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合

[法]阿兰·巴迪欧

本文选自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哲学宣言》

[法] 阿兰·巴迪欧 著

蓝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按照我的定义，哲学是在思想之中，在规定着我们时代的诸真理的事件性形式之中，对四种类性前提（诗、数元、政治和爱）的共存可能性事实进行构想。一种对哲学的忧虑在于，认为其会对旨在界定过程制阈所需要的自由表现或者作为哲学前提的四种真理程序之间的知识循环形成限制或阻碍。这种阻碍最常见的原因并非其建立了一个共存可能性的空间，通过这个空间，让对时间的思考得到实现。相反，哲学会将其功能转交给一种或另一种前提，将思想整体移交到一种类性程序手中。那么哲学在它自己主宰的要素中运行，并让那种程序受益匪浅。

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情形称之为缝合(suture)。哲学每一次遭受质疑，都适逢哲学将自己与其中的一个前提缝合起来。因此，不允许哲学去建立一个自成一体(suigeneris)的空间，在那里，事件性的命名指明了四种前提的新颖之处在于一种不同于所有这些前提的思想实践之中，描绘和证明了诸前提的共存。因而，也说明了可以勾画出这个时代的诸真理的状态。

阿兰·巴迪欧

19世纪，从黑格尔到尼采，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各种缝合所支配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里，它似乎趋向消逝。那个时期最重要的缝合，是哲学同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的缝合，这种缝合期望科学在自己的基础上勾画出那个时代的真理体系。这种缝合迄今仍然支配着盎格鲁-撒克逊的哲学，尽管它已经声名狼藉。缝合最显著的后果很自然地集中体现在其他的前提地位上。例如，政治前提自身从所有的事件性情形中隐退了，且被还原为一种对自由主义代议制政体的实用性的捍卫。其潜台词以及中心表达事实上就是政治绝不是思想所关心的事情。诗之前提被排除在外，被归档在文化补充之下，或者被当成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爱的前提被忽视了：我赞同让-吕克·南希(Jean ­Luc Nancy)的评论，即美国本质上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多愁善感与性彼此共存着，却唯独牺牲了爱。哲学与科学的缝合进一步将其还原为纯粹分析性的吹毛求疵，其语言要求对术语所有的意思都要穷其心力(fait les frais)弄清楚。这样，自由统治让位于千奇百怪的信念，而这不过是削弱和压制资本主义野性的棉外套而已。

马克思主义所主导的正统形式曾提出一种缝合，即将哲学同政治前提缝合在一起。这个观念隐藏在那篇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称《提纲》）总体上模糊不清的关怀背后，《提纲》宣布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对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在这里，在哲学上，政治被当成在实践中唯一可以构想一般意义体系的能力，哲学注定要导致压迫。那么政治——被马克思等同于真正的历史运动——应当是经验总体化的最高形式。同时，政治消解了其他前提，宣称建立在那种经验之上的哲学与政治同呼吸共命运。就艺术活动而言，我们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挫折非常熟悉，他们无法思考艺术的独特性或尊重艺术的创造力。至于性差异的真理后果，他们让所有东西都从属于“社会主义”清教和精神分析（对我来说，精神分析是唯一在现代试图从爱中提炼出概念的学派）所蔑视的双重神秘化(occultation)。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手稿

对于科学前提，问题比较复杂。马克思和他的后继者们以主流的实证主义缝合的方式，宣称将革命政治提升到科学的层次上。他们坚持认为“历史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与从政治角度而言的历史的征服运动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从一开始，他们将“科学”社会主义同各种版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跨越了两种缝合，即政治的缝合和科学的缝合。此外，对于这种双重的复杂缝合体系，斯大林称之为“哲学”，或者叫作辩证唯物主义。这样做的结果是，所谓的“哲学”在各种怪异的“规律”形式下呈现出来，“辩证法的规律”被含糊其辞地应用到自然和历史之中。

但在最后的分析中，如在“唯物主义”的视野中，科学被打回成技术－历史前提，这种双重缝合最终是在政治的主宰下阐述的，政治自身也可以将科学总体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斯大林打着无产阶级和党的旗号，干预基因学、语言学或相对论物理学的规律。这种情形导致了一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哲学上的无力，在20世纪60年代，路易·阿尔都塞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活力，除了从科学中将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类似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某种东西，以此来颠覆这种双重缝合的阐释之外别无他法。那个时期，在哲学中没有其他缝合的分量，比阿尔都塞所承担的英雄史诗般地将马克思主义回溯到哲学同科学的缝合更显而易见，正如阿尔都塞断定，与政治前提的缝合甚至更有害。与政治缝合操作的代价是坚持让诸如法共(PCF)这样的可疑且荒废掉的组织成为政治的代表，法共再一次禁止思想依靠其本身就可把握政治。在起初的一些成功之后，哲学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事件中搁浅了，这次事件所命名的东西在思想中超越了科学前提的所有领域和所有来源，它粗暴地在法共历史消逝中粉墨登场。

五月风暴

我最后的问题是：如果——或许自黑格尔之后——哲学受到了质疑的威胁，这正是因为哲学把握了同其诸前提缝合的体系，尤其是同科学前提和政治前提的缝合，而这些前提禁止哲学构想各个前提一般的共存可能性。于是，哲学的确失却了时代的事物，失却了我们时代的事物，这强化了哲学自身一败涂地和被捆住手脚的形象。

一些人提出，通过仅同一种类性前提缝合来废弃哲学，而了解到这一点最不容抹杀的标志正是：是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复说道哲学的“系统化形式”是不可能的。在今天，这种反系统化的原理就是系统性的。我记起了在本书开头谈到了利奥塔所给出的，对于今天所有当代法国哲学家——不过，毫无疑问，要除开居伊·拉德罗和克里斯蒂安·让贝——尤其对于被独特性、典型的星丛(constellation)这些在古希腊智者、尼采、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可以找到的概念所启迪的人们来说哲学系统最一般的形式。

如果我们理解的“系统”(système)带有百科全书式的形象，“系统”带有一个中心要旨，或者被某种超级能指所主宰，我会很高兴地承认，现代的去神圣化制止了这一趋向。或许除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之外，回溯起来，哲学真有过这样的雄心壮志吗？如果我们所理解的“有条不紊”(systématicité）正如我们必须做到的那样，是完善地构想哲学的四个前提的先决条件（再说一遍，这绝不需要这些前提的结果被展现出来，或被提及），通过说明其解释规则而进行阐明，那么哲学的本质必然是有条不紊的，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没有哲学家会质疑这一点。此外，这就是为什么对“有条不紊”的拒斥会和我在本书开头所提到的阴郁情感携手并进，一起指出哲学本身是“不可能的”。这就公开说明了哲学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是被某些历史上的缝合体系所阻碍。

我绝不赞同利奥塔对哲学的界定：一种谋求自己统治的话语。至少有两种普世统治，他没有说明是哪一种统治不再具有谈论哲学的理由。第一种统治必须设定其在事件中对诸前提的命名，这样，让对数元、诗、政治革新和二者之爱在概念上同时统一思考成为可能。第二种是过程或严格的范式，这种方式建立起思考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所有的类性程序都可以找到归属并受到欢迎，且必须从其内部来展现这种归属和欢迎。这是用另外的说法说明，如果哲学就其本身而言是有条不紊的，那么哲学只能是解缝的(dé-suturée）。如果反过来说(a contrario)哲学宣布系统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它是被缝合的哲学，一种将思想交付于某个单一前提的哲学。

如果在19世纪及其之后，哲学经历了同政治前提和科学前提的双重缝合，那么就可以完全理解，尤其自尼采之后，试图将哲学同其他前提缝合的企图就会对之产生冲击。艺术正好完全被赋予了这种使命。反实证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试图将哲学交付到诗手中，这种倾向在海德格尔那里达到巅峰。海德格尔一方面将现代科学，另一方面将极权主义国家看成技术的残酷后果，实际上指明了通过与两种主流的缝合积极地解缝，思想才能避免其侵害以获得保障。他所提出的方式并非哲学的方式，在他看来，哲学是在技术之中实现的。这就是以尼采为鼻祖，事实上是柏格森开创的思潮，这一思潮在德国由一些哲学狂热分子的诗人，在法国则是由一些文学崇拜狂（布朗肖、德里达、德勒兹……）所推行，他们将思想的活生生的血肉奉献给艺术前提。在西方，科学为王；在东方，政治为王；而在今天的西欧，哲学试图服侍另外的主人——诗。哲学眼下的情形是扮演着一仆三主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埃曼努尔·列维纳斯(Levinas)①在同他者及其脸与女性的双重对话的名义下，也将哲学变成了第四个前提——爱——的仆从。

埃曼努尔·列维纳斯

我提出，在今天有可能，因此也必须打破所有这些束缚。我所提出的姿态纯粹是哲学的姿态，即解缝的姿态。其主要问题碰巧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即让哲学同诗的前提解缝。实证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至今仍在，但已经僵化。作为缝合，他们纯粹是体制性和经院式的缝合。另一方面，让哲学同诗的缝合，与海德格尔的缝合的强大力量远远没有被消除，事实上，这种缝合甚至从未被考察过。

当哲学丧失了自己领地的时候，当哲学与数元的缝合和与革命政治的缝合风光不再的时候，谁是诗人，他们又在思考着什么？

注释

① 埃曼努尔·列维纳斯(1906一1995)：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1923年进入法国斯特拉堡大学哲学系，开始其哲学生涯。他是最早把德国现象学介绍到法国的哲学家。1928年至1929年，他在德国弗赖堡师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研究现象学，深受两位大师思想的影响而又有所超越。其主要著作有《从存在到存在者》、《（整体与无限：论外在性》、《困难的自由：论犹太教文集》、《塔木德四讲》、《上帝、死亡和时间》等。——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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