究家都不是那么个做法。那些这样做的人的通常的动机，是想卖弄能耐，是从操练技巧中找乐子，是为了满足别无目的地对一种活动的痴迷。所有这些，没有一种算是渴望于对世界的理解。
在从事分析哲学的较年轻的人中，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名声或许一直是最大的，他在回顾处于语言学阶段的分析哲学时说的一番话非常重要；虽然我在以前引用过，但是在这个不同的语境中，我还是觉得值得重复一下。“当大家都抱怨区分做得太繁的时候，[奥斯汀（Austin）]指出，某种昆虫的种类有好几千，然后问道：‘关于语言，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发现同样数目的不同之处？’” 哎，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我们把一个种类的甲虫和另外一个种类的甲虫互相区分开来的根据，置根于关于是什么使得物种不同这样一种理论性的理解，一种得自进化论的理解。但是除非你已经得到了一些作为背景的理论性的理解，那么只要你喜欢，任是什么东西都和别的东西不同。（《思想家》，第144页）。和这话在同一页上的，威廉姆斯还说了一些别的我曾经引用过的重要的话，那也值得重复：“我认为，其基本的局限性是其低估了理论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它低估了哲学中的理论的重要性（尽管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把它叫作低估都不合适——毋宁说是一种彻底的摒弃）。它还连带着也具有一种把其他学科中的理论的重要性也低估了的倾向。我认为它甚至对各门科学中理论的重要性也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看法。”
炮制一种排斥理论的哲学观就是抛弃哲学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内容，抛弃它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这和建立一种历史观却要否认有可能做出关于过去的有意义的陈述，倒是十分相像。维特根斯坦不仅试图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而且还试图把这种观点和拒绝运用论证的主张结合起来。难怪伯特兰•罗素就这种观点这样写道：“其肯定性的主张在我看来微不足道，其否定性的主张缺乏根据。我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迄今还没有发现什么能使我感兴趣的东西，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整整一个学派的人都能在那些书页上发现了重要的智慧。从心理学上讲，这是令人惊异的。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我很了解，和我的关系很亲密；他是个满腔热情地对苦思苦想上瘾的人，对困难的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他一样，我也觉得那些问题很重要；而且他（起码我是这么想的）具有真正的哲学天才。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与此相反，似乎已经厌倦了严肃的思考，并且发明了一种学说，这学说能够把这样的思想活动弄成没有必要。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个能导致人发懒的学说是正确的。然而，我意识到，我有一种过强的偏见要反对它，因为，如果它是正确的，往好里说，哲学只对词典编纂家有些微的帮助；往坏里说，哲学就成了茶余饭后的消遣”（《我的哲学的发展》，第217-217页）。卡尔•波普尔对罗素的态度公开表示赞同，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现代英国哲学》，第169-177页）。
与罗素和波普尔不同，大部分分析哲学家都不认为自己主要地要努力理解世界、理解非语言的现实——当然，如果他们相信理解我们对语言的用法，就是理解非语言的现实，则另当别论。当他们面对一种具有哲学性质的解释性理论的时候，他们通常的反应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像个管道工似的对它进行检查，而不是热切地、充满同情地、满怀希望地看着它，并从这种理论的角度对自己的经验进行重新反省，以期它有可能深化他们的理解。这就是说，他们不打算依照这种理论是为了什么——即为了就世界的某个方面或就我们对于世界的经验，来启迪我们：他们抛弃了哲学的这个功能——以对它进行评价。他们关心的是，它在概念的表达上是否明确，在逻辑上是否滴水不漏——对那个进行调查就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而且，他们认为做那个就是哲学。他们所认为的一个困难的哲学问题，就是在分析中的一个不易于对付的挑战。他们所认为的一个富有天资的哲学家，就是某个擅长于分析的人。新想法的产生，在他们看来，是不为他们所关心的：那是别人的活儿。当一个见解送上门来的时候，他们也予以拒绝，那态度好像是说，他们或者真的不相信会有这么个玩意儿，或者认为它危险，因此待之以疑心，拒之于门外。人们不难发现，在职业哲学家那里普遍地存在一种被精神分析学家叫作防御性的人格结构：它不接受新观念和新见解，而是要打退它们，别让它们靠过来。
以如此这般的心态，各种形式的分析哲学就设法使自己的研究活动自绝于哲学的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内容；对于那些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分析哲学也不必建立使我们能够深化对它们的理解并对它们提出解决方案的解释性理论。归根到底，那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指控是有效的：分析哲学实际上完全不是哲学，从事分析哲学的人实际上完全不是哲学家。我从几十年的经验中得知，甚至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作为个人的分析哲学家会对哲学的根本问题（我的意思是，比方说，康德的问题）感兴趣，尽管他们当中当然有人有这样的兴趣。也不能假定他们对杰出的哲学家们集中关心那些问题的著作感兴趣，无论他们是很早以前的人物如叔本华，还是我们自己时代的人物如波普尔。目前的职业并不要求他们认真对待自己的学科这一事实，免除了他们不少的麻烦。有一件事最能使一些人把分析哲学当作自己的行当：任何人，只要有才智，也有兴趣，他就能做得了——然而我愿意称之为真正的哲学的那种学问，只有有想法的人才能做得来。
正就是这个原因，那当然就不太可能有一种由真正的哲学家来从事的作为一种完全的职业的哲学，因为有想法的人寥寥无几。在整个西方世界，在每个世纪中，其著作能够引起广泛而持久的兴趣的哲学家，为数不能指望会超过半打。这意味着，一旦哲学变得职业化，那么从事这职业的大多数人，不可避免地就需要做某种并非产生优秀哲学的事情，才能把他们的工作时间打发掉。他们，他们每一个人，要都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实在不可能。他们最明显的选择是教那些具有哲学天赋的人产生的哲学，这是他们大多数人都做过的一项值得一做的工作。但是，他们只限于做这件事，那就只能靠凑巧的机会才能够建立个人声望；如果他们想在职业上获得成功，这倒真是他们需要做的。他们不得不找个路子，好使他们看起来好像也在做些个人的贡献。分析哲学就这个目的来说，太理想了。通过分析哲学，引人注意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你可以做正当时髦的无论什么事情，这样大家早就有了对你的工作予以注意的倾向；或者，你可以在分析哲学的领域中发现一个角落，那儿的工作做了一点或者完全还没做，然后宣布你对这个角落拥有主权。在两种情形中，大家都会注意到你；然后，如果你表现得不错，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青云直上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工作就会取得旨在达到的结果；在那种环境中，没法不把它看作成功——不但是你，而且也在寻求阶进的别人，都会把你的作为，还有你本人，看作成功。
一个类似的问题总是存在的，不管教的是什么——就说艺术、音乐、想象性的写作吧，或者无论什么，哲学也包括在内，创造力都扮演着一种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应被看作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活动？人都不想把学生只训练成对伟大人物的消极的崇拜者。重要的是应该在活动本身中训练他们，训练他们去履行、去生产。然而，就目前所讲的事情的性质而言，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不会自然就特别擅长于这样的活动——一个人板着个面孔，他就没法指望陌生人会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为人师者，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也没有多少人那么擅长创造性活动。有这样一种危险，教师和学生双方都将从各自的日常生活内容的基础上，形成他们的水准。这危险会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他们的水准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么他们将失去他们的活动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生产现有的最好的作品并且消费和欣赏它。事实上他们能够很容易地形成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这种作品只占很小的比例。从这一点推论下去，可以说他们看事物的角度不正，这和一个小学老师的情况相似，他真诚地要他的朋友们相信，他的学生们演出的莎士比亚和“国家剧院”上演的一样好。避免这种对水准的严重然而是普遍的败坏的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现有的最好的东西来教学生，这样，那些最好的东西就成了他们天天与之相处的东西，并对他们形成的水准起到矫正作用。
我刚才所说的话所暗示的这两种方法，描绘了在其中创造性的活动有可能被教会的情况；一个教育机构或大学的系有可能把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推向极端。且看一个哲学之外的例子。一所音乐学院归根结底可以按照其中的一种方法来办学。它可以把大音乐家的作品作为其教学的基本材料，鼓励学生通过模仿来学习：在作曲课上他们可以研究这样的音乐作品，要是他们是学乐器演奏的，他们就可以演奏它。这种方法的长处是，学生沉浸在伟大的音乐作品中，对那些作品中的一些知道得非常好，从中取得他们自己的水准和榜样，并通过它培养自己的技巧。但这种方法的批评者会这样反对：“你们的学院，如果不能说是个殡仪馆，也简直成了个博物馆嘛。你们只演奏死人的音乐。你们年轻人竟成了死人的奴隶，而且你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音乐是一种有生命的、会呼吸的艺术。一个才俊云集的学院应该成为进步的先驱者中的一员，应该置身于音乐行进队伍中的前矛。你们一定得重视还活着的作曲家；还有你们这些年轻的演奏家，一定得演奏同代人的作品。制作音乐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你们还有他们，都应该呼吸实际的改革空气，令人兴奋的新鲜空气。”
这听起来似乎合理，而且很有吸引力。这种辞说，和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为艺术生活和学术生活的现代运动所鼓励的那种态度，关系暧昧，这些运动打算扫除过去，从新开始。因为这个，在我一生经历的大部分时间里，更为传统的研究方式被人们视为是过时的、裹足不前的、对个人的创造力是有害的。然而，更“现代的”方式一被贯彻到实际中，学生们就发现，他们自己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投进了平庸而无趣的音乐中——这自然是因为在一代人中所产生的不过是那么一丁点平庸而无趣的音乐，其中还包括他们自己生产的。他们受了鼓动去作那样的曲子，也去演奏那样的曲子，以最注重实际的方式对这种音乐倍加珍惜。他们当然发现，他们大部分的音乐，在学院之外难得有人听，甚至也没有人对他们正在做的那种事情能够保持长久的兴趣。但这更使他们对一般的音乐爱好者产生了一种轻蔑之感，以为他们不尚冒险、墨守成规、羁绊于过去、唠唠叨叨个不停、连门都不敢出、对活着的音乐家的所作所为缺乏兴趣。这样，一道裂缝出现了，而且这裂缝还将变宽：一边是全日制学音乐的学生，另一边是音乐爱好者。全日制学生心驰六极，却被当时的流行时尚搞得眼花缭乱而且被捆住了手脚，更加起劲地为彼此也为那些赶时髦的人们制作和演奏眼下时髦的音乐。与此同时，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却在继续听他们能够找得到的最好的音乐，不在乎音乐是在什么时候作的，也不在乎那些最时髦的一族会对这样的音乐发什么议论。
一代人之后，其时那些学生正值鼎盛、事业有成。他们将发现年轻时所钟爱的音乐，连他们自己都记不大起来。当他们带着怀旧的情绪，使那种音乐起死回生的时候，别人也不觉得多么有趣。可是，大师们的音乐却一如既往地、也许更经常地被人演奏，为人们所喜爱。别人请他们演奏的仍旧是大师们的音乐。他们将会发现，如果他们还记得起向四周看一眼的话，那些被认为是最现代的音乐学院也不比那些老式的音乐学院，在相同的那段时间里产生过更多或更好的作曲家，那些领导潮流的演奏家也不见得比他们一贯的水平更好些。最糟糕的是，他们得通过用四流水平的音乐来变换花样过日子，做这种事情是喜爱音乐的人想都想不到的。真是这样，热爱伟大音乐的人们现在都得绕着那样的音乐学院走，在那种地方不容易培养起对伟大音乐的爱好。他们得另走一条路，有时多半要靠个人自己在家里研究，
这一番比较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学院哲学的圈子中，都有其相像之处。说哲学并不是搜集来的一大堆书，也不是许多哲学学说的摘要，而是一种活动，因此教授哲学不是让学生去研究过去的伟大哲学家，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搞哲学，学着以哲学的方式来思考，并且与也在以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的当代人交往——这听起来真是堂而皇之。这做法的麻烦是，他们按照这个路子的所作所为，不十分好；他们和当代哲学研究的大部分也没有接触。要是他们通过研究伟大的哲学家的著作来学习如何以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他们本可以学得更多；而且，这种研究在他们的后半辈子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即使在三十年之后，点点滴滴，也如在初次接触一样地启迪人心——然而，如果他们把自己沉浸于碰巧在当时流行的无论什么文字里头，三十年过后，其大部分的东西，连他们自己都不觉得有什么意思了。最糟糕的是，他们那种一直是那样的心智世界，将成为一个被三流货色以及一些朝生暮死的东西所填充起来的世界，而那原本早就可以成为一个富于永恒价值的世界。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所谓比较现代的方法，都大大地恭维和抬举了那些时流中人，因此这些人也几乎铁定地会欣然领受这种恭维和抬举。现代方法怂恿他这么想：在他的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个人正在做的事情，都是真正要紧的事情。现代方法唆使他进行生产，别管作品的质量如何，并为他的产品赋予庄严的价值。他受了这种诱导，相信他和他的同代人站在过去的肩膀上，因此比以前任何人都站得更高——不仅在个人能力方面，而且当然也在理解力方面。因此，他多半会相信，他们的作品，都超过了以前产生的作品。然而，令人不快的真相是，他是个比其他新闻记者较晚出生的新闻记者，一个关于时下热门题目的文章制造者，而那些题目，过个三、五年，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所有这一切，连同对过去的藐视，终将歪曲他看事情的观点，败坏他的水准。他将极其可能完全失去和哲学中堪为真正水准和成就的东西之间的联系；这种水准和成就经受了漫长时间的考验，一直延续到他自己的这一代（无论他能否意识到这一点）。他多半要在当代的一个气泡里了此残生。
我看到这种情况连续发生在几代学人之中，我还在等着看它继续发生。时尚当然将继续变化；作为某些继续着的惯例之基础的潜在假设也将继续变化，虽然变得不是那么频繁。顺便说一句，作为分析哲学基础的那些假设，目前正在经历这种变化。它们已经显而易见地接近了其走红期的末日。因此，分析哲学正在退场。在哲学这个行当中，与它相反的运动正在取得地盘。然而，正如过去一样，这种相反的运动没有采取我希望它采取的形式。我希望看到的是，职业哲学家重新支持哲学，把从世界的最为基本和普遍的特征入手以理解世界作为己任——时间和空间的性质、物质对象和因果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一切和经验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主体的性质以及主体意识、包括它的自我意识的性质；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起源。这样一些任务自然应当以审慎的警觉来完成，这种警觉将留意我们对语言和概念的用法，将重视逻辑和论证的运用；但是，这些东西必须永远一贯作为方法的辅助手段。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活动本身，不该受分析方法的控制，不该受语言的控制，不该受概念的控制，不该受论题的控制。它只能受问题的控制。而那些问题，是现实的一切根本特征——它们困扰着我们的理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如果不诉诸权威和启示，我们就很难看得出来，我们寻求的对那些问题的解答，如何能够一开始就采取具有解释功能的、更深更广的理论形式，以形成超过前人的具有解释力量的观念，而不是一开始就采取其他的形式。这样一种最好的研究方式，和艺术作品不无相似；两者都旨在求真，都试图以那种需要其创作者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非比寻常的独创力的方式——因此需要的即或不是天才，也是极高的天资，来理解并清晰地说明具有根本意义的经验的性质。最优秀的哲学就是这样的，它主要的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活动。当然，当我们面对这种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既挑剔，又欣赏，就像我们面对艺术品一样。但是，分析家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像是音乐学者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像是艺术批评家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正如艺术批评家不是艺术家一样，分析家不是哲学家。
目前正在英美大学里取得地盘的这种哲学，由于分析哲学而付出的代价，大家通常都知道；至少在英国，这个代价就是大陆哲学。大陆哲学是个雨伞般的术语，覆盖着好几个不同的哲学传统以及这些传统中的思潮。从使用这术语的一些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传统和思潮中具有普遍特征的主要的东西，就是，它们不是分析哲学。从更深刻的层次上讲，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崛起于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要不就是在它们的形成期受其影响；这在方式上，与分析哲学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大致上相平行。正如分析哲学家不断地忆起洛克、休谟和霍布斯一样，大陆哲学也不断地忆起尼采、黑格尔和马克思。另外，更加相似的是，和如今的分析哲学家趋向于把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奉为他们二十世纪的杰出祖宗一样，大陆哲学家趋向于把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看作同样级别的人物。大陆哲学，和若干分析哲学流派把科学作为导向，毫无相似之处；和它们如此热衷于数学和逻辑，毫无相似之处，而且（也许是由于这个）和它们如此技术性，毫无相似之处。大陆哲学对弗洛伊德（以及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文学以及当代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更感兴趣。
因为大陆哲学对分析心理学有兴趣，所以它从自弗洛伊德到现今的精神分析传统中的许多领袖人物那里借重不少。因为它对文学有兴趣，在某些形式的大陆哲学和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大量重叠的部分；有些作者在两个方面同样显赫，大学里的文学系对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以及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参考，和哲学系所做的一样多。另外，因为它对当代的社会事态和政治事态感兴趣，它频繁介入一些当代运动，诸如女权主义，一般意义上的对于性别的关注、包括和同性恋有关系的一些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关注反种族主义（这在以前采取的是像反殖民主义一类的形式）。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翻船之前，大陆哲学就普遍地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大陆哲学有相当大的分量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至少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仅从目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来看，或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沉船中打捞一些无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看，大陆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清醒认识一直保有深远的影响。
这些特征，归总起来，为大陆哲学描绘了一幅与分析哲学不相符合的轮廓，个中原因完全不仅仅在于它不曾采取分析方法。分析哲学家们把大陆哲学视为赶时髦，被党派态度迷住了心窍，通常抱有一种左派偏见，政治上稳妥的办事方式就是由这种偏见而产生的。因为这个，还有大陆哲学在分析方面普遍缺乏自我修养，他们把大陆哲学视为荒唐的放纵任性，其最具特色的说话方式是卖弄辞令——这意思是说，他们惯于主张一些命题和观点，却完全不需要像理性论证那样提出充足的论据；他们靠的是混乱和对黑话般的术语的滥用，以及胁迫和偷偷摸摸地诉诸听众的心照不宣的愿望，以此来赢得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与分析哲学家自己的不偏不倚、超然公平的职业标准、与他们要把他们说的一切都说得清楚明白的决心、与他们对有义务使用理性论证的承诺，背道而驰。大陆哲学家曾高声呼吁“承担义务”，但他们这样呼吁的意思是承担起社会理想的义务；然而分析哲学家所承认的唯一的义务，至少就其职业本身的资格来说，只是中正严格地运用逻辑和语言而已。因此，他们有一种鲜明的倾向，把大部分的大陆哲学贬为玩弄辞藻和胡说八道。发表在《思想家》（第156页）一书中的爱尔 （Eire）和我的一段对话，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态度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大陆哲学家，他说道：
他们有更多的话要说——因为他们的话特别多，他们写的书就比别人长。尽管这两派有些很好的哲学家，但那些比较平庸的、除了吹出各种形状不同、色彩灿烂的气球、除了他们呼出的空气之外几乎一无所有。这些气球从这里飘过英吉利海峡转飘过大西洋，你用针一戳，除了易燃性和空气污染之外，天晓得里面还有什么。他们无非能够增加几分热气腾腾的蒸汽——反正人聚在一起你推我搡也就少不了蒸汽，但蒸汽管道接错了地方，尽往人眼镜片上喷就是了。我认为这些人对解决实际问题毫无补益。
马基：换言之，你认为这两种对立的哲学方法势必是虽然五光十色，搬弄辞令，但缺少拿得出手的内容。这部分地是由于它们缺乏逻辑的严密性。
爱尔：严密性是个关键词。
对许多意气用事致力于某项事业的人们来说，缺乏严密性使大陆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诱人的魅力。这种方法允许他们以磅礴的气势和戏剧性的说话方式尽情地发泄，而不必使他们的话符合审慎的理性所提出的起码要求。说什么都成，只要能在话头上把学生镇住就行了，扩大些范围说，只要听众觉得所说的那些东西深奥就行。这就导致了在由黑格尔、谢林和费希特制造的最恶劣的学术惯例中的司铎尊严似的哲学，这哲学却又缺乏像他们那样的内容来做补偿。有些这样的哲学趋向于神谕般的晦涩，似乎是在学舌于尼采、弗洛伊德或马克思，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与他们的品质和风格相比，更不用说和他们的天才相比了。尽管如此，由于不能肯定所说的究竟是些什么，使得人人都有这样一种幻觉：这种哲学理解起来很难，那是因为它深刻；在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上，那些哲学彼此纠结在一起。如果这样的哲学处在学术环境中，它们就可以安然接受这些夸奖，而不必为世事人情或者政治责任劳心伤神了。在学术上具有正直之心的有才华的人们，受过些分析哲学的训练，多半会对此具有免疫力；可是那些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培养的人，习惯了那些也许可以合法地与逻辑的严密性无关的标准，却更易于受感染。如果一个著作家传达出对某种关怀的强烈感情，在表达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修辞力量，那些人就只能由着别人摆布了。
就我自己来说，我反对大陆哲学的大部分理由和分析哲学家的一样。但我得加上一句，我反对它的理由，也形成了我对分析哲学的主要反对意见。大陆哲学已经抛弃了我所认为的哲学的中心任务，即致力于理解存在着的东西（what is）。大陆哲学家的兴趣似乎局限于人类事务的狭小范围，而且即使是这样，也处于极为肤浅的层面上。在多数情况下，这与他们自己的更深刻的信念背道而驰；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我是这么假定的，将会同意，人类是一种微小的区域性现象，最近才来到了一个行星的表面；和整个宇宙相比，它小得无法想象；而且，甚至这一尘行星，在人类出现在它上面之前，已经存在不知若许年了。但是，他们对费劲理解这样一些事情不感兴趣。他们看重的是碰巧在我们近旁的、目前的和短期的人类关怀，把这些事情当成了一切。即使是那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于为他人作注，而不是自己去理解。所有这一切，使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带着一种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报人特色。即使由于应该这么做，我想多半也应该这样做，那么对诸如时间和空间的性质以及似乎包含于时间和空间中的物质这样的宇宙之谜的解答，和经验着的主体的性质也是有着本质关系的；这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涉及人类的结构属性；而大陆哲学家却在较浅的层次上涉及到人类的结构属性；他们是在人们去看精神病医生或去电影院、去投票、去读书、去读报纸的层次上，在滔滔不绝地就文化、社会和政治的话题大发议论的层次上——换句话说，是在朝来夕去的社会上关心的事情的层次上，来写些关于人类的文章的。从哲学这概念上说，那都是琐屑不足道的，够不上严肃思考的层次，只能吸引那些对真正的哲学问题少有或没有兴趣的人。那些人声称是针对一些问题而写文章的，这我倒不反对——事实上（我希望这不用说就能明白）我完全不反对任何人就任何问题来写文章。说到这一点，我自己就写过不少关于这样问题的东西。但是那和哲学的严肃概念少有关系。
尽管它肤浅，或者可能借助于它的肤浅，大陆哲学正在侵袭英语世界的许多大学的教学系，并且接管了那些系。它对文学系也有冲击，它还渗入心理学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以及其他一些专业。在有些地方，大陆思想家们和分析思想家们正在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非常引人注意的是，对大陆哲学感兴趣的许多人，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感过兴趣。两个派别都常常具有某种黑帮心理，其行为方式也和黑帮同样地不可爱——别的不说，对持异见者是威胁恐吓、赶尽杀绝。在我看来，分析哲学广受青睐，这部分地是因为分析方法在哲学中有些参考价值和用处，部分地是因为受它的训练可以说真有教育作用。作为一种心智训练，大陆哲学是反生产的：它教导学生用不可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用死的术语，而不用活的语言；用险怪可疑的方式，而不用简洁明了的方式；用晦涩的方式，而不用清晰的方式——为了花言巧语，抛弃了理性的论证。它起劲地培养他们不要思考，而要造假；在做这样的事情的当口，把他们的思想引入歧途。
然而，对大陆哲学进行抵制的策略，不是把分析哲学拉回来反对它。分析哲学不可救药的空洞——它在清楚阐述任何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或者在阐述对任何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可能答案方面的无能——是容许大陆哲学向前挺进的主要外部因素。唯一有效的抵抗是货真价实的哲学——或者，像在文学研究的一些领域中那样，不屈不挠地坚持表达和回答中的可靠性。在这类事情上，我是个短期的悲观主义者，然而却也是个长期的乐观主义者。大陆哲学将泛滥于各地的哲学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真正的哲学竟会从富有才智的人们所关心的领域中被驱逐出去，这仅仅是因为，善于反思的人们的直接经验，总是使他们面对着一些迫使他们密切关注的哲学问题。
无论如何，我想，把学术上时髦的胡言乱语消灭干净总是不可能的。就我所知，这样的胡闹，只要人类存在它就会存在。它能够满足人类如此众多的强烈欲望，包括过火的情感放纵；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答案——这反过来又使我们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完全精通了那些我们面对的问题，也使我们在那些未得真传的人面前具有一种优越感。真正的思考是艰苦的——不但费力，而且常常难获成功，我们被抛在了一边，满腹的挫折感，觉得我们自己学养不厚、愚蠢无知，更别提别人会怎样对这些败绩大挑眉毛了。向着稳当的方向逃跑，总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也稳当，因为那已经被证明了是稳当的。我们缺乏自信使我们总是趋向于相信，当我们所想的和许多聪明人所说的不一致的时候，对的更有可能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当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创造性的思维只能是个人的，从来不可能是社会的，尽管批评可以是社会的。如果我们不和依赖别人的思想一刀两断，我们就不会有自己的见解或理解。但是，我们会是稳当的，并且也会觉得安全，甚至可能会觉得优越。可是实际上，能够在世界上吃得开的抽象信念，通常并不由于它的真实性。
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时代可能有些什么假设，不无益处。我曾经拿这问题问我的一个极有才华的朋友，他率而答曰：“我们有思想。”他的回答如此之速，使我想到，更可能有某种事情他连想也不曾想到。
在不那么深刻的层次上，为一些广泛的运动所持有的假设，其为数更多，那些假设即使在当时也不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在多数学术运动、艺术运动和宗教运动中，任何以严肃的态度还想继续成为运动的一分子的人，都不可能严肃地对那些假设进行质疑。直到最近，对若干种不同的基督教徒来说，在关于对上帝的信仰以及耶稣的神圣性这问题上，这里的说法也是适用的。尽管不同的基督教会在他们之间所展开的搏斗都到了彼此拷打和杀害对方成员的地步，但是每一个这样的成员，如果他还算个基督徒的话，他就必须对上帝以及耶稣的神圣性有某种信仰；然而，与此同时，还有和他们以及他们的战争完全不沾边儿的人，这些人也不相信他们双方的信仰。在二十世纪，多数共产主义者相信，当且仅当你相信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正确的，你才是个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者；但是有不同种类的马克思主义者——比方说，有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对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教义性质的问题上，他们彼此拷打和残杀；然而总是存在大量不同种类的社会主义者，而他们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职业哲学界，我相信，不无相似的情形也是有的，尽管其程度当然要温和得多。在二十世纪中间的好几十年，在英语世界的很多地方，一个哲学家要想让他的同事们把他当成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就必须使人认为他也在运用分析方法——尽管在同时在分析哲学家们之间也在进行着惨烈的战斗。在这些战争中，各方却都同意大陆哲学家（在英格兰人们通常用这个绰号来称呼他们）是不正当的哲学家，事实上多半是些江湖骗子，甚至错都错得没有意思，因此也就不值得搭理他们。在分析哲学传统的内部，各种时髦的东西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本书的前边我曾经讲到，当逻辑实证主义在把持舵轮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形；紧接着它又是怎样被语言分析取而代之。这两种运动现在都已经成为昨日烟霞，这烟霞在过去曾经取得了霸主地位，对别的时尚不理不睬，可是自己却也风水轮流成了过往云烟。我本人置身于这些变故之中，饶有趣味地对着它们作壁上观。我总觉得我有一种讲述它们的故事的瘾头，但是说真话，这故事只有少数专家才觉得有趣。当代杰出的英语哲学史家，澳大利亚的约翰•帕斯摩（John Passmore），有一次为了对大家讲述一些学术领袖人物的著作而再次阅读那些著作的时候，我记得他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如果这些著作家解决了他们正在着手解决的那些问题，要做得让他们自己满意，也让我满意，那么我将会在——在哪些事情上来着——受到启发？”对这个反问句的含蓄的回答是：“不会受到太多的启发。”我和他心有同感：我觉得那些著作家的作品有接近于空洞的危险。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缺智少能，而是因为他们的假设是错误的。归根结底是他们在其中工作的那个传统，分析哲学的传统，那才是空洞的。我不相信伟大的哲学在其中能够搞得出来；这是因为我不相信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能够通过分析而得到解决。（你也可以说，那些问题也不能通过分析哲学家而得到解决。）
我已经讲述过，在摩尔和罗素从把他们养大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中挣脱出来之后，他们首倡的分析方法在大学哲学中受到了保护，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分析方法被广泛地认为就是哲学。哲学到头来被认为就是对于那些我们最感兴趣的或是最重要的信条所进行的分析、澄清和实证，因此也就是对于我们的那些理由和论据、对于我们对概念的用法以及对于我们的方法所进行的分析、澄清和实证。对分析方法的这种看法，对于处在分析哲学传统内部的那些你争我夺的学派和时尚来说，从此就成了命根子。做出这样一种假设就意味着屈从于这样一种观点：不存在什么头等的哲学问题，或者说，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它们也是些在哲学内部的或者是关于哲学的技术性问题。除此之外，如果哲学只存在于对问题的分析，只存在于对于理论的澄清——那么，问题本身，连同理论本身，就是从外部强加给哲学的。
在摩尔看来，大部分通常被称作“哲学的”问题是由于没能成功地对待常识而导致的。通过诉诸常识，不懈地运用常识，那些问题即可消除。这个假设，即使不总是被公开承认，也意味着，关于世界的常识性的看法，必定在本质上是对的；我们觉得是哲学问题的东西，是被某种过度智力化人为造作出来的东西。摩尔曾经说过，世界本身从来没有提供给他一些问题，使他觉得有必要对其进行哲学思考——只是哲学家讲论的那些胡言乱语，才把他弄成了个哲学家。
罗素采取了一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他蔑视常识，认为它浮泛浅薄，动辄离题，非常正确地看出了绝大多数有趣的真理是晦暗不彰的，很多真理是反直觉的。他认为，到现在已经几百年了，关于我们以及我们的世界的最有趣、最有用的真理的最丰富的源泉是各门科学，其源源不断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启示来到我们面前的。但是，他也认为，各门科学以及数学，多可派上大量的用处，却不是自我证实的，也永远不能自我证实。正是因为这个，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试图通过挖掘和揭示数学和科学的理性基础，来证实我们对它们的信任是有道理的。（在维特根斯坦说服他相信数学诸真理是些同义反复之前，他一直相信数学是关于现实的知识体系。）促使他和摩尔以及后来的分析哲学家一唱一合的原因是，他相信我们说出的话有大量的部分采取的是语法形式，语法形式误导了我们，使我们误以为它是逻辑形式，因此逻辑形式——因而，我们的陈述的意义和真理价值——只有在经过分析之后，才能清晰地显示出来；因此分析是重要的；但是他从来不曾认为这是——按照赖尔（Ryle）的说法——“哲学唯一的和全部的功能”。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是相信，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已经抛弃了哲学的中心任务，即我们试图理解这世界。由此可以说，从本质上讲，他们已经不再是哲学家了。
青年维特根斯坦相信，全部真实的知识源自观察和经验，观察和经验的最巨大的本钱都收藏在各门科学中。然而，依照在很大程度上是康德的方式，他主要是通过叔本华才学得这种思维方式，他认为对我们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事情是不可知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的性质、生与死的意义、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意义。他对这些事情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神秘主义的——他本人举出的一个关于什么才构成神秘性的例子是，世界毕竟存在。但是他相信，部分地是受了弗里格（Frege）的逻辑的影响，在严密的答案无法明确地说出来的时候，严密的问题也不能提出来，因此，处于知识的任何可能性之外的问题，也在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然而，如果哲学可以提出的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些能够提出来的问题，那么哲学就被限制于在可知事情的圈子内做澄清的工作；这确实就是青年维特根斯坦所相信的。他认为，从原则上讲，这是能够完成得了的工作，而且他相信他本人“在所有关键之处”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但是他立刻承认“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的时候，成就又是多么小啊”。所以，他对哲学的构想，是最低纲领主义者或者最低要求者的构想。
逻辑实证主义者紧抱着青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不放，可是对它的神秘方面不稍在意，他们没有意识到那里有这么一个方面，这使得他们也不曾察觉到，这样一种哲学的抱负是多么低微。他们相信实际经验的世界和可能经验的世界，是所有的唯一现实；它里面的每一事物，都是科学能够修理得了的。这引导他们把全部有意义的说话方式，都同化为科学的说话方式，因此把等候在一旁的哲学派作科学的使唤丫鬟，它的活儿是对科学的说话方式进行澄清，特别是对科学使用概念和论证的方式以及对科学的方法和程序进行澄清。哲学本身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现实的知识：它能提供的是澄清和证实。因为他们把科学视为加上了衙门文书的常识——在程序上搞得更加训练有素也更加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他们就信心十足地认为，他们的分析方法适用于任何日常话语中的陈述，真的，这样一些陈述，由于在自我批评方面所受的训练水准太低是其表达方式的典型特征，所以特别有求于分析方法。因此，他们把那些有待运用分析方法的陈述，看作是科学和日常生活交给分析方法处理的，而科学和日常生活两者都是重要的；但是，对于这两者，清晰和真理的标准是科学的标准，科学的标准才被认为是合适的标准。简直有些狼狈不堪，逻辑实证主义者趋向于把价值陈述和道德陈述，看作是一些关于事实的自称自许的主张，而这些主张是缺乏能够服人的根据的。
语言分析摒弃了把全部说话方式都同化为科学的说话方式的看法，主张我们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丰富多样的，科学的说话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俾使他们对语言的不同用法进行考察，并为意义和有效性制定了各自不同的标准。而这又导致他们把语言作为他们的研究主题，他们最终实际上相信，哲学问题是些关于我们对于语言用法的问题。伯特兰•罗素对此的评论是（《我的哲学的发展》，第216页）：“与 [晚期维特根斯坦] 以前的所有哲学家一样，我的根本目的一直是也可以说是理解世界，并且把我们可以视为知识的东西，从我们必须拒绝的缺乏根据的意见中，分离出来。但是，[在他看来] 我不该费事把这个设立为自己的目标，而我倒认为这个目标是当然的。可是，现在我们听说，我们试图理解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句子……”奥斯汀（Austin）麾下的牛津派语言分析哲学家，把被他们称作“日常用法”的某种东西当作自己事业的试金石。“在什么情形中某某事才实际上是被说的？在这样一种情形中，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个什么意思？如果你要问它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它的意思。如果你想象不出有什么情形，在其中它的意思将是实际上被说的，那么它就没有可能的用法，因此也就没有意义。”在语言分析哲学家们看来，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与它惯常的有意义的用法不合拍，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哲学才因此获得了问题；我们也由此找了一身的麻烦：这些概念的麻线团子就是哲学的问题，哲学分析的功能就是把它们条分缕析个清楚。当那些麻线团子都梳理完了之后，那么，以分析哲学特有的方式说，什么问题都剩不下了。
到最后大家发现这站不住脚，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真正深思熟虑的人们觉得把日常语言和日常用法放在王位上放久了，就没法心安理得。要是不同意罗素的意见又是有困难的，他写道（《我的哲学的发展》，第241页）：“恰恰相反，我倒相信寻常的言语充满着含糊不清和不精确的情况，任何想达到审慎精确的企图，都需要对寻常的言语从词汇和句法两方面进行修正。”但是，除此之外，在语言误用引起的混乱情况都梳理清楚了之后，一个人要是发现他面对是一个不能向他提出任何哲学问题的世界的话，那么他就必然是个哲学上的死脑筋。需要产生一种对于哲学的新看法，即比起对语言用法的辨别来，哲学应被视为是一种关于对男男女女来说是更为重要的问题的学问。逻辑实证主义者让哲学对科学的方法和程序进行批评并重新予以表述，他们把这样一种建设性的工作交给哲学来干，他们这样来看哲学至少还算是一种恭维。但是，语言分析家们于科学却多半是些庸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明显地对科学无知，而有些人不折不扣地敌视科学。他们的所作所为趋向于采取一种为区分而区分的形式，而且更有甚者，把工夫都花在日常语言的细枝末节中了。
正是这个导致了对分析哲学的最激烈的反对。甚至分析哲学王国中的好些职业哲学家也认为这种哲学是一地鸡毛。与此同时，它还从外部招来了前所未有的不赞成。更糟糕的是，在这段日子里，操练分析哲学的人们使那些很有才华的人无缘研究哲学。年轻人上了大学，打算研究它，可是当他们听说，哲学家们正在交头接耳地说他们已经得出了哲学是浪费时间这个结论的时候，于是就各按自己的兴趣去干别的了。其他学科中的那些才智卓越的研究者发现他们不得不下这么一个结论：他们那些从事哲学研究的同事正在干不配得到学术尊敬的事情。这个学科的声誉（我得说，当作职业来做的这个学科）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地步。
非常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反对，发生了，但没有走多远。对于分析哲学方法来说，就是把原本特别想要的东西抛掉就行了。如果人们接下来觉得需要做别样事情的话，那么近在手边的就是卡尔•波普尔的研究工作。此公在当时正值鼎盛，甚至语言分析家们也承认他是个非凡人物。但是，他们不停地在嘴皮子上恭维他，对他的工作却是不理不睬。就在一代人之前，逻辑实证主义者对他对他们的批评一笑置之，接着他们发现，根据他提出的理由，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现在语言分析家们也干了一件与此相似的事情。那个时期和这个时期，顽固不化的人们都巴望着学术领袖维特根斯坦；前一时期巴望的是维特根斯坦的《Tractatus》，后一时期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Philosophy Investigations）。大体上说来，二十世纪中叶的哲学悲剧可以归纳为，这一专业一般地把维特根斯坦当作带头人，但是要是它把波普尔当作带头人，那会做得更好。甚至当它终于从壕沟里爬出来开始前进的时候，它还是拖着分析哲学的羁绊不放。
在这个崭新的也更加自由的年代，许多人，包括那些最有能耐的人，把逻辑—语言的研究方式也带进了关于意义的性质、所指意义和真实 问题的研究中。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近来获得了不少的注意，关于内在一致性（identity）的一些问题也受到了重视。所有这些方面归总起来，被认为构成了一个叫作心灵哲学的领域，结果被视为当代分析哲学的中心腹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把分析哲学的技法运用到其他非科学学科的中心概念上去。最近发生这样的事的一个领域，是法学：接着又来了语言学、心理学、福利经济学以及另外许多。有些人把分析技法用于具体的社会问题上——流产、胎儿组织实验、基因工程、人口政策、安乐死、核武器的使用、甚至交通管理。社会的计算机化为哲学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即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这归根结底是试图通过将人类心灵的工作方式和计算机的能够达到同样结果的工作方式进行比较，以增加我们对前者的理解。从表面上看，哲学正在突破其旧有的藩篱并且发现新的自由，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多样性。哲学家们正在就一系列的题目进行写作，从音乐到性，都成了哲学研究的大有可为的题目。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语言分析者，将不会做这种研究。哲学家们正在从往昔中重新发现那些在早些时候被分析哲学家打发到阴影里的伟大人物——黑格尔和尼采是最著名的。对许多人来说，和糟糕的旧时光相比，哲学丰富得不得了；而在过去，哲学局限于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的过去，将自己屈从于走马灯般的时尚。
但是，所有这些研究活动的共同特征仍然是分析哲学方法。这个特征足以败坏这些研究活动，更不必说别的毛病了。分析可以澄清问题，或许也能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澄清本身不可能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当问题对于分析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时候，就更是这样。只有在完全不存在真实问题，有的只是一团混乱和模糊的情况下，才能够通过澄清把只显得是实质性问题的东西消除掉。在其他情况下，澄清对于问题的解决充其量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不可能是问题的解决的本身。但是，语言分析哲学家被迫不仅在哲学的外边发现他们的问题，而且也要在哲学的外边寻找问题的解答，这种情形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哲学照这样理解，它就成了一种中间物，沦落到了一个并不重要的层次上；它既不可能是正经问题的源泉，也不可能是问题的解答的源泉。语言学哲学家公开宣称，不存在什么哲学问题，存在的只是伪问题，他们自己的对于那些伪问题的解决方案，仅仅在于一路追杀误解的情形。但是，所有的各路语言分析哲学家都由于持有如下这个观点而受到了指责：像这样的哲学问题只能是作为分析对象的问题，因此也是些有待澄清的问题，而非导致解答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他们当中一大批人所做的事情，他们说：哲学的功能就是把我们的说话方式，最重要的是，那些关于我们的信仰和问题的陈述，搞得对我们自己明白易懂。
对一个问题的解答，需要包括某一种类的解释，一种真正能够进行解释的解释。为了拥有任何这样的东西，我们需要一种具有解释功能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被考验，而且它应该完全经得住考验。换言之，所需要的是理论上的和（合适的）实践上的新想法，具有解释力量的想法，能够经得住苛刻评估的想法。问题的核心是解释、理解、见解。哲学观念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解释力量。这样一些具有解释功能的理论，是作为严肃学术的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所谓伟大哲学家的著作中最为我们所珍视的东西。语言分析哲学家著作中最显眼地缺乏这种东西，凭这个就能把他们的著作从哲学前辈的著作中甄别出来。
设若它果能当此令名，甚至澄清也需要在两种意义上有个目的：它应该有个目的，比如为了把一个问题搞明白了，或者它要达到一种明白易懂的解释性理论，而且它还应该在达到了目的的那一点上暂告终结。从原则上讲，有待进一步澄清的余地总是有的：每一个区分都可进一步精练化，每一个解释都可进一步详细阐述（既在把解释搞得更详细这层意义上，也在把解释继续推进这层意义上）；如果这些活动做得超过了正在被研究的问题所需要的程度，那么进一步的澄清不仅是无目的的，而且也就没有什么能够使一环套一环的澄清停下来，从而使之免于成为一个无穷后退。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别无目的地滥发冗言、堆砌逻辑。因此，我们应该为方法加上一层约束，不要无目的地做区分，这就是说，在为了理解正在考虑的问题或者为了得到一个解释性的理论以解决这问题所需要的程度之外，就不要做区分了；在为了得到关于一系列的解释的一个详细的表述的时候，亦复如是。如果进一步的区分和解释是需要的，在用得着的时候，它们总可以求而得之。在用不着它们的时候，却把它们往前推，只能使人困惑不堪，不仅所作所为失去了目的，而且实际上有碍于理解，因为那样做降低了清晰度。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所以真正的以理解为事的研究家都不是那么个做法。那些这样做的人的通常的动机，是想卖弄能耐，是从操练技巧中找乐子，是为了满足别无目的地对一种活动的痴迷。所有这些，没有一种算是渴望于对世界的理解。
在从事分析哲学的较年轻的人中，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名声或许一直是最大的，他在回顾处于语言学阶段的分析哲学时说的一番话非常重要；虽然我在以前引用过，但是在这个不同的语境中，我还是觉得值得重复一下。“当大家都抱怨区分做得太繁的时候，[奥斯汀（Austin）]指出，某种昆虫的种类有好几千，然后问道：‘关于语言，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发现同样数目的不同之处？’” 哎，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我们把一个种类的甲虫和另外一个种类的甲虫互相区分开来的根据，置根于关于是什么使得物种不同这样一种理论性的理解，一种得自进化论的理解。但是除非你已经得到了一些作为背景的理论性的理解，那么只要你喜欢，任是什么东西都和别的东西不同。（《思想家》，第144页）。和这话在同一页上的，威廉姆斯还说了一些别的我曾经引用过的重要的话，那也值得重复：“我认为，其基本的局限性是其低估了理论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它低估了哲学中的理论的重要性（尽管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把它叫作低估都不合适——毋宁说是一种彻底的摒弃）。它还连带着也具有一种把其他学科中的理论的重要性也低估了的倾向。我认为它甚至对各门科学中理论的重要性也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看法。”
炮制一种排斥理论的哲学观就是抛弃哲学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内容，抛弃它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这和建立一种历史观却要否认有可能做出关于过去的有意义的陈述，倒是十分相像。维特根斯坦不仅试图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而且还试图把这种观点和拒绝运用论证的主张结合起来。难怪伯特兰•罗素就这种观点这样写道：“其肯定性的主张在我看来微不足道，其否定性的主张缺乏根据。我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迄今还没有发现什么能使我感兴趣的东西，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整整一个学派的人都能在那些书页上发现了重要的智慧。从心理学上讲，这是令人惊异的。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我很了解，和我的关系很亲密；他是个满腔热情地对苦思苦想上瘾的人，对困难的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他一样，我也觉得那些问题很重要；而且他（起码我是这么想的）具有真正的哲学天才。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与此相反，似乎已经厌倦了严肃的思考，并且发明了一种学说，这学说能够把这样的思想活动弄成没有必要。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个能导致人发懒的学说是正确的。然而，我意识到，我有一种过强的偏见要反对它，因为，如果它是正确的，往好里说，哲学只对词典编纂家有些微的帮助；往坏里说，哲学就成了茶余饭后的消遣”（《我的哲学的发展》，第217-217页）。卡尔•波普尔对罗素的态度公开表示赞同，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现代英国哲学》，第169-177页）。
与罗素和波普尔不同，大部分分析哲学家都不认为自己主要地要努力理解世界、理解非语言的现实——当然，如果他们相信理解我们对语言的用法，就是理解非语言的现实，则另当别论。当他们面对一种具有哲学性质的解释性理论的时候，他们通常的反应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像个管道工似的对它进行检查，而不是热切地、充满同情地、满怀希望地看着它，并从这种理论的角度对自己的经验进行重新反省，以期它有可能深化他们的理解。这就是说，他们不打算依照这种理论是为了什么——即为了就世界的某个方面或就我们对于世界的经验，来启迪我们：他们抛弃了哲学的这个功能——以对它进行评价。他们关心的是，它在概念的表达上是否明确，在逻辑上是否滴水不漏——对那个进行调查就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而且，他们认为做那个就是哲学。他们所认为的一个困难的哲学问题，就是在分析中的一个不易于对付的挑战。他们所认为的一个富有天资的哲学家，就是某个擅长于分析的人。新想法的产生，在他们看来，是不为他们所关心的：那是别人的活儿。当一个见解送上门来的时候，他们也予以拒绝，那态度好像是说，他们或者真的不相信会有这么个玩意儿，或者认为它危险，因此待之以疑心，拒之于门外。人们不难发现，在职业哲学家那里普遍地存在一种被精神分析学家叫作防御性的人格结构：它不接受新观念和新见解，而是要打退它们，别让它们靠过来。
以如此这般的心态，各种形式的分析哲学就设法使自己的研究活动自绝于哲学的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内容；对于那些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分析哲学也不必建立使我们能够深化对它们的理解并对它们提出解决方案的解释性理论。归根到底，那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指控是有效的：分析哲学实际上完全不是哲学，从事分析哲学的人实际上完全不是哲学家。我从几十年的经验中得知，甚至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作为个人的分析哲学家会对哲学的根本问题（我的意思是，比方说，康德的问题）感兴趣，尽管他们当中当然有人有这样的兴趣。也不能假定他们对杰出的哲学家们集中关心那些问题的著作感兴趣，无论他们是很早以前的人物如叔本华，还是我们自己时代的人物如波普尔。目前的职业并不要求他们认真对待自己的学科这一事实，免除了他们不少的麻烦。有一件事最能使一些人把分析哲学当作自己的行当：任何人，只要有才智，也有兴趣，他就能做得了——然而我愿意称之为真正的哲学的那种学问，只有有想法的人才能做得来。
正就是这个原因，那当然就不太可能有一种由真正的哲学家来从事的作为一种完全的职业的哲学，因为有想法的人寥寥无几。在整个西方世界，在每个世纪中，其著作能够引起广泛而持久的兴趣的哲学家，为数不能指望会超过半打。这意味着，一旦哲学变得职业化，那么从事这职业的大多数人，不可避免地就需要做某种并非产生优秀哲学的事情，才能把他们的工作时间打发掉。他们，他们每一个人，要都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实在不可能。他们最明显的选择是教那些具有哲学天赋的人产生的哲学，这是他们大多数人都做过的一项值得一做的工作。但是，他们只限于做这件事，那就只能靠凑巧的机会才能够建立个人声望；如果他们想在职业上获得成功，这倒真是他们需要做的。他们不得不找个路子，好使他们看起来好像也在做些个人的贡献。分析哲学就这个目的来说，太理想了。通过分析哲学，引人注意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你可以做正当时髦的无论什么事情，这样大家早就有了对你的工作予以注意的倾向；或者，你可以在分析哲学的领域中发现一个角落，那儿的工作做了一点或者完全还没做，然后宣布你对这个角落拥有主权。在两种情形中，大家都会注意到你；然后，如果你表现得不错，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青云直上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工作就会取得旨在达到的结果；在那种环境中，没法不把它看作成功——不但是你，而且也在寻求阶进的别人，都会把你的作为，还有你本人，看作成功。
一个类似的问题总是存在的，不管教的是什么——就说艺术、音乐、想象性的写作吧，或者无论什么，哲学也包括在内，创造力都扮演着一种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应被看作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活动？人都不想把学生只训练成对伟大人物的消极的崇拜者。重要的是应该在活动本身中训练他们，训练他们去履行、去生产。然而，就目前所讲的事情的性质而言，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不会自然就特别擅长于这样的活动——一个人板着个面孔，他就没法指望陌生人会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为人师者，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也没有多少人那么擅长创造性活动。有这样一种危险，教师和学生双方都将从各自的日常生活内容的基础上，形成他们的水准。这危险会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他们的水准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么他们将失去他们的活动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生产现有的最好的作品并且消费和欣赏它。事实上他们能够很容易地形成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这种作品只占很小的比例。从这一点推论下去，可以说他们看事物的角度不正，这和一个小学老师的情况相似，他真诚地要他的朋友们相信，他的学生们演出的莎士比亚和“国家剧院”上演的一样好。避免这种对水准的严重然而是普遍的败坏的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现有的最好的东西来教学生，这样，那些最好的东西就成了他们天天与之相处的东西，并对他们形成的水准起到矫正作用。
我刚才所说的话所暗示的这两种方法，描绘了在其中创造性的活动有可能被教会的情况；一个教育机构或大学的系有可能把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推向极端。且看一个哲学之外的例子。一所音乐学院归根结底可以按照其中的一种方法来办学。它可以把大音乐家的作品作为其教学的基本材料，鼓励学生通过模仿来学习：在作曲课上他们可以研究这样的音乐作品，要是他们是学乐器演奏的，他们就可以演奏它。这种方法的长处是，学生沉浸在伟大的音乐作品中，对那些作品中的一些知道得非常好，从中取得他们自己的水准和榜样，并通过它培养自己的技巧。但这种方法的批评者会这样反对：“你们的学院，如果不能说是个殡仪馆，也简直成了个博物馆嘛。你们只演奏死人的音乐。你们年轻人竟成了死人的奴隶，而且你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音乐是一种有生命的、会呼吸的艺术。一个才俊云集的学院应该成为进步的先驱者中的一员，应该置身于音乐行进队伍中的前矛。你们一定得重视还活着的作曲家；还有你们这些年轻的演奏家，一定得演奏同代人的作品。制作音乐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你们还有他们，都应该呼吸实际的改革空气，令人兴奋的新鲜空气。”
这听起来似乎合理，而且很有吸引力。这种辞说，和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为艺术生活和学术生活的现代运动所鼓励的那种态度，关系暧昧，这些运动打算扫除过去，从新开始。因为这个，在我一生经历的大部分时间里，更为传统的研究方式被人们视为是过时的、裹足不前的、对个人的创造力是有害的。然而，更“现代的”方式一被贯彻到实际中，学生们就发现，他们自己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投进了平庸而无趣的音乐中——这自然是因为在一代人中所产生的不过是那么一丁点平庸而无趣的音乐，其中还包括他们自己生产的。他们受了鼓动去作那样的曲子，也去演奏那样的曲子，以最注重实际的方式对这种音乐倍加珍惜。他们当然发现，他们大部分的音乐，在学院之外难得有人听，甚至也没有人对他们正在做的那种事情能够保持长久的兴趣。但这更使他们对一般的音乐爱好者产生了一种轻蔑之感，以为他们不尚冒险、墨守成规、羁绊于过去、唠唠叨叨个不停、连门都不敢出、对活着的音乐家的所作所为缺乏兴趣。这样，一道裂缝出现了，而且这裂缝还将变宽：一边是全日制学音乐的学生，另一边是音乐爱好者。全日制学生心驰六极，却被当时的流行时尚搞得眼花缭乱而且被捆住了手脚，更加起劲地为彼此也为那些赶时髦的人们制作和演奏眼下时髦的音乐。与此同时，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却在继续听他们能够找得到的最好的音乐，不在乎音乐是在什么时候作的，也不在乎那些最时髦的一族会对这样的音乐发什么议论。
一代人之后，其时那些学生正值鼎盛、事业有成。他们将发现年轻时所钟爱的音乐，连他们自己都记不大起来。当他们带着怀旧的情绪，使那种音乐起死回生的时候，别人也不觉得多么有趣。可是，大师们的音乐却一如既往地、也许更经常地被人演奏，为人们所喜爱。别人请他们演奏的仍旧是大师们的音乐。他们将会发现，如果他们还记得起向四周看一眼的话，那些被认为是最现代的音乐学院也不比那些老式的音乐学院，在相同的那段时间里产生过更多或更好的作曲家，那些领导潮流的演奏家也不见得比他们一贯的水平更好些。最糟糕的是，他们得通过用四流水平的音乐来变换花样过日子，做这种事情是喜爱音乐的人想都想不到的。真是这样，热爱伟大音乐的人们现在都得绕着那样的音乐学院走，在那种地方不容易培养起对伟大音乐的爱好。他们得另走一条路，有时多半要靠个人自己在家里研究，
这一番比较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学院哲学的圈子中，都有其相像之处。说哲学并不是搜集来的一大堆书，也不是许多哲学学说的摘要，而是一种活动，因此教授哲学不是让学生去研究过去的伟大哲学家，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搞哲学，学着以哲学的方式来思考，并且与也在以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的当代人交往——这听起来真是堂而皇之。这做法的麻烦是，他们按照这个路子的所作所为，不十分好；他们和当代哲学研究的大部分也没有接触。要是他们通过研究伟大的哲学家的著作来学习如何以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他们本可以学得更多；而且，这种研究在他们的后半辈子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即使在三十年之后，点点滴滴，也如在初次接触一样地启迪人心——然而，如果他们把自己沉浸于碰巧在当时流行的无论什么文字里头，三十年过后，其大部分的东西，连他们自己都不觉得有什么意思了。最糟糕的是，他们那种一直是那样的心智世界，将成为一个被三流货色以及一些朝生暮死的东西所填充起来的世界，而那原本早就可以成为一个富于永恒价值的世界。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所谓比较现代的方法，都大大地恭维和抬举了那些时流中人，因此这些人也几乎铁定地会欣然领受这种恭维和抬举。现代方法怂恿他这么想：在他的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个人正在做的事情，都是真正要紧的事情。现代方法唆使他进行生产，别管作品的质量如何，并为他的产品赋予庄严的价值。他受了这种诱导，相信他和他的同代人站在过去的肩膀上，因此比以前任何人都站得更高——不仅在个人能力方面，而且当然也在理解力方面。因此，他多半会相信，他们的作品，都超过了以前产生的作品。然而，令人不快的真相是，他是个比其他新闻记者较晚出生的新闻记者，一个关于时下热门题目的文章制造者，而那些题目，过个三、五年，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所有这一切，连同对过去的藐视，终将歪曲他看事情的观点，败坏他的水准。他将极其可能完全失去和哲学中堪为真正水准和成就的东西之间的联系；这种水准和成就经受了漫长时间的考验，一直延续到他自己的这一代（无论他能否意识到这一点）。他多半要在当代的一个气泡里了此残生。
我看到这种情况连续发生在几代学人之中，我还在等着看它继续发生。时尚当然将继续变化；作为某些继续着的惯例之基础的潜在假设也将继续变化，虽然变得不是那么频繁。顺便说一句，作为分析哲学基础的那些假设，目前正在经历这种变化。它们已经显而易见地接近了其走红期的末日。因此，分析哲学正在退场。在哲学这个行当中，与它相反的运动正在取得地盘。然而，正如过去一样，这种相反的运动没有采取我希望它采取的形式。我希望看到的是，职业哲学家重新支持哲学，把从世界的最为基本和普遍的特征入手以理解世界作为己任——时间和空间的性质、物质对象和因果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一切和经验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主体的性质以及主体意识、包括它的自我意识的性质；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起源。这样一些任务自然应当以审慎的警觉来完成，这种警觉将留意我们对语言和概念的用法，将重视逻辑和论证的运用；但是，这些东西必须永远一贯作为方法的辅助手段。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活动本身，不该受分析方法的控制，不该受语言的控制，不该受概念的控制，不该受论题的控制。它只能受问题的控制。而那些问题，是现实的一切根本特征——它们困扰着我们的理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如果不诉诸权威和启示，我们就很难看得出来，我们寻求的对那些问题的解答，如何能够一开始就采取具有解释功能的、更深更广的理论形式，以形成超过前人的具有解释力量的观念，而不是一开始就采取其他的形式。这样一种最好的研究方式，和艺术作品不无相似；两者都旨在求真，都试图以那种需要其创作者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非比寻常的独创力的方式——因此需要的即或不是天才，也是极高的天资，来理解并清晰地说明具有根本意义的经验的性质。最优秀的哲学就是这样的，它主要的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活动。当然，当我们面对这种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既挑剔，又欣赏，就像我们面对艺术品一样。但是，分析家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像是音乐学者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像是艺术批评家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正如艺术批评家不是艺术家一样，分析家不是哲学家。
目前正在英美大学里取得地盘的这种哲学，由于分析哲学而付出的代价，大家通常都知道；至少在英国，这个代价就是大陆哲学。大陆哲学是个雨伞般的术语，覆盖着好几个不同的哲学传统以及这些传统中的思潮。从使用这术语的一些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传统和思潮中具有普遍特征的主要的东西，就是，它们不是分析哲学。从更深刻的层次上讲，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崛起于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要不就是在它们的形成期受其影响；这在方式上，与分析哲学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大致上相平行。正如分析哲学家不断地忆起洛克、休谟和霍布斯一样，大陆哲学也不断地忆起尼采、黑格尔和马克思。另外，更加相似的是，和如今的分析哲学家趋向于把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奉为他们二十世纪的杰出祖宗一样，大陆哲学家趋向于把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看作同样级别的人物。大陆哲学，和若干分析哲学流派把科学作为导向，毫无相似之处；和它们如此热衷于数学和逻辑，毫无相似之处，而且（也许是由于这个）和它们如此技术性，毫无相似之处。大陆哲学对弗洛伊德（以及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文学以及当代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更感兴趣。
因为大陆哲学对分析心理学有兴趣，所以它从自弗洛伊德到现今的精神分析传统中的许多领袖人物那里借重不少。因为它对文学有兴趣，在某些形式的大陆哲学和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大量重叠的部分；有些作者在两个方面同样显赫，大学里的文学系对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以及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参考，和哲学系所做的一样多。另外，因为它对当代的社会事态和政治事态感兴趣，它频繁介入一些当代运动，诸如女权主义，一般意义上的对于性别的关注、包括和同性恋有关系的一些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关注反种族主义（这在以前采取的是像反殖民主义一类的形式）。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翻船之前，大陆哲学就普遍地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大陆哲学有相当大的分量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至少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仅从目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来看，或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沉船中打捞一些无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看，大陆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清醒认识一直保有深远的影响。
这些特征，归总起来，为大陆哲学描绘了一幅与分析哲学不相符合的轮廓，个中原因完全不仅仅在于它不曾采取分析方法。分析哲学家们把大陆哲学视为赶时髦，被党派态度迷住了心窍，通常抱有一种左派偏见，政治上稳妥的办事方式就是由这种偏见而产生的。因为这个，还有大陆哲学在分析方面普遍缺乏自我修养，他们把大陆哲学视为荒唐的放纵任性，其最具特色的说话方式是卖弄辞令——这意思是说，他们惯于主张一些命题和观点，却完全不需要像理性论证那样提出充足的论据；他们靠的是混乱和对黑话般的术语的滥用，以及胁迫和偷偷摸摸地诉诸听众的心照不宣的愿望，以此来赢得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与分析哲学家自己的不偏不倚、超然公平的职业标准、与他们要把他们说的一切都说得清楚明白的决心、与他们对有义务使用理性论证的承诺，背道而驰。大陆哲学家曾高声呼吁“承担义务”，但他们这样呼吁的意思是承担起社会理想的义务；然而分析哲学家所承认的唯一的义务，至少就其职业本身的资格来说，只是中正严格地运用逻辑和语言而已。因此，他们有一种鲜明的倾向，把大部分的大陆哲学贬为玩弄辞藻和胡说八道。发表在《思想家》（第156页）一书中的爱尔 （Eire）和我的一段对话，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态度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大陆哲学家，他说道：
他们有更多的话要说——因为他们的话特别多，他们写的书就比别人长。尽管这两派有些很好的哲学家，但那些比较平庸的、除了吹出各种形状不同、色彩灿烂的气球、除了他们呼出的空气之外几乎一无所有。这些气球从这里飘过英吉利海峡转飘过大西洋，你用针一戳，除了易燃性和空气污染之外，天晓得里面还有什么。他们无非能够增加几分热气腾腾的蒸汽——反正人聚在一起你推我搡也就少不了蒸汽，但蒸汽管道接错了地方，尽往人眼镜片上喷就是了。我认为这些人对解决实际问题毫无补益。
马基：换言之，你认为这两种对立的哲学方法势必是虽然五光十色，搬弄辞令，但缺少拿得出手的内容。这部分地是由于它们缺乏逻辑的严密性。
爱尔：严密性是个关键词。
对许多意气用事致力于某项事业的人们来说，缺乏严密性使大陆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诱人的魅力。这种方法允许他们以磅礴的气势和戏剧性的说话方式尽情地发泄，而不必使他们的话符合审慎的理性所提出的起码要求。说什么都成，只要能在话头上把学生镇住就行了，扩大些范围说，只要听众觉得所说的那些东西深奥就行。这就导致了在由黑格尔、谢林和费希特制造的最恶劣的学术惯例中的司铎尊严似的哲学，这哲学却又缺乏像他们那样的内容来做补偿。有些这样的哲学趋向于神谕般的晦涩，似乎是在学舌于尼采、弗洛伊德或马克思，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与他们的品质和风格相比，更不用说和他们的天才相比了。尽管如此，由于不能肯定所说的究竟是些什么，使得人人都有这样一种幻觉：这种哲学理解起来很难，那是因为它深刻；在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上，那些哲学彼此纠结在一起。如果这样的哲学处在学术环境中，它们就可以安然接受这些夸奖，而不必为世事人情或者政治责任劳心伤神了。在学术上具有正直之心的有才华的人们，受过些分析哲学的训练，多半会对此具有免疫力；可是那些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培养的人，习惯了那些也许可以合法地与逻辑的严密性无关的标准，却更易于受感染。如果一个著作家传达出对某种关怀的强烈感情，在表达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修辞力量，那些人就只能由着别人摆布了。
就我自己来说，我反对大陆哲学的大部分理由和分析哲学家的一样。但我得加上一句，我反对它的理由，也形成了我对分析哲学的主要反对意见。大陆哲学已经抛弃了我所认为的哲学的中心任务，即致力于理解存在着的东西（what is）。大陆哲学家的兴趣似乎局限于人类事务的狭小范围，而且即使是这样，也处于极为肤浅的层面上。在多数情况下，这与他们自己的更深刻的信念背道而驰；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我是这么假定的，将会同意，人类是一种微小的区域性现象，最近才来到了一个行星的表面；和整个宇宙相比，它小得无法想象；而且，甚至这一尘行星，在人类出现在它上面之前，已经存在不知若许年了。但是，他们对费劲理解这样一些事情不感兴趣。他们看重的是碰巧在我们近旁的、目前的和短期的人类关怀，把这些事情当成了一切。即使是那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于为他人作注，而不是自己去理解。所有这一切，使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带着一种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报人特色。即使由于应该这么做，我想多半也应该这样做，那么对诸如时间和空间的性质以及似乎包含于时间和空间中的物质这样的宇宙之谜的解答，和经验着的主体的性质也是有着本质关系的；这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涉及人类的结构属性；而大陆哲学家却在较浅的层次上涉及到人类的结构属性；他们是在人们去看精神病医生或去电影院、去投票、去读书、去读报纸的层次上，在滔滔不绝地就文化、社会和政治的话题大发议论的层次上——换句话说，是在朝来夕去的社会上关心的事情的层次上，来写些关于人类的文章的。从哲学这概念上说，那都是琐屑不足道的，够不上严肃思考的层次，只能吸引那些对真正的哲学问题少有或没有兴趣的人。那些人声称是针对一些问题而写文章的，这我倒不反对——事实上（我希望这不用说就能明白）我完全不反对任何人就任何问题来写文章。说到这一点，我自己就写过不少关于这样问题的东西。但是那和哲学的严肃概念少有关系。
尽管它肤浅，或者可能借助于它的肤浅，大陆哲学正在侵袭英语世界的许多大学的教学系，并且接管了那些系。它对文学系也有冲击，它还渗入心理学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以及其他一些专业。在有些地方，大陆思想家们和分析思想家们正在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非常引人注意的是，对大陆哲学感兴趣的许多人，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感过兴趣。两个派别都常常具有某种黑帮心理，其行为方式也和黑帮同样地不可爱——别的不说，对持异见者是威胁恐吓、赶尽杀绝。在我看来，分析哲学广受青睐，这部分地是因为分析方法在哲学中有些参考价值和用处，部分地是因为受它的训练可以说真有教育作用。作为一种心智训练，大陆哲学是反生产的：它教导学生用不可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用死的术语，而不用活的语言；用险怪可疑的方式，而不用简洁明了的方式；用晦涩的方式，而不用清晰的方式——为了花言巧语，抛弃了理性的论证。它起劲地培养他们不要思考，而要造假；在做这样的事情的当口，把他们的思想引入歧途。
然而，对大陆哲学进行抵制的策略，不是把分析哲学拉回来反对它。分析哲学不可救药的空洞——它在清楚阐述任何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或者在阐述对任何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可能答案方面的无能——是容许大陆哲学向前挺进的主要外部因素。唯一有效的抵抗是货真价实的哲学——或者，像在文学研究的一些领域中那样，不屈不挠地坚持表达和回答中的可靠性。在这类事情上，我是个短期的悲观主义者，然而却也是个长期的乐观主义者。大陆哲学将泛滥于各地的哲学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真正的哲学竟会从富有才智的人们所关心的领域中被驱逐出去，这仅仅是因为，善于反思的人们的直接经验，总是使他们面对着一些迫使他们密切关注的哲学问题。
无论如何，我想，把学术上时髦的胡言乱语消灭干净总是不可能的。就我所知，这样的胡闹，只要人类存在它就会存在。它能够满足人类如此众多的强烈欲望，包括过火的情感放纵；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答案——这反过来又使我们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完全精通了那些我们面对的问题，也使我们在那些未得真传的人面前具有一种优越感。真正的思考是艰苦的——不但费力，而且常常难获成功，我们被抛在了一边，满腹的挫折感，觉得我们自己学养不厚、愚蠢无知，更别提别人会怎样对这些败绩大挑眉毛了。向着稳当的方向逃跑，总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也稳当，因为那已经被证明了是稳当的。我们缺乏自信使我们总是趋向于相信，当我们所想的和许多聪明人所说的不一致的时候，对的更有可能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当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创造性的思维只能是个人的，从来不可能是社会的，尽管批评可以是社会的。如果我们不和依赖别人的思想一刀两断，我们就不会有自己的见解或理解。但是，我们会是稳当的，并且也会觉得安全，甚至可能会觉得优越。可是实际上，能够在世界上吃得开的抽象信念，通常并不由于它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