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性”及其“他性”：一种地球观

理查德•特迪曼 著；李伟荣 译

作者简介：理查德•特迪曼现为圣克鲁兹加州大学历史与文学教授，著有《隔离的辩证法：自现实主义者到普鲁斯特法国小说的自我和社会》、《话语/反话语：十八世纪法国的象征抵制的理论与实践》和《过去的现在：现代性与记忆的危机》，现正在做《形体与故事：启蒙运动、后现代性和理论的诸挑战》的研究。译者简介：李伟荣，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

　　在本文中，我想重新探讨长期以来困扰文学与文化理论的主要争论之一，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至少是从前苏格拉底时起，该斗争便长期盘踞在西方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头脑中。这同样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时至今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观念之争已发展为后结构主义的版本，我将考虑并试图批评之。

　　许多个世纪以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冲突成了一个无休止的争论的源泉。该争论已覆盖了一些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可能不能凭名字来提及，甚至其历史都已模糊。考虑到其目前的后现代化身，我认为这段历史会明了。我也认为由启蒙运动造成的这种传统的结构会很清楚地规划方法论上的选择和风险，而今天这些仍会使该争论变得重要并具有争议性。

　　一方面，我试图讨论根植于欧洲启蒙运动中突出观点间的一个决定性的抵制，另一方面根植于当代的抵制。由此将形成一个假设，即该问题当前的结构重新形成，或相反，改变早期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学说的逻辑。毕竟，重组由任何这类学说提出的有效条件和联系的可能不是无限的。但是，我们也得看看别的联系形式。这得考虑由启蒙先驱提出的当代形式的历史起源和多元决定论。由于其合理性、自然、权力和语言的魅力，启蒙运动无可争辩地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讨论，即使这种讨论常以颠覆或否定的方式出现。

　　在此，我的方法哲学味不很浓。更确切地说，我从日常社会生活入手并根植于此。我想从务实的“地球”和概念的“天堂”1来重新解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我将阐明天堂语言太能适应、太有延展性、太容易发生变化以致不能很好地抓住人类存在和行动的某些主要语域的抵制。这些语域构成这个世界的基础。固然，词和其他语言成分能表达这些体验， 但是词汇缺少它们怎样发生和怎样同情人类的关键语域，这种不协调将是我阐述的一个基本主题。

　　我把法国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的作品作为我分析启蒙运动的文本例子，尤其是他的小说《修女》（La Religieuse）。《修女》通常被看作是对君主势力的教会监禁的强烈抗议。在旧政治制度统治期间， 一旦僧侣或修女立誓修行，君主势力就强迫监禁他们在僧侣院或修女院度过余生。他们不能离开僧侣院或不守规矩；从法律上讲，他们的立誓是永久的，不能取消。这是一生的刑罚，它永远把修道院与一个誓约联系起来，而这一誓约也许是他们才16岁时订立的。人类自由的这种任意限制激怒了启蒙思想家。在具有腐蚀性的修道院生活的描述中，狄德罗的《修女》今天仍是启蒙自由论改良主义（libertarian reformism）的经典之一。我将阐明《修女》的内涵远大于此。我将分析这一命题，那就是，除了对任意监禁的抗议，狄德罗的小说还考查并批评了有关语言及其与物质性的关系，而这些思想今天仍然深深地困扰着我们。

　　我的系列论文将他们的反思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放在一起，那就是：形体和故事，物质性和想象，虚构和撒谎，启蒙运动和后现代主义。这些就是我希望能说明对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当代反思的一些问题的两极（polarity）。

　　* * *

　　编造故事是如此容易!

　　——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

　　狄德罗死于1784年。但是他却常使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惊讶。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目前专注的东西神秘地在他的沉思和陈述中得到预示。任何一个他小说的读者都能辨认出有多少叙事实践是狄德罗在他的小说中试验的，而该实践预示了相似的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策略。这种相似不是一种巧合。技术继承和共有问题的双重关系把十八世纪对“语言”、“虚构”和“逼真”的反思和当代对“表征”、“符号学”和“文本性”的关注联系起来。

　　当文化变化时，尤其是当讨论中的变化牵涉到一个基本语域，人们通过该语域理解这个世界时，什么会发生呢？在我汇集的启蒙时期和当代的例子中，表征（representation）的功能正是讨论的语域。

　　在这个现在西方常认为自己生活于其间的虚幻世界里，处理虚构作品的能力对经验来说似乎是本身固有的和不可或缺的，但也并不总是如此。虚构作品（fiction）曾是一个有问题和具有争议的成就。起初，作者和读者与“虚构作品”企图获得的认知和想象的形式作斗争。如果“虚构”成了叙事实践和文化想象的习惯形式，作家和读者中那些最爱动脑子的甚至担心在文化中什么会受到威胁。我想通过考虑对“虚构”这种基本的分离怎样提出（并仍在提出）从形体中分离（detached from bodies）有关语言的问题来讨论这种焦虑。

　　那么，激发我讨论的第一对二元对立就是“物体”和“故事”。索绪尔和结构主义之后，大多数人注意到的是其不可比较性。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不可比较性使得表征成了理论反思中的一个主要的谜。以想象和语言使用为特征的易变性和有形的强物质性相抵触；无阻碍的“想象的飞翔”抵制物质累赘的惯性。由于它们存在的形式如此不连贯，那么我们怎样从事物到达词汇，或又怎样从事物返回到事物呢？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当反思已经强调它们的共同点是多么少时，能指适应所指任务的抵制性质就定义了西方的现代性。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就是一位这样的经典理论家。根据他其中的一个意象，我们可以描绘宫殿，但是我们的词汇提及的石头将永远不会在我们的书页2中和谐相处。马拉美的意象突出了我们的外文本（extra-textual）的物质性经验的复杂性。地图从不会是领土；我们使用的语言在本质上一向与它想指出的或描述的东西相分离。在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中，我们不但日益把这种分离看作是不能逾越的，而且看作是不能合理化的，甚至是无意义的。但是如果词汇不能简单地与事物相联系，我们是否必须完全把它们相互分开呢？我们已经倾向于把裂缝看作是无法连接的深坑，似乎在这些范围内不可能有循环或思考。这种观点已经成为“文本性”的元理论的基础，而在许多西方的文化学科内，“文本性”过去已经控制了文学和文化理论几十年。其象征就是德里达有名的观点――“没有非文本”（"il n’y a pas de hors-texte"）【（“There is no non-text”）或如常译，“文本之外一无所有”(“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3。

　　为了对这种广为提倡的后现代意见提出的不妥协学说作出反应，让我说明我将在此争辩什么。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以来，在西方的文化批评和理论中，我们已经探究了语言和思想的令人愉快的易变性。这样做是有根据的，同时我们公正地获得它。探究本身建立在自由投射的基础上，并促进了投射。而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投射至少在欧美世界是一个普遍的愿望。但在一种理性的问题探求中，这种对思考的思考倾向于把我们对自由的愿望规划成一种思考的简约观。自马克思把对费尔巴哈的如雷贯耳的第十一点命题作为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以来，这个问题肯定不是新的。

　　但是现代性，甚至更不可妥协的是，同后现代性一道没有减少对约束（constraint）的反思，而约束使得自由很艰实现。它们对神秘而有力的束缚（fetters）4的思想自治（autonomy）享有特权，这似乎有些自我放纵。在此，我分析辩证法的另一面，虽然它现在有时几乎没有反响。虽有所指自由游戏的自我庆祝观和语言的广阔播撒，我想说我们需要把注意力重新集中于仍然处于抵制状态的思考、语言和文化中。今天这种观点在西方已经被论证是未经过深思熟虑的。

　　但在启蒙运动时期并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把这一时期提出来作为文化与理性的反结构，而该结构有助于改变我们时代的基本假设的本质。在花了两百年划时代的努力来提出和获得自由（liberation）之后，让我们设法想象怎样才能重新获得约束（constraint）观念并使其再次理论化。

　　在下文中, 我拿狄德罗（Diderot）的小说《修女》验证我的有关虚构性和真理，符号过程，物质性和形体的尝试性的观点。《修女》是一个自分的文本，它由不连贯的几乎可说是矛盾的两部分组成。该小说以自传的方式写就，按推测其第一人称传记叙事由一个逃离修女院的名叫苏珊•西蒙尼（Suzanne Simonin）的修女写成。苏珊对自己在强制的监禁中受苦的叙事并不孤立，因为第二文本以背景或序言的形式伴随着它。这一文本的目的在于解释小说产生的异常境况。小说“序言”原本不是狄德罗写的，而是由他的朋友兼合作者格林男爵（Baron Grimm）写的。该序言发表于1770年3月，早小说十年出版。该序言1770年发表后，狄德罗本人对其进行了至少上十年的改写。然后，它重新出现在从1780年到1782年间苏珊虚构的传记叙事的连载中，在严格意义上我们称该小说为《修女》。

　　《修女》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是个骗局的产物。序言企图对其进行解释。德•克鲁瓦斯马雷侯爵（the Marquis de Croismare）是狄德罗和格林圈子中的一位朋友，在1759年，经济衰退和他对宗教信仰加强之后，他决定离开堕落和奢华的巴黎而回到诺曼底的卡昂。那是他的乡下庄园。巴黎的朋友想念他，就想办法骗他回来。从1760年初开始，他们策划了一个阴谋来达到此目的。他们虚构了一位名叫苏珊•西蒙尼的年轻妇女，假设她逃离了修女院，他们编造了一个有关她的困境的伤心故事。虚构的苏珊哀求侯爵帮助她，把她从修女院救出来，而假设修女院在追捕她，要重新送她回修女院。他们希望这个故事会激起克氏的兴趣以骗他回巴黎。

　　信被寄往克氏在诺曼底的庄园。信据称是由苏珊和在巴黎庇护苏珊的人写的。一切都组织得既复杂又狡诈。克氏似乎完全轻信了由那些友好的同谋者为他捏造的故事。他写往巴黎的信热切地关注着这一事件，这些信也发表在序言中。侯爵尽力敦促不要把苏珊的下落暴露给正在搜寻苏珊的当局。

　　在此进行的是事实和虚拟间的有益的舞蹈。由狄德罗及其友人提出的在其背后绝无形体的虚构投射在“文学”和“物质性”两个领域间放纵地嬉戏。这两者的摆动使得这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一旦我们处于一个替换的诸如符号领域之类的领域，那么无限制的滑动似乎是可能的，并且很难看到此类滑动是怎样被约束或控制的。我们寻求什么是根深蒂固，什么不会无休止地对变换、替换、幻象和歪曲有用。但在语言的世界里，对意义稳定的怀旧永远无法解决。

　　在此意义上，错综复杂的侦探诡计对物质性的顽强恒久性来说是极其矛盾的。在智力工作中，错误的虚构是至关重要的：形体是创造来说谎的（bodies are created to lie）。在小说和戏剧中，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被欺骗，我们让其发生，甚至能欣赏它。另一方面，侦探世界的腐蚀作用取决于一个单方面的隐藏、取决于违背表征的――社会的――契约。参与欺骗的形体因此寻求产生一种自觉产生的错误意识。由于此类实体所有的模糊性，它们如此背叛它们的物化性、如此努力去获得谎言以致使它们自己非形体化而只（nothing but）成为符号，形体的纯粹形式（figures）。

　　这种在物质性和语言间怪诞的摇曳不定就是狄德罗在《修女》中想试验的东西。一方面由于对虚构世界的，另一方面由于对肉体世界奇怪的不一致的承诺，我们可以把小说看作是在限制形体的领域里对语言解放的探究――不但是对能指的解放游戏的探究，而且更是对物质性约束力的探究。这种辩证法能够隐藏在符号性的纯粹庆典中，而在简约的另一端，在天真的或粗俗的现实主义的假直接性中，该庆典是后结构主义的各种学说要促进的。但与这些简约形式对照起来看，狄德罗把事情做得过分了。因此，形体可作为一个特权的存在论，它们不像意义，不能即时被取代。和意义不一样，它们绝对会也必然会死去5（die）。

　　形体（bodies）是我用来指出这种对符号化抵制（resistance to semiotization）的密码。我们可能会同意任何事物都是符号。但是有些事物却抵制地、勉强地拥有其符号性。它们不是轻率地滑入变异，而是似乎会陷入某种重力或惯性的本体论中。它们不漂浮、不自由；反之，它们在约束的物质规定中是脚踏实地的（down），它们拿该约束来定义它们是什么，在由语言可变性比喻得出的反方向把它们跟我们经验的现象学联系起来。

　　语言要求（requires）形体。物质性作为能指的具体特征从根本上进入到了语言之中。语言以形体为基础，它需要由形体产生的精确（being exacting）的特点。但是这种辩证法不是自我强加的概念化过程，人人会失去其踪迹。因此这样的约束形式能漂浮于我们的头脑外。正如后结构主义常提出的那样，这是一种解放，但它也是一种缺失。

　　狄德罗与其同谋者在《修女》中的经验再次断言了一种基本的（如果是平凡的话）观点，即没有文本会告诉你它是否诚实（No text can ever tell you whether it is veridical or not.）。然而如果文本欺骗我们，那么依赖于文本的任何人都可能是文本力量的牺牲品。这不仅对被朋友欺骗的德•克鲁瓦斯马雷侯爵适用，而且对同狄德罗一样的作家也适用。人怎样才能与表征中固有的不确定性绝缘呢？面对文本的欺骗能力，我们努力想象如果没有轮到我们被它使用，那么怎样才能把犯罪者与受害者区别开来，怎样稳定我们使用语言的能力，这类变化的最不稳定因素就产生了。

　　这种颠覆结构至关重要，因为文化依赖于物质的或表征的工具起作用。此类工具总是危险的，因为其手段反过来能背叛我们。任何施事者与任务间的调解都有可能改变它们间关系的确定。这种真理是不稳定的。

　　当真实的人被象虚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对待的时候，变异就位于小说《修女》中产生和由其暴露的文本和社会困惑中。表征世界和真实世界是可分的，这一点似乎很清楚。但文本能让其交叉。正因为此，类似本体论的错误就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伦理的和实际的难题，因为在任何欺骗中都存在残忍的风险；任何虚构作品中疼痛的可能性都是固有的。表征会惹起痛苦（Representations can hurt.）。然而在何处这种施为能力怎样才能产生，在何处并怎样才会有效呢？

　　西方现代主义把我们分离成文本，以致物质的（material）或能指的（referential）世界似乎滑向了不可见的领域。此类外文本的否定或漠视是相似的。然而它使我们对叙事功能的方方面面缺乏判断力，而狄德罗及其他启蒙作家发现他们自己很注意这些方方面面。虚构作品与这些机制一起相互起作用并记录它们。但虚构作品也证明存在于机制本身内部（But fictions also turned to be located at the heart of the mechanisms themselves.）。它们的表征同它们表征的事物不能区别开来。

　　如果启蒙运动者的政治（political）兴趣在于把语言的运用作为工具，把文本的运用作为挤压现实的杠杆，在其所指中他对媒体的涵义肯定不合意。当用来改变世界的假定工具显示它正准备努力暴露和纠正其神秘的内部时，一种离奇的对问题的重新建构就强加给了它自身。更确切地说，尤其是在启蒙时期，叙事不（not）只是有关叙事。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修女》从程式上讲是一个改良主义文本。一种改正一系列特殊的令人震惊的弊端的承诺，也就是对任何立誓修行的人实行敕定的终生监禁构成了小说的主题、背景、行为和叙事结构。然而文本的这些特征与关于语言和叙事的理论上和概念上的成见前后一致，而语言与叙事在狄德罗的小说中处于最显著的地位。正如《修女》的构造那样，自由更象是监禁的缺席。政治并不止于修女院的墙边。通过它们调停的表征和诱发的信仰过程，文本也就包围了机制的内部。而通过该机制，现实可以抵制（resists）变化。由在我们时代熟悉的被文本统治的世界，可以看出社会的这些启蒙结构，这种世界与其说由文本决定倒不如说它们居于其间（living within）。

　　《修女》因此扩展了政治领域，超出了政治权力（political）和法律权力（legal rights）的主题。在其范围内，叙事从名义上改变了它，并把它和社交能力与实践联系在一起。在狄德罗时代，“文学”仍处于形成焦点的过程中。该小说揭示了这一感觉，即文化偏离感和在其模式中的向心感，因为在叙事权力的实践中它开始感知某种有关所有的（all）因素和实践是怎样形成的东西，而所有的因素和实践就决定了社会关系，而不只是由权力的需要来规定。

　　对《修女》的现代解读通常把监禁小说主人公在相继修行的修女院当作法国旧政府的监狱形象，把宗教设施的严格等级及其产生暴力的可能性换喻成旧独裁政府。然而除此类结构外，还有什么会约束个体并限制其自由呢？若我们想象从社会存在中消除这样的不合理的独裁――正如《修女》本身描述苏珊在隆夏修女院（Longchamp）的不幸的短暂停留那样，而该修女院处于一位自称为了修女院中女性福利的仁慈修女院长的管理之下――值得问一问这种权力的人性（humane）结构替换残忍的和非理性的结构中的什么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修女》在启蒙的管理而不是愚昧的管理中提出了一种思想实验，但其实验的结果是不稳定的。

　　隆夏修女院长令人振奋的大度行为的结果是恶性的，因为它缓和了教会监禁的苛刻程度。苏珊远不是由其它的东西而是由其修女院长的仁慈（kindness）所控制，其仁慈诱使她立誓并接受修女生活。就这样，特别仁慈的修女院长“毁了她”（正如苏珊自己说的那样）。那么小说是否能稳定两种文本间的区分，一种象修女院长那样提出忍耐（sustain），而另一种则提出欺骗（deceive）？若不能，意图和结果间的这类不和谐的经验会揭示有关什么与当代语言将怎样被理解和实践有关呢？

　　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和阅读实践使我们变得如此敏感以致任何涉及文学（literature）、写作（writing）的行为或效果似乎本身立即就在我们的意识中处于最显著的位置。叙事自身物质性的此类表征在其内部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元叙事。然而在狄德罗的小说中，此类文学自我意识的文本化有一个非常中心的意义及一个非常能引起混乱的意义。在狄德罗的时代，它不但反映了文学随着自身存在的自我庆祝的魅力，而且更是对叙事逐渐脱离真实形体的矛盾反应。欺骗（deception）正被转换成虚构（fiction）。在《修女》中，文学的建构扰乱了任何虚构能力的简单认可，因为虚构烦扰（worries）着该文本，正如文本能使之可能并维持它。这样，自我吸收的文学与其说通过自我存在的镜象来自我肯定还不如说自我质问和自我颠覆。

　　通过反思叙事和虚构性，《修女》重新构思了一种语言和社会形式的宽泛文本，并且在本质上把它作为政治（political）来实践，即拥有权力来决定真实的生命和约束真实的可能性。不单国家权力的组成和学科暴力的运用，而且词语和表征对有序存在的能力就成了批评的焦点。欺骗（deception）的概念和实践对该小说记录的有关其要素及其文化的功能的反思来说是主要的。

　　如果我们不想失去与物质性影响能力（capacity for material consequence）的联系，欺骗就必须与虚构化区分开来，而该能力总是欺骗的目标。在欺骗中，语言聚焦在物质性影响的生成上。这些事实和此类一致性问题在狄德罗的小说中是根本的。它（根据序言）首先是文本存在的基础。这在苏珊•西蒙尼给德•克鲁瓦斯马雷侯爵的虚构的信中，她对修女生活无所不在的欺骗的分析中是显而易见的。

　　分析了此类伪善的小说章节对语言的脱离内部信念的影响进行了恶意讽刺的分析。在修女院中，修女有意地相互撒谎。这种分析尽管具有破坏性却是相似的。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欺骗间的一致性，也就是谎言得到描述，这正是狄德罗及其朋友对克氏实施的欺骗。通过成为《修女》奇怪的文本处理的重新建构，伪善把对小说自身的表征放回到形体的空间。

　　对于德•克鲁瓦斯马雷侯爵这一神秘化的名义上的受害者而言，其影响当然就没有小说把他们描述成赞成修女院中的新信徒那么有戏剧性。苏珊的叙述谈及对故意被教会势力欺骗的女人的一个显然更灰暗的后果。这些虚妄的描述使得他们发疯（drive them mad）：

　　有一天，我看见那些疯女人中的一个脱离了监禁她的修女院……我从未见过什么东西这么可怕。她凌乱不堪几近裸体；拖着铁链；眼神很疯狂；撕扯着自己的头发；用自己的拳头击打其胸脯；跑着、尖叫着；用最可怕的咒语诅咒着自己和别人；寻找着一个窗户想从中跳出去。我很恐惧，整个身体开始发抖，在这个不幸的人身上我看到自己的命运……

　　在狄德罗透过苏珊的眼睛6描写这疯女人的痛苦，毫无疑问正反映了他的愤怒和感情的突变。该段文字在一节社会改良者们持久而充满激情的表现史中理所当然地占有一席之地。它的目的在于效果；它强烈地想使人信服；它把一种义务具体到文本的物质性语用上。然而怎样才能把产生于修女院的伪善中的这类个体痛苦的根源与《修女》自身的叙事欺骗性区分开来呢？至少我们可以说《修女》冒险在其文本中激起了它在该故事中描述的发疯。它正好实践谎言这一欺骗模式，从而导致了小说中不幸的疯修女的命运。

　　编造故事是如此容易（How easy it is to make up stories），正如狄德罗在其小说《宿命论者雅克》中所写的那样。如果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它被约束着（constrained）。然而一旦语言自身与其物质支柱、与其内在确信或外在真实的联系分离了，那么约束便消失，所有的故事从而成为可能7。在此意义上，小说需要摆脱形体以便显露其虚构的能力。但后者是双刃的。虚构的能力并不是不付出代价就能得到，将其付诸行动则会引起离奇的困惑。

　　狄德罗的小说常常为具体的真理所困扰，甚至当它把自己用欺骗投到语言的表面同一上也是如此。这样，苏珊信中告诉克氏的这位疯修女在其痛苦中有着语言（language）――叙事标记，而这也是其痛苦的原因。在三个内涵的意义中也是如此。第一，她暴露的伪善、别的修女故意向她说谎强烈地与她在修女院中的经历相冲突。此类不一致使她疯狂。第二，由别的修女告诉苏珊的有关邪恶怎样控制这位疯女人的矛盾叙述与苏珊从始至终自己被告知的完全一样。它们限制了这位可怜的受苦女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在欺骗的模式中它们不能被区分。第三，在我认为我们可以预测的方式，而该方式是以有关“写作”的文本自身系统疑问的分析为基础的，正好处于我们上文引用过的谎言的中心，我们把文学（literature）自身虚妄的惩罚当作疯修女痴呆的假定原因：“她读多了腐蚀她头脑的有害的书。”

　　我们不知道被认为应该对疯女人发疯负责的那些书的特征。它们在神学上是异端的，或者它们只是色情小说？不管情况怎样，至少在这儿积极的东西就是，把色情文学作为发狂原因的经典描述。色情文学是典型的物化语言（quintessentially embodied language）。它总是（always）与肉体8（bodies）有联系。类似的批评然后就指定狄德罗小说完成和担心的基本关系。因为我们把形体控制在我们遭遇文本的中心这样一个程度，那么色情文学就作为所有写作的有限例子而存在。名称引起的表征和形体的问题处于狄德罗实践的核心，而审讯是《修女》的核心。

　　唯一可能的任一叙事的保证是由某些物质指涉强加的压力、某些外叙事真实，而它试图对外叙事真实做出反应并与其联系来衡量其表征。相反地，此类指涉性承诺的黯然失色使叙事自由，但也使其漂浮。这种发现就是我讨论的在《修女》中出于欺骗德•克鲁瓦斯马雷侯爵而促成的那个系统对应物。该小说关心的是追踪内在于语言中的不稳定性和解除约束，该约束是叙事赋予任何使用它的人的。但是对于写作的政治和社会有效性存在着此类解放的结果。任何令人不快的实现都关注庆祝叙事解放的狂欢。文本自由了，真理就受苦（truth suffers when texts are free）。

　　如果我们不考虑形体（bodies）的话，那么有关语言的从物质约束中表面解除的实现就不会那么麻烦。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约束，就可以同文本的非物质性进行愉快的嬉戏。然而不管今天我们时代的浪漫史与从形体存在中得到的解放是怎样的关系，狄德罗在18世纪杂乱地担心着肉体和相应而生的政治（politics）的复杂性。在狄德罗的文本中，这就是为什么形体如此显著地、如此诽谤地被一些叙述主题化了。

　　狄德罗为法国大《百科全书》写了一篇名为“欢欣（Jouissance）”〔可译为不同的名称如：“愉快（Pleasure）”、“喜爱（Enjoyment）”、或“高潮（Orgasm）”等等〕的文章，而他本人又是《法国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和组织者。“欢欣”可看作是他对此类问题的思考的象征。 在其形体和肉体性的庆祝中，该文章抓住了启蒙时期哲学思想的主要动力。该文中最能引起共鸣的章节也许是对思考的物质性主张和理智协调的非主权的突出表征：

　　当一个人遭遇同一物种中的另一个，而且是异性时，所有其它需要的经验就停了下来；心在急跳；两股打颤；肉体的图像匆匆滑过脑际；体液的洪流在神经中奔涌，刺激它们，而终之于另一新的感觉，它表现出来，并折磨我们。于是视觉被歪曲，人进入迷狂状态；理智这一本能的奴隶现在就仅为本能服务，于是自然本能得到满足。〔我的译文〕

　　物质性制服认知和肉体性遮覆语言的力量使启蒙运动承诺的对“理性”的理解变复杂了。对狄德罗而言，理性无论多重要都根植于肌体本性和生物学，而肌体本性和生物学（根据该文本）似乎与黑格尔后期理论化的“理智的狡诈”有关。在《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Mirror of Nature）中，理查德•罗蒂煽动性地宣称“如果形体更易于理解，那么没人会想我们自己有理智9。”若我们只是能理解形体（bodies），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对理解（understanding）本身如此困惑。这种观点又促使我们对我们当代的语言控制社会存在的假设引起高度重视。

　　“欢欣”试图重新评价和推进物质性主张。如此一来，面对一个受到强烈压制的国家的政治和神学征服，形体与意义是一致的。但是此类赞成形体的再平衡在《修女》中甚至更值得争论。痛苦与快乐对制服理智有着同样的能力。因此，当在“欢欣”和《修女》中处于中心的经验的特征互不相同时，理性和语言的重新思考并定位及它们与物质性的关系的重新校正很清楚地会集于一点。

　　然而此类对比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复杂的东西。《修女》尤其担心形体抵制表征力量的能力，而“欢欣”庆祝对物质性承诺的共享。想起“欢欣”，我们可说在《修女》中，形体与文本在诱惑（seduction）中很直接地相互影响。当一个文本虚妄地寻求形体的控制或顺从，当它提出一个错误而推定的真实，该真实可信而又虚假、故意的误导时，诱惑就发生了。这就意味着诱惑的主题正好突出了狄德罗在《修女》10中担心的文本之谜。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狄德罗在叙事中分析的语言和文本性的问题呢？“文本性”使我们加入到似乎是无果的回归和一系列可能无穷的重新建构中。而在其中，我们不断发现指涉基础的不在场，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逼真性的出现和真理的表征区别开来。不管多么天真，文本性在我们所处的后现代时期似乎是正统的，我们容易理解此类寻求背后的动因。因为，尽管我们鄙视从19世纪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实践的谴责中继承到的有用性（至少在西方），很难否认语言的功能首先是在特定状况下的具体的个人间能进行工具性交流。假设所有的（all）所指行为与在真实形体和结果的世界中，换句话说，在物质中，与这类最初的语言和社会的决定保持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所指行为是由这样的语言和社会的决定告知的，这样的假设似乎不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语言背后寻找形体。这就是为什么克氏受欺骗的特殊结构似乎给实在性语域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实在性语域可能部分地把我们从无形体的语言包围中解脱出来，在克氏受欺骗的结构中，可确认的具体的人想出有意迷惑别人的虚构叙事来引起一个真实人身上的明显行为效果。然后这可能允许对文本性的播撒和滑动的某个观念，即狄德罗的文本在其实现过程中本身发现了文本性的播撒和滑动，发现它似乎被自己企图牺牲的牺牲所震惊。与后现代文本性的当代西方理论不同，由狄德罗的叙事提出的语言和文本性的联系不是简单地被熔解或废除。反之，按照诊断它们是复杂的（complicated）。的确，狄德罗把他的整个话语政治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上，那就是文本和物质性仍然互相联系和决定着。

　　在物质性和语言间存在着调解关系的另一语域，而启蒙运动持久性地担心着物质性和语言的复杂性，物质性和语言也有助于我们对它们形成新的概念。发展在此浮在神秘地把似乎分离的社会经济和文学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上。所有这些世界是有性别的（gendered）。J.G.A. 普可克（J. G. A. Pocock）对前一个领域有如下主张：

　　在18世纪，对政体和经济、生产和交换新关系的辩论经常等同于对激情和女性原则的新统治。历史给了它们新任务，那就是精炼激情；但也存在使社会变得女人气十足的危险――女人气这一术语的重现不应该被忽视。

　　在这些术语如“爱国者”和“商业人”、“美德”和“礼貌”或“文雅”间的对比是在18世纪上半期期间随着孟德斯鸠（Montesquieu）作为……一个权威的解释者而出现的。 (114)11

　　在文学范畴内，叙事的女性化相对性别、剧中人、对音调的专注和主题来说更少比喻关联。文人发现他们自己被迫想象和表现女人的（women’s）思想和观点。在虚构化的所有行为中，这种异性服装的穿着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蓄意地使同一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滑稽化并使之间离化。那么其不适当性可能作为虚构（fiction）的诊断特征而成立。

　　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狄德罗的修女的话，也是该小说的结尾：“我是个女人，也许有点儿卖弄风情，谁知道呢――但我很本真（naturally），不是做作的结果”(288) 。这句结束语指向超过批评传统已注意的一种困惑。狄德罗作为一个女人（as a woman）写作的意图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写这样一个异常的结束语时是以一种远远超过纯粹的“卖弄风情”的方式，一种丑角的，甚至是过分的反语法的方式写的。克氏的欺骗以一种探究语言能力的愿望开始说假话（mis-represent），作为一个和善的有关说谎的游戏。因此，我们看到一本小说以一种奇怪的选择和赤裸裸的谎言（lie）结束，应该不会感到惊奇。然而狄德罗选择以对“机智”的异议作为结束无疑是精致的。写虚构作品涉及到厚颜无耻。但是在此我们有着自反性的实体化（quintessentialization），一种对于撒谎本身的无理由的谎言，也就是调整了的虚假性。

　　叙事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种假话对应起来。事实上，“文本性”之谜就是文本永不能可靠或可信地保证其精确性，乃至批评其虚假。那么逼真就代替一种作为权宜之计（pis-aller），一种学来的仅次于最好的可能性，有点象我们学着用纸币代替硬币。此种创新表征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其同时产生的模糊性。不论它们及其授权的自由嬉戏，我已试图探究到狄德罗在其小说中专注的根底。沿着所指链不断地抽象下去，使得我们接受对所有的（all）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的抹平（flattening），让它们成了不过是对文本性本身的中性旅行。这一接受过程已变得非常简单，就如在西方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决定去做的那样。

　　然而狄德罗对文本无指涉性的无根据的说法表示怀疑，并因此感到困惑。对他来说，若表征不能说明物质性，那么不可缺少的政治和改革的基础只会冒消失的风险。几十年里，他把巨大的精力投在促进他所处社会的改变上，也就是减少不合理和建立法治。但是他对虚构表征必需的时间和真理的压缩感到不舒适。在他对社会的投射中，有一种东西要求对物质性的拒绝和对承载物质性的时间的执拗进行确认。这是他对唯物主义原则的不懈奉献和探索的涵义之一。

　　唯物主义肯定不是万能药。两千年来，哲学史上形形色色的唯物主义和我们与之对立的唯心主义的任何形式间的最基本的争论之一，就是证明没有无可驳辩的论据存在能加强唯物主义的主张。然而我们能理解狄德罗的唯物主义比任一其它的抽象哲学学说更简单。他提出唯物主义作为对“词语游戏”的一种矫正：作为人类反对拿来控制语言和编造故事的工具的约束――在当代的术语中它看起来非常象后现代主义的“所指的自由游戏”。狄德罗未这样做是因为此类无障碍的顺从和此类语言中的自己嬉戏没有给我们带来反对我们社会、政治甚至生物的存在中的抵制要素。不管我们拿什么范式来规范我们的经验，我们需要获得和交流活生生的真实中的此类抵制要素的基本感受（feel）。

　　我们想看到我们想象世界的变化，的确，我们想很快看到它们。然而小说中我们熟悉的时间变为瞬间，使得此类变化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正如语言与物质世界间的隔阂似乎渐渐变得越来越不可沟通一样。想象因此在其内部有着一种不能简约的、有关其自身功能和效用的欺骗能力。以我们通过该能力来想象变化和规划未来的基本能力，我们怎样才能理解这种语义双关呢？ 现在我们可能沉浸于形形色色的启蒙运动中发现的问题的结构中，以致我们几乎不能想象曾经似乎有替代物。但是若想象被发现不足，那么我们可能也会试图配置其资源来重新想象。不管怎样，这就是我的看法，即狄德罗以程式化的、根本的方法来关注变化的世界中语言的效力，而他又是在叙事中进行探求的。

　　词语似乎可做任何事情，但是它们的自由绝不是绝对的。事物总是与语言相对应（Something always answers language）。即使是狄德罗这样乖张的作家也总是被语域所羁绊，并对其它主体性的关键独立做出反应。甚至当其文本的显而易见的目标是试图压制它们也是如此（如通过他在《修女》这一文本中的努力来“操纵”德•克鲁瓦斯马雷侯爵）。狄德罗小说中的对话的普遍深入使不能简约的反对和论争的结构变得激进，事实上可能带着它走向远至小说中任何地方的不能简约的他性（otherness）表征。

　　一个文本总是记录外在于其局限的东西。它总是被超过它的东西所驱策或折磨。若没有无法控制的外部和物质世界与之争辩并迫使它对其做出反抗，其主张的紧迫性就毫无意义。对话总是言说的根本基础。除非有其他人交谈，除非他们有跟我们比起来不同的（different）事情要说，否则就不会有语言。这是我上面分析的工具性的离奇颠覆的深层意义。其中，作家的文本工具似乎反过来颠覆了我们想象的他们对自身方法所作的控制。

　　因此我们的语言绝不能避开形体。他者（others）总是物质的。因此，我们便是我们自身抑制的企图使他者文本化的文本。那么，象很频繁地发生于狄德罗的叙事中（尤其是在《宿命论者雅克》中）的叙述者与读者间的斗争一样，以胜过漫画的形式而存在，表明了作家对他们越来越多的看不见的、甚至无法想象的读者的批评所怀有的恐惧。就是在此结构中，此类话题代表了在语言中不能简约的控制颠覆无法抑制的力量，因为，尽管有作家权威的幻想，语言却不属于任何人，但又表现任何人。

　　我所讲的物质性（materiality）是约束的结构，该结构解释抵制的这种记录并对任一文本施加压力、反对它。作为不能简约的差异的结果便是如此。我争辩的这种差异激发了每一个说话状况、每一种对语言的使用――无法控制的声音、实践、观点和兴趣，现在文本可能试图使其具体化和中立化。如此一来，便会破坏其自治，防碍其总体的任一可能性。文本代表他性的许多形式。然而由构成“文本性”的约束投射的根本性差异，就是使世界上的符号和物质域相互对立。

　　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影响力的范式把世界看作语言。对世界的非凡洞见从我们把世界语言化中产生。然而对于规范世界的社会和物质过程来说，语言提供了一种不足的范式（But for modeling the world’s social and material processes, language offers an inadequate paradigm）。当我们使用似乎是无重量的词语来描绘这个世界的物质密度，一个关键的不和谐就产生了。词语确实跟事物不一样。然而它们区别的维度是什么呢？正如我所说的，“语言（language）是顺从的，事物（things）是抵制的。12” 但是当抵制构成我们真实的经验时，语言获得它却有困难。若我们要把真实事物的世界之原初重量和社会存在带进我们的表征并通过词语的薄弱之易变性来表达物质的抵制性，那么我们就得与这种范式的失衡作斗争。

　　译者几点说明：

　　1. 本文是特迪曼先生2002年夏天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为“环太平洋暑期文化理论高级研修班”所作的讲演，本人做了本讲演的口译。口译结束后，特迪曼先生表示，如有可能可让我译为中文发表。他回美国后，特意给我写了他的简介。

　　2. 在翻译中，本人对文章和注解做了一些删节。不当之处由本人负责。

　　3. 文中的黑体均为特迪曼先生文中的斜体。

　　【注释】

　　1 “与从天堂降到地球的德意志（唯心主义）的哲学的直接对照中，我们从地球上升到天堂……我们从真实的、活跃的（人类）出发，在其真实的生命过程的基础上，我们展示了意识形态的反映的发展和这种生命过程的回音。”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莫斯科：前进出版社，1976），第42页；翻译修订版。唯我主义――唯心主义的争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中是突出的，在此则是一种象征。

　　2 马拉美，《全集》，亨利•Mondor和G. 让•奥布里主编(巴黎：Gallimard-Pléiade，1945)，第366页。见理查德•特迪曼，《话语/反话语：十八世纪法国的象征抵制的理论与实践》（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5），第288－94页。

　　3 德里达的斜体；我的翻译。引文引自《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巴黎：米纽伊特，1967），第227页（英译本：《文字学》【Of Grammatology】）, 伽雅特丽•C•斯皮瓦克翻译【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4】，第158页）。

　　4 考虑特里•伊格尔顿的谴责：“这……难以理解这种观点（后现代主义）何以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想主义，因为其自由在于区别地阅读这个世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6），第65页。比较弗雷德里克•R•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达勒姆，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第324：“从后现代立场……‘历史的终结’在此只意味着任何事情在继续。”

　　5 在他关于《被窃的信》的讨论会上，拉康深思熟虑地提出了这一观点――若似乎无典型特征的话――思索了形体的执拗。他写道，不像语言－物体的关系，形体的单一物质性是从这一事实产生的，那就是他们不能不支解而存活下去。见拉康《文集I》（1966）。

　　6 狄德罗的姊妹安吉里克就可能是在此描写的受折磨得修女。1748，28岁时她在法国朗格尔的乌尔苏拉修女院死于精神病。（见《狄德罗全集》11：92，n. 16）。

　　7 见理查德•特迪曼，《现在的过去：现代性及其记忆危机》（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3），第290－92页。

　　8 见让•玛丽•古拉默，《禁止的文本：色情文学与十八世纪法国的读者》（费城：宾比西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

　　9 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第239页。

　　10 好不惊奇的是，引诱是《修女》自身显露和逼迫的一个主题。事实上，该词在苏珊•西蒙尼自己的词汇中是突出的（见《狄德罗全集》11：19）。

　　11 关于这些类别的性别化，见J.P.A. 朴科克，《美德、商业和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第117－18页。另见南希•阿姆斯壮，《欲望与家庭虚构：小说的政治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伊丽莎白•H•库克，《书信形体：十八世纪文学共和中的性别和流派》（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玛丽•A•法夫莱，《浪漫通信：女人、政治和文学虚构》（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凯瑟琳•格拉弗，《无人的故事：1670－1820，市场中女作家的消失行动》（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4）；南希•K•米勒，《法国装束：女人、男人和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及政治小说》（纽约：鲁特里奇出版社，1995）。

　　12 特迪曼，《过去的现在》，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